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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推荐阅读:革命战略与权谋手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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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泛左翼带有很重的权谋崇拜思想,以下精选出的两大段分析,有助于大家以阶级立场重新认识革命战略与权谋的关系。——红草。

《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第二章《帝国主义时代的战略和策略》,第九节《革命战略的权谋性质》


9. 革命战略的权谋性质



乍一看,似乎不可理解的是,纲领草案中为什么只字不提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手段”和“灵活性”问题。在这么一个巨大问题上,只提到一点,即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达成妥协的问题。

然而,最近这个时期,向右摇摆的程度越来越大的机会主义,主要是在“手段战略”的旗帜下前进的。正是因为这一事实,无原则的妥协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然而,拒绝同意无原则的妥协被说成是缺乏“灵活性”。多数派宣称,它的基本原则是手段,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二五年对拉迪奇和拉弗勒特运用手段。后来,斯大林和布哈林又对蒋介石、柏塞尔和国内富农运用权谋,官僚机构不断对党运用手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正在对官僚机构运用手段。

为了适应官僚机构的需要,产生了一支由手段专家组成的大军,这支大军的成员的绝大多数,从来不是革命者,因此在革命已经取得政权之后,显得更加热心地服从革命:鲍罗廷在广州,拉费斯(Rafes)在北京,彼得罗夫斯基在英吉利海峡附近,佩珀在美国,他们都在耍手段。马尔丁诺夫只在莫斯科运用手段,但影响遍及世界各地。整窝整窝的年轻的手段专家被培养出来了。他们把自己脊骨的伸缩性说成是布尔什维克的灵活性。这一派的战略任务包括通过手段以获得只有靠革命阶级力量才能得到的东西,正如所有中世纪的炼金师不顾别人的失败仍希望炼出金来,今天的“手段战略家”,在他们各自的地位上也希望欺骗历史。当然,就事物的性质来看,他们不是战略家,仅仅是高矮不等的官僚主义权术家,但都没什么雄才大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观察了主子怎样处理小问题之后,就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战略的秘密,这正是模仿主义的本质。另有些人从第二手或第三手得到了玩弄权术的秘密,在发现运用这些秘密在细小问题上有时会获得奇迹之后,他们就得出结论:这些方法更适用于重大问题。为了解决重大问题,把官僚主义权术作为比革命斗争“更经济”的方法而运用的一切企图,总是毫无例外导致可耻的失败。这还不算,以党和国家机器武装起来的权术每次都折断了年轻的党和年轻革命的脊骨。蒋介石、汪精卫、柏塞尔和国内富农--到现在为止,在企图用“手段”同他们打交道的尝试中,取胜的总是后者。

自然,这并不是说,手段是根本不能用的,是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不兼容的。但是,必须弄清楚,手段对于革命的斗争基本方法说来,只能属于从属的、辅助的、权宜的性质。必须永远记住。手段、手腕等东西决不能在大事中决定任何问题。如果施用计策似乎能够在小事上解决一些问题,那总是以损害大事为代价的,一个正确的手段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赢得时间和用较少力量取得较大效果的可能性。依靠手段来逃避根本性的困难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正因如此,企图靠组织和个人施用计策把中国资产阶级控制住并迫使它屈从于计谋家的计画,这并不是什么手段,而是可鄙的自欺,即使手段的规模很庞大,也还是如此。阶级是不能靠施用计策来战胜的。从历史上看,这适用于一切阶级,而对于统治的、有产的、剥削的和有教养的阶级说来,尤其正确。这些阶级的经验非常丰富,他们的阶级本能非常灵敏,他们的侦察机构的种类非常繁多,以致想用装模做样的办法骗过他们必定造成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中圈套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

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矛盾。这个矛盾靠耍手段是逃避不了的。依靠对资本实行明确的、坦率承认的让步,依靠利用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矛盾,可以延长喘息机会,可以赢得时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只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而不是在任何的和所有情况下。如果相信国际资产阶级能够被 “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建成,也就是说,相信根本矛盾能藉助于权谋克服,那完全是自欺。这种自欺可以使苏维埃共和国灭亡。只有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我们摆脱这个根本性的矛盾。

