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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向青:告别马克思?回到马克思?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14日 00:17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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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马克思?回到马克思?

向 青

150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着)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不论你认为它是人间的福音,还是恶魔的咆哮,都不能否认它对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

这个宣言(以及全套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理论)所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对社会发生的实际影响,在这一百多年里起伏不定。简单说,从19世纪80年代起,到20世纪60年代之初,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声势浩大,显得大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可能,往后就逐渐衰落了。衰落的主要表现,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和严重腐败明显暴露出来,引起人们越来越对共产主义失望、害怕和憎恨。到了80年代末,「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崩溃,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彻底破产了。许许多多曾经相信它的人都正式向它告别,或者在重新解释的外表下实际上把它否定了。这里面包括了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主要干部。但是,另方面,也有人仍旧坚持共产主义是正确的。其中不少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和政治活动者,他们过去多年早已指责「现实存在的」共产国家严重违反共产主义的原则。最近几年,由于,一方面,那些转入资本主义轨道的前苏联集团各国的情况始终是比过去共产党时代更坏,另方面老牌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有一种「回到马克思」的呼声出现,而且有加强之势。在我看来,「告别马克思」明显是不值得普罗大众接受的;至于「回到马克思」是否正确,要看这个口号怎样解释。以下是我这种观点的说明。

共党国家不代表共产主义

当初人们接共产主义,是因为不能忍受资本主义的种种祸害,相信共产主义运动会带来光明的新社会。但事实上,几十年来存在于那许多共产党的国家里面的,拢统来说,却是比资本主义(至少是当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更丑恶的制度。在那里,人民连最起码自由和尊严都没有。这就是目前共产主义的名誉降到一百多年最低点的主要原因,也是普罗大众对于自我解放的前途感觉十分迷惘的主要原因。群众意识这样的演变不难理解,新的转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从道理上说,要共产主义理论和路线为共产党统治的罪恶负责,是说不通的。因为,事实上,那些共产党统治者的反动政策和罪恶行为都是明显违反共产主义原则的。早在75年前托洛茨基等人已经指出了这点,现在所有研究共产主义的独立学者(非御用学者)也都同意。任何人,只要肯去读一下《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就不难看出这点。可见,用共产党统治的罪恶和腐败来否定共产主义思想,至少好像用许多教会和教士的罪恶和腐败来否定宗教信仰一样不合理。别人借美名来行罪恶,为什么你就不可能言行一致地行善呢?

有人为抛弃共产主义提出进一步的理由。他们说:虽然共产主义的理论并不主张建立好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极权统治,但是它所设想的那种自由平等的制度根本是绝无可能实现的空想,根本违反人性,所以只能用强迫手段来实行,结果它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成为官僚极权统治。还有人把这种反共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反对一切革命的理论。这些人认为,不但共产革命必然造成专制统治,一切革命也都不可能造成民主政治,只能造成专制统治。所以他们不但要告别共产主义,告别马克思,还要告别一切革命,告别一切理想。

他们的判断很彻底,宣言很明确,可惜论据十分贫乏。他们做出这样的宣言,也可以算是大胆的行为。可惜这种大胆只用来劝告人民永远不要大胆地破旧立新,不要大胆地企图当家作主,只可以趴在原有的专制统治底下慢慢谋取一点一滴的改良。他们自命总结了一切革命的经验,其实只是用了一种简单化到极点的方式来论述革命史,靠这样歪曲历史来辩护他们那种理论和主张。至于是否故意歪曲,这点并不重要。

共产革命并非必然造成专制

共产主义革命必然造成极端的专制,这种说法现在一般人都相信,因为人们所见所闻好像正是如此。可是,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并非一开始就造成专制。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是革命没有完全成功,或者革命后发生反动、堕落的结果。具体研究一下革命史,就可以懂得这点。

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由此产生的国家制度,比所有后来的共产党的革命和国家更有资格作为共产主义实践的代表。因此,具体研究苏联的经验,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17年革命本身和苏联早期的历史,显示出共产革命并非必然造成极权统治。

革命就是平日沉默地忍受现状的人民起来积极参与法定程序以外的政治活动而且向现政权挑战的现象。因此,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民主运动。越是伟大的革命,参与的群众就越多,革命运动内部的民主程度也越高。1917年俄国革命所显示的民主性质,胜过至今为止的任何其它革命。2月革命的爆发,不是任何党派的计划所造成,完全出于群众自发。群众行动是那么强烈,马上就使警察瓦解,而军队和政府官吏都脱离长官的支配,与群众结合起来。在城市里,群众自动选举代表组成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也随着出现。俄国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资产阶级接管了原本属于沙皇和地主贵族的政权。工农群众承认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但是更拥护苏维埃的权力。苏维埃对临时政府起监督作用,并且常常侵夺它的权力。一切以工农为基础的党派都在苏维埃里面活动,争取自己的主张被采纳,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但是资产阶级党派不加入。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在苏维埃里面起初只占微弱的少数。他们耐心地批评多数党派对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说明必须由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首先要用大胆的方法解决和平(当时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粮食和保证人民自由三大问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路线终于得到群众了解和支持,在首都的苏维埃里取得多数,于是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动10月25日的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

