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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2007-09年革命马克思派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争论【中国内地】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13日 23:59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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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左畔学社:http://sites.google.com/site/communismabc/


※左畔学社编按:

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谢韬2006年末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曾在整个2007年引起国内社民-民社主义与传统左翼思想(首先是毛派)之间的一场思想政治大争论,在2007年秋天的中共十七大前后达到了政治化和白热化的程度。争论的双方,一开始就都带有浓烈的宫廷斗争色彩,也使得争论的思想意义很微弱。这场争论其实就是一种上层内斗在知识界的表现。

本站收录的黄公演先生(一位依然健在、且不乏敏锐性的国内耄耋托派老人)的读后感,其实正是中文互联网最早系统批判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不仅在网上,这篇文章还在国内公开刊物上引起一个小小的争论。这个真正有思想价值的小小争论,被主流泛左翼普遍忽略,也正说明有关整个大争论的实质。

反对这篇文章观点的老先生丁弘,在其驳论文章开头也赞赏地说:这篇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我们年轻时代所俱有的激情和坚定的立场”。
本站决不标榜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纯学术思想”,黄公演老先生的有系统思想,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而且力图达到清晰、鲜明的政治立场,那就是他力图把握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及其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而不是为了向开党代表大会的京城有产权贵们献媚。
(2009-1-19 左畔学社)





读谢韬先生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感


黄公演


(-)联想

天益社区网最近发表谢韬先生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该文是辛子陵先生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文的序言。所以谢先生的观点只能是赞同辛子陵的说法,所以问题的源头还是在辛先生身上,不过谢先生自己也有所发挥。

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帝国主义衰落了”,即是说现代资本主义不能冠以“帝国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和社会主义和平相处,将来也可以由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此有人就断言“革命”与“战争”将永远在地球上销逝。他们沒有明确说明“帝国主义衰落”在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么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战争,是否算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美国是否还是帝国主义?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是什么性质的?一,是否可以称为“战争”?二,是否可称为“侵略”?也许真的是先进国家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正义战争!那么以色列多次进攻巴勒斯坦的战争又是什么性质呢?也许那些侵略别国的帝国主义掠夺战真的寿终正寝了,从此人类步入和平、繁荣的新时代,但愿如此!就人类来说,谁愿意见到和遭遇战乱?也许只有疯子才期求战乱。但是现在世界上的另一种现象,也是最突出的现象又怎样解释呢?如今到处在扩充军備,连英国这样所谓“福利国家”,也要更新核武器,为什么?难道他们富得“流油”连钱也不知道怎么化掉才好,只得任意挥霍!?我们但愿天下太平,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呀!如今许多人已经忘却了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好了疮疤忘了痛,那么去问问现在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人民,他们会告诉你,帝国主义是否还健在?!

自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世界上产生各种各样的论调。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破产了,完蛋了,有人则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破产而是列宁主义破广,他们硬是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开,千方百计地论证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倒很少谈起,就是谈起,也归罪于列宁。“沉渣浮起”!伯恩斯坦﹑考茨基们倒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了,后期的普列哈诺夫和门雪维克也代表正确的了,加米尼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暴动也无可指责的了。

按道理来说,苏联的解体并不奇怪,是人们意料中的事。六七十年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已经预言:蜕化变质了的苏联,官僚专制统治的苏联,背叛和败坏了十月革命的苏联,摆在前面只有两条路:一是经过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专制统治,恢复无产阶级专政,使苏联真正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这样才有出路和光辉前途;另-条路是苏联彻底完蛋,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让斯大林主义一直统治下去。历史的不幸,中了托氏的预言。因此苏联的解体只是表明斯大林主义的破产,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破产,没有损及马克思主义一根毫毛。

话说回来,现在一些人指责十月革命,如普列哈诺夫一一这老牌马克思主义者称十月革命为流氓无产阶级运功。我们都知道,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还沒有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有着八个月的日子,在这不算短的日子里,政权在社会革命党﹑门雪维克﹑普列哈诺夫统一派等手里,是在以克伦茨基为代表的资产阶手里,当时布尔什维克还处在少数,为什么他们不去解决土地问题与和平问题,结果被这个本来处于少数的布尔维克的土地﹑和平﹑面包的口号击跨,让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农民夺取了政权,而且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很快解决了土地问题,并给人民以和平。为什么?列宁﹑托洛茨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早巳预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是不能完成他们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落在无产阶级肩上,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才能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随便人们怎样诋毁十月革命,她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总是铁的事实;使俄罗斯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一第一次世畀大战总是铁的事实。

如这样的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却被人们所推崇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普列哈诺夫诬称为“流氓无产阶级运动”,这种诬称还被一些所谓学者所赞同,我真替他们感到汗额。人们很喜欢抓住列宁的-句话:“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约束”不放,事实上这句话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历史上所有法律都是明文规定不得任意诬蔑别人,诬蔑是犯罪行为,在过去说是要“反坐”的,而法律却约束不了像普列哈诺夫这样人物,也约束不了还公开宣言“布尔什维克是暴力、残杀、专制和腐败的代名词”的人,如果这对斯大林主义者而言,倒是确切的,但用在布尔什维克身上,那就是诬蔑。这里应该指明:布尔什维克派同斯大林主义不是相同的,列宁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人们长时间受到的是“正统”教育,不了解世畀上的一些真实情况,我这里也不想多谈,因为我要写这篇《读后感》的重点不在这些。

法律约束不了如普列哈诺夫般的人,在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时候,为了保护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为的镇压,还谈什么法律约束。难道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当无产阶级走上街头要夺取政权时,资产阶级镇压行为也会受法律约束么?法兰西的梯也尔在巴黎公社墙下枪杀公社社员时也受法律约束?法律本来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不要将法律神聖化,法律前面人人平等本来就是骗人的鬼话,法律的前提就是不平等,因为社会有阶级存在才有法律,当人人平等的时候,意味着阶级消亡,还要法律干什么?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可以编写通过他们所需要的法律,斯大林根据自己独裁的需要颁发了“反革命”分子不得上诉判决后可以立即执行的律法,未满十八岁的儿童也可判刑的法律。所以列宁的话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

我笫一次看见奇特的耸人听闻的说法: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是对《资本论》笫一卷的否定。真的是这样,那么伯恩斯坦﹑考茨基真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对辛先生的发现,连伯恩斯坦们也甘拜下风了,因为他们致死也沒有这个发现。就连以往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沒有发现,这些人本来就一天到晚一年到头的工作就是挖空心思找马克思的差子。世界上的怪事真的不少,李敖也说马克思剽窃了人家。我说:李敖还出生得太迟,马克思真的有剽窃行为,早已被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揭发了,轮不到出生这样迟的李敖。

我也要翻翻《资本论》,它里边倒底怎样说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笫三卷中说过:“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也许马克思预料到将来有人从这几句话中要做文章,所以他还继续说:“在这里,剥夺已经由直接生产者,扩大到小资本家和中等资本家自己身上来了……跟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各种生产资料已不再是私有生产的资料和私有生产的产品,它们不过在共同生产者手里还能够是生产资料,并且是他们的社会財产,完全和它们是他们的社会的产品-样。不过,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之内,是表现在一种对抗的形式上,表现为少数人占有社会的财产。(《资本资》笫三卷P506)

辛先生一见到“社会的财产”,就兴高彩烈地以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至社会主义了,他忘了马克思进一步的论述:这虽然是“社会财产”,但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表现为少数人占有”。

所以马克思在本章里,曾再三强调:垄断取代自由競争,本身还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扬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私的占有矛盾,在这里已发展至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立脚点就是在这个主要矛盾上。

要使这社会财产真正的为社会所占有,只有进行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平过渡是过渡不了的。

现在我们进一步了解人们所歌颂的资本主义“股份制”马克思怎样论述的?

马克思说:“因为所有权在这里是存在于股票的形式上,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证券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上,小鱼为大鱼所吞,羊为交易所的豺狼所杀;在旧形式内,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当作个人财产出现的,那种和旧形式相反的性质,在股份制度内已无存在;不过这个转向股份形式的转化,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限界之内,所以,股份制度并沒有克服财富当作社会财富和当作私有财富的性质上的对立,却不过在-个新的形式上发展了它”。(《资本论》第三卷p508

我真的替辛先生感到遗憾,翻遍《资本论》第三卷全部书页,也找不到一句甚至半句有否定《资本论》第一卷的话。不过我还是奉劝辛先生,读《资本论》这类书,千莫大意,一点儿疏忽都不行,更不能随心所欲地去“断章取义”。我这里也得说清,我没有半点教训人的意念。


(三)卡•马克思《19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辛先生还有一个惊人的说法:恩格斯逝世前五个月,曾自我检讨,承认他和马克思过去所犯的错误,因此恩格斯否定了以往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马克思的观点,恩格斯的新观点的就在这篇《导言》之中阐明。

几+年前,我读过恩格斯导言,怎么没有留下如辛先生说的那个印象,也许当时是走马看花而已!伯恩斯坦等这些大师也没有在导言中找出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岂不怪哉!

