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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斯里兰卡托派共产主义运动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2月 8日 15:51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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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者:晨星


平等社会党的建党历程

在前两篇文章里,我们将追寻斯里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建党历程和它在战前的发展,它为何要将托洛茨基主义写在它的旗帜之上,它是如何成为锡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文章转载自《锡兰青年社会主义者》1980年3月第1期第11-29页上的内容。《平等社会党建党宣言》于1935年12月18日首次发表,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锡兰劳工运动的发展》和《斯里兰卡左翼运动的起源》(Sanjiva图书公司,科伦坡)的作者库马瑞·加雅沃德尼(KumariJayawardene),他向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我们添加了相关的注释以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关于锡兰工人运动的消息可以参考科伦坡NSG出版社的《锡兰工运史》(第1-3部分,《锡兰青年社会主义者》,1962年出版)以及罗伯特·M·科尔尼的《锡兰工会及政党》(加州伯克利大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

类似较完整的研究有Yodage Ranjith Amarasinghe在1974年于伦敦大学发表的博士论文《锡兰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平等社会党发展、意识形态和政治作用的研究(1935-1964)》。由于作者是一名平等社会党党员,他能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党派的立场上来发表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其它关于该党早期历史较详尽的资料可以参考乔治·扬·勒斯凯(Jan Lerski)的《锡兰托洛茨基主义的起源》(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这部著作讲述了1942年之前平等社会党的历史,皮埃尔·勃鲁埃(Pierre Broué)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印度反对派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简史》(托洛茨基手册,1985年3月,第21期,第24-28页,第30-32页)的叙事年代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其它的文献包括詹姆斯·朱佩(James Jupp)的《斯里兰卡:第三世界里的民主国家》(1978年,第72-78页,第102-105页,第261-265页)以及罗伯特·J·亚历山大(Robert J Alexander)的《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29-1985):历史文献的分析》(1991年,第159-178页)、小册子《锡兰:1971年4月人民解放阵线起义的来龙去脉》阐述了党到1964年以前的历史(详见第17-29页),而米歇尔·罗斯(Michael Ross)的《锡兰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宣传册系列》,第9期,1972年2月出版)和克里斯蒂娜·玛达帕塔(Chrisantha Madapatha)的《斯里兰卡的“人民阵线”思想》(《国际战士评论》,第9期,1974年6月出版,第24-40页)也是颇具价值的资料。

平等社会党的那些领袖和英国托派分子之间的联系很少被人提及。我们知道菲利普·古纳瓦尔代内(Philip Gunawardena)、卡尔文·R·德·西利瓦(Colvin R de Silva)是伦敦学生大会组织领袖Aggrawala的支持者,他们同马克思主义联盟的F·A·雷德利(FA Ridley)、雨果·杜瓦(Hugo Dewar),此外还认识共产主义同盟里格·格罗夫斯(Reg Groves)、亨利·萨拉(HenrySara)、哈里·维克斯(Harry Wicks)(S·博斯坦(S Bornstein)、A·理查德森(A Richardson)《逆流》,伦敦,1986年出版,第52、121页)。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同盟对共产党的政策的影响下,西尔瓦出版了劳工月刊《The Indian Masses Move Forward’ in Palme Dutt》(第14卷,第2册,1932年2月,第87-92页)。

早期的一些历史资料也颇有裨益。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Leslie Goonewardene)出版过两本小册子——《平等社会党的简史》(科伦坡,1960年12月出版)、《回望平等社会党》(科伦坡,1978年12月出版),另外,德·西利瓦的《新视角看过去》发表在1979年2月出版的第4卷、第2册《社会主义国家》上。1975年12月19日出版的第12卷、第46册《民族》取名为《40年风雨历程》,杂志上发表了西利瓦的文章,“今天的议题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如何去实现它”、N·M·佩雷拉(NM Perera)也发表文章《40年的斗争》,与此同时,《N·M·佩雷拉博士小传》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党的早期历史。埃德蒙·沙马拉科迪(Edmund Samarakkody)也为《Samasamajis》(第24卷,第16册,1960年3月)杂志写了篇回忆文章《根与花——关于平等社会党的历史》,后来这篇文章收录到保罗·卡斯西欧拉(Paolo Casciola)写的《埃德蒙·沙马拉科迪(1912——1992)》传记的附录中间。后来,埃德蒙·沙马拉科迪又在《斯巴达克》(1973年到1974年冬天,第22期)杂志上发表了《锡兰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这篇文章占据了整本杂志的内容。普林斯·拉贾斯欧里亚(Prins Rajasooriya)的分析可以参见他接受鲍勃·皮特(Bob Pitt)的访谈《斯里兰卡:为托洛茨基主义而战》(《工人新闻》,1990年10-11月刊)。鲍勃·皮特自己写了一篇《平等社会党是如何背叛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章发表在1989年6-8月的《工人新闻》上。

开尔文·A·伍德沃德(Calvin A Woodward)的《锡兰托派工人运动》(《世界政治》第14卷,1962年,第308-321页)和罗伯特·N·科尔尼(Robert N Kearney)的《锡兰马克思主义政党》(参见保罗·巴拉斯(Paul Brass)与马尔库斯·P·弗兰达(Marcus P Franda)编写的《南亚激进政治》,剑桥、马萨诸塞,1973年,第401-439页)以及阿尔弗雷德·J·威尔逊(Alfred J Wilson)的《斯里兰卡社会主义》(参见海伦·德福赛斯(Helen Defosses)和雅克·莱韦斯克(JacquesLevesque)编写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纽约,第255到290页)也是颇有裨益的资料。


库马瑞·加雅沃德尼:斯里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建党背景[1]

资本主义的植入给锡兰带来了阶级斗争和政治觉醒。在种植园经济发展历程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阶级包括英国和本地的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由种植园工人以及城市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随着锡兰资产阶级的发展以及锡兰工人阶级的人数渐长,在那里出现了对民主权利的要求,包括工人成立工会的愿望。然而,不可否认,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19世纪30年代的种植园就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2],种植园中间的工人运动的却迟到了100多年。原因是因为种植园中那些来自印度南方的工人并不是自由市场上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是那种带有半封建性质的农奴工人。部分的工资是以实物的形式支付的,工人必须到国家经营的商店里面购买他们的必需品,资本国家通过这种债务的形式将他们牢牢地束缚在种植园主和劳工经纪人手上。这些半雇佣工人们的独立活动和组织发展因而迟滞。

然而,交通的发展、附属于种植园经济的城市作坊的成长、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人数的不断增长,使锡兰出现了在一部分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这种城市雇佣劳动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村落生产方式,在城镇中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工人们是“自由”的,他们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些工人试图通过组织和联合行动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与此同时,那些经营椰子、橡胶、木材、肉桂、石墨、酒类、马车承包和城市地产的新兴锡兰资产阶级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以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在1880年到1930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工人为争取工会权利而开展的斗争与争取民主改良的政治运动紧密相连。资产阶级和城市工人为民主权利而开展的斗争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从1880年到1920年之间的第一阶段正值宗教解放和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时期。伴随着对英国统治的挑战,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僧伽罗和泰米尔知识分子领导的佛教及印度教复兴运动。通过弘扬传统的“民族”宗教以对抗外国统治者及他们的代理人——基督教传教士,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萌芽。佛教神学教师(AE Buultjens)以及其他一些参与到抗争中间的中产阶级改革家在1893年成立了最早的工会(锡兰印刷工人协会,在Cave和Co的一次罢工斗争之后成立)。在1920年之前发生了许多罢工,其中较重要的有1896年洗衣工人罢工、1906年马车夫罢工、1912年铁路工人罢工以及港口和铁路工人在1920年的联合罢工。这些罢工通常由一些非正统的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参加者包括佛教僧人、神学教师、社会改革活动家、禁欲主义者和政治上更加成熟的一些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中产阶级领袖大多家长作风很重,他们向工人阶级提倡调解和节制,但却捍卫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权利。他们为中产阶级的普选权、政治代表权、种族平等和机会均等摇旗呐喊,并要求自己阶层与英国在锡兰的官吏享有同等竞争的权利。

20世纪20年代是为民主权利而斗争的第二阶段。在1923年,锡兰工会开始用武装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当时的锡兰总工会在A·E·古内辛哈(AE Goonesinha)[3]的领导下在科伦坡组织了一个2万名工人参加的总罢工。后来罢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1927年爆发了港口工人罢工,28年是出租车司机和工厂工人的罢工,1929年的电车司机罢工导致流血冲突,警察向示威工人开火造成5人死亡。那时,锡兰工会的领导权在资产阶级激进派手中,代表人物是坚定的爱国者——A·E·古内辛哈,他们为民主权利而斗争,比当时温和的锡兰国民大会党(以下简称国大党)走得更远。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劳资关系伴随着封建残余,那里有阶级之分,有种姓之别,有部族差异,有宗教矛盾,剥削阶级有外国来的客人,也有本地的老爷,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口号是——“自由、平等、社会变革”。古内辛哈领导下的锡兰总工会和工党要求政治独立,普选,不分种族、宗教、性别地享有平等权利,承认罢工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实行最低工资和退休金制度,并进行其它维护工人社会利益的立法。

在1920年以前的时代里,所谓“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不过是加上佛教色彩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神学说教和人道主义。它反映了那个时期中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温和的政治改革、有限度的普选以及平等权利。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里,锡兰资产阶级逐步壮大,与此同时,城市无产者的人数和阶级觉悟也都有所上升——这时候,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积极从事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这就是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古内辛哈时代”。然而,在之后30年代的大萧条中间,A·E·古内辛哈领导的工会和政治运动土崩瓦解,激进运动的领导权再度易手。本文将叙述30年代早期那些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开展的斗争,这些斗争促成了1935年锡兰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平等社会党的成立。