10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不打算一党专政,反而极力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其它支持10月革命的党派参加政府,就是加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的人民委员会。事实上左派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11月加入了政府,到1918年3月因为反对签订对德和约才退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党派现在变成苏维埃里面的少数党,但他们仍旧能够合法地公开活动,他们的报刊也照旧合法出版,公开攻击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只有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报纸在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次日就被查封(拥护沙皇的报纸早在2月革命后已经封闭了)。布尔什维克单独一党执政,是因为其它社会主义的党派不同意苏维埃多数所采纳的革命政纲,不肯加入政府,而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故意独霸政权。那时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有一党专政的思想,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传统上也没有这样的主张。至于占多数的政党单独执政,这是民主政制的常规。共产党宣布自己有「领导」国家的特权,用暴力禁止其它党派平等竞争,不许人民自由选择,确定这样的制度和理论(这才是一党专政),那是多年以后,经过了许多变化之后的事情。一党专政并非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的立场,这点我另有文章说明(参考《论中国官僚社会主义》),这里不重复。

布尔什维克执政后,不久就对政治自由加以限制,连其它社会主义的党派都受压制,有时完全不能合法活动,负责人被捕判刑,这自然是事实。但根本的原因是发生了内战,反苏势力有强大的外国支持,反对党派一个个走到反苏武装力量方面去,或者在言论上等于为武装反革命打掩护。这并不能证明共产主义或无产阶级专政等于专制统治,也不表明共产党上台后就抛弃自由、民主的空谈,露出专制的真面目。在10月革命前很久,在马克思的时代,共产主义的理论已经说得很清楚: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政权应该是高度自由、民主的,比资产阶级民主制更自由;另方面,无产阶级政权像任何革命政权一样,必须坚决有力地镇压反革命,尤其要无情地镇压武装的反革命,否则等于自取灭亡。在内战中,当然免不了要对政治自由加以限制,甚至不得不采取十分残酷、专横的手段。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坏事。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那些仁爱主义者,与其向共产主义革命者说教,不如去劝告剥削阶级接受革命人民的多数决定,放弃暴力反抗,革命人民自然不用实行暴力镇压。至于镇压反革命行动中的过火现象,确实是有。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应当尽力避免,但决不为了避免过火就不敢实行坚决的镇压,因为那样就只能让反革命胜利,让剥削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继续实行几千年一贯的残暴统治。事实上,反革命的恐怖统治、侵略战争(包括世界大战)、加上日常对劳苦人民的残害和虐待,所造成的人命损失和其它人类痛苦,比革命恐怖所造成的更大许多许多倍。这是一切有良心的历史家都不能否认的。

有人承认内战中的残酷手段不可避免,承认俄国的内战中白党白军和赤党红军双方都很残酷,但他们指出共产党方面有一种特别不合理的残酷手段,就是那种叫做对整个阶级施行镇压的办法。这是共产党方面特有的手段,而白党白军方面没有。这个问题值得特别谈一下。

大家知道,俄国共产党有一个专门负责镇压反革命的机关,叫做切卡(肃反特别委员会)。它成立于1917年12月7日。起初只担任对罪犯初步的侦查和讯问,不久之后就取得了简易定罪、处刑,一直到处死的权力。最初处死的只是普通刑事犯和经济犯。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暴动后,就开始处死政治犯了。切卡不是司法审判的机关,而是公然直认的暴力镇压机关。它监视一切嫌疑份子。被捕者受切卡审问时,没有法定的辩护权。审问小组人员不用充足证据,也不用根据法律,只要内心相信适当就可以判处刑罚,一直到死刑,而且立即执行。到此程度为止,还不是切卡真正的特点。几乎一切国家、一切政权都有时采用类似的办法,不过只有苏俄公然承认罢了。切卡真正的特点是,它判定被捕者是否有罪、是否应受某种刑罚,不少时候并非根据那人是否有某种行为,而是根据他属于什么阶级,什么身份。那人如果是地主、资本家或者旧政府官员,多半会受刑罚;如果是纯正工人或贫农,可能释放或轻罚。切卡还曾经公开大批逮捕剥削阶级份子当作人质,用来阻吓反革命行动。红军从白军手中夺回一个地方之后,可能由切卡不加区别地逮捕一定比例的剥削阶级成员处死,作为对该地剥削阶级的惩罚。白党白军方面,虽然也有许多滥杀无辜的行为,倒没有公然以社会身份定罪,或者公然处罚整个阶级的办法。因此,有人觉得,公正的评判应该是:共产党比白党更专制,更残暴。