我也不得不再次详读导言。

的确,恩格斯这样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

这里必须着重指出::辛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摘引导言中这段话,而在“1848年的斗争方法”下面加上“引者注”,这“引者注”怎么说呢?说“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布”。这样的“注”对读者是一误导,是一种不光彩的作法,同时有意歪曲恩格斯的原意。

恩格斯说1848年的斗争方法指什么呢?决不指《共产党宣言》中所主张的“暴力革命”,指的是“暴力革命”原则下的斗争策略:“街垒战”。他认为“街垒战”即“像两支军队交战那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历史表明我们错了”,就是在1848年的革命斗争中,,马恩二人却曾主张“街垒战”这个策略.同时他们还认为1848年二月革命暴发后,“伟大的决战巳开始,这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而1848年的革命却失败了,对时局的估计和革命斗争策略运用上,他们有错误.

为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必须改变斗争策略.他认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什么流血牺牲……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作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恩格斯在这里提出新的斗争策略就是要求各国党争取普选权。他说:“《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

他说:“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干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一根估计我们行功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一一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

恩格斯还例举了选举权给党带来其他种种好处,就是没有说选举权和议会斗争可以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避免暴力,避免流血斗争。
恩格斯还特别提到德国社民党(当时还没有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他说要将225万选民构成“突击队”,“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这“决战的那一天”指的是什么,只有白痴不了解。

恩格斯还是明确了问题的实质:“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马恩全集》笫22卷p591一612)

结论是:这篇导言,恩格斯承认他和马克思对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局势估计错误,同时指出1848年革命策略已经过时,党应改变斗争策略,这个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已经提出过的:争取普选权和民主权利。争取普选权不是放弃暴力革命,不是以议会斗争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恩格斯也写了篇导言,该导言最后说:“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两篇导言,贯串着一条红线: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无疑是新社会诞生的助产婆!

现回顾一下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策略实践,是恩格斯在导言中表明的思想最好的詮释: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斗争中,曾以召开“立宪会议”作为民主斗争的策略口号。二月革命后,俄罗斯出现“苏维埃”组织,在工农兵苏维埃中,开始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处在少数,经过耐心的宣传鼓动和争取,布党代表人数渐渐成为多数,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士兵都汇集在布党的周围。布党在彼得格勒迴避了临时政府挑战,避免了“七月事变”中无谓牺牲。这样保护了且发展了“突击队”!当十月时机成熟时,一举夺得政权。虽然十月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在彼得格勒除了攻打冬宫有一场战斗外,几乎在和和平平的情况下夺得政权。冬宫的士官生和娘子军,只要放下武器,就让他们平安回家。历史学家多伊彻说:“十月起义中各方牺牲的人总共只有十个。它造成巨大规模的社会变动,而使用的暴力在历史上同类的变动中却最少。革命不是依靠枪杆,而是依靠言辞丶争论和说服取胜的……(多伊彻《暴力与非暴力》天益社区网)因此我文章第一部分“联想”中说:说“布尔什维克是暴力丶恐怖丶残杀丶专制和腐败的代名词”是一诬词,不过分吧?

十月革命中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与其领袖,百分之百的执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路线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方针,还有什么理由说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四)关于世界上那些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解体以后,不仅是谢先生和辛先生,我接触过的许多许多人,都很向往“民主社会主义”。如果资本主义真正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要流血,不要死人,谁不向往呢?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也是“无可奈何”的,谁愿意拿生命当儿嬉?但是历史老人总是百般刁难,旧制度总是不愿意痛痛快快地退出历史舞台,它总要做垂死挣扎。“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乌托邦。

我们先看看二十世纪下半页历史,印尼的蘇加諾主张建设民主社会主义,印尼共产党与其合作,结局是遭受军队头子的军事政变,一枕黄粱。再看智利,,阿连德上台以后,也要建设民主社会主义,后来也遭受军人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民主社会主义也成泡影。这也证明,沒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沒有办法防止和抵御反动分子的进攻。这也是血的教训!

我们再看看欧洲那些要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吧!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早早下台了,法国社会党长期不振。而就在前些天时瑞典社会民主党也倒台了,最近一次大选败给中右联盟。瑞典的问题是社会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搞福利制度最典型的北欧国家之-,也是先生们所向往所歌颂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税负太重,在这全球化的年代,税负太重的必然后果就是资本外流,经济衰退“他们的失败,是迟早的事情”。匈牙利社会党也出现政治危机。英国工党也引起众怒了,私有化丶战争,布莱自挖坟墓。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党一直充当资产阶级的统治支柱,现在,就是连这样的支柱也早已开始瓦解了”。

“不是被哪个派击败的,是被资本主义自身危机所累”,这就是结论!

上面有关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现在的处境,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不是信口开河的胡说,这些资料都抄于天益社区网。都是最近最新的信息。其中一篇的题目为《欧洲社会党是怎么回事了》,2006年9月由光辉十月编辑的。有根有据决非胡说。

看来民主社会主义也有些不妙!我倒没有幸灾乐祸,不过我担心的是那些向往这些福利国家的大人先生们以后怎样过?怎么办?


2006丶12丶20。





附: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




谢 韬

本文指要: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摒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在天之灵看到列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要在小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看到斯大林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专制独裁滥杀无辜的时候,看到毛泽东把祸国殃民的 “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一定会气愤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1页 )

我们要更加珍视、更加尊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而不要陷在被恩格斯否定了的旧理论体系的迷宫里寻章摘句找不到方向。

二十世纪是人类理论的高峰。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有一批信徒和追随者,打着他们所信奉的旗号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场评选最优社会制度的“模特大赛”,供人类在较长时段内,听其言,观其行,通过理性的比较作出判断和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辛子陵在本书《结束语》中生动而深刻地讲述了这个历史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二○○三年四月十六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一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一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二二七页)

  我们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都已成为新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民主社会主义化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

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二○○○年六月三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会议公报强调:
我们相信市场经济必须同社会责任相结合,从而创造长期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全面就业,而国家必须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维持稳定,支持健全的公共财务措施,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国家也应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提高透明度和提倡公平竞争。” (阮宗泽着:《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东方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九○~二九一页)

  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六十一名议员(全是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据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随机采访的资料,在法国小城波尔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约一千五百欧元(欧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一比九),在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原来的农民)月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二百欧元,白领阶层月薪为一千八百至二千欧元,医生、律师、教授更高些,有的月薪达八千欧元,大企业的股东、上层管理人员、葡萄庄园主的收入则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队伍的构成也在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急剧缩小,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迅速扩大。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和赵紫阳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一九七八年公有制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一),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清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二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二○○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三年,国民生产总值由三千六百二十四亿元,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八点四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按现行汇率计算,二○○三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九十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二○○三年,创造了高于一九七八年三十三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一九七八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二○○三年十一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贪污腐败、国资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别是分配不公导致的两极分化,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浮动。由此引发了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检讨。大多数人是怀着珍惜改革开放成果的善意献计献策,以期纠正偏差,发展大好形势。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党内“左派”空前活跃起来,他们利用部分群众对改革开放不满的形势,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开放,鼓吹回到毛时代去。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先把知识分子推上祭坛,点名批判一些对改革开放建言献策、作出过贡献的“主流学者”,说他们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把领导主持改革开放的各级领导干部分成“资改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 ,鼓吹在党内外开展一场大斗争,向“资改派”夺权,打倒“资改派”。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是这样表述的:“即将到来的这场决战,实质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改派掌权还是社改派掌权、作美帝国主义附庸还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杀。”

  “左派”的外交主张掖很骇人听闻:“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为小核心,以中国、巴西、委内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为中核心,以中、俄、印为大核心,结成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欧盟、加拿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同霸权主义进行不可避免得斗争,是我们党和国家外交路线的基轴。” (二○○五年十月张德勤网文:《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根”》。以下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此文)

  当胡锦涛向世界宣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实行和平崛起的战略构想时,“左派”要通过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改变中央的内政外交路线。他们认为现在的改革开放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是和平演变。“是受到了老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新思维'之类谬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推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和非难一天没有停止过。