国际形势

锡兰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与两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别的融合休戚相关。早先的时候,锡兰民族主义者在全国很多地方成立了青年联盟,在当时掀起了反英浪潮,年轻的激进分子受到印度那些从事武装斗争的民族主义者很大的影响,但这些人和社会主义者毫无关联。第二个派别提供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人主要是锡兰留洋的学生,他们在国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回到国内之后,逐步掌握了青年联盟的领导权,他们被认为是当时岛国最激进的政治派别。当我们要讨论1935年平等社会党的建党历程之时,是很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世界各地的左翼运动都遭到了重大的打击。1926年,英国大罢工失败;1927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巩固了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重创;1933年,希特勒上台。苏联出现了左翼反对派,然后是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驱除出苏维埃共和国,这反映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问题迭出。而当时有几个问题摆在共产国际面前: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以及对于殖民地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策略问题。

在1927年到1935年之间,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改变很大。27年,共产党内的领袖们就试图建立一个“包容一切政治组织、党派、工会和进步人士来反抗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同盟”以图反帝大业。反帝同盟宣称自己要动员起“世界范围内反抗帝国主义者进攻的力量,所有的革命者都应该为殖民地国家的自由和民主而战”[4]。执委会中间有不少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如尼赫鲁[5]、穆罕默德·哈塔(MohammedHatta)[6]和拉明·桑戈尔(Lamine Senghor)(来自法属西非殖民地)[7]。然而,到了1931年,同盟内部对这些民族主义者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共产国际的头头们告知自己在殖民地事务上的代理人说“关于殖民地解放上的错误立场正在蔓延,一些同志相信民族主义改良派的说教,认为不通过革命斗争就能获得民族解放”。而那个时候,尼赫鲁、甘地[8]以及苏布哈·钱德拉·鲍斯(SubhasChandra Bose)[9]都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0]。当时间跳转到1935年,面对“工人阶级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主义敌人”,共产国际第7次代笔大会决定“成立人民阵线对抗法西斯”。共产党员被指示要在政治领域、现有工会中间同社会民主党党员们开展合作。[11]

在20年代晚期的时候,一部分留学伦敦的锡兰学生最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积极地投身左翼运动,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当时共产主义运动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的影响。


社会主义学生组织

一战之前,那些出国留学的锡兰学生大多出身大地主或者专业人士家庭。随着20年代农业和种植业的发展(特别是可可和橡胶),一大批农村新兴中产阶级(富农——译者按)开始把他们的子弟送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早先的那些富家公子小姐大多被基督教学校送往牛津剑桥,新的那些年轻人们则是从省立或者佛教学校毕业之后离开岛国,他们大多数人把自己的落脚点选在了伦敦大学。

20年代的伦敦,锡兰学生会是年轻的锡兰学子们交流政治问题的一个中心。学生会的骨干是一帮社会主义分子,他们一边留学在外,一边探讨社会主义问题和在岛国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可能性。这其中有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12]、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13]、卡尔文·R·德·西利瓦[14]、N·M·佩雷拉[15]、S·A·维克拉马辛哈博士(SAWickremasinghe)[16]。除了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没有人来自信奉基督教的精英家庭,但大多出身僧伽罗语为母语的有地农家庭。这些年轻人是在佛教学校和公立学校中接受教育的,他们所出身的家庭大多受到阿努伽里加·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领导的佛教运动的影响,见证了1915年的起义被镇压。

对他们影响重大的有两个因素——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20年代晚期的时候,印度独立运动来到了武装斗争时期,西蒙的宪政委员会遭到了国大党的抵制,在国大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和左翼分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伦敦,印度学生通过他们的组织——伦敦议事会进行民族主义宣传。一些锡兰学生(如S·A·维克拉马辛哈)同印度学生的议事会议及由克里什纳·梅农(Krishna Menon)[17]、芬纳·布罗威(Fenner Brockway)[18]、索伦森牧师所领导的印度人联盟走得很近。然而,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反对梅农的立场,他加入了印度共产党学生在伦敦的团体。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在他之前进来,并当了他的引荐人。在美国、巴黎和柏林,他同那些印度革命者一起工作,其中包括当时最有名望的印度共产党人——M·N·罗伊(MN Roy)。[19]

印度和锡兰的学生对当时的英国工党十分失望,这个党在殖民地事务上持帝国主义立场,在国内事务则持改良主义立场。因而,共产党和工党左翼的革命口号对这些来自殖民地的学子更有吸引力。当时,英共党内两个领袖是印度裔——拉贾尼·帕尔姆·杜德(Rajani Palme Dutt)[20]、夏普拉杰·萨克拉塔瓦拉(Shapurji Dorabji Saklatvala)[21],这样两国的学生就同共产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1928年,共产党召集的反帝同盟在伦敦召开大会,这吸引了很多来自殖民地的学生(菲利浦在1929年-1931年之间担任执委会委员)。大会谴责第二国际和英国工党,后者参加了西蒙委员会,“充当了英帝国主义的帮凶”。[22]
这些岛国学子通过接触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英美大学里的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教师接受了关于革命理论的基础知识,而那些共产主义组织里的成员——特别是英共党员,则在时间上给予他们以帮助。而菲利浦·古纳瓦尔代纳则更倾向于当时的左翼反对派的立场,在他回国的路上,他同法国和西班牙的托派团体进行了联系。

这些支持社会主义的学生团体同锡兰境内各种政治组织有显著的不同。在两个重大问题——政治改革和工会运动所扮演的角色,这种立场差别就已经是泾渭分明的了。当时,多诺莫尔的政治改良和A·E·古内辛哈领导下的锡兰工党得到了宗主国工党的支持,而这些身在伦敦的学生娃则反对多诺莫尔的把戏,批判古内辛哈的工会政策。


对于多诺莫尔改革的态度

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分歧是对于锡兰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当1928年宣布成立多诺莫尔委员会[23]的时候,在伦敦的锡兰学生每周都会进行讨论,克里什纳·梅农、S·萨克拉塔瓦拉、D·B·贾雅蒂拉格(DB Jayatileka)是发言的积极分子。关于即将进行的改革,学子们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们探讨的小册子由维克拉马辛哈和梅农在1928年整理出版。他们对英国工党和A·E·古内辛哈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立场持否定态度。英国工党把锡兰国大党当作寡头统治的支持者,古内辛哈对当时的锡兰领袖持激烈的批判立场,他扬言说这些政府越是克尽职守,他约会积极反对,除非放宽普选权。然而,那些远在伦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却认为在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中可以和民族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他们甚至说本地的寡头也要胜过外国佬,因为前者“了解本国国情和民情,他们(跟我们)有同样的血缘的传统,而且他们形成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寡头集团,这个寡头集团天生就有一种可能性,使其权力不会集中于一个人之手”。

在普选权问题上,这些学生们声称,普选权是值得争取的,但立即实行的结果难以估量,“一大批投票者将会被那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操控他们的人所摆布”。多诺莫尔的委员会被指责为“以老方法解决问题,只盯着政治问题而忽视经济问题”,他们不公开锡兰的劳动环境,“委员会本来应该让英国国会,至少是锡兰本地的政府和劳工国际组织了解这里的工作条件”。他们宣称,这种故意不作为将使英国政府和种植园主名誉扫地,他们还谴责身在多诺莫尔委员会中的工党议员德拉蒙德·谢尔斯博士(Drummond Shiels)[24],他被谴责为逃避了“本应该履行的对劳动运动的责任”。[25]


对于古内辛哈的态度

伦敦的锡兰学生反对当时的锡兰总工会和工党的领袖——A·E·古内辛哈。学生们很有必要站在古内辛哈的立场上,因为从1922年一直到大萧条时期,锡兰总工会一直领导科伦坡的工人进行斗争,工党(成立于1923年)一直是岛国最激进的政治力量。那些年轻的锡兰民族主义者赞赏古内辛哈在争取独立(swaraj)[26]的斗争中间的立场,他们支持他为获得普选权、成立工会、更好的待遇而进行的斗争。但当1929年,总工会和雇主签订的一封集体协议中间以放弃闪电式罢工来交换资方对成立工会权利的认可之后,他们对古内辛哈的不满日渐增长。

第一篇站在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古内辛哈和20年代锡兰工人运动的文章是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在1931年所写的《锡兰往何处去》。古内辛哈因为组织工人进行武力抗争而被誉为“一个富有首创精神和勇气的人”。菲利浦认为,1929年的铁路工人罢工和起义是锡兰历史上的一场重要的罢工,标志着在一个时期内无产者发起的攻势到了顶点,那场起义中间,工人放火烧了Maradana警署:

“工人上升到了一个特殊的高度,他们富有革命精力、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粉碎资产阶级当局的权威象征······当议员们浪费时间地为宪法权力而争执的时候,我们的工友们却显示了难得的倡议精神和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那些脆弱的民族主义者颤抖着跪倒在帝国主义的祭坛上,期盼着外国老爷从他们阶级敌人的手里把他们给解救出来。”

古纳瓦尔代内声称,罢工武器是“阶级斗争在矛盾激化时期的宣言书”,而在电车罢工中,“无视资产阶级社会法律和规范”的工人“把腐朽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威权推倒”。工人没有准备也没有人来领导,他们要挑战的是“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的武装力量”。与英勇的工人形成对比的是,古内辛哈没有在罢工中间起到革命领袖的作用,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可悲的混乱”。古内辛哈对英国警官大唱赞歌,在商会主席解决罢工争端后,他要求工人阶级给予支持,这一切被批判为最严重的“战术错误”。[27]


对英国工党的攻击

在20年代晚期,共产党和工党左翼不但批判工党的政治领导,也反对当时英国工会运动的路线,特别是蒙德——特纳协调委员会。由大型集团——帝国化工主席阿尔弗雷德·蒙德(Alfred Mond)爵士[28]和英国工会代表大会主席本·特纳(Ben Turner)之间的对话被人为试图通过合作取得劳资和谐的一种尝试。[29]

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看问题,锡兰学生组织批判了英国工党和A·E·古内辛哈在政治和工会事件上的这种态度。他们谴责工党领袖——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30]、杜鲁门·谢尔斯(Drummond Shiels)、乔治·兰斯伯里(GeorgeLansbury)[31]唆使古内辛哈采取一种“费边社”立场,而在工会问题上,他们认为古内辛哈深受工党“蒙蒂主义”的影响,这位锡兰工运领袖在28年访问英国回来之后,就“虔诚地鼓吹产业和平和阶级合作”。共同倡议在1929年的签署更是产生了这种影响。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声称,古内辛哈从英格兰回来之后,锡兰商会主席——S·P·海利(SP Hayley),“一个产业和平的鼓吹者,急匆匆地成立了雇主协会来开展同工会的合作······海利先生代表产业界以先知般的口吻发表了讲话,一份防止突然罢工的协议签署了”。古纳瓦尔代内说古内辛哈对于雇主联合会的调和态度充分说明了很少有工人领袖能够真正抵抗住资本主义社会的招降。他说:“古内辛哈踩在工人阶级的肩膀之上,他获取了权力,他左顾右盼,希望在帝国的大厦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工党领导下的政府让这种诱惑变得更具有吸引力。”

