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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红草:漫谈权力与权利的历史性消亡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25日 21:38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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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入门网 —— 共网·红草专栏

[2007-11-22此文收入本专栏]

作者说明:本文原是作者在大学里的“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的期末考试论文,写得十分匆忙草率且为了省事而大大简化了许多语言,所以在语句上可能会让人觉得有很大的“跳跃性”,谈得是极浅显的基本马列常识,历史跨度很大、举例甚多但毫无深度,作者也懒得再做修改了。如有错误不实,还请不吝指出。
红草:red1917star@yahoo.com.cn


(上述说明写于文章首次发表于天益马克思主义论坛[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70816]时,即2007年1月9日。这里发表的说明和文章尚未做任何修改。)



漫谈权力与权利的历史性消亡

红草
2007年1月





按“通常的”想法,这令人吃惊:权力与权利怎么可能消亡呢?我们历史唯物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过程的集合,必有其产生、发展与变化,也有其消亡。本文所说的“权力”指政治统治权力——即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管理,最集中地表现为国家统治。本文所说的“权利”指一定的法律所赋予、所限定的一定的利益(包括物的好处、自由、资格、荣誉等等)。

本文坚持唯物史观,试以通俗简明的语言,略谈有关权力和权利历史性消亡的一系列问题。


一、略述权力与权利的起源


在阶级社会之前,人类曾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无阶级社会。

在原始社会里,只是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单靠一双手不能满足一张嘴的需要,因而大家以氏族公社为单位,团结起来实行财产公有并且共同劳动、互相帮助。由于食物少得可怜,为了使大家都活下去以保证劳动力,必须尽可能平等地分配食物。既然公社中的两个人都得日夜奔波找食才能活下去,那么这两人中的任意一人便没有可能、也没空没心思去统治另一人,可见,权力是不可能存在于原始落后社会的。当时,压迫人类的还只是自然界。社会通过习俗、图腾、经验来维持,原始居民实行自治和自卫。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是不存在的。今天打猎收获得少,那就只好半饥半饱;明天有意外的大收获,那就大吃大喝甚至浪费掉(顺便一提,这并不说明我们的祖先愚昧无知,只是因为长期为生计奔波抑制了贮存食物方法的发明,而朝不保夕的经历则使他们一有可能就大吃一顿)。限定原始人的物质利益与自由的,不是法律,而只是自然界与对自然界的改造水平。权利的概念,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体上,都不存在。

当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工具的更新和产业分工的出现后,一双手不但能满足一张嘴,而且还产生了更多的稳定的剩余产品,于是,不平等的土壤出现了。但更多的稳定的社会剩余产品本身还不足以产生权力;权力是出于对产品积累、管理的需要产生的。积累的功能——首先通过征收赋税(或贡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占有赋税的那部分人因此可以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生产管理、产品再分配以及科学文化活动(例如对经验的文字记录)的组织工作。为保证这种积累的特权,新兴的有产者一方面取缔原始社会中的“居民的自动武装”,另一方面将自己武装起来并订立捍卫自己的法律条文,经过最初的激烈斗争之后,国家——权力创立并巩固起来了。随着法律的产生,法律所规定的利益即权利也产生了(尽管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形式平等”的权利)。


