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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考茨基:古代无产者的反抗运动——基督教的蜕变与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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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摘选的是卡尔·考茨基第五章。


第五章 教会组织之演进

一 无产阶级及奴隶
二 共产主义之衰微
三 使徒,先知及教师
四 主教
五 僧院制度
 



一 无产阶级及奴隶

  我们已经晓得在基督教中,有好些因素都是从犹太民族发生的,如一神主义,弥赛亚主义,复活之信仰,敬虔的共产主义等。而犹太人的一部分下层阶级,在这些因素的结合中,很满意地找着了他们的希望和感示的表现。我们又已晓得罗马帝国的整个社会机体,具备着各种条件,它自己——尤其是它的无产阶级的部分——很容易为这些犹太根源的新倾向所感动,不过这些倾向,一当它们服属于一种非犹太环境的势力之下时,它不特不仍和从前一样,效劳于犹太教,而且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以对抗犹太教了。这些倾向,现在混和于正在死亡中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各种运动之内,从耶路撒冷毁灭之前犹太人盛行的民族活泼的精神,摇身一变,而成为其反对面,在一种无助的退让之中,一种沮丧的谄媚之中,一种等候死亡之中,把犹太人的运动冲淡了。


  和思想之领域一同变迁的,教会之组织也大大地变迁。

   最初,它是为一种蓬勃的然而朦胧的共产主义所感示,非难一切私有财产,希望有一种新鲜而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其中,以财产之均分为手段,一切阶级区别,尽应泯灭。


  基督教会在最初的时候,其目的,原是一种战斗的组织,假如我们假设在“福音书”中很多难于解释的地方,都是原始传说之遗痕,这一种假设是真确的话.而这种特点,实和当时犹太民族的历史背境恰相谐合。

  但假如我们假设一种无产阶级的宗派不会和当时一般的革命潮流发生接触,那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无论如何,最初的犹太基督教会,必侵透于革命的期望中,浸透于弥赛亚来临的期望中,浸透于社会提升的期望中。当时对于现状的注意,换一句说,对于实际的日常工作,大抵是鄙弃的。

  但在耶路撒冷灭亡之后,这种情境变化了。对于弥赛亚的教会而提供以一种叛乱的性质的各种因素都失败了。弥赛亚的教会,逐渐成为反犹太的教会了。教会中所包含的非犹太人的无产阶级,既没有斗争的能力,也没有斗争的想望。当教会渐渐成为老去之时候,它逐渐明白,它实在再不能够成全“福音书”中所包含的预言,因为这些预言,说在当时的犹太人,会于生前看见大大的变动。“天国降临地上的信仰,渐渐消失”。本来他们以为天国是从天上降到地上的,现在却以为不然了,他们以为天国纯是在天上的;肉体之复活,现在变为灵魂之永生,只有灵魂才能够体验一切天堂之快乐或地狱之痛苦。

  当将来弥赛亚的希望,渐渐成为非世闻的形式时,政治方面,便成为守旧主义和漠不关心,而对于当前的实际利益,却必然地渐渐成为显著了。


  但因为革命热情的减退,于是实际共产主义自身也经过了某种转变。


  在原始时,它是一种非常热烈然而含糊的希望,要把一切私产,加以毁灭,它希望把一切产业聚合起来而救治他的同志间的贫穷。

  不过我们已经指出基督教和敬虔派不同,因为基督教会的原初性质是城市的,而且以首都大邑的教会为主体,这便造成一种阻碍物,阻碍它们的共产主义的充沛和恒久的发展了。


  在敬虔派中,也像在基督教中一样,其共产主义,原来就是一种消费的共产主义,商品所有者的共产主义。不过消费和生产之在今日的乡村区域中,是仍有密切关系的,而在当日,尤其如此。所谓生产是为私人消费而生产,并不是为交易的;农耕,牧畜,房屋——一切都是紧相密切的。农耕的大量生产,在当日,是很可实行的,而且比之小量生产更为优胜,因为它容许一种更完美的分工和更充分利用各样不同的器具及结构。自然,它由于奴隶劳动的损害,便发生了妨碍。不过即使奴隶制度盛行于大规模的农耕中,而奴隶劳动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方式。我们已经见过大规模的农业的成立,其运用之者,为多数农业家族。在农耕进化开始之时,便是如此。所以敬虔派在旷野中,设立了庞大的半僧侣式的新移民地的时候,大概他们是以家族合作来从事大规模农业的,这种移民地和死海(Dead Sea)旁的移民地相同,柏连尼(Pliny)在其“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第五卷中,说他们“生活于棕榈的社会之中”。


  但是生产之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中,往往是各种社会构造的决定的分子。唯有这种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才有势力,才能持久。

  所以当基督教源起的时候,社会化的及合作化的农耕事业是可能的,但是城市工业的合作,却没有必要的先备的条件。城市工业中的劳动者,不是奴隶,便是自由的家内劳动者。自由劳动者像那些大规模的农业家族,能够创设大规模的事业,我们还前所未闻。奴隶,家内劳动者,负贩者,叫卖商,小店主,流氓无产阶级——这些都是当时城市居民的下层阶级,而共产主义的倾向便在其中发生起来。但是这些分子却不能够把商品的共同占有扩展而为一种共同生产的机能。一般的情况只遗留一种消费的团体。而且这种团体,其最主要的,还不过是共同用膳一事。在基督教的发源地,也像在意大利的南部和中部一样,衣服和居室,并不是重要的东西。所以就像敬虔派那么彻底的共产主义也不须设立一种公衣的制度。从衣服方面说来,私产似乎是很显然的。在城市中共同居住的还有别一些的困难,因为商店中的各种职业不同的同志,散居于城中各个地段,而且又因为早代基督教的时候,已经有地产之投机事业,把大城市中之屋宇价值,抬得极高。因为没有交通的便利,于是便把大城市中之人口,奋集在一个小小的地点中,而且令到这种地点之所有主,成为它的住客的绝对主人,这些住客便要被人加以可怕之剥夺。房屋之建筑,高入云霄,成为建筑师的技术表现;在罗马,它们之高度是七层或在七层以上;屋租达到惊人的价格。不动产的利益便成为当时资本家投资之最有利的形式,在罗马共和政体所产生之三头执政中,特别是革拉苏(Crasseus)的财富,便是从这种投机事业得来的。


  所以,大城市中之无产阶级决不能够在这种情境中,从事斗争;并且,这样便令他们不能采用公同住所的制度。更有一层,因为罗马大帝之猜疑的性质,所以,基督教会除了是秘密集会之外,便不能存在了。而公同住所,却是很容易令它的组织被人发见的。

  由此,基督教会,除了以公同膳事作为表现之外,便不能够有为大多数会众而设的一种永久而普遍的形式了。


  几本“福音书”中,描写“天国”,将来的国家,也只是一种公同的用膳;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快乐的希望;这种福祉,确是存在于早期基督教徒的脑中的。


  这种形式,实际共产主义的形式,在自由无产阶级中,虽属重要,但对于奴隶,其意义便较小了,因为他们常是他们主人家内之一部分,他们有他们桌上的膳事,虽然是非常节俭,但这是实在的情形。只有少数之奴隶是住在他们主人家宅之外的,例如那些专看管在城市中设置之商店,而售卖他们主人之乡村产品的奴隶。


  对于奴隶群众们,将来弥赛亚之希望,一般福祉的国家的希望,是非常吸引其注意的,这种希望之吸引其注意,比之实际的共产主义重要得多,因为这种共产主义的实践,当他们仍是奴隶时,其实现于形式中的价值,是很小的。


  我们不晓得第一代基督教徒对于奴隶的态度是怎样的。至于敬虔派便反对奴隶的使用,这在上面,已经看见了。菲罗之言如下述:

  “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奴隶,一切都是自由人,彼此互相合作。他们以为奴隶之所有者,不特不公义,还且破坏人类的敬虔心,又是一种无神的态度,破坏自然律,因为自然律是早已规定一切人类应当平等……如兄弟一般的了。”

  大抵耶路撒冷的弥赛亚教会的无产阶级,其思想是与上述相同的。

  但是社会革命之期望,跟着耶路撒冷之毁灭,一同消灭了。基督教会中之代表者便很焦急地注意,切不要引申对于在上者权力的仇视之猜疑,他们也必然地企望和缓那些加入他们队伍中的背叛奴隶的热情。


  举例言之,保罗致哥罗西人(Colossians)书信的著作者——这本书的扩大的编集,大抵在于第二世纪,而且或是该时的一种伪作品——对于奴隶,便有下面之陈请: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欢喜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上帝。”(第三章,第二二节)

  又“圣彼得第一封信”(Frist Epistle of Saint Peter,也是“新约圣经”中的一卷——译注)——这卷书之编集时间,大抵在图拉仁(Trojan)时代——更用明白的话,说道:


  “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①。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你们若因犯罪而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来,是可喜爱的。”(“彼得第一封信”第二章,第一八——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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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乖僻”之希腊原文为“Εκολδξ”,其意义包含“不公正”,“奸诈”,“恶意”。所以路德便把它译为很温柔的一个字:“乖僻”(die wunderl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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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第二世纪开始的基督徒机会主义还以为基督徒之全人,蓄养他们教会中之兄弟为奴隶,也是适当的事情,这可由保罗寄提摩太(Timothy)的书信中,得获证据:


  “凡在軏下作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上帝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意服事他,因为得服事的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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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第六章,第一二两节。“益处”,希腊原文作αγαπητοι,其意义为”公同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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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若以为基督教反对奴隶制度,这种假设是最错误不过的;恰巧相反,它反给奴隶制度以新的支持。在上古的时代,奴隶只以“敬畏”而安于其位。但到基督教,则竟以一种“道德之责任”,以加强奴隶之盲目的服从,欢欣喜乐地做奴隶去。

  基督教,最少在其消失了革命性质的时候,再不对于奴隶给以自由的希望了,而其实际的共产主义也很少有包含奴隶的利益。其对于奴隶仍旧有吸引力者,完全是在于“在上帝之前,一切平等”而已,换一句说,在教会中,每一个同志,都有平等权,假如奴隶也是教会中的一个会员,则在公同用膳之时,他也可以坐在他的主人之侧而用膳。

  有一个原来是基督徒自由人之一个信基督教的奴隶名加利多斯(Callistus),后来成为罗马城的主教(纪元后二一七年到二二二年)。

  就是这种平等的形式,在后来不久,也没有什么奇怪了。读者应该记忆自由无产阶级和奴隶的地位是怎样地相近,在奴隶分子中,会产出几许无产者,但在另一方面,则帝国家族中之奴隶又能够得获国家中的崇高位置,并且常常为贵族所谄谀。


  假如基督教虽有它的共产主义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情绪,仍不能消灭其范围内之奴隶制度,则在上古的“异邦”中,虽然从其整体看来是反对奴隶制度的,又虽然它的伦理学往往和生产方式互生关系,然奴隶制度,仍有它的很坚固的基础。所以弥赛亚教会中所宣布的爱邻,博爱,上帝前之一切平等,其对于奴隶制度之矛盾,比之美国独立宣言中之“人权”,更为厉害了。基督教在其出发点,是纯粹一种自由无产阶级的宗教,然而,在上古时代,虽然无产阶级和奴隶是非常接近的,但两种阶级之利益,却仍旧大有区别。