为了与英国工党相抗衡,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们告诉锡兰工会应该与外国“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和印度的“革命工会运动”进行联系,他们向工会发出警告:不应该同国际劳工组织、第二国际以及那些“英美”工会官僚结盟。[32]

对于锡兰的政治活动和劳工运动来说,这些远在伦敦的年轻学子们的观点看上去有点离经叛道。彼时那些学生远在国外,他们进行示威活动,基本上局限在学生组织、民族主义组织和那些国外的共产主义组织。直到1930年至1933年,这批学生全都返回国内,他们的观点才逐步为人所知。回来之后,他们就强调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新党,这个目标在1935年实现了,刚回国的时候,他们都加入了此前已经在国内扎根的激进组织——青年联盟。


锡兰青年联盟运动

在20年代,那些有过求学经历的锡兰青年,对国内现有的政治组织都有很大的不满,就岛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提出新的见解的号召呼之欲出。锡兰国大党的被认为是一群保守的“老朽”控制下的党,这些领袖强烈反对。一些激进分子,如K· 纳特莎·埃雅(K NatesaAiyar)、乔治·卡尔德拉(George Caldera)、苏珊·卡尔德拉(Susan Caldera)、瓦伦丁·佩埃拉(ValentinePerera)曾经加入过古内辛哈领导下的工党,希望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但先后同古内辛哈闹翻而退党。

那个时候,年轻的所罗门·韦斯特·里奇韦·迪亚斯·班达拉奈克(Solomon West Ridgeway Dias Bandaranaike)[33]从牛津回来,他试图建立一个激进的党派。他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同老派政治家的观点差异让他颇得年轻人好感。在1926年,他牵头成立了锡兰进步国民党,自任党主席。党的纲领致力于实现锡兰自治,通过“培养民族感情”让更多人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而非“迄今为止少数几个人垄断的局面”[34]。不过,这一成立激进新党的尝试失败后,班达拉奈克又回到了国大党内。由于对古内辛哈在工会运动中间的独断专行不满,人们尝试着去反对他。在27年的市政会议选举中间,古内辛哈输给了班达拉奈克。

多诺莫尔委员会在1927年的到来掀起了锡兰国内对于政治的热情,人们广泛讨论着在锡兰成立自治政府和扩大选举权等话题。这些既反对国大党又不满锡兰工党的青年开始成立自己的组织——锡兰青年联盟以抗议新宪法。第一个组织在贾夫纳宣告成立(由 Handy Perimpanayagam 和 C Balasingham领导),不久,科伦坡和其它各地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1931年,在青年联盟组织基础上,青年大会成立了,律师——伊良·佩埃拉(Aelian Pereira)担任主席,前工党党员也是律师出身的瓦伦丁·佩埃拉和乔治·卡尔德拉担任党的书记。


反帝

青年联盟运动深受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间激进分子的影响。20年代晚期,社会主义者在印度国大党内建立起了自己的派别,在1931年,其中的左翼分子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卡玛拉德乌·恰托巴底亚耶(KamaladeviChattopadyaya)访问锡兰,他们在青年联盟的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同印度的联系也通过一些经常前往大陆的锡兰青年联盟分子建立了起来。

青年联盟组织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派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进行鼓动为的是实现锡兰的政治独立;另外一些在大萧条中间返回岛国的社会主义学子则给组织带来了另外一种见解,他们对经济问题很关注。

早期,青年联盟活动与多诺莫尔宪法改革息息相关。1931年5月,青年联盟通过了一项由斯坦利·德·索伊萨提出的决议,决议谴责英国统治,“给社会、经济、政治和人民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危害”,并号召立即开展运动实现独立。1931年12月,青年大会召开会议,瓦伦丁·佩埃拉要求“彻底独立”,并且声称不接受任何折衷方案。多诺莫尔宪法被描述为“锡兰历史的倒退”,是“对我国人民宝贵权利和民族自尊的公然践踏”[35]。

青年联盟还发起了若干抵制运动。受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影响,锡兰青年联盟呼吁抵制大选(在931年6月举行)以抗议新宪法。选举日中间,青年联盟成员举着标语出现在投票点附近,敦促人们不要投票。抵制只是在贾夫纳获得了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当地的泰米尔人有其本身情况的特殊性,他们抵制宪法。他们还发起了一个运动,以抵制外国商品,特别是大米、酒、服装和烟草,他们积极鼓励锡兰人参加他们主导的swadeshi(抵制英货)运动。科伦坡的青年联盟分子还开了家合作社,只卖本土货。青年联盟内的一位积极分子特伦斯·德·希尔维亚(Terence de Zylva)向民众大声疾呼,“我们的祖国处在武力和镇压底下”,锡兰人民所能做的只有抵制外国货,支持民族产业。另外,在英国国王诞辰日庆祝活动中,这些年轻的锡兰人也掀起了抵制行动,他们认为这中场合会培养“一种悲哀的奴隶心态”,而且也会让人觉得“锡兰人民甘愿受大不列颠的统治”[36]。

他们还批判当时锡兰的教育制度,特伦斯·德·希尔维亚是Kolonnawa Vidyalaya创始人,他说,“我们的教育掌握在那些帝国主义支持这手中,他们把这当做了政治武器”。在青年大会1931年的会议上,由CC Sabaratnam提出、特伦斯·德·希尔维亚附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危害了锡兰“政治、文化和经济”,督促国家的教育体制应该在僧伽罗特色的基础上发展[37]。

本土资产阶级并没有领到起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小撮激进分子组成的青年联盟于是成了独立运动的先锋力量。


经济问题和社会主义

1931年,尼赫鲁在青年大会的会议上发言,他认为不理解资本主义,民族独立事业就会不完整。当时,印度国大党的左翼势力认为,如果没有革命性的社会变化,政治独立将毫无价值;尼赫鲁建议这些锡兰年轻人考虑一下民族独立会如何影响本国群众之类的问题,并要尝试弄清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性质:“你们怎样才能解放锡兰的男子、妇女和儿童?自由是值得争取的,但你们要考虑到这对你们国家最底层的人民有什么影响。”与此同时,卡玛拉德乌·恰托巴底亚耶谈到了甘地在1930年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反对的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暴政,还有那些剥削穷人的资本家的暴政”[38]。

由于贸易萧条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那时候的青年联盟运动对经济问题很关注。比如,在1932年1月,特伦斯·德·希尔维亚宣布说锡兰青年组织的目的在于“从庸俗的对财富的炫耀和自私的资本家垄断生活的局面下摆脱出来”,他号召自己的同志们“将我们的祖国从外国统治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39]。32年5月,月刊《锡兰青年》由青年联盟发表,月刊公开宣布组织的目的在于争取锡兰完全独立,实现经济稳定,偿还外债。同年,科伦坡青年联盟组织出版了一本名为《目前的经济危机》的小册子,上面指出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相辅相成。小册子揭露说英国的经济利益“是建立在锡兰财富的不断流失上的”,它谴责帝国主义“是岛国经济动荡的罪魁祸首”。青年联盟要求通过对“税率、税制和财政的改革”更公平地分配财富。在1932年,社会主义在锡兰并不是一个被公开宣传的口号,因此,这些年轻人呼吁通过财政改革而非革命手段实现公平分配。然而,国内的少数成员(如特伦斯·德·希尔维亚和苏珊·卡尔德拉(Susan Caldera))却对社会主义主张颇感兴趣。

不过,当32年下半年和33年那些海外的社会主义学生回国并成为青年联盟的领袖的时候,组织内部发生了重要的政治变化。而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国家的实践也第一次在岛国得到了积极的评价。32年9月,科伦坡南部青年联盟组织的成员——卡尔文·R·德·西利瓦博士在《锡兰青年》上发表文章,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值得采纳的新学说。在同期杂志上,从加拿大留学归来的青年联盟成员——罗宾·鲁特纳姆(Robin Rutnam)指出计划经济“是俄罗斯伟大的社会实践给锡兰人民的启发”,他预言青年联盟将有机会“开天辟地”。32年下半年出版的《锡兰青年》开始提到列宁[40]。

在平等社会党成立之前,锡兰青年联盟运动经历了不少重要事件。这个在社会主义者领导下的组织开展了反罂粟日运动以此来进行反对英帝的宣传;1934年的锡兰爆发了疟疾,社会主义者在消除瘟疫危害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3年,他们领到了一场罢工,积累了开展工会工作的经验;在1931到1935年这段时间里面,青年联盟向锡兰议会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这是这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从事议会政治。


郁金香黄花运动

把青年联盟推到民族解放运动最前沿的是“反罂粟日”活动。在1926年,一群激进学生就曾组织过这一抗议活动,而在31年,又在锡兰退伍军人协会和青年联盟的领导下再次席卷岛内,而当科伦坡的青年联盟组织在33年接过运动领导权的时候,反英示威到了一个高潮阶段。

在20年代的时候,殖民地政府和当地的英国人对每年11月11日的纪念日活动总是非常积极。在那一天,热情的组织者会出售罂粟花,并通过隆重的阅兵游行、教堂礼拜和盛大的宴会来展示帝国的威慑力。侵略者的罂粟花日激起了那些年轻的锡兰爱国者的忿恨,他们指责一些锡兰人向帝国境内最庞大的基金会——罂粟花基金会捐款的行为。

