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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许由:文革、八九民运与工人群众运动(1997年6月)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7日 22:23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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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八九民运与工人群众运动

——从两本书谈起


许由

《先驱》第44期,1997年6月

虽然经过了八九民运的洗礼,不少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到现在还是对群众运动敬而远之,尤其是对工人运动。所以,到今天还有不少所谓海外民运人仕,宁愿把民主希望寄托在中共开明派身上,也不愿意寄托在工人群众身上。这同五四时代起直至六十年代初这段长时期是刚好相反的。那个时候凡是热烈倾向民主的,大多都愿意亲近劳工,甚至主张「劳动神圣」。促成这个突变的,就是文革。

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

文革是中国当代历史中最庞大的群众运动,同时也是令人失望最深的群众运动。不论是红卫兵运动还是工人造反派,结果都不仅没有为中国带来丝毫的民主进步,反而是一场对人民,对知识分子,甚至对官僚来说,都是劫数。文革中的一切丑恶现象,都很自然地同群众运动连系起来。林彪说过,革命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不少人现在就得出相反结论:革命群众运动是天然不合理的。我们这篇文章是就上述课题评述两本书。一本是李逊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一本是华尔德(Andrew Walder)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李逊的《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一书引人注意的是,它可能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文革中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的历史的书。这本书研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兴衰,材料算是很丰富的。可是,作者的整个思想明显太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支配,所以史料虽多,对文革以致对工人造反派的分析却很浅薄。首先,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运动?其次,这次群众运动同过去十七年的群众运动以及中外一般群众运动有甚么分别?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的答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们先谈谈第二个问题。

作者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历次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领导下,自上而下,层层发动,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群众运动的主体是党组织。而文化大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则是抛开了共产党各级组织,由毛泽东直接发出号召,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冲击原有的领导体制。群众运动的主体是自发性的群众组织。」(页4)

文革的群众运动当然同之前十七年的群众运动多少有上述的分别,可是,简单把文革形容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则并不妥当,而且也同「由毛泽东直接发出号召」这个讲法也有矛盾。如果由这位「伟大领袖」发出号召而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也可以叫作自发的群众运动,那我们就无法区别1919年的五四运动、1989年的八九民运同文革的分别了。其实,文革之所以史无前例,不仅在于规模之大,而且在于两点:从萌芽到发展为全国性运动时间异常短促,而且从一开始就以夺权为中心要求。

古今中外多少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最初要求往往都不是夺取权力那么高,而是局部性的要求,尤其是经济要求。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里,工人群众的最初要求不过是和平、土地和面包。一九八九年民运,他们的最初要求也只是局部性政治自由。就算后来提出「打倒李鹏」的口号,也远不是达到夺权的层次。其实,革命群众行动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绝大部份争取局部要求的群众运动都不会发展为革命。从一开始便要夺取政权的群众运动更加少见。不仅一般的生产的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这样,就算是流氓无产阶级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想到革命夺权。革命之所以发生,恰恰不是因为一般劳动人民本来很容易反叛,相反,而是由于深刻的堕性——即使社会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他们仍然力求像过去那样过着受剥削但是是安稳的生活。只是等到危机爆发出来了,统治阶级不能再按过去方式统治了,而劳动人民想按过去的方式生活也绝不可能了,只有那时,即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思考,以及愤激的积累,只有同过去堕性决裂,才会发展出革命运动,才会有胆量有决心打倒当权者。每一次革命都不是偶然事件,但每一次革命都是群众经过长期而痛苦的切身经验与反思才会发生的特殊事件。中国人有句老话,官逼民反。不是统治者腐烂专制到极点,群众都不容易造反,八九民运也多少是这样。相比之下,文革的「造反」、「革命夺权」发生得太轻易了。红卫兵运动也好,上海工总司也好,从一开始便要「炮轰」党委市委之类,而且不久就用武力实践夺权。但那个时候有特别严厉的「官逼」吗?没有。所以,这真是「史无前例」的。

