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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工人阶级的当前地位 变迁 及其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作者:刘国凯)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3日 20:05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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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工人阶级的当前地位 变迁 及其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作者:刘国凯)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3日 20:07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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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文集]->[工人阶级在中共政权下的真实地位和变迁及其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



原载《北京之春》2002年7月号



工人阶级在中共政权下的真实地位和变迁及其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


刘国凯




近年来中国大陆工潮迭起,又以今年东北地区的工潮规模最为震撼。鉴此,不少有识之士写出许多相关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工潮进行评论。尽管这些文章立论各有不同,但亦有个大体一致的观点:大陆的经济改革使工人--这个从前的“主人翁”、“领导阶级”的利益受到损害,故激起他们的反对。这一看法理应得到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的认同。不过对于工人曾是“主人翁”、“领导阶级”这种说法,笔者总感到有些别扭。再看到有人把这个社会群体说成是经济改革前中共政权的“宠儿”、“既得利益阶级”。现在他们的反抗行动是“怀念大锅饭、铁饭碗”,是想“吃回头草”。更感有些话如骨鲠喉,不吐不快了。


一、工人阶级曾是“领导阶级”吗?

中国共产党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好,就算它是“领导阶级”。那也该问一声它是怎么去实施其“领导”职能的?是每个工人都任有一定的领导职务吗?显然不是。是各级“人民代表”由工人担任吗?也不是。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长官都只在工人中选举产生吗?更不是。这就怪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领导阶级究竟怎么个领导法?哦,对了。共产党还有个说法是“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去实施领导权”的。具体地讲就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中共党员去担任各单位和从地方各级到中央的领导职务。然而,这里明显又会产生这样两个问题。

1)、如果这工人阶级中少数的“先进分子”是由工人自己以直接选举法选举出来的,那么,还可以解释为他们是代表了工人阶级去实施领导权。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先进”身份(共产党员)是由共产党各级组织认定的而与工人群众的意向毫不相干。这又怎么能说他们在代表工人实施领导权呢?

2)、共产党员的阶级成份中工人远不占多数。农民成份数倍于工人。知识分子也占有相当数量。尤为重要的是,纯工人背景的党员只能在基层单位里担任领导职务。中、高级的领导职务全由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担当。在他们中间除了李先念等极少数是在“参加革命”前做过工人的外,绝大多数都是学生或从事其他职业。显然。这些地位显赫的职业革命家与工人阶级毫不相干。

从以上两点简扼的分析已足以说明“工人阶级在领导社会”这一命题不能成立。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就是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工人阶级去执掌政权。在这种说法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好讲呢?这不与“共产党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宣称同出一辙吗?这类以“就是”为特色的宣称都是不必讲道理,不容讨论的。然而,这种强横的逻辑不又正显示了它理论上的虚伪和欺骗吗?


二、“改革”前工人阶级真实的政治地位及“改革”后的变迁

1、“改革”前工人阶级真实的政治地位


中共政权下的工人阶级并非只有一种形态。它起码可分为全民所有制工人、集体所有制工人。两制之下还可以再分成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发票工、乃至“妾身未明”的民工。可见,工人阶级还分有许多层次。然而,无论工人阶级分成多少层次,都有一样确定不移的是,所有层次的工人阶级都原则地区别于另一个社会阶层--干部。这里所指的是广义“干部”。因为“干部”在中共词典中有两种涵意。一是狭义的。专指各级党政领导。二是广义的,泛指所有属于“干部”编制的人。

有哪些人属于“干部”编制呢?除了党政工团机关、司法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当然的“干部”外,教师、医生护士、文艺工作者等亦属其中。“干部”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老革命”。即“解放前”就参加共产党的人们。他们并成为狭义“干部”。二是历年大中专学校毕业生。三是在工人农民中遴选。