我不同意这是公正的评判。这种评判隐含着一层意思,就是,共产党毫无道德上的顾虑,无论多么坏的事都敢做,白党还有一点道德上的顾虑。我不同意双方的区别在这里。我认为真正的区别在于阶级地位。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是生产者。他们一旦觉悟起来,就完全用不着依靠剥削阶级,所以他们敢于提出消灭剥削阶级的口号。反过来,代表剥削阶级的白党决不敢提出消灭工人农民的口号。消灭工农,他们自己也要饿死了。所以不能说在道德上白党比赤党高尚。「消灭剥削阶级」并不是共产党正式的口号,这话的含义也不一定是要把剥削份子杀光或者宁可杀错也不可放过。但是,在激烈的革命内战中,有这种倾向是不难理解的。白军方面,占领一处地方之后,从工农群众里面任意抓一批人来屠杀,也是常有的事情。至于在审判过程中事实存在着阶级偏见,连民主国在平常时候都并非罕见。所以早期俄国共产党真正的特点,并不是特别残暴,而是特别言行一致,敢于公开宣布自己的实际做法,公开宣布自己的阶级立场。

内战中哪一方面杀人更多,侵害个人权利更厉害,这根本不是历史的善恶判断的标准。代表进步的新社会的一方,就是历史的善的一方;代表旧社会的、反动的一方,就是历史的恶的一方。反动的一方任何武力对抗的行动,都应当受到镇压。进步一方所使用的任何手段,只要是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所必要的,尽管残酷,也是正当的。只有超过必要的过份残酷,才应当受谴责,应当由革命群众来禁止。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就是这样。俄国内战中,革命阵营的行为当然不完全符合理想,有不少过火的地方,但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责任,反而是由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充份,多半是由于文化水平低的缘故。

在内战最激烈,共产党处境最危险的时候,它并没有取消一切政治自由。其它政党都被禁止以后,共产党内仍旧有派别活动的自由,可以公开反对党中央的政策,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党报上的政治言论并不是清一色的,编辑部有很大的自主权。这情况同现在人们惯见的共党作风大大不同。就连那最可怕的暴力镇压机关切卡,也让人在报刊上批评。切卡本身有公开出版物,上面有关于工作方法的争论,也有内部会议的报道,并非黑箱作业。切卡不能干涉党内活动。这一切都表明,共产党本来只是把限制政治自由当作暂时的非常手段,是有条件的,一旦内战结束,工农政权稳定了,就要改变,恢复自由。它既然向群众清楚说明了现在限制自由的理由,也就方便了将来形势好转群众要求恢复自由。

1921年内战结束,赤色恐怖行动减低,不久切卡也削权改组。前几年造成社会关系紧张的重大原因之一,是政府施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这方面在1921年3月就改变了,由此开始「新经济政策」时期。本来应该同时有计划地实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化,可惜共产党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违反了本身的传统,在这时决定禁止党内派别活动。虽然这个决定只是暂时的办法,是由于苏俄仍旧在充满敌意的帝国主义包围中,国内的危机也还很大(克朗斯塔海军基地叛变,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对于执政者是个非常强烈的警号),俄共希望用禁止派别活动的方法来加强党内团结,而并不是要禁止党内的批评自由,更不是要禁止思想自由,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办法。结果适得其反,没有加强团结,倒方便了倾向于官僚专制的一派压制批评,尤其是压制坚持革命民主传统的一派,最后用开除的方式把党分裂,这种危险决不是不可能预见的。所以应该说,俄共1921年不去发扬民主,反而禁止党内派别活动,是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不过,这并不是共产主义的错误,不是共产主义路线必然的结果,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或者必然的演变,因为这个决策明显地违反共产主义(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另方面,不可以把共产党后来堕落变质完全归罪于这个错误决策,因为还有许多客观的原因。

虽然苏维埃政权保存了下来,但是国内外的环境暂时都不利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西方革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统统失败。经过世界大战和内战破坏后的俄国经济比战前更落后许多了。人民的力量消耗得非常厉害。普通工人疲乏不堪,大批长期失业,离开了本来的生活环境,对政治冷淡了。最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先锋大批战死了,余下的很大部份变成政府干部或者军事干部,同工人群众之间有了距离。这一切条件使得许多共产党干部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官僚化了,另一些革命斗志也降低,而能够坚持革命思想和斗志的变成了少数,很容易被官僚腐化的一派压倒。列宁的早死,也便利了党内官僚派的胜利。1923年以后苏联政府的专制化迅速加深。这时候的暴力镇压已经不是对着剥削阶级,而是对着反对官僚专制和种种错误政策的忠贞的共产党员(左派),对着工农群众;不是必要的革命手段,而是反动手段了。不但专制的程度比内战时期更厉害,而且性质也根本改变了。由切卡改组形成的格柏乌(国家政治保卫局),很快就变得比切卡权力更大,而且成为对付党内反对派的主要工具,变成无恶不作的匪帮,也就是斯大林反动官僚统治的主要支柱。把列宁时代的苏维埃政府和斯大林时代的当作同样的东西,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必然演变,那是违反事实的。后来的苏维埃也名存实亡了,因为已经丧失了工农民主的内容。

