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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革马派对毛左派的批判·汇总帖【搜集侧重思想政治方面】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25日 20:02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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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毛泽东主义


作者:第四国际政治领导人和理论家 埃内斯特-曼德尔


  1949年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11],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世界革命最重大的收获。这打破了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大大刺激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断革命的过程,而且确实地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对帝国主义不利。这个胜利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尽管中共的毛泽东派领导宣告赞成与蒋介石联盟,在实际行动上他们却违反了斯大林主义的“四个阶级联盟”[12]和分阶段革命的路线,领导了非常广大的农民起义,并且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军队和资产阶级的国家。

  不过这个胜利的革命从头起就带有官僚主义变态。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受到毛派领导严格的限制,如果不是制止的话。所建立的工人国家完全不是以民主选举的工农苏维埃为基础的。经理人员和官僚种种形式的特权——仿照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办法——非常普遍。这引起群众日益增加的不满,尤其是在工人和青年中,后来毛泽东企图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加以疏导。

  这个运动把真正的反官僚主义觉悟和城市群众的动员同毛泽东想清洗中共机关并且从官僚层里面把反对者排斥掉的企图结合了起来。到了群众的动员和“红卫兵”日益富于批评精神的思想发展差不多不受毛派控制的时候,毛派就把“文化革命”结束了。它在很大的程度上重建了官僚层的统一,把“文化革命”高潮中赶走了的大部份官僚重新摆在领导地位上。

  中苏冲突的起因是苏联官僚企图强迫中共领导接受它的统一控制,在毛泽东不服从它圣旨的时候,又以取消对中国经济和军事的援助作为报复。这冲突起初是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里面的官僚与官僚之间、组织性和思想性的斗争,后来一步步变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官僚层狭隘的民族主义,苏联和中国都一样,严重地打击了世界工人和反帝运动的利益,因为帝国主义能够利用中苏冲突来取得运用策略的新余地。

  在思想的平面上,毛泽东主义是工人运动的一个流派,有某些方面是斯大林主义对马列主义曲解的一个变种。斯大林主义是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里面一次政治反革命的产物和表现,而毛泽东主义则既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表现,又是这次革命从头起就带有的官僚主义变态性质的表现。所以它兼有两种特征:一种是处理官僚机关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比较有弹性而且折衷的方法,另一种特色是对群众方面(尤其是城市无产阶级群众)任何独立的行动或组织都加以窒息。

  毛泽东主义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它不了解工人官僚的社会性质,也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国家可能发生官僚主义堕落的根源——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官僚层的一部份的思想表现。它不负责任又不科学地把苏联的“官僚”同“国家资产阶级”当作同样的东西,又断定苏联的性质为“社会帝国主义”,它这样做,就预先提出了理由来辩护中国外交政策和毛派集团的任何态度。它甚至走到把美帝国主义、苏联、资产阶级政党和许多共产党统统摆在同等地位上,更不用说它把苏联和许多共产党称为“人民主要的敌人”,还有它提议同帝国主义强国和资产阶级政党成立反对苏联和许多共产党的联盟了。这些“策略”的根据是下述那种理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今天的任务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向两大“超级强国”斗争来争取民族独立。

  这一切理论(事实上不过是对北京外交手段的事后辩解而已)的武断性质,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唯意志论和唯心论的曲解。“正统”毛派借口反“经济主义”[13],把“经济主义”当作对马克思主义“最危险的”修正,就不再把社会阶级当作一定的社会里面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客观实体。社会阶级等于是思想上的选择了。无产阶级再不是全体挣工资的人了,变成是那些“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了。

  这样,工人阶级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式或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派别,就等于“资产阶级”或者“它的代表”,而工人运动里面的思想斗争就等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了。从这里得出下列的结论:不要工人民主,应该在工人运动里面使用暴力和压迫,完全不要争取一切工人组织成立联合战线去对付共同的阶级敌人这个马列主义传统。无产阶级专政等于“毛泽东思想”,并且由“毛泽东党”来实行。

  于是我们兜完了整个圈子。毛派在向苏联官僚的权力宣战以后,最后走到保卫一个官僚指挥的制度,它和苏联现存的制度很相像,却使它上面加了一层群众“参与”决策的花样糖霜。对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由自由而民主地选举产生的工农代表会议来行使——的理论,毛泽东主义所接受的并不比斯大林、赫鲁晓失和勃列日涅夫[14]接受的多。


相关注释

[11] 20世纪中国发生三次革命,第一次是1911年推翻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是1925到27年要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土地改革的革命(即中共称的大革命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国民党称的国民革命或北伐),第三次革命是1945到49年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内战。

[12] 中国第二次革命期间,斯大林派掌握的第三国际认为国民党是四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还推崇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是民族解放的领袖。这条路线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丧失了独立性,不断对资产阶级让步,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被蒋介石残酷镇压。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也主张四个阶级的联盟和革命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13] 经济主义(Economism)是列宁提出的概念,用来批判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运中的一种思潮,即专注争取工人经济利益的运动,将经济与政治斗争割裂,强调工人的“自发性”。列宁在《怎么办?》一书(1902)详尽的批判这种观点。中共常以“反对经济主义”为名,压制工人和工会争取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斗争,认为这是不关心革命政治和生产工作,甚至是不接受党的领导。

[14] 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06-1982),前苏共领导人,1964年取代赫鲁晓夫地位,终止对斯大林的批判,更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1979年出兵阿富汗。在他任内党内官僚腐化加剧、经济衰退,被称为“停滞时期”。



本文即《社会进化与人类出路》第十二章《斯大林主义》的第七节《毛泽东主义》。题目为转载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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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革马派对毛左派的批判·汇总帖【侧重思想政治方面】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25日 20:14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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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精选自本网【李星批判毛左派 - 合辑】



以下节选自
从郑州文字狱,略谈左翼人权保护运动(2005.1.12)



尽管崇毛左派在海外多年设点(北美的《中国与世界》杂志),对岸有盟军(台湾劳动党),国内有所谓「一大批老领导、老同志和党内走社派」保驾(?),却仍处于「思想混杂,缺乏明确纲领和策略路线,没有公开合法的统一组织,缺少领队人物」[10]的混沌状态,至今未摆脱面目模糊、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在他们较有基础的郑州,工人与私有化当局的激烈冲突导致「秘密逮捕、不加审判者不计其数。他们(当局——许注)在监狱中凌虐犯人、将灯光对准犯人长时间照射、殴打犯人、雇用不知情的民工打伤护厂工人、牵引狼狗驱赶群众」[11];历年郑州市民因悼念毛泽东被抓被打者远超三位数;在北京,不少毛左分子(从作家魏巍到年轻学生)不同程度受过镇压机器的「关爱」,却迟迟未见圈内同志利用手中的海内外资源,开展有声有色的反政治迫害(遑论工农民权保障)活动。