1926年,一位名叫AWH Abeysundera的法律系学生在给报社写信的时候抱怨锡兰是个贫穷的国家,财富和税收不成比例,钱都被以罂粟花基金的形式送往国外,只有很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留在国内用来帮助退伍军人。这封信引起了一个叫四海会(成员有哈里·古纳瓦尔代内(Harry Gunawardena)、詹姆斯·鲁特纳姆(James Rutnam)、D·N·W·德·西利瓦、C·波拿巴拉姆(C Ponnabalam)、瓦伦丁·佩雷拉(Valentine Perera))的组织的注意,他们在1926年组织了一个抗议“罂粟花日”的活动。这些年轻人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同A·E·古内辛哈领导下的工运有联系,后来都成了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

1931年,锡兰退伍军人协会兼青年大会主席——老兵埃里安·佩雷拉(Aelian Pereira)发起了一个竞争性质的基金,以帮助那些退役的军人同时促进当地的福利,基金的名字取名自当地的一种叫郁金香黄花(suriya mal)的植物。佩雷拉告诉世人他们很多退役的老兵都已经残废了,他们的生活很贫穷,亟需帮助。“有些人似乎认为,”他说,“在休战日出来卖郁金香黄花很不好。”但他表示,只有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才是对那些退役军人的尊敬[41]。青年联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郁金香黄花运动中去,并将其发展成了一个反对英国的示威。

也是在31年,罂粟花日上出售郁金香黄花的活动引起了科伦坡和其它地方许多居民的关注。花卖得很好,尤其在科伦坡的工人阶级区,人们都去买郁金香黄花而非罂粟花,有这样一篇报道:“科伦坡大街上的行人大多都买郁金香黄花,而汽车里面都是罂粟花。”当地的那些主要的基督教学校禁止卖黄花的人进入他们的校区,而英国企业也警告雇员不准在上班的时候佩戴郁金香黄花[42]。

作为发起者,锡兰退伍军人协会对郁金香黄花运动的政治反响和遭受到(殖民地当局)的反对感到慌张,在32年的时候协会决定不再开展这一活动。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在1933年,科伦坡中央青年联盟接管了运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主席是Ananda Balika Vidyalaya学校的校长——S·A·威克腊马辛格(SA Wickremasinghe)夫人。这个委员会里面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些青年联盟内的激进分子。一些民族主义者也被吸引了进来,包括掌管黄花基金的所罗门·韦斯特·里奇韦·迪亚斯·班达拉奈克、召开一年一度运动大会的洪拉那Sri Palee学校校长——威尔莫特·佩雷拉(WilmotPerera)。还有一些年轻人通过这一运动被卷入了政治圈。募集到的基金被用于“底层”社会孩子的教育以及出版文学作品。威克腊马辛格夫人的学校是运动的总部,每年会有无数热心的参与者把这些郁金香黄花收集起来,这其中包括Helen de Alwis、 Eva de Mel、Violet Gamage、Lilian Bandaranaike、Winifred Silva等人。

被用来为退役军人募捐的郁金香黄花运动逐渐失去了原来的色彩,而呈现出公开的反对英国的姿态。这让殖民地当局、英国居民和他们的喉舌报刊十分恼火。他们说这些组织者“欠缺正常的理智”,并污蔑运动是“毫无品味而粗俗的极端政治鼓动”[43]。

青年联盟在运动中间提出了新的口号。在1933年,莱斯利·古纳瓦尔代内写道:“我们看到这些英国人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当和平来临,这些家伙根本不愿意为锡兰人民做任何事情。他们出售罂粟花,让人们对大英帝国陷入盲目的崇拜。”特伦斯·德·希尔维亚指出他们的运动具有“反战性质”,他们有义务防止钱流往国外“被英帝用来重新分割世界”。德·希尔维在1933年的一篇叫《罂粟花还是郁金香黄花》的文章里,提出了运动中间第一个社会主义口号:“团结起来,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锡兰!”[44]


工会活动

在平等社会党成立以前,青年联盟通过领导1933年Wellawatte纺织厂的罢工积累了相关的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这是锡兰工运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A·E·古内辛哈的锡兰总工会随着大萧条的来临已经放弃了激进的政策,而青年联盟更加左倾的工会政策对它们是个挑战。

印度人开办的Wellawatte纺织厂(建于1890年)是锡兰最大纺织工厂,他雇用了1400名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在1923年、1926年和1929年,在古内辛哈的领导下,工厂曾经发生过罢工。1933年2月,由于经济危机和市场上日本纺织品的竞争压力,厂方宣布削减工资。于是,按照工厂管理层的说法,在那些“老奸巨猾的坏分子”的煽动下,劳工们进行了罢工。罢工者向劳动部长递交了请愿书,并希望工人领袖古内辛哈替他们出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领袖希望他们立即返回工作岗位,他给出的理由是这种并未事先通知的罢工破坏了他们和雇主联合会之间的协议,他认为参加罢工的众多锡兰总工会成员的举动是错误的。

罢工者只能向住在工厂对面的律师(H·斯里·尼散克(H Sri Nissanke),青年联盟成员)求助;他建议这些工人去找当时刚从英国回来的卡尔文·R·德·西利瓦博士。德·西利瓦和其他科伦坡青年联盟的成员参与了进来,2月23日群众大会上,Wellawatte纺织厂工人协会成立,西利瓦担任主席,另外两名青年团成员(弗农·顾那塞克拉(Vernon Gunasekera)[45]、J·W·森那纳亚克(JW Senanayake))担任书记。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N·M·佩雷拉、S·A·维克拉马辛哈、罗伯特·古纳瓦尔代内、苏珊·卡尔德拉以及阿浦哈米(Appuhamy)、卡坦(Kattan)、雷米(Ramiah)等组织罢工的积极工人在大会上发言,他们在会上募集了捐款,发放了救济。

在持续两个月的罢工中间,古内辛哈一直阻止雇主和政府来承认一个新的工会。纺织厂管理层拒绝同新成立的工会进行协商,并声称他们只承认古内辛哈是值得信任的工人代表。古内辛哈谴责青年联盟“怀着罪恶的”破坏劳工运动的目的误导工人群众。由于无法容忍青年联盟在罢工中“可耻的干涉”,古内辛哈指责这些工人领袖“煽动无政府主义”。老前辈痛斥新人“只是吸收了俄国和美国那些充满幻想的主张”,然后谋划着“把这些富有挑衅意味的思想灌输给工人”[46]。

种族问题的存在使纺织厂的罢工中的这种争端加剧了。因为纺织厂的工人2/3是马来裔,1/3是僧伽罗人,由于大萧条中的持续增长的失业率,科伦坡有很强烈的排外情绪,古内辛哈趁机煽风点火。新成立的工会书记出面谴责了这位工人领袖,“古内辛哈先生通过诽谤来伤害和侮辱苦难的工人,在斗争中坚煽动起他们的种族仇恨,这样的行为是恶毒而不负责任的”[47]。罢工中间的主力是马来亚人,古内辛哈让一些僧伽罗人充当工贼更加剧了紧张的局势。古内辛哈用货车把港口工人送到纺织厂里,说是要保护那些愿意回到工作岗位上的罢工者。警方表示古内辛哈“别有用心地指使一群暴徒”挑起马来亚人和僧伽罗人之间的冲突,“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麻烦”[48]。

鉴于日益紧张的局势,劳工部长告诉总督“纷争带来了种族冲突加剧的危险······目前的局面很棘手,难以处理”[49]。政府因而决定出面干预,根据劳资纠纷条例,一个处理争端的委员会成立了。

使用劳资纠纷条例来解决争端在当时是第一例。调查委员会谴责工人没有同管理人员打招呼就进行罢工,古内辛哈尝试让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努力被委员会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委员会表示纺织厂需要财政帮助,而“降薪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贡献”,鉴于萧条期间物价回落,他们建议最高工资降低12%。至于工时从一周60小时减为一周54个小时同样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委员会成员们给出的理由是印度那边的工人也是一周工作60个小时的。委员会还认为,由于财政上的困难,他们无法认同工人其它改善设施的要求[50]。

最后出台的报告受到了古内辛哈的欢迎,锡兰劳工部举行了一次会议对争端的结束表示庆祝,在会上,古内辛哈介绍了自己多年来在劳工运动中间让工人做出妥协和让步的经验。然而,纺织厂工会主席西利瓦却反驳了他,工人并没有以“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气势欢迎报告,因为这个报告“不公平、不公正,也不合理”。在工资问题上,他表示:“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即工资必须同生活水平同比例浮动,这个说法是建立在工资水平完全公正的假设基础上的。”[51]

令殖民地政府感到不安的是,古内辛哈的工会刚刚得到了他们和资本家的认可,一个新的激进工会出现了,并向锡兰总工会发出了挑战。劳工部的报告指出工厂管理层“十分沮丧······他们的对手看上去不像工会,而像是一个政治机构”[52]。


1934年的疟疾

贫困和疾病是群众所必需直面的问题,与以往那些工人领袖一样,30年代的锡兰干部们也积极从事着相关的救济活动。疟疾伴随着持续半年的严重干旱和作物歉收而来,根据官方的报告,“在经济萧条中间出现食物紧缺的人家受灾严重”。官方估计锡兰受灾地区人口为300万(当时全岛人口550万),到1935年4月,一共有150例疟疾发生,在34年9月到35年12月之间,一共有10万人因疟疾而死去[53]。

瘟疫造成了锡兰一些地区的饥荒,在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政府和一些私人机构在救灾过程中十分积极。殖民地当局成立了赈灾委员会,拿出了50万卢比救济款,并开通了疟疾赈灾基金募得10万(lakh)[54]捐款。这些钱用来发放粮食、衣物和药品,并用于组织救灾工作。各种组织的志愿者帮助收集各种用品,并挨家挨户发放食物和药。

在凯格勒(Kegalle)地区,郁金香黄花运动的参与者们积极地组织着赈灾工作。他们建立了一个药房,S·A·维克拉马辛哈博士、卡尔文·R·德·西利瓦博士、哈里·古纳瓦尔代内、菲利普·古纳瓦尔代内、罗伯特·古纳瓦尔代内、N·M·佩雷拉博士、罗宾·鲁特纳姆、玛丽·鲁特纳姆博士以及Ananda Balika学校的一些老师都在那里工作了好几个月。博拉鲁戈达·劳哈米(Boralugoda Ralahamy)(菲利普·古纳瓦尔代内的父亲)的房子是运动的指挥所。赈灾委员会的报告提到“那些富有智慧而又团结一致的志愿者们是最有效率的”,并提到了郁金香黄花运动的组织者们的工作“是卓越的”[55]。

