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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黔进派:从书刊检查制度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14日 00:57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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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100——世界文学作品查禁史》



著者:[美]尼古拉斯·卡罗利德斯、玛格利特·鲍尔德、多思·索瓦
主编:[美]肯·瓦赫斯伯格

100 Banned Books by Nicholas J.Karolides,
Margaret Bald and Dawn B.Sova.
Copyright 1999 by Facts On File,Inc.

译者:余莉 等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80173-396-7/K·047
定价46元(贵得要死,质量又不好。很不实在。千万别买!)


从书刊检查制度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
——读《禁书100——世界文学作品查禁史》后记


黔进派

文后附若干摘抄:
一、《禁书100》的版本信息
二、《因政治原因被禁的作品》
三、《<共产党宣言>查禁史》
四、《<动物庄园>查禁史》
五、《<一九八四>查禁史》


《禁书100》使人认识到,除了有产国家,有产者及其统治文化卫道士还可以通过众多“民间”方式深入细致地实行书刊查禁:社区,天主教教会,学校理事会以及各种“民间”社团,还有强大的报刊杂志。这些“民间”社团、NGO、五花八门的委员会,大到全国性组织,小到只有一个人组成,既有历史悠久的,也有很多针对某个出版事件临时发起。

《禁书100》主要介绍了因为涉及阶级矛盾、性、种族矛盾、宗教冲突以及各种社会冲突等原因而被西方(尤其介绍美国)有产社会查禁的100本书,它是几位美国自由主义者编的书,第一个中文版是在2006年5月。不过我建议诸位不要读完此书,因为此书没多大价值,只需择要而读即可。此书的分类也很欠科学。另外,此中文版的翻译水平太差劲了。

下面我只对因为涉及阶级矛盾和社会革命倾向而被查禁的书予以述评。

首推对《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的查禁史。有意思的是中国国民党政府1929年曾竭力禁止老百姓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不过《禁书100》在这方面主要谈及美国社会对《共产党宣言》的查禁,“1946年,在德国的美国军事政府联合议会下达命令,销毁一切纳粹的纪录,……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戈佩尔、墨索里尼和马克思的书在图书馆的名单上都被严格限制,在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纸浆”(P136)。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工人国家严厉镇压天主教有产者之后,《共产党宣言》被列入了美国《图书馆禁书目录》。在麦卡锡时代,《共产党宣言》的传播更是遭到频频攻击。《禁书100》还提供了一份国际名单,指出曾有16个资本主义国家禁止左翼书籍。

更值得一提的,也许是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此书以一个美国穷人家庭在1930年代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的悲惨遭遇为主线,描述了当时工农境况的水深火热以及有关工人罢工、被镇压的情况,却透露出了无产者群众的团结互助的淳朴民风。1930年代美国多次爆发工人静坐大罢工,社会处于革命边缘,有产者就连听到无产者的哀鸣都会感到“红色恐惧”。这本书1939年4月在美国出版,没几个月就面临了查禁。当时,书中所描写的美国西部农业区的实际中心——加利福尼亚州克恩县的有产者们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此书。该县“农场主联盟”的主席沃福德·坎普公开宣称,斯坦贝克的小说是“恶毒的宣传”。克恩县“学监委员会”则擅自通过了该县图书馆查禁此书的决议,其中写道:“《愤怒的葡萄》通过错误地暗示我们中的许多好人是低等的、无知的、肮脏的和亵渎神灵的一类人,以恶毒的和肮脏的方式生活,侵犯了我们的公民权”(P60)。右翼的全美妇女组织“支持美国”则在旧金山开会,谴责此书是一个“散布阶级仇恨的谎言”。这本反映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无产者走投无路的小说,直到1990年代还遭到了美国各地的数次“民间”质询、指控和查禁。要求查禁的呼声几十年来不绝于耳。这倒使人感觉《愤怒的葡萄》是一本“很著名的书”,引起人们的关切。

