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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理性对待,法治解决——常凯谈本田罢工【本田罢工引出的各路改良主义文集】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4日 23:16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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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对待,法治解决——人民大学劳动关系所所长常凯谈本田罢工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6月04日 11:56 共有6条点评


引用:
罢工必须结束,但结束罢工必须在法制轨道上解决,政府对此要“理性对待、法治解决”



  【《财经》记者 郑猛】持续半个多月时间之后,南海本田罢工事件终于出现转机,工人也已有条件复工。罢工的过程并不平静,劳资双方的较量胶着,工会组织的强行干预,甚至还出现了肢体冲突。对工会的作用应怎样评价?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次罢工应如何结束?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接受了《财经》记者的采访。他认为,罢工必须结束,但结束罢工必须在法制轨道上解决,政府对此要“理性对待、法治解决”。

  工会表现令人失望

  《工会法》第27条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常凯说,这一法律规定要求工会在处理罢工事件中,要代表、反映职工合理要求,在解决职工合理要求的基础上恢复生产。遗憾的是当地工会并没有按照法律要求行事,反而违反法律,做了连资方都没有做的事情。

  工人将信任和希望寄托于与本公司没有直接关系的公司高层个人身上,也表现出一种无奈。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地工会无法依靠,工会的表现更令人失望。特别是在罢工过程中,工会竟然与工人发生冲突,这在国际工会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奇闻”。

  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后的第二天即6月1日,当地工会向工人发出了一封“道歉信”。常凯认为,这封信中,虽然工会对于工人和“工会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公开“表示歉意”,但仍然以“部分员工不愿意返回工作岗位,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影响”为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

  其实这种辩解更清晰地表明,工会当天所有举动的出发点是让工人尽快复工,如果能站在工人角度,就不可能发生冲突事件。这种行为属于“公开的堕落”,是对于“工会”称号的亵渎。

  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工会必须代表工人利益,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而从现行体制来看,工会不敢触犯政府,又怕得罪资方,由于工会并非工人所选产生,所以也不对工人负责。工会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工人也不可能信任并接受它。这种事实恰恰证明,罢工中工人提出“重整工会”具有其合理性。

  “本田罢工事件中,当地工会的作为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市场经济中,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会?在劳资矛盾中,工会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常凯说。

  尽快建立集体争议调解机制

  一直在关注罢工事态进展的常凯表示,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的出现,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出现这种转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曾庆洪的个人声望实现的,并非一种机制性的处理方式。但不管怎样,有第三方能介入其中不失为一件好事。

  常凯指出,由于害怕遭受报复及能力识见所限,工人方面无法形成自己公开的领袖人物,难以与资方形成对等关系,甚至很难形成劳资方面的有效对话。这种情况,也使得事件的处理更加困难。

  在市场经济国家,如果类似情况,通常要由劳方和资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组织和人物来进行斡旋和调解。比如美国和英国都有这样的组织和专职调解员。另外,一些社会公众人物或专家教授也可以在劳资集体争议中,扮演斡旋的角色,推动事情的解决。然而,我国目前缺乏这种集体争议的调解机制。

  据悉,常凯2009年领衔承担了一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课题,就建立集体劳动争议调节机制的问题,他已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地方发生罢工事件以后,政府应该采用何种处置方式?常凯认为,本田罢工事件中当地政府的处置方式值得肯定,这就是“理性对待、法治解决”。

  首先,地方政府并没有将此次罢工简单地作为“突发性事件”或“不稳定事件”而以国家机器强力介入,也没有简单宣布“工人违法”直接干涉工人的行动,而只是将这一事件作为一种因工资问题引发的劳资冲突。政府站在第三方的中立立场,是这次罢工能够持续多日的前提条件之一。

  其次,政府在这次行动中积极推动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矛盾。让劳资双方来协商劳资事务,是劳资冲突处理的基本原则。出现罢工以后,劳资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冲突,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而这种集体谈判由于有罢工行动作为施压手段,所以也是一种最有效的集体谈判。

  再次,在当地工会已经失去了工人的信任后,广汽集团高层的介入调解,也是劳资冲突调节的一种形式。可以推测这一安排属于当地政府的策略或者默许。

  当然,政府除了不干预和压制工人的行动,还应积极通过协调各种关系,尽快在解决职工合理要求的基础上恢复生产,使得罢工在法制的轨道上得到妥善处理。

  他认为,此次当地政府处理罢工事件的做法,对于今后此类事件的处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法治轨道上结束罢工

  有评论认为,此次罢工事件的导火索之一,是佛山市政府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政府不顾经济条件和企业发展发出行政性指令上调工资,才导致劳资双方的对立及其工人罢工。

  常凯认为这一说法非常荒谬,其本意是认为工人的工资只能维持在目前的状况而不能提高。实际上,罢工恰恰是由于工人的不公正工资待遇引发的。

  他表示,政府上调最低工资的做法是正确的。在劳动法治健全的国家,工人工资的增加主要靠工人的力量,通过谈判或罢工去争取,工会组织可发挥积极作用。但目前中国工人没有这样的条件和能力,他们的诉求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恰恰需要政府的劳工政策向劳工倾斜,其中包括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因此,佛山市提出调资政策是非常积极的,对于改变劳资关系的不对等状态,构建一个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常凯认为,南海本田大量使用实习生的用工方式存在问题。出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考虑,国家鼓励职业技校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但对实习生工作应该有实习安排和实习要求,不能把他们当作廉价的正式工人。本田公司一线员工中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学生身份的实习生,而且把职业学校在校学生当正式工人使用,均涉嫌违法用工。

  对于这次工人罢工事件的最终结果,常凯认为,罢工必须结束,但结束罢工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罢工工人的合理要求得到解决,是结束罢工的法律条件。在谈判过程中,劳资双方都要有所妥协,最终形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为此,作为主动方的企业首先要拿出诚意,切实改进工人待遇中的不合理规定,工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作出某些让步。

  “谈判本来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劳资双方都作出妥协才是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常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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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曾昭鹏:连串罢工凸显工会转型面临挑战【本田罢工引出的有产改良主义文集】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4日 23:29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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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串罢工凸显工会转型面临挑战

作者: 曾昭鹏 2010-06-03 阅读人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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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广东佛山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北京现代汽车车身框架及零部件供应商工厂,以及河南省平顶山市国企平棉纺织集团工厂,这些地方发生的大规模罢工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工人在工会以外自发组织的行动。


  企业工会在这连串的罢工中找不到可以扮演的角色,凸显工会与基层工人的脱节,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反映中国工会在争取工人权益的过程中,定位不清的困境。