  今日极左理论大回潮,“左派”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夺权,是二十七年来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

  正当我“杞人忧天”之际,老友陈叔平教授(他是研究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向我推荐辛子陵的书稿《千秋功罪毛泽东》 ,我读了一些重要篇章,特别是画龙点睛的理论部分《导言》和《结束语》,兴奋不已。我们两个共同认为,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

  首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辛子陵书稿的《结束语》指出: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一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马克思一八八三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一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一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得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由此可见,不是伯恩施坦(1850~1932)“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布朗基(1805~1881)是十九世纪法国秘密社团领导人,第一国际内的暴力革命派,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布朗基主义的要义是坚信:不管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什么水平,只凭革命暴力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 ,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九三○年才在苏联出版,一九五六年才在中国出版),他读得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所凭借的是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的影响。毛泽东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一八四八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一九一八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河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 ),超过了这个“度”,社会就要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 (《论粮食税》,《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二页)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完成了他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迅速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稿资本主义。” (《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53~1956年]第三○八页)

  这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仅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快就熄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毛泽东认识到但没有勇气改正的错误改正过来,实行他的新经济政策。不要因噎废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惊呼:“大事不好,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近代的欧洲。没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社会主义在这个永远是空想,永远是“大锅饭”的水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资本论》第一卷,一九六六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六二页)

  如果把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比作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实验的话,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样一个条件,而且连资本主义的萌芽都消灭了。正如辛子陵所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由此可见,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都是“左”倾修正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以瑞典模式为代表,影响了整个西方工业国家,改变人类历史的方向。我们要更加重视、更加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民主社会主义。

  其次,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一八四七年十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一八九三年五月十一日恩格斯七十三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第六二八~六二九页)

  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成了乌托邦的旗帜。当伯恩施坦主张扎扎实实地改良社会,切切实实地为工人谋福利,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列宁的敌人。

  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 ,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 “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三七○页)

  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作为活着的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生根的马克思主义,是给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高工资、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就在暴力社会主义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民主社会主义在西北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专制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民主社会主义寄托着人类的希望。

  辛子陵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度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辛子陵新书《结束语》)

  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四大法宝”我们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

  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明有一条祖训:“西学为用,中学为体。” 学工业,学科学,学教育,这是所谓“用”的部分;至于“体” ,即政治体制,那是祖宗家法,不能变的。祖宗传下来的专制独裁,是最好的政治体制,改进一下都不行,君主立宪都不行,结果清朝亡了。

  孙中山创立民国,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但蒋介石强调一个党,一个领袖,党在宪法国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还是专制独裁。

  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 “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三权分立那一套。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说这个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卫宪法尊严方面,形同摆设,丝毫不起作用,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二○○四年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郑重昭告世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带来了新的希望。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企图保留毛泽东模式的政治体制,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

  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我的入党介绍人张友渔在一九九四年弥留之际曾对我说:“抗战胜利后,我们目睹国民党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最终失尽人心丢掉政权。我们这些老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党也走上这样一条路。” 当时相对唏嘘,并无良策。读了辛子陵的书,兴奋之余,写下了上面一席话,算是执行张老的临终嘱托。耿耿救党之心,同志朋友亮察。

2006年4月


谢韬简介:1921年生,四川自贡市人。金陵大学毕业。1945年在中共南方局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后任新华社编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48年秋华北大学成立任社会科学系党支部书记、哲学教员。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1954年高等教育部授予教授职称。1955年在胡风文字狱中受株连。1980年平反。1979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编审,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兼常务副社长。1982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曾担任浙江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共产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第一副会长。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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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2007-09年国内社会民主主义与革命马克思派的争论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14日 00:01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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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公演读谢韬先生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感的回应

转自——天益马克思主义版·丁一新网友2007年7月15日上载


时间已经前进
——致黄公演先生



丁 弘



谢韬同志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在“炎黄春秋”杂志二月号上发表。几乎是在同时,看到你的质疑文章。因为你在网上早注意到此文。拜读大作,觉得一是写得快;二是全面提出了问题;三是字里行间洋溢着我们年轻时代所俱有的激情和坚定的立场。

看到你提的问题多,有同志觉得讨论起来颇费口舌,建议我“不讨论”了。可是,我有两个想法,一是一再在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那个刊物上看到你的文章。他们有时也用我一些。这如同有演员的“同台演出”之缘。我有意见不讲,不够意思。更是想到,你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呀!高尔基讲:“感情倾向过去,理智倾向未来。”过去的感情常常影响着我们进行理智的思考。

你提出一系列问题:认为革命唯有暴力,别无他途;认为把列宁和马克思主义分家是不对的;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坚持;认为近代的战争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社会党”是没有头绪的,已经败落……所有这些问题加起来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也不应实行那一套。

对这些问题,也可提纲挈领作答。我的意见也只有一句话:“时间已经前进”。我们年轻时的革命激情是可贵的,坚定的立场也是可敬的。但是认识上应“与时俱进”,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呀。

对此,先说你讲的一个小例子。你对当年的朝鲜战争,用一句话评说,“美国侵略朝鲜”。你不了解金日成向斯大林汇报、认同之后的突然南侵,大举占领了百分之八十的南韩,这和萨达姆占领科威特有什么区别。你不了解联合国如何作出决议,如何派出联合国军,这和海湾战争中的联合国派出的多国部队有什么区别。当时均以美军为首。当“中国是否应当出兵援朝?”摆在我们面前时,中央两次讨论,多数不主张出兵,并形成决议。派周恩来、林彪去向斯大林通报我们的观点。当时斯大林在南方休养地。当周、林回到莫斯科时,才忽然传来毛泽东已决定出兵的消息……这说明,由于讯息的封闭,我们几十年不了解真的情况。你看一下半个世纪之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也就清楚了。固有的民族意识和过去形成的感情,常常难接受历史事实。重新认识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同样,你对“十月革命”的后果是充分肯定的,高度评价。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很快解决了土地问题,并给人民以和平。”说:“随便人们怎样诋毁十月革命,她完成了民主革命总是事实。”你对陈独秀有研究,他生活在那个同时代,他的看法相反。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是个人独裁的暴政。把人民、特别是所谓集体农庄制,把农民推入灾难的深渊。陈独秀是痛心疾首的呀。斯大林暴政的时间之长,危害之烈,历史上是罕见的。陈独秀认为暴力革命之后形成的那个制度培养出了一个斯大林。问题在那个制度上。

你按照传统的观点,非常肯定地说:“要使社会财富真正为社会所占有,只有进行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平过渡是过渡不了的。”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要革命的确只有揭竿而起。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市场经济充分发育,民主理念普及,议会选举成为常规之后,合法斗争成为可能。马恩晚年及时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与时俱进,根本转变了斗争策略。到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政治文明和生产力发展的情况,还有暴力革命的社会基础吗?我们应该了解一下情况,走出闭关锁国的精神状态。

你在文章中,对“社会党”力加菲薄,说“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党一直充当资产阶级的统治支柱,现在,就是连这个支柱也早已开始瓦解了。”的确,前一历史时期,我们这样作宣传了,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这是人所共知的。社会党国际在1884年成立,他们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会场上挂着马克思的像;1951年那次会议有34个社会党参加,后来基本上是三年开一次代表大会。他们的纲领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赢得了在许多国家轮流执政的局面。就是不执政时,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成为许多国家社会的主流,直到今日。相反,第三国际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解散了,而苏联老大哥早降下了红旗,社会的经济基础转为私有制,“列宁格勒”经全民公决恢复为“彼得格勒”。历经74年,苏联人民为什么多数对列宁的感情不如对彼得大帝呢?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宣布“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当年列宁走自己的路,和马恩是渐走渐远了。

鲁迅先生曾指斥旧社会的宣传进行“瞒和骗”。说那是自欺欺人,吃亏的是自己。我们知道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江泽民主张“与时俱进”,都是阐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你细品味,又是递进的概念,最后落实到一个“进”字。是的,时间总是不断前进,形势总是不断发展,思想停留在固有的框架中总不好。

前几年,我们研究陈独秀,从事所谓“陈学”,在这个问题上,想来想去,还是陈独秀讲得最透彻。他认为思想认识绝不能停滞不前。他说:“人类社会进化无穷期,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动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他这是对“与时俱进”的科学性作了具体的阐述。