革命的真真假假

之所以会「史无前例」,当然是同毛泽东号召有关。关于毛泽东的号召力有多大,我们不用在此饶舌吧。而且,现在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并不是光在口头上号召,而是在实际上运筹帷幄,直接指派人员(江青、张春桥等)去发动的。自然不是每一步都经过阴谋,但是群众中的任何自发行动,都立即得到毛泽东或他直接指挥的文革小组的响应,在初期尤其是鼓励以及直接参与的响应。李逊这部书在谈到上海工总司的崛起时也用很多材料证明这点。所以,虽然不能说毛泽东直接组织群众,可是,简单说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是「自发」,也是不恰当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个官方说法倒正确得多。文革从头起就是毛泽东利用群众去打倒刘邓派的阴谋。正因为这样,所以,反乎一般群众运动(这里指的是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例如五四运动,而不是1949年之后由中共包办的历次「运动」)的经验,红卫兵与造反派工人一开始就不是提出任何切身的社会经济要求,也不是任何政治自由的要求,而是从头起就要打倒本单位或本地区的党委。之所以要打倒他们,并不是他们怎样剥削人民,而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之造反,并不是造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的反,而是造那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党委的反。凡是读到文革的材料时,你都会有一种感觉:不知道这派与那派之间为什么而斗。正反双方都高举毛泽东思想,都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文革时代所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但从头起那个「一切」是不包括毛泽东的。古往今来实在看不出有像这样古怪的革命的。革命,按其本意,首先意味人民用武力赶跑最高统治者。可是,文革中尽管革命口号最响亮,可是整个发动的目标不是打倒最高统治者,而是为最高统治者打倒不那么听他话的高级官僚。如果这也可以叫作革命,那我们实在无法分辨辛亥革命,法国革命同文革的分别。

文革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常意义的群众运动。那是一次假革命,真反动,即只是毛泽东利用革命口号和天真的群众来达到个人保住权力的目的。文革中的红卫兵及工人造反派,比较像希特勒的冲锋队(实即打手队),而丝毫不像革命群众。作者对这样一个重要而又不算很复杂的问题始终弄不清楚。这个缺陷多少使他这部书材料虽多,却读之无味,因为繁杂的材料并没有统摄在一个正确而鲜明的理论框架中。作者有时连起码的自圆其说也做不到。他强调,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的政治文化素质代表了工人造反派——而工人造反派又代表了上海工人的政治文化结构(即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这些工人造反派根本无法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产生这样的政治代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页69)如果当时整个上海就只有工总司,这样说或许还不致于太离谱。可是,事实上,李逊在这部书就花了许多篇介绍与造反派对立的「保守派」赤卫队。据他说,这个反对造反派,主张拥护当时的上海市委的工人队伍多达八十万人,比王洪文的造反派要大许多。只是后来因为毛泽东支持工总司,所以最后被打垮。垮虽然垮,可是,曾经存在这样一个派本身,就大有文章。至少,李逊下笔的时候就应该想想:究竟哪一派才可代表上海工人阶级呢?是工总司还是赤卫队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呢?可是,作者竟然压根儿没有这样想过,一口咬定那个他认为有很多流氓、官迷、文盲半文盲的工总司领导层才能代表上海工人阶级!这说明了他对工人阶级的偏见是多么深。

这种偏见可以在他有关经济主义的描述那里得到左证。

所谓「经济主义」

一九六六年六月王洪文首先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从此掀起了上海工人两派的斗争。沉寂了多年的上海工人阶级日益抬头,开始提出切身的经济要求。尤其是处于最低层的临时工、合同工以及那些早年因种种原因被迫迁离上海到边疆或农村落户的人。他们纷纷成立组织,要求改善生活待遇:

「住房困难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解决住房;

「革命单身职工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解决职工家属调回上海;

「常住临时户口革命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解决户口问题;

「回乡职工造反司令部」是为了要求返回上海重新进厂工作;」(页281至282)

同时,各厂工人也纷纷要求增加工资或补发各种各样津贴,而且往往成功。这阵风潮之大引起了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警惕,立即出面制止,而且把工人的这些要求打为「经济主义」妖风。