第三本值得一提的书:巴西天主教神学家利奥纳多·博夫(Leonardo Boff)的《教会:神权与职权——解放神学与慈善教会》(Church:Charism and Power: Liberation theology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urch),《禁书100》将此书列入“因宗教原因被禁的书”,使我又一次认为此书的分类很不科学,因为此书很显然是试图以天主教原教旨为无产者代言的一本书,罗马教廷对此书的查禁虽名曰之“离经叛道”,但显然是出于有产秩序 对革命精神的恐惧。《教会:神权与职权》是一本博夫的文集,博夫认为在天主教会中权力分两种:神权,即耶稣带给人的爱的权力,是教会之精髓,应被赋予给每一个教徒;职权,即支配和统治的权力,罗马的官员垄断了这种权力。博夫批判地写道:“基督教不反对它自身的职权,反而成了职权的一种恶毒的表现形式,自己行使支配与统治的权力。”博夫认为今天基督教的神权早已荡然无存;通过与巴西最底层劳苦大众亲身交往的经历,博夫指出,天主教的主导力量应是普通教徒,应该恢复早期基督教的学院性机构以使普通教徒和官员都可以行使权力,为此呼吁发动一场“教会革命”,使教会不仅为了穷人,而且由穷人组成。博夫论证说,基督教内部最初是民主、平等的,耶稣死后才出现了等级制度;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教会才照搬了帝国的封建管理模式。这一分析论证与第二国际的共产主义领袖卡尔·考茨基的《基督教的起源》的一些论述是一致的(不知博夫是否看过考茨基的这一著作)。博夫写道:“我们奇怪地看到,教会机构发展到现在的模式,已经完全背离了基督的初衷。”这位解放神学最著名的思想者与倡导者在1976年就遭到了梵蒂冈的审查;1980年罗马教廷再次审查他,重点审查其著作《解放者——耶稣基督》。1981年,《教会:神权与职权》首次在巴西出版,引发广泛争议。1982年,一些有产教会卫道士就其观点投诉梵蒂冈,博夫则对那些批评做答。1984年5月,负责信仰教义的罗马教廷“最高行政长官”约·卡·拉特辛赫给博夫答复了一封六页长的信,指责博夫用的是“极端的、中伤的、小册子式的,根本不适用于神学家”的语言,他采用的“意识形态原则是受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他提出的是“一种与教会格格不入的革命的乌托邦”。博夫则作了长达五十页的回复,说写书“只是为了使普通教徒和穷人的感受以及社会科学的贡献得到合适的对待”。1985年3月,拉特辛赫的六页长的信被以教会会众的名义作为“教皇批准的公告”公诸于众。1985年5月,有产教廷正式通知了博夫,令其执行“服从性沉默”规则,不许其撰文、教书、演讲以及担任《巴西基督教评论》(巴西最有影响的神学杂志)的主编和神学出版社的编辑。博夫以“基督教、修士、神学家”的身份名义屈服了这个“来自中央的”威压。对解放神学领袖人物的攻讦和惩罚激起了一些巴西主教的拉美民族情绪,1986年3月巴西几名高级主教在罗马面见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此人是臭名昭著的反共分子)。巴西民族主义主教的斡旋,终于使得对博夫的十个月的惩罚结束。博夫为此庆幸,却仍天真地认为这是梵蒂冈统治者的一个友好姿态。1991年,博夫因为呼吁牧师结婚的权利而被革职,在给其追随者的公开信中,他写道,“我辞去的是牧师的职务,不是教会……我将继续,并将永远做一名天主教会和普世教会的神学家,和穷人一起与贫穷作斗争,我将高兴地看到他们最终将获得解放。”——实际上,世界激进左翼在1980年代就关注了关于解放神学的问题,我随手找到了先驱社转载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节选),作者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奉者M.洛威(Michael Lowy),有兴趣的可以去搜索来看看。

