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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蔡志杰:中国女工:流离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2007年)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1日 22:43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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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工:流离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

作者:蔡志杰 文章发于:苦劳网 点击数:1208 更新时间:2007-8-14



书名: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
作者:潘毅
出版:(香港)明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2月
ISBN:9628958259

近几年中国的「三农」议题成为热门话题,而农业破产使得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之后,这些农民便成为了农民工。讨论农民工处境的书籍并不算少,在简体字书店不难找到,笔者从中间挑选了几本来为大家介绍。这几本书的特别之处,乃在于作者是香港或大陆的NGO工作者,他们基于自身的工作经验,写出对农民工处境的观察,相信跟学者比较起来,能够有一番更深刻的认识。

另外,关于农民工的实际处境,作者已经在这些作品中详加描写,大家可以自行找书来看,所以笔者我也就不多叙述。这一系列书介的用意,是试图从这些NGO组织者描述自己工作对象的不同方式,来探讨调研(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法论问题,并进而试图描绘运动的方法论,希望对本地的组织工作者也能有一些参考价值。

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本着作,是潘毅老师博士论文的中文改写作《中国女工》,作者以民族志的方式进行研究,在田野期间,利用关系住进深圳一家港资企业的女工宿舍,与其它女工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这本论文最先是以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为题在西方出版,并且于2005年获得了国际社会学界的殊荣C. Wright Mills奖,为第一位得奖的亚洲籍学者。笔者试图介绍这本书虽有点自不量力,但拿本书作为系列的开头相信颇为恰当。

打工妹作为「复杂、叛逆而机灵的主体」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工阶级理应是国家的主人,但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倾斜却使劳工阶级陷入极大的危难,所以,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的「阶级论述」已经脱离基层的劳工群众而成为外化于劳工的抽象客体。另一方面,许多打工妹进城打工不尽然是经济因素,而是试图逃离父权家庭或包办婚姻的尝试,虽然这种反抗基于户口制度等客观因素、往往只能延续个四五年。本书作者透过研究追寻打工妹这个特殊主体、进行一种「行动者的回归」,这个主体「努力对抗国家与市场力量的侵蚀」,她们的抗争「也是女性对父权体制文化的挑战」。(页20至21)

这种抗争不同于传统的阶级行动,作者举了一件突发的停工事件为例。晚上的加班时间,因为大家通常陷入精神与体力不济的情况,所以是唯一被容许一直开着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工作时段,但不同的生产线小组偏爱不同的频道节目、有时会引发争执,有天晚上有个主管下令关掉所有收音机,忽然间,生产线速度减慢了直至完全停止,现场领班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也完全没有劝阻的意思,只能向办公室的主管回报。最后的结果是,当天提早下班,第二天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敢在晚上关掉收音机。

「走回宿舍的路上,所有人都很兴奋,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着。所有人都很清楚,这是她们与霸权的生产机器进行的一场公开冲突,尽管如此,但却没有一个人直接提及这件事。她们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于自己喜爱的明星偶像,一旦谈论起自己的偶像,不说上几个小时她们是绝不罢休的。如果没有英俊的明星偶像,那么工厂生活就太过苍白了,而她们年轻的心根本无法得到慰藉。」(页164至165)

所以,作者称打工妹为「复杂、叛逆而机灵的主体」(页24)。不同于一般以「盲流」来形容农民工的流动,作者认为大部分打工妹在走出家乡时决不盲目、通常已听闻城市中打工生活的辛苦,她们常透过亲族或同乡间的网络进入城市找到工作,并在工厂中形成小团体、互相支持,以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中求得一个暂时安身立命之所。甚至身为领班的人员在加班赶工时为了要准时交货,都要利用族群网络来动员配合。

而这些机灵的主体在国家与市场的交相迫害下得以生存的抵抗策略,时常有其性别上的文化意义,例如,转化为身体的经痛甚或昏厥来暂时逃离生产的规训。最具象征意涵的案例,乃是一名女工阿英在半夜的尖叫。这名打工妹某次在宿舍无人时透过大叫来纾解压力,想不到潜意识中学会了这种方式,不时在半夜睡着后忽然发出尖叫来释放压力。奇妙的是,她自己尖叫之后立刻又安然入睡,反而是室友们无法承受这种释放。阿英老是梦到自己要搭船渡河到另一个村子,但无法渡河的焦虑往往使她失声尖叫。本书作者把这些多场域的抗争称之为「抗争的次文体」(页262)。

行动者的回归

如果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论述来批判,我们或者可以说,这些打工妹尽管拥有如此多场域的抗争,但终究,她们并没有真正形成集体力量,来超克国家与市场对她们的迫害。但这里笔者无意用这种方式来回应,相反地,我们试图循著作者的脉络来寻求补充。

首先,作者提到打工妹的抵抗策略中,其中有一部分是援引亲族同乡的族群网络来取得安身的依靠。我们这里不妨还是先把亲族网络定性为「前现代的」,打工妹们援引前现代的因素来对抗「现代化论述」的攻击,虽然有时产生了一定的防御效果,但作者似乎缺乏说明这些亲族网络之间是否也存在着矛盾?譬如,在工厂中如果潮州妹的势力较大,那相形之下客家妹对抗生产规训的能量是否就会受到挤压?书中提到那次两群女工因争夺洗澡热水而发生的打架事件(页239至241),两群女工的界线是否亦因亲族网络而区隔?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吗?

前现代之所以是前现代的,在于它缺乏着某种普遍性与存在排外性。前现代因素作为对抗现代化的策略,便总是无法逃避某些吊诡。

其次,虽然作者质疑共产党的阶级论述已失去合法性,但作者仍将打工妹们视为一个「新兴阶级」,并不完全对于阶级绝望。而这个新兴阶级需要的是「行动者的回归」(页20)。

即使如作者所说,已经有较多打工妹在结婚之后仍继续于城市地区工作,但这还不是普遍的现象,打工妹的性别身分使得她们作为打工阶级的一员总是流离而无常,那么,即使机灵如打工妹们,一但回到农村接受了父权家庭的分派角色,行动者的回归如何可能?

据我所知,已经越来越多有打工经验的行动主体,在自身遭受劳资争议不义对待或职灾戕身之后,回到家乡成立NGO组织,以帮助自己家乡的打工仔女。这些自觉的NGO工作者,不乏女性。这些回到家乡从事NGO工作的途径,再加上一些在城市地区支持打工妹的做法,或许能逐渐使打工妹们成为较不流离的行动主体。

本书作者在最后说,我们「必须既不偏向个人主义(因为它是为资本的逻辑服务的)也不偏向集体主义(因为这个名字它很容易沦为政治策略的牺牲品)地寻找一个能够对个体性与集体性进行反叛与重述的抗争议程」(页313)。如此,在机灵的主体普遍回归到抗争议程之前,作者所选择的,似乎就是跟随着打工妹们的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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