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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20世纪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与革命社会主义【爱氏论文,外国评论,中国左青读后感及争议】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25日 23:43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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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a system of values),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但是历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事;无论在哪里,我们实在都还没有克服索尔斯坦·月,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the predatory,phase)。可观察到的经济事实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我们能从这些事实推导出来的规律,也不能用到别的阶段上去。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处于目前状况下的经济科学就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可是,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并且是生命力充沛的,它们就会被许多人所采纳并且向前发展,这些人半不自觉地决定着社会缓慢的进化。



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问题发表意见。

前些时候以来,曾有过无数这样的论调,说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它的稳定性已遭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的特征是: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下次战争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我那位客人却无动于衷,而且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绝灭呢?”

我深信,在短短一个世纪以前,还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讲出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他曾努力想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但无结果,并且多少已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这表示了在这些日子里多少人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寂寞和孤独。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没有出路吗?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容易的,但却难以给它们作出有任何把握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去试试看,尽管我非常明白,我们的感情和努力时常是有矛盾的,模糊不清的,不能用简易的公式把它们表述出来。

人既是孤独的人,同时却又是社会的人。作为孤独的人,他企图保卫自己的生存和那些同他最亲近的人的生存,企图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并且发展他天赋的才能。作为社会的人,他企图得到他的同胞的赏识和好感,同他们共享欢乐,在他们悲痛时给以安慰,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多种多样的、时常相互冲突的努力,才能说明一个人所独有的性格,而且这些努力的特殊结合就决定了个人所能达到的内心平衡的程度,以及他对社会福利所能作出贡献的程度。这两种倾向的相对强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遗传。但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人在发展中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所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结构,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传统,也取决于社会对各种特殊行为的评价。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味着他对同时代人以及以前所有各代人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的总和。个人是能够自己进行思考、感觉、奋斗和工作的;但在他的肉体、理智和感情的生活中,他是那样地依靠着社会,以至在社会组织以外,就不可能想起他,也不可能理解他。是“社会”供给人以粮食、衣服、住宅、劳动工具、语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内容;通过过去和现在亿万人的劳动和成就,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而这亿万人全都隐藏在“社会"这两个小小字眼的背后。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显然是自然界的一个不能抹煞的事实—蚂蚁和蜜蜂也正是那样。可是,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活过程,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也都是由遗传下来的不变的本能所决定着的,而人类的社会型式和相互关系却是非常不固定的,容易改变的。记忆力、重新组合的能力、口头交谈的才能,已在人类中间造成了一种不听命于生物学上的必然性的可能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和组织中;表现在文学中;表现在科学和工程成就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生活,为什么自觉的思考和愿望能够在这种过程中起着作用。

人在出生时,通过遗传已得到了一种生物学上的素质,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固定的和不变的,这种素质包括那些作为人类特征的自然冲动。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得到一种文化上的素质,这是他从社会中通过交往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影响而取得的。这种文化上的素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起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近代人类学通过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随着主要的文化型式和社会中占优势的组织类型的不同,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相差很大。那些企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就可以以此为根据,建立起他们的希望:人类不是由于他们的生物学的素质而注定要互相毁灭的,或者要听任那残酷的、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的。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末,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继续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己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现在可以扼要地说明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对社会的关系。现在的个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性。但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一份可靠的财产,是一条有机的纽带,是一种保护的力量,反而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甚至是对他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而且他在社会里的地位总是这样,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倾向总是在加强,而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却逐渐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全都蒙受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唯我论的俘虏,他们感到忧虑不安、孤单寂寞,并且丧失了天真、单纯和淳朴的生活乐趣。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员彼此在不断地拚命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整个来说,而是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认识到生产手段—那就是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便起见,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统叫做“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于这名词的习惯用法。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有条件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手段生产新商品,而这些商品就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同他所得的报酬(两者都用实际的价值来计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刀的情况下,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目的关系。甚至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了解到这一点,是很关紧要的。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分工促使更大生产单位的形成,从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以两条主要原则作为其特征:第一,生产手段(资本)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以他们认为是最恰当的方式来处置它们;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尤其应当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某些行业的工人来说,他们已取得了形式上多少有点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从整个看来,今天的经济同“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

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有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既然失业的和报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出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受到限制,结果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技术的进步经常产生的是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使劳动负担普遍有所减轻。追逐利润,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不稳定,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不景气。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这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了。

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们还把夸张的竞争姿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好胜喜功的崇拜,以作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

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

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本文选自许良英等编:《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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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20世纪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与革命社会主义【爱氏论文,外国评论,中国左青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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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的革命者——爱因斯坦激进的政治生活纪要

作者: 约翰.赛门 来源: mmkey.com搜集 更新日期:2005-8-16 阅读次数:183

文/约翰.赛门(John J. Simon) 翻译/李文吉

今年(2005年)适逢爱因斯坦逝世五十周年,也是他改变物理学研究的五篇重要科学论文发表一百周年。爱因斯坦的洞见极具革命性,不仅质疑了自然科学界既有的教条,还改变了常人的世界观。1920年代,他便已在国际间远近驰名,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名气之大,在当代充斥于小报与有线电视新闻频道的名人出现之前,实属罕见。他艰深难懂的论文与媒体的访谈一样常成为报纸的头版新闻和新闻影片的材料。不过,爱因斯坦﹞以直言无讳的激进派身份参与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却经常未见严肃的讨论,特别是在他死后所写的生平简介与传记里更是如此。