由于疟疾,岛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青年联盟和郁金香黄花运动的参与者谴责了当局的冷漠。这场瘟疫,被称为“岛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是国家的冷漠和无情的直接产物”。他们揭露立法机关在那么多年的大萧条和瘟疫中间完全无视农民,而锡兰国大党所谓的“给农村带来新生,给人民福利带来改善”的承诺也完全破产。锡兰议会的领导人D·B·贾雅蒂拉格(DB Jayatilaka)大放厥词说灾难是因为人民过往的罪恶,这遭到了那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他们说贾雅蒂拉格“迷信而轻浮”,根本不想“承担疟疾之后的这种政治后果”,在1935年,他把一大笔税款拿来庆祝皇家纪念日,而“国家正在沦为坟墓”[56]。

西利瓦很愤怒,他说当数以万计的群众死于饥荒和疟疾的时候,“所谓的国家领导人们却在莺歌燕舞,庆祝皇家纪念日,他们忙于打猎,废除了遗产税为富人减轻负担,并给那些外国来的剥削者减免税赋”[57]。青年联盟还谴责锡兰工党没有履行其“唤醒穷人和工人阶级觉悟”的“特殊责任”。在这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看来,工党的热情已经被“装腔作势的政治活动”给消耗殆尽,“他们更关心的是拿劳动者们来作为自己的筹码”[58]。

《锡兰青年》指出,在瘟疫中间的赈灾工作培养了很多青年男女。在一份郁金香黄花疟疾救灾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了救济工作的政治意义。

“与那些医药和物质帮助来说,我们同农民们建立起来的感情更加珍贵。”

“直到现在我们才明白粗俗的封建制度的天性,了解了压迫、苦难、匮乏、道德堕落的本质,它们在这个社会中如此盛行······我们同情村民,我们给予他们治疗,平等地对待他们,这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种暗示。(在过往)他们习惯了被雇用、被虐待、被那些他们嘴巴里的上等人像狗一样对待。”[59]

这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曾经痛斥锡兰国大党和工党无力解决急需的社会经济改革问题,在这个时候,他们更加迫切地感觉到需要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锡兰议会里的鼓动

在平等社会党成立之前,这些社会主义者就有了他们第一次从事议会政治的经验。尽管一部分青年联盟成员反对参加选举,但另外一些人表示可以通过议会进行鼓动和宣传,议员还有豁免权。在1931年到1936年之间,郁金香黄花运动的参与者、赈灾工作的组织者、Wellawatte 罢工的积极分子——S·A·维克拉马辛哈博士是摩拉科瓦(Morawaka)议会的议员。在议会中间,维克拉马辛哈对英国殖民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还指责议会下属部门的政经举措,抓住一切场合强调在经济萧条中间群众生活的问题。他批评医疗和社会服务设施,并对其派出的委员会就儿童仆人的报告提出了质疑。他反对皇室出访的铺张浪费,在1935年的国王加冕纪念日上他拒绝做效忠宣誓:“自国王陛下登基25年来,群众生活毫无改善······他们饱受伤残、酷法和剥削的折磨······贫穷、疾病和饥饿在蔓延,您无视他们,冷眼旁观,一切都是托陛下您的福啊。”[60]在疟疾泛滥的时候,维克拉马辛哈揭露了赈灾工作的缺陷,他认为这场流行病证明了“政治解放的必要性”[61]。

在锡兰议会,维克拉马辛哈领导了1935年反对《工会法》的运动。锡兰政府在1929年曾试图通过立法来镇压工会,但这遭到了当时工党政府的国务秘书帕斯菲尔德勋爵(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62]的反对,只有一个没有多少争论的产业争端处理条例在1931年被通过。然而到了1935年,锡兰刚从萧条的阴影里走出来,开始新的生产,原来那个试图控制工会的法令被议会采纳。

这个条例强制规定在当年登记所有的工会,工会成员的行政基金(即会费)方面要“缩减”,并规定工会内部担人行政人员的“外来者”不能超过一半。青年联盟指出政府希望碾碎工会运动,维克拉马辛哈作为联盟在议会中的代表,参加了就条例施行讨论成立的常设委员会,他对这部法令提出了异议:

“该法案旨在限制工人成立自己工会的合法活动,但却不对受雇主伤害的人提供任何保护。在一个没有针对失业、疾病、衰老、生育、意外事故及其它一些事务保险进行立法的国度里,去限制自愿形式的协会的成立和发展是非常不明智的。”[63]


平等社会党的成立

在1935年以前青年联盟的活动里面就已经含有社会主义鼓动、反英、争取民族权力反对封建制度的成分在里面了。青年联盟的爱国宣传和郁金香黄花运动表达了激进的中产阶级人士对英国统治的厌恶。在疟疾时期的救济工作中间,农民群众的社会要求和农村中间存在的压迫被广泛提到。严酷的经济形势下,古内辛哈禁止激进的工会主张,青年联盟毅然发起了为工会权利而工人要求而开展的斗争。此外,他们以锡兰议会作为平台,提出自己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

成立一个独立的党提出政治要求和进行工会鼓动的主张被提了出来,1935年12月8日,青年联盟最活跃的积极分子成立了平等社会党[64]。新党发表了一份有22项主张的宣言,并呼吁“从现在开始,每天都是鼓舞和斗争”。宣言称党的目标是废除因阶级、等级、种族、信仰、性别不同而造成社会和经济中间的不平等及压迫,实现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社会化。然而,22项要求中间提到通过立法改善锡兰社会经济条件,但并没有讲怎么实现生产、分配的社会化。

宣言代表城市工人提出了最低工资、失业保险、救济金、8小时工作制、工厂立法、消除贫民窟、提供更便宜的住房、废除工会强制登记规定的要求。在对农民的福利方面,宣言敦促政府将那些农牧场免费地给农民耕种,发放无利息的稻谷种子,废除与清除灌木有关的灌溉和森林的法律。党呼吁向儿童提供免费的课本、牛奶,并废除童工。在经济问题上,宣言要求实行高收入税和遗产税,废除帝国贸易优惠制度和日本配额制,停止在穷人消费的产品中间收取间接税。同时,宣言要求在低级别法院、警察站、政府部门使用母语[65]。


这是一个新的政党向最广泛的群众争取支持的最低纲领。这里面没有呼吁社会革命,在它刚成立的时候,并没有试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上它也不是一个严格限制成员高度集中的革命党。任何认同党的纲领并把自己视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可以加入。

在十月革命胜利18周年的时候,锡兰缺少一个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独立运动,因而这些年轻人决定成立一个拥有广泛基础的激进党而非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建党者希望成立一个包括激进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党,并在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中间采取社会主义的纲领[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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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斯里兰卡托派共产主义运动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2月 8日 15:55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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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库马瑞·加雅沃德尼:“在此,我要感谢海克特·阿贝瓦德纳(Hector Abeyawardena)先生,菲利普·古纳瓦尔代内先生,詹姆斯·鲁特纳姆先生和维克拉马辛哈博士夫妇,他们对我的文章写作给予了一些指点和帮助。”

[2]关于“种植园资本主义”这个词的使用还有待商榷,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种植园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3]亚历山大·E·古内辛哈(1871-1967)被认为是锡兰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他在1922年担任锡兰总工会书记。(在40年代的时候,古内辛哈堕落为僧伽罗沙文主义的支持者,他拒绝维护那些遭到攻击的泰米尔工人的权利。——革命史)

[4]反帝同盟,《总理事会决议》,1927年12月。

[5]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他担任了独立后的印度共和国首任总理(1947-1964)。

[6]穆罕默德·哈塔(1902-1986),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曾担任印尼总理(1948-1950)和副总统。

[7]拉明·桑戈尔(1906-),塞内加尔人,改良的非洲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1960-1980)。

[8]“圣雄”甘地,印度独立运动领袖。

[9]苏布哈·钱德拉·鲍斯(1897-1945)在二战中同日本人结盟,领导了反抗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斗争。

[10]反帝同盟,《执行委员会决议》,1931年。

[11]1935年,共产国际指示下属各国支部“在工厂、地区、国家和国际范围内,联合不同政治倾向的团体结成劳动者统一战线,共同行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1935年)。当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强调了联合工会行动的重要性:“无论在阶级斗争中间发生什么困难,我们都不应该把策略放在阿姆斯特丹工会某位领袖个人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工会活动中间启发群众。”(季米特洛夫《工人阶级如何反对法西斯主义》)

[12]德·菲利浦·鲁帕辛哈·古纳瓦尔代内(1901-1972)是勃拉鲁格达(Boralugoda)地区一位Ralahamy的儿子,他的父亲参加了1915年的起义,先被判处死刑,后来被英国人释放。起义之后,小古纳瓦尔代内被送到一所基督教学校(威尔士王子学院,莫勒图沃(Moratuwa)),之后又前往Ananda学院深造,校长Fritz Kunz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与马克思主义者Scott Nearing、John Commons是校友。Kunz自己是自由派,对印度民族主义很同情。古纳瓦尔代内也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他可能是平等社会党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袖。二战之后,他和佩雷拉反对平等社会党作为印度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支部,并成立了新的组织。晚年,他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担任过粮食和农业部长(1956-1958年),工业部长(1965-1970年),死的时候是右派大佬。

[13]莱斯利·西蒙·古纳瓦尔代内(1909-1983),他出身于帕纳杜拉(Panadura)一位医生的家庭,祖上是地主。他上的是圣托马斯学校,之后去了威尔士的一所公立学校。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了经济学学士的学位,并取得了律师资格。在英国求学期间,他在左翼政治团体当中很活跃。在1935年到1977年,他担任平等社会党书记,是党内斯大林主义者的代表。他曾当选北科伦坡地区和帕纳独立地去议员。在第二届自由党联合政府(1970-1975年),他担任交通部长。