手段,或说权谋所能包含的内容是:对敌人让步,或同一个暂时的因而也永远是不可靠的同盟者达成协议,或者为了阻止敌人击中我们的要害而实行适时的退却,以及提出局部的要求和口号,使之有利于分裂敌人。这些办法就是各种权谋中最主要的。还可以提出一些,但都是次要的。但是每种权谋从它的性质来讲,对于斗争的根本战略路线说来,都只是个小插曲。必须时刻记住,过去几年我们同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的合作,采用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式的办法,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权谋。本来应该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临时办法,却被发展成了战略路线,而真正的战略性任务(反对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的斗争)被分割成一系列次要的临时性的小策略,而且这些小策略也只是属于装饰性质的。

在运用权谋时,对于向之作出让步的敌人,或与之达成协议的不可靠的同盟者,应该从最坏的而不是最好的设想出发。必须时刻记住,同盟者可能明天就变成敌人。这甚至适用于像农民阶级这样的战略同盟者。

“如果农民作为反动的或反无产阶级的农民而行动,就对他们采取不信任态度,摆脱他们而单独组织起来,并准备同他们作斗争。”[84]

这同列宁以极富天才的深刻性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首先制定的无产阶级伟大战略任务--使被剥削贫农阶层摆脱资产阶级影响,并领导他们跟着我们走的任务--并无丝毫矛盾。但是,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联盟决不是现成的东西,它不能用油滑的权谋,用甜言蜜语进行欺骗的可鄙企图和感人的雄辩制造出来。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政治上的力量对比问题,因此也就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对一切其它阶级保持完全独立的问题。对同盟者还需要进行教育,使它在思想上尽可能倾向我们。这种教育是可能的,只要我们一方面对它的一切进步的历史需要给予极大的注意;另一方面,从阶级对阶级的高度对同盟者保持警惕,不盲信它,对它的一切反无产阶级的倾向和习惯进行不倦的和无情的斗争。

权谋的意义和界限必须自始至终予以清楚的考虑和划分。必须将让步叫做让步,把退却叫做退却。夸大自己的让步和退却比起低估它们,其危险是极小的。必须保持阶级的警惕性和我们自己党组织对阶级异己力量的政治不信任,而不应放松。

一般说来,在工人阶级的一切历史行为中,运用权谋的主要工具是党。但是,党并不是权谋大师手中的驯顺工具,而是一个自觉的自我行动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一般自我行动的最高表现。所以,在运用权谋的全部期间,所有权谋都必须被党清楚地理解。这里讨论的当然不是外交、军事或地下革命工作的秘密,即是说,不是无产阶级国家或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技术问题,而是权谋的政治内容。因此,所谓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苏维埃对富农的妥协方针是一次“伟大权谋”的解释是荒谬的和罪恶的。富农没有受骗。他不是凭言词而是凭行动、税收、物价和纯利作出判断的。然而党、工人阶级和贫农倒很可能受骗。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无原则的运用权谋和背着无产阶级政党玩弄权术的做法更适于瓦解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精神了。

适用于一切权谋的最重要、公认的和最不能改变的规律是:你决不能大胆将自己的党组织同属于另一个阶级的政党合并、混合或联结在一起,哪怕这个党今天是最“同情”你的。不要采取这样的步骤,如果这种步骤使你的党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隐蔽地隶属于别的党或其它阶级的组织,或缩小你的宣传自由,或者使你对其他政党的政治路线负责,即令只负一部分责任。你不应将你的旗帜同别的旗帜混杂起来,更不用说跪在别的旗帜之前了。

如果权谋产生于急躁的机会主义努力--即企图用欺骗手段和外交手腕,利用权术和诡计将朝着相反方向跑的组织和人物表面上维系、联结和团结在一起,而超越自己党的发展的必要阶段(这里恰恰不能跳过任何阶段)--那就是最坏和最危险的事了。这种试验永远是危险的,而对于年轻和弱小的党则是致命的。

在运用权谋的过程中,如同战斗中一样,起决定作用的不单是战略上的智能(更不是权术家的狡黠),而是力量的对比。一般说来,如果同它的敌人、同盟者和半同盟者比较,一个革命政党越是年轻和弱小,那末权谋可能给它带来的危险也就越大,即使这种权谋是正确策划出来的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在这里接触到对共产国际极其重要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根本不是一开始就将权谋当作万灵妙方,而是随着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根越扎越深,随着它在政治上日益强大和思想上日益成熟的情况,才开始使用并越来越多地使用权谋。