  同掌握的资源相比,毛左(以自我保护为目标的)政治犯营救工作显得很不到位,原因何在?固然有个别人口壮胆怯的因素,但把一切都归咎于此显然太片面。一般地说,毛左主流派具有下列思想特征——深刻的国家和领袖崇拜[12]、长期脱离阶级斗争造成的清谈风[13]、无比珍视与执政当局的传统与现实联络、浓厚的「前朝遗老话天宝」气息(包括部分年轻毛左)等等。上述特点使得毛左们常常喜谈「革命」冷对罢工;高喊反帝但却「狂顶」中华资本;愿意做(也做了许多)社会调查,却满身「国务院调研室助理」做派。从自我定位来看,大陆主流毛左自觉地扮演着中华资本强国路线的跑腿望风角色,他们的旗帜上首先写着「秩序」而非斗争、「国家」而非工农,「鼎盛」而非解放。如此一来,许多毛左人士或眼睛向上畏惧工农(特别是当工农起来反抗而非静听他们的「革命」废话之时),或一门心思「向党中央泣血哭诉」等等表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即使斗争立场较坚决的张正耀等人,入狱后仍习惯性地摆出「党是我的生命」之类孤臣姿态,反复强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中央政府……使党和国家的面貌全面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新的变化大得党心、民心」「(胡温新中央)不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而是正视矛盾,积极地化解矛盾。……这当然是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14]一类自欺欺人的梦话。而在毛左阵营里,则至今不乏「谁能想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悼念自己的伟大领袖,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反而大祸临头犯了大罪呢?」[15]等等可怜虫似的哀鸣!







以下节选自
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的市场经济——漫谈南街村(2004.6.15)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随后的官僚篡权,使20世纪的共运发展极畸形:它既断送了工人阶级推翻资本的诸多机会,另一方面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两大因素的作用下,让国际共运长期被小资革命路线把持:这一路线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又否认工人革命的现实性;靠拢苏联以换取物质和政治支持,又与本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打情骂俏;组织原则上坚持「铁的纪律」(但不耽误中央领导拉帮结派),理论上是考茨基后期思想的粗劣盗版。毛泽东是这类革命者中间的大师人物,并把上述路线推向极至。

  所谓毛思想(毛主义),主要是毛泽东对国内工农运动、游击战和中共内部路线与权力斗争的总结;它部分(至少是试图)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但总体带有小资产阶级政治盲目性和动摇性(常与激进手段并存);推崇权谋和政治实用主义,自认为可凭政客手腕操使各阶级为己效劳。毛泽东用心撰写的纲领文件(「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和后期作品),或是社民派跨阶级合作理论的翻唱,或以笼统字眼代替对阶级利益和政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不算高明(具体斗争中被自己多次踢进箱底)。与此同时,由于毛思想产生和受制于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大搏斗,它又包含了对诸般压迫的强烈批判以及对反抗精神的肯定,加上1949年革命的成功,使毛思想一度被广泛看作穷百姓的希望之光。

  复辟后的中国,毛泽东仍保留着相当的个人和政治威信,但人们对毛思想的演绎大有不同。国家主义者赞赏毛的工业化成就,民族主义者视他为对抗西方的典范,底层工农怀念没有大款、下岗和城管的日子,某些青年人中间,「造反有理」的口号汲取了新的生命力。

  无疑,南街、晶牛公司鼓吹的毛思想,与拉杆子上山的鼓动至少差着十八万里。董事长们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指导市场竞争仍具重要指导意义」[44]以及「如何去赢得市场?南街人最终从毛主席著作论游击战中找出答案。那就是: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45]。说穿了,这是一种把毛氏政治思想(正确与否姑且不论)演绎为「人生菜根谭」的改造努力,这样的毛思想与「卡内基论财富」之类的玩意并无本质不同。除此之外,毛式高度集中的权力配置,自上而下的群众动员和思想「洗澡」等精神控制法、对工农既依靠又提防的立场,建政后在经济领域对自我牺牲自力更生的提倡,都被南街领袖们用于企业管理,在人力挖潜和处理劳资关系时取得了很好效果。

  南街管理层之所以选择毛泽东这面旗帜,固然由于毛的部分精神遗产(阶级斗争部分除外)在竞争中可资利用,但也与部分中共干部的政治立场有关(王宏斌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不反对资本主义,但希望走独立道路并抑制剥削带来的明显社会弊病。王宏斌再三宣布「私心是南街村万恶之源」「我们认为私心来源于私有制。下决心要在南街村解决私有制问题。……村民们不再为争夺生产资料私有而斗争。可是生活资料还是私有的,人们要彼此攀比消费」,所以「光是生产资料公有还不行,还要生活资料逐步公有」[46]。他声称在南街社区「就是要逐步消灭私有制,不允许个人先富,不允许个别人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47];2003年,他告诉记者十年内南街将彻底取消个人生活资料[48]。看来,王宏斌的社会试验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无论如何,他领导的公司已深深浸染于中国资本主义现实中,并扮演着活跃的经济角色;对通用的资产阶级社会规则,南街集团选择服从而非对抗。正如下面所揭示的,这构成了它生存和成功的主要前提。

……

南街模式与工农斗争


  正如上面看到的,南街集团就是当地真正的统治机构;公司的触角已吞噬了整个社会生活的空间,党团组织、妇联、治保、管理农业工人的「农村支部」,甚至工商所和派出所都成了公司的下辖部门。至于工人,他们的任务是「一心为公,大公无私,以南街整体利益为重」[71],公司则回报以「就业不发愁,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精神上没压力,经济没有负担」[72]的安逸生活。