我们的讨论,是从谢韬老的文章引起的。他的文章是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文章深邃的思想和雄辩的力度,在舆论界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或感到鼓舞,或感到开了眼界,或感到骇然,或一时不解,想不通……都是正常的。

说到底,究竟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呢?让我们看看马恩原本的说法。在1864年9月,发起组织“国际”时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的阶级统治权……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劳动者的解放,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理论上的合作。

我们应看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今天已经磅礴于世界,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把“资本”定性为生产要素和劳动同时参与分配,无不体现了马恩民主社会主义的构想。

回望过去,恍如隔世,时间已经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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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2007-09年国内社会民主主义与革命马克思派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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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丁弘时间已经前进——致黄公演先生的回应





答丁弘先生

黄公演



在丁弘先生今年的《随笔》第三期上有《时间已经前进》一文,其副题为“致黄公演先生”。因为它不是给我的私人信件,所以我没有作出回复,打算有机会同丁先生面谈,交换交换点意见。想不到南京陈研会会刊,发表了这“公开信”。首先我感到荣幸,拙作能引起这位高寿的老革命和学者注意。我考虑再三,还是有说几句的必要,否则也如丁先生所说的“不够意思”。“时间己经前进了”,这意思说人的思想要“与时俱进”,坦恩斯坦、普列哈诺夫,虽然这些也曾被人们尊敬过的人物,却已经成为历史的幽灵,将这些幽灵请将出来,将这些人的观点,奉为金科玉律,奉为真理,这能说是“与时俱进”么?怎么不令人遗憾呢?这些人的高论,已千百次遭到批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已打上历史的印记。因此我也不想多说了。

我也弄不懂,直到今天还有人将苏联称为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以前,只有斯大林主义者日夜论证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后来还说苏联已经向共产主义迈进。而事实上,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全世界的事业,不是在一个国家能建成的。十月革命后的没有堕落变质的苏维埃政权,仅仅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政权,过渡社会。斯大林叛卖后的苏联,更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有人称它为“堕落的工人国家”,有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有人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总之,如陈独秀所说的:称后期苏联为社会主义是糟蹋了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再则: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曾宣誓要忠于列宁,说自己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学生。他也创造了“列宁主义”这个名称,他抬举了列宁,也就是要“光荣”自己。现在如果还是要将列宁和斯大林绑在一起,而且将斯大林的罪恶要列宁买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这里我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说明列宁和斯大林本来是不一样的。十月革命后,对德和约问题,党内意见分歧,布哈林代表的一派主张继续战争,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列宁主张立即签订和约。表决结果,列宁得票最少,布哈林得票最多。列宁无可奈何,只得表示辞职,后来托氏放弃自己的意见投了列宁的票,列宁的意见得以通过。如果列宁和斯大林是一个样,那就用不着这样费劲,他可以用行政手段或格别乌的权力,打击或消灭不同意见者就可以了。总之列宁没有杀过自己的布什维克同志,他以民主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如果列宁是一独裁者,他也不需要建议党将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调开。他只要依照自己的意志去做就行了,还要作说服工作干什么;

谢韬先生能大胆而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是件好事,这也象征“万马齐喑”的时代即将结束。而且这种争取民主的精神也令人钦佩,在中国进步的里程碑上,也会记上一笔。但是我有一个想法,谢先生辛先生,尽可以大胆地说出自己观点,如果认为马克思主已经过对,也可以说出来,光明正大,以理服人,用不着一定要在马恩著作中寻找论据。更不应当在找不到恰当的论据对,而使用断章取义或歪曲窜改的手法。如说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否定《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否定《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说法,也是空穴来风。就我来说,当然有必要摘录《资本论》和导言中有关章节,来澄清事实,有人说这是“本本主义”是打“语录仗”。依照这些人的说法,我应该去做光眼瞎子,或者开一眼闭一眼,让别人如意说去。我想这不是做人的应有态度。在我的《读谢韬先生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后感》文中好像已给说明:文章的重点是关于《资本论》与《导言》中问题,而丁先生在公开信并没有评论我对《资本论》和《导言》的理解问题,说的是一些枝节问题,如“朝鲜战争”,“十月革命”等。对于朝鲜战争我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肯定的说法。有关朝鲜战争的内幕,我们这些人怎么知道!?谈到“十月革命”,这里又要“打语录仗”了:丁先生说:“陈独秀认为暴力革命之后形成的那个制度培养出个斯大林。问题在那个制度上”。丁先生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在陈独秀身上。照丁先生的说法:陈独秀也像丁先生一样反对“暴力革命”。不错,陈独秀认为是制度产生斯大林,不是斯大林产生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因没有民主,而单纯地强调“专政”,他并没有认为是因为“暴力革命”的结果。关于恩格斯的《导言》,陈独秀也注意到了,在他的《我的根本意见》的(十四)中,他说“……即在国内战争,十九世纪新武器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不得不减少(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一一引者)民众暴动与巷战”,陈独秀理解恩格斯的原意是“减少”暴动与巷战,不是消灭暴力,也不是放弃暴力。在该文(十五)中,陈独秀进一步说明:“……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丁先生说陈独秀的思想同我的相反,我说陈独秀的思想倒千真万确与丁先生们的“幻想”不一样,他称如丁先生们的观点为“幻想”。陈独秀对苏联看法也千真万确的与丁先生的看法不一个样,丁先生将斯大林的罪恶如强制实施农业集体化……都算在十月革命的账上,而陈独秀将苏联分为前期与后期的,他在《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歌颂了十月革命,歌颂了布尔什维克,歌颂了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说莫斯科是世界劳动人民的灯塔。后期苏联呢?他则说谁将后期苏联称为社会主义是糟蹋了社会主义。

关于恩格斯在《导言》中观点我要再说几句。在这次北京座谈谢老大作的会议上,我很同意高放先生的说法,他说恩格斯虽然主张社会民主党争取普选权,但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他主张不是以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而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救中国。靳树鹏先生的书面发言,我也很同意,他说反对所谓“正统”的说法,他也认为恩格斯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事实上恩格斯一方面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争取普选权,另方面仍然肯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他在导言中指出:“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其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真正的‘历史权利’”。正是这样恩格斯在对威廉•李卜克内西利用《导言》来为其“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和平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而把他“弄得无论如何都是站在温和的合法崇拜者的地位”上面,作了严历的指责。(《马恩书信选集》p536一537)

丁弘先生在公开信中,说我“菲薄”了社会党。曹天予先生在6月5日发表了一篇大作,题为《也谈模式和前途一一读谢老近作有感》,他对瑞典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看法,我很赞同。他说:“谢文开篇就说,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竞赛中取得了胜利,改变了资本主义,并正在改变世界。由于谢老对西方世界并不了解,这一断言与实际情况的距离实在太远。自90年代起,瑞典模式的日益衰落,是个不争的事实。原因十分简单。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和残酷。当对手因采用英美模式,频频向福利制度开刀而取得竞争优势时,逼着你向野蛮压榨工人的底线看齐的压力,很难抗拒。……西欧改良主义者正在哀叹的‘美国化’过程,看不出有什么扭转的可能”。(五柳村网)

丁弘先生又谈“‘列宁格勒’经全民公决恢复‘彼得格勒’。”苏联人民的确‘多数对列宁的感情不如对彼得大帝’。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如今中国的专家、学者、老革命都分不清列宁和斯大林的差别,何况俄罗斯人民呢!?十月革命时的一代人已经没有了,有寿终正寝自然过去了的,有在斯大林罪恶统治下冤死的。总之,是没有了。这些活着的第二代、第三代人,长期受斯大林主义的欺骗、蒙蔽。他们对斯大林就是有刻骨的仇恨和十二万分厌恶,也要连累到列宁,因为斯大林的统治,就他们看来是列宁政权(无产阶级政权)的延续。不是吗?许多的中国人也认为罪恶的斯大林统治是十月革命的结果。我们这里多少有过论述苏联实际情况的出版物。而俄罗斯人,当时有谁去唤醒他们,给他们说明真相。当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时,有些高层人物还要想方设法保护斯大林呢!这段历史难道丁先生不熟识么?
丁先生将马克思恩格斯缔造了社会民主党,李大钊在中国建党时也曾主张以“社会党”为党名,企图以此说明和提高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的历史地位,以此贬低列宁所创建的共产党。事实上这有什么作用呢?不管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有它辉煌的过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这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世界上的共产党也有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对于“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恩格斯倒有说法:“……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持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主义)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马恩全集》第22卷490驭)。有人曾批评列宁将民主与资产阶级一起推翻了,同时也将“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也抛弃了,事实上,第一个要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的不是列宁而是恩格斯。

最后我说的是,有人将马克思说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演绎出大块文章。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列宁不会说自己是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也不会称自己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陈独秀不会说有陈独秀主义,连斯大林也不会宣称自已是斯大林主义者。





写于07-6-3
修改于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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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2007-09年革命马克思派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争论【中国内地】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14日 00:07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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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实际上也是黄公演先生。


反对社会主义的小驿站?