在瑞士完成学业,成为社会主义者

1879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一个开明而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爱因斯坦的青少年时期似乎没什么不寻常。他和很多十九世纪末的年轻人一样满心好奇,阅读达尔文,对自然世界深感兴趣,希望掌握「自然的奥秘,以洞悉『法则中的法则』」。
1895年,爱因斯坦时值16岁,他放弃德国国籍,迁居到瑞士。主要是不愿服兵役,也为了完成在苏黎世工艺学院的学业。在那儿比较没有当时充斥于德国与奥地利大学的反犹太气焰,他最终取得了博士学位。苏黎世令他受惠的不仅于此。爱因斯坦耗了很多时间待在欧得安咖啡厅,俄国激进派像是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等人常在那儿聚头、几年后列宁也常去。爱因斯坦承认他很常到那儿,甚至为了参与咖啡厅里令人兴奋难抑的政治辩论而不去上课。
  1902年爱因斯坦因找不到学术研究的工作,到伯恩的瑞士专利局任职。在任职专利局期间,他于1905年出版了论述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布朗运动(分子在液体中的运动)的论文。1914年他应柏林大学之聘任专职教授。《爱因斯坦档案》的作者弗列得.杰洛米〈Fred Jerome〉【注】指出,这个职位可能是英国、法国与德国的大学为了激励各自政府遂行帝国的目标而争相招揽科技人才所致。不幸的是,爱因斯坦接受这个职位,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又是主要参战国。
  爱因斯坦反对战争,因此与他原先支持的德国社会■■■失和,转而同视一战为参战国统治阶级之争的■内少数派站在一起。爱因斯坦也发觉自己和大多数的科学家同事意见不合。当时和爱因斯坦的学术地位大致相当的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和近百位科学家签署了一份极端民族主义的「致文明世界宣言」,措辞高亢激越,预示了一个世代后出现的纳粹言论,宣言支持德国参战的目的,指「俄罗斯群氓」、「蒙古人」、「黑鬼」给纵放出来「噬咬白种人」,这场战争是对他们的合理抵抗。爱因斯坦和仅有的其它三位科学家在一份回复文件里形容这些科学家(悲哀的是又有许多作家与艺术家加入)的行为是可耻的。这份文件被当时的德国政府查禁,至少有一位签署者被捕下狱。爱因斯坦没被捕,这是第一个实例显示,他新近获得的声名不仅可保护他,更让他能在别人不能发言时大胆直言。

  反对种族岐视 遭极右势力视为眼中钉

  在一战后的混乱局势中,爱因斯坦仍持续放言无忌。最著名的是,德国威廉国王退位的那天〈在两星期内,欧洲不仅停战,其它七国的君主也暂时被自由派或社会主义政权取代〉,爱因斯坦在他的教室门口贴上告示:「停课─革命」。在战时, 他和自由派及激进派的学生与同事一道反战,并施加援手,战后则和他们携手对抗以收复失土为号召而日益高涨且很快就变为纳粹主义的军国思想。爱因斯坦的名气响亮,死灰复燃的恶毒的反犹太运动便以他为攻击的焦点。不只极右派政客,甚至连德国科学家都将他的相对论斥为「犹太人的邪说」。此际他已是蜚声国际的杰出人物。1921年他以阐明光的量子属性的光电效应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也常出现在威玛共和国的文化与社会活动的场合。同时,爱因斯坦越来越不讳言他的政治主张。他反对1920年代德国高涨的种族岐视、我族至上我武唯扬的暴力与极端的民族主义,戮力于欧洲的统一,支持保护犹太人免受日益激烈的反犹太暴力之害的组织。遇有不平事,他人人平等的信念总忍不住油然而生:碰到学分费高涨,穷学生缴不起,爱因斯坦经常在课外免费讲授物理课程。随着欧洲经济与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爱因斯坦日益藉科学研讨会的讲台阐明政治问题。杰洛米指出:「他能够早上在大学演讲相对论,同一个晚上敦促年轻人拒服兵役。」
  1930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已骎骏然有主宰德国政治之势,爱因斯坦在国内虽照样言所当言,也越来越往国外寻找适合发表科学与政治见解的出路。他到英国、荷兰与欧洲其它国家演讲,从1930年起,每年到美国加州里工学院担任访问教授。1933年1月30日纳粹■夺取政权,没收爱因斯坦在柏林的财产。五月,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发动公开焚书,特别突出爱因斯坦的著作,此次暴行的新闻照片传遍世界。纳粹报纸上注销以巨额奖金悬赏谋杀爱因斯坦的消息后,他被迫在保镖的保护下完成在荷兰的巡回演讲。那年冬天访问加州里工学院时,他和家人决定不返回柏林,接受美国纽泽西洲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之聘为终身研究员,住进梅瑟街上一栋朴实无华的屋子。

积极支持反法西斯战争

  爱因斯坦一面适应新环境,一面拼命研究他的「统一场理论」,尝试解明磁力与重力是单一基本现象的不同表现。这是他后半生主要的研究范畴,至今当代物理学与天文学仍受这一理论的启发。
  1940年爱因斯坦获得美国公民权,在这之前的几年,他的政治关切集中在纳粹■反犹太运动所造成的伤害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再次运用他的名气请求美国政府允许难民移民美国,却徒劳无功。他继而联合其它的欧洲知识分子请求罗斯福夫人说服她丈夫,依然无效。这不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和罗斯福政府起冲突。他积极公开支持西班牙内战中反对佛朗哥将军的力量。纳粹空军轰炸西班牙村庄时,美国和英国、法国一道执行故示「中立」的禁运,拒绝提供共和军所需的弹药。尽管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爱因斯坦列名其中的请愿,封销政策始终没有解除,加诸西班牙的法西斯统治(二战后在美国的援助下)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将近三千名美国人组成的林肯作战旅违抗政府命令和西班牙共和军并肩作战,甫一成军即获爱因斯坦的热烈支持。
  1939年,在同为德国纳粹难民的物理学家Leo Szilard的敦促下,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总统,警告纳粹德国在核子研究方面颇有进展,可能搞出原子武器。此信促使美国造出原子弹,这是爱因斯坦至今仍最为人记得的公开行动。不过,由于美国政府害怕爱因斯坦的激进立场而他本人也不愿意,故他并未参与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批判美国帝国主义 反对核武竞赛