工会被边缘化


  这致使工会名为劳工组织,却在劳资纠纷中被边缘化,无法代表工人利益与资方谈判,同时发挥调解劳资冲突的应有功能。


  研究中国劳工问题超过20年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冯同庆受访时说:“中国工会有一个转型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工人队伍、企业体制,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管理制度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但实际上工会体制本身的变化是滞后的。”


  他说:“概括来说,我们的工会还是一个社会功能组织,缺乏利益代表性,(工会)应该逐步转型,成为能够代表利益的社会组织,以代表职工权益为主要角色,同时又发挥自己的社会调节功能。”


  中国工会采取的是单一制,根据《工会法》规定,所有工会都要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与党政机关在历史上关系密切,官方色彩浓厚,目前其主席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


  据全国总工会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基层工会组织已累计达到184万5000个;全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到2亿2600万人。


  然而,这个数目并不一定代表工人对工会角色的认同。工会组织是党政机关的附属,运作过于行政化,而且倾向资方,这是一般中国工人对工会的印象。尽管《工会法》规定“ 各级工会委员会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但现实中工会领导层的组成主要使用的是委派制,工会领导的背景与基层工人有一段距离。
在此次的本田工人要求加薪的罢工行动中,有媒体报道工会人员还和罢工工人发生肢体冲突,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工会与工人利益的分歧。
  近年来,中国工人越来越难从国家显著的经济增长中获得相等利益的情况日益明晰,收入分配成为社会以及工人本身高度关注的课题。


  新生代制造业工人成为工人的主要群体、其法律和权利意识的提升,加上人口结构改变(人口老龄化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情况,意味中国工人的工资议价能力将逐渐增强。经济发展的利益必须从资本所有者身上向工人方面倾斜,而类似罢工的工人维权活动预料将有所增加。


  频繁的工潮降低生产效率,将影响外资企业投资环境。但更令政府当局关注的是,一旦没有获得妥善处理,罢工可能进一步扩大,冲击社会稳定。


  中国宪法于1982年取消了公民自由罢工的权利,不经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工人罢工往往都会面对官方压力。


  一名熟悉劳工运动但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本报,事实上,中国的罢工事件每年都在增加。在劳动密集型工业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一些党政领导和工会本身支持甚至暗中帮助工人进行比较合理的罢工行动,但他们不希望有关行动延伸到社会上,或上升到政治层面。


  他说:“实际上很多工人也没有太多政治和社会诉求,他们只是要把经济利益保护好。”


  “但现在有一个很新的变化,就是在本田的例子中,年轻的制造业工人联合采取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如果安于过去,不能够制度化、公开透明处理,而是用一些比较模糊方法去想让事态好转,恐怕会遇到很大挑战。”


  中国工会能否有效代表新一代工人的诉求,是检验它转型成败的关键,而改与不改之间,同样都面对风险。


  冯同庆指出,工人必须有有组织和制度化的渠道让他们表达诉求,维护权益,然而转型滞后的工会使得这种诉求和表达缺乏有效的途径和办法。他说:“这就是风险。”
他也说:“由于体制的行政化惯性,加上担心工人自发组织的风险,在几个环节上就形成现在的工会,不能有效维护职工权益。”但冯同庆认为“不改的风险更大”,关键在于让工人“依法依章,自主选举”。
  “更多的还是尊重工人的自主选择,让工会民主化,群众化,甚至提倡协商,职工的参与制度,工人的合作企业等等,这些都是(工会)改革被忽略的东西。”


  “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尊重工人的意识,反而会错失很多机会,激化矛盾,甚至酿成罢工蔓延,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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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理性对待,法治解决——常凯谈本田罢工【本田罢工引出的各路改良主义文集】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4日 23:32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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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官员:希望本田罢工事件推动收入分配改革

2010年06月02日 08:02 财新网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指出,目前正值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当政者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理性看待工人的诉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既要让经营者有利可图,也要让劳动者分享到企业的利益

  【财新网】(记者 周琼 2日发自广州)“南海本田罢工事件提醒社会各界关注到员工想要分享企业利益的诉求,我个人希望这件事能变成好事。”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高级官员1日下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希望事件能推动收入分配的改革。

  他说,从劳动保障部门的角度来说,“我们目前能做的事非常有限,因为企业没有违法违规,我们不能强制性地要求人家必须满足员工要求”。他告诉财新记者,目前此事已引起广东省市区三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职能部门只能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来处理冲突,但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最终要靠劳资双方的协商”。

  他指出,目前官方最担心的情况是此事蔓延开去。“南海本田事件所反映出的问题在中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其共性,即新生代劳动力普遍追求更公平合理的待遇,要求共享企业日益增长的财富”。

  改革开放32年来,珠三角GDP的增长超过40倍,一些企业的财富增长更是几年就翻一番,可工人待遇的增长却极为缓慢。在过去十余年里,大量企业都将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当作最高工资发放,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情况发放加班费和少量补贴,构成员工的全部收入。

  世界银行的普查报告显示,考虑每人每天的营养摄入量及养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费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而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与之相比,珠三角农民工要每周平均工作66个小时,每个月加班120个小时才能拿到1685元工资。

  “但要在短时间内马上改变旧有的模式和利益分配格局非常困难,在这个调整期,无论是政府、企业和工人,都要经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以从理性的角度看,大家都应该避免过于激烈的方式,都应该有所妥协”。这位官员说,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他尤其希望看到工会能发挥主要作用,这样不仅可增加工人的力量,也利于事件有组织、有规则地进行,从而避免多败俱伤。

  “可是工会现在也很困惑,因为现有体制让他们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这位官员分析说,工会是党委领导下的社团组织,工资和人事权都由上级总工会及党委政府掌控,“在强调‘唯稳’的方针下,很难单方面站在工人的立场行事”。

  他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正在给当政者的执政能力提出挑战,“目前正值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当政者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理性看待工人的诉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既要让经营者有利可图,也要让劳动者分享到企业的利益。”

  他认为最终的处理结果至少应该让工人看到希望。

  他说,珠三角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的。对于部分官员担心满足工人诉求会对珠三角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带来冲击,导致企业成本上升过快,这位官员说,今天的珠三角在经济发展中“取向已经不同了,不再是当年单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资的时代了,今天我们引进的企业如果不能给劳动者应有的尊重,不能帮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那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既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又面临新的战略性调整机遇。而要增强中国的持续发展能力,必须把扩大内需当作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

  文章说,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这就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努力做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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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理性对待,法治解决——常凯谈本田罢工【本田罢工引出的各路改良主义文集】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4日 23:33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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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