最后说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两本著作。其一是《动物庄园》(Animal Farm),它的内容很简单:讲一群猪从人类统治下解放后,又经过了内部专制反动、反对派最终被肃清的故事。但似乎很少有人指出这个政治寓言的真实背景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当权派与左翼反对派的斗争,而左翼反对派的领导者正是十月革命领袖、苏联红军缔造者列昂·托洛茨基。奥威尔在其1937年写作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倾向托派共产主义,他在1945年写作《动物庄园》时毫无疑问地是带着托派共产主义的“政治偏见”去写作的。每一个熟悉那段国际共运斗争的人都不会怀疑《动物庄园》的作者奥威尔就是怀着揭露苏共当权派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和镇压来写作此书的。另外一本是《一九八四》,1949年出版于英、美。此书是一个虚构的政治幻想小说,它描写了未来世界,人们处于极度专制的控制下,主人公在政治反抗不成之后又以不断做爱来对抗专权统治,但最后还是成为了专权统治的牺牲品。这两本书实际上都是在力图以共产主义思想抨击阶级社会旧秩序。可是,有某些愚不可及的中国自由派曾把奥威尔的这两本书当作反共的经典政治寓言,一些更白痴的出版社则纯粹把它当成了“儿童读物”“童话”,令人觉得好笑。美国老牌的有产文化精英们则略高一筹,美国《书刊查禁百科全书》显示《动物庄园》是“最经常”被查禁的书之一;《一九八四》则被乔纳森·格林列为“受审查次数最多的书”之一,在1965年至1982年间进行的六次全美调查数据中归纳出30本最有争议的图书中,《一九八四》更是名列第五。1966年的一次全美国调查表明,查禁《一九八四》的主要理由是认为此书“对共产主义持赞赏的态度”。对这《一九八四》的审查在60至70年代尤其严厉,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的焦虑(试想:1969年爆发的美国城市民权风暴以及连续数年的反越战运动,社会激进化还有法西斯化)。不过,有一些查禁理由真的不禁叫绝,对于这本多少影射苏联官僚专制的书,却引起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请注意“民主”这个词)卫道士的极大忧虑:1963年威斯康星州调查显示——约翰·伯奇社团曾反对《动物庄园》在课堂使用,理由是:“群众将会造反”!


——黔进派 2007年1月12日至13日 手抄并写于某书店内
(第一次在书店里做那么长的手抄!)







附件一:《禁书100——世界文学作品查禁史》版本信息

著者:[美]尼古拉斯·卡罗利德斯、玛格利特·鲍尔德、多思·索瓦
主编:[美]肯·瓦赫斯伯格

100 Banned Books by Nicholas J.Karolides,
Margaret Bald and Dawn B.Sova.
Copyright 1999 by Facts On File,Inc.

译者:余莉 等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80173-396-7/K·047
定价46元(贵得要死,质量又不好。很不实在。千万别买!)



附件二:

因政治原因被禁的作品


(刘琦榕 译)

认为只有国家政府会出于政治原因查禁书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查禁行为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地方社区,由学校理事会成员或当地居民发起。他们或成帮结伙或单独一人,指责学校里使用的课本和其他材料或者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与国家的查禁目的不同,地方一级的查禁针对要灌输给孩子们的政治观念和意图。数年来,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对(前)苏联的描写。与之相应,对美国的描述也成为其目标。教科书里对政府过去和现在政策的怀疑引起了他们的关注,诊察美国社会的瑕疵注定要被这些批评家们指责为不爱国。他们的反对如此强烈,究其内心,是害怕(前)苏联被描绘得太好,而美国被描绘得太差。

本部分所讨论的25本禁书的题材和形式迥异,一些文本的被禁史历时绵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愤怒的葡萄》在1939年刚刚出版的几个月内就受到了指责,而且被焚毁,在五十多年中一直是被攻击的对象。(前)苏联政府对索尔仁尼琴的查禁在国际上也颇受微辞。但是对其他作品查禁情况的曝光程度就很有限了,不是所有的查禁行为都形诸于公文或公开宣布,一些查禁情况只见于当地报纸的报道。老师或图书管理员的个人查禁也很普遍。记得一个图书管理员曾说过她的藏书很少受到指责,因为她不订购在别处受到查禁的书。本书中讨论了许多有争议的书,在对它们处理问题上,这种情况非常明显。例如,约瑟夫·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由于社会原因被查禁的。李·伯雷斯在对学校图书馆和课堂用书的查禁情况做了五次州内和全国范围的调查后指出,个人查禁是“隐蔽的查禁”。