  除了宣讲毛思想,公司还推行各种硬手段提高工人效率,声称「要想彻底破私立公,还必须有一套带有强制性的措施」[73]。相关措施包括「剁尾巴」,即各厂队每月评出最差职工(「定出10∶1的死指标,必须完成,谁上了名单,一罚就是当月的一半工资」[74]);当实在难以找到马虎职工时,「答复是,你先评出百分之九十的优秀职工,剩下的就是处罚对象」[75]。同时,南街集团也像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诱导职工为公司献策(「三查一提」:查隐患,查坏人坏事,查生产事故和提合理化建议),管理层还制定了每月评定工资制度,美其名曰使「工资发放更趋合理化,充分体现出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76]。其实,总工资额不变的前提下,类似的工资评议无非是挑动工人互相揭短和拼命干活,为了仨瓜俩枣的好处斗得半死不活,真正得利者还是公司:2000年村内平均工资(含外来工)在二百元左右,2003年底平均工资仍徘徊在三百多元。

  当然,公司也缺不了崇毛派最心爱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干部,技术人员,职工相结合」)。永动机事件告诉我们,所谓「职工参加管理」只能「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良生产流程),而绝无对公司的人事、行政与财政的决定权;南街集团自己也不讳言所谓「民主评议」只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是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的领导艺术」[77]。如果被联系和调动的群众有什么乱说乱动的迹象,则「早已森严壁垒」——百多人的全脱产半军事化民兵连日夜操练,一人有错全家受罚、一家有错邻里受罚、学习班(学习期间丧失自由、集体劳动、吃住和学习,期限不固定)等带有国家暴力机器性质的强制手段——于是至少表面上「更加众志成城」。

  南街企业把职工分为本地村民和外来工,待遇不同(思想教育的待遇却一致),起到了对工人队伍的分化作用;尽管由于(据外界所知)当地尚无明显的劳资冲突,这一作用只在阴影里默默潜伏。管理层一面用高福利控制本地工,一面对外来工进行安抚(免费进餐、住宿、发福利品,对长期工许诺给予同等福利待遇[78]),使后者有盼头,从而实现了对工人思想和行为的全面控制——本地工感到「咱要是干不好,不听话,就对不起班长」[79],外来工觉得「南街安全,家里放心」「人人都是平等的,领导不摆架子」[80],虽然创造的价值多半不受自己支配,倒还满意。

  以上思想、人身控制手段和均富措施,对中国资本主义下一步的整合与升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总体说,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朝廷或民间)仍习惯于「皮鞭式牧民术」和敲骨吸髓的剥削手法。不过,为了掌握劳资关系的主动权,为了给海外争夺创造安全后方,少数老板已打出人文关怀旗号,嚷嚷着「清洗企业家脸上的脓和血」[81]。从这一意义上说,南街集团走在了前面,为中国资本提高信任度、扩大统治基础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正如晶牛集团董事长王长林所说,「市场经济的确立仍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82]。

  对无产阶级来说,南街对工人的严密控制,它的「正统红色江山」和「共产主义小区」的口号和公众印象,削弱了(当地)工人的反剥削意识和自我组织的能力,歪曲了社会主义的阶级内涵,所以,南街模式无疑是中国工人的一个政治敌人。但是,由于南街也好,其他工业村也好,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海洋的一滴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和愿望全面改良职工待遇,南街模式的主要毒害不在工人中间,而在左翼分子(特别是左翼青年)中间;在左翼阵营内部澄清南街「人民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坚持和捍卫独立的工人立场,仍是有待解决的一大任务。

  永远把工人群众的自我组织和集体性直接行动放在第一位;以彻底推翻资本统治为己任,无论面对的是「人民资本主义」或「野蛮资本主义」;鼓励工人永不信任有产代表,无论后者是谦和的「班长伯伯」,还是一掷千金的地产大王周正毅,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遵守的政治底线。




以下节选自
自强军中马前卒:杂评《刷盘子,还是读书?》(2005.12.10)


  多年落寞后,崇毛派似乎从自强思潮的兴起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30年代后的中共,始终依靠两大精神资源(苏俄代表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指导自身路线,并在两者之间竭力保持均衡。21世纪的今天,阶级斗争历史传承的断绝、苏中复辟造成方向感混乱以及深入骨髓的权谋与国家崇拜,使一众「老左」常对起码阶级立场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冷漠。当局对政治自由的禁锢,也给崇毛派——当然不仅他们——从现实阶级对立中汲取思考养分制造着种种障碍,使后者越发靠向「为国分忧」的候补师爷角色。「老田」等圈内理论家对毛思想的有系统「去马列化」,为「小猪旋风」与崇毛派亲密接触做了必要铺垫。

  近十年来,复辟后的意识形态真空诱发了老民国政治文化的抢滩登陆,颇有「补位」之势;但钟庆们看透了南京时代三流资本主义(「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40])绝非新民国应膜拜的偶像,并试图把毛时代的若干遗物重新放入神龛。几大因素——潜在工人革命尚无能为害、刷新统治文化的紧迫性、官僚专断工人国家的中央集权与资本独裁的某些相似手法、毛时代社会进步与工业化成就在近代中国的独一无二,让部分自强派学界尝试「漂白」那段赤色过去,为确立有产精神统治服务。

  对中共革命,《刷》进行了实用主义诠释,声称毛泽东与伊藤博文并无本质区别,都以本土工业化为目标且手段铁血:「打掉一切不合理的杂音,现在消费就是对民族的犯罪。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41]。主流崇毛派听得连连点头——「所谓‘站起来’,就是指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重新获得了她丧失近200年的‘天时、地利与人和’」[42](北师大教授韩毓海)。钟庆的笔下,中共对亚非拉左翼运动的支援实为地缘政治伏笔,可兑换成海外扩张的软实力(「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和西方日本有很高的感召力,其实就是文化认同感」[43])。大陆崇毛派的台湾战友接过话茬为中华资本的上位叫好——「(中国)将不断巨大化的综合国力,翻转成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力量」[44](陈映真),放肆聒噪「这些成就与进步,离开中国‘开放改革’的独立自主的类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所增大的生产力,是难以想象的」[45],半遮半掩地替大陆走资帮腔造势。

  对上述合流走向,部分多少站在无产立场上的毛左派有所警觉与抵制。某些毛左分子揭露「小猪出世」一定程度上表明「新资产阶级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试图适应当今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从而获取更多、更稳定的利润」[46],并与自强思潮拉开了距离。但对中外有产者的混战(比如中日东海对峙),毛左派普遍立场暧昧,拿不出鲜明的正面主张。他们反复强调国有垄断与民间商界「两个(资本)集团都有很严重的买办化倾向」[47]难成大器,不屑地断言「中国资本的利润要仰赖于外国人的选择,导致两个资本集团都无法坚决的与帝国主义相对抗」[48],却避而不谈最关键的部分:工人阶级如何应对具体存在的资本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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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革马派对毛左派的批判·汇总帖【侧重思想政治方面】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25日 21:09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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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世界”理论·为何部分毛左的调门越来越高(一组讨论)》

(其中的C即李星)


A:

“三个世界”理论 怎么评价?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著,看是看了,不会应用。

B:

毛爷把“苏美”放在他的“第一世界”,把其他国家划为第二、三世界,混淆阶级属性,搞无原则拉关系“统战”。

A:

界定帝国主义非帝国主义的有何意义?