中国工运要求成立独立工会改变国运轨迹

张洁平、朱一心


五月以来中国各地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广东佛山市南海本田工厂的新生代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和重整工会的诉求,以和平理性的手段进行抗争,取得初步胜利;河南平顶山平棉集团工人以传统方式抗争,贴出毛泽东像,但最终被地方政府强压下去。从南到北,罢工工人都不约而同提出成立属于自己的工会,触及中国现行体制深处,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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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辣的阳光拂去春天的尾巴,五月已如盛夏。在广东佛山市南海「本田路」上,两百多名年轻人顶着烈日高喊口号一路走来:「不达要求、罢工到底!」他们头戴印有「Honda」字样的帽子,身穿白色工服,带着口罩,走向前方自己工作的这家著名的日资企业: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自五月十七日,南海本田工人断断续续地罢工、复工,五月二十五日开始,本田在华工厂全线停顿,面临每天两亿四千万元人民币(约三千六百万美元)的产值损失。

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河南平顶山,在当地最大的棉纺企业平棉纺织集团,五千余名平棉工人因买断工龄补偿款低、国企改制置换金低、工资低等问题,拒绝进厂开车。有人把《大河报》的头版贴在了厂门前。头版上的照片,正是广东南海本田罢工的青年们。一名平棉工人对记者说:「他们都可以,为啥俺们不行?」工人们也贴出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大幅画像,以及毛泽东论述罢工的文章,在厂门口打出了「共产党母亲:我们要吃饭」的横幅……他们坚持罢工十八天,最终被河南地方政府强行压制下去。

几乎是同时,全国各地的罢工事件此起彼伏:无锡的日资企业尼康,因为员工中毒事件引发连日罢工抗议;中石化旗下仪征化纤公司,因为国企改制和资产分配问题引发老工人罢工抗议;为韩国现代汽车提供车身框架及零部件的北京星宇车科技有限公司,因薪资低于同行引发员工停工抗议;重庆綦江齿轮厂,因为工人过劳死引发罢工等等。

一个月内,中国各地发生近二十起大大小小的罢工事件,尽管宣传系统已经要求媒体噤声:「各地罢工一律不作报道和评论」。但消息不断在网络上流传,网友戏称为火热的「五月大罢工」。从南到北,中国罢工工人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要求——成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工会。平棉集团工人则称「工会还不如黑社会」;本田罢工工人指责官方控制的狮山镇总工会拿了工人交的钱,还打工人,因此他们罢工之初就鲜明提出要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和相关工作人员。

「如果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的模式不改变,这种矛盾会继续累积。作为政府而言,最好的疏导方式就是让基层工人都有参与工会的机会。」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劳工问题研究专家潘毅说,正如本田工人要求的那样,甚至不需要「独立工会」,在现有《工会法》框架下,「只要把工会还给工人就可以了」。本田工人不提「独立工会」而提重整工会,显示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有清醒认识。在网上不少网友以「团结工会」为标签,支持工人罢工并重整工会的要求。无论是哪种诉求,关于工会的主张都触及中国社会深处,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潘毅对亚洲周刊表示,二零零三年来,以罢工为形式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屡有发生,刚过去的这个五月并不算十分特殊,但可看作是「矛盾积累的表现」。她认为,「世界工厂」发展到今天,靠廉价劳动力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若不改变,「矛盾一定还会继续累积,罢工潮一定会更多」。

新生代工人登场

各地正在发生的工潮,主角是谁?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这中间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矛盾?又对未来有什么指向?工潮,会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

在南海的本田,走在罢工最前线的,是被称为「八零后」、「九零后」的新生代工人。两个八十年代出生的工友成了罢工的策动者,其中二十四岁的小谭甚至在罢工之前,已经向工厂递交了离职报告。在深圳富士康集团半年内连续发生十二起工人跳楼自杀案之后,本田罢工事件,是被称为「新生代」的八零后、九零后工人再一次引起媒体关注。

在中国一点五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一九八零年后出生的约有一亿人,占六成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在许多沿海城市,八零后、九零后的新生代工人正在迅速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劳动者,已占到打工群体的八成以上。

根据社科院调查,新生代工人具有「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更愿意把「工作耐受力低」理解为一种别样的压力:「这一代人懂得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这点上他们对于社会的不公正的敏感度,比他们的父母要高。」郭于华觉得,富士康的年轻工人跳楼自杀,和本田的工人罢工,某种程度上可以联系起来看:「自杀不仅是脆弱的表现,也是一个内向的,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抗争;罢工是外向的,向资方,向整个社会,向权力部门全力地表达态度,是一个积极表达的方式。」潘毅亦认同这个观点:「新生代农民工,他表现出的愤怒和绝望,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对制度本身提出的反抗。」

生存在乡村与城市夹缝里的新生代工人,他们的梦想与困惑正在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倒逼着中国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填补空白,涉向深水。在本田罢工事件中,登场的就是这样一个群体。

南海本田的工人从全国各地的中专技校来到广东,签了雇佣合同,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一线车间,想从这里找到前途。然而,「工资太低」、「实习生与正式工差距大」……五月一日,佛山调高了全市最低工资规定,南海本田却没有给工人实质性加薪,激起了工人长久以来的不满。

郭于华对亚洲周刊表示,「这一代人肯定比他们上一代人文化程度高,对技能的接受要更好一些,他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很不一样,他们是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方式的,他们没有回到乡土社会的打算。但是种种制度限制、体制瓶颈,让他们又融入不了城市。他们的困惑比父辈要大。这是无根的一个状态。」

本田工人开出的要求主要为基本工资加薪不少于八百元,现时基本工资若未计职能工资(包括勤工及勤补等项目)为六百七十五元至七百元,实习生则只有五百六十元,工人认为工资长期压低,是因为工会不曾为他们谋取福利,在这次「工厂散步」工潮中极力争取重整工会、选举会长及有关人员。罢工的推动者小谭说:「作为工会,本应保护工人利益,但狮山镇总工会完全是站在资方立场上,没为工人争取什么。我们对中国的工会是彻底失望了。」

年轻的工人们连续拒绝了本田提出的四套薪酬调整方案,并尖锐指出其中一套只调补贴不调整基本工资的方案随意性太大。他们坚持「加薪八百元」,「否则不会复工」;因为罢工之初曾遭遇秋后算帐,他们还要求「对罢工员工事后不能解雇、辞退、劝退」。厂里发下《承诺书》,要员工签字确认「不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许多员工直接撕烂了,踩在脚下,或者丢进垃圾桶。

集体行动展现成效

五月十七日开始,本田工人们间断采取「工厂散步」的手法进行罢工,坚持争取谈判条件,不会向不能代表工人的工会妥协,由于佛山工厂肩负母公司本田汽车在中国三家工厂的变速器供应,佛山工人的「散步式」罢工,致使各地变速器暂停供应,其它工厂遂于五月二十五日全面停产。