  从其开始的时候,自由无产阶级,在基督教会中,已成为一种大多数,所以便制止奴隶利益在教会中找得一种充分的表现。这样,教会自然对于奴隶的吸引力,比之对于自由无产阶级的吸引力为少,并且更增加自由无产阶级在教会中的势力。


  经济之革命也在同一方向进行。当时基督教会中的革命因素,正受了一种极大的打击,这就是说,耶路撒冷之灭亡,然而罗马帝国,也开始一个新时代,一种普遍和平,国内和平,同时在某种限度上的国际和平的时代,也在开始,因为罗马帝国之在当时,早已失去它的开疆辟土之能力了。不过战争,国内战争和帝国战争,原先是得获廉价奴隶之手段;这种情形,现在却已消灭了。奴隶之身价渐贵了,数量渐少了;奴隶之运用,再不能继续供给了;在农耕方面,以农业之殖民(coloni)为之替代,在城市工业方面,则以自由劳动者为之替代。奴隶渐渐不再为必需品的产生者,而成为奢侈品之产生者了。于是那时奴隶之主要功能,在于为大人权贵之个人的服役。奴隶之精神和仆从之精神,渐渐便变为异名同实的东西了。


  奴隶和自由无产阶级的对抗,因为奴隶数目之日渐减少,而大城市中自由无产阶级的数目,日渐增多——这种事实而更加尖锐。这两种趋势都令到基督教会中之奴隶分子,渐被抛弃于外面。所以,到了后来,基督教完全不保障奴隶之利益,这是毫不足怪的事情了。

  假如我们把基督教当为某种阶级利益的沉淀物,则这种演进是很容易了解的;但假如把基督教只当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构造,那便不可能了解了。因为从基督教的基础主张而发生的逻辑发展言之,它应该发生奴隶制度之消灭的结果;然而当阶级利益执行决定的时候,逻辑的力量便决不能够运用于一般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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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产主义之衰微


  奴隶制度之认许,把共同财产限止于公共用膳的趋势——这些还不是基督教会努力实践它的共产主义热望的妨碍物。


  这些热望要求每一个教会中的成员,把他的一切财产售去,而将其代价,尽放在教会之中,以分配给它的各个成员。


  很容易晓得,从开始时,这一种实践便不能够运用在一个大规模上了。因为我们必须假设,至少,也要有社会中的一半人是非信徒,否则便没有一个人买信徒所卖出的一切对产了。并且,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信徒所必需的粮食卖给信徒了。


  假如信徒的生活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配,那就必须要有充分数目的非信徒,用以产生信徒之必需品。然而就在后举之一个情境中,这种制度还是要消灭的,一自一切信徒出售了一切财产,平分消费之后,它还是要毁灭的。自然,到那个时候,弥赛亚便会从云端降下,而且救治一切“肉体”的罪恶吗?


  然而这种考问,永没有答复之时候。


  在早期之教会中,能够有多少值钱的东西,贩卖出去,而将其所得,分给会众——这种教会中成员的数目,确实不多。他们决不能依此而生活。他们只能够由每一个信徒,把他日常所得的工值,贡献教会,他们的教会,才能有恒久的收入。假如会友并不全是乞丐或负物的苦力,他们如果能够获得工钱的,必须拥有些少的产业,这种产业,就例如纺织,陶器,或镕冶的“生产手段”,又或是小店主及负贩者之“货物”。


  在上述的情境之中,教会决不能仿效敬虔派一样,设立特殊之商店以生产它自己的必需品;它不能够脱离开商品生产及私人生产的领域,所以,它虽然有共产主义的热望,然而它不能不认许生产手段及商品之私产制度。


  不过,既然承认私人生产,则和这种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之私人房宅,也要认许了,所以,他们虽然公共用膳,然而也要认许简单的家庭及一夫一妻的制度。


  因而,共产主义倾向的实际结果,只是公膳制度。然而公膳制度不应当就是它们唯一的效果,因为无产阶级要互相联合起来,由于他们联合的努力,因以减少他们之不幸。当他们被困在一种完全十足的共产主义的妨碍时,他们便晓得应该有扩展他们救济工作的义务,而这种救济的工作,就是对于那些在灾难中的个人的帮助。

  所以,基督教会与教会之间,是互相关连的。一个会友,从别一个城市来,假如他愿意在这一个城市中逗留,那个教会便要给他工作;又假如他愿意再继续旅行,教会也得给他少许盘费。

  假如一个会友病了,教会要看顾他料理他。假如他死了,教会要用公款殡葬他,照顾他的孤儿寡妇;假如他被囚在狱中——这是往往遇着的——教会也得给以安慰和帮助。


  所以,基督教无产阶级的组织便创造一种责任的制度,大约和近代国家之保险制度相对当。在几本“福音书”中,这就是一个人为到达其永存生活的互相保险制度的遵守。当弥赛亚来临时,他会把人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可以分有未来天国及永存生命的荣耀的,而其它一类,则决定要受永久之处罚。前一项则称为绵羊,君王会对他们说道: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正义的人回答说,他们并没有对他做过这些事情。“君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马太福音书”第二五章,第三四节及四○节。)

  他们的公膳制度及其互相救济,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中,都是基督教会中之最巩固的联系,永久地把它的群众,牢牢团结起来。

  不过,很明显地,由于这种互济的实行,便发展着一种力量,把原始共产主义的热望,减弱其势力,而且把它抛弃了。


  当弥赛亚以一切光荣而降临之希望渐渐减少,当教会渐渐相信必须积有财产,以实行救济之任务时,无产阶级性质之在基督教宣传中,便毁坏了。由是,教会便逐渐接收那些积聚金钱可以运用的富者为会友。


  教会愈加需要金钱,则宣传者之工作,愈加审慎,要说明财富的赞助者的一切世上财货,全是空虚,以世上的财货和永生的福祉,加以比较,则前者毫不足道,假如他们能把他们自己的财产抛弃,则他们自能得获这种永生的福祉。他们宣传于一般志气消沉的当时,尤其宣传于财富者阶级中,大有效果。很多富人在其青年浪费之后,心中都充满着对于一切愉乐和一切愉乐的手段之嫌弃。把一切关于金钱之感觉都竭尽了,而只遗留一种唯一的感觉,这就是贫穷的感觉。

  一直降到中世纪,我们还可以常常见着,有些富人,把自己一切财产,施舍给贫人,而自愿过乞丐式的生活,在这种情形中,大多数都是已经充分享受了世界的一切愉乐,于是便完全厌恶这些愉乐的人。

  不过,这些富人,其数仍不算多,不能够常常供给教会的需要。由于帝国之日渐加增的困苦,由于教会内流氓无产阶级之日渐加增的数目,于是便不得不以富人为会友的补充者,因以供给教会里的用费,因为流氓无产阶级,不特不能够劳苦地获得他们的面包,而且他们是不会获得的,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够对于教会,为财富的帮助了。

  等到富人撒手离世的时候,如要他把一切财产捐弃,专为救济贫人的目的,必然比要他在生前捐赠,更为容易。没有儿女的家庭,是很普遍的;家庭的柬缚也很脆弱;愿意把财产遗赠给亲戚,往往是很少见的。从另方面言,一个人的人格趣味,已经发展到一个崇高点上,其中,自然包含有一种死后的永存生活,快乐生活的希望了。

  基督教的教义是很容易适合这种希望的满足的,而且对于富人得获永生的福祉,还有一条简便的方法,完全没有什么困难,这就是等到他死后,才捐弃他的财产,他在那个时候,自然无所需用于财产了。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很无用处的财产的捐弃,便可以买得永生的拯救了。


  于是基督教之宣传者,便把那些年青而热情的贵族之已经厌弃他们曾经经过的生活者,捕捉着了;他们又用地狱之刑罚的恐惧来捕捉那些精力衰竭的老年人。所以一种关于遗产的隐秘的操纵便成为基督教会宣传者之一种欢喜应用的方法,因为教会之胃口,甚为强大,必要有多量之粮食,方能充满其饕餮。


  但在教会之最初几个世纪中,富人遗赠之供给,大概仍是不多的,尤其是因为教会尚未脱离秘密的组织,不能够成为一个法人,所以便不能够直接承受他人之遗产。


  教会便不得不努力,要以富人为补充,在他们生前,便以财富供给教会,虽然他们还不能够严厉地实行耶稣的训令,把他们一切财富,分给贫人。当时还没有积集财富而成为生产方式之一种重要部分,所以富人之一种普通的特性,就是慷慨大量。这种大量,便能够供给教会以一种利益,而组成教会之一种永久的收入的来源,只要教会能够领导富人,对于教会,发生兴味和同情,便能办到。教会愈不是斗争之组织,便愈注意于济贫的事业,而教会中之论调,原始无产阶级憎恨富人的论调,便愈为柔弱无力,于是富人也觉得教会和家庭一样了,虽然他们仍然拥有他们的财富,而且死死紧执着他们的财产而不放。


  教会中的人生观——反对古代的多神,一神主义之主张,复活的信仰,弥赛亚的希望——这些东西,我们已经晓得是和当时之一般倾向相谐合的,所以,便令到当时的上流阶级,对于基督教之教义,表示同情。


  但在另一方面,富人眼见着群众之痛苦日渐增加,所以便想设法减少这些痛苦,其方法就是他们所表现的济贫的工作。因为这种不幸是波及整个社会的。这种事实,便令到基督教的组织,和他们的观点,更为谐合了。


  最后,基督教会之中同时发生一种通俗性的想望,最少,在那些教会已得了一大部分人口信仰的地方,是流行着这种通俗性的。

  所以,基督教会,渐渐便吸引那些原本是不会有非世间性和失望的富人之注意,他们本来是没有为永久谴责或死亡之恐惧所驱策,而不得不应许捐弃他们的财产的。


  但要把富人加入于教会之中,教会的性质便应该根本变化,对于富人的阶级憎恨,要抛弃了。


  教会中无产阶级的斗争性质,为这种吸引富人和对于富人的让步的计划所损害了。这在我们读使徒雅各写给犹太十二支派的散处的民族之信札,便可以了然了,该书作于纪元后第二世纪的中叶,我们在本书前面,已经述过了。雅各警诫会友以如下的话:“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污秽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贫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么?……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雅各书”第二章,第二——九节)

  于是他又进一步,攻击那些单从理论方面信仰教义的富人而不肯牺性他们的金钱者: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你么?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罢,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但你们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第二章,第一四至一七节。)

  当然教会的基础不会为这种对于富人的考虑而改变;它的基础,在理论方面及实际方面,都仍和以前一样,并未改变。不过以前的会友责任,是全舍所有,献给公众,现在则只自愿地贡课给教会以租税,而且常常是一种微小的赠与而已。


  比较“雅各书”更后的,则为大达利安(Tertullian)的“护教学”(Apliogetics)一书,大达利安书著作之时代,或者是由纪元后一五〇到一六〇年左右。在这一种文献中,也描写当时教会之组织:

  “虽然教会中还有一部分的公共财产,但这并不是由于一种例定的会费积成的,因为我们之结合是由于我们的信仰的。我们每人都在每月的一日,把小数的金钱捐纳教会,或任由会友所欢喜的时间,也可以;不过最必要的,是他之愿意和他之可能,因为这不是强迫的,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按着自由意志而输纳。这些都像从前一样,是敬虔之贮蓄物。这些金钱并不用之于筵席和狂饮,或浪费的食物店之中,它的用途,是喂养和埋葬贫人,料理那些既无父母又无金钱的儿童,帮助那些穷途无归的鳏寡耄老,和那些遇着覆舟之险的群众,与乎要在矿坑,或放逐孤岛,或投诸囚狱的群众——他们由于上帝教会的友谊的缘故而遇着不幸及困难,因为他们悔改,他们便继续得有这种权利了。”