二、权力与权利的历史进步性

权力,尤其是作为国家权力的权力,在其产生之后曾经长期具有进步性。社会剩余产品的稳定,使生产与积累发生分裂,这一过程与人类产业的大分工是同时发生的;权力,即新有产阶级对生产者的统治由此产生。生产力发展水平尚未使社会剩余产品足以维持全社会的运转和发展,但是,生产力状况已使社会上一部分人能够摆脱生产劳动,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下,有产者的权力统治才开始成为可能并具有必要性。而这种权力的进步性质则表现为有产国家对积累功能的执行,尽管这种执行总是专断独裁的(即使在古希腊的雅典,有产国家也只在奴隶主和自由民中实行民主,占国民大多数的奴隶甚至不被当人看待),但是这种积累功能本身对进一步发展生产却有很大的进步作用。例如,利用集中起来的剩余产品(即赋税)兴修单个或少数生产者不能兴办的大型水利设施,典型的例如中国隋唐时代的京杭大运河;积累功能还包括勘测天文气象以确定历法,量定农田大小以及发展手工业、建筑技术等等。由于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使全社会——首先是生产者摆脱分工的束缚,而且生产者每天还要用十几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从事繁重、复杂、艰苦乃至危险的工作,因而积累的职业化才成为必然,并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本文已论及本质意义上的权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仍是有产者的国家。但实行代议制民主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有产统治具有内容和形式上的根本不同。简单地说,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往往以某种宗法式关系及相关意识形态来维系。在中世纪欧洲,长期实行罗马教廷的神权统治,教皇凌驾于国王之上;在儒家的中国,则“礼治天下”,邻近的朝鲜、安南(越南)等王国与中国长期保持着藩属关系,而不是今人眼中的“国际关系”,中国皇帝不仅代表一国之君,还代表天之骄子。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则是民族国家,在社会历史方面,民族首先是指资产阶级。争取民族国家的阶级内战与冲突是从16世纪才发生的,这一政治事变根本上是由于新航路为生产力大发展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单从生产力发展还不能说明欧美资本主义何以先进于中华资本主义,我既不赞同马克斯·韦伯将之归于“新教伦理”的特点,也不赞成夸大历史偶然性因素例如北方蒙满落后民族的南侵导致宋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夭折。欧美先于中国发展起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不平衡规律起了作用:在中国,经历了2100多年的辉煌发达的封建社会,一方面造成了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经济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个强大而顽固的地主乡绅阶级及统治文化;而在欧洲,即使从西罗马帝国灭亡算起到宗教战争,封建社会(即中世纪)也只有1100多年,不仅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得多且生产关系也混沌不清(我是指其中夹带了太多奴隶制关系),但地主贵族的权力也相对薄弱得多,这就容易理解16、17世纪的“商业革命”何以大幅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了,而“商业革命”却大大提高了新兴资产者的力量,从而促进了阶级力量对比的改变)。

17—19世纪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革命的核心就是新兴资产阶级以民族的政治面目、借助社会被压迫群众起义的力量夺取政权、建立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即民族国家)。资产阶级需要民族国家捍卫它们的私有产权并保证取得和扩大市场占有、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资产阶级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保证自身权利的实现。对于新兴资产阶级来说,最重要的权利——按洛克、卢梭之意,通俗地讲——就是造反权,这个造反权只能是“人民”造封建有产者的“反”,无论在卢梭、洛克的本意中还是按当时社会的眼光来看,“人民”都包括资产阶级、而又首先指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有人会辩称,不,卢梭讲的造反是普适的,资产阶级仅仅只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卢梭的学说不只为资产阶级服务,也为无产者服务。可是,这种辩称却有意无意地用后来者眼光来衡量特定历史社会中的特定事物了,这不符合历史主义;再则,这种辩称把主观愿望不自觉地替换为客观的历史因素了(我的意思是说不应从卢梭的主观意愿来评价历史性质,而应从卢梭学说的特定地点、时代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来评价其性质)。尽管有这样的缺陷,但是资产阶级由这一权利意识而获得了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社会凝聚力,并建立起国家、与不甘心失败的封建贵族国王进行长期而曲折的阶级斗争,最终在两次工业革命释放出空前的生产力后奠定了欧美资本统治的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还求得了自由、平等、民主等权利。这些权利都有其特定时代的具体内涵,否则根本没法理解。资产阶级的自由,首先是指买卖自由、资本自由;平等是相对封建时代“礼分尊卑”而言的,首先是指市场主体的资格平等、市场乃至整个社会遵循等价交换法则、社会以法治为核心(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民主则是指基于普选的代议制民主(实际上,西方争取普选权的斗争直到20世纪才基本胜利)。这些权利,由于资产阶级在当时的历史进步性,由于相对于刚刚被颠覆了的那种旧的经济及其社会政治权力特点的历史进步性,而具有革命的先进的性质。

而今天,又该如何评价权力与权利呢?两者将有怎样的命运?