六月一日早上,广汽本田中方代表、总经理曾庆洪与工人谈判后,在六一儿童节要求先复工三天,在这期间处理工人提出的问题,星期五(六月四日)下午给工人们一个答复。直到六月二日复工前,工人仍向亚洲周刊记者说,对周五曾庆洪能否给他们一个答复,心里感到模糊,但不轻言放弃。

在本田罢工事件中,郭于华认为,最值得观察的是期间表现出的组织的力量。「一个群体的行动。形成集体行动,一定有社会性的连带关系在里面,这个意义就很重要。这对于工人自身,形成阶级意识很重要。」

「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力量。」潘毅说:「本田也好,富士康也好,他们在中国大陆建工厂的时候,已经把阶级问题带进来了。今天工人能不能通过工会法赋予给他的权力,来进行自我保护,来跟资本有一个良性的对话基础,才是重要的。」

短讯和QQ群组等现代科技是今次工人发动「工厂散步」的主要联系方式,工人的宿舍一般没有上网服务,自租的宿舍连冰箱和电视也负担不起,一个上网包月费的手机就是工人生活娱乐与讯息中心,可使用QQ和看小说、打机、看新闻和下载音乐。

本田工人以手机和网络媒体的力量,让罢工迅速传开并在早期得到媒体广泛报道。而相比之下,发生在河南平顶山市平棉集团的一幕显得更加「传统」。

国企工人的传统抗争

平棉的罢工者多为四十岁上下的女工。她们在厂门口拉起长长的横幅:「共产党母亲: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坚决严惩张先顺为首的黑帮团伙,强烈要求市委罢免张先顺一切职务!!」

张先顺是平棉纺织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工人们认为,他涉嫌贪污腐败,在国企改制的过程里私吞了集体财产,也就是,当年工人们集资建厂时的共有财产。

平棉集团前身是平顶山市棉纺厂,一九八三年元月建厂之初,每名职工都拿出五千元,参与兴建这个她们是主人的社会主义工厂;一九九四年股份制改革,棉纺厂改制为天使集团,每名职工又拿出一千五百元,认购集团股权;二零零六年,天使集团再次改制为平棉集团。股权结构如何调整,当时并未向厂里的工人说明,只是承诺,每名工人会拿到一笔股权置换金。

今年五月十四日下午,一群离厂职工因不满意买断工龄所得的补偿金额,约两百余人堵住了平棉集团的大门。她们向早班下班的工人、和下午上班的工人解释原委,原本就对去向不明的置换金深感不满的老工人也一起加入进罢工队伍。罢工人数超过千人。

一名女工告诉记者:她们多是八十年代进厂,进厂时十七八岁,「在平棉干了一辈子,什么都给了厂里,厂里却什么都没给我们。」「年轻时,一家人钱,交五千元进厂,觉得是挺光荣的事情。隔壁家有个孩子想进没进来,哭了好几天。」

当年光荣的「工人阶级」,二十多年后,却成了一个月工资不足千元的社会最底层「打工妹」。

一名女工和她丈夫都是平棉职工,夫妇两人月收入拿到手的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孩子还没上高中,我们真的很难,像我们这样的双职工好多连供孩子上学都供不起」。

满腹苦水的她们也不知道该怎样罢工,没有人愿意当「代表」去和厂方谈判,因为那意味着可能会被「打击报复」。「厂领导公开说了,这些四十岁以上的,回头复工了整死她们!」不少女工对记者坚称,亲耳听见一个车间主任这样说。

而所谓劳资双方的几次谈判,都发生在工会与厂方之间。「工会,还不如黑社会!」一说到工会,原本一脸愁苦的女工几乎都扑哧笑出声来:「工会都是他们自己人!都是些走狗,没有人替我们说话!」

对工人提出上调工资的要求,厂方对工会做出的响应是:「公司实际工资性支出月人均达到一千四百多元,已经是全省棉纺业内最高。但今年内会再陆续调整。」对股权置换金的说法则是,二零零六年原天使集团破产清算,工人们当年的一人一千五百元的入股早已都赔进去了,如果要还,只能在二零一零年的今天退还给每个人一千五百元。

工人对此回应嗤之以鼻:「你问问我们谁拿到过一千四百元?把黑的说成白的!」「一千五百元过了十六年还是一千五百元?开玩笑吶?」

参与罢工的女工,没有谁有机会真的和厂领导坐下来谈判。工人们用类似大字报的形式在工友之间和向厂方传递信息:《告全体工人书》在流传,里面有这样的文字:「我们是正义的,对邪恶势力我们不会害怕,即使我们遭到打击报复,但是请你们相信,朗朗乾坤还是有公义的!我们的温总理就说『公平正义,比阳光还光辉!』」

纺织厂正门口,工人们贴上两张毛主席头像,和一张周恩来像。旁边是大字打印出的、工友从《毛主席语录》中选摘出来的《毛主席谈工人罢工问题》。

相较广东南海的本田「新生代工人」,平顶山平棉职工的罢工,更具有老一辈「国企职工」的特征:前者在完全的雇佣关系底下为自己争取更优的利益;后者则在二三十年辛勤劳作之后,希望分到当年兴建社会主义工厂时那一份「工人阶级」「共有的财产」。前者开始使用公民话语(如要求重建工会、理性对话),后者则更依赖于他们所熟悉的阶级语言。

研究工人问题的学者于建嵘把本田工人归为「完全雇佣关系」的产业工人,于建嵘认为,他们和共和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即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工人已经有本质不同;本田和平顶山的案例,诉求级别不一样,「一个是雇佣劳动,有劳动法来保障;一个是国有单位改制的典型例子,找不到法律依据,只能讲道理,老工人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啊等等」,但他同时也认为,当下中国这类的罢工,都还没有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些问题最后都可以总结为一个问题:劳工权利,尤其表现在利益上」。

于建嵘说:「罢工是个好事情啊,说明工人已经觉醒。这有什么问题?全世界都在罢工,罢工是工人的天然的权利,现在说明中国的工人拿出了这个权利,来解决劳资关系出现的紧张,这是要为此欢呼的!只有工人能够通过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的利益,这个社会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只有这样,劳方资方才能达到真正的博弈。」

于建嵘特别强调,千万不要把罢工问题政治化,尤其是牵涉到「维稳」。他说:「工人罢工,恰恰说明工人要寻找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努力,是有利于稳定,不是破坏稳定。」「工人想要社会稳定,想要有权利、有尊严的生活,生活得像一个人一样。共产党应该为此高兴啊,他们的工人终于知道怎么维护他们的权利了,这个社会才能走到真正的和谐。共产党第一次在安源搞罢工的时候,也是工人希望有组织的谈判,理性的抗争,不乱来。这是好事。正像之前清华大学的一个报告中提到的: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