不幸之事正在于,剽窃和篡改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假先知向年轻的各国共产党夸耀说,权谋和灵活性是这一战略的精华,于是就使后进者们脱离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历史轴心和原则基础,使他们转向无原则的权术,往往就像笼子里团团转的松鼠一样,忙碌不已,一无所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特点不是灵活性(今天也不应该是)而是花岗石般的坚硬性,布尔什维克主义一直引为自豪的正是这一品质(它的敌人和反对者则对此极其憎恶)。不是愚昧而盲目的“乐观主义”,而是不妥协、警惕、革命的不信任和时刻准备为政治独立而进行斗争--这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特性。这不但是西方共产党而且必须是东方共产党的出发点。它们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和物质上为实现权谋准备条件,才能取得施展大的政治手段的权利。这种条件就是它们的组织力量和它的稳固性和坚定性。

现代孟什维克们同国民党和总委员会打交道时运用的权谋是极其罪恶的,因为这些权谋最后打断的不是别的,而是中共和英共的骨头。这些权谋不但使革命和工人阶级遭受失败,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粉碎了、削弱了和破坏了未来斗争的基本工具--年幼的共产党。同时,它们也使共产国际最老的党、苏联共产党的队伍士气低落,思想混乱。

纲领草案关于战略的一章仍然对于权谋--近年来人们喜欢玩的一种把戏--固执地保持缄默,好象它的嘴里塞了什么东西一样。宽大为怀的批评家会说,缄默已经够好了。但是,这种辩解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曾经多次举例说明,而在后面还要再次提到的那样,纲领本身也是一个在坏的意义上--即在玩弄权术的意义上--的权谋。纲领草案对它自己的党运用了权谋。它用 “据列宁说”的公式掩盖它的某些弱点,其它地方它则以缄默来躲避。这就是它在今天用以论述权谋战略的方式。在讨论这一主题时,不触及中国和英国的新经验是不可能的,但一提起权谋,蒋介石和柏塞尔的形象就要出现。写草案的人不希望这样。他们宁愿在这个主题上保持缄默,为共产国际的领导进行辩解留出活动空间。这是绝不能允许的事情。束缚住权术家及其接班人的手脚很有必要。这正是新纲领应起的作用。否则,纲领就是多余的。

在关于战略一章中必须写进这样一些根本规则,这些规则决定和限定权谋只是向阶级敌人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辅助方法,因为决定生死大事的革命斗争不是权谋能全部概括的。以上所述无疑可以用更加简洁和更加确切的方式加以陈述。但必须把它们写进共产国际的纲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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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战略高度与权谋手段

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五章《高明的战术家》(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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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善于「冷战」的人,是高明的权术家,无论是中共的敌和友,都乐意承认这一点的。因此,有些人便以为毛泽东不能算是大革命者与大政治家,仅仅是一个工于心计、能玩小智术的政客吧了。另方面则有人以为,政治和军事原无本质不同,二者都是「诡道」,都「不厌诈」。善于此「道」者胜,不善者不胜,能胜,那便是大军事家,大政治家。这里是不能以其它标准--例如道德之类--来衡量的。至于革命,那末重要的也是胜利,以「诡道」胜,以正道胜,都是一样,凡能致革命于胜利者,即是大革命家。毛泽东令革命胜利,毛泽东自是大革命家。

这两种说法,究竟谁是谁非?说大革命家祇重原则,不重策略,其可笑正好像说大政治家祇谈仁义,不讲权谋一样。那是迂腐的书生之见,或者是年青的革命家易犯的幼稚毛病。为了医治这种毛病,列宁曾经写过一本精釆绝伦的书,开列了许多药方,其中有一则如下:

「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间的普通战争中最顽强的战争困难百倍、长久百倍、复杂百倍;要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就拒绝采用机动手段,拒绝利用敌人间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与各种可能的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么?这岂不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艰难险阻,未经考察,未通人迹的高山时,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折转回来,放弃已选定的方向而试走各种各样的方向么?」(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谁都承认,列宁是古今大革命者中最看重原则的一个,他处处不忘原则,事事从原则出发。然而他却主张在革命斗争中我们不能不「采用机动手段」,即毛泽东所说的「纵横捭阖」手段;他承认应该利用敌人中问的利害矛盾,那怕是暂时的矛盾。他还要我们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有时通融一下,有时妥协一点。列宁不但这样主张,而且也在事实上实行了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牠对其它政党,其中也对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事实。」列宁采取「机动手段」时,总是十分勇敢大胆的,以致让许多「坚持原则的、清白的」革命者惊惶得瞠目结舌。最显明的例子有如: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为了要参加革命,不怕那些庸人俗子骂他「俄奸」,决定接受德国军方的提议,坐了「密封火车」经德军占领区回到俄国。再如,为了要让俄国革命获得喘息时间,他竟排除党内党外的一切反对,坚决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勃来斯脱.立刀夫斯克条约。这些例子表示了什么呢?牠们表示了:最坚持原则的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可以是而且必须是善于应用机变手段的人。有了前者而没有后者,至少好像是定了方向而不真实地踏上道路,那是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

那末,是否任何道路都能到达目的地?是否祗靠「纵横捭阖的手段」,没有正确的战略大计,或根本没有这种原则性的方针,也一样可以促成革命胜利呢?为了革命胜利,革命者可以无所不为吗?