  二战之后,爱因斯坦抗议美国毁灭广岛与长崎。弗列得.杰洛米引述1946年伦敦《周日快报》的专访说,爱因斯坦「将日本原爆归咎于杜鲁门反苏联的外交政策」,并表示「如果罗斯福活到战争结束,广岛就不会被炸。」杰洛米指出,这篇专访随即被放入联邦调查局越积越多的爱因斯坦档案。
  美国战后初期的特点就是,在政府与商界刻意制造出反共的狂热气氛,以支持美国在国际与国内的目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在德国战败的1945年5月至轰炸长崎的8月这段期间,早就辩论过原子武器的使用,对于原子弹引发的议题了然于心。许多人担心美苏之间的核武竞赛。为了劝阻核武竞赛,他们组织了「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爱因斯坦答应担任主席。爱因斯坦认为美国强权在实行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他首先想舆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会晤讨论这个议题。他碰了壁,但是在和原子能源署的一位中阶官员对谈中,他形容杜鲁门的外交政策是反苏的扩张主义。他以「美国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字眼形容他所认为的美国帝国主义的野心。大量的民众对「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反核讯息颇有反应,但是最终他们仍没有达成把原子能的发展从军方撤出,交由国际控管的目标。
对抗美国的种族岐视与私刑
  1940年代爱因斯坦主要关切的另一项政治议题是美国境内的种族岐视、隔离政策、私刑与其它显示白人优越地位的行为。战争期间,美国为了动员全民在战场与国内全面支持战争,允诺了种族平等政策。但事实上,官方所说的种族正义的含义并不明确。罗斯福设置了「公平就业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说是要干出很多事,却没什么权力去影响职场的种族歧视。一千一百多万人的军方还是实行隔离。战后,经济混乱、职业转换与住房短缺都是以种族隔离(Jim Crow)的老办法处理,如李德贝里的歌词所唱的:「如果你是黑人,滚回去,滚回去,滚回去!」
  爱因斯坦居住的纽泽西州普林斯顿城,虽然离纽约只一小段车程,却和南北战争时代的南方一样保守。生于普林斯顿的保罗.罗布森〈Paul Robeson〉称它是「乔治亚种植园市镇」。非洲裔美国人通常在居住、就业上都遭到拒绝,曾由主张种族隔离的威尔逊〈Woodrow Wilson〉领导的普林斯顿大学本身也不准黑人入学;抗议或违抗经常引来警察暴力。爱因斯坦曾在德国目睹类似场面,也是长期反对种族歧视的斗士,对这类暴行无不立加反制。1937年,女中音玛丽恩.安德生〈Marion Anderson〉在普林斯顿办了一场极获好评的演唱会,却被搞种族隔离的拿骚旅馆拒绝入住,刚听过演唱会的爱因斯坦立刻邀请她到家里住。她接受邀请,而且往后只要在纽泽西演唱,一定住到他家,甚至在旅馆不再搞隔离后亦然。
  1946年,目睹私刑邪风蔓延全美,保罗.罗布森邀请爱因斯坦共同担任「美国终结私刑奋斗会」的主席。这个团体的成员也包括杜波娃〈W. E. B. Du Bois〉与其它民权运动者,有次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本已排定爱因斯坦演讲,他因病作罢,但他还是致函杜鲁门总统呼吁起诉私刑犯,通过反私刑的联邦法律,罢黜搞种族岐视的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比尔伯〈Theodore G. Bilbo〉。信函由罗布森送达,但是当他告诉杜鲁门如果政府不愿保护黑人,他们只有自己来,双方就此不欢而散,提早结束了会谈,这引起一片哗然,但是爱因斯坦写信告诉罗布森同意他的做法:「只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为正义的事业效力,总是有克服法律障碍的办法。」

支持进步■的华莱士竞选总统

  爱因斯坦乐意使用他的名声促进社会正义,却坚拒接受由名气带来的荣誉,但仅有一次例外。1946年5月,宾州传统的黑人学府林肯大学,由校长邦德〈Horace Mann Bond〉颁给他荣誉学位。爱因斯坦接受了。他在校园待了一整天,对大学部学生演讲,和教职员的孩子聊天甚至玩耍,其中一个小孩是校长的稚子朱立安.邦德〈Julian Bond〉,他后来成为民权运动领袖,现任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主席。媒体略过此事不报,但爱因斯坦致词时说:「美国人的社会观?他们对平等与人性尊严的观念,仅限于白色皮肤的人。我越觉得我是美国人,这种状况就越让我痛苦。只有加以揭穿,我才能免于沦为共犯。」
  爱因斯坦在政治使命感的驱动下,对国内种族关系的危机与同一时期冷战孕育的核武威胁采取行动,也联合德国老乡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与画政治画闻名的朋友、邻居画家班.沙恩〈Ben Shahn〉 等人支持新起的「进步党」。进步党由罗斯福「新政」联盟中的左翼,包括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等组成,建党是为了帮前任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竞选总统。爱因斯坦特别推崇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他与华莱士及支持第三党的同道保罗.罗布森合照,以他的声望与支持为其助阵。罗布森与华莱士到南方从事竞选活动,尽管遭受暴力攻击,仍拒绝出席分隔种族的群众集会,或是住进种族隔离的旅馆。在爱因斯坦的支持下,华莱士也呼吁由国际社会管制进而废除核子武器。结果,因当时反苏联的黩武思想盛行,而杜鲁门后来又许诺实行自由派的、「新政」式的社会福利计划,华莱士的选战溃败。杜鲁门出人意表的连任,扫除了升高冷战与加强随冷战而来的意识形态压迫的一切障碍。
  部份华莱士的支持者怪罪进步党未能超越新政的自由主义。他们认为进步党对某些问题应该采取明确的社会主义立场,例如,基本工业的公有制。采取这种立场的包括这本杂志(《每月评论》)的创办人里奥.胡伯曼〈Leo Huberman〉与保罗.史威济〈Paul M. Sweezy〉。爱因斯坦盛赞《每月评论》的创办,并且在胡伯曼的友人奥图.纳珊〈Otto Nathan〉的请求下为1949年5月的创刋号撰写〈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编按:译文请见2003年11月本刋创刋号〕。这篇 文章从逻辑、道德与政治的角度,清晰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加上爱因斯坦的声望,遂吸引了大众注目这本小型左翼杂志的诞生。在当时充满敌意的政治气候下,这篇文章当然鼓舞了这本杂志的主办者,也促进了杂志的销售量。

