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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刘宇凡:好大喜快的资本逻辑VS香港最牛钉子户──超级城市和高速铁路背后的博弈(6-2-2010)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3日 18:39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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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喜快的资本逻辑VS香港最牛钉子户──超级城市和高速铁路背后的博弈

三, 06/02/2010 - 04:27 — wkf


刘宇凡


图片


1973年德裔英籍经济学家舒马赫(E.F. Schumacher)发表了他的名著《小即美》(Small is Beautiful)。舒马赫批判资本主义那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消费,公司规模,城市规模,无一不求其大,而结果却是牺牲了人类福祉。他主张发展小区经济和地方经济,来抗衡后来称之为全球化的那种尽量追求跨国投资和贸易的做法。在这方面他可说是其中一个先驱。

大即美

今天那种跨国投资与贸易所达到的程度,确实越加荒谬。你如果留意一下自己餐桌上的饭菜的来源地,就会知道,即使最便宜普通的食物都经历千山万水送来:菜心来自北京,牛肉来自巴西,鸡蛋和大米来自泰国。但为甚么新界就不能成为香港人的菜篮子呢?为甚么不能在政府的扶持下,在那里大力发展有机耕种呢?如是,则市民不受毒菜威胁,又省掉许多运费,减少许多温室气体,何乐而不为?

任何理性的社会都不应容忍这种荒谬的生产与消费制度。但是,你有你讲小即美,官商阶级继续推行其大即美:公司越大越好,城市越大越好,连汉堡包也越来越大。所有产业,从银行、电讯、保险,一直到医药、超级市场和连锁快餐厅,都是越做越大,在关键行业更是达到几十家甚至十家以内就垄断了全球发达国家的主要市场。可怜的小区经济,在这些跨国暴龙的压榨下就越加前景黯淡。那些大得不能倒的英美银行,如果在未来几年缩小规模,那不是市场的无形之手的结果,而是国家有形之手的功劳。

大之外,还有快。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资本家不断进行通讯与运输上的技术革命,去缩短距离,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称之为时空压缩。货币,商品与劳动力加快流通,让资本的周转加快,一笔资本可以当两笔,三笔,四笔用。坏处是你追我赶迫使大家做事要快,讲话要快,走路要快,吃饭要快。近年在欧洲开始有人发起减慢运动(go slow movement),不过,除非你不用工作,否则要慢真难。

有人把19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称为后现代,同旧时代大为不同了。但是,即使这个时期同过去有甚么不同,资本主义还是同过去一样继续好大喜快,继续违反理性的生产、消费与文化发展,继续违反人类福祉。不管是现代还是后现代,资本逻辑继续发挥作用。

资本的必然逻辑是甚么?就是资本的积累。「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1]。资本是一种价值,但不是一般的价值,而是能够增值的价值。它不只增值一次,而是要不断增值,不断变大,这就是资本积累。资本绝对不能够有知足常乐的想法,不能满足于保值,因为在竞争的规律下,唯有增值,它才能保值。唯有进,它才能不退。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客观强制性,不以资本家个人意志为转移。只能纯粹保值的资本,早晚要被竞争对手打垮,变成对手的财产(这就是资本的集中)。

资本和市场,两者都历史悠久,但它们并非任何时候都具有这种力量。这是因为,千百年来两者都受着政治、宗教、伦理、地方势力等等的严重限制,因此资本无法自由流动,市场的竞争也无法真正自由展开。只有到资本主义时代,竞争的规律才全面展开,资本积累才无限制地发展起来。

指出资本逻辑的必然性,不等于承认它是唯一的必然性,不等于说反抗是绝望的,更不等于否定人类有意志自由。恰恰相反,资本逻辑的必然性也必然激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激情。这是我们理解150年来的世界史,理解今天围绕城市发展的一切斗争的锁钥。

城市化与资本逻辑

资本的积累,在物质上既表现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也表现为城市化,即「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2]资本积累不仅决定经济结构,从而是就业结构,它也决定着城市的生死。美国硅谷的繁荣和底特律的衰败,本身就是美国资本积累策略自1970年代以来发生巨大改变的结果。香港的历史本身也体现着资本积累过程的变化和地缘政治的冲突:1842-1949年,香港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转口港,1950-1980年之间是孤悬大陆之外的反共基地和出口加工区,然后,在1980末至今则一方面回复大陆转口港地位,另一方面又上升成为金融中心。但是这个双重地位,正在因为大陆资本主义的腾飞而日渐受到威胁。当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完成之日,就是香港又一次根本改变之时:能够升级为中国的纽约的机会不高,而下降为中国的三流城市则不低。