然而,无论是南海本田罢工还是河南平棉集团的罢工事件中,地方政府为了维稳而走到了工人的对立面。在五月三十日之前,南海地方政府对本田罢工事件还持低调调解态度,但此后南海狮山镇突然高调介入,除了狮山镇总工会人员进入厂区胁迫工人开工外,大批武警也在本田厂区外戒备。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工人与工会人员一度冲突,一名女工人被推倒地上,数名男工友手脸受伤,面留血痕,导致复工的工人再度停工。

下午二时十五分,一班散步的工人走近工厂正门,工人身后尾随着一大群胸口挂着狮山「工会工作证」牌的人员。这些「工会」人员与工人对峙,气氛紧张,脸上还挂着孩子气的工人初时投诉工会人员身份不明,然后在相互指责中就突然一哄而上,二百名「工会」人员迅即团团围住工友。

工人是二十左右的少年,工会人员则正当中年,瘦削的少年与硬朗中年的扭打,让路过围观的农村村民也觉得不公平,大喊:「人多欺人少!大欺小!」七八辆公安防暴警车驶到现场,立即在现场一带封路,车内坐着身穿黑衣黑帽的防暴警察,但冲突稍纵即过。

六月一日,自称「狮山镇工会」的发言人表示,昨天的工会人员是他们派来的,原因是本田工会太年轻,没经验处理这些问题,于是向他们求助,由总工会派出百多人到场支持。而本田工人则指这些「工会」人员是花钱临时请来的。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河南当局对平棉集团罢工事件的处理也沿用了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老套路,令众多工人失望。

五月三十日,厂方与工人的最后一次谈判不成后,厂领导对工人放出消息:六月一日,强行复工。

六月一日清早,几乎所有参与罢工的工人都来到平棉集团门口,老工龄的女工们站在最靠近厂门的位置,紧紧守着她们的横幅。大约六点半开始,一辆一辆大巴装满了警察驶进平棉集团所在的建设路段,很快,特警、武警、公安、保安,至少两三千名警察在半小时内围绕平棉集团四周就位,道路被戒严,带有喇叭的警车开始向罢工工人喊话,语言似曾相识:「……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仍在煽动不明真相的职工,继续围堵大门,使平棉集团遭受了重大损失……这种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

附近路段不少是平棉集团家属院,戒严线外聚集起越来越多的群众。数百名警察向平棉集团门口靠近,手持横幅坚持到最后的罢工工人们,被或抬或拽,抬上警车,期间发生数次小规模肢体冲突。

女工们从未见过这样的阵仗。一名女工站在远远的路边,当时就哭了:「太可怕了……我们不是想要和当官的作对,我们真的很苦,很多苦说不出来……我们就想有口饭吃,有条活路。他们这样,真的是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假的变成真的,太可怕了……」

人民警察抓人民

平顶山居民们,也从未见过这种出动两三千名警察抓捕女工的阵仗。一路都有居民指着鼻子在骂:「人民警察抓人民!」还有几名老人忿忿地说:「鬼子进村了!」

据平棉职工称,到六月一日晚上,仍未回家的女工大约有二十人,警方解释的罪名是「扰乱生产罪」。六月一日,工厂开门,仍未复工。当晚,未被带走的工人收到各自工长的信息,要求她们回厂上班,并宣布「一日至三日,去上班的,每人每天给一百元;四日至七日,每人每天给三十元;八日之后如果不上班,就按照旷工处理」。这么一个结果,令许多女工心灰意冷。「置换金不提了,工资也不加了,不少工友回工厂直接办了内退,这还有活路吗?」

郭于华对于这样的「维稳」方式相当愤慨。她对亚洲周刊表示:「现在的稳定思维应该重新思考,他们以为压制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维权才是真正的维稳。这些人是最底层,任何时候都是她们在付出利益,政府有个全社会的责任,要维护社会公正,对各个不同利益群体都要关注到,不能让利益倾斜得这么厉害。这也是执政党的利益所在啊,不是么?」她还强调:「执政党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政党,工潮要是处理不好,执政党在丧失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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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呼唤《工资条例》尽快出台
2010-05-28 09:00 新京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作者:张海英

被寄予厚望的《工资条例》年内能否出台?参与该条例制定讨论的学者透露,由于阻碍重重,《工资条例》即使进展再快,也难以在年内出台。据说,该条例遭遇了来自垄断行业央企的极力反对(据《经济参考报》)。在《工资条例》“难产”的情况下,由于本田在广东佛山的零部件工厂持续罢工,本田在中国所有四家组装工厂被迫全部暂停生产。

一方面是企业反对《工资条例》出台以减少工资支出,另一方面是工人以罢工方式要求企业增加薪水。在我看来,如果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机制的《工资条例》继续“难产”,工人权益缺乏制度撑腰,说不定还会有不少企业重蹈本田工人罢工的覆辙。

不可否认,中国目前还是资方市场,员工话语权很弱,而资方话语权很强。然而,随着物价上涨职工生活支出增加、职工维权意识苏醒,资方的话语霸权正在遭遇挑战。本田工人罢工就是挑战资方话语霸权的例证。的确,职工挑战资方话语权将会面临不少风险,但当资方的薪资待遇突破职工的承受底线时,罢工就成为职工表达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

不久前,全国总工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反而上升了20个百分点。这说明资方与职工的利益分配已经到了失衡的极限。如果不能早日正确解决这种失衡,“出租车停运事件”、“本田工人罢工事件”还会接连上演;不但资方要遭遇停产的惩罚,而且待遇不公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另外,监管部门公信力也要损失。

在我看来,“本田工人罢工事件”无论是对资方、职工还是政府有关方面,都是一种警示。

在中国劳动力供给比较大的背景下,企业职工显然越来越不能承受低工资待遇了。他们将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不仅仅是忍让与沉默。

我以为,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反差越来越大,原因主要在于两种缺失:一是职工缺少能给自己撑腰的组织。许多企业之所以没有形成工资增长的良性机制,就在于职工议薪能力不高,这既包括法律知识,也包括议薪的胆识。而要弥补这种缺失,惟有依靠组织:地方工会依靠政府撑腰,企业工会依靠地方工会撑腰。但目前无论是地方工会还是企业工会,各方面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难以担当职工的利益代言人。

二是职工维权缺少制度撑腰。不但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机制的《工资条例》,遭遇阻力不见出台,而且,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酝酿多年同样阻力重重遭遇“难产”,再加上其他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贯彻,职工要想维权无疑是难上加难。