支持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建立家园

  二次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也关注在纳粹大屠杀之后的欧洲犹太人的危机。他自认是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至少从他儿童时期第一次遭遇反犹太运动起,他便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病症有切近的观察,间或还身受其害,他也像对待他所痛恨的其它罪行一样,反制反犹太运动。早在1912年他首次前往美国为犹太人建立巴勒斯坦屯垦区募款时,即在寻求解决欧洲犹太人社会即将面临的灾难之道。他反抗中欧与东欧加诸犹太人生活越来越多的法律上与法律之外的限制,支持犹太人移民美国(但成效极有限),并且鼓吹在巴勒斯坦建立他和其它人所称的「犹太民族家园」。为此他赞成「犹太建国运动」,虽然这个标签不是那么适合他,他也没主动回避。但他还是力避与「犹太建国运动」的狂热份子,包括扎波亭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和比金〈Menachem Begin〉扯上关系,也不与「犹太建国运动」的主流,例如魏兹曼(Chaim Weizmann ,以色列第一任总统)与本-古理安( David Ben Gurion,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接触。爱因斯坦在1930年写道:「必须克服压迫别族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只有在以当地为家园的两个民族和平合作的基础上才有前途可言?他们两族必须排除万难携手共进。」他战前战后都支持一个由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组成的双民族国家。
  1946年,数百万欧洲犹太人依然流离失所,战胜的同盟国连一小部份难民都不愿意接纳,爱因斯坦出席「英美巴勒斯坦调查委员会」,呼吁开辟一个「犹太家园」。犹太建国运动的当权派似乎有意将之误导为建立犹太主权国家,在他的朋友拉比. 史蒂分.怀斯〈Rabbi Stephen Wise〉的协助下,他澄清了立场。他说,在巴勒斯坦经济可以容纳的范围内,该让犹太人自由迁入,因而巴勒斯坦应该有一个保证「某一群人不会被另一群人『多数化』的」政府。他拒绝提出怀斯所要求的更强烈的声明,并答道:「强硬要求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只会给我们带来不欲见的结果。」激进的记者史东(I.F. Stone)赞扬他超越了「种族的限制」。(爱因斯坦后来成为《史东周刊》的荣誉订户。)
  然而,就像许多犹太的激进派〈包括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一样,爱因斯坦难以克服对于犹太建国计划的矛盾情感,最后还是盛赞以色列的建国。鍳于一些激进派对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压制巴勒斯坦人,表达了前后不一致的反应,因而我们很难猜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他显然很关心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住民的土地上建立屯垦区的后果;说他会为巴勒斯坦人遭以色列犹太人压迫四十年而骇然神伤,应不是过甚之词。

抵抗美国的反共狂热

  二十世纪中叶的「红色恐慌」占去爱因斯坦晚年大部分的时光。他写道:「德国人几年前的灾难又重演了。」看到美国人迷失在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带动的富足中,爱因斯坦对这样的事实深感愤懑:「美国境内诚实的人民只占无望的少数。」但是他决心反击,寻找发抒议论的场合。1953年机会来了,一个纽约教师因拒绝在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讨论他的政治立场与举发他人而遭解聘,他给爱因斯坦写信,爱因斯坦藉答复来信针砭时弊。爱因斯坦写信给弗隆格拉斯(William Frauenglass ),这位打破陈规的教师在英文课上准备了跨文化的课程以克服有偏见的刻板印象。爱因斯坦力劝「每一位被叫到调查委员会前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拒绝作证?如果准备跨出重大的这一步的人够多,他们就会成功。如若不然,知识分子就只配专为他们而设的奴隶制。」这封信成为全国的头版新闻,发挥了预期的效应。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从远方声援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发表反对爱因斯坦的社论时,他从伦敦写信给该报:「你会谴责拒绝为罗马皇帝牺牲的基督教殉教者吗?你会谴责约翰.布朗(John Brown美国19世纪废除奴隶制度者)吗?」
  在弗隆格拉斯事件后不久,另一位不肯合作的证人绍多维兹〈Al Shadowitz〉向麦卡锡参议员说他拒绝作证:「我接受爱因斯坦博士的建议。」麦卡锡当场暴怒,但最终爱因斯坦的意见影响了最高法院舆年轻的「新左派」学生,最高法院在1957年下令停止「追捕赤色份子」〈有个案子还涉及《每月评论》》的创办人保罗.史威济〉,「新左派」学生则从 1960年起经常用尖刻的嘲讽和嘲笑等方式搅糊委员会的听证会。爱因斯坦这封信发出才十年,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也采取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推动现代民权运动。
  1954年,爱因斯坦的同事,「曼哈顿计划」领导人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的安全考核没过关,加上其它侵犯科学研究自由的事件,爱因斯坦以惯有的幽默写道,如果时光倒流:「我不想成为科学家、学者或教师,而宁愿做个水电工或小贩,以期在目前局势下找到还可能存在的卑微的独立自由。」

积极支持美国民权运动

  爱因斯坦还从事其它更困难、风险也更高的政治行动。
  爱因斯坦最受国际关注的,或许是介入朱利亚斯与伊瑟尔罗森伯格〈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案件。,1953年爱因斯坦写信给承审法官 厄文.考夫曼指出,审判记录没有「超出合理的怀疑」就定了被告的罪。他也指出,不利于他们的科学证据即便是正确的,也没有泄漏任何重要的机密。未获回应后,他随即上书杜鲁门。杜鲁门也没反应,爱因斯坦将信的内容公布给媒体,然后写信给纽约时报,请求行政赦免。不幸的是,爱因斯坦的名望也无力回天。罗森伯格夫妇于六月19日死于欣欣监狱的电椅上。
  两年之前的1951年,爱因斯坦的友人W.E.B. 杜波瓦因为支持和平活动而被罗织「苏联间谍」的罪名,爱因斯坦与罗布森、民权运动女英雄马丽.麦克罗.白裘恩〈Mary McLeod Bethune〉共同举办晚餐会,为杜波瓦的官司募款。杜波瓦的律师、火爆激进的前国会议员马坎东尼欧〈Vito Marcantonio〉,在检方完成起诉前,就设法把审判场面搅成一团混乱。如果审判继续下去,马坎东尼欧原本准备要请爱因斯坦做第一位的被告证人。
  在「红色恐慌」期间,最遭受公然攻击与孤立的人,或许要数从对抗私刑开始就舆爱因斯坦携手的伟大盟友罗布森。罗布森由于斗志昂扬地对抗「白人至上」观,思想激进,又鼓吹泛非洲独立运动,因而饱受攻击,他在自己国内实际上不被官方当人对待,不准他有收入、不准他演出、也没有旅行的权利。1952年,爱因斯坦为了打破笼罩在罗布森周围的静默的布幂,公开邀请他和他的伴奏罗伊.布朗〈Lloyd Brown〉共进午餐。三个人一下午长谈科学、音乐与政治,所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在罗布森暂时离开房间时,布朗说到能坐在这么伟大的人物面前,真是莫大的荣幸。爱因斯坦答道:「带伟人〈译按:指罗布森〉来的正是你。」
  