三、资本暴政:通往死亡之路

对于在1917年取代了有产统治的苏维埃工人国家,哈耶克曾写了一本骇人听闻的书,叫做“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为何如此憎恨工人国家?难道因为20世纪出现的那些工人国家的专制性质?如果肯定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哈耶克的老战友弗里德曼为何鼎力支持皮诺切特政权了。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以军事政变果断结束了智利的左翼改良主义实验以及民主共和国,他建立了法西斯专制,肆无忌惮地镇压各类左翼分子、进步人士以及工农运动领袖。就是这位二战后世界上最著名的大独裁者,得到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热烈吹捧。

类似地,在20世纪,世界资产阶级还先后支持过蒋介石(中国,而后是台湾地区)、李承晚和朴正熙以及全斗焕(韩国)、苏加诺(印尼)、阿拉伯复兴党包括萨达姆(伊拉克)等一众独裁政权,却仍喋喋不休地以“反对专制”的名义从事反共反工人国家的罪恶勾当。

撕开它们的画皮和过时的美丽外衣,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早已荡然无存。它们的民主宪政其实只剩下一条小裤衩——国家机器,用以保卫那个已经腐烂发霉的私有产权。可是,为了分得一点赃款,世界上还有无数老板枪手、“学术”贩子、教授、专家以及法学、经济学界的卫道士(包括穿时装的卫道士)在许许多多地方扯破了嗓子高嚷:“你们看呀,皇帝的新衣多漂亮!”

当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时,自由资本主义也就同时进入了金融资本统治一切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是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压迫,资本的独占性质与社会化大生产剧烈冲突(生产社会化乃至全球化因为经济技术迅猛发展而大大增强了),由此导致生产与消费的爆炸性的对抗以及生产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生产力的世界性质愈来愈突出,然而资产阶级由于其掠夺性和竞争私利而固守民族国家,从而可能导致生产力——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突破民族国家疆界,引发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继续横行的结果就是发生了数次严重经济危机——一次比一次深刻,最惨重的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1970年代的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作为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实际上主要是靠二战军需缓和的一样,195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所谓的“黄金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军备竞赛缓和的:而当时人类所生产的核武器(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制造的)足以把地球毁灭千万次。

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迫使贪得无厌的跨国资本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教条,转而全面取消国家对资本的管理,推行重新私有化、资本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注意:在二战后,迫于社会革命的巨大威胁,左翼改良主义协助有产国家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架内对部分资本实行国有化,1950年代法国国有企业的比率甚至达到50%)。这一“改革”始于撒切尔夫人的英国和里根总统的美国。据说美国在1990年代持续了106个月的历史上最长的“新经济”繁荣期(以IT技术突飞猛进为特征)正是得益于“新自由主义”,即上述改革。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并未消除,且更为深刻:1987至1992年席卷欧美亚的经济危机,2000至2003年的欧美经济危机;日本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则一直面临本土产业空心化、债台高筑等诸多深层次问题。1997至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大大加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哮喘病。

必定会有人说,照你这么说,资本主义世界早就灭亡了。可是,现在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而且还非常发达,甚至还在快速发展尤其是一些南方民族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

这个观点是前半截是错的。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经济危机还不能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结论。任何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让位。毛泽东曾说,剥削阶级就像灰尘,你不扫,它就不走。可是剥削阶级还不只是灰尘无机物,更是有生的病菌,即使消灭了它,但遇到适宜的温度和环境,又会死灰复燃。