虽然资本本身没有恒久不变的形态,它可以是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土地资本等等,但哈维的贡献是他提醒大家,资本的积累本身,又必须以一定的空间为基础,而这首先是城市。[3]在一个访问中,哈维说:

「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本质上就是资本累积的过程。」
「忽略城市,只把国家当成唯一的实体,这是有问题的。当然,在联合国投票的是国家,这个答案,大家都觉得有理,我也不例外。但是,从金融流动的角度看,纽约和伦敦之间所具有的紧密来往,程度上比美国和英国之间要高得多。」[4]
目前,城市人口已经占了全球一半;过去几十年,超过一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到处拔地而起。中国在这个竞赛中更独占鳌头。同时,在这些超级城市中,贫富分化以特别丑恶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是高耸入云的商业大厦和超豪别墅,另一方面则是严重污染的贫民窟。但是两者都受同一个价格运动的支配。不断从农村和各地流入大城市的贫民,移民和商人,使城市土地价格总是趋于上涨。地产商可以从豪宅中谋利,也可以从穷人中谋利。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个早期著作中,就谈到1840年代的伦敦:

「地价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上涨,而地价越是涨得高,(资本家)就越是疯狂地在每一小块土地上乱盖起房子来,一点也不考虑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可能多赚钱,反正无论多坏的小屋,总会找到租不起好房子的穷人的。」[5]

21世纪的香港「屏风楼」现象,不过是同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基本法则的作用而已。

资本主义城市化最为不公义的其中一点,就是:城市每一幢大楼都是建筑工人盖起来,他们也是工业意外的最大受害者,但是他们,如同一般工人一样,却总是居住在贫民窟和窄小的工人住宅区。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在城市住宅上面尤其突出!不只这样,连这些只够供栖身的住宅,其下面的土地只要升值,立刻就会有地产商密谋赶走他们。恩格斯晚年著作《论住宅问题》,再次回到城市化与住宅这个题目,并特别指出,这种土地价格的运动正是造成工人住宅总是短缺的原因之一。

城市化意味官商阶级必然掠夺土地:一方面是对旧城区土地的掠夺,另一方面是对城郊土地的掠夺。这是全世界都经历过,而且还在经历的过程;20年来,这个过程在中国上演得尤其彻底而又丑恶。一直到1970年代末,香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又彻底又丑恶。从前旧区或者新界哪个地方,政府发展计划,不论是建铁路/道路,还是发展新市镇,多数意味剥夺当地居民的土地。同时,由于地方势力(特别是新界地主),往往与官员勾结,首先得悉发展计划,及时收购土地,所以成为这些发展计划的最大得益者。打从1980年以后,过程基本没变,迫迁的新闻简直不是新闻,只是官商勾结从此做得更为隐蔽而已。

再把历史眼界放得久远一点,城市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历史前提就是剥夺农民土地,迫使他们流入城市去当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英国16世纪所谓羊吃人就是最典型例子)。中国则是另一种剥夺方式:乡镇及村官通过税费把农村搞到破产,迫使一亿五千万农民出外打工。

时空压缩:运输与通讯

城市的物质生产,市场的交换与商品的消费,在在需要发达的运输系统和通讯系统。哈维在《不均地理发展理论笔记》一文中写道:

「(资产阶级)有很强烈的个人和集体动机,要将资本的周转时间降到最低,而且,我们因此看到了,有许多创新是为了加速生产、营销和消费。既然距离是以移动的时间和成本来衡量的,就有强大的压力要藉由运输和通讯创新,来减少距离障碍。商品、人员(劳动力)、货币和信息移动的成本与时间,马克思所谓的『经由时间消灭空间』而减少,这正是资本积累的基本法则。」

「必须有空间上固定且不能移动的运输及通讯系统等实质基础设施(港口、机场、运输系统),才能将其它资本和劳动形式解放出来,达致更便利的空间移动。运输投资会被吸引到主要生产、金融和商业中心,因为这里是最有利可图的所在。」[6]