工人与“干部”之间有一条极为清晰的界线。工人转变为“干部”谓之“提拔”。“干部”转变为工人只有在“犯了错误”后,被惩罚“开除出干部队伍”“下放”当工人。足见工人与“干部”等级界线之森严。那么工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被提拨为“干部”呢?大体只有一个途经,就是一贯“积极靠拢组织、迫切要求进步、坚决与坏人坏事作斗争”。而这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接受党的考验” ,“争取火线入党提干”。即在三反、五反、反右、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邓等政治运动中竭力充当共产党的政治打手,从而被吸收到党内并改变其身份,从工人编制转入“干部”编制。其人事档案也由劳动工资科转到组织科。有时共产党也会吸收少量劳动模范式的工人入党,但一般不予提干。用以保持共产党中纯工人成份的比率。但这类工人党员通常只能做生产班组长,顶多是工段长。再就升不上去了。因为车间主任一级一般都属于“干部”编制。由此可见“干部”在中国共产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是绝对高于工人的。既然如此,还奢谈什么工人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级那就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已被“提干”的工人就不再是工人。没有“提干”但入了党,或“积极靠拢组织”正在要求入党的工人,组成了“先进工人”。他们一般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到十几。因此可以说百分之八十几至百分之九十的工人是毫无政治权力的人群。他们在工厂里任凭各级领导驱使。制定工作定额的权力抓在领导手中。领导们想方设法地提高生产定额。“先进工人”和某些为奖金所诱惑的目光短浅的工人拼力干活,使领导有了不断提高定额的理由。“先进工人”往往可以苦尽甘来地被“提干”或“以工代干”来脱离繁重的劳动。而那大量没有能力“起飞脚”的工人就只能认命地喘息在愈来愈高的生产定额之下。实际上,在领导干部们的眼中,生产线上的工人只是会说话的生产工具,是湿了水的海绵。他们只要加大一些压力,就总可以再多榨出一些水来。对如此处境的工人,还要煞有介事地探讨他们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那其荒谬的程度无异于对着一个全身浮肿的垂死者,来讨论他如何因营养过剩而至肥胖。


2、“改革”前后工人阶级地位的变迁

“改革”前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当然有所不同。“改革”前中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主人翁”之类的话挂在嘴边。“改革”后这类调子唱得少多了。“改革”前,无论是五十年代对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以及其他“阶级敌人”的斗争,还是六、七十年代党内派别斗争,中国共产党都需要工人群众作为它的社会基础,为之出力。鉴此,它必须用一种虚幻政治荣誉来欺骗、也可以说是笼络工人群众。它利用那时工人群众文化水平、分析能力的低下以售其奸。使工人群众真的以为自己是“领导阶级”、“主人翁”。从而在经济上忍受共产党高积累低消费的剥削。在政治上随着共产党的指挥棒起舞。去斗资本家、批右派、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工人阶级所领受的政治荣誉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达到高峰。毛的中央下令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中学校,领导学校的“斗批改”。指示从青年工人中选拔所谓优秀者直接上大学。还曾特别指令全国搜寻一万名三代血统工人上北京天安门国庆观礼台。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这“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的调门唱得高入云霄之际,真正享受这一殊勋的也只是工人群众中很少一部份的“先进分子”。别忽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量的工人群众被批斗殴打、被关入监狱,甚至被虐杀。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头头、五一六分子、二十一种人......等等,等等。如果说以前的政治运动挨整对象是资本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话,那么,此时挨整的主要是工人。一个工人,他究竟是享有“领导阶级”的荣耀,还是默默地做一个会说话的生产工具,抑或沦为政权排斥乃至打击镇压对象,这取决于他的家庭出身、他的政治表现、和他做人的“本事”、以及领导的需要等数种因素的综合。如果在一间600工人的工厂里有300人都“积极靠拢组织、迫切要求进步” 。那仍然只有几十、顶多一百人能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培养”。物以稀为贵,荣誉只有为少数人拥有时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把虚幻的政治荣誉加在整个工人阶级的头上。而实在的荣誉和利益只给予少数人。共产党就以最小的成本获得了最大的社会资源。邓式“改革”展开后,尽管中共照样镇压政治异议人士,甚至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但无庸讳言的是,中共确实不再搞经典类政治运动了。尤其在邓小平南巡以后,其整个重心往经济活动转移。此时的中共认为发展经济要靠两样。一是利用市场经济的活力。据此,私有企业(包括表面上是集体所有的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得以挤往社会中心。二是重视知识、技术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据此,科技工作者连带整个知识阶层都得到政权的重视和礼遇。此时,工人阶级走完了它的“光辉历程”,恢复了它在社会中本有的坐标。政治运动不搞了。共产党不再需要工人阶级为之出力。故也不必再向它颁发政治荣誉。非但如此,连那少数“先进工人”的实际利益和晋升(提干)之途也予以取消。至此,除了为数很少的高级技工以其不可或缺的技艺还能在社会上占据一席之地外,其他大量的生产工人都只是劳动力而已。而劳动力在中国是大大过剩的。世间凡属过剩的东西,其价格和价值必然走低。与此相对的是,知识阶层的价值越来越高。这不仅体现于其价格--工资待遇的升高,还体现于其走入生产管理阶层乃至社会统治阶层。一些知识者被当局任命为企业的领导人,更有的被延揽到政权机构中任职。一个被称为“技术官僚”的阶层急速勃兴。在为中共政权打拼过的人们已经老去之时,其子女和“技术官僚”共同接下这个政权权柄的势态日趋明朗。如果说从前知识分子在中共政权体系中之被列入“干部”,那只是广义的“干部” ,即属于“干部”编制而已,那么此时一些知识分子则进入了狭义“干部”范畴。他们已真正成为官吏。如果说从前“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政治运动中充当打手后,才得以“提干”,进入“干部”编制,然后沿着工段长、车间主任、副厂长、的升官图缓慢地向上爬,那么此时,某些知识分子的晋升则是极为轻松迅速的。如果说文革后期也曾有极少数工农分子作为政治标本“坐火箭”升官,但都在邓小平紧握权柄后被狠狠摔下来,那么此时技术官僚的官运则甚有保障而且前程未可限量。