这个观点的后半截是片面而偏狭的。资本世界的确有非常发达的部分,却也有一部分极端落后;的确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快速发展,但这必定以另一部分资本主义的相对停滞甚至绝对倒退为补充。早在1906年,列宁就指出了这一点,并且强调这正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垄断,但并不排斥竞争,然而竞争会更剧烈;停滞,但不排斥迅速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包含着更激烈的矛盾冲突。如果说在世界市场和资源地盘尚未被瓜分完毕的19世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仍要以铁血手腕实现变法图强(英法德日俄美,概莫能外),那么,100多年后的21世纪,宣称要在传统霸权格局中“和平崛起”则是妄想症。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已极度夸张:在印度,广大农村无论实际水平还是社会关系,仍处于农奴时代;然而同在印度,有产者却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IT技术工业以及资产上亿美元的大老板。应该更进一步指出,为了挽救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恰恰要以相当一部分人——而首先是生产者阶级的贫困落后为基础。

资本的暴政今天是这样显著,以至于在当今产业链中占居皇位的那部分资本——跨国资本(包括金融寡头)已不需要穿着年轻时的民族国家外衣。诚然,这些资本仍能依靠且充分依靠国家暴力及威慑力横行霸道;但是它们实际上已垄断了世界主要产业,借助全球化的空前发展,它们正在行使着一种超越国家权力的权力!这是吹牛吗?不。请看看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吧,它们已经可以影响一国乃至许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具体决策。它们所依仗的不是军警和监狱,而是关税、汇率和经济制裁。这些为跨国资本代言的国际组织已丢掉民族国家的旗帜,却窃据着“世界福祉”的名义。生产与交换全球化的高度发展已使统一的国际计划经济成为可能的、必要的甚至迫切的替代选择,以取代这个混乱无序的、经常发“贸易战”乃至公开的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旧秩序。然而,在必然以竞争和弱肉强食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只可能用于维护强者的生存和扩张,并且始终只有利于世界资本。1997年,金融投机资本引发了泰国乃至亚洲经济危机;2000年,又导致了俄罗斯金融危机。

为了“世界福祉”——为了世界资本的福祉,资本自由化的瘟疫还在扩散:从英美扩展到欧洲大陆,并且继续席卷拉美和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从一般产业延伸到“文化产业”“教育产业”,并且逐步染指包括饮水、用电等公共事业,而反对资本全球化的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从热那亚无政府主义者到韩国农民,从香港普通市民到北美工会组织。2000年,为了反对饮水事业的私有化,玻利维亚爆发人民起义;2001至2002年,WTO、IMF等垄断资本联盟在阿根廷引发全国性的金融崩溃,甚至由此激起了群众性的穷人革命。

的确,资本主义仍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存在。

的确,资本主义仍在发展,尽管以倒退为补充,并且伴随着各种形式的反抗。
然而毫无疑问:资本暴政在继续肆虐,在继续扩张。

20世纪是一个工人革命连连失败的世纪,是一个资本主义从列宁所说的“垂死挣扎的阶段”中得以苟延残喘的世纪,也因而是一个“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军备竞赛”的疯狂的世纪,也因而是全球气候急剧变异、生态环境危机空前严峻的世纪(其中资本对环境的破坏“功不可没”)。

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和对社会的巨大破坏深刻地表现不断战争的现实。在资本暴政下,“永久和平”永久是奢望。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使社会陷于深深的灾难之中,之后是五十多年的冷战,可实际上冷战期间热战不断(朝战、越战、四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英阿战争等等),冷战之后热战依然(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卢旺达内战、南联盟战争、巴以冲突、阿富汗战争、印度宗教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在新崛起的民族国家之间,在新兴有产国家与老牌帝国主义之间,仍潜伏着战争危险性。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流血的阶级内战已持续了多年(例如哥伦比亚、菲律宾、印度等);在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大规模的阶级内战正在酝酿(例如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

的确,资本暴政本身还不等于死亡。因而,人们是否可以说,现在还不是推翻资本权力的时候?

