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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工人阶级的自由权利与中国工人斗争——从海内外百余人士七一呼吁说起(2010-7-2)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7月 2日 11:26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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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附我四年前声援工人网的某文节选(有所改动)。原文参见“2006年中国工人网被打压事件及海内外声援”(资料目录第19个文件)。



工人阶级的自由权利与中国工人斗争


红草
2010-7-2



2010年7月1日,中国工人研究网的编辑向中华全国总工会递交了海内外100余各界人士的签名呼吁信(以下简称七一呼吁)。该呼吁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给被开除工人复职、重整工会、惩处打人者并保障不被打击报复,同时抗议对声援本田罢工呼吁书的网络封杀,特别是勒令关闭首发此呼吁书的中国工人研究网。七一呼吁的中心指向是重整工会问题,“呼吁全总为工人说话办事”,具体提出三点:企业工会领导班子由会员民选产生,与资方有关人员不准担任工会领导,工会专职干部由会费付薪。

这一事件很自然地引起了工人事业者的深切注视,它深刻地反映了工人的自由权利问题已十分焦灼,而首先又是这些权利:结社自由(真正自我组织的权利)与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网站同时涉及这几个自由,所以姑且合并称之),罢工自由或者说罢工权(开除罢工工人却不受法律惩处,正正说明工人的罢工没有法律保护)。由于对自由权利(或称民权)与工人斗争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左派运动中依然极为混乱、错误多多,但是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各类自由权利(民权)之于工人斗争,就像水之于鱼、阳光空气之于生命一样重要,因而我不妨简要谈谈,也算是在这个夏天的工斗浪潮及工人权利的呼喊,再加上自己的一把推力。


关于结社自由。工人争取独立工会——不可取吗?

近日看台湾毛派网站“批判与再造”转了一个谴责富士康的呼吁书。文前加了个编按,谈此呼吁书谴责资产阶级转嫁经济危机而压榨工人、要求维护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保障劳工权利,然后说:

“相较之下,自由派以其褊狭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在海外媒体上大放厥辞,把工潮裁剪成工人争取‘独立工会’的故事,彷佛这是东欧‘波兰团结工会’ 故事的翻版。两者对问题性质的看法,高下立判。”[1]

这种说法让人看了觉得既奇怪又见怪不怪。见怪不怪是因为这种认识在中国的泛左-毛派圈子里很常见,但认真看又觉得奇怪,因为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让人觉得在神秘地暗示什么,却又不说清楚。除非存在一个等式:争取独立工会=波兰团结工会=资产阶级立场=颠覆社会主义,那么对于这段话就好理解了,但它偏不这样说。

但毛派的这个话,却真的反映了对工人结社权的错误认识。在他们看来,不受“党”(实则一个外在正确权威)控制的独立工会是不可想像的,工人阶级自己是会走歪路的(他们只是没有清楚地说怎么个歪法,只是暗示了“波兰团结工会”)。事实上,波兰团结工会并非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相反,它一开始是普通工人主导的,具有激进左翼政治倾向,在1981年还提出了相当革命的纲领,要求“工人自管”,主张建立巴黎公社式民主。1981年全国戒严的政治高压、波共政权的市场化改革、原技术人员阶层(构成团结工会领导层主要部分)的资产阶级化,以及一系列复杂的演化冲突过程之后,才有了波兰工人阶级的“走歪路”[2]。这样一个过程,是将之看做工人自主解放的历史进程之一曲折环节,还是看做工人没有党领导、组织独立工会必走歪路的典型证明,这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共产主义者毫无疑问应该支持独立工会的诉求,就这一诉求本身来说,它应该是彻底的,决不因为自由派主张了所以就反对。

从主流泛左翼和毛派的绝大多数来看,似乎更能接受改组、重整工会的说法。这次七一呼吁的核心就是要求重整工会,当然这也是顺应之前罢工工人和主流的一致提法。其实,不管(在全总领导下)改组、重整工会也好,争取独立工会也好,对于推动工人结社自由权利,对于增进工人利益和阶级觉悟,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只在于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更适用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改组或新建),在目前看来,也许改组重整工会是更适合的,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大规模群众性斗争爆发时),完全可能涌现一大批新工会。审时度势的结社自由奋斗策略,在后种情况下将具有配合大规模群众斗争的重要意义。

那么,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的真正分歧在哪呢?