[14]卡尔文·雷吉纳德·德·西利瓦(1907-1989)出身于农村中产阶级家庭,早年他在帕纳杜拉的圣约翰学校求学,后来来到皇家学院。他在伦敦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后进入律师界。他的毕业论文探讨了在1833年以前英国对锡兰的统治。在1926年,他担任了锡兰学生会主席。1931年,他访问了苏联。作为一名出色而强有力的演讲者,他还是岛国有名的刑事律师。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西利瓦写了一部两大卷著作《英国对锡兰的占领(1795-1833年)》。他晚年也参加了自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担任种植工业部长。

[15]N·M·佩雷拉(1905-1979)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先是在Ananda学院求学。后来在伦敦大学完成了关于魏玛共和国的博士论文,得到经济学的学位,然后他研究了议会程序并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求学期间,他受到拉斯基教授的影响。他在1950年,被选入科伦坡议会,在1954-1956年,他担任科伦坡市长。1956年,他当选《锡兰观察》杂志的“年度人物”,在自由党联合政府中,他担任过财政部长和斯里兰卡央行行长。

[16]S·A·维克拉马辛哈(1901-)出身于锡兰南部的一个地主家庭。他求学于Mahinda学院,学校校长FL Woodward是一个自由派和神学家,副校长FGordon Pearce是独立工党成员。在1915年起义的时候,维克拉马辛哈还是个孩子,他目睹了英国军队的镇压。他在锡兰国内从事医生职业,1926年前王英国。在伦敦,他是锡兰学生会1927年的主席。后来,他是锡兰共产党的领袖。

[17]克里什纳·梅农(1897-1974),著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他在1947年担任印度驻伦敦高级专员,后任印度国防部长。

[18]芬纳·布罗威(1888-1988),英国独立工党书记,反帝同盟的积极参与者。

[19]M·N·罗伊( -1954),他于1919年在墨西哥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内部,他积极地参与印度和中国事务,后来罗伊参加了布兰德勒-塔尔海姆反对派集团,并于1929年被驱逐出党。离开共产国际之后,他组织了一个激进人文主义运动。

[20]拉贾尼·帕尔姆·杜德(1896-1974)事实上有一半印度血统,他的母亲是瑞典人。他是英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和印度问题专家,每一次斯大林派的政策发生大转变的时候,杜德总会站出来打圆场。

[21]夏普拉杰·萨克拉塔瓦拉(1874-1936),英共党员,在一段时间,他是共产党和工党在Battersea地区共同支持的议员。

[22] 反帝同盟,《总理事会决议》,1927年。

[23]英国政府在1927年成立了一个由多诺莫尔伯爵领导的委员会,调查在锡兰的殖民政府和锡兰议会的情况。委员会建议将一些适当的政治权力下放给本土政客,同时加强总督的权力。他要求实现普选并终止所谓的“社团代表资格”。

[24]德拉蒙德·谢尔斯爵士(1881-1953)是工党著名政治家,他在1929年到1931年之间担任殖民地办公室副秘书。

[25]锡兰学生会,《关于宪法报告的调查》,伦敦,1928年。

[26]swaraj,一个由印度国大党领导的斗争中所产生的名词,意指“独立”。

[27]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锡兰往何处去》,《探照灯》,1931年11月9日。

[28]阿尔弗雷德·蒙德爵士,之后是梅尔切特男爵(1868-1930),在当时积极拉拢工会领袖,以图达成劳资和谐。

[29]本·特纳,和之后的本贾明爵士(1863-1937)领导着当时英国化工工会,他们是工人运动中的右翼领袖。

[30]詹姆斯·拉姆塞·麦克唐纳(1866-1937),工党领袖,他在1924年到1929年担任首相,1931年,又跑到保守党的政府里当起了内阁大臣。

[31]乔治·兰斯伯里(1859-1940),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担任工党领袖。

[32]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锡兰往何处去》,《探照灯》,1931年11月9日。

[33]所罗门·韦斯特·里奇韦·迪亚斯·班达拉奈克(1899-1959)是斯里兰卡自由党的领导人,这个党成立于1950年早期,在1956年掌握政权,班达拉出任政府总理。在1959年,这名自由党领袖被一名佛教徒刺死。

[34]《自由锡兰》,1926年9月6日。

[35]《青年领袖》,1931年5月18日、12月29日。青年联盟(以及1935年之后的平等社会党)一直同印度保持着联系。S·A·维克拉马辛哈在1928年回国途中在印度逗留了2个月,在那里他参加了他参加了印度工会的代表大会。后来,他经常去印度。1931年,甘地在“食盐进军”运动中被捕的消息传来之时,维克拉马辛哈正在贝拿勒斯(Benares),他向那些被警察打伤的人们提供医疗援助。在1933年,他探望了狱中的甘地,又在桑蒂尼喀坦(Santiniketan)呆了一段时间,那里,他会见了泰戈尔。1936年,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出席了印度工会在孟买召开的会议。同年,卡尔文·雷吉纳德·德·西利瓦、N·M·佩雷拉和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出席了印度国大党的代表大会。

[36]《探照灯》,1932年2月13日;《青年领袖》,1931年5月26日。

[37]《青年领袖》,1931年12月24日。

[38]《青年领袖》,1931年5月18日。

[39]特伦斯·德·希尔维亚,《我们的职责》,《探照灯》,1932年1月27日。

[40]罗宾·鲁特纳姆,《实行国民计划的必要性》,《锡兰青年》,1931年11月。在文章中,引用了一段列宁的谈话,作者将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道德力量”。在1932年10月,有一篇对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的评论文章,文章中间写道“列宁始终保持着警惕、睿智和清醒”。

[41]《锡兰时代》,1931年11月10日。

[42]《青年领袖》,1931年11月10日;《自由锡兰》,1931年11月11日。

[43]《自由锡兰》社论,1933年11月10日。

[44]参见莱斯利·西蒙·古纳瓦尔代内发表在1933年10月的《锡兰青年》上的文章和特伦斯·德·希尔维亚1933年10月18日发表在《探照灯》上的文章。

[45]弗农·顾那塞克拉(1908-1996)是平等社会党首任总书记,他曾是一位杰出的律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间,他安排一些被关押在Bogambara监狱内的平等社会党的领袖越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策划了Bracegirdle事件。参见ZM Razik的《弗农·顾那塞克拉的光辉一生》,斯里兰卡《每日新闻》,1996年11月14日。

[46]锡兰劳工部,T15文件,1935年3月15日来信;《锡兰每日新闻》,1933年5月2日。

[47]《给编辑部的信》,《锡兰每日新闻》,1933年3月22日。

[48]锡兰劳工部,T6文件,《警察报告》,1933年3月21日。

[49]锡兰劳工部,T15文件,1933年3月23日来信。

[50]锡兰劳工部,T15文件,1933年4月报告。

[51]《锡兰每日新闻》,1933年5月25日。

[52]锡兰劳工部,T15文件,1933年3月14日来信。

[53]1936年第5次会议文件,第17页。

[54]1lakh=100000。

[55]F·C·吉姆森(FC Gimson)的报告,1936年第5次会议文件。Kegalle政府代表助理报告提到在当地“郁金香黄花运动的成员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罗宾·鲁特纳姆,“他在受灾严重的地方分配救济、执行救助,干得不错”。

[56] 《瘟疫》,《锡兰青年》,1934年12月;Vernon Gunasekera,《疟疾与政治》,《锡兰青年》,1934年6月。

[57]《锡兰青年》,1934年12月。

[58]同上。

[59]《锡兰青年》,1935年9月。

[60] 《锡兰每日新闻》,1935年5月8日。

[61]锡兰议会,《议事录》,1935年1月15日的辩论,第34页。

[62]西德尼·韦伯(1859-1947)是费边主义的理论家,他在工党政府内领导殖民地办公室,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则发表了一篇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文章《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

[63]劳工部,T1文件,第2部分。

[64]平等社会党的创始人包括C·巴拉辛哈姆、乔治·卡尔德拉、苏珊·卡尔德拉、B·J·费尔南多、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罗伯特·古纳瓦尔代内、科贝特·贾亚瓦迪那、杰克·科特拉瓦拉、M·G·曼迪斯、罗伊·德·梅尔、M·N·佩雷拉、罗宾·鲁特纳姆、J·W·森那纳亚克、卡尔文·德·西利瓦、S·A·维克拉马辛哈、特伦斯·德·希尔维亚、斯坦利·德·佐伊萨。

[65]《锡兰青年》,1936年2月。当时,英国出台帝国贸易优惠制度,强迫殖民地认购英国商品。日本配额制则对日本货进入锡兰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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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社会党建党宣言

自英国统治以来,140余年,锡兰人民依旧在和谐社会中忍受着贫穷,现代医学的成果并没有缓解他们遭受病痛和瘟疫折磨得苦难。在这样一个农业科技发达的世界中间,我们的国家依然还是一个用原始的方式从事耕种的国度。人们歌颂着现代思潮的进步和发展,但这片土地上的人儿却活在目不识丁和愚昧中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生辛劳,却被人为是有罪的、污秽的、无知的、不祥的;而另外一小撮人则拥有着财富,他们生活舒适、享有特权、无比惬意、颇受青睐。

一些人天真地相信说只要我们的同胞上台,就会有激烈的变革。更有一些人深信只要所有的成年人手握选票就能改善我们的生活。然而,事实欺骗了我们的美好夙愿。

锡兰议会成立四年半有余,它是普选的产物。然而它听令于多诺莫尔委员会,我们认可的国家领袖根本不缺少机会来为人民谋福利。不过,我们的领袖们面对危机无比冷漠,他们将困难和不公加于人民,反对为政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社会改良,这一切证明了国家利益被他们置于个人利益之下。

那些当选的代表是阶级统治的代言人。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再遭受打击,却出台诸如帝国贸易优惠制度、日本配额制等政策对日常食物征税;退伍军人的失业率高到无法计算;短短几个月时间,9万人死于饥荒和本可预防的疟疾,乡村变成一座坟墓;我国的领袖总是用公款招待贵族、庆祝皇室节日,只会忙着到处去讨要爵位和勋章,毫无顾忌地大搞裙带关系、贪污受贿,就只会用废除遗产税和减少外国剥削者的税收之类的来减轻富人的责任。