中国有句箴言说得好:不要不见棺材不落泪。

一百多年来早该进坟墓的资本死魂灵,正在引导人类社会通往死亡之路。核毁灭的幽灵依然在这个星球徘徊,生态危机噩耗频传,使人类自我毁灭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资本主义不会灭亡的。

好的,就让人类社会先灭亡吧。



四、另一种权力选择:工人国家

社会先于资本而灭亡,这只是按资本发展自身逻辑的假设,但并非丝毫不可能。以往,旧的社会关系会造成对自身的否定;但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像资本一样,不但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还造成了根本否定社会存在的可能性。这只是由于,以往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像资本这样创造了如此巨大的自然改造力量,以往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像资本这样导致了全社会生产的如此紧密、集中,因而能把权力凌驾于国家之上、汇聚为一小撮国际老板的专权。

可是,那些老板又能决定什么呢?他们仍要服从利润率和世界市场波动的支配,否则就会失去权力。资本自身发生了异化,它像一种奴役人格的拜物教,使人无法控制他自己。

这一切估计使人悲观失望。实际上,本文始终没有专门谈判除经济基础之外的另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范畴: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只有充分看到这一方面,才可能正确地估计历史,并由此估计资本、权力与权利的命运。

阶级斗争是伴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新兴有产阶级及其国家的产生有历史进步性,然而这并不否定对之进行反抗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相反,阶级斗争往往推动了阶级社会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兴替和农民起义是一种典型的改朝换代史,历代农民起义的确没有打倒有产统治、实现自古以来就有的大同平等理想;它们只是解救了每个朝代末期(土地兼并和高利贷导致)的社会政经危机,从而延续发展了封建统治。即使如此,中国封建社会仍不能说是“历史轮回”,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尽管生产关系的变动相对于经济技术发展要微小。

比利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曼德尔在《社会进化与人类出路》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人们自古就有平等主义和大同社会的理想以及为之进行的斗争与社会变革尝试。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原始社会就是如此:人人平等,没有政治权力,财产公有,等等。在西方法学传统中,有不少幻想家称之为“自然法”状态并主观地赋予它或美好或平常的涵义。实际上,这种所谓“自然法”状态有其客观面貌,早已被18、19世纪的考古学等科学所详细地证实,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并不妨碍它曾经存在过并且至今还存在于一些原始人部落里。

在每一个具体的时代里,都有人在目睹了阶级社会种种不平等及丑恶现象后,力图追求那种平等主义社会。可是在20世纪以前的几千年里,这类先行者都失败了。曼德尔指出这是因为:以往的平等主义革命只有两种办法对付社会不平等,其一是故意毁灭一切社会剩余品,恢复原始的极端贫困,而一旦如此,经济技术的进步重新开始后又会形成原先的不平等,从而打破平均状态;其二是剥夺原来的有产阶级,却又为新的有产阶级服务。只有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大规模生产力的基础上,只有当社会剩余产品足以供应全社会需要、而不是“共同贫穷”时,平等主义革命才可能胜利。

那么,为什么非要到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才创造了平等主义革命胜利的物质可能性呢?曼德尔精辟地指出:“只要有产阶级还是以产品自然的形态(使用价值的形态)占用社会剩余产品,他们自己的消费(不生产的消费)就使他们所愿意造成的生产发展受到限制……只有到了社会剩余产品采取货币的形态(剩余价值的形态)的时候,到了它不光是用来取得消费品,而且用来取得生产资料的时候,那个新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才对无限度的生产发展发生兴趣”。

我在第二节就说过,新有产者及其国家之所以有必要性和进步性,是因为新有产者承担了生产者无暇顾及的积累职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生产与积累的分工(也可说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化、对立)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具有进步性。