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政治上是没落了。这当然不排除其中很少数人通过在党校或普通高校代培班中混个大专文凭以转换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从而另拓前程。至此有必要为之正名了。这些所谓“先进分子”实际上是“工贼”。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与广大工人对立。而且,他们一无是处。他们没有过硬的技术本领,在生产发展中并无杰出建树。他们政治行为卑污人格操守低下,是中共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他们在中共政权那里领受的政治荣誉和赏赐对整个工人阶级都有欺骗和腐蚀作用。因为这会使一些工人在恍然间以为中共政权给工人阶级的虚幻政治荣誉是可见可触的。而今这个阶层在政治上的没落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当我们在为这个“工贼”阶层的没落拍手叫好时又能对那个新兴的技术官僚阶层寄予多大的希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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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工人阶级的当前地位 变迁 及其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作者:刘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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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人阶级曾经是中共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吗?



首先看看工资收入。以数量最为巨大的1958年进厂的学徒工为例。16-18岁进厂。拿学徒津贴18元左右。3年后满师拿技术工人一级月薪35元(以中等地区类别工资额为例)。再过一年,即1962年转正为二级技工。工资额40元。从此工资冻结10年。直到1972年才普调为三级工。这就是说到1972年他们大多已三十出头,娶亲生子了,还在拿着学徒转正后的二级工资,维持全家生活。(很多人都不是双职工)。其生活之拮据可想而知。与他们相参照的是:

19岁的中专毕业生工资标准是行政25级,或靠相应技术级别。第一年试用期工资35元左右。第二年转正40元左右。与技工相若。

21岁的大学专科毕业生工资标准是行政23级,或靠相应技术级别。第一年试用期工资47元左右。第二年转正53左右。比技工明显优胜。

23岁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工资标准是行政22级。或靠相应技术级别。第一年试用期工资53元左右。第二年转正60元左右。比技工优胜得多。