虽然说,本田工人罢工与《工资条例》“难产”是同一天报道的两条新闻,其实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即解决职工与企业的矛盾纠纷不能再拖了,必须重视并早日下决心解决。无论是《工资条例》还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阻力越大越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惟有突破阻力加快改革,才能防止各种矛盾向纵深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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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需要正名

五岳散人 2010-05-30 23:57:00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话的意思是说凡是都要先师出有名,然后才能名正言顺、言顺事成。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名正言顺这件事其实很是少见,往往落入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的尴尬境地。

之所以先说这段话,是因为广州本田零部件厂的“停工”事件。该厂的工人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并不能让人满意,所以在统一了意见之后,采取了“停工”的措施,目的是要厂方答应涨工资,目标要求大概是每人每月涨500元左右。这个“停工”事件导致其他本田工厂也相继停工——这个倒是真的停工,因为没有配件了。在网上搜索图片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停工”的工人把守住了厂门,已经不能算是消极的停工。

很多新闻机构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大致都用得是这“停工”两字,其实谁都知道那完全不是“停工”,根本就是“罢工”。就像报纸上现在说起“散步”,其实也就是游行而已。这么一个表面上的转折与委婉语,这个报道就很荣幸的面世了。直接要是说罢工或者是游行,估计与社会和谐有碍,很难得见天日。但这有什么区别么?说本田的工人是停工,难道就减弱了其争取自己权益的力度?说番禺市民去市政府散步,难道就改变了他们维护自己生存环境的决心?这种委婉语而道出真相的情况,或许可能在纸面上软化这些行为所代表的意义,实际上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但也不能说这种软化措施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在本田的罢工行动当中,因为担心受到报复,罢工的工人在罢工时都戴着口罩,也不肯推选谈判代表。但他们向记者展示厂方要求员工签字的“承诺书”。工人们说:“没有一个人在上面签字。”

按说工人罢工抗议是再自然不过的权利,只要使用得宜,并不会造成社会真的混乱,倒是使得利益诉求有了一个发泄口、有了一片谈判的空间。但在这种刻意回避、刻意软化的状态下,罢工的权利反而成了一种暧昧难明的东西,最终竟然连罢工的诉求都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工人不肯推选谈判代表,这就无法使这种要求权利的行动走上正轨:双方通过谈判妥协,然后大家重新开始工作,接着创造社会财富。

只有承认了工人罢工的权利,为其正了名之后,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要知道,强行压制或者弱化罢工事件本身只能得利于一时,只有制定了合适的流程与保证,才能使双方形成博弈与妥协,最终使得社会有一种动态的稳定。什么叫做与时俱进?稳定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因为社会基础在随时变化当中,稳定的条件也就在变化当中,而这个变化是要由博弈来完成的。

在为罢工正名的同时,还要给工会正实——也就是让公会能够成为真正的工人组织。我们知道,工会在我们这里算是一级政府机关,国企的工会在车间一级就已经算是脱产的干部了,在三资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工会不是不完整就是资方一手操控,也失去了代表工人利益的职能。

工会的组织与目的大概走过了几个过程。最早的时候组织工会确实是为了争取劳工权益,等到建国之后,一切都是国有、集体所有,工会本身存在的意义在理论上有所弱化,因为在当时的理论基础里,工人本身不可能与企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他们的利益与企业也是一致的,这其中还暗含着与国家利益统一的逻辑。

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利益方日趋多元。不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当中,资方与劳方的利益有所分歧,就是国企当中,劳资双方也并非是利益共同体,依然有着巨大的利益差距。在这种状态下,显然原来的工会组织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架构上,都已经不适应新的利益分配的形成与维护。

这个时候,重建新型工会组织已经是当务之急,如果不能建立适合时代发展的工会组织,使得代表工人利益这句话落到实处,工人自发的对抗活动依然会不断发生不说,因为没有了合适的组织与引导,被强制取缔固然容易一些,但变成燎原之势也有可能性存在。

所以,为罢工正名、为工会正实已经是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只能有效于一时,这个“一时”的甜头,最终会酿成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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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罢工,自由派的观察——




本田厂工人罢工,中共担心是新时期工运的开始

/博讯独家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30日 首发)

博讯记者北京消息,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虽然没有设立讨论富士康员工自杀与佛山本田变速器制造厂工人罢工的议题,但会议中有领导提出后,各与会政治局领导高度重视,有些显得很紧张,认为这是新时期工人运动的开始,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

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苗头。过去几十年年的改革,最难做的就是把好吃懒做、作威作福的工人阶级(指国营工人)给改造过来,下岗的那部分也被年轻力壮又廉价的农民工顶替。如果当初这一步不走出来,不下狠心打破工人的铁饭碗,中国经济不可能有今日,更不用说每年的GDP都保持在两位数左右。

但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和佛山本田场工人罢工给中共提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都清楚,相比较各个零散的小厂,特别是中国大陆民营的一些近似手工作坊的厂,这两个工厂的工资福利待遇还算好的。可是,由于工人数量可观,工人素质也比较高,这些年,新工人阶级的意识逐渐觉醒。佛山工厂罢工时,连广东政府都没有重视,然而,相关情报单位却发现,这次要求工资待遇的罢工和以往散布各地的工人抗争完全不同,这次罢工显示了以农民工为主的打工者带有了不少工人阶级的性质。

提供给政治局会议的情报分析显示,佛山罢工可能引起连锁效应,即便在六四前后不会有大规模仿效罢工,也会给全国各地其他大型工厂树立一个榜样。他们提醒政府,及早对应。中共情报专家称,21年前是知识分子游行示威,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但这些年情况有所变化,劳动阶级越来越清醒过来,他们按耐不住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虽然没有做出对策部署,但会议上有中共领导人询问了允许工人成立工会的相关事宜,说明有领导在考虑给与工人成立工会的可能性。政治局会议责令政治局委员汪洋“先放下一起工作,处理这两件事”。


博讯记者北京报道。



自由主义改良派工运人士劝罢工工人退缩


2010年06月02日 06:23 AM
劳资纠纷未解 本田中国继续停产
英国《金融时报》 汤姆•米切尔 香港报道

本田(Honda)在中国的一家零部件厂昨日仍未恢复生产,尽管该公司提出给罢工的工人加薪24%。

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表示,其佛山变速器厂的1800余名工人多数已接受加薪。但一部分工人坚称,他们的劳工行动仍在继续,而其他工人称,他们将返回工厂,但到了那里后将拒绝工作。佛山是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工业重镇。

“罢工仍在进行,”一名工人表示。“今天将会有更多谈判。”