从学习韩东方最新讲话精神看:左派与自由派的根本分歧之一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本田罢工发生后,自由派的老牌工运活动家韩东方与中共喉舌的口径空前地不约而同:

韩东方:“此次罢工事件反映出老板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水平很低……中国的体制没有为集体议价提供法律基础”。

党媒体:“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普通工人从经济繁荣中分得的利益最少。四家本田工厂生产线的暂时停工……凸显出,有必要在中国工厂实施有组织的劳工保护。”

两者都抱怨资产阶级给工人的分配少了,主张组织制度上的工人保护。由此,韩先生“得出了务实的结论:劳工权利必须与政治权利分离”——他说:“我正竭尽全力让中国的劳工运动非政治化”。“当一名中国劳工维权人士有意消除集体谈判中的政治因素,而中国官方为罢工者鼓劲,变化显然已在酝酿之中”,国际资本意味复杂地说道。[3]

韩东方的这个态度,比过去都更清楚地表明他所追求的秩序,是一种限于资本主义市场交易范围内的秩序,要使集体议价在法律轨道上稳定运行(劳动力价格这一点直接说明了劳动力的商品性质,而这是资本主义剥削最基础的东西)。甚至更进一步地,韩先生竟谈到了“让中国工运非政治化”,这对他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退让。这当然不只是因为二十多年来自由派无法真正介入国内工运(工运连有效的组织都没有),使前者急于开拓市场,恐怕更因为“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高发,甚至出现风潮,必将影响社会稳定”(最新一期《瞭望》专题报道[4])。自由派工运活动家韩东方,中共舆论,在共同的阶级冲突威胁面前,达成了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阶级团结。既然工运方面都有共识了,那还搞什么“政治化”呢,把话再说白一点:堤防穷鬼造反、建构工人组织体制、维护劳动力“正常”市场买卖秩序,就是韩先生的——也是当前执政者的最大政治,有了这个默契,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只要更“务实”好了。

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却不能只限于“务实”地只考虑一时的物质利益,或者已提出重整工会诉求的,也不能只限于个别的企业,而要至少原则上始终推动全局上的斗争,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至少原则上要彻底地把握住自由权利的诉求,特别是结社自由、罢工自由与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的诉求。这是其一。自由派完全可能为着保证更重要的产权自由(“使资本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抛弃或“折价处理”这些自由权利诉求。而左派第一个讲政治的地方应该在这里,自由派三心二意对待的“政治”(即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左派不仅不应躲闪甚至嘲讽,还要一贯始终追求到底。

其二,左派应使工人看到造成血汗工厂、大量断指和工伤、职业灾病、失业等等一切劳动苦难的根源,正是逐利至上、贪得无厌的资本之本性,正是市场竞争(而且必然不断激烈化)的驱动,正是小撮人的私有财产权凌驾于大多数普罗民众的公共需求之上,一句话,正是这个少数有产阶级统治多数劳动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当左派在推动工人结社自由权时,尽力使工人的直接行动力、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得到发展(至少,不能阻止可能的趋向),使工人斗争尽可能地自觉导向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工人政权)的战略目标。


工人的自由权利——一切利益要通过工人自主斗争
——左派与自由派的根本分歧之二


中国的自由派很早就在为工人的一些重大权利争取“合法性”。21世纪初就写作《论中国的罢工权立法》、为集体谈判权积极鼓吹的常凯,可谓这号人在“体制内”的头号健将,这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劳动法律教授,还是2008年颁行的劳动合同法的决策者之一。

简单出于“良心”“良知”的看法,或者出于孤立的抽象“进步性”的看法,都很容易让许多人认为这些做法总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但是,只有放在无产阶级独立利益与阶级斗争的天平上,才能衡量出这类行为的价值和意义。

左派应当这样考虑问题: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得到那些重要的自由权利,例如罢工权、结社权和出版权等等,是通过等待统治者立法定制来解决,还是依靠工人自己的斗争,在等价于这些诉求的实际斗争中来直接要求统治者的承认、认可?前者很好理解,因为其实我们一直看到了,在阶级斗争还没有直接的胁迫时,统治者已未雨绸缪,做了大量立法、体制、组织上的准备。后者则是指,如果工人要为罢工权而斗争,那么就得在罢工争取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够自觉打出罢工权的诉求;如果工人要为结社权而斗争,那么就以斗争中产生的代表直接成立一个组织、迫使官方认可,或者在改组工会时使之前斗争产生的代表自觉地聚成一个核心,整个地夺取工会改组过程的主导权;如果工人要为出版权而斗争,那么就造成出版的事实并发展、形成、扩大读者群,争得尽可能多的工友的认同,再用既成事实、群众力量逼迫统治者让步、认可。这么一个过程,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说,就叫做先斩后奏。先斩后奏所依靠的却不是蛮干,不是冒进逞能,而是坚定争取自由权利的彻底立场,加上耐心艰苦的群众工作,使得最终由工人自己通过实际行动为这些诉求奋斗。