不可以用现在的物价看当时。那时十几二十元在家庭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若用比率来换算。大学本科生的工资额是年龄相仿的青年技工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这在那个收入极为平均的时代是个相当惊人的差距。笔者列举这些数据绝非说大学毕业生不应拿高于工人许多的工资。而只是想以此数据说明那种把工人说成是中共政权下的“宠儿”是很不恰当的。

至于说工人吃定量供应的商品粮和享有公费医疗,那亦不独是工人的特有待遇。行政干部、技术干部、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新闻工作者等等都有。说来中国农民真惨。他们的生老病死中国共产党是不予理会的。然而,如果以农民的这种惨状来论证工人是“既得利益”者阶级,那么其他呢?以此为论据,行政干部、技术干部、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新闻工作者等等也应是“既得利益”者。若只把眼睛盯在工人身上那恐有失公允。笔者之所以要费这些笔墨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对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应及时予以澄清。否则一路沉淀下来。后世人们就会以为那是真的,以为工人阶级真的曾是共产党的“宠儿”。是共产党政权的“领导阶级”和“既得利益者”。这不但对除很少数工贼以外的广大工人群众不公平,也美化了共产党。请想想,如果占城市就业人口较大比重的工人阶级真的是社会的“主人翁”和“领导阶级”的话,那共产党制度也就差不到哪里去了。

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目前颇能流行,使笔者不能不再次感到中国知识阶层与劳工阶层的隔膜。知识分子,尤其是某些很敢于公开批评中共的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竟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这更加深了笔者的忧虑。因为对中国工人阶级过去和现在的实际处境缺乏正确的评估,将会导致不能正确构思中国的民主进程。由于知识阶层从来就被中共政权列入“干部”编制,他们的生活层面一开始就与劳工阶层隔离。更何况新一代知识阶层从年龄上还与典型“工人阶级”那一代存有代沟,使之更难了解工人群众的真实状况。为了向社会清晰而准确地剖析中国工人阶级的各个侧面和横断面。需要有工人阶级本阶级的杰出人士来作努力。笔者有近二十年国营工厂“工人”编制的身份。也受过文史理工多科高等教育。但要想把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切都精辟剔透地梳理出来,亦深感自己文化底蕴的欠缺。作为把自己永远定位于中国劳工阶层一分子的笔者,热切期待着本阶层杰出者的出现。


四、工人阶级处境的沉沦与国有企业崩溃的过程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明了,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除占很小比率的工贼阶层是中共专制政权的帮手并有可能晋升进入中共官僚阶层外,绝大多数工人群众在政治上都是处于无权地位。“改革开放”后,他们的政治地位依旧而工贼阶层的政治地位则趋没落。换言之,工贼阶层趋于消亡。

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改革”前整个工人阶级和当时城市里另一些社会阶层一样都过着贫穷而有保障的生活。而至改革开放后,工人阶级逐渐沦入朝不保夕的境地。这主要体现于“铁饭碗”的打破和“公费医疗”的部份乃至全部取消。与此同时实际经济收入也大幅度拉开。少数高级技工和脑筋灵活能及时变更自己生存方式的工人,在“改革”后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收入。他们不必为“铁饭碗”打破而忧心。其较高收入也颇能支付日见升高的医疗费用。然而,大多数工人群众经济收入的微薄和劳保福利的丧失则使其实际生活水准低于七十年代的水平。于是一股怀旧情绪在他们心中悄然而生。不妨简扼回顾一下工人阶级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

在八十年代初第一波城市企业的改革中,工人阶级有所受惠。那就是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制度的实行。在此之前工人中广泛存在着消极怠工的情况。所谓“做不做,三十六” 。就是那时许多工人群众心态和行为方式的写照。“改革”之初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的实行刺激了工人群众的生产情绪,工厂生产量和他们的劳动报酬得以同步增加。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双轨制、计划外销售、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等,工人阶级的受惠之泉很快枯竭,而企业管理阶层却从中攫取到越来越多的利益。工人群众收入的增加全赖劳动强度的加大。人的体力终究是有限的。更何况奖金发放标准和计件工资单价的制定权全在工厂领导人的手中。他们会设法使工人的劳动强度达到极点而付给工人的报酬只稍高于以前。