——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棱镜下的马克思主义


林木

(一)

有朋友告诉我,就他所接近、熟悉的许多人,大都相信社会民主主义。这并不使我吃惊,因为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知识分子,以他们现在的地位和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对现实产生一些否定观点,已经不错了,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近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也是产生于中国高层知识界,因为他们对自己以往的思想信念,彻底绝望,而又不能从斯大林主义的魔域中彻底摆脱,加上如今所处的社会地位、养尊处优的生活境遇,他们也只能紧抓这根救命稻草——社会民主主义。

就是这些目前整天“论证”社会民主主义“正确”的人,过去也是整天“论证”斯大林怎样“伟大”、“正确”,“论证”斯大林“英明”、“天才”。不是吗?这些人过去不是“社长”就是“主编”,或者所谓高层记者……是中共喉舌的“领军”人物。也是这些人整天“论证”苏联成功建成社会主义,“论证”苏联向共产主义迈进。不幸的是苏联从现实中消失了,而这些先生们感到绝望,他们不去总结这悲惨的历史教训,如今还是沉睡在斯大林主义的温床上,去做新的罪恶“美梦”,企图再去迷惑人们,要人们再次去走社会民主主义的死胡同。

过去“论证”苏联已成功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人,当然是斯大林的门徒,是世界上的斯大林主义者,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国际性的事业,一国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某一国家取得胜利,甚至像俄罗斯这样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以夺得政权,但保持工人政权和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所以苏联从来不是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主义者独裁统治下的苏联,更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它是堕落了的工人国家。所以陈独秀曾说过:将后期苏联称为社会主义是糟蹋了社会主义。这堕落了的工人国家,摆着的是两条道路:一是苏联的工人阶级起来再进行一次政治革命,打倒官僚统治,使苏联恢复十月革命传统,走上健全发展的的工人国家道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可能,也许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产生,或者是本国工人阶级自我觉醒的结果。另一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世界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不幸的是,苏联最终走上资本主义复辟道路,苏联解体,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彻底死亡。

苏联解体,表明斯大林主义彻底破产,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言的不幸结局,因此苏联解体决不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问题。当然历史的进程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它有暂时的曲折,甚至还能逆转、倒退。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叛卖了革命,消灭了党内民主,剥夺了苏联人民自由生活,实施了专制独裁。这些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热月反动”,这当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曲折,但不能说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也不能说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破产。现在世界上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如既往地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事业,勇往直前。

苏联的解体,在中国还有另一些人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也就是列宁主义的失败。首先他们将斯大林和列宁捆绑在一起,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需要列宁埋单,他们说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说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是背叛了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思想。苏联的“结局”,就是列宁主义错误的证明。所以如今他们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里需要再次指出,有这样思想观点的人,过去大多是斯大林主义的忠实信徒。直至今天,这些人还没有忘却他们的鼻祖教导:“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学生”,“斯大林忠诚地执行了列宁的遗教”。过去崇拜斯大林,顺便崇拜列宁;今天否定斯大林,连列宁也否定掉不是顺理成章吗?因此他们至今还“理直气壮”地说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就是列宁主义的破产。凡是不带偏见,对苏联历史稍有正视的人,都知道斯大林背叛了列宁,背叛了十月革命。

(二)

说“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如今大力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他们说在历史上曾有三种社会制度在竞赛:资本主义制度、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竞赛的结果,苏联社会主义败北了,民主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种说法的前提就不成立,世界上什么时候有过社会主义制度?在第一节里我说过,社会主义是国际性事业,一个国家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苏联早期是被称为“工人国家” ,斯大林背叛十月革命后,苏联产生官僚层,成为斯大林独裁专制国家,因此被称为“堕落工人国家”。

这里倒要指出:我也认为北欧的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的的确确比苏联林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优良些,但它决不是社会主义,连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它们还是地道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苏联的政治制度是二十世纪最反动、最落后、最无人道、最血腥的,它只能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相提并论。

说起“民主社会主义”,必须要提到“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所以这些先生们就千方百计的寻找论据,替伯恩施坦翻案、招魂。他们说伯恩施坦才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 ,始终处于少数,他以批判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他称自己为“修正主义”,他曾“理直气壮”地说修正主义有什么不好,马克思本身也是修正主义者。所以自他发表修正主义观点后,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现在被人们归纳进马克思主义“正统”阵容——伯恩施坦阵容内的普列汉诺夫,当时在批判伯恩施坦时,也是不遗余力的。由此将一位批判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着干的人物,怎能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世界上除了这些整天自鸣得意制造“正统”谎言的人外,其他活着的人,都是弱智。

有人说恩格斯后期与伯恩施坦是一伙的,不然的话,恩格斯怎能将自己的遗产交给伯恩施坦,将伯恩施坦作为遗嘱执行人?的确,这好像很有说服力。但是还有另一事实,1898年10月16日,倍倍尔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这样写着:“你——(指伯恩施坦一引者)入党时是一个爱森纳赫派,几年后你在杜林的著作和讲演的影响下变成狂热的杜林分子,然后你认识了赫希柏格……变成了赫希柏格分子,你和赫希柏格以及施拉姆写了那篇可恶的文章(即《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引者)(1879年),它把我们大家都惹火了,……那篇文章以及由于赫希柏格而发生的一些事,是我们到伦敦的‘恩格斯堡’作‘忏悔之行’的原因,当时你是真正的‘忏悔者’,而我是在两位震怒老人面前充当你的‘引见人和守护神’。我们带着必要的‘赦免’回去了,后来你当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那个时期是你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谁都更加热情地关怀你。你迁居英国后,由于经常和恩格斯亲密交往等等,你的观点起初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自从恩格斯逝世,……你的观点又来了一个变化,看到你变成这个样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摇头惋惜。……”

从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伯恩施坦源本是思想摇摆不定的人物。去伦敦“忏悔”之后,的确取得恩格斯的信任,有过一段“黄金时期”,但恩格斯逝世后,“观点又来一个变化”。恩格斯逝世于1895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著作,1896-1898年陆续在《新时代》上发表。这就是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才彻底暴露自己的修正主义嘴脸。当然在与恩格斯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修正主义思想在形成,或者已经形成,但至少是隐瞒着,为了得到和保持恩格斯对他的信任,他采取了隐瞒和欺骗的手法。这好像斯大林对列宁所使的“花招”一样,但列宁病重的时候,发现真实的斯大林的时候,斯大林也就撕掉伪善面具,暴露其狰狞的本相。由此可见,列宁不能对斯大林的罪恶行为负责,恩格斯也不能替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负责,更不能说恩格斯后期与伯恩施坦是同路人。

(三)

在辛子陵先生的《千秋功罪毛泽东》和谢韬先生为该书所与的序言,论证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某些章节,证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832页)这句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理论的根源”。

《资本论》第一卷中写的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出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生出了它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并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获得的成就——协作、土地及各种由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有——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所有制。”辛子陵先生在捉弄读者,好像读他书的人不是“脑残”就是“白痴”,连马克思所指的“私有制”与“……生产资料的共有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所有制”(着重号系笔者所加)都分辨不清。马克思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这并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生产资料共有的基础上,建立个人的所有制。”如果这里所提的“私有制”如辛子陵先生所歪曲的那样等于“个人所有制”,那就是马克思举起左手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不是重建私有制”,而同时举起他的右手宣告: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私有制(个人所有制)”。那马克思算什么呢?还能算什么“导师”、“革命家”么!?不过是江湖骗子!这本来显浅的道理,用不着让我这些无名之辈来费笔墨加以论述,但博学的辛子陵和德高望重的谢韬先生们这样故弄玄虚,出于无奈,只得说几句。

“私有制”是说生产资料掌握在个人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共产主义社会的“个人所有制”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属全社会所有,共产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都有权从联合体中获得生活必需品,个人能全面自由发展。所以“个人所有制”也可以理解为在生产资科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工人对自己的生活资料所有制。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再一次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称之谓“否定之否定”。而且马克思再三强调:第二次否定,“并不是重建私有制”。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后,当然要没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亡阶级,没有理由要保持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同时要同资产阶级(保护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辛子陵比他的老祖宗伯恩施坦走得更远,宣称“资产阶级”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认为只有“劳资双赢”,资本主义没有剥削。他还鼓动他人要“理直气壮”、“正大光明”。而令人不解,为什么辛子陵自己就不能“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而是以“江湖骗术”肆无忌惮地歪曲篡改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假冒马克思的权威,贩卖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私货!?