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堕落,曾受到不少的抗阻,在苏共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内都有,其中最有名的是托洛茨基派。尽管斯大林派曾经显赫一时,现在世界上已经很少人还愿意自认斯大林派了,但是托洛茨基派和其它反对斯大林派的共产主义者仍旧坚持他们的立场。由此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者并不等于斯大林主义者,也并不是必然要变成斯大林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受马克思和列宁的影响比受斯大林的影响小得多,可以说从来都没有真正按照共产主义的路线行动。中国有特别长远而强大的专制主义传统,加以中共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二十多年已经成为局部地区的统治者,长期进行军事斗争,而不是从事工人运动,所以中共特别反对民主政治。它的专制比苏共的专制更不能要共产主义来负责。现在的中共,应当改名为私产党。

东欧各国、朝鲜、古巴、越南等国的共产党也都深受斯大林主义影响。东欧除南斯拉夫以外,都是靠苏联军事力量建国的,自然要模仿苏联的专制制度。南斯拉夫和古巴是靠本国力量建国,所以不完全仿照苏联,也不专制得那么厉害。这一切都证明:共产党本身要受各种条件影响,并非只有一个模型,一条道路。

立宪会议和苏维埃政权

那些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很喜欢拿苏维埃政府解散立宪会议这个事实做根据,指责苏维埃政府从头起就是反民主的。由于后来苏联堕落了,成为官僚专政的极权国家,现在的人很容易相信这种指责。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真相吧。

在沙皇统治时代,俄国所有要求民主的政党都要求召开人民选举的立宪会议,由它来制定新的政治制度。布尔什维克党也不例外。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临时政府马上宣布筹备立宪会议,同时把一切重大的改革问题(例如土地问题,8小时工作制等)都留待立宪会议决定,但是筹备工作并不积极进行。6月中才规定9月17日选举代表,后来又宣布延期到11月12日。临时政府因此受到布尔什维克和一切激进份子猛烈的攻击。布尔什维克一直对群众说,只有苏维埃掌握政权才能够保证召开立宪会议。结果真是到了苏维埃夺取政权(10月25日)之后才实行选举立宪会议的代表,日期是临时政府所决定的11月12日。

选举的结果对布尔什维克很不利。在703名代表中,布党只占168名。加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39名代表,拥护十月革命的总共才207名,不足全体代表的三分一。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取得了大多数。这个立宪会议在1918年1月5日开会。布党代表提议承认苏维埃政府和批准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政纲,被会议否决。于是布党和左派社革党的代表退席。次日苏维埃政府就把立宪会议解散了。反苏人士认为,立宪会议是全民选举出来的,连布尔什维克也一向主张由立宪会议来决定俄国的新制度,现在只因为选举的结果对布尔什维克不利,布尔什维克就用武力把它解散,这充份证明布尔什维克和它所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根本不尊重民主原则,全凭武力维持政权。还有人说,可见十月革命欠缺充份的群众基础,只是少数人的冒险事业。

问题的关键在于:把立宪会议解散的,是苏维埃政府,它本身也是人民选举产生的。现在问题化为:两个民选的权力机关,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哪一个更有资格代表民意。一切反对苏维埃政府(反对十月革命)的党派都认为,全民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当然高于一切,也高于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和一切拥护十月革命者却说:苏维埃是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一种新型的国家机构,它保证劳动人民(人民的绝大多数)真正掌握国家权力,不让剥削阶级、帝王和官吏等少数特权份子专权,骑在人民头上;所以苏维埃制度比传统的民主代议制(包括全民普选的立宪会议在内)更民主,更进步;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应该以苏维埃为最高权威。

布尔什维克上述的见解并不是在知道立宪会议的选举结果之后才提出来的辩解。这种见解所根据的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尤其是有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得非常明确的理论。布尔什维克从1917年4月起(经过列宁所领导进行的思想重新武装之后),就一直不断地宣传这种见解,劝说苏维埃抛弃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掌握全部政权,把革命进行到底,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布尔什维克并不是不尊重民主原则,只是坚持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民主制高于资产阶级的(仅仅在形式上是全民的)民主制。