企业管理阶层除了把工人群众以竭尽体力的方式而多创造出来的财富尽量多地攫取外,企业扩权使之有了更为广阔、繁多的攫取财富的方式和途经。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生产经营全按指令进行。这一方面限制了企业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压缩了他们作奸犯科的空间。企业改革的实行则使之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尽管工人群众从来对工厂的生产经营都无权置喙。但在七十年代社会还存有文革民主余温,(请阅注释)工人群众还可以随时对工厂领导的过份行为以大字报予以揭露抨击。使之不敢过于肆无忌惮。然而在“改革”之后,企业领导拥有了绝对权威。更兼邓小平以铁腕掐灭了民众最后的一点民主手段--大字报。由此,国营工厂领导人行为之猖獗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改革”浪头卷起之时,工厂企业一级的领导大多都由出身“工贼”阶层的人们担任。因为三八、长征级干部业已“离休”乃至故世。“渡江”级干部则身居较高职位。“工贼”阶层是中国社会一个无耻贪婪的社会群体。在“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的年代,他们充当中共政权的政治打手得以入党提干。从一名劳工变成党员干部。这类人充满活力、善于窥测道路风向。他们大多只有中等或以下文化水平,但却工于心计,很能算计如何拓展自己的前程。在许多冠冕堂皇的“革命”词藻的包装下,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真质。在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他们踩着无辜者的政治尸体乃至肉身尸体向上爬。在“改革”的年代,他们也很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不但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而且能腾飞在潮流前列。他们意识到现在不是整人的岁月,而是搞钱的时代。他们还明白,由于自己缺乏高学历和退休制度的确立,升官图已难再续。现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象从前昧着良心去做政治打手一样,现在也昧着良心去疯狂地敛财。

在这狂潮中,一些按共产党新政策提拨上来的中青年技术官僚也迅速腐化。加入到大疯狂的行列中。除了各种手法的贪污收回扣外,国营企业管理阶层还通过各种合法方式来攫取财富。花样百出的工作补贴使他们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名义工资,企业动用公款购买高级商品房和小轿车给他们居住使用。据说这是企业领导人员应有的待遇和工作需要。还有连续不断的出国考查。据说这是企业发展长远规划的必要投资。除此之外,企业里非直接生产部门的人员越来越多。许多人都设法打通关节调到可以捞到油水或工作轻松的部门中去。据笔者了解许多工厂里直接生产部门的工人不及总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二,甚至只有二分之一。这就必然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对这一切的一切,工人群众都无权提出半点疑问。就这样,企业的家底积累逐渐给他们掏空了。企业债台高垒赤字年年,企业领导阶层却风光依然。

国营企业除了这严重的“内忧”还有相当的“外患”。那就是私人企业(包括名为集体所有制实为私人所有的乡镇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对它的夹击。私人企业充份表现出早期资本主义的劲道。它尽量降低成本。对原材料使用节约。所雇工人工资与国营企业相仿但没有任何劳保福利。工厂里直接生产者所占比率极高。不似国营企业中为安置“皇亲国戚”而设置大量闲差。也没有到处开会和出国考查的开支压力。它努力进行市场调查,积极填补市场空缺。及时创制新产品或生产转轨,保持企业的竞争能力。而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企业是他私人的。没有上级领导能要他退休褫夺他的权力。他永远是这个企业的拥有者,故他会对企业尽力爱护。早期资本主义是不人道的。企业主爱护自己的企业却并不爱护工人。而中共国营工厂的厂长们则既不爱护工人也不爱护工厂。两个不爱护劣于一个不爱护。故国营工厂在竞争中败于同类私人企业。

如果说私人企业是小型国营企业的克星,那么外资、合资企业则对中型乃至大型国有企业以相当冲击。它们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生产管理、原材料的充足和产品的销售渠道的开拓等等都是国营企业难以匹敌的。在“内忧”为主“外患”为辅的双重打击下,国有企业发生了大面积的亏损。国有企业是中共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的经济基础。中共当然不愿意它垮下去。于是极力为之输血打氧。指示国有银行给它发放贷款以支撑局面。朱熔基下大力解决“三角债”。最后竟使出了“债转股”的绝招。然而还是不行。