“十月革命”被叛卖,苏联的解体消亡,有其原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已有“真言”,我不想在这里多说,我只着重地说:决不是如辛子陵所说的是没有执行马克思的“教导”结果。

(四)

辛子陵一方面说十月革命没有执行《资本论》第一卷正确的教导而失败,另方面又说《资本论》第三卷否定《资本论》第一卷。不知辛子陵有怎么样的逻辑思维?被“否定”了的著作有什么好“执行”的,辛子陵怎样才能自圆其说?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辛子陵的曲解:“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财’的过渡点,这就是股票”。

马克思这里说的“股份公司”决不是等于“资本”已转化为“生产者所有”,等于“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两者之间有一“过渡”,过渡是必然的,但也不是“和平长入”,而必须经过革命。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说的:“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

辛子陵一个天才的发现:“个人所有制的过渡点”就是“股票”。

好极了!辛子陵设计的未来“天堂”里全民是“股民”,个个持有“股票”。辛子陵能否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民”所持有的“股票”是一样多的么?辛子陵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他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思想就是反对“剥削者被剥夺”,因此那些富豪(资本家)对某一股份公司的股票将是该公司所有“股票”的51%以上,至少是达到控股的数字。而资本家为“控股”还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看看其他一些“幸运”的持股者将来“命运”吧!

还是让马克思自己来回答吧:股份制“因为所有权在这里是存在于股票的形式上,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证券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上,小鱼为大鱼所吞,羊为交易所的豺狼所杀;在旧形式内,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当作个人财产出现的,那种和旧形式相反的性质,在股份制度内已无存在;不过这个转向股份形式的转化,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限界之内,所以,股份制度并没有克服财富当作社会财富和当作私有财富的性质上的对立,却不过在一个新的形式上发展了它”。(《资本论》第三卷第508页)这就是说“股份制”并没否定《资本论》第一卷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化生产与私的占有。

这就是马克思对“股份制”的“判决”!

“不过这个转向股份形式的转化,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限界之内,所以,股份制度并没有克服财富当作社会财富和当作私有财富的性质上的对立,却不过在一个新形式上发展了它”。这些马克思的话,对辛子陵们是毫无用处的,但相反地更无情揭露辛子陵们的丑恶嘴脸。

这里又一次证明辛子陵并不“理直气壮”和“光明正大”,而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

(五)

辛子陵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所写的导言里,找到自己所需的“论据”。

恩格斯在导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

辛子陵在这段引文中“1848年的斗争方法”下面加上自己的“引者注”。这“引者注”怎么写呢:?说“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这样的“注”很不道地,很不光彩,对读者是“误导”,是“欺骗”,是很不“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作法。这也许是辛子陵的原有“风格”。但决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这是文痞的下三烂行为。

恩格斯说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文中指定的1848年,已有时间 “限定”,所以决不是指《共产宣言》所主张的“暴力革命”。而是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原则下的1848年的斗争“策略”。1848年的革命斗争中, 马恩曾主张“街垒战”,认为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伟大的决战已开始,这决战定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迁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然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胜利”(见《导言》)。而1848年的革命失败了,因此恩格斯说自己和马克思有错误,其错误在于对时局的估计和革命策略应用上。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一长时期工作,无产阶级要进行长期的坚苦、卓越的斗争才能夺得政权。因此恩格斯总结历史斗争经验,再次着重提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斗争策略:争取普选权,他说:“《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这话也证明恩格斯说他们自己错了,决不是指《共产党宣言》主张“暴力革命” 。如果“暴力革命”和“争取普选权”是相对立的,那么在《共产党宣言》中决不会同时提“暴力革命”和“争取普选权”。之所以在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宣言》中还要提“争取普选权”,因为“争取普选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斗争策略,有助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纪律性,有助向无产阶级及所有社会阶层宣传社会主义的道理,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原则有利而无害。就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来说,他们要的是“普选权”,坚决要放弃、反对“暴力革命”。

辛子陵摘引恩格斯《导言》的目的就是“断章取义”、“歪曲”恩格斯的原意,以恩格斯的“权威”,来欺骗别人,以达到他效忠“资产阶级”的目的。他说恩格斯都承认他们自己“暴力革命”错了,只有经过争取“普选权”,通过“议会” ,才能“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因此辛子陵们的结论:“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恩格斯整篇《导言》,没有半句话说:“通过议会斗争,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也没有半字要国际无产阶级放弃“暴力革命”。

对争取普选权“策略”是这样说的:

“由向来是斯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好处,那也就很够了……”

这是主张争取“普选权”的宗旨和目的。 当然恩格斯还例举了选举权给党带来其它种种好处,就是没有说选举权和通过议会可以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避免暴力。

恩格斯还说要将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还未变为修正主义的党)225万选民构成“突击队”,“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决战的那一天”。除了辛子陵们外,谁都知道指的是什么。事实上辛子陵也懂得,只是他像驼鸟般的将头埋进沙堆,就太平无事了。好像世上的人都会如他一样愚蠢。

恩格斯在《导言》中还进一步教导我们:“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是决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

关于《导言》,托洛茨基在《1905》之“工人代表与革命”一章和卢森堡在《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都有谈及。当然他们都是站在与恩格斯同一革命立场上讨论问题。在这里我不作阐述。

(六)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中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作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结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些辛子陵的“自我阐释”,足够证明辛子陵的观点本来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他对《资本论》是抱彻底否定的态度,他摘引《资本论》和恩格斯《导言》中的词句,为的是以“歪曲”、“篡改”手法,达到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这同时也证明我在上面提到的:他比伯恩施坦走得更远。在伯恩施坦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找不到“资本家”、“资产阶级”不是“剥削阶级”的说法。如果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当时明目张胆地宣扬“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资产阶级不是剥削阶级”,我想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这样客气地称他为“修正主义”,而非要给他戴上“工人阶级的叛徒”、“资产阶级的走狗”帽子不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不会有立足之地。辛子陵们的思想连一丝儿“社会主义”气味也没有,他们只能划归于那些为王者师的御用文人。客气一点的定位:他是富豪或老板的看家。

(七)


近日我阅读了一位信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学者的文章,其中写着:“陈独秀晚年讲‘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呀!‘谁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要搞法西斯了’。此语令人怵然”。

的确“令人怵然”!这话竟然在陈独秀口中说出。由于我才疏学浅的关系,我真的弄不清这些话写在陈独秀的哪本大作中?而作者也未注明引自陈独秀何种著作中。作者是一严谨人物,决不会信口雌黄、无论编造。如果真的是“信口雌黄、无论编造”,那么,也只有将他归类于辛子陵、谢韬等人的队伍,古话说得好:“物以类聚”!因为辛子陵们的惯用技俩是:断章取义、歪曲、编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言论,现在加上连同“陈独秀的话”。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中曾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此次若是德俄战胜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陈独秀在狱中对西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后者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

的的确确,陈独秀晚年使用过“资产阶级民主”这个慨念。

从这些话中,我们是找不出陈晚年认为“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的,也不能演绎出“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就是搞法西斯了”。这完全是“捕风捉影”!