当然不是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却不是任何手段都能帮助革命成功。「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耶稣会派的格言,并不能应用于革命政治中。对革命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革命言,目的与手段是相互依存的。必须是何等样的手段,纔能达到何等样的目的。有些手段使目的接近,有些手段使目的远离。有些能达到目的,有些却能断送这个目的。完全相同的手段,只因采取时候的主客观的条件不同,以致在不同时候牠可能是对革命的很好服务,也可能是对革命的最坏叛变。关于这方面,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举出过罢工中的妥协为例。「一种妥协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储金涸竭,没有外方援助,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这种妥协丝毫无伤于接受妥协的工人们之矢忠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准备将来斗争的决心,另一种妥协是叛贼的妥协,他们进行这种妥协,表面上也借口客观原因,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破坏罢工的工贼也缔结「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效劳,屈服于资本家的威吓或劝说,或为资本家方面的微利所诱,甘言所惑。」

然则毛泽东从来应用的策略手段,特别是在上述三个时期中他所采取的机动对策,他所做过的妥协与同盟,究竟该属于哪一类呢?所有他的策略,他的权变,都是为革命所必需,因而都是正确的吗?浑统的答复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形,使人们要费极大力量,才能正确地决定某种「妥协」的真实性质,--如在有些杀人案件中,很难断定这种杀人行为,究竟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行为(如必要的自卫),抑或是不可饶恕的粗野举动或甚至是精密布置的谋害。在政治上当然有时因各阶级和各政党间的国内和国际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的缘故,所以有许多事件,若辨别起来,较之辨别罢工时的合理「妥协」,或者是工贼及叛徒领袖等等背叛阶级的「妥协」的问题,要困难得多。」所以要个别地、精详地、依据特定时间的主客观条件,来决定毛泽东所曾采取的每一政策,每一战术的「真实性质」,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是极端困难(原因之一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必需的资料),同时对我们目前的研究,亦非必要。在这里,我们可以答复而且必须答复的,倒是如下一个问题:毛泽东应用这些权变时,其基本态度是否正确?牠是否与马列等革命大师们的态度相同?我认为是很不同的,所以不能说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当那些大师们,特别是列宁,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办法」的时候,不论任何时候,或任何条件中,总抱着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藉此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准,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准。」(见仝上引书)列宁认为这乃是「全部问题」之所在。所以当他应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时,不管其暂时的与立即的原因是为了牠能损害敌人,或为了牠能保全自己,或为了环境所迫无法不作的屈服,或为了避免一场形势显然于己不利的战斗,或为了使主要敌人孤立而对次要敌人让步,或为了要并力克敌而与某些动摇势力联盟……不管为了什么,他们心目中却始终树立着这样一个标准: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国内的与国际的)的觉悟性及革命性提高呢,还是降低?怎样做可以提高?怎样做便会降低?这样的问题永远在列宁心中占据第一位置的。当他采用一个手段时,首先他总要问:牠对无产阶级(在我们,应该包括全体劳苦大众)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藉此进行教育?以便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如果说,有一个手段,应用起来可以收得一时之利而却会模糊或甚至降低无产阶级觉悟的,他就决不采用。列宁是绝对主张用一切手段来打击敌对阶级的,但绝非毫无条件。倘能加害敌人而同时足以瘫痪革命者意识的手段(如个人恐怖之类),他就坚决反对,倘能欺瞒敌人但同时亦欺骗本阶级的那些手段,他更是绝不容许。在这方面,列宁的态度是大胆与精细相结合的最佳范例,是原则与手段决不割裂的最好榜样。就拿我们上面提过的两件事来看吧。二月革命以后,亡命在瑞士的列宁,因为急于要回俄领导革命,而回国路程,除了取道当时与俄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国境之外,别无办法,于是列宁便勇敢地向敌人申请过境,与敌人缔结条约,坐了「密封车厢」回去;但同时,一方面为了堵塞俄国政敌们诬蔑之口,另方面(亦即主要的方面)要消释国内外无产阶级对于此事的疑虑,于是在动身之前,在瑞土邀集了几个外国革命家:法国的劳里奥与吉尔波,德国的保罗.雷维,瑞典的泼拉顿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共同草就并签署了这样一份宣言:「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现在正要动身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将帮助我们唤起别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反对各自的政府。」列宁等借道德国,答允交付的代价仅仅是坚持释放同等数目(三十人)的非军事俘虏,他绝对不曾在事实上或形式上对德帝国主义者作丝毫让步。勃莱斯脱和约的情形则更清楚,为了俄国革命正处于无法作战的情况中,为了要取得喘息时机以待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及时起来,因此俄国工人政府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德国强盗的军事勒索之下。这个立场、这个说法,非但在对内解释和对外宣传中不折不扣地明言实讲,而且在正式谈判的议席上,也不许任何外交辞令掩盖了那个痛苦的真相。因此,俄国革命的此一「屈服手段」,非但不曾降低了国内外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斗志,反而将牠大大提高了。俄国革命中的第二位领袖,亦即勃莱斯脱和约的实际「谈判」者与签署者--托洛茨基,在应用「手段」或政策时的态度,也完全是这样的。他甚至说:「宣传的秘密在于说真话」。诡计绝不能代替阶级政策。对敌人自然可以不厌其诈,但对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必须至真至诚,一些儿都虚伪不得,半点手段都用不得。祇有斯大林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以后,才一反列宁、托洛茨基的传统态度,将阴谋诡计完全代替了原则性的政策,并且将对付敌人的「纵横捭阖手段」同样拿来对付无产阶级,更甚至对付自己的同志。当他为了「机动」之故而与某一敌人、敌党或敌对阶级进行妥协时,他就在原则上也实行妥协,老是在那些敌对人物或敌对势力的脸上涂脂抹粉,让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大众「衷心地」相信敌人已化为朋友。史大林从来不估计、而且丝毫不顾虑到那些手段之应用,结果会对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斗志起什么影响--可是这个影响,正是列宁与托洛次基等革命大师在策略运用时所首先注意的标准,是某一手段或策略之取或舍的标准。