国有企业在竞争能力上与私有企业相较有着先天性的不足。但国有企业并非一无是处。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在民主机制的辅助下,国有企业还是可以有所建树的。而中共政权的国有企业的完全溃烂,其最基本原因当然是在于它党政不分、政企不分。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管理阶层的高度腐烂。主要由前“工贼”组成的企业管理阶层非但没有责任心而且已丧失天良。他们不但没有把心思花在如何搞好企业上,而且是绞尽脑汁地利用权力在握之机去敛集财富。企业的前途与我何干?几年后这主任、厂长的交椅将归何人?朱熔基们可以想出许多方法从经济层面上去挽救国有企业,但却对付不了、改变不了这个彻底腐烂的企业管理阶层。黔驴技穷,朱熔基最后只得操刀向那些朽木不可雕也的国营企业砍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关停并转”。鉴于许多国营工厂的产品已有私营工厂或外资、合资企业取代。停办这些长期亏损的企业已无后顾之忧。于是,经济沙皇除倾尽全力保住一些有关中共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企业外,对其他就铁面无情了。铁腕之下相当一部份工人被迫提前退休,另一部份工人被勒令“下岗”。合同工被辞退。固定工“买断工龄”等等,朱熔基在挥动砍刀时,还不忘向工人群众下一道判决词。他说:“现在工厂里是一个人干,一个人看,还有一个来捣乱,于是我们请那两个人走” 。直到此时,朱熔基还舍不得训导那腐烂的管理阶层,而把唾沫星子都喷到工人群众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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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工人阶级的当前地位 变迁 及其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作者:刘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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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关停并转”了。被精简的工人“日暮途穷”惶惶不可终日。而企业管理人员则是另一番景像。有的是调任他职,依然是党的干部。享受各种优厚待遇。有的倒是与工厂共存亡了。不过,“亡”也有不同的“亡”法。弃尸荒野和寝墓辉煌毕竟截然不同。工厂领导们对这种结局早已未雨绸缪。凭着多年的人脉关系和掌握的产品技术购销渠道使之能另辟蹊径--到非国有企业中任职或自创事业。还有就是早已为自己搞妥了几套住房,敛集了今后几十年也花不了的银钱。甚至有些富有人情味的厂长书记不但为自己,还为多年来追随于鞍前马后的心腹每人搞套漂亮的商品房,作为对他们忠心拱卫自己多年的奖赏。厂是完了,但他们都在完事之前使出浑身解数地最后大捞一把。可叹工人群众则拿着那点可怜的遣散费不知如何了此一生。



五、工人阶级的情绪和民主志士的因应


近年来各地掀起的工潮中常出现工人群众扛着毛泽东大幅画像游行的镜头。对此,中共极端顽固派邓力群之流窃喜不已。一些民主志士深感忧虑。因为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专制主义的总根和代表。鉴此,我们须对工人群众的这一做法作何分析和因应呢?

无论是个人或社会群体在其处境发生大幅度变动时大多会把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作纵向比较。当他们觉得今不如昔时就会产生怀旧情绪。这是很可理解的人之常情。

昔日,就其整体而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被统治阶级。(占很小比率的工贼阶层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但一般工人群众并无政治权力欲。他们关切的只是本身的经济处境。当年,工人群众以几十元的工资养家活口固然穷困,但对比一下,一间中型工厂的厂长工资也只比他们高一倍多,技术人员比他们高半倍多,而且仅此而已没有其他隐性收入。另外,固定职工和领导、技术人员一样都享有公费医疗。其他开支也相当低廉。如孩子读书的学费只需几元。这些情况的综合效应很自然地使工人群众的心境趋于平衡。