  大达利安更进一步,说道:“我们是自觉的精神联合的人,对于物品公有这一层,是没有困难的;在我们之中,一切都为公有,除了我们的妻子之外;倘若在实行别种方法的地方,公有的制度便停止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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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赫尔匿克(Harnack):“最初三世纪的基督教之广布”(The Expansion of Chrie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伦敦及纽约版,一九〇四至一九○六年,第一卷,第一八九——一九○页,又比较普夫来得勒(Pfleideter)的“原始基督教”(Primitive Christianity),第一卷,第四七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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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共产主义只留存在理论方面,而在实际方面,则其实施之严酷性已经软弱得多了。不过,教会的原始性质,原来是完全采取无产阶级的条件的,现在因为对于富人的重视,便在不知不觉之间改变了。这种接纳富人为会员的各种因素,不特和教会中的阶级憎恨相斗争,还且令到教会之中,有好多方面的内部应用都改变了。

  虽然共产主义已经渐渐衰弱无力,但公膳这一种事情,仍旧留存,当为连结一切会员之最强有力之约束。济贫的设施,现在只限于会员所遭遇到的某种特殊情境之灾祸。然而公共膳事是能够满足每一个会员的日常需要的。这种公膳为全教会之教友所参加;这是一种中心工作,其它一切教会中的生活便环绕着它。


  不过,在富人的会员看来,公共用膳,其重要性也不过是吃东西而已。他们在家中,有美酒,有好肉。教会里那些简单而且常常是粗鄙不堪的食物,对于这些富人的吹毛求疵的味觉,常常是不对头的。然而他们之所以参加这种膳事,其目的全在参加教会中的生活,在教会中接受一种感示,而并不为着他们的口腹。膳事之为物,对于他人,是一种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对于他们,却只是一种精神需要之满足;面包及酒料之分给,纯粹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当教会之富人会员,日渐增加其数目时,则在公共膳事的参加者,企图由此而得获彼此会见及宗教的象征而并不在于饮食的人数,也日渐加多。所以,在第二个世纪,贫穷会友的公共膳事,在事实上已经和整个教会所注意的纯粹象征的“圣餐”,分离开来,而在第四个世纪,教会已经成为国家的统治势力之后,前一项的膳事,在教会之会集的房屋——一礼拜堂——里举行,已日见消失了。公共膳事渐渐不用了,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之间,便完全消灭。于是实际共产主义的最主要的性质,在基督教会中完全消灭了,代之而兴的是济贫的工作,注意于贫弱者的援助,这种工作,教会到今天仍旧留存,虽然其扩张的程度,已大大地减少。

  由是,教会中不再留存有不便于富人的东西了;同时,它便不成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富人按据原始的教义,是完全不能入“上帝之国”的,除非他拾弃一切财产,方能有加入的资格,但现在他们在“上帝之国”中,也和在“罪恶之世”一样,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了,而且他们还无限地行使这种特权。


  不特古代的阶级仇敌,共同存在于基督教会之中,它还发生一种新兴的统治阶级,一种新的官僚,其中也有一个新的首长,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要讨论的“主教”。


  罗马大帝所屈膝崇拜者是基督教的“教会”,而不是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而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是一种“无产阶级之独栽”,而是在教会之中早已发生的统治者之独裁。


  早期教会的拥护者及殉道者,把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劳动,他们的生命,都为贫穷者和不幸者的解放而牺牲,然而其结果只是为一种专制和剥夺的新形式建下了一个基础(这是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然而也是一种非常可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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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徒,先知及教师


  在初时,教会中是没有官吏的,会友一律平等,并无区别。一切会员,无论男女,倘若他们觉得有这样的才具,他们便是教会中的教师及宣传者了。每一个会员,根据他们的智慧而坦白地发言,若用他们当日的术语,则为圣神感示他而发生的理论。自然,他们大多数,仍旧从事职业,但也有一部分人是特别有威望的,因为他们卖去了他们的家产,而自愿献身,为一个使徒或先知,以宣传教义。其结果便是一种新的阶级区别之产生。


  基督教会中,现在便发生两种阶级:一种是普通的会员,其共产主义的实践只适用于公共的膳事,其对于教会中一切事业的工作,则由职务指定,对于孤儿寡妇的赞助,及对于被囚者的援助;疾病的保险,死亡的救济等。


  但那些完全实行共产主义的信徒,则被人称为“圣洁者”,或“完全者”;他们舍弃财产及一夫一妻制度,把他们的一切所有,献给教会。


  这是一种良好的方法,在教会中,对于这些积极分子,给以一种伟大的威望,像他们的名词所指示;而他们也为超出于其它教友的崇高情感所鼓舞,他们的行为,像是一种优越的精华一样。

  于是从这种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便产生一种新的贵族制度来。

  他们也像其它的贵族制度一样,并不以享受对团体中的其余分子的命令权而自足,他们还要掠夺整个团体。


  最后,则这些“圣洁者”既经把他们的生产手段和物品,完全拾弃,他们又怎样生活呢?他们只能够依赖于那些临时的工作,例如搬运包裹,为人带信,及其它,也有借助于求乞的。

  他们最自然的生活方法,就是向他们的会友及他们的教会求乞,他们是不能够容许一个有价值的男人或一个有价值的女人饿死的,倘若这一个会员是富有宣传之天才者,尤其得人供给;这种才能也不必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它只要质量好,敏捷的口才,和灵活的应对便够了。


  我们可以见着保罗谴责哥林多城的人(Corinthians),而且告诉他们,说教会对于他和其它的使徒,都有解除手作的义务,教会还且应当供给他们:


  “我不是自由么?我不是使徒么?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设法一样么?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作工么?……有谁牧养牛羊,而不吃牛羊的奶呢?……就如摩西的法律记着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难道上帝所挂念的是牛么?不全是为我们说的么?"


  为上帝打谷的牛,就是指我们:这就是保罗这番话的要点。自然,这一段所指的牛,并不去打那些内面空虚一无所有的稻草。保罗更继续道:


  “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么?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哥林多人前书”第九章,第七——一四节)

  我们在读上引的文字,我们要注意最后一句,它指出第一代基督教会的共产主义的性质。


  经过这种使徒生活的良好辩解之后,保罗又表明其中所说,并不是为他自身,而只是为其它的使徒而已;他并不向哥林多城的教友,有什么要求。但他也尤许其它的教会供给他:“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他们效力。……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家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哥林多人后书”第一一章,第八节。)

  但这并没有叫保罗把注意教会应有责任而照顾那些不应当有工作义务的“圣洁者”这种事实,加以改变。


  这种基督教的共产主义,刘记在非信徒的脑中的效果,可从纪元后一六五年琉细安(Lucian)所作的“巴利格连那斯普鲁德斯”的故事,表现出来。这个讽刺家琉细安,当然也有他的偏见;他记载一段很不可能的变异性之恶意的闲谈,例如说到巴利格连那斯(Peregrinus)离开他的故土,梅利斯庞德(Hellespont)上的巴利音(Parium)城,因为他杀了他自己的父亲。由于法庭上并没会有过对于这种重罪的处罚办法,所以这一件案件,至少也变为不可决定的了。

  但是,就使我们对于琉细安的报告内容,加以大大的保留,而它却仍然留存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不特指出基督教会,怎样给异邦以印象,还且可以显示出基督教会中的直接事实。


  在琉细安对于巴利格连那斯,加以一大部分很恶意的叙述之后,他又说巴利格连那斯,在杀父之后,怎样自愿放逐于国外,环游世界:

  “那时,他和巴勒斯坦的祭司及士子接触,因而和基督教之可羡慕的知识,非常亲近。他们一和他相比之后,很快便像儿童一样幼稚了;巴利格连那斯成外先知,成为他们筵席中之代言者,教会中的首领(琉细安是不把犹太教和基督教加以区别的——考茨基注),他以一个人代表一切;他对他们批评了很多著作,而且向他们一一加以解释,他自己也写了许多书籍,总而言之,他们都当他是上帝,举他为立法官,举他为他们的头目。自然,他们仍旧尊敬那一个钉死于巴勒斯坦的伟人,因为他是产生这种新宗教(τελετηυ)的①。因为这个原因,巴利格连那斯被捕下狱,于是便令他的后来的生活,具有一种崇高的威望,此外又付给他以他的作谎的习惯及好名之想望,这些就造成了他的卓越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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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字是和含意相冲突的,而且还含有反对的意见;尤其是“自然”(γοτυ)这一记。后来在第十世纪有一个编辑字典的人,名瑞达司(Suidas),他说琉细安在其所作的巴利格连那斯传记中,是“诽谤基督”者。不过在现存的各种版本中,总找不着这种句语。似乎最合理的,就是在上述的一段中,找出这些词句,并且假设这就是琉细安嘲弄耶稣的地方,他的意义是污辱敬虔者的灵魂,并且领导他们,经过一条道路,而转到反对的方面。在事实上看来,大多数学着,以为这一句现在形式的词语,是一种基督徒的曲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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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被投入狱中时,基督徒相信这是一种大大的不幸,费尽心力,设法令他出狱。最后,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了,他们便丰富地供给他,尽其可能来照应他,替他袒心。从太阳一出之早上,你便可以见着有好些老妇人,孤儿寡妇,当他们的长老贿赂守狱官,准许他们入狱,和他一同过夜之时,都坐在监狱的外面。带了很多食物给他,他们交换他们神圣的慰语,他们以亲爱的巴利格连那斯为他们的一个新的苏格拉底。有好些基督教会的代表,从亚细亚的各个城市来,为的是在法庭上帮助他,安慰他。在这种情境中,像是内藏于他们兄弟之谊之内的,他们发生一种不能相信的热情,换句话说,他们决不吝惜财富。巴利格连那斯因为被囚的缘故,接受了好些金钱,所得的并不在少数。


  “这些卑鄙的可怜虫,总相信他们将来必有永久的团结和长远的生活,所以他们把死亡,全不放在眼内,并且常常有自寻死路的。他们第一个立法者劝告他们,说他们必会成为兄弟,因为他们已经预先禁止崇拜希腊的上帝,而独崇拜那一个被钉死的教师(σοριστηυ),他是他们的教师,为他的法律而生活的;所以,他们以为一切东西,都是同样不重要的,他们把一切东西,都当为公共的产业,对于这一种情境,也不必更寻好的理由。假如有一个聪慧的骗子混入他们之中,并且能够运用他们的这种情境,他不久便会成为富有,因为他能欺骗这些头脑简单的群众啊。”


  自然,上面的记载,是不能够逐字相信的;这一宗故事,和说社会主义之宣传者把工人所有之小银币收集起来而成为宝藏的故事,其真实的程度不相上下。基督教会渐渐比以前富有,是在于每一个基督徒为因教会而成为富有之前。但在那个时代,它们都好好地照顾那些宣传者和组织者,于是那些毫无忌惮的会友,在这个情境当中,便获得利益了。我们应该注意其中所关系到的教会内的共产主义。