其实,工人的这些要求都是最正当不过的。要知道,从1956年到1967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仅没有上升,而且还下降了。毛泽东的经济冒险主义当然要负最大责任。其次,任何稍有人权意识的人,都不会接受中共那种等同阶级隔离制度的户口制。所以,毛泽东对「经济主义」的镇压根本没有道理。对工人的要求扣上「经济主义」,也只是毛泽东那种滥用名词的作风而已。毛泽东对工人的正当经济要求的压制,恰恰说明,所谓工人造反派,只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一旦这个工具显露出有勃于毛的用心的些微趋势,毛就会不惜一切去镇压住它。这清楚暴露出,被称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那场闹剧,不仅不是革命,也无关文化建设,更不具有无产阶级性。工人一旦企图把无产阶级的正当要求注入文革,就立即被封杀了。整个词组中的三个词汇都用错。但李逊不仅对于官方立场毫无批评,而且,盲目袭用官方套语和逻辑。既然没有起码的独立思考能力,就不难想象,这部对文革反思的书,结果会有什么价值了。

工人为什么参加文革

王洪文的工总司最初只是少数派。王洪文一贴出反对国棉十七厂的党委的大字报的时候,党委立即把王洪文的大字报打为「大毒草」,直指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两派的斗争很快就超越一厂范围,进而把整个上海工人都卷入其中。最初保卫当权派的「赤卫队」占压倒多数,后来,当人们逐渐知道工总司的后台是张春桥、是文革小组,最后是毛泽东的时候,多少数开始逆转了。工总司逐渐成为多数。

对于为什么中学生和大学生那么狂热地参加文革,人们不难找到解释:学生本来就是很容易有不设实际的理想,再加上中共那种个人崇拜的教育,使青年一代把「毛泽东思想」当成自己生存的唯一意义。但是,对于为什么工人那么大规模参加运动(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上述解释就不够恰当了。素来都重视实际利益的工人为什么也变成那么狂热呢?李逊有一段话解释为什么初期那么多任务人起来保卫党委。其实,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般而言,那么多任务人都参加运动:「一九四九年以来,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几乎没有停息过,这一场接一场运动的巨大阴影还未从稍有年纪的人们头脑里抹去。从号召提意见开始,到提意见者被整肃结束,人们一旦掉进阶级斗争的恢恢天纲之中,便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批判造反派来表现自己立场的坚定。在最初围攻造反派的大字报中,有许多人出于义愤,也有许多人出于表态,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他们从十七年的政治经验中得出结论,对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正确与错误的评判标准永远掌握在党的领导干部手中,个人的感觉和判断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只需跟着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的意旨行动,这是最简便最安全的政治选择,即使以后出了错误,也无需由他们个人承担责任。而党的领导干部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反击不力」而被划为右倾者不在少数,他们也失去了政治自信心,凡事宁可「左」三分。」(页144)

在那个一切上纲上线,稍有不慎都有可能被指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岁月,跟随风头成为唯一的生存之道。从文革中「跟紧」一词风行一时就可以看到。

李逊毫无批评地使用中共的术语,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之类。其实,李逊上述的那一番话就足以说明,中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即是专无产阶级的政。工人阶级不要说民主权利,便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甚至是动辄得咎。

华尔德一书的价值,在于通过大量访问让我们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情况。

读完这部书,你就会更明白李逊上述那番话的正确性和李逊有关文革的理论总结的错误所在。

毛时代的企业管理

作者之所以用「新传统主义」来形容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是因为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同传统——实即封建传统——很相似。「『传统』这一概念总是与依附、顺从、任人唯亲等等现象相关联,而同『现代』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是独立、契约、平等一类的观念。」(页11)中国的企业恰恰充满人身依附的关系:

「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页12-13)」

在毛时代的中国,国营企业对工人来说不仅是工作与收入的来源,而且是医疗、住房、退休金、贷款、经济补助、托儿所、食堂甚至子女教育的来源。一般来说,工人生活费用中有三分一来自企业的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分配及补贴。又由于工人没有选择职业、工作单位甚至岗位的自由,所以工人对企业的依附就十足具有工奴特性。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单位,他就变得什么都不是。所以华尔德说工人「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