那些企图利用立宪会议来同苏维埃政府对抗的人,极力夸大立宪会议所代表的民意,而抹煞苏维埃政府的民意基础,这根本违反事实。

立宪会议不过是按照传统的(即资产阶级式)代议制的方式举行一次选举的产物,连真实反映当时俄国的党派政治力量对比都做不到(这点下面再解释)。苏维埃是群众(除了剥削阶级和沙皇政府人员以外的一切人民)自动组成的代表机关,自从二月革命胜利就一直存在,不停地开会,讨论一切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随时改选代表。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在当时,即世界大战中,所谓士兵,基本上就是穿起了军服的农民)成立最早,是全国各地的苏维埃的政治领袖。到6月举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国各地已有四百多个城市成立了苏维埃。十月革命前夕,数目增加到九百,包括了所有较大的城市。另外,农民苏维埃也在农村地区陆续成立。革命的形势一直存在着,群众的政治经验不断增加,意见随着改变。苏维埃能够比任何其它机制更快、更准确地反映出群众最新的意见。十月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和全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同步进行的。代表大会在起义开始的次日开幕。起义和新政府都得到它批准。立宪会议在1918年1月5日开幕,次日被苏维埃政府解散。这个决定以及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对和平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重大的政策都包括在内)都得到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这次代表大会是1月10日至18日举行的,不但包括了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所选出的代表,而且连各地农民苏维埃的代表也包括在内。由此可见,苏维埃政府确实是全国民意的代表;它把采取敌对立场的立宪会议解散,也符合民意。现在制定宪法的工作改由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1918年7月19日苏俄宪法正式公布生效。

在立宪会议开会的整整一天里面,它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但是并没有表明要把政权交给怎样一个政府。立宪会议里面占大多数议席的是右派社会革命党,它以前(在二月到九之间)也曾在苏维埃里面占大多数,又曾经以苏维埃代表的身份参加临时政府,最后它的一个党员(克伦斯基)还担任了临时政府的总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妥协派的政策不断破产,被群众唾弃,才让布尔什维克取得苏维埃的领导权,然后发动十月革命成功。如果现在苏维埃政府服从立宪会议,等于是走回头路,回到已被群众唾弃的死路。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立宪会议的多数派说了一大堆空话,却没有对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新政府的问题提出正面意见;为什么自称代表全国民意的立宪会议被解散却没有引起群众的抗议,它的多数派代表只能跑去投靠残余的原先沙皇的反革命军队。

右派社会革命党这么无能,为什么还能够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得胜呢?根本的原因在于:选举常常赶不上群众意见的演变。在全俄国那么广大的范围举行直接选举,而且是在革命热潮当中,这种缺点尤其显著。

立宪会议选举采取比例代表制。虽然选民投票的日子是在十月革命后大半个月,各党派的竞选政纲和候选人名单却是十月前早已公布了的。自从二月革命胜利以来,社会革命党一直是最受群众拥护的党,因为它唱着抽象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美妙调子,并没有明确有效的实际政策,组织上也最松散,这正合刚刚有初步政治觉悟的群众的口味,尤其适合小资产阶级群众(包括农民)的口味。这样一个党和它周围的群众,自然要在革命深入发展过程中两极分化。事实上,六月间举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时候,已经有一批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违反党内多数所决定的路线,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并没有正式分裂。所以在确定立宪会议的竞选政纲和候选人名单的时候,社会革命党提出一个统一的政纲和名单。政纲照旧是那一套抽象的革命词句,而名单里右派占绝大多数。选民投票时根本不可能在左右两派社革党之间分辨和选择。结果,那些比二月革命后初期更加迫切要求土地与和平,但是还没有充份看透社革党那套形左实右的空话的群众,就仍旧投票支持社革党,而让它的右派取得大胜。

无产者,尤其是像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那样的最大城市的无产者,政治觉悟发展得最快,在十月革命前夕已经大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而且在苏维埃代表的成份上表现了出来(连苏维埃这样灵活的代表制度,也难免比群众意见的实际转变滞后)。其余的群众,尤其是在边远地区,要等到十月起义已经成功,一方面表明了革命的实力,另方面新政府把旧的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妥协派的种种卑污行为的真相(包括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秘密外交协议)和新政府的具体政策都摆出来给群众看清楚,然后才能够作出新的政治选择。1917年11月12日投票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时候,在比较落后的广大地区,这点还来不及做到,所以许多选民还是按照惯性投票支持社会革命党。但选票的计算证明:差不多在所有的工业大城市里面,布尔什维克都得票最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更占绝对多数。另方面,唯一的正式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原先临时政府的灵魂),在总数703个议席中只得到17席,充份表明资产阶级路线被人民唾弃了。到了1918年1月立宪会议开幕的时候,十月革命的实际影响已经遍及全国,人民已经清清楚楚划分为支持十月革命和支持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两大阵营,所以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立场跟立宪会议正相反,而且解散妥协派所支配的立宪会议成为人们意料之中的小事一件了。谈论十月革命是否得到群众支持,必须正视这些事实,光看立宪会议的态度是不合理的。

资本主义是否过时?