  琉细安又告诉我们,叙利亚政府,卒释放巴利格连那斯,因为觉得他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于是他便回归故城,在那里,他晓得他的世袭财产是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但无论如何,他仍旧有大量的金钱,他的信徒以为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就以琉细安的统计,也达到十五个他仑得(talents,共约值一万七千元美金)之多。他把这些钱财,施给本城的民众,按据琉细安的记载,为的是要把他从弒父之罪名,得获赦免:

  “他在波斯人的公共会堂中说道:他早已蓄着长长的头发,穿着一件污秽的外衣,身上挂着一个口袋,手中持杖,一般地看来,扮成一个戏剧中的角色。他便穿着这种衣服,在大众前出现,对众声明,他父亲留下给他的对产,现在都完全归诸一般民众。当民众听到这一句话,贫人因为有东西均分的缘故,他们的口中,都流出口液了,于是他们马上大呼,只有他才是一个智慧的朋友,一个民族的朋友,他才是提奥奇尼斯(Diogenes)和启拉德斯(Krates)的一个后继者。于是他的仇人之口缄固不言了,无论何人,但凡再提到他杀人之偶然的事的,便马上为民众所杀了。


  “他现在成为一个无家的浪游者,但这已是第二次之浪游了,基督徒很丰富地供给他路费,并且在各处都跟随着他,不令他感受任何缺乏的痛苦。于是他就在这样生活之中过了好些时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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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琉细安:“巴利格连那斯之死亡”(The Death of Peregrinus),第一一——一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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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后,他却为教会所逐出,其理由,是因为他食被禁止的食物。他便被剥夺了他的生存衣食之手段,不得不企图得获回他的财产,但不能成功。他现在便成为一个犬儒学派的(Cynical)及苦行派的行乞哲学家,漫游于埃及,意大利,希腊,最后他便在希腊的奥林比亚(Olympia)谷,死去,在观众万目睽睽之前,场中竞技以后,他在月光之下,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跳入正在焚烧着的火堆中。

  很显明的,就是在基督教发生时,也是奇怪人物产生的时候。但我们若把巴利格连那斯当为只是骗子,那就很不公道了;他自动地死去便可以作为相反的证据。倘以自杀为一种广告的把戏,则确实不独需要一种无限的虚夸和感觉的爱慕,并且需要一种对于世界之鄙视和对于人生之鄙视,或者,还须要和疯狂的行为相连结。

  假如琉细安所描述的巴利格连那斯·普鲁德斯不是真实的巴利格连那斯·普鲁德斯,而只是一种讽刺的描写,则这一副讽刺画实是最优美的一幅。讽刺文章之精义不是外表之一种单纯的牵强附会,而是特性的及主要的因素之单方面的着意及夸张。真正的讽刺作者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奇怪的小丑;他还要看透一切事物,而且在其中,认出其最精华和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琉细安所描写的巴利格连那斯的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其中便可以见出当时“圣洁者及完全者”的整个阶级的一面。他们或者为各种不同的动机所推动,其动机有时是高尚的,有时是痴呆的,在表面看来,很像他们是大公无私,而在他们后面,却隐匿着对于教会掠夺的倾向,关于这一层,却为琉细安所看到了。贫穷的“圣洁者”,为教会之共产主义而致富,这在琉细安的时代,恐怕还过于夸张,这种实际的现象,大概在当时还未呈现,这种实际的现象,要在这一种早期讽刺的粗糙夸张之后,方才发生。


  琉细安所注意的,是先知所获得的“财富”;和琉细安同时的,又有一个异教徒,却注意于先知的精神错乱。


  西尔数司(Celsus)描写“他们在腓尼基和巴勒斯坦的预言”如下所述:


  “在那里有很多人,虽然没有令誉和声名,但却有多少的煽动性,而且在其神圣处所之内外,都有极适度的安静,优游自足,似乎他们已经了解了先知的宗教热狂;还有些则随处徘徊,像行乞者一样,探访各个城邑和军营,表现同一的举动。他们之每一个,口唇中总有这些言语:‘我是上帝’,或‘上帝之子’,或‘上帝之精神’,他们并且常常使用这些言语。‘我来这一个世界,因为世界之灭亡,已经接近了,而你们正在毁灭之中,因为多行不义。但我能够拯救你,你不久便会见我偕着天上之大能而再临!那些现在尊崇我的人,获得祝福了!我将把一切不肯改悔的人类,城邑,国家及其人民,尽付于永远不灭之火中。那些人像燕雀处于巢中,不知燃眉之祸的,将来他们必会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幻灭而哀哭!但那些相信我的人,我必永远保护他!’在这些夸张的恐吓词句之上,他们又加以奇怪的,半痴呆的和绝对不谐合的言语,而其意义,也恐怕不会为每个人所能了解的,他们无论怎样聪明,但总之是胡涂而且空虚的;最愚蠢的人或走江湖的骗子才会任他的喜悦而替它们加以解释。……这些演说的先知,我耳中所听见的不止一个,我已经发现其弱点,在我说服了他们之后,他们便开始做悔,饶得他们的一切言词,都是莫名其妙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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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赫尔诺克在其“十二使徒之教条”(H aruack is Doctrines of the TwelveApostles)所引,一三〇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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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段引文中,我们又见出一个作者把骗子和先知,很可怜地联在一起,不过倘若我们竟以此为根据,而确指他们的所有职业,不外是欺骗行为,那就我们未免推论过速了。它只指陈出当时人民之一般情境,确是供给骗子以一个大好的用武之地,但同时也发生一种在脑中很容易骚扰的过于夸张和热狂情绪的真确的事情。


  从这方面看来,使徒和先知,大概是一样的。不过其中有一点是有分别的:使徒没有一个恒久的居住地方;他们全无家室,四处浪游,所以他们的名字,是“使徒”,希腊原文,则为αποστολοζ,其意义为“使者”,为“游历客”,为“航海者”,至于先知则不同,他们可称为“本土之名人”。使徒阶级之发展在先。因为当时一个教会的范围尚小,不足供给一个永久的宣道者。一当那一个教会,已经穷竭,不能供给他的衣食之时候,他便要跑向别处去了。并且因为教会的人数尚少,所以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到那些尚没有教徒的地方及城市,开辟一个新的基址。所以使徒之最大的工作,便是到以前还没有过教会组织的新土地,扩张教会的组织,与乎各个教会的互相联系。他们尤其负着责任的,是基督教会的国际性质,惟有这种性质之供给,教会才能永远存在。一个地方式之组织,是会灭亡的,因为它没有外来的帮助。国家当权者,虽决定要把基督徒加以处罚,然而想在整个帝国之全部区域,对一切基督教会,加以压迫,却不是一伴容易的事。因为其中,总会有多少人,对于这些被压迫者,供给物质的,所以被压迫者,便能够找着避难所了。这一种好处,不能不归功于使徒之随处移动,不肯定居一地,而且当日使徒之数目,也不算少罢。


  至于本土之宣传者,其主要的工作是组织,所以这一个阶级之发起,必须要等到好些教会已经达到有相当的会员数目,他们的金钱,能够恒久地供给这些宣传者的时候。


  基督教会存在的城市数目愈大,则教会之会员必愈多,先知工作愈为流行,使徒活动之园地便愈缩小,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只在于那些尚没有教会,或虽有而人数仍然不多的城市。由是,使徒的威望,必然地衰微。然而这自然发生使徒和先知之一种对抗。因为教会中的金钱是很有限的。使徒所得愈多,先知所得便愈少了。由此,先知便努力于把已经正在衰微的使徒威望,加以削弱,限制他们所得的赠与金。而在他方面,则增加他们自己的威望,并且作成对于信徒捐赠之好几种规定的要求。


  这种努力,在“十二使徒的教义”一书中,很清楚地表现,这本书,我们在上面已经屡屡引述了,其著作时问,为自纪元后一三五年到一七〇年。下面我们把该项文献,引述一二罢:


  “每一个探访你的使徒,你都应该像主人一样接待他。但他住在你家中,不得在一日之上,最多最多,也只是两天。但假如他继续住上了三天,他必是一个假伪的先知。又当一个使徒和你辞别之时,除了他应得少量的面包,只能够供给他到别一处驻在的地方的路程的需要,此外,一些东西,他都不应接受。假如他要求金钱,他便是一个假伪的先知。


  “凡以圣神而宣道的先知,你们不宜诱惑他或试探他;因为一切罪恶都可赦宥,惟独这一种罪恶不能赦宥。不过,不是每一个以圣神而宣道的,都是一个先知,只是那些有救主的行为的才是先知,所以真先知和假先知之分别,在于他们的行为。除了一个假先知之外,没有一个为上帝之圣神所驱策的先知,会命令设立一种筵席(根据赫尔诺克所言,则为:“为贫人的”),而且自己参加于其间的。凡只宣传真理而却不实行的,都是假伪的先知。无论是尝试的或真实的先知,凡尊敬教会地上的神秘,又不教别人做他自己一切所做的事的,你们不要审判他,他自有上帝之审判。古代(基督教)的先知是常常这样的。”


  在这一段文章中,也许会包含着一种自由恋爱的推论,这就是说,假如他们没有规定教会对于他们的榜样,加以反对,准许先知自由恋爱,在上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层了。


  我们再住下读去:


  “但是他若以神圣而演说:给我金钱或其它的东西罢,那便不要理他;但假如他为其它的受害者请求施舍,便可以派一个人考问他。

  “每一个奉救主之名而来的人(换言之,就是每一个同志,考茨基注),都要接纳他;但要试验他,分别其真伪,因为你是应该了解的。倘若这一个新来者是一个临时的过客,应该帮助他,但他和你同居,至多不过二三天为止。又假如他们愿意定居于你们的地方,假如他是一个手工人,便应该令他工作而得饮食。但假如他不晓得什么工作,则你们应该晓得,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你们之中,是可以懒惰地生活的。假如他不接纳这一种条件,他必是一个以基督之名而获利的人,你们要避开他。”


  我们已经研究过,教会不再被他处来的乞丐所侵略及掠夺了。但这只适用于普通的乞丐:


  “不过每一个真正的先知,想定住于你们之中,他是值得有营养之供给的。同样,一个真正的教师,也和其它的工作者一样,值得有营养之供给。一切你们的酒榨和麦面的最初果实,牛羊之初生动物,你们都应该把它送给先知去,因为他们是你们的大祭司。但假如你们之中没有先知,你便把这些东西,送给贫者。当你们造面的时候,你要按着诚命,留起了第一片。同样,当你们开盛酒的器皿或盛油的器皿时,你要把第一次流出的,送给先知。至于金钱,衣服,和其它财产,你们可以按据着你们的判断,拿出一部分来,而且按据诫命,把它施赠出去。”


  在上述的规律中,对待使徒是很鄙吝的。在那个时候,还未可以把一切使徒,完全加以压迫,但教会对于他们之留居,却赶紧赠送他们他去,唯恐不及。所以一个平常的过客,倘若是教会的同志,教会还可接待两三天,至于不幸的使徒,却只得一天或两天的接待。他们还且完全不准请求金钱的帮助。