但一个企业很大,往往有好多个车间(从前港台等地称为工场,即英文workshop)。而工人最直接是受车间主任的统治。

「在共产党社会的工厂里,每天都有大批涉及分配、申请、批准的工作。……车间领导在厂领导之前预先审查工人的住房申请和消费品的分配。他们根据国家的劳工保护条例审批各种福利申请,包括休假、年度探亲假、事假、疗养、特批医药、福利贷款,等等。车间领导还负责给工人作个人评语,向工厂党领导和保卫部门提供信息,批准给工人开旅行证明,对违犯工厂规章制度的行为施以罚款或进行其它方式的惩罚。」(页23-24)

车间同样是一个金字塔式结构,包括了车间主任、工段长与班组长三个层次。从申请探亲、家属分配工作、申请额外票券、申请住房一直到结婚、离婚,通通都要一级级的申请。

无处不在的思想警察

毛时代的企业管理在许多方面都要比苏联荒诞专制得多。所谓思想改造、政治思想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都是苏联老大哥所没有或者很少的。毛泽东专制体制登锋造极之处,就是它不仅要操纵人们的行为,而且要操纵人们的思想。毛泽东成为了最大的思想警察。中共对「思想」的执迷简直无人可比了。有个工人说:

「如果那个工人表现不好,他们就会开展教育工作。这是党组织的任务。在他们看来,如果你思想好的话,表现就会好。如果你表现不好,那么你就一定有甚么思想问题。这样他们就会找这人谈话:有甚么问题吗?家里头有甚么事?还是经济上有困难?下一步就是在班组内对这人展开批评。有各种各样的组织会过来施加压力:工会、共青团、党员、等等。第三步就是扣奖金。」(页117)

「如果某个工人偷了公家材料去给自己打家具或利用上班时间修自行车时给领导抓住了,他就会被当作坏典型在大会上受到干部的批评。在他们自己政治学习班组里,工人们会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你有没有也偷东西?」对此人们会说些类似这样的话:「虽然我没有偷东西,但是我带孩子到厂里洗澡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孩子无权享受国家福利。」我也会说:「我对不起党,因为在工作中我念英文了。虽然我没偷东西,我的思想还是很落后。」另一个人会说:「我觉得自己不好,因为昨天我提早半小时离开车间了,」或是「虽然我没有偷盗国家的财产,我昨天到医务室去假装腿痛,不过是为了拿点酒精。」……有时我们学习先进模范典型,例如王铁人(东北一位工人),「啊,拿自己跟王铁人相比,我就觉得自己有错,不好。」(页119)

工人得到奖励还是惩罚,一方面是看工作技能,但更重要的是看「表现」,而所谓表现,其实就是对「领导」的驯服程度。有人索性把「表现」理解为「领导对你印象的好坏」。在这个情况下,人们被迫要讲假话,不讲也不行:

「在一九六三年,……给了某些积极分子和技术骨干以提级和升工资的机会。……主要的标准,特别是在当事人是党员的情况下,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还有看你是否反对大跃进路线和三面红旗,是否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批作右倾分子,……这都是重要的条件。如果你在上述无论哪个方面有问题,就根本不可能提工资。你得说六一和六二年绝对有足够的食品,不得提出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在一九六三年,这些都包括在决定你的政治思想是否好的因素之中。」(页153-154)

「你不能反对领导的建议,否则就会受批评。但是即使不同意他们的建议你也不能一言不发。如果你不发言的话,组长会点你的名字,对你提出批评」。(页162)

「文革前,工人可以就他们生活上的问题,例如住房、食品、工资等等,向车间工会代表提出意见。也可以趁党支部书记每星期到工人中去两次和大家谈生活问题时提出。不过后来就没有工会了,党支书也出了政治问题。工人生活上有困难没有地方可以提。要提就说是反映了你的资产阶级思想。」(页227)

至于告密系统,不仅有专职的保卫科,而且还有业余的「治安组长」,专门打小报告。几年前说过什么怨言,都可以纪录在案作为日后被整的根据。

工人在一般情况下很难作集体反抗,于是,拿那些「靠拢党」的积极分子来揶揄、嘲笑就成了工人发泄情绪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途径。有个工人这样描述工人对积极分子态度:

「他们将你看作是党组织的奴才走狗,让你感到很孤独。有时积极分子在压力下难过得直哭。工人们对他们处处为难,会对他们说:「马屁精!干吗不让你老婆和支书睡觉?!」等等。有一次我碰到这种情况,那挨骂的人哭了。」(页190)

罪责人人有份?