而今情况迥然不同。他们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劳动量,却过着依然拮据的生活。而工厂领导和一些技术人员则拿着多许多倍于他们的工资和名目繁多的补贴以及享受各种特殊待遇。公费医疗名存实亡。各种开支急剧飙升。如孩子读书。说是义务教育不用交学费。但书杂费、校服费、午餐费,甚至还有什么课外补习费、集体旅行费、家长会费等等加起来一百多倍于从前的数目。而工人的工资数额只是从前的十倍左右。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面对这种富者愈富,而自己则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的状况,叫工人群众的心境如何能得到平衡。

由于文化水平所限,更由于中共政权对信息的刻意封锁,一般工人群众至今仍不大了解欧美民主国家(中共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阶层的相对富裕和享有社会保障的真实处境。亦不洞悉这种处境的得来有赖于民主制度的建立。有赖于民主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官吏阶层的贪渎,和实行截富济贫的社会福利政策。他们狭窄的视野使之把目光回溯过去,怀念逝去的岁月。而毛泽东就是那个岁月的代表和象征。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扛着画像的工人群众并非真的崇拜毛泽东。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斗争策略。当今中国共产党尽管在经济领域中已基本背离毛的路线,但在政治上则坚持毛的一党专政。既然如此,扛着毛的画像就可给自己涂上一层政治保护色。使当局在镇压时不无投鼠忌器之感。

面对中国工人阶级现有的心态情绪,民主志士应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

1)、从前工人阶级享有公费医疗固然于本身有利,但应想一想数亿农民兄弟毫无保障的处境。工农是兄弟。工人群众若要争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应忘记农民。

2)、“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在反对剥削压迫时固然有其意义,但它毕竟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前进的观念应是“既患寡也患过度不均”。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的确相当平均。但那种普遍贫穷的“伪社会主义”难道可取?细想一下,有谁还愿意回到那以几十元养活全家。生活“保障”到连一块肥皂都要凭票购买,每人每月只配售一斤猪肉的日子?

3)、毛泽东时代人们经济上的平均和干部的“清廉”是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为代价。多少人在那个时代备受迫害乃至家破人亡。即使在经济领域中,毛泽东也是劣迹累累。大炼钢铁大跃进以及后来的深挖洞、办三线厂、搞大寨田等等层出不穷的折腾胡闹,不知浪费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在政治领域中,毛泽东的专制主义衣钵仍为当今中共领导集团所继承。工人群众在游行请愿中扛出毛的画像作为一种斗争策略是无妨的。但心中应该明白,毛是一个应予否定的政治人物。不明确这一点将走不出中共统治集团所设计的怪圈。

4)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以经济诉求为主是应该的。但不能凝固在这一点上。正如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必须用政治手段来作保障。只是在我们看来,这个政治手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建立民主制度。只有建立了欧美那样的,尤其是西、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那样的民主制度,劳工阶层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才能得到确实的保障。


六、劳动阶层和先进平民知识分子团结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存在决定意识。这在很多情况下是对的。目前处于这样境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有着强烈改变现实的要求和愿望。尽管目前这种要求和愿望大多还停留在经济利益诉求的阶段。但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深受中共政权政治经济双重压迫的中国工人阶级是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之所在。

那么私营企业主阶级呢?笔者曾在广西南丹矿难后写了篇题为“如果黎东明是个大共产党员”的文章。对中国新产生的私营企业主阶级作了较详细的剖析。总地来说,就这个阶级的整体而言,确难以对它寄予厚望。