  但先知则不然,他是“值得营养之供给”的!他应该接受教会的财货所供给。而且,除此以外,信徒还不得不把一切酒,面,油,和衣服,甚至他们的金钱收入之最初果实送给他。


  上面的记述,和琉细安当“十二使徒之教义”著作之时,对于那一个自称先知的巴利格连那斯的富裕生活之描写,恰相一致。

  但当先知把使徒地位取而代之的时候,他又遇着了一种新的竞争者,这就是“教师”,在“十二使徒之教义”著作之时,教师的重要,还很微小,因为它只匆匆叙述一过便完了。

  在上述三种分子之外,在教会中还有别种活动的分子,不过不为“十二使徒之教义”所记载罢了。保罗却在寄“哥林多城的人的前书”,把他们都告诉出来(第一二章,第二八节):


  “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


  在这些人中,帮助人的和治理事的,渐成重要的职守,至于那些在教会中医治病人的,恐怕也和当时的一般医病者所采用的形式不同。教师的发生,是和教会接纳富人和有文化的人入会相关连的。因为使徒和先知都不晓得那些能言善辩的人所说的意义,他们也没有研究过这些人所注意的问题。有教化的人,对于他们,通常只以鼻尖向上而表示轻蔑。不过,过了不久的时间,有教化的人中,也有些人,或者因为教会的慈善性质,或者因为教会的能力,又或者因为基督教义的一般特点所吸引,加人了教会,他们企图把教会提高到一个所谓科学的较高的阶段去,不过当时的成就,却不很多。这些人就是教师了。他们开始把辛尼加或菲罗的哲学精神,加入于基督教之中,在以前,基督教含有这种精神是很少的。

  但是他们却为教会的团体所妒忌和憎恨,或者,大多数使徒和先知都妒忌和憎恨他们;其关系大抵和“劳苦的坚硬的手”和“知识阶级”相同。然而,无论如何,教会中之有钱财和有教化的会员增加,教师之威望便自然地稳固,到后来,他们便离开了先知和使徒而独立了。

  不过在事情还未达到这一点时,这三种分子都团聚在一种势力之内,但这种势力,开始超过了他们,自然这在“十二使徒之教义”也只略略提及它的名字,这便是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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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考茨基:古代无产者的反抗运动——基督教的蜕变与阶级斗争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6日 19:06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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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 教


  基督教会之开始,也和各种参加于每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情势相同。它的设立者即是使徒,要执行教会中的一切工作,例如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但后来教会日日增大了,分工便成为必要,所以便要把某几种不同的效能,指派特定的职员担任。

  第一,教会中的收入和支出的管理者,便成为一种教会的特派职员。


  宣传也要由那些自己觉着较适宜的人担任。在上面我们已看见,就在第二世纪,那些从事宣传者,也并没有为教会所委托的。使徒及先知都由自己指定的,他们以为,这是由于上帝的声音所选召,上帝的声音,只有他自己听闻,别人自无从委托了。个人的宣道者,先知也好,使徒也好,其在教会中所享受之威望及其金钱之收入,全看他给教会同志之印象而定,换句说,全看其人格而定。


  但在另一方面,则我们所称为组织训练的执行,也是教会中的一种工作。因为教会之规模既小,而其一切教友,又能彼此相认识,教会自身决定接收新会员;至于哪一个去执行新会友之参加仪式,所谓洗礼,是不重要的。教会自身还要决定会员之开除的事项,教会要维持同志间的和平相处,解决会友之中所发生的各种纠纷。会友和会友互相诉讼之间,教会还是他们的裁判所。基督教徒之不信任国家法庭,比之今日的社会主义者更甚。他们对于社会的观点也和国家法官的观点大相冲突。一个基督徒,若在国家法官之前,伸诉正义,他们以为这是罪恶的,尤其是涉及教会同志间的诉讼案件。所以,教会便树植起了一种特殊裁判权力的种子,这一种权力,是教会常常向它的信徒要求的,而且是和国家法庭相冲突的。自然,在这种事件之中,教会的原始性质,后来也便完全被人曲解,因为原本在基督教会发軏时,它是要毁灭一切阶级间的正义,毁灭一切为同辈所告发的裁判的。

  在“保罗寄哥林多人前书”第六章第一至四节中,我们可以读出如下的叙述: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而不在圣徒(意即同志)之面前求审么?你岂不知圣者要审判世界么?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么?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么?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视的人来审判么?”


  在最初,教会中的训练和秩序的维持,其形式很简单,和某种职员或某种的权威之关系很浅,也像宣传的自身一样。


  但即使在早代的阶段中,经济的因素也要求有规制的设定,教会已不是一种单纯的宣传组织,在其开始时,它已是一种经济互助的组织了。


  按据“使徒行传”所言,耶路撒冷的教会,很早便觉得应该委托某几位同志,专事收集会员的捐赠,与乎其分配的手续,而尤其重要的,则为同桌膳事的服务。在该段的文字中,有一宇为Diakoneo。(διακουεω),其意义为服务,尤其是桌上的服务。很明显地,这就是所谓“执事”(Deacon,就是Diakoneo之转,为教会中的一种职员——译注)的主要工作,恰和公共膳事是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的主要效能一样。


  我们读“使徒行传”,有如下之叙述: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当时实在只有十一个使徒,假如我们按据着几本“福音书”所载的表面的意义)哄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抛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件事。”(第六章,第―——三节)

  这一种记载又告诉我们,这一种提议,卒得实行,但按据事件的本质言之,则似乎微有过于夸张了。


  由是使徒便不必像侍者一样,要在食桌中服务。但本来这种服务,是在宣传之外,而应当执行的义务,现在却因为教会会友的日渐增加,便反成为一种过重的厌烦了。然而新设立的侍者,名为执事,他们也同样地要把他们的工作,加以分别。因为食桌上的供役和其它服务与乎洁净的工作实和收集及管理会员的款项,划然有别。后者工作要求有一种崇高品格的信托的资格,尤其在一个大规模的教会,而有巨量的收入者,更为重要。这一种职位,所要求的,为一种忠诚,商业知识,仁爱,和严肃性的重要标准的人物。


  所以在执事之上,又指派一个管理者。


  这样一个管理者的指派是不可免的。凡有财产或收入的组织,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管理员。在小亚细亚之兄弟团体或会社之中,管理财政的职员,名为Epimeletes,或Episkopos,希腊原文为επισκοποζ,其意义为督察者,或监督。同样的名称,也应用于城市政府中的某种行政长官。克德兹(Hatch)详细地追溯这种演进之渊源,在一本书中,详细把它叙述出来,而我们在这一本书,也得获了很多对于这个问题的提示①,他在书中,引述一个罗马法学家加利数斯(Charisius)之言,如下所述:“Episkopos专督察面包和其它可以购买的物品,为城市人口之日用粮食而供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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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爱文·克德兹(Edwin Hatch)之“早代基普教会之组织”(The Organisation of the Early Christian Ghurch),一八八〇年,在牛津大学的八个讲演。伦敦,一八八二年版,第三八页。考茨基所引者,为阿多尔夫·赫尔诺克(Adolf Harnack)之一种德文翻译及注释本,一八八三年,Giessen版。——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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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城市之Episkopos(即Bishop)是一个行政的职员,尤其是管理人口之一般粮食。自然便把同样的名义,加之于基督教“人民的屋”的管理人去。


  我们上面已经读过大达利安所提及的教会中之公共财富了。我们又在殉道者朱士丁(Justin)的“第一辩教书”(First Apology)中,晓得这种公共财富的管理,是交托给一个特殊的委托者的。大达利安(大抵他生于纪元后一百年)之言如下:


  “有钱的人和自愿信教的人的财产,尽可由他们自由处分,至于贡献给教会的捐助,则由监督收集和贮藏起来;监督把这些款项,帮助寡妇孤儿,那些为疾病和其它的理由所苦的困厄的人,狱囚,和城中之过客,并且留意于一般的贫乏者。”由此主教之手上便有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责任,同时他的手上,也有很多的权力了。

  在教会开始时,主教的职务和他的助手与其它的教会职员一样,是一种名誉的职务,每一个人都可以仍然从事于他自己的通常业务,所以,这些名誉职务,是没有报酬的。


  “主教和长老(Presbyters,也是教会中之一种职员——译注)之在当日,其职务或是保管银库,施医,或是为冶银匠,看管羊群,或在市场中,售卖物品。……当日地方教会的主要法令,是主教不能为从甲市集到乙市集之售卖货品之小贩,他们也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贱买贵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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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克德兹,同前书,第一五一、一五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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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教会扩大时,这种丰厚的经济效能的执行者,再不能无所报偿了,它不可能只是一种副业了。主教于是便成为教会中之一个雇工人,接收薪水的酬报了。


  这样,便令他们在职之期间,变为永久。假如他不能克尽其职,教会自然有权可以免他的职务,不过一个人从前因为就主教之职,便把他的职业辞去,现在又剥夺去他的主教职位,未免说不过去了。并且在他方面,教会会务的管理,也须要某种程度的技巧,尤要熟悉教会的情形,这必要在教会服务之中,经历一个长久的活动,方能得获。所以,为教会会务容易管理起见,则教会中之主教,必然要避免各种不必要的更换了。


  然而主教留任的时期愈长,假如他是适宜于他的职务之要求的,则他的威望和权力,便必然地加增了。


  不特主教成为教会中之永久的职员,就使执事,也不能长久地当为一种副业。所以,执事也便和主教一样,也有佣值,他从教会之库房中,支取工值,但其位置则在主教之下。不过主教要和执事们,共同工作,并且因为这个理由,主教要获得他们的意见以为参考。但主教在教会中,有分配职务的特权,那便必然更增加他的势力了。

  教会既经增长,教会自身便不能够注意于它自己的训练了。因为不特会员数目增加,就连他们职业的项目,也大大不同。虽然在初时,他们共同组织一个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每一个会员都认识他同会的一切同志,一切会员的思想和感情,都完全融合,所以,便能组织一种自我牺牲的热狂者的精神,但是这种条件,跟着教会的增大,便日渐转变了。教会中接纳各种很复杂的分子,他们从各种不同的阶级和地域而来,彼此之间,常常是陌生地,互相不了解的——例如其间之奴隶及奴隶之所有主——同时各种成员也不尽是为宗教热狂所推动的,他们之加入教会,只是因为狡猾的计算,不过想在教会同志之中,获得信托和慷慨大量的利益而已。并且,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切上述的情形,便产生种种式式的争辩,而这些争辩,常常是不能够为一个简单的教会集会之讨论所决定的,它必须要有对于直接事实之各种长期的研究。


  由此,便又产生一种委员会,名为长老委员会,其工作是执掌教会中的练工作之维持,并且解决教会中发生的各项争论,对于丧失名誉的教友之除名要在教会之前公布,或者也公布新会员之接纳,这个委员会举行一种入会的仪式,洗礼,以接纳新会员。


  至于主教则听受一切教会事情的报告,他是这个委员会之主席。所以他便有一种领导教会中道德政策和裁判的势力。在那些因为教会范围扩大的缘故,长老(presbyters,祭司priest一词,即从这个字引源的)成为长久性质而受佣值的地方,他们——长老——便直接隶属于教会财产管理人——主教——的权限之下,并且也隶属于执事之下。


  在大城市中,教会之人口很容易加增,所以,便需要多过一间以上的房屋以为叙集之所。由是便划分为几个区域;在每一个区域会集之中,必有一个执事访候各个教友,而主教则委派一个长老,为他自己的代表,以领导他们之会集。在郊外及乡村的会集中,其情形也是一样。在罗马城或亚力山大城这样的大城邑,其分区的会集,都统辖于一个大教会之中,所以城市中之大教会,其势力非常巨大,邻近的教会便直接地俯伏于大城的教会及其主教之势力下,而这一个主教便派遣他的执事和长老指导这些邻近的小教会。