我们长篇累牍地引述这些访问,是为了说明理应人人都懂的东西:被宣布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实际上只是工奴,甚至连工奴也不如,因为从没听过从前的农奴要经常交代思想。不少工人之狂热地参加文革(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毛泽东的官僚专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赖以自保而已。

可是,我们那位企图深刻反思文革的工人造反运动的李逊,又怎样寻找文革罪责之所在呢?他说:

「如果说,历次政治运动使中国人不得不一次次放弃自我,那么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则是对自我的完全否定。整个民族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人支配,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历史甚至无法对大多数人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因为失去了「自我」的行动主体,已经不具备承担道德责任或历史责任的资格。

无数个零的总和,还是零。」(页213)

为他作序的龙应台立刻把握住这句话的精髓,加以发挥:

「一个民族堕落到只是『无数个零的总合』,那才是灵魂的自我消除。……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绝对不只是上与下的关系——在上当权者迫害在下的善良百姓和老实的知识分子。不,善良百姓往往被此迫害更烈」。

这种论调同八十年代所谓「文化热」的时候同出一辙,即以为中共所造成的一切灾难,不是人性作祟,就是中国文化作祟,结论是,罪责人人有份。文革更好像证明了「罪责人人有份」论,因为许多普通学生与工人及知识分子都干过许多过火的、暴力的行为。可是,问题恰恰不能只看文革,还要看造成文革的那个体制。恰恰是那种全能主义的党专政及个人独裁制度,才造成史无前例的文革。但是,是谁创造了这种制度?是中共。人民对于这种制度既没有明确同意过,也不是没有过批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呜放运动时期。就算在日常生活里,种种隐蔽的批评也大量存在。可是,统统都被中共压了。所以,说什么「整个民族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人支配」,简直是胡说八道。出自一个经历过文革的学者口中,就更加胡涂。在反右之后,人民的所有批评都压碎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更厉害了,可是,一方面,所有后来在文革中被毛打倒的「老干部」,除了彭德怀之外,差不多没有一个公开出来阻止过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尽管他们权力在握。他们个个都是软骨头。把他们之懦弱看成是什么人性使然或中国文化使然是绝无根据的。因为另一方面,文革之中和之后都有普通青年、普通党员起来公开反对四人帮以致毛泽东本人。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可以做得到,为什么那些「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们通通做不到,甚至做相反的东西?把他们的罪责同百姓的「罪责」等量齐观,岂非荒谬?

事实上,李逊那部书的一些材料也反映了工人阶级朴素的一面:

一九六八年夏天,当全国武斗最为严重的时候,毛泽东派遣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大学及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宣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制止武斗,并且负起「领导」职责。自然有一些工宣队头目趁机弄权,但是,李逊告诉我们:由于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不少「朴实的有自知之明的工人,他们宁愿做些与工宣队身份不相符合的琐碎杂务,也不愿意游手好闲,成为进驻单位多余的人。他们通过辛勤劳动来改善自己的尴尬处境。」

「在大多数单位,工宣队员无法进入业务领域,只能做总务,后勤和管理人员的工作,他们整天忙于联系参观,采办器材,维修房屋,甚至打扫卫生这样的琐事。如上海音乐学院一些工宣队员做打字油印和收发文件工作。」(页429-430)

如果要为这些不曾受权力腐化的工人打分,无论如何也不能评为「零」的。分数再低,也一定是一个正数;反之,中共那些高级官员,分数再「高」,也一定只是负数,而不会是零。但重要的还不是工人责任,而是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我倒想知道,李逊要给一党专政及中共本身打什么分?

1997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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