乍一看,地方一级的查禁现象似乎是各种各样、转瞬即逝的,国家级的查禁也遥远而神秘。然而就是这些隐秘思想的小小溪流汇聚成了险恶的惊涛巨浪,将人们的思想卷入旋涡中暗藏的无知和偏执之中。消除个人和社会全体的无知和偏执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保证了探寻基本情况的权利和思潮的此消彼长。

—— 尼古拉斯·卡罗利德斯
威斯康星大学河瀑分校










附件三:

P132——P137
被查禁书:《共产党宣言》
作者:马克思、恩格斯
出版:1848,大不列颠;1872,美国(英译本)
类别:非虚构类


对卡尔·马克思著作的查禁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之前就开始了。一家政治、社会性报纸《莱茵报》在马克思担任该报编辑一年以后被查封,马克思被流芳到巴黎和布鲁塞尔。因其向激进报纸《前进报》投稿,1845年被驱逐出法国。1849年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提出不纳税,号召人们武装反抗皇帝弗雷德里克·威廉,该抱随之被查封,马克思以叛国的罪名被起诉;尽管一个由中产阶级组成的陪审团最后宣布他无罪,他还是被逐出德国境内。

对《共产党宣言》查禁行动在德国发生于1878年,起缘于两次企图对威廉一世施行的暗杀,两次暗杀分别发生在5月11日和6月2日,后一次使威廉一世严重受伤。总理奥托·冯·俾斯麦利用第一位暗杀者曾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这一事实,敦促起草了一份反对“社会主义者及其出版物”的法案。这项法案由于国家自由党的反对流产。尽管没有证据证明第二位暗杀者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俾斯麦还是“奇迹般地炮制出一个红色警戒”,并解散了德意志议会。新选举出的议会保守党占了多数议席,很轻松地通过了他的反社会主义法案,“特殊法案”。这一法案限制人们成立协会和组织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们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的“目的是通过破坏公共秩序,尤其是社会各阶级的和谐来颠覆现存的政治秩序”,这项法案禁止某些报刊、书籍的出版,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

天主教堂在19世纪就表明了它的反共立场——“因为《共产党宣言》首次出版是在1848年。”唐纳德·克罗斯比指出,“教皇们教导人们,共产主义从根本上讲是无神论的,非宗教的”,极端反对基督。他们将共产党员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崇尚暴力,反对人类最美好的东西”,他们的唯物论与“教堂的灵魂,上帝的天国和精神世界”格格不入。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对俄国天主教的残酷迫害加深了教堂的敌意。《共产党宣言》就是在这期间被列入《图书馆禁书目录》。

30年代后期在美国,天主教认为反共与美国的爱国主义和建设更伟大的美国社会是不矛盾的。教堂领导人物的反共思想未曾动摇过,反而由于南斯拉夫大主教阿洛伊修斯·斯特平纳茨和匈牙利的约瑟夫·卡迪纳尔·明曾蒂两人的“殉道”而变得更加坚定。当时出现了两种反共立场,这一点在“二战”后表现得尤其明显,一股好战,保守势力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联合起来,他们迫切地在政府中和社会其他阶层寻找颠覆分子和“同道人”;还有一股自由力量,他们和保守势力一样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们坚信,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无休止地对赤色分子进行搜捕和强制性的立法,而在于“完善社会政策以消灭疾病、饥饿、住房紧张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的痼疾,正是这些弊端把人们驱赶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中”。这群人强烈反对参议员麦卡锡和他所推行的策略。