从上周开始的这次罢工,已迫使本田在广州和武汉的整车厂停产。本田的上述提议将使变速器厂的平均月工资增至1900元人民币(合280美元)。工人们曾要求最高加薪至2500元人民币。

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很少遇到罢工,在这里,独立的工会活动通常受到政府压制。

近日,本田佛山变速器厂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剧,周一,罢工的工人与政府认可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代表发生肢体冲突。该厂的工人们抱怨称,中华全国总工会不代表他们,而是站在管理层一边;这些工人要求得到选举自己的工会领导人的权利。

香港《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创办人韩东方警告称,佛山的罢工已进入危险阶段。

“现在不是煽动情绪的时候,”韩东方表示。“他们要得越多,政府和警察介入的可能性就越大。”韩东方曾因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试图成立独立工会而被中国政府关押。

韩东方表示,工人们的最佳选择是接受本田的加薪提议,保持低姿态。中国当地媒体已奉命减少相关报道,这反映出政府对局势升级感到紧张。


“政府已禁止我们对这起罢工事件进行更多报道,”一名过去一周大部分时间驻守在厂门外的中国记者表示。

虽然现在已经缄默,但早些时候当地媒体对罢工的报道,激发了互联网聊天室中表示同情的讨论,还催生了提振士气的音乐视频,其中有身着工作服的本田雇员进行抗议的片段。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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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泛左爱国主义改良主义网站乌有之乡文章。




开展一场节制资本的运动——应如何处置“罢工门”増薪要求

作者:胡显达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271 更新时间:2010-5-29 顶 荐



应如何处置本田“罢工门”増薪要求  

据凤凰网5月27日的要闻资讯披露,“5月17日开始,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员工,因工资和福利不满停工。”  

在这次罢工中,本田工人对薪资低于保安倍感自己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他们的劳动报酬实在太少了,“实习生每月基本工资500元、正式工每月基本工资700元。一些工人抱怨道自己的工资也就800、900多块,连日常的开销都应付不了。”  

本田工人敢于通过自己的罢工抗议劳动的廉价,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次罢工就是在中国的现代工运史上也将重重地留下自己极为光鲜的一笔。它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工人在资本的血腥剥削中已不再忍气吞声起来,而是敢于同它们进行公开的斗争,就像自己的革命先辈们那样。  

是什么引发了这次本田工人的“罢工门”?它的导火索又是什么?  

在中国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中,增加工人的劳动报酬,让它们体面地劳动、体面地生活,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提出的一个最新要求。根据这一要求,各地政府纷纷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响应这一号召,增加工人劳动报酬,缩小企业内部分配差距。然而,这些企业的管理层或资本家却狡猾得很。它们凭借自己对企业内部自主分配的主导权,企图用瞒天过海的伎俩,敷衍中共领导人的号召和自己工人的増薪要求。它们的办法就是把工人工资中的福利款项移花接木到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板块,填补工资缺口,使之合乎最新的政策要求。这样的移补可谓一石二鸟,既不用给工人増薪,同时也没有落下什么违规用工的把柄。  

这些资本家的小“精明”终究瞒不过工人们雪亮的眼睛,他们的集体罢工就导源于此。正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今年5月佛山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由720元调至920元。工厂于是从原有的员工补贴中拿出一部分加到基本工资中去,以达到政策的要求。这成了罢工的导火索。”  

除此之外,中日员工之间巨大的劳动报酬落差,也是引发这次本田罢工门的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原因。同样的员工,日方派出过来的“志愿者”每月10万,外加每天380美金的生活补助,吃住五星级酒店,小车来回接送。在这次本田佛山“工资门”的调查中,调查数据显示中日员工的工资落差竟达到了50多倍的差距。对此,一个中方员工极为愤慨地网晒了自己的工资清单,抱怨道自己无论怎么省吃俭用,最后也只能月余400多元。  

对于这种企业内部自主分配的现状,我们的工人们看来已经不能再忍耐下去了。这次本田工人的罢工门似乎就是一个明显的征兆。他们通过罢工传达自己的増薪要求,完全是一种正当、正义的集体行动。作为工人阶级主心骨的中共,在自己的阶级兄弟倍受资本压榨煎熬的当口,其理其情之使然,都必须旗帜鲜明地对外传达出自己的支持立场。须知,这样的支持才真正是自己最本真的历史使命。在当初自己领导的工农革命中,通过城市的工人罢工运动反对的不正是这种官僚买办资本的残酷剥削吗?那时的中共领袖比如邓中夏等人不正是这种平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心骨吗?那时中共领导的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就是苦难人民的救星。  

而如今,这个反对资本血腥剥削的主心骨,在当今的中国也还非我们中共莫属,这是谁也替代不了的。与革命政权的创建时期相比,现在的斗争条件要有利得多。因为中共自己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政权和经济命脉,与各种外国资本以及本国买办资本展开斗争,有自己的国家政权和人民的支持做坚强后盾,更是胜券在握,根本用不着紧张和恐慌。这一点上邓小平看得就很清楚,也充满着自信。邓小平对此释疑道:“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也好,归根结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去。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9、139页)  

照此看来,中共及其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对于这种外国资本和本国买办资本的目前运作,实际上已经到了该出面干预的当口,不能再犹豫沉默了。现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对资本主义的和平利用中,已出现了这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明显偏离,比如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比如外国资本和本国买办资本对劳工阶层的血腥压榨,比如贫富的两极分化等,本田工人的罢工门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征兆和善意的警告。难道我们非得等到全国性的工人大罢工出现之时再出面干预吗?不能再迟疑了,迟则生变!  

目前,中共应当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节制资本的运动,通过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改革,推进企业经营成果在资本与劳动等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对于本田工人的増薪要求,理直气壮地给与支持,通过企业、工会、政府的三方协商,把工人的薪资提到一个体面生活的水平之上。  

也许本田的资本方可能以企业的微利经营为借口,婉拒中共对工人増薪要求的支持,这一点,中共必须作好自己的应对准备,用事理和数据说话。  

在汽车行业,许多外资工厂的一些关键性部件往往以技术保密为由而全部进口,这是一个巧取豪夺资本利润的障眼法。外资方常常通过自己零部件的供应暗中回抽合资公司的高额利润,因而企业财务报表上的经营利润往往很微薄。也就是说,这些高额利润都被它们通过自己操控和采购的高价位的零部件供应链,而以生产成本的形式极隐蔽地转移到国外母公司的私囊之中。中国的工厂作为它的廉价的加工、组装之地,仅仅能让中国的工人挣一点微薄的血汗钱,而让当地的政府征收一些几经减免的税收而已。企业经营所赚的钱,大头都被外资方偷偷地拿走了,而我们的工人和政府只能落一点辛苦的加工钱和监管费。  