需要指出的是,工人即使没有想到要争取那些自由权利,但一方面他们客观上受迫于无自由的状态,另一方面当斗争烈度越来越大时,形势必然会逼迫他们大声喊出自己的需求(只是迟早的问题)。而且,当那种大爆发的状态出现时,工人就不单会喊出要求自主工会、罢工、集体谈判协商、出版自由等权利,还会做出大规模瘫痪资本统治秩序、政治权力的直接行动——即使那是不自觉的,也势必造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重大冲击。实际上,最让后者不可容忍的是,在这种准革命状态下,无产者会闯入并占据政治领域,普遍地打破主流统治观念,显示出踢开资产阶级、完全主导社会秩序的现实可能性。至于革命给资本再生产造成的巨大物质损失,那还相对是其次。令资产阶级恐惧的那种工人革命幽灵,才使得改良主义仁人志士们分秒必争地为法制、组织、体制、政治等改革,奔走呼吁出谋划策务实苦干。而左派的立场到此也就出来了:其一,是要首先原则上使一切自由权利,引申开来是工人的一切利益,指望在工人斗争本身行动中得到落实;其二要不断揭批资产阶级在体制内外的各类“良心知识分子”,所鼓吹所作为的实质。


中国工人迫切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今年春末入夏以来,国内媒体对工人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大变化。先是主流媒体及互联网大量报道关于富士康工人跳楼与本田罢工,以及同时间发生的许多罢工运动,正如有左翼分子谈到的,主流舆论抖出了大量工厂管理与阶级冲突的细节,尽管对于工厂和工人斗争的全貌来说仍只是比较表面的,但这在中国特色的主流媒体历史上真可谓空前的。但是,当局一个内部命令下来,全国舆论就都令行禁止了,不仅都噤若寒蝉,而且大面积删除先前的报道,特别是涉及管理和冲突细节的报道都面临了“删无赦”的命运。关于媒体为被压迫者出头代言的神话,还有什么说辞,能比这个事实更好地教育人们呢?我们知道,那些住宅被强拆的市民,那些被大开发商和乡绅地痞夺取土地的农民,那些罢工的工人(这次本田工人就很突出),——都不乏指望媒体的。通过媒体的这个公开戏剧化的转变,抗争工农应该有所反思了。

如果有人把媒体的这种局限性,归结于官僚体制,那就错得离谱了(袒护资本家的自由派总是这样归结问题的)。当局的封杀行为并不简单出于“官本位”考虑,而分明是对阶级冲突的强烈忧虑,而且这种忧虑在六月份的众多主流媒体报道中,通过众多的大小老板、经济学家、学者、大学教授等等人公开地表达出来(这里我就不举例不引用了,因为其实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这类有产谋士警告)。这种忧虑和恐惧,也反映在本文前述的自由派工运活动家韩东方身上,他虽流亡境外,却有与执政者共同的阶级认同(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很明显地是表现出资产阶级在维护自身利益格局和统治秩序时,对捣乱分子带来的巨大风险的集体烦恼心情。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现有媒体也绝对不是某些人想像的,完全是不情愿地被迫低头。在没有激进工运情况下,主流媒体充其量也只是要争取到同样一个以私有制和劳动力“正常”买卖秩序为基础的民主法制空间,主流媒体需要这样的空间来提供它的稳定地盘。更重要的是,主流媒体尽管总是力图发展某一种或多种批判的文化和特色,但是所有这些看似激烈的批判,都以维护资本统治秩序里特定意味的主流文化符号为宗旨,例如“正义”“良知”“良心”(这些已经算是崇高的理想了)。因而当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面临整体上的危机时,这些媒体尽管的确有不乐意,但从他们绝大多数来说是自觉地收起锋芒,因为这样是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

只当一方面统治阶级的危机危及许多媒体从业者(特别是其中的中下阶层)的生计,另方面产生了一个具有工人政权前景的激进工运时,媒体业界才可能有一部分或倾向或投入彻底的工人立场上。但是工人阶级不能坐等静待指望这样的前景,因为工人自己的革命行动才会引发媒体业界的革命化,而不能倒过来。而且,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眼前:就是在当下,工人斗争正在发生(虽然报道少了,但工人绝大多数时候并不因为有媒体报道才反抗的),那么工人如何及时地把声音表达出来,既是为了争取其他工人、其他社会大众的团结奋斗,又是为了更有力地向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例如通过发出抗议的声音,迫使政府等方面催促企业尽快正视和解决问题)。