B:

对毛子毛孙来说,其意义在于混淆有产国家的阶级属性,便于自己跟各路有产政治山头鬼混

A:

对于非毛子毛孙的?

C:

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走向,有助于先进工人对阶级斗争的走向做出预见。现阶段中国至少达到了资本大规模输出的阶段。它有待克服的弱点,一是尚未熟练掌握争夺势力范围的全部手段,尤其是正面争夺的手段。二是尚未在国内建立完整、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导致统治力量受到很多束缚。三是面临工业再升级的选择。即爱国分子常说的“买办与本土之争”。但只要中国工业水平不骤然剧烈恶化,对中国“列强之一”的现有身份,无全局影响。

毛派对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的争论,原因如下:

毛主义基本原则包含了一条:“民族解放斗争的阶段,无产阶级可以与民族资产阶级暂时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判断中国是否需要民族解放斗争,是毛派判断是否需要与爱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重要书面理由。

A:
如果结论是不需要民族解放斗争,则无联合的问题

B:

未必。还可以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跟“垄断资产阶级”做斗争。

C:

现实生活中,部分泛左激进分子对“联合爱国资产阶级”相当厌恶、冷淡。这种厌恶既来自阶级反抗的直觉,也确实包含脱离工斗造成的小知识分子盲动性。一种盲目的激进情绪。

同时,中华资产阶级确实已取得了部分海外势力范围,如苏丹和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哪怕从直观角度,都能看到中华资产阶级及国家有着强大扩张争夺海外利润的实力、动机与行动。闭眼不看这个现实,继续叫喊“民族在沉沦,联合进步老板”,将与对国内黑暗统治十分不满又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左倾分子,产生对立。

毛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惜迎合各种小左的一时情绪,拉拢后者壮大自身山头。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无论中资的发展处于什么阶段,部分毛左完全可能与“反买办、争取民族解放”的主流泛左主张拉开距离。以“洛崇”等人的星火论坛为例,它的调子越来越高,倾向于定性“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半帝国主义”),原因何在?希望以此多拉几个人,是主要理由。

A:

仅仅是出于实用主义需要?部分泛左激进分子=星火论坛?后者近来视“泛左翼”为大敌。

C:

星火论坛只是一个小派别,远不包含全国的泛左激进分子(激进,指有强烈社会不满,至少口头主张“坚决行动,开展革命”的泛左分子)。我选择洛圈发言作为论据,只因为它的主张带有一定的毛左思想代表性,但不等于说它具有“组织实力”的代表性。我也不想了解它有什么“组织实力”。它痛骂主流泛左,这种带有表演性质的、做作夸张的敌意,是做给强烈社会不满的小左青年看的。唯一目的是“多拉几个人入伙”。

从阶斗的角度说,对这类“拉人入伙、壮大本帮派组织实力”的动作,应该了解、警惕,不必没完没了地细致研究。

对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能否正确判断中国是否是成熟的帝国主义,有助于预判阶级压迫的中期变化,从而有利于帮助斗争工人把力量用在能最好团结自身、提高多数人觉悟的“打击点”上。这是共分子研究中资帝国主义属性的主要原因。

A:

星火论坛似乎有点拾马版牙慧。比如那个“泛左”的提法,似乎马版之前,没人说过。


C:

这有一点点可能。假如确实如此,它的主要心理动机是:“托派很高调,总强调阶级反对爱国,现在似乎拉了些人过去。我们也要高调,不然拉不到人了”

对共产主义分子来说,没必要无休止争论中国是否“已具备”帝国主义属性,或“49,999%具备,还有一半半殖民地属性”,然后无休止互泼口水。这类小知识分子最爱的、与阶斗完全割裂的言辞堆砌,是浪费生命(但小知识分子往往认为自己的口水在创造历史,陶醉不已)。

必须把案头研究与阶级斗争相结合。对中资的海外扩张和国内走向的追踪,需要与对具体工斗的追踪相结合。共分子的所有研究,必须更有益于自己在这一结合中的具体斗争位置。对涉及境外工人反抗中资的外文资料,应选择有代表性的资料,及时翻译。对其它论坛的类似翻译、整理,应平静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国内工斗分子进行采访,可在准备期间把具体工斗放到中资升级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更有针对性地设计对工斗分子的提问。总之,研究是为了参与工斗。


红草

引用:
A:

星火论坛似乎有点拾马版牙慧。比如那个“泛左”的提法,似乎马版之前,没人说过。

孤陋寡闻了,“泛左”提法在和谐左圈里很早就有了,只是网络上较少用。我在2005年建立革马网时,就建了一个“泛左翼网站导航页”,此后中文网络上才较多出现这个词。这个词的本义是泛义上的左派,从带一点左色彩的政治派别到革左、极左派都算。

但洛崇他们用这个词是表示一个他们自创的意思:指非他们自认革命左派的其他左派。

当然,他们这样自创意思,也是为了树立他们的“品牌”,壮大政治生意,聚拢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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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革马派对毛左派的批判·汇总帖【侧重思想政治方面】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25日 21:15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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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tes.google.com/site/red1936star/gongnongdazhonglichang

要做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兼回复lypg同志的若干善意忠告



2006-1-8 红草


※自2005年7月退出论坛斗争声明后的第一篇公开说明。兼回复lypg同志的善意忠告。



崇毛派们所谓的“托派”是不存在的

政治上的名词总有它特定的意思,要放在具体的历史中理解,而不能按它的字面意思胡说八道。现在的崇毛派在提到“托派”时——那个“托派”无非就是指斯大林之流曾经杜撰出的那个词,这个词的历史含义是指托洛茨基的独特的一套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指一个独特的小流派、小宗派。但是这只是历史镜头中官僚集团及其形形色色的应声者狭隘的眼界所看到、所死缠不放的臆想特征罢了。所谓的托派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列宁主义也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只是在特定历史具体条件下强调、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并且在实际中对它有所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个体系,这个体系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奠基,在后来的卢森堡、列宁、葛兰西、托洛茨基等众多革命家不断强调、丰富和深化下,在群众运动中才被赋予了真正的生机和活力。