但是在今天呢?在经历了三次工业技术革命的今天,那些最发达的欧美国家及日本,早已具备平等主义革命胜利的物质条件。不仅具备,而且早已开始熟烂了。例如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它已可以在基本工业品和农产品方面实行按需分配了。美国不仅粮食自给,还是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可是为了维持世界粮食市场的利润率,美国农业资本每年都要刻意闲置一部分土地;另一方面粮食消费却十分奢侈浪费。与此同时,世界上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假设欧美建立起工人政权,则不必大行产品援助,只需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复制成千万份输入世界各地,全球的生产力就会迅速有一个空前巨大的大跃进。饥饿、贫困、战争、传染病、犯罪等许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会一扫而空。

上述设想决非“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在理论上也远远算不上共产主义社会,这仅仅是根据现状来设想欧美在平等主义革命胜利初期的状况。

既然生产力的发展已使平等主义革命由梦想转变为现实可能性,那么,又由谁来实现、如何实现之呢?两百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告诉世人:现代平等主义革命的先锋军乃是产业工人阶级,而现代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工人国家,从而支配整个产业,才可能为平等主义革命打开大门。这里所说的产业工人阶级,按照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基姆·穆迪的研究是指“私营部门中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以及能源生产中的生产工人或非监管工人(不监督管理他人的工人)及其家属”,因为“这些产业都是当代资本积累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基姆·穆迪:《产业工人阶级并未衰落》,2003年3月)。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平等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也就是使工人阶级支配了国际市场、世界分工和全球资源,平等主义革命才告结束,社会主义才算建成;平等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落后地区产生工人国家,但只有革命蔓延到最发达的欧美日等国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当全球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时,平等主义革命的胜利才取得决定性保证。



20世纪地球上曾出现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工人国家,但它们却带有深刻的官僚专权弊病,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相继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看,20世纪工人国家的官僚专权特点以及它们倒向资本主义的都并不只有必然性;工人国家的命运,并非百分之百地掌握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手中,国内工人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压力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工人国家的前途。直至苏东剧变前,西方老牌反共专家也未预见到将要发生的惊人事变。那么,工人国家的曾经辉煌而后来消失殆尽是否毫无意义?甚至是否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断言的:苏东剧变后的资本主义复兴代表着“历史的终结”?

社会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走的是曲折而反复的路线。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英国1640年爆发革命,中途经过专制和王朝复辟,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算完。美国革命在18世纪后期开始,但真正巩固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和权力,却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革命最典型(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最为彻底):从18世纪70年代始,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和拿破仑的热月反动,在1848至1852年又经历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直到1870至1871年的民族危机激发起工人革命,资产阶级才真正确立起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从16世纪的荷兰尼德兰革命到20世纪的俄国革命(1905—1917),可以说经过四百年,西方资产阶级才确立了自身的统治权力和自由权利(其中的法国经历了将近100年)。这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即一般所指的欧美日等西方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许多亚非呀有产国家,还残存着大量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特点。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是无法根除这些旧社会关系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积聚,而生产与贸易的全球化又日益把世界上最边缘的有产者也绑在国际资本的战车上,摧毁旧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将会把包括产业工人阶级在内的无产者激发起来,在利益连带的情况下和社会革命的威胁下,新旧有产者会团结起来反革命。今天,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民族(资产阶级)独立革命(许多国家还不止一次),但是至今还没有真正解决民族独立、土地革命、民主共和国等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问题”。例如在巴西,至今还有一种叫做“无地农运动”(MST)的自发的土地革命运动,即号召农村无产者与半无产者直接占领地主的土地。但是,在现代资产阶级法权框架下,巴西以及其他众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进展极为缓慢,甚至相对倒退。实际上,在当今帝国主义统治下,落后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已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只有摧毁有产政权、建立得到最广大劳众支持的工人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人国家的框架内,才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同时推进平等主义革命。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恰是同时开始两种革命:一方面赶走地主,废除封建社会关系(1861——1905——1917年3月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未能做到这一点,历史证明只有工人政权才能摧毁地主和资本家的神圣同盟),实现最广泛的民主自由;另一方面赶走专权老板,建立统治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并且通过工兵农代表会将经济命脉和政治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上,武装工人并镇压有产者。