就这次佛山南海本田罢工落幕后的谈判及工会操作,从6月4日至今,都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整个过程工人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态度,我们看到的都是主流媒体发布的报道,而且都是已经比之前控制得更严密得多的情况,这种报道所表达的工人话语必定是做了精心的选取剪裁,或者加工伪造一番也并非不可能。工人没有自己的媒体,发不出声音,当工人网站试图与工人建立联系时又遭到了有关方面明确的阻击,而今又面临被关闭的局面。这种情况下,中国抗争工人的说话空间已被逼到了更狭小的境地。


※ ※ ※


关于工人发声,出路何在?其实这也是笔者一直苦恼的问题。在上次工人网被打压事件时,笔者曾私下向工人网编辑同志提议,把网站服务器设在香港或欧美;工人网2006年五一重开时是基于台湾服务器,但几年后还是把重心放在了内陆服务器的工人研究网上(台湾服务器上的网站弃之)。网站编辑大概更想出于内陆读者的登陆便利。其实,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工人斗争报道功能的网站有相对独立的重要价值,如果真有比较及时又比较细致的工斗报道,特别是工斗现场报道,那么成千上万的人都会翻墙去看,知道的人多了,又可以很好地使更多抗争工人加入到提供报道的行列中来。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建立深入企业的信息传播网络,需要一批热心者(包括工人自己)首先来做这样的网络,通过设在境外的比较稳定的网站形成示范作用,并充分结合国际工运和国际友人的帮助,或许能够使中国工人的话语空间有所突破。这是一些粗浅的想法。

不过,笔者还认为,左派缺乏对自由权利的一个鲜明彻底的立场(或者,甚至应该说在这个方面,左派是不存在的,就像一位同志说的,毛左把民权斗争的主动权默默让给自由派资产阶级),这种态度还会大大妨碍左派面向全国民众建立信息传播网络的努力。笔者很久以前曾亲身接触过一些接近自由派的普通市民,他们所显示出的热情(并非投机钻营者),使得我能理解为什么自由派的网站对于全国各地的基层抗争常有灵通的消息(相比关注农民和市民抗争,他们很少关注工运,即使这样他们的工斗报道的速度、数量和准确性也超过所有国内左派网站),他们的政治资本并不是完全靠美国人的物质堆起来的,还很大地得益于民众的热忱和冒着危险提供消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跟自由派至少在很多时候比较坚定地支持民众的自由权利有关,相比之下,左派这方面要糟糕得多,或“不存在”,甚至更坏地,还要反对呢,斯毛修正主义的遗毒如此之深,精神世界仿佛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封建时代,令人恶心作呕。左派连多数爱自由的民众的最起码信仰都取不得,又怎么可能在当下艰难高压条件下去拓展全国民众信息网络呢?




[1] 李成瑞等:严厉谴责富士康非人性管理的呼吁书 (2010年6月6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6/160203.html
[2] 《波兰变局》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第10至20章(1992)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polish1980.htm#9
[3] 《中国劳资关系的转折点》,2010年6月4日,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戴维·皮林
[4] 《瞭望》文章:劳资“转型”之痛,2010年第25期。网络集结转载该专题:《我国劳资矛盾高发 有生产无生活成部分工人现状》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6-21/0943205136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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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我四年前声援工人网的某文节选(有所改动)。原文参见“2006年中国工人网被打压事件及海内外声援”(资料目录第19个文件)。


附:


中国工人的言论自由与中国工人网


红草
2006-4-6


我设想在现实中大致会有两种质疑。

其一,有人会说,你说要争取中国工人的言论自由,难道工人网被封了,全中国的工人就没有在网上的言论自由了吗?中国不是也有许多工人的公开的报刊杂志吗?即使不看这些媒体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来争取中国工人的言论自由和其他权利、权益,为什么非得看中国工人网呀?其二,有人会说,你怎么就知道中国工人网是代表广大工人利益的网站呀?

我现在就集中回答这两种最可能存在的质疑。

我作为中国工人网的忠实网友,目睹了从它诞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国工人网刊登了大量关于工人权益受到侵害以及工人群众的维权斗争的消息,这些消息是很难刊登到那些公开的报刊杂志的,别说《工人日报》之类的打着工人招牌的官方报刊,全中国的媒体几乎全都是中共-中宣部严格控制的,你认为官方严格控制的媒体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为什么中国工人网会被官方封杀,难道还不明白吗?我们工人网网友都知道,中国工人网的文章都是经过网站编辑的审查才刊登的,网站编辑甚至对许多时政评论都做了删节。网站所报道的只是真相,而决不是煽动,如果把“反动”的罪名强加在工人网与工人网网友的头上,那就是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诽谤污蔑(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那些庸人就是这样攻击我的,他们说“你这种[声援中国工人网的]行为是‘反动的’”!我当时在他们的围剿下立即起来驳斥这种简单低俗得让人莫名其妙的诽谤,结果其中有人就只好不得不改口了)