对于这种没有公开的秘密,作为工人阶级主心骨的中共,在与外资方及其它的买办们协商企业内部自主分配的改革之时,必须撕开脸皮地扯破这一点,迫使它们让步而把更多的经营成果让渡出来,增加工人的劳动报酬。  

在对资本的节制中,中共根本不用害怕外国资本的抽逃,它们不在中国的廉价劳动中增殖自己,又还能跑到哪里去?东南亚、印度等经济体中的劳动成本也不比我们这里低多少,返回到本国吧,它们那里的劳动成本高的吓人。思前想后,还是在中国的这种廉价劳动里淘金更划算些!它们多半已无丰厚利润的地方可逃了。退一万步来说,就是它们的资本抽逃走了,我们也好有自己现成的国有资本来填补。尽管这种汽车行业产业链的暂时断裂,可能引发一些阵痛,比如这一行业的产值、销售与失业率,都可能因为这种资本的抽逃而进一步地下滑起来,这一行业的景气指数也可能很差。但这样的暂时阵痛,我们的这个经济体还是能够自我消化掉的,用不着恐慌。我们对资本、劳动初次分配的调整底线是,既要把工人的劳动报酬提升到一个体面生活的水平之上,同时又要兼顾到这些资本的自我增殖要求。只要运用市场竞争的办法,把它们资本的自我增殖调节到略高于其他经济体的水平之上,这些资本就不可能从中国的这种廉价劳动中抽逃出去。  

因此,在这次本田的罢工门中,中共应当理直气壮地支持自己工人的増薪要求,并十分谨慎地依照劳动合同法,推进各级民选、独立工会的建设以及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改革,以让各种生产要素公平分享整个企业的经营成果,实现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共赢,以及工人的体面劳动、体面生活,也活的有个人样。  

 2010年5月29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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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凯:如何看待和处理罢工事件?
来源:财新网 作者:刘志洁 2010年06月01日10:28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教授常凯认为:中国的劳动关系正在从“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变。其原因就在劳动者权利保障仍然是劳资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而劳动者也已经意识到,仅靠个人的力量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和集体意识不断提高。因而劳资冲突形式将主要表现为“集体争议”和工人的“集体行动”。

  罢工、或者所谓的“停工”,本质上并无区别,也并非近来才有的“新鲜事”,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经济现象。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罢工就注定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最近各地罢工事件似乎有“频发”的趋势,说明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并逐渐激化,进入了“密集爆发”的时期。

  常凯认为,尽管对于劳资双方来说,罢工的成本都十分高昂,由但于工人缺乏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缺乏宣泄和沟通渠道,自发的“罢工”已经成为了工人们唯一能够传递诉求的途径,成为其“无奈而为之”的维权手段。

  “本田”等一系列事件发生的诱因就是工资待遇不公,这也是市场经济下劳资关系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涉及劳动者价格、劳动力再生产、劳动者的生存权等问题。工人遭到了不公正待遇,而缺乏 正式的组织或机构代表工人通过正规渠道,与资方协商解决问题,而雇主故意漠视工人正常诉求,终使矛盾激化爆发。

  出现罢工事件,本应成为工人坚强后盾的工会却“不作为”,难辞其咎。常凯表示,中国《劳动法》和《工会法》中明确规定工会应“代表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工会组织事实上也有着相当强的实力,无论从经济实力、企业内部地位、抑或是政治地位看都有着绝对的优势,完全有能力为工人争取权益。

  但遗憾的是,现实中许多企业工会都未能有效地代表工人,而是更多地站在企业的角度,首先考虑企业而非工人的利益。这是因为这些工会并非是按照工会章程由工人自愿组织并由会员选举工会领导,而且在许多企业,雇主对工会的控制力很强,因此很难成为“工人的工会”。

  更有甚者,有些企业工会完全站在雇主的立场上,而成为“老板工会“。对于佛山本田工人罢工中出现的工会与罢工工人冲突的事件,常凯认为,工人罢工的原因之一即是工会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上的“不作为”,如果罢工发起后工会更直接站在资方立场打压工人,则不仅是一种公开的堕落,是一种对于“工会”称号的亵渎,更是是一种违法行为。

  在谈到中国工人是否享有“罢工权”的问题时,常凯指出,有人认为在中国罢工违法,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法律并没有“禁止罢工”的规定,也没有“罢工罪”的说法。虽然中国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工人享有罢工权,但中国现有 法律规定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认可了劳动者集体争议行为的合法性。

  《工会法(修正)》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尽管这一法律规定没有用“罢工”这一概念,但“停工”与“罢工”在含义上,是相等的。这一规定不仅表明“罢工不违法”,而且,明确规定,解决罢工事件的第一步是解决工人的合理要求。罢工具有合法性是解决工人合理要求的前提法律条件。

  对于如何解决罢工等集体劳资纠纷问题。常凯认为,首先应当确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确保各种保障渠道的畅通。如果出现问题或纠纷,工会应当代表工人与资方交涉。其次,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双方都应避免出现过激行为。

  常凯强调,不能简单认为罢工就是“过激行为”。局限在企业内部的停工行为绝非“过激”,但如果发生破坏厂房机器、阻塞交通甚至故意伤人,属行为“过激”,罢工方必须杜绝此类行为。而此次佛山本田工人的罢工,即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尺度,而且在此基础上通过集体谈判来解决劳资纠纷,更是一种理智的行为。

  此外,必须避免将劳资矛盾“政治化”,要警惕一些地方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雇主结盟来对付工人,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和刑事手段来打压工人。这样,不仅将本来属于经济矛盾的劳资冲突转化为社会矛盾和政治事件,而且,将劳资之间矛盾和冲突转化为工人与政府之间矛盾和冲突。

  常凯警告,当前必须杜绝让执政党为劳资冲突中的雇主买单的行为。这就要求政府在处理此类事件的时候,必须秉持公正的原则,促使劳资双方协商解决问题。鉴于劳资力量的不对等现状,还需要对工人提供适当的保护,如防止雇主采取随意开除、处罚参与罢工工人的“施压对策”等。

  常凯最后表示,解决劳资纠纷不一定非要通过罢工。但要减少和避免罢工,必须要解决引发罢工的原因。罢工对于工人而言,是“最后的砝码”和“无奈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工人不会出此下策。

  因此,各方面必须对工人抱着深深的同情。一旦出现罢工后,必须严格按照法治原则来处理,而解决工人的合理要求是结束罢工的法律要求和基本条件。只有依法处理工人 “依法维权”事件,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

(责任编辑: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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