考虑到这样一个历史立场和当时人们的态度,由30个城市的图书馆参加的一次民意调查所暴露出来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切都刊登在1953年的《纽约时报》上。公共机构并没有对共产党员写的书实行限制——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书可以随便借阅,不受任何限制——有些宗教教育部门确实是限制这些书的阅读。一些罗马天主教大学对这些书实行了严格控制,如新奥尔良的罗耀拉大学、奥马哈的克赖顿大学及米尔沃基的马凯特大学。学生们可以借阅这些书,但前提是,这些书必须与他们的作业有关,或者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共产主义理论来完成他们的论文,这些书是用做参考资料的。在马凯特大学,导师们必须提交一份借阅这些书的学生名单,这份名单最后是要上报大主教的。马凯特大学发言人暗示说,限制学生借阅《共产党宣言》,是因为这本书是列在禁书目录中的。

1950年至1953年,美国开展了对马克思著作和其他共产党著作的广泛批评。这一时期的批评曾戏剧性地中断过,原因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及议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此期间的活动和对他们的起诉。这段时期还包括与上述事件迥然不同的场面,1950年,一份对20世纪50年代进行总统的报告被呈交给伊利诺伊州立法机关的煽动性活动调查委员会,敦促在公共图书馆对马克思的许多书实行限制借阅。“他们用很长的篇幅论述这一问题,这样做反倒使青年人心里渴望去读那些书。”在另一个层面上,佛罗里达州布鲁克斯菲尔德的学生们报告说,他们在写关于俄国的论文时,发现一些赞美这个国家的资料。保罗·帕克是一位退伍的上校,同时也是一家图书馆的董事会成员,他成立了一个只有他一人的查禁委员会。他挪走了附近布鲁克斯维尔公共图书馆的很多书籍和杂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宣传”,具体挪走的书刊数目不详。被挪走的书刊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前美国驻俄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所著的《莫斯科使命》,还有两种杂志,分别是《新共和》和《报道者》。市长霍华德·史密斯要求帕克归还这些书刊,帕克则威胁说他是共产党的“同道”。因为图书馆董事会也坚持让帕克归还这些书刊,并拒绝了他提出的动议,将这些书刊打上“宣传”的印记,于是有些书刊被还了回来。只有一本未还,即《共产党宣言》。

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于1952年9月23日受到攻击,其时,新近被约翰·福克斯买下的《波士顿邮报》披露,该图书馆订阅了亲苏的《新世界评论》(月刊)和俄国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它还揭发该馆有一展厅展出《共产党宣言》和“几千本”共产党的出版物。《华盛顿邮报》以辩论的口气说:“我们相信亲苏文学在我们的公共图书馆理应受到查禁……”这一立场受到该图书馆馆长弥尔顿·罗德的反击,他得到《波士顿论坛报》的支持。罗德说:“为了让波士顿的人民了解到国家的朋友的消息,同时也了解到国家的敌人的消息,以传播信息为目的,提供政治、国际以及其他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是最基本的。”《华盛顿邮报》的支持者包括美国外籍军团和对外战争部的越南组;加入《论坛报》一方的包括《向导》,这是一家天主教教区的报纸,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0月3日,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以三比二的投票结果,坚持收藏共产党的资料。

给图书“作上标记”的想法产生于1953年,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市长杰克·怀特建议市议会“考虑给图书馆所有共产党写的书作上标记”,也就是给那些作者被指控加入颠覆组织的书记作上标记。圣安东尼奥米纽特妇女会的组织者默特尔·汉斯提供了一份包括600册图书的清单,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在最高立法机关的调查证词中搜集到的。由于图书馆董事会的15名成员强烈反对,加之公众对提议的反应也不积极,给书作标记的想法就被搁置了。

1953年美国国内的辩论引起国际反响。参议员麦卡锡攻击国际信息局的海外图书馆,称那些图书馆有418位作者“所写的3万册图书危害了美国的利益,这418位作者对美国的忠诚值得怀疑”,战后图书馆的目的是为人们看美国提供一种不偏不倚的观点,向人们提供那些不含政治色彩的书籍,以求能精确地描绘出美国的实际——没有考虑这些作者的政治面貌。他们意在展示一个思想的自由市场,让不同的思想进行对照、争论,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德国纳粹期间知识分子黯然无声。可是,据大卫·奥辛斯基的研究,“对知识分子进行褒奖的规定里就包括‘有争议的’书籍,但公然将亲共和亲美的宣传排斥在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任国务卿的国务院对麦卡锡的攻击所做出的反应是,命令将有争议作者写的书以及批评美国政治的书撤走,尽管在做出这一反应时,他们有些迟疑。有争议的作者指的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同盟者,左翼等等”。甚至不牵扯政治内容的书也遭到禁止,例如,达希尔·哈米特写的神秘读物。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外图书馆职员们焚烧了一些图书。