当今知识分子处境如何呢?换言之,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怎样的社会意识呢?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由于中共革命的两代业已老去乃至故去,其权柄在实行世代交替。继承者来源于两批人。一是中共高官之后。二是高学历人士。如果同时具有这双重入场券当然进入权力场的胜算更高。至于工贼阶层,如前所述,其在政治上已基本消亡。被摒弃在权力接力圈之外--这说来倒是一件好事。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优待。其中业已为官者自不待言。未为官者也享有相当优厚的待遇。不算住房配车之类,就以基本工资而言就与一般工人拉开几倍、十倍乃至数十倍的距离。如此之大的差距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为西欧、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境遇下。能起来对中共的一些做法进行批评的实在是寥若晨星。人们听惯了知识界名士为中共辩解说项,看惯了理论工作者们为中共党魁的三言两语寻找理论根据。笔者一些六十年代末大学毕业的友人。尽管在过去的岁月中也没少吃中共政治运动的苦头,但由于近年颇受中共笼络礼遇,遂都对中共持相当维护的态度,并费力地反驳笔者对中共政权的剖析和抨击。他们尚且如此,遑论八、九十年代后境遇一帆顺风的人们了。莫说拿着几千上万元月薪的较高层知识者在为中共写颂词,就看大城市里那些工资奖金补贴约两千元的小学教师,许多都在课堂上下力引导娃娃们仇恨美国霸权主义对中国的“欺负”。向娃娃们灌输美国911挨炸是罪有应得的观念。教诲娃娃们热爱祖国。而中共政权则被说成是祖国的具体象征。

知识分子阶层就其整体而言实难寄予太高期望。然而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却是中国民主之星。“存在决定意识”的定律在他们那里失灵。他们的切身处境并不差。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当然是脑力劳动--建立自己的小园地。但是,他们对社会的观察洞悉、他们的追求期望并不源于自身的境遇,而是源于对社会正义和人类道义的理解和求索。故他们对中共专制政权持否定态度,并敢于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之斗争。已被中共抓入狱中的杨子立等就是这样的先进平民知识分子,目前坚持在中国大陆不断抨击专制主义的刘晓波等和获知中共即将张开罗网及时逃离的何清涟也是。还有许多中国民主党的仁人志士和暂不为外界所知正在以各种形式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战的人们都是。中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一年多来,已在国内发展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个人际遇达到小康甚至超越小康。但他们没有以个人的顺畅为观测事物的基点。他们为工农群众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愤慨;为国家民族险恶的前景担忧。他们决心为社会正义人间道义贡献自己一份力量。他们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希望。工农劳动群众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推进提供巨大力量。而推崇和平理性的先进平民知识分子则致力于提炼提升这力量并引导它以正确的方式释放。这两方面的因素于中国民主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共统治集团确实颟顸。它怎么敢如此践踏数量巨大的劳动群众?难道他们没有听过那流传了一千几百年的唐太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的名言吗?

中共统治集团真聪明。不去盘剥压榨人口基数最大的工农大众岂能为他们的享乐挥霍提供如此之丰厚的物质基础?

或有智者向他们指出险情之所在,吁请他们改弦易辙。没门!就象当年明思宗哭请皇亲国戚、股肱重臣借些银子出来解社稷然眉之急而无人应允那样,要当今高官要员们收手亦确是与虎谋皮。同僚们都在大干快上我若偃旗息鼓岂不太亏。“覆舟”之说吓唬神经脆弱者去吧。我手中护照在握,瑞士、花旗银行中存有巨款。新泽西州之类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之地已购置良宅。一旦“水”清汹涌,杭州西湖不能泛舟,难道不能泛舟塞纳河与日内瓦湖吗?

是的,对中共统治集团颟顸乎、聪明乎确不必去考究它了。重要的是明了中国民主事业成功的要诀。那就是劳动阶层与先进平民知识分子团结起来。

注释:

笔者持三年文革论和文革两条线索论。即文革分期系从1966年春末夏初至1969年早春。此后至1976年10月应称为后文革时期,或细分为林彪时期、四人帮时期。

在三年文革中存在有欺骗、愚弄、镇压民众以及统治阶级内斗的官方线索,和民众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具有初级民主色彩的人民线索。笔者认为应否定官方线索和对人民线索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并予以基本肯定。笔者断然反对对文化革命简单化地予以全面否定的粗糙作法。笔者以上核心观点表达于以下近五十万字的文革史论中:

“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三年文革与两条线索”、“文化革命前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与社会冲突”、“论文化革命时期反政治歧视、政治迫害的民众斗争”、“文革造反运动及造反派之评析”、“我的文革见闻与见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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