1917年10月俄国革命刚胜利的时候,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相信苏维埃政府能够长久生存,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不但资产阶级自信不久就可以把它推翻,而且实际动手了,连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里面大多数传统的领导人物也认为它维持不了多久,因为,他们认为,在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根本还没有成熟。这些关于苏维埃政府很快倒台的预言当然是错了。不过,七十多年后,苏联终于倒台,随后出现的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政府也都倒台,或者实际上采取了恢复资本主义的路线。所以今天谁都难以否认共产党的革命在全世界都失败了。反共的人固然得意洋洋地宣布共产主义彻底破产,连有些相信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终归要实现的人,现在也认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不但1917年在俄国不成熟,在今天的全世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也还不成熟。

如果所谓是否成熟的条件,是指一切方面的全部条件,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都包括在内,那么,毫无疑问,现在的确还不成熟。因为,如果一切条件统统成熟了,社会主义革命就应当已经爆发,甚至已经成功,至少也出现了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现在明显不是这样的形势,而是相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很低沉,谁都不敢说几年之内一定高涨。不过,通常谈论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是否成熟,所指的只是客观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度,无产阶级在总人口里所占的比例有多大,等等,并不包括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意向和准备等主观条件。人们探讨这个问题,为的是判断应否把准备革命当作直接的任务。

现在有一种自以为是「回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不成熟论。它宣称在马克思的「经典」里找到了根据,可以证明今天的世界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它所根据的是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句话:「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然后,这种理论的鼓吹者指出:「从马克思逝世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王若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编者按:该文载《北京之春》97年1月号)既然资本主义经济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就不论无产阶级怎样英勇地起来攻击它,企图把它推翻,也不可能成功。即使一时得到局部的成功(例如十月革命),终归也要失败。所以他们说当初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都过早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总而言之,他们认为至今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错误或冒险。如果那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当初不去摧毁资本主义而是发展它,它们的经济就会更进步、繁荣,全世界也会更好。

这套理论十分简单又明白,自然容易让许多眼见了事实上共产党国家纷纷失败的人们接受,可惜经不起具体的事实印证和分析。

首先,在两种制度竞赛的几十年过程中,并非一直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所谓的「社会主义」占上风,好像八十年代里那样。事实上,在整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经济恐慌和萧条中打滚,各国的失业率普遍达到百分之二十几、三十几,那时苏联经济却大步增长。第二次大战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初,西方集团也还没有把握一定在经济竞赛中取胜,反而感受到苏联集团极大的威胁。拿中国大陆同台湾相比,尽管台湾原先的基础比大陆略胜一筹,但是一直到1957年为止,大陆的经济发展明显比台湾快。这些事实表明:那种笼统的判断,就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仍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而「过早」实行反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障碍作用的见解,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与事实不符,站不住的。在那时期内,西方有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相信社会主义才是出路,而且从事实际的奋斗,是完全合理的。没有理由叫他们在生产过剩的贫困中耐心等待多年后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的新的繁荣。

其次,四十年代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资本主义新的繁荣和种种改良,即所谓「黄金时代」,并不纯粹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有一个相当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构成极大的威胁,但同时西方国家的革命又主要因为斯大林主义的障碍而未能成功,结果才逼成资本主义那一时的改良。凡是稍微知道当时西方主流的经济思想(凯恩斯主义)和执政者的言论和行动的内容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可见,合理的结论并不是十月革命以及往后各国的反资本主义的重大变革本来并不需要,甚至有害,而是:倘若没有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变革,就不会有那个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第三,「黄金时代」毕竟已成过去了,今天的世界已变成越来越令人担心退回到三十年代那样。到现在为止,悲惨程度像三十年代一样的大萧条还没有重现,而且可能不至于重现。不过,全世界的失业率已经达到战后最高的程度,而且还在继续增高。每次繁荣的时期变得很短,而且经济增长的程度比以前减低了许多,衰退却越来越频密而严重。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战前一般人简直无法想象的程度,现在已经完全有可能使用很少的人力而生产出非常丰富的消费品,但是结果并不是让民众享受到不愁生计而可以寻求自由发展的生活,反倒令越来越多的人连找到一份过得去的谋生工作都很难,连所谓富强国家也有大批青年在饱尝「毕业即失业」的滋味后趋向于颓废,或者用种种反社会的行为来发泄苦闷。庞大无比的财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上,他们越来越不把手上财富投资于生产,而是用来进行破坏性的投机:直接破坏金融稳定,间接破坏生产,破坏一般人的生计。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越来越变成一个大赌场。它和普通赌场的分别在于:普通赌场只会贻害参与赌博者和他们的家属,「赌场资本主义」(有一本书以此为名,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却令那些并不参与赌博的人民也逃不过它的巨大祸害。那些主要从事投机活动的金融资本,已经强大到足以攻破任何一国的金融体系。如果光靠纯粹的经济手段,也就是在完全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中,任何一国的政府(连中央银行在内)都抵御不住它们的集中攻击。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表面上很激进、实际上只是盲目进行报复和破坏的政治恐怖组织和企图复古的「原教旨」宗派都能够吸引不少青年,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演变到这个地步的资本主义,难道还不值得、不应当或者不可能被人推翻吗?难道马克思或恩格斯曾在什么地方说过,或者暗示过,发展到这样的资本主义,只因为它并非绝对不能容纳任何程度的生产力继续发展,所以就不可能或不应当被推翻吗?