就这样,70%的人徘徊在饥饿的边缘,政府根本不提供救济,也不知道多少人需要救济,因此,那些赚取微薄工资的失业者基本没有谁不去帮助自己失业的亲戚的。一半适龄儿童没有机会或办法进入学校上学。我们婴儿和孕妇的死亡率仅比印度高一点。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每年都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虽然没有官方统计,但抛开流行病因素,锡兰人的平均寿命27岁,而英国人的平均寿命是53岁。

总之,历史一再证明,群众每四年一次的选举挑出那些在议会中压迫他们阶级的代表,在这过程中间,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

领袖们的自我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好,但贫穷、失业、疾病的肆虐比任何时候都糟。

统治者的自我陶醉来源于一个拥有明确政治和经济纲领政党的缺失,再没有什么比成立一个公开而大胆地为人民的利益制定相关纲领的政党更急迫的事情了。

仅仅表达人民的呼声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立足纲领开展斗争,领导群众实现他们的主张。

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两种极端对立的主张,一个是代表政府纲领的瓦解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进步的。最近发生的历史事件无疑证明了资本主义在大多数人心里的颜面扫地。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相信社会主义是唯一代替资本主义的可行方案。更重要的是,人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

在锡兰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社会主义。在这些因素下,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创立平等社会党。

平等社会党的主要目标是在锡兰实现社会主义。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必须基于生产、分配和商品交换社会化的基础之上,并以此满足群众的诉求。

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间,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结束外国统治这个问题。为民众权利而战就要意味着要和统治阶级势不两立。在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来自英国的剥削者。

那些来自不列颠岛的资本家有英帝国主义替他们撑腰。在锡兰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的存在。因此,我们要消灭资本主义,就要消灭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

在我们这个社会,只有那些辛勤劳作的群众才会一心一意而有效地开展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只有将全社会从那种使人类生活在分裂和被奴役转台下的专制、迷信和因阶级、种族、种姓、信仰和性别差异所造成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才能解放自己。

因此,在我国,需要将各种追求解放要素结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共同阵线,结合为社会主义而开展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着劳苦大众的当家作主,废除一切形式的剥削,建立新的不同于以往的国家。

平等社会党时刻为劳苦大众的当家作主而奋斗,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经济条件的因素,劳动者掌权的机会已经到来,我党将坚持不懈地唤起群众的阶级意识。

我们的基本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因此,我党主张:


1.实现生产、分配和商品交换的社会化;

2.宣布国家独立;

3.废除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以及因阶级、种族、种姓、信仰和性别差异所造成的压迫;

我党代表劳苦大众要求立即实行如下主张:

1. 立即废除家政和工业领域的童工劳动;

2.在小学教育中间免费发放课本;

3.向小学生提供免费的食物和牛奶;

4.免费向农民提供水稻种子;

5.永久废除灌溉率制度;

6.禁止茶叶和橡胶的转让;

7.建立面向所有工人的失业保险;

8.提供工作或者按照需要进行抚养;

9.实行最低工资,使工人能保障基本生活;

10.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1.废除对工会的强制登记;

12.工厂立法确保舒适的工作条件;

13.引入租金限制法;

14.清除贫民窟,为工人提供更便宜更好的住房;

15.在低级法院、各关口、警察局记录中使用本国语,并逐步扩大到政府各部门;

16.引入国民健康保险计划:做到有病能治,老有所养,孕妇有补贴;

17.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累进税;

18.遗产税征收不低于25000卢比;

19.废除帝国贸易优惠制度和日本配额制;

20.逐渐废除所有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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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马瑞·加雅沃德尼:布雷斯格德尔事件


叙述30年代的平等社会党历史,就不得不提到布雷斯格德尔事件,这是当时政治和经济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掀起了一阵政治风暴甚至造成了统治危机,平等社会党通过这个事件极大地宣传了党。

马克·布雷斯格德尔(Mark Bracegirdle)于1913年在英格兰出生,后移民到澳大利亚。1936年,他来到锡兰的Regulas茶庄,担任实习的种植园主。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悉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分子。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就积极投身劳工运动,他加入了平等社会党,并以化名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庄园的总监开除了布雷斯格德尔,并将他的行为报告给代理警察长官,“那些工运分子在制造麻烦······工人中出现了懈怠情绪······他们越来越无礼,并且不想工作。”总监开除了5个工人,就有大约50-60名工人离开了庄园,总监认为“这一切都是布雷斯格德尔煽动的结果”。[1]

布雷格尔出席平等社会党的会议,他以前种植园主的身份发言,猛烈地抨击种植园主和英国统治者,大批的听众被他所吸引。恰托巴底亚耶夫人1937访问锡兰的时候,他在大会上很活跃。警察的报告援引了他的发言:

“你们看那远方的山坡,那白色的平房,住在房子里那些穷奢极欲的欧洲人······他们吸你们的血,他们是寄生虫······我听说这是一个富裕的国度,便慕名而来······但财富都被那些白家伙给搜刮走了。你们知道这帮家伙在俱乐部付的饮料钱吗?足够让100个家庭免受饥饿。”[2]

一个外国人积极参加锡兰当地政党的活动,官方便对此大做文章。在一份机密报告中,代理警察总监表示“让这样一个欧洲青年留在锡兰煽动对雇主和英国政府的不满情绪是很危险的”,并提议将他驱逐出境。[3]锡兰总督在给国务大臣的信中说:“布雷斯格德尔发表言论,煽动暴力及对欧洲人的仇恨,号召种植园工人起来反抗雇主。那些无知的苦力们很看重白人的言论,因此我和警官都认为这人是个祸害。[4]外国共产党和那些‘煽动者’比本地的赤色分子威胁更大,对他们的驱逐和限制目前正在进行中。”[5]总督的信中同时提到“即使我们可以对本地的共产党置之不理,但一旦那些人和他们的外国同伙合流,将很危险”。[6]在对内务的处理上,锡兰总督认为尽管平等社会党“不会马上对我们构成威胁”,但一个做过种植园主的欧洲人,“号召那些劳工及其他人放下工具,确实会造成动荡,破坏和谐,并危及岛上的经济稳定”。[7]

根据1896年一项已经被废除的法令,布雷斯格德尔被驱逐出境。在平等社会党的帮助下,他躲藏了起来,党发动了一场运动来抗议政府的行径。在给大法官的信中,布雷斯格德尔对总督的“高压政策”表示抗议,并声称他的所作所为侵犯了自己“作为英国公民的权益”,他声称“如果总督和他的那些下级官吏们能呆在锡兰,我也可以”。[8]在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布雷斯格德尔说:“我不会离开锡兰的,除非把我扔下海……也许总督先生会依据1896年法令把我抬在他的肩上扔出去……这样也许比开车送我走要好。”[9]

平等社会党的举动让人们开始关注宪法中赋予的自由权利问题,在布雷斯格德尔问题上,所有的大臣、大部分议员都对他进行了支持,运动也引起了全国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平等社会党主席发表演说称“事情的实质在于对锡兰公民自由的剥夺和破坏……而捍卫自由就是捍卫我们立法的精神。”[1]0《每日新闻》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指出“此项法案的存在……是对英国公民权益的侵害”。[11]

在1937年5月5日的群众集会上,被警察追捕的布雷斯格德尔出现了,他对5万民听众发表了演说,据平等社会党的党报“听者群情激奋”。[12]之后,布雷斯格德尔被捕,他的律师申请人身保护令。法官在审理此案的时候认为总督越权,当局不能在非紧急状态时期使用紧急状态法。[13]布雷斯格德尔被释放并在当年晚些时候回到英格兰,他后来出席过英国一些左翼政党的集会,后来便不知所终。总督是在政务司司长的唆使下签署驱逐令的,内政大臣并不知情。内阁对总督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他们认为内政大臣有知情权。[14]一项谴责总督并要求废止这项驱逐法案的提案在枢密院以34比7通过,所有的内阁大臣都投了赞成票。[15]

在平等社会党党史上,布雷斯格德尔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给党做了大量的宣传,并在反抗英国统治和反抗以英国种植园主为代表的锡兰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间建立了党的领导权。它的积极活动也让政府对党的活动日益警惕。

在1937年的年度报告中,卡尔文·德·西利瓦(Colvinde Silva)指出人们对锡兰资本主义并不反感,因为“资产阶级主要集中在种植园主里”,并声称产业工人中间“并没有足够的反抗资本主义的觉悟”。[16]在布雷斯格德尔事件中,平等社会党认为庄园主唆使政府将受害者驱逐出境。在议会中,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Philip Gunawardena)认为“事件的主谋是种植园主阶层”。[17]

为了表示对总督行为的抗议,在他出席议会会议发表演说的时候,平等社会党进行了阻挠,古纳瓦尔代内挥舞着手慷慨陈词“在某些阶层的策划下,我们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中间,他们神智不清,并把3K党的那套东西搬到锡兰……他们议会中间的代表扬言,非种植园主不得佩带枪支……”[18]

同年,平等社会党主席说布雷斯格德尔事件表明那些欧洲的种植园主很有可能成为锡兰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之源”。[19]

党的书记承认驱逐令使布雷斯格德尔和党“一下子家喻户晓,连锡兰最远的角落里的人们都知道我们”。[20]布雷斯格德尔事件使党“第一次真正澄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21]

布雷斯格德尔事件使锡兰政府第一次真正地把共产主义当成一个威胁来对待。锡兰总督在致内阁大臣的一封信中,认为平等社会党“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党,他们的智慧并不多,但得到的资金越来越多”,[22]总督承认党的影响与日俱增。

“迄今为止,我们对本地的共党并不重视,认为这帮人是庸才或者堕落者的集合体。我一直认为,我们对共产分子太过仁慈了。共党分子在下层阶级中间传播赤色思想,我从多种渠道有所耳闻。共党也就是平等社会党的宣传,越来越放肆了。例如,已故的女王维多利亚,那些下层僧加罗人居然称她为‘维多利亚娘们’”。[23]

一场对平等社会党的斗争开始了,《锡兰泰晤士报》充当了先锋,报纸刊登了印度资产阶级如何收拾当地共产党的事例,并提请政府利用平等社会党的弱点:

“我们不但应该允许平等社会党分子在议会中间发表观点,还应该诱使他们和他们的‘印度同志合流’……政府不能老是打着让群众免受他们荼毒的旗号对他们进行弹压。”[24]