  爱因斯坦晚年忙于个人的与公众的抵抗行动。他运用他依然可观的人际网络与影响力,为弗隆格拉斯等因拒绝与调查委员会合作而遭到开除的人找工作。1954年他同意「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藉他75岁大寿的庆祝会,开争取公民自由的讨论会。成立这个委员会是因「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未能保护共产党员,也未能处理因罗森伯格案引发的公民自由问题。这次研讨会的讲员包括I.F.史东,航天员与﹔活动家哈洛.夏普利〈Harlow Shapley〉,社会学家弗雷奇尔〈E. Franklin Frazier〉与费尔奇德〈Henry Pratt Fairchild〉,政治学家 H.H.威尔森〈H. H. Wilson〉等人,经此会议,「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为保卫言论自由、劳动权利与各种层面的民权自由运动而奋斗了四十六年。

至死革命热情未灭

  在此很难给这篇简短而必然不完整的爱因斯坦政治生活纪要做个总结。例如,在此没讨论到爱因斯坦毕生致力的和平运动舆某种世界秩序,也没有谈到他与物理学家暨马克斯主义者雷欧波德.因菲尔德〈Leopold Infeld〉的长期共事。爱因斯坦和许多其它的左翼科学家一样,也深深投入大众的科学教育,以打击愚民思想与神秘的伪科学,当时这两者都有助于政治上与社会上的反动势力,今日亦然。

  在他于1955年4月18日过世的前几天,爱因斯坦签署了《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宣言指出,这位理论物理学家与哲学暨数学家罗素超越了和平运动含糊不清的论调,而提出政治上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如果我们选择,就是幸福、知识与智能的不断进步。难道我们舍此而不由,宁可选择死亡,就因为我们无法忘却我们的争执?我们做为人类一份子向全体人类呼吁:牢记人性,尽忘其余。如果你做得到,眼前展开的是通往『新天堂』的坦途。如果做不到,就有同归于尽之虞。」
  
  爱因斯坦从学生时代到咽下最后一口气都是激进派。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沈思当年的政治事务与他的世界观后,他告诉一个朋友,他依旧是个「革命份子」,还是座「会喷火的维苏威火山」。


注:本文大量运用了杰洛米著作中的研究与洞见,作者深表感谢。该书的全名是The Einstein file: J. Edgar Hoover's Secret War Against the World's Most Famous Scientist [New York: Saint Martin's Press/Griffin, 2002])


资料来源与建议阅读书目
Fred Jerome, The Einstein file: J. Edgar Hoover's Secret War Against the World's Most Famous Scientist (New York: Saint Martin's Press/Griffin, 2002); see also Fred Jerome, "The Hidden Half-Life of Albert Einstein: Anti-Racism," in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8, no. 2 ().
杰洛米的重要著作运用﹜美国联邦调查局编纂的大批爱因斯坦档案,不仅是要暴露胡佛的阴谋诡计与人格谋杀的隐密机制、技巧,更是要藉此让读者知道这位科学家是个鲜为人知的活跃的激进派舆社会主义者。7月要出版的是Fred Jerome and Rodger Taylor, Einstein On Race And Racis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两本有用的传记是Jeremy Bernstein, Einstei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3); and Ronald W. Clark, Einstein: The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Avon Books, 1984) ,此书是最通行的传记,但除了犹太复国运动外,几乎没有提到爱因斯坦的政治活动。
爱因斯坦为一般读者写的书包括: 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1995); The World As I See It(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93); Out of My Later Years (New York: Gramercy Books, 1993); and (with Leopold Infeld)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这本书至今仍是叙述从牛顿力学发展到现代量子力学与相对论,最易读也最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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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20世纪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与革命社会主义【爱氏论文,外国评论,中国左青读后感】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25日 23:52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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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爱因斯坦传记后感

红草 /作于2007-8-16
根据2007年4月份的读书笔记整理
《爱因斯坦》(著者:秦关根)




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我至少读过两遍(对青少年很有启发意义),我也看过他写的一些东西以及他的传记,给我的感觉是他是一个以自己的价值观而倾向革命社会主义的科学家,然而他又完全没有严肃的政治观点,以至在现实政治中常常左右摇摆,甚至被有产精英耍得团团转(被犹太复国主义者耍、把核技术推荐给美帝国主义的总老板),但按他自己的意愿来说他更重视底层劳动群众而鄙视有产阶级,始终注重平等、民主和国际主义这些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他是个左派。

一些恰好巧合的东西颇引人注目。例如爱因斯坦出生的年份(1879年),与20世纪最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之一托洛茨基同年,也与中国共产主义者陈独秀同年。他以三项重大创举(理论证明分子的存在、光量子假设、狭义相对论)而一鸣惊人的1905年,被认为是继牛顿、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之后的物理学第三次革命;而这一年恰恰是波澜壮阔的俄国革命爆发之年(其规模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比1917年还大),这一年产生了工人代表会(即苏维埃)这种政权萌芽具有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的巨大社会革命意义。然而这些自然科学与社会革命对应的偶然历史巧合还不是最值得注意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包括X光的发现者伦琴、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进化论者海克尔等近百名德国科学家联名支持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全国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爱因斯坦公然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他甚至参加反战组织。爱因斯坦这个立场与当时的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是很相近的(但爱因斯坦始终缺乏严肃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纲领),至少同样反对有产者国家之间的仇杀,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拿劳动人民当资本竞争的炮灰。

而爱因斯坦却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欢欣鼓舞,1921年,列宁派到柏林的科学家去找爱因斯坦,声称苏维埃俄国将出版第一批科技书,包括相对论的书。爱因斯坦热情洋溢地说:“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对全世界有决定性意义。谁都应该帮助你们。”“请替我问候列宁!”