1953年6月14日,达特茅斯大学的校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对毕业班所作的演讲中,说出了他对书刊检查制度的不满:“不要做一个焚书者。”他辩解说,阅读马克思及其他人的书可以让我们对世界危机保持清醒,是了解苏维埃的目标的一种途径;他为在美国图书馆和海外图书馆保留那些“仅仅是有争议的书”进行辩护。可是,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反对那些提出推翻美国的主张的书,同意将共产党写的书清除出去,而推荐那些由反共人士写的书。

国际上对这类书的查禁也很普遍。正如乔纳森·格林所总结的,不过他的总结不很连贯:“可以这么说,那些追求右翼集权主义和独裁政治的政府都热衷于查禁这位共产主义奠基者的著作。”按照这条线,一份1950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调查报告列出了16个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的国家,“他们在这方面都采取了合法的或非法的举措”。这份名单包括希腊、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韩国、缅甸、印尼、印度支那、马来亚、葡萄牙、西班牙、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巴西和委内瑞拉。其他计划采取类似行动的国家有南非、澳大利亚、埃及和丹麦。

安妮·海特指出,1929年,中国国民政府也曾竭力阻止人们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1933年在德国柏林那场富有象征意义的大规模火炬示威中,有2500册图书被焚毁,其中就有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德国人的毁书运动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奥地利的维也纳(1938)和萨尔兹堡都是有名的毁书场所;在捷克斯洛伐克,教育部长发布命令,将所有人“不爱国的图书”,尤其是那些爱国者写的书统统从公共图书馆搬走、销毁(原文如此。照上文应作“不爱国者”——黔进派注)

1946年,在德国的美国军事政府联合议会下达命令,销毁一切纳粹的纪录,“最大限度地”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精神”。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戈佩尔、墨索里尼和马克思的书在图书馆的名单上都被严格限制,在有些地方甚至变成了纸浆。可是,在纳粹焚书示威第11周年的纪念会上,人们却纷纷订购这些书。

1988年10月18日和19 8 9 年3月8日,格林纳达海关没收了探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邮寄的几箱图书,这家出版社专门出版政治、历史和学术书籍,总部在纽约。这些被没收的书里就有《共产党宣言》,其他比较有名的禁书包括《同一个民族,同一种命运:今天的加勒比和中非》,作者:唐·罗杰斯;《国家与革命》,作者:V.I.列宁;《我的生活是斗争》,作者:纳尔逊·曼德拉;《莫里斯主教说:格林纳达革命1979——1983》,作者:莫里斯主教;《马尔科姆十世说》,作者:马尔科姆十世;和《什么也不能阻止历史的进程: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作者:国会议员默文·迪马利,杰佛利·埃利奥特。








附件四:

P18
被查禁书:《动物庄园》(Animal Farm)
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出版:1945年,在英国出版。1946年,美国。
类别:小说


1987年3月7日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贝和莫里斯高中, 6 4 本文学书籍被禁止在课堂上使用,《动物庄园》是其中的一本。贝县总学监奥纳德·霍尔执行了这项行动。虽然六天后,贝县学校理事会恢复在课堂上使用这 6 4 本书,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这次事件的前前后后以及争论内容在罗伯特·科米尔的《我是奶酪》中讨论的书刊查禁史里,有详细论述。

1982年,在佐治亚州德卡布县从1979年到1982年的一项针对学校查禁书籍的调查显示,《动物庄园》由于其中的政治理念而被禁。(调查列但上没有提供细节内容。)