1917年十月革命拉开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正如漫长、曲折而反复的资产革命一样(400年!),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会一帆风顺;直到今天(2007年)为止,这个时代也才90年。真难以置信,十几年前居然就有人说“历史已终结”,这种鼠目寸光的短视简直不值一提。

20世纪工人国家的官僚专权弊病的确引起了全世界先进工人和进步青年的反感,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当然不应为之辩护,而应坚决反对它。实际上,对于独裁着工人国家的专权官僚集团,在1923年至1930年代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左翼反对派与之斗争过,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工人与之斗争过,1966至1968的中国文革工人与之斗争过,1980年代波兰和南斯拉夫工人与之斗争过。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另外,不能因为20世纪工人国家曾发生过这些弊病就厌弃之,正如不能为了倒掉脏水,把澡盆里的孩子也倒掉。

其一,社会主义革命所造就的国有制计划经济展示了巨大优越性。在经济上,苏联把一个半依附性质的二流国家改造成为一个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国,东欧以及中国也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在社会方面(即社会就业状况、治安、医疗、教育、住房、社会风气等方面),工人国家的成就更是广泛而举世公认的。无论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是在复辟前的苏联,除去少数高干等特权分子,平等主义的现实与风气确实普遍存在,至今还有无数的那个时代的受益者怀念、向往它。工人国家的历史至少给人们一种信念:相对于资本主义,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今天,在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人在为这个信念而奋斗。与19世纪不同,21世纪的人们已有成堆的正反经验可供参考。而最重要的经验则是:必须根本地推翻有产政权、建立工人国家,民主改良与平等大同才能理想才能重新扬帆。

其二,20世纪国际共运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和巨量教训,对于未来工人革命具有极其宝贵的历史价值。整个20世纪共运,证明了1938年第四国际纲领开篇申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早已烂透,现在关键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的危机。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平衡使得工人政权可能在资本链条的薄弱环节率先突破;在“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同时,工人阶级就应马不停蹄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建立起工人政权(可那些担心“把‘民主革命阶段’的民族资产阶级盟友吓跑了”的庸人打死都不明白:如果拒绝不断革命,就无法落实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革命”就会失去唯一有效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革命”就无法完成)。对此,工人阶级应该有完完全全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毫不调和的政治纲领,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向工人民主政权迈进,并奉行不断革命路线。

只有在工人国家的现实中,一切民主改良才会取得根本性的进步,并使平等主义社会越来越切近。当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大幅度减少时,劳动者就可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分工不再压迫劳动者。当人们开始自由选择工作时,社会分工也就开始消亡了。生产和积累的职能分工的消亡是同步的,因为劳动者既然能选择用更多时间做其它事,就包括能够把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上。有人可能会说:每个人都参与社会管理,人人都自行其是,……那这样社会岂不大乱?可是你又如何能断定在实现了富足平等、产业链高度紧密的社会里,仍然会“人人自行其是”呢?现代生产力创造了富足社会的可能,而工人革命必将开启平等主义时代,在这种社会里,全新的社会存在必将孕育全新的社会意识。我们知道,瑞士、日本等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然而市场竞争和等价交换的普遍法则培育不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真正社会道德。即使在1960年代“学雷锋”的红色中国,由于经济之落后,平等主义理念却也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观念,而往往被认为是“高尚道德”,是“先进分子的思想”,甚至被神化为“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思想。只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只有经过了粉碎有产专政、建立工人国家的社会权力大转化之后,平等主义社会及新道德才能确立。平等主义思想才不会被认为是幻想或被神化为某种高不可攀的道德,才会被新社会的人们认为是“自然而然”、“本来就该如此”的,才会真正成为一种日常习惯。

显然,工人阶级在取得权力的同时就意味着权力消亡的开始,权力消亡并非“自然死亡”,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取胜,在工人政权下,权力才开始“自然消亡”。