换言之,利润率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城市发展必然锦上添花,而不会是雪中送炭:越发达的城市地段(西九),吸引越多投资;反之亦然(天水围)。而运输系统则确保这种人、财、物的流向符合资本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一种循环,对资本家来说是良性循环,对劳动者来说是恶性循环:越繁盛的地方,地价越贵,越吸引资本投资于交通运输(又或者游说政府去做冤大头),而交通越发达本身又再推高地价。高铁要放在这样一种历史框架中去理解。

城市的魅力

资本积累促进城市化,城市化又反过来加快资本积累,成为资本家呼风唤雨的力量。但是,资本积累又不得不同时创造出自己的最可怕的敌人 --- 现代无产阶级。1848年的欧洲工人革命震动了统治者。城市把这些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现代无产阶级集中起来,对于统治者实在是一个重大威胁。法国的拿破仑第三在革命失败后想出一个对付办法:找来建筑师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把小街小巷的巴黎统统推倒,改建为大街大路,使巴黎工人不能再那么容易筑起街垒搞起义了;而四通八达的大道,又方便了政府派出军队镇压。1871年梯也尔果然花了不大功夫就镇压了巴黎公社,这要多得欧斯曼。(随便一提,欧斯曼以至许多官商,都因为巨大的巴黎改建计划而发了横财,而恩格斯也不忘在《论住宅问题》为欧斯曼算这个账。大工程必有大贪污)。不过,1968年法国革命证明,欧斯曼的成功始终是暂时的。

当代发达地区的城市,其社群关系和阶级关系当然比较十九世纪复杂得多。但这只是一面;另一方面,它也是蛮简单的。复杂在于,受城市不公义发展影响的社群,不再是单一的「无产阶级」,而是包括大批所谓「中产阶级」,也包括许多小业主、租客、贫穷小区、关心饭碗的工人、环保份子、保育分子、学生等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规律,推动不公义城市发展的元凶却越来越单一:就是垄断资本及其政府。[7]所以抗争主体虽然是多元的,但抗争对象却是一样。这就是反抗不公义城市发展的阶级性的一面(当然还有其它方面)。

城市化把资本集中起来,成为资本家赚钱堡垒。但是经济功能不是城市唯一的功能。城市化同时也把各个中下阶级和社会群体集中起来,把各种反抗运动集中起来,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连同他们各自的文化,艺术与历史,都集中起来。这种集中常常激荡出新的文化和艺术潮流。这在古代城市已经是这样,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更加厉害而已。同时,这种文化繁盛的创造者,不限于知识阶级。在1840年代,在英法两国到处可见的那一代的工人活动家,通常不是雅各布宾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志;《共产党宣言》就是受他们委托而写的),往往从自学中成为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建有工会图书馆、技工讲习所、图书馆和科学俱乐部,也设立画廊、传教集会、戒酒联盟、婴儿学校,甚至还创办花艺协会和文学杂志。」[8]对他们来说,为饭碗而斗争,与为精神生活而斗争同样重要。拿破仑第三和欧斯曼所摧毁的旧巴黎,同时也摧毁了工人小区的精神文化和人情纽带,并因此而为工人所唾骂。总之,城市文化的不断变迁,本身部分来源于资本积累的后果,但有更多是其它领域的变化的结果。这些其它领域,包括城市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社会、政治的斗争,更包括各种思潮和风格等等精神文化领域激荡的结果。我们不能说美国黑人的灵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香港50-70年代的电影混合着广东文化和上海文化元素而带来新的风格,本身也不能从经济因素直接找到原因(或许除了一点:香港工业的发展,为电影提供了新一代的观众 -- 「工厂妹」)。城市把文化多元性集中起来,形成了一种惊人的创造力,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宝贵的精神力量。这就是城市的魅力。[9]文化发展,如同爱情一样,越是不受经济必要性(首先是生存的必要性)支配,就越可爱。