从陈的话中可以肯定陈晚年认为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

这些话胡适先生也“利用”过,而且大作“文章”,在《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序言”中,胡适说:“‘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这理论在一切共产党的眼里是大逆不道的谬论。……”像胡适这些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怎能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争策略,他如辛子陵们一样断章取义,歪曲陈独秀观点,将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强加给陈独秀。陈独秀的说法,重点在后一句:“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什么是“大众民主”?“大众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权。“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后者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

陈独秀希望英、法、美在二次大战中取得胜利,这样“资产阶级民主”得以保持,那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容易取得成功,“大众民主”才能取得。如果英、法、美在战争中失败了,则面临的是法西斯加斯大林主义独裁专制统治,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存都成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工作将艰巨百倍,“所以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陈独秀并不是如胡适所想的为了要“保持资产阶级民主”去“保持资产阶级民主”,也不像那些整天歌颂“资产阶级民主”有“普世价值”而要“保持资产阶级民主”。陈独秀决不像那些“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样“庸俗”,他所考虑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请问那些大人先生,历史就不是这样写的吗?在希特勒、墨索里尼所统治的德国、意大利有无产阶级政党活动自由么?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家,除了共产党外还允许其他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存在么?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有这样的论述:“恩格斯在这里特明确地表达象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和尖锐化……”(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9月第七版63页)

为什么要将“捕风捉影”的话强加给陈独秀呢?因为他们有意图,企图将陈独秀也拉进他们的圈子里去。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当然不会去歌颂“资产阶级民主” ,但也不会去笼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人,可能主张搞法西斯 。但无产阶级革命者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去干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工作。去宣传,去鼓动,去唤醒无产阶级,最后走上街头,夺取政权。更具体地说: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利用“集会结社”、“言论”、“出版” 、“游行”……等等民主权利,去唤醒、说服、号召群众起来行动,同时也可通过争取普选权和议会斗争,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早日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者和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同目前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不同(为什么要强调说:“目前中国的修正主义”?因为笔者曾在本文中提到,中国目前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比伯恩施坦走得更远) ,他们不会去歌颂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生力的代表 ”;也不会去歌颂“资产阶民主”,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具有“普世价值”。

硬说陈独秀说过“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东西”和“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谁就要搞法西斯”,其真实意图是欺骗世人:陈独秀也同他们一样,认为民主没有阶级性,民主就是民主,不分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因此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其潜台词是:资产阶级社会,永世长存。

反对民主的“普世价值”提法,并不是要反对民主,主张专制。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政体,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坚决主张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保障人权,各级官员,要由选举产生,同时可以随时罢免……我们要共同为实现民主、自由、人权而斗争。但“民主的普世价值”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它意味着资本主义万古长青、永世长存,它十足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我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已经消亡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说: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未,这样的论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耽心,是不是我们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也就是承认这个原则。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4月版73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已经消亡了,那里还有什么“普世价值”。

(八)

以上我用很了多篇幅反驳辛子陵和谢韬等人怎样歪曲马克思主义,歪曲列宁和陈独秀的思想。这绝对不是仅仅学理之争或“正统”之争。不是的。中国现在鼓吹社会民主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说连一点劳动人民立场的气味都没有。他们肆意歪曲革命先贤的思想,其实是为了美化资产阶级剥削,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披上“符合道统”的外衣。他们不学欧洲早期的(还未蜕化为资本主义秩序拥护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怎样发动工人大众自下而上的向专制官僚和资产阶级索取权利,反而卑躬屈膝的向统治者献策,寄望统治阶级自我改良。一切都很明显,辛子陵和谢韬等人标榜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过是通往“反社会主义”的小小驿站而已。劳动人民不要受这种思想迷惑,要坚定走自已的路呵。

2009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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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4月 14日 00:14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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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至少好几年前,已经有人表示,在重读资本论时发现了前所未知的新意:原来马克思并不是那么彻底反对私有制的,资本论中有一段文字竟然是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要重建个人所有制呢。不过他们似乎并没有说清楚,这所谓新意到底是什么。最近我看到了辛子陵的意见,他明确地说,马克思那段文字是教我们要团结资产阶级来建设社会主义。如此重大的新意,可非认真研究一下不可了。

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应该是指重建工人对自己的生活数据(包括个人生活上需要使用的各种物品)的所有制,绝对不可能是指重建资本的所有制,即重建资本家对已经社会化的生产数据的所有制。

那句话出自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的第7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倒数第2段。该段的全文如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数据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段话末尾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对前面所说的「否定的否定」的说明,也就是对该节上文所说的「剥夺者被剥夺」(即剥夺资本家的资产)的说明,所以这当然不可能是重新建立资本的所有制,不可能是让资产阶级重新诞生。既然资本主义的「自然过程」要造成终于剥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的事实,废除资本的所有制,怎能同时又重新建立资本的所有制呢?两种恰恰相反的过程,怎能同时实现呢?「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说明了:这种否定也不是重新建立「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即过去那种多数人的、分散的小私有财产制)。但是,马克思接着说明,这种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否定,并不是建立绝对的财产公有制,不是把一切财产都收归公有,而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也就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数据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工人对自己的生活数据的所有制(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所占有的生活数据常常是不够的,尤其是没有充分保障的)。上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只能这样理解。凡是头脑正常而又没有歪心恶意的读者,都不难如此理解。

辛子陵却对这段文字提出一种非常奇特的解释。他认为:这段话的末尾一句,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要去「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见《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任何人,只要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一点点认识,不论是赞成它还是反对它的,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剥夺资产阶级的资产,由此建立根本消灭了阶级差别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这种革命取得成功后,反倒要去团结(或者重新创造)资产阶级呢?为什么那种以消灭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为前提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要靠团结资产阶级才能够建立起来呢? 辛子陵那样的解释,是绝对讲不通,完全违反逻辑的。他对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看法,明显不过地与马克思恰恰相反。他的立场是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在极力歪曲历史的事实和文献(他的书可算是集修正主义和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之大成)以做出最坚决的拥护资本主义的结论之后,还企图曲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话来假冒马克思的权威,骗取人们接受他的立场。这根本不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而是最无所忌惮、最无耻的江湖骗术。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们的主要著作是不断地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次再版和每一种新的译本,都作一些修订,不但使内容更加精深和完整,连文字上也尽量修订到让读者更容易正确了解。尽管如此,他们的著作中有些文句的含义还是不容易准确把握的。但是资本论中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句,并不属于此类,它最低限度是很难让读者误解到恰恰相反的方面去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判断:辛子陵是故意曲解。

关于译文方面,我认为上面所引用的那个中文本未必是完全妥善的。我觉得,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段文字中,如果把「私有制」改为「私有财产」,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改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可能更恰当,更明白。我手边有两种英文本。一种是1886年经恩格斯审定的最早的英译本,另一种是1976年企鹅出版的新译本。在企鹅版里,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文字的末尾,是说establish individual property而不是 re-establish individual property (是「建立个人所有制」,而不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过这点并不重要。在1886年版里,末尾的一整句是:This does not re-establish private property for the producer, but gives him individual property based on the acquisitions of the capitalist era : i.e.,on co-operation and the possession in common of the land and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这不是为生产者重新建立私有财产,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让生产者得到个人财产)。由此看来,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就更明显了。

揭穿辛子陵关于马克思这句话的曲解和欺骗,并没有多大困难。但是,充分说明过去那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制度失败的真实原因、资本主义复辟后的真像、以及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由此而让劳动人民看到真正的出路何在,却是非常艰巨的工作,至今已经做到的还太少,而且愿意去做的人也还太少、太少!

向青 2009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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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安庆会议后的感想

黃公演



  5月26一28日我去安徽省安庆市参如“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中听了许多人的发言。现在也谈谈我会后的感想。

  首先是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先生的“报告”。被称为“报告”,是因为他的的确确是以“领导者”的身份莅临会议的,他不同于我们这些与会者。不言而明,他的座位是主席台的正中央,两边坐着的显然比他的官职小些,或称“来头”小些的人员。你可以想一想,这次主席台上,连我们安庆陈研会的负责人也没有资格坐。的确这次学术研讨会,也显得等级差别。

石仲泉讲话

  石仲泉的“报告”,比起上次在武汉的纪念共产党五大、八七会议上的讲话,有些后退了。上次讲话明确地提出明年是陈独秀诞辰130周年,要给陈独秀平反、恢复党籍,要隆重纪念。而这次报告,只字不提“平反”与“恢复党籍”问题,“隆重纪念”要下面打报告要求。石仲泉最后还“提醒”与会“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陈独秀晚年错误。散会后,倒有这样的反应:陈独秀晚年表现是伟大的,他能进一步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谁将后期的苏联称为社会主义,是糟蹋了社会主义”。还有许多其他反应,不过我没有听到有谁说:“陈独秀晚年有严重的错误”。人们心里怎样想我无法知道,说出来的话总能听到。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27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下午的小组讨论。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陈研学者中也有抬头。以往的历届陈研会中,学者文章、发言中,我没有听到或看到说陈独秀前期或晚年有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所谓陈独秀也是“两头真”人物。这种说法,我的确是第一次听到、看到。也许是受这两年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所影响。

  关于所谓“两头真”问题,我早想说说自己的看法。这个说法也许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往往有过“光荣”的过去,现在就是离休了,还是受人尊敬。