五、在根本上决定权力与权利的因素

至此,本文极为简要地谈到了整个人类历史,并考察了权力与权利的历史过程。在上一节,专门谈到了权力的命运。最后还应回答前面提出的一个问题:权利的命运又如何?在答此问题之前,有必要说说本文是如何考虑这两者的命运的,换言之:在根本上决定权力与权利的因素是什么。

我的一位宪法老师曾告诉我: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斗争与革命。这个观点显然受到了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不过我要说,它既对又不对。说它对,是因为阶级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正表现了权力产生自人民的斗争与革命;说它不对,是因为权力的本质仅仅在于特定的人(或者通过特定方式例如普选和代议制取得之的人)垄断了社会积累的功能,只有在社会积累功能存在并且能够被垄断的物质条件下,权力才是可能的。

实际上无论权力还是权利,都是特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与历史下的特殊产物。在根本上决定二者的是生产力,是物质生产。

那么阶级斗争又起到什么作用呢?无疑,正如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正是阶级斗争,推动了阶级社会的不断发展。但阶级斗争每次发生革命性的突变,都是以生产力的大革命为前提:铁器和耕牛的使用,使新兴地主与农民掌握了摆脱奴隶制桎梏的武器;蒸汽机和铁路则帮助资产阶级战胜了国王地主。

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全球化的扩张,使世界社会主义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然而,工人国家的建立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建成,因为工人阶级还未取得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世界分工以及足以实行平等主义的生产力。(这一点似乎可以类比17至18世纪的英、法、美等资本国家,它们虽取得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资本家政权,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两次工业技术革命以及市场市场的最终形成才算“资本主义的建成”)。

然而,工人阶级不能干等着“经济条件的成熟”,而且对主要工农业进行公有化改造、建立工人国家的基本条件早已普遍成熟。但是,当工人国家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它仍要在产品分配方面实行等价交换这一“资产阶级法权”,这就是所谓“工人国家的二重性”。这表明,工人国家权力本身尚未能使权利消亡。产品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表现为按劳分配。按平等主义,应实行按需分配;但不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还是在20世纪工人国家的实践中,产品分配都主要依据按劳分配原则。

权利作为统一的标准,只是一种形式平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於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形式平等恰好掩盖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外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它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於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麽,把其它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在当代社会,权利意识早已被现实生活抽掉了其革命性,权利首先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意味着通过各种公共福利事业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剥削。当代资产阶级的圣经——新自由主义第一条就是鼓吹“明晰的”私有产权,鼓吹推进市场化。2005年,在批判为私有化正名的《物权法》草案时,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穷人的打狗棒和富人的宝马豪宅不能同等保护”,这就是说,对于以私有产权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贫富悬殊之罪恶,不能用平等的权利形式来掩饰、保护。“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首先就应该通过社会革命废除私有产权,建立工人国家。

但是,社会革命和建立工人国家本身还不能完全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因为刚刚摆脱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乃至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那种可以完全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地步,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弊病(指资产阶级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这里略微说明一下,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划分为:过渡社会阶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一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工人国家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处于过渡社会阶段,当国家消亡的同时才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就是在这个无国界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仍有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直至“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就是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可见,权力与权利最终是要消亡的。但是:一方面,它们不会“自然消亡”,必须得经历社会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阶段,在这样的前提下它们才会“自然消亡”;另一方面,当代的权力和权利已失去其历史进步性,主流观念中的权力仅仅意味着资本暴政的权力,主流观念中的权利仅仅意味着资本吃人自由的权利,权力与权利历史性消亡的问题早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的巨大现实问题。

资本暴政(其实这就是当代最显著的一种权力)不但在否定自身,而且正在将人类社会引向死亡之路,资产阶级权利——首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已成为威胁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凶恶的拦路虎。为了改变这世界,就必须继承自古以来就有的权利——被压迫者造反的权利,就必须继续自1917年俄国无产者所开辟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以追求另一种权力——真正具有劳动者民主自由的(而不是官僚专权的)工人国家。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共产党宣言》的战斗口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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