崇毛派们所谓的“托派”不存在。但是,现在国际上确实有很多托派、托派组织,这又是就它们都承认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贡献这一点而称呼的(实际上他们一般命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革命马克思主义同盟”“革命共产主义阵线”等),但这并不说明托派是个独立的体系,托洛茨基的理论只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而已。


派别性标签与阶级立场

派别性标签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反倒容易欺骗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例子在共运的历史上不胜枚举。毛派自己的阵营都决不是“思想政治高度统一”,打着毛泽东旗帜反社会主义者,打着左派旗号反工农的,多得是。在国际托派中,也有打着马克思、托洛茨基的旗帜搞机会主义的,阿根廷的机会主义者波萨达斯就是如此,他篡夺第四国际拉美局的权力,另立门户,在自己的王国里大搞个人崇拜,丢掉了起码的党内民主原则,遭到其他第四国际派别的一致反对。在现代,这个派那个派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无非是想借历史遗产或今天的风潮来达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要区分某个人、某个组织到底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的,不是看他自己鼓吹的什么标签或者字里行间有几句炫耀夺目的红色词句,而是看他在对待具体问题上是如何批判、如何主张、如何表态的。

因而,要看是什么样的阶级立场这才是最重要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左派 —— 兼回复lypg在实践方面对我的忠告

你说中国左派的弊病归根结底是因为无产阶级无组织、力量弱小,所以左派相应地才弱小。这不对。中国左派力量弱小的根源在于左派普遍缺乏与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尽管我知道有左派在默默地做着与群众联系的实际工作,但是这样的左派是很少的,而且彼此还很分散。

在我们通常语境和现实状态中,无产阶级和左派是截然分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与左派的组织也是两个概念,左派中不乏有人高呼通过网络实行联合(这种论调我从2003年听到了2006年),但是奇怪的左派怎么也不会去想——怎么样到群众中、与群众建立联系、实现无产阶级的联合。广大左派的逻辑似乎是,先要把网络上的乌合之众都联合起来,然后再讨论如何深入群众,然后再设法无产阶级的联合。但是左派在实行这个逻辑的时候却不顾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许多地方阶级斗争空前激化,不少自由派的热血青年投入到运动中(相比之下,自由派倒是崇毛老左们要革命、要实干得多),自由派赢得了大量群众基础(不管你们承不承认)并且主导着民主运动。而大批最红的崇毛左派却仍一动不动。在阶级斗争激化的地方,实际上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暂时的组织(没有一个核心,哪怕是没有一个暂时的核心,任何长久的斗争都是不可想象的),要说无产阶级绝对是无组织的那是说不过去的,严峻的斗争给左派提出的任务是如何在阶级斗争暂时低落的时候继续保持无产阶级的士气以及把分散在斗争高峰期间和全国各地的暂时的无产阶级组织联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当然是秘密组织(这些都不是单靠网络能够完成的)。

在你对我的忠告里,还完全否定了国际主义。这倒很是奇怪,不少毛派十分推崇国际毛派的各种斗争、并在道义上声援他们,而你却完全否认了国际主义。在你眼里,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是反动的一帮。难道国外就没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并且拥有工农群众基础的国际组织吗?如果是真正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中国同志,为什么会拒绝站在劳动大众立场上的外国同志的帮助和声援呢?

关于辽阳的那篇文章我看过,我赞赏工人对自由派的断然拒绝,工人在国有制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两重天之下有深刻体验,所以才会与那些攻击社会主义的人决裂。但是我不赞同文章中关于“‘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成当局镇压工人的绝好借口”的说法。何谓勾结呢?我们完全可以在强调国际主义原则的同时与国际工人进步组织划清组织、责任上的界限,这不违反国际主义原则,也不构成勾结,你放心,这样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现实上都不会有危险——这是从实际上来说。从理论上来说,“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根本就是一句废话,因为官僚资产阶级们自废武功、敞开大门让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冲击中国亿万工农群众,使劳动大众破产,这算不算官僚资产阶级“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来颠覆社会主义呢??这个帐又该怎么算呢?很明显,现在暂时还算不了他们的帐,因为他们掌握着暴力和话语垄断权。由此看来,他们掌握暴力和话语垄断权才是真,所谓的什么什么勾结完全是借口,即使不要这个借口,还可以再想一个借口,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这种虚恍的借口而放弃国际主义原则,岂不是太不明智了?


毛,毛主义,毛时代与文革 ——兼回复lypg同志在理论方面对我的忠告

lypg同志对我的理论忠告,集中在毛、毛主义、毛时代与文革的话题上,这也是毛派的焦点问题。你说我“滑向了托派的理论泥潭”——我其实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看过王凡西的《毛泽东思想论稿》或者托派前辈在这方面的论著,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系统地认真地研究托派前辈关于这方面的论著。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更多是受到了其它一些非托派的历史书的影响,尤其是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发展》。洒水车同志向我推荐《大跃退》,文章的风格倒是很有几分像莫里斯·梅斯纳,那些观点我基本上都能接受。

如果想详细了解我这方面的观点,你仔细看看《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发展》就行了。毛派倾向于为毛泽东辩护,指出毛泽东是抨击刘邓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的,所以文革不管怎么纷乱、戕害了多少人命,毛派总能把毛泽东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毛派可以把责任都归结在刘邓官僚集团上,或者是说人民还没有真正领悟毛主义,总之毛泽东是不会错的。其实我在过去有一段时期也倾向于这种看法,因为小时候我看过文革时期的不少宣传资料,包括70年代版本的中共党史,讲十次路线斗争,讲各种纷乱复杂的政治斗争,都是毛泽东思想站在正确一边,凡是不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就必然会吃亏、会失败,执行了毛泽东路线就会取得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顺便插句:那些书的词语相当夸张,如果让现在的青年来读,会读不下去的)。但是莫里斯·梅斯纳的书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是给了我对毛、毛主义、毛时代与文革的另一种独特视角,更是让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正感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归。历史唯物主义讲起来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是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教科书里却早已被丢掉了,也在人们的麻木的头脑中被遗忘。