列宁托洛茨基在这上面和史大林之间不同,基本上乃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与革命官僚之间的不同。

毛泽东运用权术时候的基本态度,究竟是属于列托一类还是斯大林一类呢?不幸得很,他是远前者而近后者的。毛泽东曾经取笑不懂策略的革命者说:「和蔡廷楷握手,必须同时骂他一声反革命。」按照说话人的意思,跟那些原来反革命的暂时同盟者妥协,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出客气姿态,必不能揭人家的疮疤,一定要亲善尊敬。和蔡廷楷握手的时候,纵使不称他为革命者,至少得叫他一声亲爱的朋友,在人前表示一下亲热。其实,这态度与列宁态度根本相反。依照列宁,当我们有必要和蔡廷楷或蒋介石握手之时,我们的责任必须同时以加倍力量告诉无产阶级以他或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和原形,并向他们解释目前为什么要同这些敌人暂时妥协,以此提高而非降低本阶级基本革命群众的觉悟与斗志。如果照毛泽东的做法,一旦有必要与可能和反革命者「握手」,那就必须做得亲亲密密,非常「老友」,那末试问无产阶级大众看了这个表演将作何感想呢?知道蔡廷楷或蒋介石过去的人会发生莫大迷惘--究竟蔡、蒋进步了还是共产党退步了?不知道蔡、蒋过去的人则自会因此而相信他们真是很好的革命者。无论前一感想或后一感想,总之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的觉悟与斗志的。