  这样,便形成一种教会中之官僚制度了,而其首领则为主教,他渐渐成为独立的和威权的。一个大有威望的人,在教会中,才会被人举出,得获这一个很多人追求的位置。一旦既得了这一个位置,他便可以授赠许多权力给他的在职者,所以,就是一个既无知识也少能力的主教,也可以渐渐增加地滥用他的意志,尤其是关于个人的事件。他的倾向,倘在初时,便和教会中大多数人的倾向相一致,则其意志之滥用,便愈甚了。


  其结果,便是他既已得有教会之威权,不特可以高过教会中一切职务之执行人,还且管治着教会中的关于宣传和理论的事件。

  我们已经晓得,在第二世纪之间,使徒怎样被先知抛在一旁了。但是使徒和先知二者,也许都和主教相冲突,主教在和他们冲突时,必毫不迟疑地在他们之前,表示他自己的行政及财政的权力。他很容易禁止使徒,先知,甚至教师,不得逗留于他的教会之内,倘然他们一有了一些为主教所不喜悦的势力,主教必用这种禁止的规则以为对侍。这种情形,在使徒和先知之中,大抵是常常遇着的。

  主教,换一句说,就是财政的执掌者,他之所以被选出,必不因为他之超世间的热诚,而实是从清醒的,职业化的,和实际的人物选举出来的。这些人晓得金钱的价值,他们也晓得财富交易之应用。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假设,这些人必是基督教会中机会主义的修正派的代表者,他们努力把教会中憎恨富人的态度减少,把教会中的原始教义削弱,达到一个程度,务令富人安心加入教会,没有难过的心理。

  当日的有钱人,同时便是有教化者。所以,把教会适合于富人和有教化者的需要,其意义,便是把使徒和先知的势力削弱,把他们及那些诅骂富人的影响,曲解成一种荒谬背理的理论。不过这样的效果,同时也惹起好些人热狂地反对他们,还且具有深刻的憎恨,尤其是那些从前当富有财产的时候,曾经把他们的一切对产,尽捐入教会,而企图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高尚理想的人。 000


  在这种严肃派和投机派的斗争中,后者竟得胜利了。换句话说,主教战胜使徒及先知,于是使徒及先知在教会中之行动自由,生存权利,都很显明地停止了。教会中的职员,渐渐易位了。在以前每一个会员都有在教会会集中的发言权,和参加宣传的活动,而教会中的每一个职员,也不过可以履行这种他们大部分都可以履行的活动。很明显的,是会员在这种无名群众中,倘是有名的演说者,他们必容易有机会,被人选为教会中之职员,比之那些完全不著名的会员,容易被选得多。同时,这些被选出的人,或者在其宣传的工作外,还要加增有行政的及裁判的活动。很多行政的职员,其行政的技能,或者比之他们原来的宣传工作的技能,更为活跃,这是因为教会增长,便创造出一种新情境,而令行政成为主要的技能,其它便不足轻重了。于是执事便能够在很多情境之中,单注意于宣传的工作,而主教在大城市中的效能,是接办特设的医院,孤儿收养所,济贫院,为从其它城市而来的过客而设的宿舍。


  从另一方面,因为教会之扩大及其经济效能的增加,所以必要用某种职务之预备的训练,训练教会中的职员。让每一个人,从其事实的经验,以获得智慧,这是很价昂而且危险的办法。所以教会中新职员的补充者,就要在主教的屋宅中,接受训练,由此而熟习教会职员的责任。至于那些职员在他们的职务之外,还要负有领导宣传的工作的,则自然也在主教的屋宅中,专为这一种职业而训练,把教会中之教义教导他们。


  由是,主教不独成为经济的中心,还且成为教会中宣传活动的中心,意识形态便再一次不得不屈服于经济条件之前了。


  当时便发展一种职员的教规,为教会中的官僚制度所承认和传播,一切教条,凡不为它所首肯的,便渐渐加以大力压抑。


  这并不是指官僚式之教规常常和知识界的意见相敌视的。

  反抗主教的势力,却是原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势力,它是敌视国家和财产的。但因为下层阶级人民之庸昧,他们之轻信,他们希望与实际之不相符,所以这些无产阶级的势力便不得不和神迹中之一种特殊信仰,与乎一个提升的精神境地相连接。固然在这种情境中,官僚教会所得获之成功已经很多,但在最初几个世纪中,为官僚教会所困迫的各种宗派,其热狂的夸大宣传,仍是很为旺盛的。

  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对于一切压迫手段之厌恶,切不可误导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假设,以为每一种对于教会之反抗,每一种异端的形式,都是表现一种较高的心能领域的。


  教会中一种官僚式教条之形成,同时因为某几种其它的条件,而更为容易。


  我们对于原始基督教会所宣传的教义,所得之记载,很为贫乏。如以这些记载为判决之材料,则原始之教义是不很广泛的,其性质也极简单。我们不当假设当日的教义,已经包含着各种为后来各本“福音书”所表现的耶稣教训。


  所以虽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承认耶稣的生存及其钉死的可能性,其钉死大抵因为一种叛乱的企图,但除此以外,我们便没有其它证据,说及他的实际情况了。关于他的教训的报告,所供给之实证太少,太多矛盾,太少原始之根据,其中只充满着当时很多人流行于口中的通俗道德格言,这些东西,我们的确没有少许的遗迹,可以追溯到耶稣直接教训的真实性。总而言之,关于这些方面,我们一无所知。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有一切的可能,想象基督教会的开始,实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开始相似,对于这些组织,教会表现出很多其它的相似性。把这些开端,加以一瞥,便决不会启示我们,说其中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格,他的教训会成为后期运动历史的规律;它只会表现给我们晓得,常常有一种混沌的胚胎,一种不确定的,本能的,无数无产阶级的追求和集合。除此之外,便更没有一种可见的更为突出的东西;他们一切都由同样动机而且趋向着整体而移动,但时时也呈现着很令人注目的个别的途径。举例言之,则这样的一副画图,正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表现。所以,著名的“正义同盟”(League of Just)和后来之“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e)中规定一个理论的基础之前几年的一个组织。而这一个同盟自身,本是英法两国早代无产阶级倾向的继续而已。但假如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这种组织的纲领,必会在一个长久的时期中,仍旧继续在发酵的阶段内。所以“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就是以当时科学的优势,确定它们的优越性和决定性的基础。


  我们没有事实指明——在其反面,也是绝对地不可能的——有一个真正教化的人,为基督教起源的支配者。我们所得获关于耶稣的报告,说他在教育方面,并不超出于他的同志之上,他也只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保罗也没有提及耶稣崇高的知识,他仅提及其殉道而死,及其复活罢了。惟有耶稣的死,在基督徒之中,刻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使徒及先知也不会重复演述从他人传下来的规定的教理,他们的宣传,是恰恰根据着圣神感动他们而后言的。他们于是表现各种不同的观点;早代教会充满着口角和争论。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城的人,说道: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户(σχισματα);我也稍微相信这句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哥林多人前书”第一一章,第一七至一九节)

  这些分门别户的宗派,教会中的异端(保罗用αιοεσειζ一个字称呼它),后来决不为官僚教会所容许。在第二世纪之间,这一种模糊的联合便达到终局了。教会的后面是有一段历史的,而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各种不同的信仰教条,其中有几种得获胜利,为教会大多数群众所承认。更进一步,则有教育的人们现在也加入教会了;一方面,他们把这种运动的历史及教条,从口语相传而变为文字记载,由是以保存着它的形式,不再改变;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教会中很很简单的教义,提升到当日的科学(自然是很低下的)的水平面上,把他们的哲学加入于这些教义中,由是,便令到这些教义适合于当时的文化,武装它们,免为异教批评之反对论调所攻击。


  那些成为教会教师的人,必具有某种的知识。至于使徒和先知,只会向世间之罪恶发怒,而且预言其从速灭亡,他们自然不能够和教会中教师相争竞了。


  所以不幸的使徒和先知,在一切的情境中都受限制,都被压迫。他们卑微的职业,不久便为基督教会官僚制度的无限的机构所屈服;于是他们便消灭不见了。同时教会中的教师,也被剥夺了自由,而屈居于主教之下。所以,教会中如没有主教的允许,决没有一个人敢在教会①会集之前启口了;这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站在为主教所管辖的教会官僚制度之外,于是,主教便是祭司阶级②,渐渐便和一般的会友——素人③——相分离,而主教更占据了一个崇高的地位。牧人和羊群之譬喻,便成普遍,而所谓羊群的意义,是说这些驯良的动物,甘受他人之驱策和剪毛,全无抵抗。最高之牧人便是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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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会”之希腊文为Ecclesia(εκκληαια),原义为”一种人民之集合”(a gathering of people)。
② 祭司之原文为Kleros(Kληοοζ),原义为“遗赠”,“上帝之产业”,“上帝之人民”,“上帝之选民”。
③ 罗马教原作Catholie,其字源为holos(ολοζ),其原义为“完全”,“充足”,有其上还有一个介系字kata(κατα),其原义为“向下的”,“关于”和“棘属于”。从其整个字看来,其意义为“属于完全者”,(pertaining to the whole);所以罗马教会就是“完全”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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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运动之国际化又使主教的威权更加增大。在以前,使徒恒久地随处旅行,维持各地教会的国际上的联合。但当使徒被放逐于教会之外的时候,便必须找出其它的方法,以联结和统一各处的教会。假如教会中发生争论,而这些争论是必须有公共的行动和一般的规制的,那便召集各个教会的代表会议以为决定,这就是“行省会议”,在第二世纪开始时,还有“帝国会议”哩。


  最初,这些会议只为着讨论和互相订约。他们不能够通过有约束能力的决议。每一个教会都自觉是最崇高无上的。在第三世纪之前半,西比利安(Cyprian)主张教会绝对独立。但我们很清楚,在最初的年代,多数派已经有指挥教会的能力了。后来,这种上层阶级渐渐获得了约束的权力,多数派一方面的决议案,便成为一切有代表参加的教会的一种法律,因为他们已经包含于一个单独的统一体中。个别的教会丧失了行动自由,但得获了整个运动的部分的能力。

  于是罗马教①便开始组织了。凡不接纳宗教会议(称synods或称councils)之议决案的教会,便被罗马教会逐出,抛在中心团体之外面去。至于为教会逐出教外的个人,就是别一个教会,也不敢接收了。他为一切教会所放逐了。于是“出教”和“破门”(excommunication)便有了最严酷的意义。


  当一个教会只是一种特殊的派别或组织,而在国家中,除了它的组织之外,还有很多其它的派别和组织,它只是追求一种特殊的目的时,教会对于那些怀有反对组织之目的的会员,便加以除名,这种权利是不为整个教会所反对的。因为它假如没有把会内的背叛的会员,加以除名处分之权力,它是不能够达到它的目的的。


  但当教会成为一个包含全国,包含整个欧洲社会的教会组织时,情形便不同了,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教会中,各个国家只组成为各种不同的部分。现在为教会所放逐,其意义便和为整个人类社会所放逐一样了;它和死刑之判决,等量齐观。