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求我们把人民而不是某个党甚至某个领袖作为历史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不是领袖的命运和威望的升降,而是关注人民的地位、权利与福利。大家是否发现:传统的毛时代历史教科书带有一种很显著地为某个领袖或党的某些政策、举措进行辩护的倾向,对于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人来说这种显著倾向倒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在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的发展》中我却感到一种强烈的相反的倾向——他常常辩证地分析我们教科书里一贯完全拥护的政策,我们所经常认为的铁板一块的政治社会(要么是团结一致要么是机械的两派),在他的眼中却是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利益的活的集团所构成的活的斗争的历史。在传统左派看来,莫里斯·梅斯纳似乎是评价混乱的——因为他高度评价了毛时代的工业化成就(毛派也很喜欢引用这个美国教授对毛时代工业成就的评价),但是他却冷静地揭露了毛主义政策的实质——并没有建立起无产阶级民主的制度,也没有给人民什么权利。但是传统左派们恰恰局限于那种为某人某党某些政策辩护的立场和思维,而不理解莫里斯·梅斯纳这个左翼分子实际上紧紧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人民中的不同部分(工、农、学生、其他知识分子等)的地位、权利与福利的升降得失来写历史。

你说我“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缺乏了解,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是,什么才叫了解呢?说句不卑不亢的话,我在初中、高中的历史都是学得不错的,在年级里还可排个前三、五名,我看过崇毛老左们写的一些新中国历史,也看过今天的官方御用史学家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看过莫里斯·梅斯纳写的历史,洒水车推荐的《大跃退》我也看了而且也基本赞成。但是我仍不同意你们特别是你们在台湾的同志金宝瑜写的《应正确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资本主义改革》。或者说白了:是不是非要站在你们那样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要和你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才算是了解呢?

你说“托派发明了一个公式:毛泽东时代=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从实质来看,这个等式基本上是对的(如果把毛时代算为1949到1976年的话)。当然,我也知道,从形式上看,毛泽东时代与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都有不少区别。但是先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是毛时代,而不是毛主义,更不是毛本人。你们说毛时代有过民主,这我不否认,文革初期有过民主自由,也就是1966年夏天到1967年初的这五六个月里有过民主自由,在中国毛时代的27年(324个月)里有五六个月有民主自由,从毛个人角度来讲,他作为最高领袖敢于在官僚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谁都多少有惊叹和瞩目的,我不否认毛本人可能天生具有某种伟大的气质,但是你并不能说因为有五六个月有民主自由,所以这324个月里都是无产阶级民主时代,要那样说就是自欺欺人。正如莫里斯·梅斯纳所指出的,文革在1968年就走向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官僚集团的围剿,林彪的解放军官僚集团对群众的镇压,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宣告了文革的终结,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呢?在群众造成的“混乱”与他所信赖的党委官僚秩序之间,他坚决地站在了周的党委官僚的一边,在全国各地恢复党委的牢固统治,据莫里斯·梅斯纳援引的材料,到70年代初,绝大多数老官僚又恢复了统治(对毛来说,只需反复的思想改造就行了,一党专制和官僚主掌权力的局面是决不能改变的)。鞍钢宪法,所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其中有工人参加小组管理),只是工人参与工厂管理,但是主导权还在干部的手上;干部参加工厂生产劳动,或者去五七干校,或者下乡劳动,但是干部们依据乌纱帽不同级别而享有的不同政治权力与待遇却不会改变。

毛时代的政策看起来好象是让工人农民逐步逐步地得到更多权利和福利,通过这条“切合实际的”道路最终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却是必定不可能的。因为,从逻辑上看,工人与官僚特权是对立的,毛只不过是靠对官僚的威压和对工人的福利不断增加来暂缓了这种对立,试想一旦要根本触犯官僚集团的利益,它管你是毛泽东还是毛泽西,一样造反,因此不靠政治革命、靠改良(哪怕看起来是像金宝瑜先生所描写的那样充满希望的改良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才是幻想,才是乌托邦。实际上,毛时代已错过了最佳转变时期——1967年1月的上海一月革命,据莫里斯援引的材料(如果他援引的材料是可信的话),当时上海工人已经整合出了一个以工人耿金章为领导的团结了几十个工人群众组织的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却与工人阶级叛徒王洪文搞了政治交易,自己联合一部分工人搞了个政权,张跑去请教毛,问他该不该搞上海公社,毛不相信工人公社能抵抗外敌入侵,于是建议不搞公社,得了毛的圣旨,张、王开始乱搞,加上毛让林的军队介入,导致了1967年上海春天的血雨腥风、也使武斗之风愈演愈烈(可见上海的工人反对派出现时间虽短但还是有一定力量的)。文革失败的病毒,应该说是从1967年1月的上海工人大失败开始蔓延的。

文革没有给中国革命带来什么经验,教训倒是有一大堆。在此,文革为什么会失败、文革失败该有谁负责,其实我都没讲,我对许多问题以及材料的确实性还在继续考虑当中。就我现在来看,文革为什么会失败,最根本的是劳动群众没有真正获得自由权利——尤其是劳动群众没有真正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民主政权,最可悲的是,当上海工人阶级真正地建立起1966年中共中央口口声声许诺支持的巴黎公社政权时,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镇压了。(所谓的获得各种自由权利实际是毛泽东钦定的,所以他金口一开说要收回圣旨就收回圣旨)


言行不一的毛以及革命的历史逻辑

lypg同志说:“我在看托派‘大师’Mandel的《权力与货币》时就想笑,他说的那些,毛主席比他早二十年就说过了,他还抨击主席,实在是违背做学问的基本原则,无视前人已取得的成果”。

可是,lypg同志却没有发现,毛泽东有太多时候是言行不一的,仅举一例,毛泽东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说过中国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民主,要建立人民民主,但是毛时代的中国从来没有民主,劳动人民连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都没有,民主又从何谈起呢?——难道那种“党委决策、人大审批、政协鼓掌”的制度才叫民主吗?