  我想说的,他们不能被定性为“两头真”,应该实事求是地称为“两头空”。

  这些人年青时有热情,有朝气,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投身火热的斗争,愿意抛头胪洒热血,为了个人的“理想”、“信念”,能往往直前,不怕艰难困苦。过去不是有这样的歌词么?“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也许就是这个经历,他们首先获得了“真”的称呼!也是第一个“真”。可是遗憾的是,他们争得的现实,不合乎他们当初的“理念”、“理想”。其实,他们当年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已经被斯大林主义污损了的假的“共产主义”,并非马列原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理想落空了!所以我说:“落空”了!这不能称之为“真”,只能实事求是地称之为“空”。

  近几年他们来个转变,180度的转变:主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救中国”。整天架给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招魂。将这些已经深埋在历史垃圾堆里的货色,贴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倒处贩卖,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将伟大的十月革命贬低为“政变”、流氓无产阶级骚乱。

  当然,“民主是个好东西”,人们要求“人权”、“民主”、“自由”,我也举双手赞成。中国真的有一天能实现这些,在历史的里程碑上,应记上他们的名字,但民主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死胡同。德国在希特勒的淫威下,社会民主党不战自垮。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吗?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是部耻辱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主张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战争,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让国际无产阶级兄弟互相撕杀。

北欧福利国家的真相

  现在人们整天标榜北欧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让我们看看法新社最近的电讯:“北欧向右特,改革福利国家制度。”

  电讯说:“北欧历来是社会民主党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堡垒,然而市场自由化浪潮正在席卷该地区。在该地区,现有4个国家是保守派执政。”瑞典首相是保守派赖因费尔特,赖因费尔特组建的中右联盟去年10月上台执政。“瑞典北欧斯安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对本社记者说,北欧国家正在变得不那么独特,因为它们变得‘更像是欧洲主流国家’。”“瑞典已对本国实行的失业保险计划进行了改革,增加保险费,减少福利,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瑞典已经宣布了有关取消财主税和财产税。此前,前社民党政府决定取消遗产税。……北欧国家向右转是要使福利模式现代化,……从一定程度上说,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早就开始了这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社民党大幅削减公共部门。”

  这些所谓“福利型”国家纷纷要向右转,最根本的原因是统治阶级在晚期资本主义下面,不惜实施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取消以往福利国家时代的种种改良措施,以维持财团的利润。

  看来他们的愿望、理想又要落空。这是他们晚年的“空”,因此它又不能称为“真”。所以,我也替他们感到遗憾,他们最后成了“两头空”人物。不过他们不需要我们担心,他们不少都是些离休人物,有吃、有用、有地位,总之,享受是中高级的,工农群众不能与他们相比,还要受到社会的尊敬,再加上他们的耄耋之年,肯定能平平安安,愉愉快快度过晚年。

陈独秀也成了“两头真”人物?

  话说回来,陈独秀怎么也成了“两头真”即“两头空”人物了?!

  我再次阅读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我发现陈独秀也注意到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我的根本意见》中的第14条中陈独秀说:“……十九世纪武器新战术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计巷战之价值,二十世纪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统治营垒内部不崩裂”。第15条,“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们不能幻想资本统治不崩溃可以取消私有财产”。我们用不着分析就可以理解陈独秀晚年思想,1、陈独秀不是主张要取消暴力革命而走议会道路,他说的是减少不是完全放弃“巷战”,即完全放弃“暴力”;2、陈独秀在第15条中明确表示:只有资本统治崩溃,才能取消私有财产。因此走和平的议会道路只是幻想。所以仅仅这两条,就可以肯定,在晚年陈独秀身上,找不到半点、或一丝一毫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子。

  最有说服力的,是1942年5月27日离陈独秀逝世只有14天写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在该文中,陈独秀歌颂了“十月革命”,歌颂了俄罗斯的革命群众,歌颂了布尔什维克党,歌颂了革命领导人,他说莫斯科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灯塔!由此可见,谁要说陈独秀晚年信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那是侮辱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不是冤家不聚头”

  “冤家路狭”,“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是民间谚语。这“冤家”两字并不一定要理解为“有深仇大恨的死对头,”民间将夫妻两口子也称“冤家”,夫妻间互称“小冤家”真的还有些“甜丝丝”的味儿。当然我与黑龙江大学的郭立田教授,相互间当然没有深仇大恨,也不是类似有深厚感情的知心朋友。我只是以上面的谚语说明事情的巧合。在2002年在南京召开的陈独秀研究会,我和郭教授分在一个小组,争论的问题是列宁是否也是独裁者。这次安庆会议,我们又是在同一小组,郭教授又是旧戏新唱,又提列宁是独裁者。

  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先提出的”。这说法倒客观,不像有些人硬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发明”。但他接着说:“是列宁将它具体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我曾向坐在门口发文件书籍的安庆会议工作人员要郭立田的给大会论文,他说没有,故郭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只能凭我的记忆写出。)他的结论是列宁为独裁者。

  我当然如在南京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一样反对他的意见。

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真假假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头痛,这也可以理解,因为长期以来,斯大林主义者都是挥舞着“无产阶级专政”大旗胡作非为的,“无产阶级专政”被他们彻底败坏了。同时也因为他们并没有进一步去研究、去理解倒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当然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总不能如无政府主义一样不要政府──即不要政权。无产阶级掌政权以后,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实施广泛的民主,即人民有各种民主自由权利:集会、结社、罢工、出版、言论、……等,最重要有组织反对党派的自由,并能在经济上取得保障。如果这个无产阶级政权遇到阶级敌人的挑衅、捣乱、破坏行为,即遇反革命事件,那当然要进行制止、取缔、甚至镇压。制止、取缔、镇压敌对阶级的行动,就是对他们实施专政。因此,这个无产阶级政权,被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其内函是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对反动派实施制止、取缔、镇压。如果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称不好听,那也可以换一称呼,换一叫法。

  列宁的确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说过:无产阶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首先我们不要太将“法律”神圣化,“法律”也是历史的产物。在私有制存在的社会,“法律”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换了一种社会制度,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法律”就会有新的规定:没收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所流行的一种说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骗人的鬼话,在阶级社会里,法律的前提,就是不平等。法律约束本来就是相对的,统治者为了需要可以随时订制他所需要的法律。所以统治者的行为每时每刻都可以做到“依法”行使。所以用不着抓住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话不放,或大做文章。我可以告诉郭教授,只要郭教授不在行动上推翻工人政权,我想列宁这话对你毫无关系,动不了半根毫毛。列宁的话是针对反革命、反动分子说的,的确,列宁对于阶级敌人毫不手软。因此郭教授在他自己的大作中所引的那些论据,也丝毫证明不了列宁是独裁者。

  我很奇怪,也很不理解,为什么郭教授总是抓住列宁这些话不放,而对蒋介石屠杀千千万万中国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却视而不见,则反而说:蒋介石骨子里不是反共的,是被人家逼的(见郭给南京陈研会论文《大革命失败与陈独秀的“错误”》)他化大力气去研究马、恩、列,做出“反思”,却始终不“反思”巴黎公社墙下被枪杀的公社社员等事件。蒋介石的屠杀工农和法兰西的统治者屠杀公社社员大概都是依法行使的?如果是“依法”的,那么这样的法律也是神圣的么?

  再来个提问,我很少听到郭教授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而相反的将斯大林的罪行要列宁“买单”。我在小组会上也说过:列宁没有杀过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同志,遇到重大问题通过争论解决,在党内发生争论时,都以说理,以少数服从多数解决,从来不以行政干予或命令来简单处理,从什么地方可以证明列宁是一独裁者?从那里可以证明列宁和斯大林是一个样的?

  现在社会上出现“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还要打着“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旗号,而郭教授则是另类,他对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他说中国问题是:知有今日,何必当初。总之他要以“新视角”、“历史主义”谈论问题。只有他自己知道什么是“新视角”,什么是“历史主义”?如果要我来评论,不说也罢!世上有的是明理人!

2008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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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2007-09年革命马克思派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争论【中国内地】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8日 00:18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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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真”实为“两头空” / 黃公演

由安慶陳獨秀學術研究會和安慶師範學院皖江文化中心聯合主辦的「陳獨秀社會主義思想學術研討會」,於5月27日至28日在陳獨秀故鄉安慶市召開。黃公演在会后发表了他的感想,就有人称陈独秀为“两头真”论及社会民主主义,认为是“侮辱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因“两头真”实为“两头空”。黄的见解与时下一般的认识大不相同,特将其中有关内容摘录在此,以见当前中国思想界已在走向多元化。下面是黄的感想。----五柳村编者,2008年6月14日。>


【以下摘选了上文的如下几节】

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北欧福利国家的真相
陈独秀也成了“两头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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