  有权放逐那些不承认组织之目的的会员于会外,为着国家规定的派别的形成和胜利的运用,实为必要,就为着一种活动和有效的政治生活,为着一种健全的政治发展,也为必要;但它同时又成为妨碍派别形成的手段,因为假如在一个国家中,不再利用各种不同的派别的并立,而唯一的派别成为国家自身的功能,或与国家之领域同其广阔的组织,那就一切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便都不可能了。不过作为一个组织里的一切分子,从各种派别,发生每一个民主主义党派应该向国家要求的同样的自由意见的要求,是很不通的。一个党派而容许在其领域中,有一切可能的见解,它便已不是一个党派了。但当一个国家采取某几种观点时,国家自身便成为一个党派。所以民主主义不特要求各个派别不成其为派别,并且还要求国家也不成为一个派别。

  从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认为教会破门这种事实,是无可反对的,虽然教会所留存的是几种派别中的一种。凡不信仰教会之信条,不接纳它的规律,这样一个人,在教会中便没有地位。民主主义是没有权请求教会宽容的——除非国家站在教会的一面,或和它完全一致,然而教会却以为在很多党派中,仍能留存其中之一种,便自己满足了。所以民主主义式之教会政策应该采用,然而并不要求在教会内对于不信者的宽容,因为这只是那些柔弱无力的一部分的标准。

  不过教会虽不能够从民主主义观点而产生对于教会破门权本质主的反对,但在教会还没成为国家教会之前,已经有很多反对实施这种权力的态度了。因为实施“破门权”者,不再是大多数的会员群众,而是教会中的官僚制度。对于个人,更能够加以伤害,则教会中官僚制度及其首长——主教——的势力,也更继续增高。


  后者权力的增加,也因为他在事实上,就是他的教会在宗教会议中的代表者。于是主教的势力便和宗教会议之势力同时开始,而这些会议,在其开始之时,只是主教们的集合而已。


  主教之所以得享受威望和权力,因为他管理教会中之存款,指派及管理教会官僚制度中之全部分的统治的,裁判的,宣传的,和研究的机构,但是主教之威望和权力,并没有被哪一个与部分的教会相反抗的罗马教全体教会所操有之威权所替代。在各个部分的教会之前,主教的背后实带有整个罗马教会的威望。当整个罗马教会的组织更为严密之时候,则各个部分之教会,更无力量以反对主教,最少,主教们已经代表着他的同僚的大多数的倾向了。“这种主教的联合会,把俗人的权利,尽行夺了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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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赫尔诺克:“最初三世纪的基餐教之广布”(Harnack is The Expam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伦敦及纽约版,第二卷,第五九页。赫氏引述一个主教托罗非莫司(Trophimus)的事件,以为主教所有的权力高过于他的教会之例证。当这个主教在受困难的时候,他改宗异教,他的教会中之大部分会员,也从之改宗去。“但当他返回基督教之怀抱,而重新忏悔时,其会中之会友又跟着他,复返到基督教去,假如他们不为托罗非莫司所引领,则他们没有一个会重入基督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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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教宣传他们的威权从使徒而来,又说,他们便是使徒的后继者,这些都并不错误。因为主教也和以前的使徒一样,是一切个别教会中国际的和统一的分子,而且,因为这种事实,便很显明地,使他们具有盖过个别教会的影响和权力了。


  于是,教会中原始民主主义的最后的遗迹,也消灭净尽了,这种最后的遗迹,就是他们有权选举教会所需要的职员。因为在个别教会之中,主教及其徒党的独立性及权力加增,所以,主教便很容易说服会众,选出那些适合于他的人物为职员。主教在事实上便占据看一切职务。但在主教的选举中,则为教士们所提出的候补者,必有最优良的希望,这是因为教士在个别的教会中有优越的权力。其后,则主教的选举,便只限于教士阶级,而个别教会中的群众,只能够对于这种选举,有承认及否决权而已。最后,索性连这一种权利,惭渐也变成一种形式。于是个别的教会群众便堕落而成为一种单纯的替人喝采者,当教士选出主教时,他们便不得不以一种欢呼的颂扬来欢迎他。

  这就是个别教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最后的毁灭,它是由于教士的绝对权力的确立,由于教士阶级,从一种卑微的“上帝仆人之仆人”的地位,而迁移到他们的绝对主人的地位的完成。


  自然,教会之财产,现在便成为它的统治者之财产了,固然,这不属于他们的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官僚团体之下。教会的财产已不再为各个会员所共有的集合财产了。它成为教士的财产。这种变形,当国家在第四世纪开始,承认基督教为国家宗教之时,而得获更有力的支持,其进行更为加速。但是,在另一方面,罗马大帝对于罗马教会的承认,也不过是为教会中官僚制度的权力,与乎官僚制度中主教之绝对的权力所造成的进步之一种效果而已。


  倘若教会仍是一个民主主义的组织,它是必然地反对罗马帝国的暴政的。反而言之,则官僚制度必处在另一极端,它是绝对地统治及掠夺人民的,所以它便成为帝国暴政之一种最好的工具。还有,帝国暴君必不会不认识教会的权力的,他必和教会发生关系,倘非如此,教会便会长大起来,超过国家之首长了。


  于是教士成为一种势力,帝国中的每一个统治者,都加以承认。在第四世纪开始的国内战争前之各个僭居皇座之君王之一,君士坦丁(Constantine)和教会的教士结成同盟,他是一个胜利者。


  主教成为一个统治者了,他在罗马大帝之旁,统治这一个帝国。罗马大帝常常指挥主教会议,但他们同时把国家之权威,也稍为让步一点,准许主教们实行宗教会议中之决议案,与乎“破门”之执行。

  同时,教会也具有了法人的权利,它可以管辖及承继财产(纪元后三二一年)了。它的著名的贪欲,大大地接受刺激,教会的财产迅速地增加。然而教会中所实行的掠夺也同时增大了。


  由是一种无产阶级的秩序凌乱的共产主义的组织,竟成为暴君和掠夺的最忠实的赞助者,竟产生一种新的暴政和一种新的掠夺的渊源。


  这样的一个胜利的教会,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和在三个世纪之前,为贫乏的加利利渔人,农人,与乎耶路撒冷城中的无产阶级所创立的教会,适相反对。被钉死的弥赛亚竟成为这样的一个鄙劣的和不名誉的社会的最顽固的支持者,而这个社会,实在把弥赛亚教会希望弥赛亚完成的工作,加以完全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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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考茨基:古代无产者的反抗运动——基督教的蜕变与阶级斗争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6日 19:07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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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僧院制度


  罗马教会,特别当它被国家承认了之后的罗马教会,把原始的弥赛亚的会集的倾向,变形而为其明显的反对方面;然而这不是由于和平的手段,没有抵抗和斗争而便成功的。在事实上,供给原始基督教以民主倾向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条件,仍旧继续存在,当帝国解体之时,并曾采取攻势和饱受痛苦。


  我们已经指出那时已有反抗新的概念的呼声。这种呼声在其开始之时,便已听见了。但当这种改革已成为教会中的优越的和正式的态度时,则在个别的教会中,便不容许有其它的观点,然而在罗马教会之旁,却继续发生新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各种派别。举例言之,当君士坦丁大帝承认教会之时,西琴斯仑(Circumcellione)派盛行于非洲的北部,热狂的乞丐把但尼德派(Donatist)的斗争,推到极端,反对国家教会及国家自身,宣传仇视一切富人和权贵的真理。像在基督时的加利利一样,第四世纪的非洲北部的农耕民众,从绝望中奋然而起,反抗它的压迫阶级,而且又有无数的盗党,四处横行,用这种态度来表示他们的抗议。又像以前之热狂派一样,或者也和耶稣之第一代使徒的事件一样,西琴斯仑派替这些盗党,设立一个脱离压迫而解放自由的鹄的。他们以绝端之冒险,甚至和帝国之军队相对抗,但在后几十年之间,帝国军队和罗马教的祭司,互相携手,极力压制这一种叛乱。


  这种努力终归失收,恰像用别种和平的或破坏的手段,努力引用共产主义于教会之内一样,结果也不能成功。它们失败的同一原因,在乎它们把原始的共产主义,变形而适成为其反对方面,在乎他们和那些产生这样的努力之刺激继续并存。因为虽然这种剌激与正在发生的灾难一同增加,但不要忘记教会的资源也一并增加,使教会可以用救贫组织的方决,减少大部分的无产阶级,令他们堕落于最坏的诱惑去,由是,无产阶级依赖于教会的祭司,渐次腐化,把一切热情和其中的一切高尚理想,都遏死了。


  当教会成为国家的教会时,一种比之在历史上已经显现过的暴政和掠夺的工具,都更为有力和更为巨大的工具出现了,在其中,原有的一切共产主义倾向的命运,通通都消失了。然而这些倾向,还从国家教会中,引生一种新的能力。


  一直到国家承认教会的时代止,基督教会的传播,大抵也仅限于大的城邑;因为只有这些教会,在被困逐时才能支持其生存。在其它的乡野地方,则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被人监察,所以其中的秘密组织,只当它能够受到全部人民的赞助方可维持,例如爱尔兰在最近的几个世纪,反对英国束缚的秘密团体可为明证。所以,在乡野地方,一种少数人的反抗运动,常常遇看极大的困难,而这种情形,也可以同样地适用于最初三个世纪的基督教运动中的。


  但当基督教不复为国家之反叛的组织,而且为国家所承认的时候,则乡野间的传布,便没有妨碍了。从这时候起,在乡野间,没有别的东西可为基督教会组织进行之阻碍。在最初三个世纪,基督教也和犹太教一样,几乎全是一种城市的宗教。现在,它成为农村的宗教了。

  基督教之共产主义的倾向,和基督教一同侵入农村,在农村中,它找获了几种完全与城市不同的而且非常可喜的情况,这在我们上面讨论敬虔派时,便已讨论过了。共产主义组织开展的可能性,一经在农村中建立起来,农村在基督教形式中,马上便觉醒一种新生活了,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都指明它能够完成需要是如何地伟大。当基督教为国家所承认时,这就是说,在第四世纪的初期,第一个僧院,建设于埃及,其后在罗马帝国的很多部分中,很快便有其它的各个僧院随之而起了。


  这种共产主义的形式,不特不为教会及国家的权威所反对,它还为它们所助奖,这种情形,很像十九世纪的上半叶,在美洲的共产主义的试验一样,它们也是同样地为当日的英法两国的政府所赞助。他们巴不得劝导那些大城市中的常动不息的共产主义宣传者,隐遁于世外,投身于旷野中,从事一种农耕的和平之教化。


  但埃及人安东尼(Anthony)及其徒众的试验,却不同于奥文派(Owenites)傅立叶派(Fourieriste)和美洲的加伯德派(Cabetists)的共产主义的试验,因为后者是失败的,而安东尼派则有很优越的成功,其成功很像十八九世纪美洲之农耕的共产主义新村,这种新村和埃及人的运动,是很一致的。很多人以为他们之成功,在于他们的宗教热情,这是为近代乌托邦之信徒所缺乏的,没有一种共产主义是没有信仰的。但启示寺院中僧侣之同样的宗教热情,也同时启示在最初几个世纪之中的大城邑的基督教会会友,然而他们的共产主义试验,却既没有彻底,也没有长久的时间。