在非官方的视野里,民间也有声称代表工人的媒体也刊登与中国工人网类似的报道,但是许多是自由派的媒体。但是我认为对于工人解放事业来说,自由派媒体是要不得的,我的理由如下:

我们知道,自由派在致力于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同时还鼓吹的那套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主张(他们认为要建立“真正彻底的”市场体制和私有制),正是广大中国工人的悲惨境遇的社会经济根源。那种越来越彻底的私有化与各种市场的更趋自由化——即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造成了越来越多人的破产与更加贫困,新自由主义加剧了中国资本与西方资本之间的剧烈竞争,并使资本家牺牲工人的健康、寿命与幸福来赚钱,让工人为资本家火中取栗。同时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工人觉悟到那些祸国殃民的私有化政策是贫困与失业的根源,更有人开始重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具体问题。中国工人急需获得一个发言并分析、思考问题的媒体,急需一种既非传统的官僚专制社会主义又决非私有化市场化的出路,对于这个越来越大的需要,对于新自由主义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变成了一种问题的情况下要真正实现工人翻身解放的事业,民间自由派是束手无策的,他们只有两种办法——用许诺欺骗与空洞的理论论证,以及把问题的焦点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领域——来打消劳动人民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与异议。

自由派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们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他们是无法正视现实的,他们面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以及市场竞争下的无情的失业只能对工人简单地说“这是必然的,你们受苦只因为你们能力智力不如资本家,你们认命吧”,固然,他们能说一套一套的理论大话(但是他们的理论的根基和哲学基础含有根本荒谬的东西)。另外,自由派(从他们的媒体就可以看出来)往往只关心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等),却不敢过早过多地提出他们的经济主张(因为他们也知道工人对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竞争至少会是反感的)。自由派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私有制度、市场竞争所造成的工农的民生问题,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愿去了解: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民主自由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民主自由不能保障自己的就业、收入、经济权益与社会平等,那也是毫无意义的。在自由派恰恰一贯回避或他们表面上认为不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公平领域里,他们的利益恰恰是与大有产者的利益一致的,因为私有化与自由市场化符合大有产者的根本利益,却最终会损害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大众的利益。

所以,中国工人需要一个自己的媒体,它既不代表官方特权的利益,也不代表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代表的利益只能是工人自己的利益,并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前途。

现在还有一些看法没反驳。那就是说,难道工人网被封了,全中国的工人就没有在网上的言论自由了吗?即使不看这些媒体还可以有别的方式来争取中国工人的言论自由和其他权利、权益,为什么非得看中国工人网呀?

这些看法其实片面孤立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仅仅把中国工人网及其被封看做孤立的事件,这是极其狭隘的看法。中国工人网的存在本身就是工人发言权得到实现的整个情况的一部分,而且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工人发言权得到了实现(因为它曾是国内一切合法的工人网站中报道最真实的);而中国工人网被封当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被封就是中国工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发言权受到了损害,你从这个联系的角度去看这个事件,你就能很自然地理解工人网被封的政治意义与全部严重性,否则,你只是将之看做一个孤立的事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然会觉得我是小题大做。既然工人网被封是全体中国工人的网上发言权受损,那么就要求所有关注到这个情况的工人都投入到对工人网的关注与声援、帮助上。

如果像有些人曾提出的(确实有同志这样提过),面对别人的打压而不积极反应,却另寻它路,那么就很自然地总处在一个很被动的状态中。我具体打比方说吧,如果中国工人网被封,而我们没有丝毫反应,那么即使我们再找另外方式(例如办一个刊物杂志),那就会更加受限,而且限制我们的人会更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我们则会更不利、更感到无望,那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是以各种方式来斗争、争取权利呢?还是坐以待毙呢?如果你说要坐以待毙,那我认为这决不是真正的工业无产者的态度,因为大工业的无产者是富有斗争精神的;如果我们自称代表工人,却在工人正需要我们、而只是我们暂时受挫的情况下就妥协甚至坐以待毙,那"自称代表工人"这种话就是虚伪的。你或者会说,要以各种方式来斗争、争取权利?说得好,可是,为什么一开始中国工人网被封的时候你就不去争取、非要到了自己另寻它路结果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争取呢?我已看到,工人网被封后许多工人都发表了抗议并且写了文章,而为什么声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工人解放事业的左翼分子们不能早一点站起来与工人一道去争取工人阶级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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