第四,苏联和其它共党国家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件事,并不足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不合时宜。历史表明,革命通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推翻帝王专制、实行民主共和,比起社会主义革命,是简单得多的任务,也不得不经过多次反复才达到最后成功。苏联统治者选择复辟道路,无疑跟原先经济发展日益缓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不但当时并没有面临经济崩溃的危机,而且可供选择的改革道路决不限于走资一条。在国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实行民主化的管理,其实才是顺理成章的办法。统治者不这么办,反而选择了走资,主要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为了能够把国有的财产正式据为己有。他们还迫不及待地采取了「震荡疗法」。结果造成了经济的崩溃,生产急速下降,大多数人民陷入贫困的深渊,至今还没有转机。只有极少数人利用政治特权和种种卑污手段抢到了大量财富。从这里得到的教训,不是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的美好和进步性,而是相反。还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尽管共产党犯了许多罪恶,是苏联堕落以至崩溃的罪魁,但是在今天的俄国仍有不只一个挂着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招牌的党,其中一个现在是国会内第一大党。为什么他们不愿放弃那个招牌呢?至少那个最大的党(俄共)显然不是由于仍旧忠于共产主义(这个主义他们在几十年前早已放弃了,今天的行为和言论也没有表明有所改变),而是因为看出一般人民并不那么欢迎资本主义而反对共产主义。

既然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它所造成的最大矛盾:在生产出来的消费品非常丰富的时候,生产者反而陷于失业和贫穷,那么,这个制度就应当而且难免被推翻,代之以社会(共产)主义制度,就是生产数据公有,按照人民的生活需要和意愿来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的一种平等(没有剥削)的制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今天,这个理论一点也不过时,反而比过去更合时、更迫切需要化为实际了。在这个意义上,「回到马克思」是个非常适当的口号。人们实在急需停止动摇和迷惘,回到(或接受)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条奋斗道路。

怎样了解马克思

倘若王若水看到上文,难免要提出质问:你这种见解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见解吗?你不觉得你的见解跟我所引证的马克思那句话冲突吗?你怎样解释这个矛盾或者怎样评价马克思那句话呢?

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须要同意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句话,也不用对每一句话都表态,我还是愿意回答上述的质问。因为,王若水所引的那句话到底不是随便的一句话,而是代表马克思主义里面很重要的一点见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念之一。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只要承认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也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必然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就不得不承认前一句话正确。因为前一句根本是后一句的逻辑推论。但是,必须正确了解这里所谈到的生产力是否仍被容许发挥是什么意思。如果认为,只要在原制度下生产力仍旧可以有任何程度的发展,就算是「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未发挥完,只有到了连最短暂、最微小的发展都不容许的时候,才算全部发挥了出来,我认为这是显然错误的。如果应当这样机械地了解,可以说永无「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的一天,至少没有可能测量出来。结果这句话变成了毫无实际意义,这个理论也变成毫无价值。

那么这句话应该怎样了解呢?到底发挥了多少(或者剩下不超过多少)就算是全部发挥了出来?可惜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后继的任何大师都没有说明,没有教导。我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统统都忽略了应有的责任,而是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根本错误:太机械了!根本不应该从测量生产力着手。这是办不到,也不需要的。社会的发展和转型,不像机械的运转,不会到达某一点就答的一声自动变为新的状态。也不像是一条设有关口的道路,有一位把守关口的人或神,当他验明社会已经把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完全发挥了出来之后,才(就)放它进入新的路程。社会的演变完全不像这样。到底是怎样的呢?其实马恩早已教导过了,不过有人忘记了或者根本没有领会而已。