  乡野中获得成功,而城市中却遭逢失败,其原因不能在宗教找出来,而实在仍在于其物质的条件。


  若和大城市的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试验对比一下,僧院制度和旷野中的共产主义新村制度,却实在有一种极大的好处,这就是农耕须要田合和家庭的一种结合,这样,大规模的农耕不但成为可能,而在大地主之“埃加斯制度”(oikos system)中,还能够达到一种高级发展的阶段。但是这种埃加斯制度的大规模的推行,原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奴隶制度限制着它的生产力和存在性。奴隶供给的中止,便使大地主之大农场消灭了。然而寺院制度却再重新兴起,继续推行这种制度;在事实上,当僧院制度把他们自由会员代替奴隶的工作时,便能够把农耕发展,达到一个较高的地位了。当时社会中一般分解,所以寺院便成为正在灭亡中的帝国内的一个唯一的地址,其中虽然经过欧洲民族迁徙时代的大洪流,然而仍能保存古代技术的最后的遗迹,并且在好几点上,还加以完成的工作。


  除去从东方来的影响,尤其是亚拉伯的影响之外,僧院成为一个中心,在其中,中世纪欧洲的文明,又重新生长。


  在上古时代的结束和早期的中世纪之间,寺院中合作的生产方式是很适合于农村生产的条件的;这便显示出它的胜势。但在城市中便不是这样了,城市之生产条件是反对协同工作的,所以,在城市中,共产主义只能为消费的共产主义形式,不过决定社会关系性质的最后分析不在于分配和消费的方式,而在于生产的方式。只有在乡野之中,在僧院之中,基督教原来所希望的消费团体,才得获一个生产团体的永久基础。在这一个基础上,敬虔派之团体,已经盛行过几个世纪,敬虔派后来之归于毁减,实并不在其内部的原因,而在于犹太社会的骤然的消灭。在这一个生产组织中,便发生基督教寺院之巨大构造,至今仍然存在。


  不过,为什么近代乌托邦共产主义新村又归于失败呢?他们的基础也和寺院的共产主义的基础相同,但是生产方式却完全不同了。在古代的独立而单纯的工业中,所发展的是一种劳动的个人主义,想让城市工人实行合作,非常困难,常常启示他们以一种生产的无政府的态度——这是古代的情况。但在今天呢,我们可以在城市工业中找出无限的设备,在其中,每一个工人都形成一个输齿,而和其它无数的轮齿互相合作。合作的习惯,工作训练的习惯,以个人隶属于全体之下的习惯——这些在现代都代替了个别工作者的无政府的态度了。不过这是指生产而言;消费却是一种不同的事体。


  生活的条件,从前是很简单的,而且和人口的群众相一致的,而其结果,则为一种消费和需求的一致性,作成一个能够永久的悄费团体。


  近代的生产方式把一切阶级和一切民族,合成一起,把整个世界的产品,放在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无停止地不卷怠地产生新的生产品,不独造成满足需求的新手段,还且造成需求,所以,便在一般群众中,造成个人的决志和希望之一种巨大的变异性,这一种个人主义在从前,是只能从富人和权贵阶级找出的。换一句说,很多消费方式的用语,都用在“享受”物质东西的最广阔的意义之中。最粗糙的最物质的消费手段,如食物,饮料,衣服,在很多情境中,都是服从于近代生产方式的标准化的。但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精义,却并不把群众之消费限制于这种物质之内,它还使劳动者之间,发生一种一致的要求,要求更多的文化,教育,艺卫,体育的物品,和其它的物品,这些需求,把他们更为分化,在每一个个人之中,都找着了不同的表现。所以愉乐之个人主义,在从前是富人和教化者的特权,现在则盛行于劳动阶级,最初,则在于大城市,其后,便侵透到其它的人口去。虽然近代的劳动者不得不大大的让步,要接受与其同僚之劳动者互相协作的训练,并且也要承认这种让步的必要,但是他却全神反抗一切要统治他的消费,他的愉乐的企图。在这种情境之中,他渐渐成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或者,如你愿意,也可称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读者总会晓得,为什么近代城市无产阶级,会喜欢住在旷野中之一个细小的共产主义的新村内,而这一个新村,最多也只能是一个大的农耕基础,而以工业的运用为之补助。像我们在上面所述,工业和家庭,在这种生产部门中,是常常关联的。这是基督教共产主义的一种方便,它本来是以一种消费的组织开始的。但在乡野间之僧院组织之中,则这种共产主义又和一种生产的共产主义相联合,所以,便使它有更大的抵抗力,和更大的发展。


  但近代之乌托邦共产主义则以生产之组织为发端,并且在这种组织中,找得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它为消费及生产间的互相关系所驱策,在它的细小的新殖民地之中,把一种消费的共产主义加入于生产的共产主义之上,前者影响后者,像红布对于一只壮牛的影响一样,一有微小的激怒,便产生一种最为可憎的永久之争论了。

  只有那些仍然没有被近代资本主义所接触的人口,超世间的农民,才能够在近代文化之领域中的十九世纪,找着共产主义之移民新村落。他们的宗教与他们的胜利无关,除非其宗教热狂达到像一种群众的现象而不是一种个人性质的程度,这样的分子只能够在人口之最为退化的阶段,才找得出来。


  生产的共产主义在近代大规模的工业人口之间,其实行,只能够在这样的一种进步阶段,而非常庞大的消费的个人主义——从其最广义的说——才可以和它联合起来。这不是生产的共产主义在十九世纪的非宗教的共产主义新村,遇到了失败;因为资本主义在一个时候曾经实行过这种共产主义而且胜利了。其所以失败者,只是和近代习惯大相矛盾的个人消费的标准化中之共产主义而已。

  在古代和在中世纪一样,在人口群众间要求个别化这一点,是没有痕迹可寻的。所以僧院共产主义并没有遇着这样的妨碍,并且当它的生产方式成为优越,而为一般的流行,与它的经济崇高性相一致的时候,僧院的共产主义便更为流行了。罗芬那司(Rufinus,三四五到四一〇)在纪元后三七七年,邻近耶路撒冷之橄榄山,创始一个寺院。他还宣言在埃及之乡野区域中,也像在城市一样,很多人生活于僧院之中。我们对于这一种夸大的敬虔想象即使接受了,但也要承认这种记载实是以异常表现的男僧女尼的一种数目为根据的。

  所以,僧院制度便把一种生命的新园地,供给基督教的共产主义热狂者,因为他们在这种制度中获得了一种新表现,它不致成为一种对于优越的教会官僚制度的异教的反对者,它可以和教会的官僚制度,好好地提携起来。


  但这种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形式,不能够成为普遍的社会形式,其理由是它实行一种公有房屋的生活,于是便必然地反对婚姻制度,这像敬虔派在前时所行的一样,而在其后(十九世纪),则北美之宗教共产主义新村,也是这样实行。公有房屋的实行,必须抛弃私人的婚姻制度;一种集团婚制和它非常适合,这在大部分的新村都可以表明这种倾向。但这种两性关系,与后期中世纪所一般地承认及公众地实行之普通社会情感相冲突。一般地看来,这一个时代之特性是一种急转直下的情感,是一切愉乐的禁戒,是节欲主义,是一种更自然的解释,除此之外,还环绕着一种实行这种禁戒的特殊的光轮。但是独身主义的实行,便把僧院主义的进步,限制于少数人之内。这少数人在某一个时间,或者人数甚多,像上面所引述罗芬那司的记载,然而即使罗芬那司的那样夸大,也不敢说僧院人口是有大多数的。而且在罗芬那司时代的埃及的僧院主义的热狂派,不久便减少了。

  当僧院共产主义成为坚固和耐久之时,僧院中之财富也必然地增加。并且因为公有房宅,生产之价值因之可以减低,于是僧院工业,便价廉而物美了。像大地主之埃加斯制度一样,僧院自身可以产生一切他们所需要的食粮和粗制品。并且僧院中的工作者与大地主的奴隶相比,其工作更为热心,因为他们是僧院中之一分子,可以享用他们工作的全部生产品。此外,每一个僧院人数很多,所以,它可以选择那一种最适宜于他们的工作,从事生产,由此,便产生一种非常优美的分工制度。最后,僧院是和个人不同的,它是永久的组识。一个发明家及其家属死亡之后,其发明及职业上的秘诀,很容易便丧失了,但在一个人数很多的僧院之中,便不会这样,僧院中的发明及职业的秘诀,是互相传授于其后继者的。又除此之外,僧院是一个永久的法人,它是不会为遗产的浪费和破坏的危险所妨害的。它的财产的集积,决没有在一种遗赠的形式中被剖分的。


  由是,每一个僧院的财富都加增了,同时,同隶于一个头目或同一的规制——即所谓“僧侣之诫律团体”——之下的僧院的财产结合,更为加增。但是僧侣制度一达到了财富和有权力的时候,则其历程,必像很多的其它的共产主义的组织一样,它只容纳社会的一部分人,这种历程,就在现存的生产合作组织中还可以看见。生产手段的拥有者,现在晓得,假如他们能够找获必要的劳动者,像毫无分文的工钱劳动者,奴隶,或农奴,替他们工作,则比之所有者自己去从事工作,更为方便得多。


  所以,虽然僧院制度在其发端之时,把一种新生活付给基督教的共产主义的热狂者,但后来,却又采取了教会中之主教所会采取的同样途径了。它像教士阶级一样,成为一种掠夺和统治的组织。


  这种有统治权的组织,不是常常愿意充当教会的统治者,主教,的一种单纯盲目的工具的。它们在经济方面,是独立的,在财富方面,可以和教会相竞争,它们的组织,也是国际性的,所以在没有别一种团体敢于反抗主教的时候,僧院已能够反抗主教了。


  他们不时都会削弱主教的暴虐,这种仁慈,已被决定是根本地反对主教暴政的方向。


  在教会分为东方教会及西方教会之后,罗马大帝便成为东方教会的主教的君主。而在西方教会,则没有一个国家的威权能够统治教会之整个领域。所以,罗马城的主教便开始因为他的主教区之重要性,而成为高过西方教会的其它主教之优胜者。这一个优胜者,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日渐增加其优越的权力,而高过一切的主教。恰像在近代封建贵族和资产市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一种近代之王政一样,在主教的贵族和大僧院工业的所有主——寺僧——的阶级斗争中,便产生一种绝对的教皇政体的制度了。教皇制度既经巩固,教会发展上升的曲线便达到它的顶点了。一切国家和社会后期的演进,都因为教会而退步了;现在的一切发展都反对教会,而教会也反对一切发展;教会成为绝对反动的势力,一种反社会之组织。

  就在教会变形而成为早期阶段的教会之反对方向之机,在成为一种统治的及掠夺的组织之后,教会在一个时候,仍能胜利地完成几宗伟大的事业。但在十字军的终局,则教会对于人类,完全没有效能了。它既经成为国家宗教之后,它的贡献,只在于把已找获的古代文化的遗迹,加以整理和发展。但当一种远胜于古代的新生产方式,在教会所援助及完成的系统之基础上发展着的时候,当资本主成为一种结果而一种包含一切的生产共产主义起来的时候,则罗马教会便不能确有什么用处,并且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妨碍物而已。它从共产主义而生,现在却成为近代共产主义之不共戴天的死敌之一了。

  近代共产主义将会同样地发展一种辨证法的历程,像基督教之共产主义一样么?也会成为一种掠夺统治的新机构么?这个问题是须要我们最后考察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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