1918年秋天,德国革命爆发。爱因斯坦亲历了革命,他在给母亲的明信片中写道:

“运动正以真正壮丽的形式发展……能亲身感受这样一种经历,是多么荣幸!为了酬答这辉煌的成就,无论怎样严重的崩溃,人们都会乐意忍受,在这里,军国主义和官僚政治已被铲除得一干二净。”

1919年1月,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德国同志罗莎·卢森堡被国际资产阶级的新走狗社民党人(就是今天叫嚣着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老祖宗)暗杀,尸体被扔进施普累河,爱因斯坦叹息道:

“这个女人的灵魂,对于现在这个世界,是过于纯洁了。”

爱因斯坦深深地同情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者,同情劳动群众的创举和平等主义理想,但他本人却始终缺乏严肃的政治观点,也从未参加过革命社会主义运动,更未加入过某一左翼政党。这使得这位始终埋头于理论物理学的科学家的所作所为缺乏明确的政治一贯性,也显著地缺乏原则性,然而你还是可以看出,至少他主观意愿的强烈倾向。

国际资产阶级强盗和特权者的俱乐部“联合国”——它的前身“国际联盟”曾千方百计地拉爱因斯坦这个“大人物”入会,科学家爱因斯坦再次显示出他的政治无原则性——他答应参加一个国联的外围会议,可是敏锐而执拗的爱因斯坦在还没开会时就向日内瓦递交了辞呈(1922年5月),可经过“劝说”又被“挽留”住了。

1923年3月,这位还未参加过会议的委员,为抗议法国资产阶级军队侵占战败的德国的鲁尔区,第二次提交辞呈:

“近来的事态发展使我相信,国联既缺乏必要的力量,也没有必要的善意去完成它的使命。本人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似乎都无益处。”

可是经过“劝说”又被“挽留”在国联周围了!不过直到1924年7月,爱因斯坦才出席了国联“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第四届会议。

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爱因斯坦呼吁对日经济制裁,国联却束手无策。1932年春天,国联在日内瓦举行裁军会议。5月,爱因斯坦在日内瓦呼吁:

“战争不能人道化,只能把它消灭掉!必须号召人民拒绝服兵役!”

他激烈抨击国联的“裁军骗局”。爱因斯坦终于忍无可忍,公开退出国联的外围组织。

对于苏维埃俄国从比较健康的列宁时代退化到官僚专权堕落的工人国家(斯大林们的专权统治),爱因斯坦也感受得到,他感觉到十月革命的遗产被反动潮流遮蔽了,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观点和社会科学分析,更由于他对社会革命运动的完全隔膜,这使他不能准确地批判看待苏联工人官僚国家。

另外,爱因斯坦往往具有激进的社会主义倾向,然而他始终没能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斗争方法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这使得他一度成为犹太大资产阶级所主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凶。例如1919年2月,爱因斯坦在犹太复国运动领袖的“百般劝说下”,使他声明“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实际上,在19世纪直到20世纪早期犹太人中最强大的政治运动是犹太劳动者的共产主义运动(所以当时有许多有产精英把犹太人和“红色瘟疫”放在一起,这是排犹反犹运动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什么复国主义运动,直至后来随着共运的政治堕落和资本主义的苟延残喘(逃过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狂潮),才导致了犹太资产阶级及其思潮的崛起。

爱因斯坦敏锐地发现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一群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孜孜以求。他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然而仍会不拘礼节地流露出冷嘲热讽。

1921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领袖、未来的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教授邀爱因斯坦同赴美国,企图借爱因斯坦之名,动员美国犹太资产阶级之力,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希里糊涂地随往,实际上成了犹太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广告的形象代言人。“一次募捐大会上,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唾沫飞溅,高唱犹太人的神圣使命。爱因斯坦对旁边的人说:‘瞧这头蠢驴!’ ”(P201)

但是由于缺乏严格的政治理念,爱因斯坦常常看不清一些国家或运动的阶级实质,最显著的例子除了上述他半不自觉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有他曾怀着天真的希望逃出德国,就利用核技术之事带头写信给美国总统。出他所料,美国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带来世界和平,反而导致了两个城市的覆灭以及极度疯狂的世界军备竞赛(这种竞赛的经济实质就是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滚滚利润)。这使这个天真的社会主义者十分痛苦。

这位科学家始终没弄明白,对资产阶级强盗及其国家暴政寄予希望、而不揭露他们是更大的悲剧。他曾和印度诗人泰戈尔等人签署“告各国政府书”,呼吁强盗和刽子手们的国家停止军备竞赛、彻底裁军。他在法共党员、作家巴塞尔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字,为堕落的共产国际的“资产阶级民主救护车”抹润滑油。而正是那个只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而拒绝工人阶级革命的“反法西斯事业”不但没能阻止法西斯的步伐,还使法国的革命希望破灭(1936),使西班牙革命变成20世纪无论国际共运史还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大规模、最惨烈的悲剧。

当然,恐怕爱因斯坦始终不明白这些道理。在实际运动中,一个革命工人要胜过一千个爱因斯坦,从革命社会主义角度看,我们不应把爱因斯坦看得过高,不应对“大人物”的“权威”过分重视。斯大林为首的第三国际和托洛茨基为首的第四国际都分别为争取世界著名大画家、墨西哥人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甚至一度当过墨西哥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以及托派的政治局常委),到头来却发现这个画家终究是没有什么明确严肃的政治观点的,他甚至在政治上支持过一个极右翼候选人,连斯大林主义者都大跌眼镜。

但我认为爱因斯坦对于整个社会革命与人类进化进程而言却具有真正十分伟大的意义,他的大量学说(尤其是相对论)都包含着非常浓厚的辩证唯物主义真理。例如在相对论中,时间也不是绝对的,任何一个空间位置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这个理论在高速运动的宇宙空间才更容易被人了解),它从严密的科学论证上打破了诸如康德唯心主义那样的时间绝对论观念。又例如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了宇宙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规律的整体。他的理论创造闪烁着唯物主义的革命光辉,同时它又是现代科学的结晶体。他的理论开启了揭开时间与空间关系乃至我们存在于世的意义的一把非常关键的钥匙,对此,无论怎么赞颂爱因斯坦的学说也不为过。






柴荣
发表于 2007-8-17 08:31

爱因斯坦看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好像给考茨基还是谁写了封信,说内容过时了(大意)。

把相对论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搞在一起,我怀疑其意义何在。在我看来,不深刻理解现代物理学,而这是需要相当大的天分,花费相当的时间精力,就贸然说什么科学成果证实了什么什么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斯大林哲学体系里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充满了旧式形而上学的腐臭),无非是索卡尔事件的小翻版了。


[ 本帖最后由 柴荣 于 2007-8-17 09:08 编辑 ]




alex1234
发表于 2007-8-17 09:55
爱因斯坦是和平主义者,属于左派(这种倾向来源于他内心支持的社会公正),但他并不偏好于任何"主义"或倾向于某种哲学。虽然也爱好哲学,但他在状态好的时候不是一名哲学家。
爱因斯坦反对任何暴力。他以前评价列宁的时候说:
"我敬重列宁,他为实现社会正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但我不赞同他的方式。"
1/6/1929, 为Liga fur Menschenrechte准备的演讲稿。