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后的不民主的官僚专制,中国革命和毛的中国共产党归根结底是脱胎于农民战争,在长达22年的农民战争中,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形成了一种以政治军事干部为核心的单一的讲究效率的委任制的特殊集团,这也正是长期的残酷的农民战争所需要的。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正是这样一个集团,它在创造新社会的同时就受制于它本身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完全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

这就使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根本的不同,也与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在工人运动中,往往要求产生民主的真正落实自由权利的领导集团,这一点在俄国工人革命中就体现得很明显,俄国工人革命的派别斗争很激烈,而且在十月革命后,许多革命者包括列宁在内都惟恐党内缺少派别自由与发言自由。俄共十大通过了(因为内战正酣)暂时禁止派别斗争的决议,但当一位革命领袖(梁赞诺夫)提出一项修订案,主张不许各派以各自政纲的基础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列宁表示反对,他说:“这是我们无法禁止的”,“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决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我想像不出我们怎么能这样做!”(见我站上的文章《十月革命的良心 ——列宁的反官僚斗争》)工人运动为主线的革命与农民战争为主线的革命是根本不同逻辑的斗争,这在历史上就生动体现出来了。想当年还在陈独秀管党的时代,中共中央代表大会还是真正富有民主精神的一人一票制,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1926年秋天提出了强烈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独立执行土地革命政策的提案,还被多数票压了下去,且不论当年的是非,我们试想在1949年到1976年的中共,谁能、又谁敢把毛泽东的提案压下去呢??为什么工人革命与农民革命有这么大的区别,我想至少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两种革命所依据的经济基础——小份地生产与大工厂生产两种生产及其管理所带来的必然政治特点:小份地生产者不需要什么民主自由(他们本身就满足于被束缚于一块肥沃的土地上),他们千百年来最大的渴望无非是得到一小块份地,还希望得到一个强大的政治统治者的保护,因为小份地生产者不是独立的阶级,他们需要外来的政治保护;而大工厂的生产者们(在这里我特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他们本身就是以人身自由为前提的),他们在追求经济解放的时候以政治自由为条件进行斗争,所以他们深深明白政治自由权利的重要性,他们恰恰不需要强大的政治保护者,因为工人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随着资本集中(也会导致政治集中)的加剧,他们往往会成为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不同革命的不同的客观历史逻辑根本地造成了毛所标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达到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文革的失败的责任问题还更复杂咧。

曼德尔——或者说第四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要求运动的一开始(而不是革命胜利后才注意)就注意采取措施来使运动始终被运动的基层民主和政治自由所制约,使之处于健康成长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发生的革命才可能最终导向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苏维埃政权,否则无论是毛泽东几十年前说过的漂亮言辞还是曼德尔强调过的高尚原则都会被客观历史逻辑所导致的工人官僚所异化。


要做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如上所述,在工农群众运动的一开始就要使无产阶级内部的组织具有民主与派别自由的特点,我这里讲的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组织,而不是什么左派组织,实际上也不需要什么自以为是的左派组织,当务之急是左派以各种形式深入群众、与劳动大众建立起长期密切联系、去干真正的革命,而不是网络上的口号意淫。

评价历史、看待问题都要站在为工农大众辩护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为某人某党某些历史古董政策进行辩护的立场上,只有这样才可能把眼光放得冷静、辩证、长远。

其实,我不想和崇毛老左们辩论(之所以半年前写那个退出论坛斗争总声明),正是感到崇毛老左们死守历史古董的那种迂腐的不可理喻的特点,这特点正表明崇毛老左们不敢正视现实、不敢面对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我有很久很久没有针对论坛上的斗争写这样的长文了,将来恐怕也没有时间写了,因为我决心去干我所主张的。我曾在2005年6月10日写过一篇《为共产主义献身》,这篇文章不但是价值观的宣言,也是我决心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托派(不是崇毛老左们古董货架上的那个“托派”)、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我会去追求另一种不同于网络口号意义的崇毛派幻想的天真的左派革命,而会去追求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长期地下斗争,做一名站在工农大众立场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我曾在网络上说过、也曾对国安说过、也曾在对公安的“保证书”里写过——随着我阅历的增加和读书的增多,我可能会对具体问题有新的看法,但是首先我对于为劳动大众辩护、斗争的立场决不会改变,我对革命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也决不会改变。






回复崇毛派们: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红草
(2006-3-5)


崇毛派们一贯指责说,托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幻想的是一开始就废除全部国家机器,就是搞无政府主义。这是一种幼稚无知的指责。我建议你们好好看看《国家与革命》,看看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无产阶级专政一经建立就应该废除的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裝的人民来代替它。……”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給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毀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勢力……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列宁1917年《国家与革命》引用)


2、毛泽东主义的特殊论点与必然历史逻辑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常备军和旧的国家可以在一开始时立即(注意是一开始时)废除,而代以普选的、可随时撤换的社会负责机关,从而开始国家权力的式微。

但是毛泽东主义则提出了另一种论点(正如萧武所指的):官僚国家应该以逐步限制的方式予以最终废除。这种模糊的论点导致毛派们普遍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做无政府主义来批判。正如柴荣所指,在这个问题上,毛主义是继修正主义之后最大的机会主义了。这个批判一点也不过分。

历史上,列宁与托洛茨基都坚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并实际实行了这种意义(列宁时代的苏维埃俄国就是高度民主并具有广泛自由的,但由于激烈的三年内战和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等因素没能立即开始实行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普选等政策)。
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则提出了自己的特殊论点。实际上,毛主义的这一特殊论点有其必然历史逻辑(我曾与一些左派同志单独交流过这一问题并取得共识)。

1949年的中国革命并不是诞生于工人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脱胎于持续了22年的农民革命战争。农民革命战争有自己特殊的不同于工人革命运动的规律,长期的战争环境要求士兵对干部的普遍的服从、军事化的比较严密的干部体制,而农民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派系山头林立,为了统一派系从而在战争中取胜,必须要建立以领袖、干部为核心的政治体系,并排除异己的其他领导者。现在早已有资料显示,红军在江西的时候以响应苏共的路线斗争为名义大搞党内清洗活动,我们且不去追究这种活动的正当性、合法性,它作为农民战争本身的需要而具有必要性,因为不统一派系就无法推进战争。农民本身作为小生产者具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工人完全不同的政治特点。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农民战争从来都是各自为政的割据战争,说白了就是土匪争霸。只不过毛泽东本人所率领的农民军是最具雄才大略的一支红色匪军罢了,这支军队的领导集团有着特殊的内在结构和可能的前途,所以毛派才能取胜。但是毛派中共并没能摆脱农民战争的普遍、必然的政治规律——那就是,毛派中共在夺取政权的同时,自身也发展为一个官僚特权并更适合于专制统治的集团,因此,1949年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红色官僚特权集团所建立的,它天然地排斥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形态,而且也不是任何意义的“人民民主专政”。随着1950年代斯大林式工业计划经济的推行,工业化的技术官僚统治逐步确立,这引发了毛的忧虑,毛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改革尝试,这种尝试就是以“逐步限制官僚国家(并把这个也叫做资产阶级法权)”为核心的内容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毛主义试验,包括两参一改三结合、下放劳动、上山下乡、组建民兵师、五七干校、共产主义大学、四大等等。但是毛泽东并始终没有给予人民普遍的民主和自由,也没有实行“生产者的联合自治”,工厂的主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厂长(名义上是党委)手上,工人治厂这样的要求都会被视为“极左”异端。所以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搞的始终是官僚空想社会主义,让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沉痛的代价。