在1968年进行的另一个类似针对纽约州英语课堂上书刊查禁的调查,是由纽约州反对书刊查禁英语顾问委员会发起的。在160份调查问卷的结果上,他们发现《动物庄园》在“问题书籍”中排名很高,原因是“奥威尔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1963年威斯康星州的一项调查显示,约翰·伯奇社团曾反对过《动物庄园》在课堂使用,反对的理由是这句话——“群众将会造反”。

乔纳森·格林在他的《书刊查禁百科全书》里将《动物庄园》列入“禁书索引”标题下,可以认为《动物庄园》是“最经常”被查禁的书之一。






附件五:

被查禁书:《一九八四》(1984)
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出版:1949年,伦敦。1949年,美国。
类别:小说


《一九八四》一书从出版之日起,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想尽办法从学校的图书馆清除出去。乔纳森·格林将此书列为“受审查次数最多的书”之一。在《为受审查的图书欢呼》一书的简介部分,李·伯雷斯从关于美国学校书刊审查压力的六次全国调查数据中归纳出30本最有争议的图书(这六次调查是在1965年至1982年间进行的),《一九八四》名列第五。对这本书的审查在60至70年代尤其严厉,当时全美国都笼罩在与(前)苏联进行核战争的恐惧中,(前)苏联是惟一一个成功的共产党国家,它对美国和它的民主理想构成威胁。诸如此类的原因都使《一九八四》一书不断受到诘难。(这种说法明显是错的,并不是因为苏联的成功使得美国人查禁《一九八四》,因为《一九八四》恰恰是抨击苏联官僚专权的,最大原因乃在于60至70年代的美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黔进派注)

不过,这些指控更多是围绕着此书的不道德思想和亵渎行为提出的。明显的性描写也常常被认为对青少年和所有其他年龄段的人都不合适。有些人反对研究这本书是因为它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李·伯雷斯于1963年对威斯康星学校的书刊检查做了研究,在他的研究中,约翰·伯奇协会被认为是由于这本书,“研究共产主义”而反对它。伯雷斯1966年完成了一次全国调查,此次调查未提到任何具体的名字和地点,但列出一种观点,认为此书“对共产主义持赞赏的态度”。就在此次调查中,一位家长抱怨说,“社会主义国家展示给人的是一种错误的乌托邦。”但在后来的情形中,这一说法被否定,校长的反对使学校没能购买此书。

杰克·纳尔森和吉恩·罗伯特合著的《书刊检查和学校》提到这样一件事,明尼苏达州,伦沙尔学校的一名教师因拒绝从他的书单上删去《一九八四》而被学校开除。不过,后来又恢复了他的职位,因为他提出,本书“讲述了独裁统治的社会里所发生的事”。

纳尔森和罗伯特还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得克萨斯州的“教材大战”导致《一九八四》受审查一事。共有十本书从阿马里洛中学和阿马里洛大学的图书馆被清除,包括麦金利·坎特的《安德森维尔》,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的《勇敢新世界》,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奥立佛·法拉吉的《大笑的男孩》。(请参见对《安德森维尔》受审查历史的讨论。)据纳尔森和罗伯特的研究,大多数的反对意见是针对这些小说中的猥亵描写,但有些指控是因为这些书中的“政治思想”,或因为作者被纳入议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名单。

直至1981年后期,还有人提出类似的指控。佛罗里达州,斯尼兹浸礼教会的牧师莱恩·考利竭力禁止此书在学校的多种场合使用,他经常呼吁希望得到其他教会组织的支持,他们后来都否认参与过此事。他认为这本书是亲共的,而且有明显的性描写。《思想自由简讯》引用的材料说,1981年,杰克森县学校委员会投票一致通过保留这本书,作为“斯尼兹中学‘反共产主义课程的平行读物’”。

然而,很多事件的结果并没有这么好。抗议此书的最终结局是它从教室或图书馆被清除,或者根本没有购买。1966年伯雷斯所做的一次全国性调查表明,对这本小说的抗议是持续的,一个很好的证明是,虽然此书已被很多评论家列为经典之作,仍然只有40%的学校图书馆里可以看到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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