红草
发表于 2007-8-17 10:48


引用:
引用:
原帖由 alex1234 于 2007-8-17 01:55 发表


爱因斯坦反对任何暴力。他以前评价列宁的时候说:
"我敬重列宁,他为实现社会正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但我不赞同他的方式。"
1/6/1929, 为Liga fur Menschenrechte准备的演讲稿。

爱因斯坦很可能是针对列宁等为捍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进行的强力斗争,例如1921年镇压咯朗施塔得叛乱,这次事件引起了国际上一片抨击,包括自由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等。爱因斯坦在1921年的《我的世界观》里就抨击了“俄国和意大利的制度”。但也是他本人对于1918年德国革命风暴却是持宽容态度。其实爱因斯坦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有上述表现也并不奇怪。





红草
发表于 2007-8-17 11:47

引用:
引用:
原帖由 柴荣 于 2007-8-17 00:31 发表


把相对论和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搞在一起,我怀疑其意义何在。在我看来,不深刻理解现代物理学,而这是需要相当大的天分,花费相当的时间精力,就贸然说什么科学成果证实了什么什么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斯大林哲学体系里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充满了旧式形而上学的腐臭),无非是索卡尔事件的小翻版了。

辩证唯物主义,marxism的所有哲学体系都不是守着过去的科学成就而存在的,随着新的科学成就所揭示的规律,辩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你想想,恩格斯也分析过十九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认为它们为辩唯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依据,那这种列举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苏联(以及毛北京等)那种是为政治而科学,把科学研究纳入“政治正确”的轨道,对此自由派似乎总是“很容易”指责这种事情,而“主张,科学的本质就在于对知识的爱,而知识的功用绝非我们关注的首要内容”(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在我看来,苏中官僚和自由派分别走上了同一个唯心主义的两个极端。

科学研究是否被某种主观目的所支配或者应该被支配?这种提法只有唯心主义者才会用。因为个人的主观目的显然是不一样而且异常复杂的,但辩唯恰恰认为,一切主观目的都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客观的历史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并且与这种客观决定性发生有规律的联系,只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说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以及阶级性(在阶级社会)。

在自以为无产阶级代理并且表面上超然于各阶级之上的官僚眼中,阶级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意识,他们对“阶级社会的任何社会存在都带有阶级性”的理解就是“在我们的统治下,任何社会存在都要按我们的政治指令行事”,他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理解,这是他们特殊的利益和局限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苏联科学家曾因为爱因斯坦的学说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支持他,在1953年又批判爱因斯坦的“唯心主义观点”,其真实原因就在于官僚专权对科研的戕害。

自由派抱怨给科学规定社会政治目的的“极权主义者”(当然,他们总是把他们的同胞兄弟法西斯主义者,与工人国家的修正主义官僚相提并论),自由派抱怨给科学规定道德目的,自由派还抱怨“现代唯物主义的分析,它否认人类的智力能够在其自身的基础上独立运作,而主张思想的目的根本上乃是实践性的”(迈克尔·博兰尼)。这里的问题在于,自由派自以为宣布了某种意愿,就能取代过去人类的全部历史现实,并以他们的“崇高理想”去指责一切,甚至连他们自己姓什么都不管了。德国化学家哈伯教授在一战期间为了爱国的“崇高理想”(究竟什么道德是“崇高”的?难道有抽象于人类社会之外的道德吗?),而研究糜烂性毒气和窒息性毒气,他对妻子说:“在和平时期,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在战争时期,科学家是属于自己祖国的。”在一战期间,相当多数科学家和文人投靠了各个爱国的资产阶级阵营,而另一部分科学家和文人则采取了与革命无产阶级相近的反战立场(尽管并不有系统),在受战争影响的每个人那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关系而作壁上观。

话说回来,关于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我在读后感中只谈到了一小段,因为我能理解得还很少,但他的狭义相对论的基本方面(包括他那个著名的闪电和火车的实验)我还是看得懂的(而且那是大学物理的最起码知识)。那些理论中显然与辩唯密切关联,它证实了宇宙万物是有联系的、不断发展着的(这是辩证法的核心精神),一定的物质、性质与环境决定了一定的意识观念(例如“N+1维空间”的思想实验)(这显然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这样的哲学证明不难发现(对宇宙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某种科学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一致,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我看来,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发现也并不是因为他在人类社会之外的一个真空实验室里获得的,他继承了人类已有的哲学辩论,并由此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定的信念(这种信念成为他提出问题的依据和思考的某种方向)。例如早在17岁时他就开始接触马赫的著作,在20岁时就开始提出新的更激进的想法来支持马赫对绝对时空观的批判。而爱因斯坦的整个学说乃至他晚年的思考方向都是试图打破绝对时空观、追求宇宙和谐的内在规律,这难道与他早年的思考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 本帖最后由 红草 于 2007-8-17 03:50 编辑 ]



巡夜
发表于 2007-8-22 21:08

从物理学史上讲,给爱因斯坦影响最大的是马赫。爱因斯坦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论懂不懂物理学,马赫这个名字都是非常熟悉的。因为“20世纪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没有之一)列宁写过一本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和马赫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本书一开头列宁就宣布将用“马赫主义”代替“经验批判主义”。

马赫在物理学上有着他的有价值的贡献,在哲学上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所以列宁说他“没有能够直接地和立即地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而滚入了反动的哲学”。列宁说,“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痛苦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还必然会产生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

哲学上爱因斯坦正是直接受到了这些“废物”的影响。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在物理学的领域内当然自觉不自觉的坚持唯物主义,但是作为对物理学的阐述者,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家。即使在物理学领域之内,如红草所说的很容易理解的那些例子,其实也包含着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和潜在的困境。

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步进步,辩证唯物主义都要变换自己的形式。相对论和当代物理学给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新的材料,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如果要解释某种东西,那是随便用什么哲学道理都能解释得通的。在解释世界这方面,大多数哲学都能胜任,而且都能自圆其说。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初物理学酝酿重大变革的时候,大量主观唯心主义思潮泛滥的原因。它们都能解释新现象和新理论,丝毫不比辩证唯物主义差。哲学观念之间的斗争,归根到底还是要用哲学的手段来解决。