接下来的几周内,《泰晤士报》继续对平等社会党进行狂轰滥炸,“在锡兰,一伙人正在策划着无耻的颠覆活动”,[25]并声称“赤色思想的代理人占领了锡兰岛,他们鼓吹阶级之间的仇恨,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26]

《泰晤士报》在镇压平等社会党这一点上,同锡兰总督不谋而合。他们继续出谋划策“驱逐一两个共产分子并不能确保天下太平……除非他们的同志们也一并受到教育……对于类似行动的严厉弹压措施是必要的”,[27]它同时提醒政府“要时刻监察那些危险的本地煽动者,同时,法律也必须作出修正以对付这些人”。[28]总督同时给内阁大臣去信,如果他执行1896年的紧急状态法被认为是越权,那么有必要“出台相关的立法,无论议会同意与否,让总督或者内政大臣在类似情况下,有足够的权力能处理此类事件。”[29]

大臣对此并不同意,而殖民地办公室对此事件的态度也可在1937年6月一项人事任免上窥见端倪。老总督离任,一名被认为思想并不守旧的官员接替了他。

在布雷斯格德尔事件中,党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在宪法权利的问题上,一个虚拟的团结所有锡兰人的联合战线实现了;而在政治领域,党反对总督使用过时的法律并对当选大臣进行无理的质询;而在工人运动中间,乡村和城市中的劳动者的热情日益增长。布雷斯格德尔被当作一个敢于捍卫工人权利的“白人”来看待,这个白人为了工人,不惜得罪种植园主的代理人——警察和总督,而平等社会党反抗权威的事迹也为人们所熟知。


[1] 《布雷斯格德尔驱逐令》,CGA 文件 CF/131/37。
[2] 《布雷斯格德尔委员会报告》,1938年第18次会议报告。
[3] 《代理警长报告》,CGA 文件 CF/137/37。
[4] 1937年5月12日95号机密电报,CGA 文件 CF/137/37。
[5] 印度共产主义者马尼拉勒·沙阿(Manilal Shah)博士于1922年被驱逐;捷克共产党人埃贡·基希(Egon Kisch)一登岸就被照顾,后来在维克拉马辛哈博士的斡旋下得以对锡兰进行短暂的访问。
[6] 1937年5月12日锡兰总督机密电报,CGA 文件 CF/137/37。
[7] 1937年5/1会议记录,CF文件131。
[8] 《锡兰泰晤士报》,1937年5月5日。
[9] 同上。
[10] 《致编辑的信》,《锡兰每日新闻》,1937年4月24日。
[11] 《锡兰每日新闻社论》,1937年4月24日。
[12] 《平等社会党人》,1937年12月。
[13] 案件引起了轰动效应,锡兰著名律师H·V·佩雷拉(HV Perera)要求无罪释放布雷斯格德尔,包括首席大法官悉尼·亚伯拉罕(ydney Abrahams)爵士在内的三位最高法院法官负责该案件。
[14] 在给内阁大臣的信中,锡兰总督抱怨:“我从来没有想到驱逐一个令人讨厌的澳洲人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大臣答复到:“阁下在下命令之前应该同我们内阁商量,内阁应该知道是什么人牵扯在事件中。”
[15] 《英国国会议事记录》,1937年5月5日。
[16] 同注12。
[17] 同注15。
[18] 《英国国会议事记录》,1937年5月12日。
[19] 《西利瓦的讲话》,《平等社会党人》,1937年12月。
[20] 同上。
[21] 同上。
[22] 锡兰总督致英国内阁大臣的机密信件,1937年5月15日,CGA 文件 CF/137/37。
[23] 同上。
[24] 《锡兰泰晤士报》,1937年4月24日文章,《印度“同志”让Chattopadyaya小姐重振旗鼓》
[25] 《锡兰泰晤士报》,1937年4月30日。
[26] 《锡兰泰晤士报》,1937年5月3日。
[27] 同注25。
[28] 同注8。
[29] 同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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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2月 8日 16:04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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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雷斯格德尔的谈话


您能跟我们谈谈您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的生活吗?
我出生在切尔西,在Oxshott的乡村长大。我母亲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和妇女参政论的支持者。她认为年轻人呆在英国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便移民去了澳大利亚。我在澳洲呆了10年,是经营牧场的新手,人们管我们叫“攀援植物”。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它是指那些学着管理种植园的人。在澳洲,它指人们管理某一片土地,进行农业开发。我在那搞过农业也搞过畜牧业。

您在那个时候就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了吗?
我记得貌似在1935年,我加入了共青团,并申请到锡兰担任学徒。

是什么原因使你决定去锡兰的呢?
我那时候学会了经营农业,但对政治没有实际经验。我对那时候的锡兰政治情况还不了解,之后我到锡兰定居下来了,听说了那里的左翼运动,认识了一个叫辛普森·海沃德(Simpson Hayward)的小伙子。我们联系了贝隆·古纳斯科拉(Vernon Gunasekera),于是就开始了投身锡兰工运的经历。

真正让我献身运动的原因是产业工人凄惨的遭遇。如果你想工作,你必须得到种植园主的许可,他千方百计降低对你的待遇,你住在小房子里,然后他会对你很残忍,强迫你干活。尽管很多人遭受疟疾,但那些老爷们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他们的言论更激怒了我:“让他们工作比让他们上学学那些垃圾东西要好。”他说,学习读写只能模仿别人,对他们没有帮助,让他们接受那种与他们地位不相符的思想,而他解救了他们,让他们在种植园里摘茶。

我积极投身运动,并被邀请加入平等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我曾负责办报,在一个平板上进行手工制作,我们在一个晚上要出版3000份报纸。我们有小男孩替我们分发报纸,男孩们在公交车上把这些报纸发给锡兰人。我说服B·J·费尔南多建立一个战斗基金,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机器出版报纸,并节省我们的劳动。我记得费尔南多曾坐在那里,拆开一封又一封信件,信件里装着捐赠的卢比。

我为平等社会党作了几次发言,然后政府就决定逮捕我,当然他们不是马上动手的。我跟他们说我马上要离开锡兰回澳洲去,当然我并没有这么干。我曾经是开垦荒地的好手,我想重操旧业。党(平等社会党)让我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所谓的“安全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用。所以,我决定去荒野,带上够8到10天用的食物。这发生在“五一节”前,临走之时,同志们要给我饯行,我要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就发生了这些事(布雷斯格德尔事件)。

我觉得要模仿鲁滨逊·克鲁索的生活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比如,我不能生火,不然就会有人发现,警察就会跟踪而来。最困难的事中间包括如何精确计算度过的时日。我想削棍子来计算日子。但你会想:“今天我削还是不削?”幸好,我还记得日子。

当我应该返回的时候,我来到碰头的地点。有一个男的在偷木头,他把这一大堆木头放在自己背上准备拿走。但当时依然是白天,他想等天黑再溜。我希望他不要在那里碍事,但他不愿走。我在那地方踱步,在我和大路中间隔着一个30英尺的悬崖,而我爬不上去。唯一的办法就是顺着那些悬崖上的植物(当地人叫它lanias)爬上去,我抓着它希望不要出意外,没想到真的爬了上去。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看到有汽车的灯光。我曾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来接我,就走下车,这样在前灯照耀下,我就知道是自己人而不是警察。他们这么做了,我知道自己安全了。

5月1日,我们组织了大型工人集会,警察包围了会场。我怎么上台演说呢?贝隆对我说:“没问题,从人群里上去好了?”于是我们便径直向前,对群众说:“麻烦让一下。”我们爬上了讲演的平台,欢呼雀跃。警察鸣枪示警,我的律师早已经掌握好,说:“对我委托人的驱逐令已经过时了。”

在我出庭的那一天,我的律师被人告知“要识大体,效忠国王”。法官中的一名是贾斯汀·亚伯拉罕(Justice Abrahams)勋爵,另外一名法官是犹太人,并有两个市民担任陪审法官。早些时候,法庭对我是比较同情的,但那两个后来的陪审员却认为法庭应该终于职守。他们认为我应该被驱逐出锡兰,遣送回澳大利亚。作为惩罚,我必须像犹太人一样四处流浪,或者就像传说中飞翔的荷兰人注定永远在海上漂泊。

平等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里,您对谁印象最深刻?
大家最尊敬的人是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Philip Gunawardena)。他在巴西参加过革命,比我们当时那些人都有实践经验。贝隆在理论上最有造诣,他写文章,能读懂那些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作品。西利瓦和佩雷拉的关系不好,他们有政治分歧。那时候在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上,党内意见不一,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特伦斯·德·希尔维亚(Terence de Zylva)是个有趣的人,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是中央委员,他当时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他过去不少学生在党内而且都是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西利瓦和佩雷拉之间的分歧您怎么看,是不是因为前者是托洛茨基者而后者不是?
对。

当我们回首平等社会党的往事的时候,似乎这个党在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倾向,就是要成为一个基础宽泛的社会主义党。
早些时候是这样的,但当党左倾的时候,党内出现了争论。很不幸,我个人因为早年在澳洲对圈内的托派分子印象不好在当时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菲利浦·古纳瓦尔代内和我关系很融洽。当我最早来到锡兰的时候,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还不是你死我活的。事实上,我有时候会可能会遭致敌意,因为我是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您离开锡兰回到英国之后,加入了共产党?
是的,因为这件事,克里斯纳·梅农(Krishna Menon)对我进行了激烈的人身攻击。他曾经在议会中为我辩护——让我认识了丁格尔·福特(Dingle Foot),并介绍我在剑桥和牛津的学生会中介绍锡兰的情况。不过,与此同时,他对共产党员并不待见。当他听说我加入英共之后气急败坏,并在新牛津大街上用伞打我,对面就是印度事务办公室。

您离开锡兰后和原来那些人有联系吗?
在我退休之前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在赞比亚担任乘机出诊的医生。在那里,我爱上了养鸟,那个养鸟协会里的人对我说:“嘿,明天我们跟一个叫斯塔布斯的人一起喝茶,你也来吧。”您知道他是谁吗?当时在任的锡兰总督。这位总督大人握着我的手:“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您?”我对他微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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