3、工人运动的必然逻辑与未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工人运动的必然逻辑是导致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和普遍的自由,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应该是工人阶级。这首先是工人自身的社会政治特点决定的,工人作为社会化大生产者,虽然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工人利益千差万别,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因为各个工业部门在生产中环环相扣、彼此影响),而农民就没有什么共同利益。所以即使在不同行业的工人中,谈论共同理想是可能的,而在农民中“共同理想”就变成很难理解的抽象符号了。也正由于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工人利益千差万别,所以他们必然要求普遍的无产阶级内部民主以协调彼此的具体利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就是自由劳动力,在工厂里被严酷的资本家强制纪律所束缚的工人必然渴望充分的自由权利(在现在的珠江三角洲,还有许多工人被关在工厂里劳动、平时不准外出),工人在斗争中必将意识到,没有普遍的自由权利(特别是不受约束的政治自由),他们连最起码的斗争都开展不了。而农民就不会渴望自由,相反,几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农民都习惯于在一个强大的集权专制政府的庇护下耕作,农民不会支持什么自由民主,一般地(不绝对地)来说,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把他们的小块份地打理好。

工人是最先进的阶级,这话没有过时。中国的劳工阶级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工人劳动者集团,下岗职工和改制后被买断的职工还在增加,城市的新一代青年也在加入这支庞大队伍,而且每年都有数百万农民进入城市转变为新工人,他们在国内外老板和官僚专制制度的双重压力下做工,可以说是中国受压迫最深、最苦难的阶级。他们也是中国最富有战斗性的劳动者阶级。

我们左翼的预期图式是:工人运动的发展与马列主义左派的崛起两线汇合,从而实现十月革命式的、而不是1949年革命式的伟大社会变革。中国革命一旦发起,必将震动寰宇,并千方百计地找寻世界各地的革命火种、点燃全球社会主义革命,我最后要说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可能的,经典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可能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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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革马派对毛左派的批判·汇总帖【侧重思想政治方面】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25日 21:32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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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按:2006年3月6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放在主人公论坛上的一个跟帖,主帖应该是萧武自己发的。——2008.2.6.自注


反驳萧武的官僚空想社会主义



红草
2006-3-6



1、“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此话的前提里包含着一个概念——“资产阶级法权”。在马克思和列宁看来,“资产阶级法权”指的是按劳分配法则(自己去翻书!)及与这个法则相关的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而毛把这个概念扩大化了,把官僚国家也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毛把概念的外延扩大化到另外的范畴了,从而修改了概念的本质,实际上杜撰了另一个概念,毛的“资产阶级法权”根本不是列宁所讲的“资产阶级法权”。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政权,而要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以新的形式”——指的恰恰就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官僚国家,而且是革命的一开始就要废除官僚国家。在这里,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集团与那些畸形工人国家的官僚特权集团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如果说有不同,那么就是畸形工人国家的官僚集团更富有压迫性,因为它们全都拒绝普选和动议弹劾政治领导人。
最基本概念的歪曲是萧武理论错误的根源。

2、萧武说:“但是毛泽东主义者认为这种情况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不应是常态,只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经的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
在这里,萧武不负责任地把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提升为一种规律性的理论。须知,中国1949年革命脱胎于一个长达22年的农民战争,在长期的农民战争中产生了一个官僚制的领导集团(见我下面《回复崇毛派们: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分析)。这是中国的党国官僚体制的历史渊源。并不是说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过这样的官僚政权,例如苏维埃俄国就不是,苏俄脱胎于一个革命的工人运动,因而它建立起了一个高度民主的工人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多党多派状态的、意见讨论自由的政权。(所不幸的是,在内战结束后,这样的工人民主政权还没来得及巩固和加强,就被斯大林官僚集团篡夺了,那是后话了)

3、萧武说:“毛泽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国家机器中的官僚体制的路线是利用、限制、改造”。(也就是说,是一种渐进的社会改良)
这里恰恰反映了萧武的空想。官僚集团是一个政治特权集团,他们的利益与劳动大众的利益是格格不入的。毛在经过60年代的社会改良失败后,意识到必须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因此发动了文革(从这里看得出,按萧武的逻辑,老毛要比萧武的理论更接近于“漂亮的空话”)。但是实际上文革并没有推翻官僚,表现在1967年1月,毛并不信任上海工人的公社,而是坚决镇压了工人的反官僚起义,建立了实质上是林的解放军官僚控制的“革命委员会”。这个结果,虽然确实吓坏了老官僚们,但是不过是用一个新官僚集团代替了老官僚集团,上海风暴之后,除了少数几个地方,其他地方的“革命”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工农政权,而是削弱了老官僚政权。从官僚的角度来看,官僚体制并没有根本的动摇。然而,这个结果并不是今天萧武嘴巴上所说的这种堂而皇之的漂亮理论,而不过是1967年社会阶级集团斗争的狼狈的苟合罢了。而这种苟合是以毛派的历史性食言以及为上海公社大批工人的无言牺牲为代价的。

4、尼泊尔革命与未来中国革命
与中国1949年革命一样,尼泊尔革命现在的主力仍是一支农民军,我现在不了解尼泊尔工人政治力量的大小以及尼泊尔各阶级的状况、尼泊尔毛共的内部体制,所以难以推测尼泊尔革命将走什么样的道路。(毕竟,未来阶级斗争情况不是某个领导人的富有创见的观点就能摆布的)
未来中国革命将很可能出现一支强大的工人反对派,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将与1949年革命有很不一样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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