马恩在许多地方说过: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他们所说过的话之中最著名的一句,大概是:「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答案就在这里了。自从原始共产社会崩溃,出现阶级对立以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就表现为原来的统治阶级与新兴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新社会制度的建立是在新兴阶级的胜利中实现。原统治阶级是原有生产关系的代表,新兴阶级则代表那倾向于突破旧生产关系的增长了的生产力。这种冲突发展到顶点,就是社会革命的实现。在资本主义时代,它所特有的那种表现为商品找不到足够市场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尖锐化,标志出生产力已经受到生产关系的束缚了。马克思把社会进化的原因归结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无非是更深入一层的解释而已。他并不认为可以直接测量到一种社会制度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发挥到什么程度(谁能够直接观察到生产力小姐和生产关系先生何时亲密拥抱,何时大打出手,何时恩义断绝呢?),更不认为只有到了绝对不容许生产力再有所发展的时候,旧社会制度才能灭亡。马克思洞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知道它不可避免要周期性地发生危机,而在每次危机(衰退、萧条)之后,只要整个制度还没有灭亡,必然会有复苏。所以他自然知道,资本主义根本不会有绝对不容许生产力再有所发展的一天,除非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引致的多重危机早已使人类退回到野蛮时代,甚至完全灭绝了,但那时也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以阶级斗争为发展动力的。所以,只要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已经使无产阶级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甚至只要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到能够成为一切劳动人民的政治领袖,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实现了。这样看来,毫无疑问,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到今天更是早已烂熟。倘若革命还不实现,大有可能在几十年内就发生人类文明的大倒退,甚至可能连人类本身都灭绝了。像王若水那样,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的标志在哪里都不懂得,对于世界工人阶级现实的困境和不满也不重视,只会抓住马克思一句话,就从中得出结论,说今天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还自以为这是回到马克思,真是极大的笑话!

那些自以为是「回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还未过时论者,除了引证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外,最喜欢引证的是1895年恩格斯为《194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他们看到恩格斯在那导言里承认马克思和他自己在1848年对革命过分乐观,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就用类推的方法得出结论,说今天的世界也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他们看来,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属于同一等级的。其实,法、德、奥、匈、俄等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才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出现了庞大的无产阶级。在此之前的1848年革命当中,绝大多数的工人还只是手工业工人,而不是无产者,所以根本没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恩格斯在1895年的导言里把这点说得很清楚。至于二十世纪的下半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那不过是早已确立了的经济制度的继续发展而已,并没有使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改变:无产阶级在整个欧洲和北美、日本早已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已是主要的社会对立。这时期的世界甚至已经有了十几个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共产党国家)。怎能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呢?不成熟论同恩格斯的观点根本扯不上关系。这不是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简直是时光倒流的见解。

有人会提出质问:可是那些一度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纷纷让资本主义复辟了,难道这不表示推翻资本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吗?

当然可以说条件还不成熟,但不是经济条件不成熟,而是政治条件不成熟;不是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是主观条件不成熟,是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种种准备还不够成熟;不是当初在俄国和中国等地方推翻资本主义太早了,而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等的革命成熟得太晚了(至今没有成熟),以致那些工人国家因为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而陷于畸形发展,最后免不了倒台。这部份历史是马恩没有看见也没有估计到的,当然不能从他们的著作里找到直接的解释。最初的、也是主要的解释,只能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到。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些补充。这些见解的内容,上文略有涉及,这里不打算再特别谈了,只想简单指出一点:那些人以为靠一条原始的抽象原则以及简单的模拟方法,就足以解释那么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实,既违反马克思本人的研究方法,也不符合一般的科学精神。我觉得应该一谈的,是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一向不断被人指摘,说它这点那点不合理,与事实不符。近年共产党国家纷纷倒台后,人们更极力指证它的主要预言(资本主义要被社会主义取代)彻底破产。连仍旧相信它的人,也有不少觉得它在时间上错误得太厉害,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还渺茫得很。关于时间上的错误,自然是无可否认的。不过,我认为,不应该太过重视这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固然含有预言的成份,但是它的主要部分并不是预言,而是对资本主义各方面的实际发展趋势的分析,尤其是从这种全面分析中归结出来的劳动人民应当采取的奋斗方向,也就是可能实现的最好的前途。所以,严格地说,它的预言部分也不是真正的预言,不是说某些事情一定出现,尤其不是说在某一确定的时间一定出现,而是指出可能争取得到的美好前途。至于有关革命成功时间的估计,更不是严格的预言了,而是奋斗决心的一种表现:表示决不应当把革命奋斗延迟到某一点时间之后。所以,只要你同意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人类真正出路,也同意这是可能争取到手的,而且认为这种奋斗已经刻不容缓,你就等于承认了马克思的理论是正确的,就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只有这样来了解马克思主义,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精神;只有这样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有重大价值的理论,也就是可以不断发展(包括不断局部地修改),而且必须不断发展的理论。

199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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