巡夜
发表于 2007-8-23 13:13


关于牛顿

我想,大多数科学家应该都认为牛顿比爱因斯坦更伟大。我想,如果牛顿活在爱因斯坦的时代,应该贡献比爱因斯坦更大一些。

中国人和苏联人常常批评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这和恩格斯是有关系的,其实很多人都没读过牛顿的书。在恩格斯晚年的一些著作里(特别是《自然辩证法》中),对牛顿的评价甚低。在自然哲学上,认为牛顿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且非常保守,动不动就谈上帝,说“哥白尼开……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在方法论上,由于牛顿到处都在说“归纳法”,反对假说(这个后边还会说到),反对演绎法,这也确实让人厌倦,恩格斯说他是“归纳法的驴子”,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在物理学上,当然恩格斯不会不承认牛顿的作用,但是他认为由于有了伽利略的探索和开普勒的贡献,运动学定律的总结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而且对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做了强烈的抨击,明确“时间和空间都只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至于光学,由于恩格斯那时代盛行的是光的波动学说,牛顿的粒子学说已经被抛弃了,要到爱因斯坦的“粒子波”之后才重新被人记起。在数学上,恩格斯一直怀疑牛顿发明了微积分的说法,认为以牛顿这种古板的归纳法是不可能发明微积分的,肯定是莱布尼茨的贡献。当然后来发现的文献(主要是牛顿和莱布尼茨的通信)证明了牛顿确实独立于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只是可能是牛顿重视应用,而莱布尼茨对微积分本身的规范化做的更多,比如现在一些微积分符号都是莱布尼茨首先使用的。

再有就是牛顿的神学研究肯定也是恩格斯所厌恶的。他又为英国币值改革做了重要贡献。他主持英国铸币局(?好像是这个名字吧,记不太清楚了)时期的币值改革,最终确定了英国的金本位制,有着重大意义。虽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肯定金本位制,但是对于一个给资产阶级卖力的人,从私人感情上怕是不会有什么好感。当然了,这纯粹是我的臆断,不算数的。

因为有了恩格斯的评价,所以苏联人和中国人很长一段时间习惯于顺便批一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什么的。其实,整个来说,牛顿本身并非那么古板,形而上学,教条。牛顿当然很形而上学,比如他说,“整个物体的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能动性和惯性来源于其各个部分的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能动性和惯性;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一切物体的最小微粒也具有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能动性,并且赋有其固有的惯性。”他说,“绝对的、真正的和数学的时间自身在流逝着,而且由于其本性而在均匀的,与任何其他外界事物无关的流逝着,它又可以名之为‘延续性’……绝对的空间,就其本性而言,是与外界任何事物无关而永远是相同的和不动的。”还有很多类似的论述。但是牛顿也有着符合辩证法的观点。“物体的属性,凡既不能增强也不能减弱者,又为我们试验所能及的范围内的一切物体所具有者,就应视为所有物体的普遍属性。”这是非常典型的“从特殊到一般”的规律。在有人批评他的引力定律,认为如果物质间互相吸引的话,所有的物质都会最终聚集在一起。他回应道,“我想这个错误就在于认为一切无限性都是相等的。一般人只是把无限理解为一种不确定性,并在这意义上说一切无限都是相等的,虽然要是他们这样说:一切无限即不是相等,也不是不相等,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一定差别或比例;那么,他们就会说得更真实一些。”这个卓越的观点,爱因斯坦不但没有超越,而且甚至没有达到牛顿的高度。牛顿还说过,“未被分割开的微粒和已被分割开的微粒一样是可以无限地分割,而且实际上是可以粉线地把它们分离开来的。”这个论断比恩格斯的“原子无限可分”早200年,比列宁“电子无限可分”早得更多。牛顿也正确的说,“光线并没有颜色。在它们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某种能激起这样或那样颜色感觉的本领或倾向。”要知道,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还在批驳那些认为光线有颜色的观点!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论述。当然整个来说在牛顿的体系中形而上学的成分更多一些,而且作用也更大一些,但是牛顿并非总是如此。辩证思维同样属于牛顿。

归纳法的问题,其实恩格斯多少有些误解牛顿。固然,牛顿相当固执的坚持归纳法,他说,“试验科学只能从现象出发,并且只能用归纳来从这些现象中推演出一般的命题。”但是牛顿坚持归纳法是有历史依据的。当时自然科学还并没有非常发达,各种荒诞的理论还是非常之多。举一个例子,为了精确测定时间(当时的钟走得不准),有人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药,在船上带一条狗,让狗身上保持有一个伤口,当每次正午12点的时候,他在船舶出发地使用这种药粉,船上的狗都会疼得发狂。根据狗发狂的时候,船舶所处的位置的太阳方位,可以确定船舶所在地的时间。这样,由于已经知道此时是出发地的正午12点,就可以推算出船舶所在地的经度(纬度容易通过观测太阳确定)。所以当时牛顿坚持“从现象出发,并且只能用归纳来从这些现象中推演出一般的命题”是坚持了一种科学精神。恩格斯自己也说,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只能靠猜想来弥补某些空白,所以才有了自然哲学。而且,牛顿所反对的假说与恩格斯说的假说也不一样。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牛顿反对的假说是,“我这里所用的‘假说’一词,仅仅是指这样一种命题,它既不是一个现象,也不是从任何现象中推论出来的,而是一个——没有任何试验证明的——臆断或猜测。”

在《光学》一书最后,牛顿提出了31个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已经被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是是牛顿的误入歧途,但至少也说明牛顿的思维深度。还有一些问题是非常天才的。比如,第一个问题就是,“各种物体对于光是否有超距作用,而且是否在它们的作用下使光线发生了弯曲?这种作用,当其他情况相同时,是否在距离最小时最强?”第五个问题是,“物体和光是否彼此互相作用?”第六个问题是,“黑色物体是否因为落在其上的光不向外反射,但透入其中,并往往在其内部反射和折射直到闷熄而消失的缘故,所以比其他颜色的物体更容易从光那里获得热量?”“问题8,”所有不易蒸发的物体,是否在热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光而闪耀;而且这种发光是否由物体各部分的振动所引起?“还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疑问,这里就不一一摘录了。

所以,一味强调爱因斯坦的贡献,而贬低牛顿或者凭空指责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应该的。何况在牛顿那里,除了绝对时空,还有相对时空的概念。牛顿那里同样有辩证法。牛顿在他那个时代达到了自然科学的最高峰,这个荣誉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也无法比拟的。
至于康德唯心主义的绝对时空观?这是什么东西?在康德那里,怕是没有这个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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