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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反思:三四十年代中国托派对抗日立场【几组讨论。讨论者:若干当代革马派分子】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19日 17:34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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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 2580
柴荣


问楼主

如果在战争中,资本主义中国的领土被侵占,或被部分侵占,革命的工人运动会做出最大的努力,与群众保卫家园的斗争中站在前列,直到参与并争取领导群众武装。同时绝不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反侵略”活动,向群众揭露中资保护自家地盘和家底的真面目,在未被占领的地区坚决开展阶级斗争,在工农为改善局部利益进行的斗争中,冲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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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抗战时中国托派的问题在哪里?陈独秀和彭述之的争论怎么回事?

他们最后那个样子,是不是客观环境——左翼资源被中共占了绝大部分——也有很大关系?



战斗队员

我的看法是:托派在当时犯了几个错误:第一,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对“民族解放顺口溜”的表面化理解,抗战似乎是正确而神圣的,因为‘民族要解放’嘛。于是他们表示支持抗战。当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纲领性的东西,工人阶级应该争取自己的利益,不能盲目做炮灰,等等。但他们并未认真考虑利用这个混乱的真空时期,进入农村建立割据。作为一个组织,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有计划安排。尽管各地都存在过一些割据机会。

第二,他们又极力地想不顾一切地“实干”,以为这是“革命者的当然责任‘,不能做逃兵,等等。过分热中于抓住一些具体工作不放,比如在日占区和大后方都继续秘密组织罢工、建立更多的工人组织、出版地下宣传物,他们不顾日本和国民党的恐怖政策,不断地损失了很多干部。类似的情绪,在王凡西的回忆里有体现,虽然他指的是抗战前的十年。我必须说,我个人认为不顾一切地维持”地下革命工作“以’坚守岗位‘,这是不对的。

这些表现的原因,我觉得,在于他们感到自己无法把握民族解放战争与工农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所以无法真正拿出一个总体纲领。他们甚至并不认真对待自己写的和托发来的详细指示,如何组织民众抗日,等等。这都是困惑情绪的外在结果。他们认定要坚持”民族解放斗争“,就必然是不可能开展阶级斗争,两者必然是互相排斥的。他们看不到民族压迫很快会更加地激化阶级矛盾,而后方的阶级仇恨会使爱国知识青年寻找新的民族解放道路。

既然不愿意与民族解放斗争打交道,又想积极行动,他们便掉进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引发的圈套:不惜代价地坚持一些带有符号性质的东西:罢工(阶级斗争);发展工人(组织群众)、地下出版(思想宣传)。他们对这些活动也并无自信,但总得干点什么,否则形同自我取消。于是他们几乎是无精打采地排队走去白色恐怖的屠宰场。

我觉得,20年代出现的那一代中国共产主义者主要是实干家。做具体的事他们有办法、有历练,但理论上还太薄弱,他们担不起这个担子。托派继承了这个弱点,能做事却没有一个真正过硬的理论头脑。他们缺少一个既自由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又具备透彻、全局历史眼光的大脑。


陈独秀在抗战初期的立场,以及整个抗战的立场,是偏重于尽快投入抗战救亡的洪流,与这个主要政治事件取得血肉联系,然后再说其他的。这使他很难接受托派在抗战初期的、带有更多阶级色彩的抗日主张。我认为他的重心是放得太过片面了。另外,他一直对农村的游击不以为然,恐怕他到死也不清楚农村群众运动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也使他难以看到群众抗战的另一条现实出路。但他的洞察力很强,所以数年后就彻底看透单纯的”民族抗战“到底怎么回事。

他和彭的”分歧“,现在过了这么多年,已经比较清楚。我觉得主要是彭这个人有一些过分的野心,考虑地位太多,说他有党棍气也不过分。他是故意顺水推舟把老陈排挤出托派的。这里面个人因素比较多。


当然,中共占有了极大部分的左翼资源。但这不是说托派当时完全没有机会在抗战中壮大。另一方面,托派的军事组织和割据地区,虽然会给自己带来实力,但也会带来异化。这是必须清醒看到的另一个重大变数。托派指挥员的外在环境和行事手段,与八路军不会有真正不同。军事斗争会要求人们服从它的铁律。事实上,那几个托派游击队长也是如此行事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中国托派会比这个时空的历史闹出更大响动,但下场未必更好,可能只是更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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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反思:三四十年代中国托派对抗日立场【几组讨论。讨论者:若干当代革马派分子】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19日 17:35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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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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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队员

我必须说,我个人认为不顾一切地维持”地下革命工作“以’坚守岗位‘,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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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详细点说;40年代初,中共指示西南党组织冻结行动,不发展组织,不领导斗争甚至提出宁可损失群众威信。这里面固然有中央想与蒋维持表面和平,所以收紧阶级斗争的一面,但也有客观看待当时的后方恐怖政策,保存力量的一面。顽抗的结果,只能是干部损失精光。四川等地的托派,本来也应这样做,把部分干部转移到自己控制的割据地区,用割据武装给自己带来的物质力量,安顿留在工业中心的窗口组织和企业里的各个关系。保持观察,保护自己,等待局势的变化。但是他们走了另一条路。


简单地说,中国托派在思想上当时有很多没吃透的地方。



就抗战时期的白色恐怖来说,也是各地、各时期有不同变化。大后方一度比较松,40年以后就非常紧张。天津的日本管制,在抗战后期就比较松。上海的很多知识青年去过抗日根据地,因为42年的五一扫荡和精兵简政等等,又回到上海。也没有太多人找麻烦。香港沦陷后,工人完全待不得,全港逃难,等等。托派要是有一个”抓住机会发展实力“或起码的抓武装以自保,保存实力的筹划,这些不同的形势变化,都难不倒他们。

郑超鳞、王凡西和后来的向青,都认为老彭的立场是消极等待,等得自己几乎成了叫花子。这也有道理。但这个因素较小。


比较潦草。 :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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