斯大林同敌人握手时决不骂敌人做反革命,恰恰相反,他总是表现得非常友善的。例子太多,举不胜举,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数他同希特勒、松冈洋右与丘吉尔的亲善了。对希特勒,一旦与之签订协议以后,他便整个地改变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尽量美化大独裁者的丑脸。与希特勒在德苏协定后仍继续反共叫嚣的情形相反,史大林竟公然致电希特勒,说什么「德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血凝成的,我们有每一理由相信牠会持久与巩固。」(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真理报」,史大林对希特勒的覆电)对松冈洋右,史大林为的要和日本签订中立协议,便跟这个日本帝国主义最凶恶的外相表演最不平常的友谊。史大林对松冈洋右大攀「亚洲人的乡谊」,谈论什么「道德共产主义者」的鬼话。临行之时,这位总书记还打破前例,亲赴车站,同那个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拥抱话别。史大林与丘吉尔的交往,更是客气得异乎寻常。一交朋友,便将战争的性质来了一个改变:成了苏联盟友的英美,其战争再不是帝国主义的了。一向是反苏头子的丘吉尔,如今得到史大林的保证,说「一切都已过去,而过去的事都属于上帝。」(见丘吉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卷四,页四四三)总之,依照史大林的办法,如果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与敌人握手,那就得客客气气、诚诚恳恳地握,最低限度也得假戏真做,将敌人和革命大众同样欺蒙。否则,照他的意思,敌人是不肯和你握手的,这就是说:策略便会不灵了。至于无产阶级大众是否会因此种真戏或假戏而降低觉悟与斗志的水准,那末斯大林是毫不在乎的。因为他认为一切力量的来源,是由少数人(甚至是他一个人)所指挥的国家机器和军队,绝对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他和列宁托洛次基等恰恰相反,丝毫不需要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斗志与革命性,他根本不需要牠们。

毛泽东应用策略手段时候的态度正是如此。为要与蒋介石再度握手,他非但收起了一切反革命的骂声,而且竭尽力气来使「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蒋介石」(见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变成为「伟大的领袖」(见「论新阶段」第十八节),同时宣布共产党接受三民主义,政府和军队接受改制,一切服从国民党中央。他认为「全民族的第二个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又说:「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因此,他再三声明:「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以上引文均见「论新阶段」。本文全文见http://red1917star.googlepages.com/mao ——红草注)

毛泽东此种矢忠矢诚的拥蒋表示,目的当然可以说是要维持联合战线,以便共同抗日,因此不惜讲讲「现实主义」,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玩弄「纵横捭阖的手段」。我们承认他是在用手段(即不是有意的叛变或投降),我们也承认:革命者是应该与可以对敌人用手段的;但手段玩弄到这般田地:明知某人为「贼」,却为了权术之故,号召全党全民「诚心诚意」认贼作父,并且以此定为主要任务,要大家坚决拥护其领导,决不能使此「贼」及其政府的「威信受任何影响」。如此做法,纵使有一万个最好理由,也总无法为下述那样的坏结果作辩释,即:无产阶级大众会因此而降低其觉悟与斗志,会因此减弱(甚至消灭)其革命性。因为,我们在上面再三说过,正是这个结果,乃是列宁当年运用「机动手段」的最高标准。诚然,我们中国这位大军事学家孙武说过:「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为了欺骗敌人,让自己加紧准备,不妨用些卑恭的口气,委婉的谢辞,可是这种主要适用于古代战争的计谋,毕竟不适用于近代的革命政治。今天,一方面由于政治的群众性与民主化,另一方面由于出版与广播之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任何政治家的心智术与明显的虚伪,到底祇能有损施术者本人的威信。毛泽东自己不会得见不及此,所以在选集中,这篇有名的「论新阶段」的报告,祇收入了八个部分的一个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被选取的这一部分中,一些过于碍眼的字句也删去了,例如在该部分的第二节中,就删去了这样几句:「全力援助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是天职,是责无旁贷,在这里,不能有一点消极性。」在第六节里,删去了:「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独立性不能超过统一性,而且服从统一性。」

像这样的「卑辞,委谢」,根本不会出之于列宁托洛茨基之口,却常见于史大林的笔下,因此,史大林也和毛泽东一样,当著作汇集出版时,不得不先做一番精密的选择和改作工夫。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大革命者的应有作风。

「但是」,有人会反驳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胜利吗?能致革命胜利的一切策略,跟那些能使战争获胜的任何计谋一样,都是最好的、应该的、正确的。」话不错,胜利是重要的,胜利本身常常是最有力的论据。但还得看是甚么样的胜利,而胜利的性质,则要看牠是如何胜利的。列宁托洛茨基念念不忘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不但因为祇有靠无产阶级此种精神和能力的提高才能使革命胜利,更因为祇有这样获得的胜利才是符合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的革命胜利。

毛泽东今天是胜利了,中国革命,由于不少原因(其中毛泽东的高明的战术乃是原因之一),也是胜利了。但正因为牠的胜利很少得力于无产阶级上述的精神和能力,以致胜利后的中国革命及其新创造的国家,遭遇到许多难于克服的困难和危机,陷于深刻的官僚主义的乃至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泥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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