不过,要保护这种精神力量,恰恰需要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越是认识它,就越了解到,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威胁,不多不少,正是来自资本。资本积累要不断开拓新的商机,才能完成使命。当工业产品市场越加饱和时,它就必须转往其它领域,而且必然找到:文化领域同样商机无限。对它而言,整个世界,整个地球,全部文化,都是商机:the world is for sale! 资本积累越是周期性地陷入危机,它就越需要把万物商品化。马克思从资本主义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的堆积」[10]来入手研究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哈维写道:

「资本主义将生活网络中,许多不是生产为商品的基本元素,都当成了商品。这适用于劳动,适用于一切我们经常指称为『自然』的东西,以及我们社会存在的特殊形式(最明显是货币,但是也包含像文化、传统、智能、记忆,以及物种的物质再生产等特性)。一旦身体成为公然的『积累策略』,异化就随之而来了。(例如在人类基因上赚钱 – 刘按)」[11]

「例如,考虑占用文化历史来当成商品以供观光消费的情形。资本对垄断地租的追求,创造出某些现象商品化之后的酬赏,而这些现象在其它方面则是独特、真实,因而是不可覆制的。掠夺文化历史、收集和展示独特对象(各种博物馆),以及地方作为某种独特环境的营销,在近几年里成了一门大生意。」[12]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认为城市化由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所以必然是善。他俩常常不忘指出,这种发展的不合理的地方,它怎么违反人性,它迫使人和环境付出甚么可怕代价,因此反抗它是多么重要。城市化一方面带来经济、文化和艺术等种种活动的集中,但是这种热闹的另一面,就是城市人的孤独。恩格斯在上面提到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写道: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是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但是,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成千上万的人,不应当寻求自己的幸福吗?可是他们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们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须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来的人;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看谁一眼。…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13]

当代那么多伟大小说和剧本,写的不是人类的幸福和快乐,而是他们的不幸、寂寞和异化,这本身也是一种不幸。这个文学现象再次提醒大家,一切聪明才智,一切最著名的文化艺术活动,都集中在城市,但不见得幸福与快乐也集中在多数城市人身上。这难道不应该叫人反省城市化吗?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变革需要把消除城乡的对立,重新规划人口和经济活动,确保其集中程度符合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人和人的和谐相处。但这种变革,又需要以停止资本逻辑继续支配社会为前提。

反资本主义联盟

指出资本逻辑必然要压缩原本属于集体或个人的空间,把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商品化,不等于承认它绝对成功。恰恰相反。我们重复一次:资本逻辑的必然性也必然激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激情。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将自己按照我们心中欲望来创造城市的个人权利,退让给地产拥有者、地主开发商、金融资本家和国家」,但是也可以选择反抗。围绕城市发展而引起的斗争,由于涉及许多不同群体(小业主、租客、贫穷小区、关心饭碗的工人、环保份子),所以「并非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阶级斗争』」,而是具有多样性(人们可以以不同理由去反高铁:保家园,保育,环保,反贫富悬殊,反资本主义等等),既有保卫物质利益在内,也有追求精神财富在内(其实二者并不对立)。哈维告诫左翼朋友,如果左翼「忽略了当代条件下这种斗争的多面向特质,形同放弃打造反资本主义联盟,而这种联盟本来是能够做一些事情,来遏止掠夺性资本主义的所作所为的。」[14]

当然不是每个参与者都想「反资本主义」。在实际斗争中左翼当然要尊重盟友的不同出发点。但是,另一方面,向盟友耐心解释,这也是左翼的责任:为甚么资本逻辑必然违反理性的生产与消费,必然破坏环境,必然把优雅文化商品化、从而庸俗化;而许多局部的反抗其实可以理解为全面反资本主义的其中一些步骤。从长远奋斗来说,反抗者只有认识资本逻辑,才能制其死穴,才能有效保卫并扩大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只有认识必然性,才能找到自由。后现代主义讳言「资本主义」,认为那只是老左的「堂皇论述」;或者拒绝讨论「资本的必然逻辑」,认为那是「本质主义」;总之,结论就是:因为当代社会还存在着许多不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空间。只要我们找到它,它就能让我们过另类生活,何须研究甚么资本逻辑?更有人认为,应该研究「甚么不是资本逻辑」才对。然而,事实是,资本的万物商品化的逻辑,恰恰正在每日每时扼杀原本不受其支配的空间。哈维在他的《不均地理发展理论笔记》一文,有针对性地说:

「其它理论家假设了有受保护空间(福柯命名为『异质地方』)的存在,在里头,日常生活和情感关系的运作,可以不受到资本积累、市场关系和国家权力的支配。…我同情这个整体目标,但认为它错误且自毁长城地假设了某种异质地方或分隔之『生活世界』的存在,这种空间隔绝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概念。接受了『生活世界』和『系统』这样的区分,会导致抛弃马克思交到我们的,有关历史唯物论探究原则的每件事情。毕竟,马克思寻求的是日常生活的批判知识。他的方法导向『对于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无情批评』。…我们就必须承认目前在工作场所,以及生产-消费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种方式陷入了资本循环和积累。几乎我们现在吃喝穿戴,收听,观看和学习的每件东西,都以商品形式来到我们面前,而且有分工、产品利润的追求,以及体现资本主义信条的论述与意识形态的一般演化所塑造。」[15]

如果地产商已经把路修到最后一个桃花源,而你还说,那么我们就搜寻桃花源中还有没有小桃花源吧!这不是开玩笑吗?不,我们应该挺身而出,同资本逻辑对抗,从反高铁运动开始,一直到废除资本逻辑的支配地位为止。是以全球正义运动叫出「世界不能割卖!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the world is not for sale,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的吶喊,它之所以激动人心,因为它对症下药。哈维甚至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请大家思考,是否需要提出一个新口号「另一个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呢。[16]

话说回来,左翼应该体认到,从来没有一种信念适合所有人,即使它自认其反资本主义信念以理性分析为基础。莫说某些从根本上挑战理性思维的后现代主义者,始终对马克思主义(西方意义上,不是中国意义上)不服气,就是坚持理性思维的,也有人(而且是更多人)出于各种信念而不服气。人的思想和性格,本来就是多种多样。即使同一个阶级地位,也永远存在各种思潮,谁也说服不了谁。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只应有一种论述,或者「一个阶级,一个党」的思维,应该摈斥。左翼如果参与辩论,如果想驳倒对方,既为了把歧异弄清楚,也为了求同存异,但绝非妄想说服所有人。在社会抗争上,定然是各路英雄分进合击。

结语

反高铁运动这种围绕城市不公义发展的斗争,不止可以追溯到喜帖街和皇后码头的行动,还可以追溯到更远一点,例如1978年元州仔木屋居民反迁拆事件,1979年上水安乐村居民反逼迁被镇压事件,还有同年的艇户反逼迁等等。就像香港的民运历史并非始于1986年民主促进会一样,香港的反拆迁运动也并不是始于21世纪。再从横切面看,今天菜园村,性质上其实同近年来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的反拆迁行动也是一样的。发掘历史和放眼全中国以至全世界,不是也不应是为了表示「古已有之,何足为奇」,「境外有之,你算个啥」;相反,而是为了增强今天青年反抗的道义力量:啊,原来吾道不孤!

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愿菜园村在香港进步青年的支持下,成为香港最牛钉子户!


2010年2月7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22章第三节,652页。
[2]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选集卷一,56页。
[3]哈维谈到空间对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也是为了说明,资本积累的地域性意味地缘政治始终重要,意味资本主义不可能废除地域性竞争和国家霸权。又由于地理空间必然是不平衡的(例如资源的分布),所以资本的积累过程也必然是不平衡的。为重新瓜分资源、市场和有利的地理位置而斗争,就成为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内容。这种观点正好同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 对立
[4]http://www.theory-talks.org/2008/10/theory-talk-20-david-harvey.html
[5] 马恩全集第二卷,336页。
[6] 载于《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王志宏翻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8,95-96页。译文略有修改。
[7]要指出,政府偏袒垄断资本,这本身不会因普选而改变。不过这是后话。
[8] 《革命的年代》,艾瑞克•霍布斯邦,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台北,311页。
[9]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只能是由城市工人阶级运动来领导,而不能够是农民。
[10]资本论第一章第一段
[11] 《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王志宏翻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09页。
[12] 《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王志宏翻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87页。
[13]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45-3-15.htm
[14] 《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王志宏翻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84及110页。
[15] 《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王志宏翻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76-7页
[16]http://davidharvey.org/2009/12/organizing-for-the-anti-capitalist-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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