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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吴季:革命马克思主义戳破当代毛修连篇鬼话——简析毛官僚集团“民主”与改良【毛修洗脑文之读后感】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8日 20:44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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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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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一篇难得出自当代中国革马派对毛修主义理论及其历史实践的批判,作者通过一系列读后感,用简洁通俗的文字有力地批判毛修时代畸形工人国家的“民主”与“革命(文革)”——实质是官僚层的有限改良。这些批判深入浅出,具有一定分量和代表性。从这篇批判,大家也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毛修主义在现实实践上的原则差别。

文章转自工诗联论坛。上述题目为转载时本人所加。

——青年工人 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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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tw.netsh.com/eden/bbs/713969/html/tree_34760810.html


说明一下:此帖原由济南龙仔发布(原标题:被反毛狗蓄意隐瞒的毛泽东思想)。因所在主帖的跟帖已太多,现一起转去“精华旧帖”。留下本帖单独发布,供大伙们欣赏、学习和写作读后感。当然也供吴老与龙贼来PK……龙贼虽然退休了,空闲甚多,却不肯认真学习毛著毛语录,老喜欢这类毛子毛孙的二手货。没办法。但也有个好处。从这类文章里既可以听到毛主席的一点声音,也可以听到毛子毛孙的声音,批起来一石二鸟……

(吴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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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民主之路  




(作者:风之谷)



(一)文革前的中国     

  与苏联相类,文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在政治上,宣扬《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那时候的一个普通工人,工厂里的班组长有权剥夺他的自由和经济利益。如果他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把他捉将官里去。其他地方无不如此,支书,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都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反对他们就是反党。到了1966年初,则变成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刘sq代表的方针,则更多地重视通过强化管理者管理地位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管、卡、压”)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路线的标本是六十年代初部分内容模仿苏联“马钢宪法”即苏式官僚主义管理体制制订的《工业管理六十条》,以及1964年前后拟建立的“托拉斯”工业组织。毛泽东则始终是想试图探索一条工人自治、工人自主管理的路线。1958年鞍钢提出的所谓“鞍钢宪法”提供了这种探索的一种标本。  

  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说:“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曹为平回忆说:“现在许多人都在大说文化革命如何如何地对毛主席搞个人崇拜。其实如果要说个人崇拜,文化革命以前才严重得多呢!那个时候,全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萨,党组织的每一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被当成了大家必须崇拜的对象。每一个党员都被看得很神圣。一个最经常见的事实是,几乎任何时候有了任何成绩,都归功于最直接的党组织的领导。……认真推究文化革命造神实在不但出于大多数群众的感情,我们中国在当时也的确必须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则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许多平时道貌岸然的人物到了那个时候都在毛泽东思想的检验下原形毕露了。有的人其实也不过是很一般的人物,甚至是很卑劣的人物,却要做出一付高贵的姿态来,有的人实在是一些伪君子。”

(二)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早在延安时期,即一九四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如何克服历代政权兴亡的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出现过大、小字报。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派斗争,这种大民主就具雏形。文化大革命就使这种大民主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运用。  

  社会主义大民主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无论在民主的范围和实现方式上都突破了有史以来的一切精英式民主。  

  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教科书时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泽东主张在关系到普通人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实行民主,厂长无权解雇工人,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并主张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作主。(例如1972年,毛泽东对群众*作了一些批示,记得有:“我们的工厂没有权力开除工人”等。这个文件发到省、军级,但传抄出去后,一些地方反而追查这个“假”文件的传播)  

  在毛泽东讲话的基础上,制订了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  

  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正是根据毛泽东这一思想实践的结果。毛主席用革命大批判的方式进一步发动群众,这就在全国城乡、各行各业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新形式,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俗称“四大”,也就是社会主义大民主。林彪在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文革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大民主”,民众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大字报打破了官方和文人对文字的垄断,成为最典型的群众文化。毛泽东说:有些官僚,怎么样也打倒不了,结果大字报一贴,上街一闹,他就怕了。现在看来,这个东西,就跟网络差不多,是一种低成本、简单化因而能够为民众所掌握的民主工具。

  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大民主正是发动群众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上层建筑的好形式。通过它,既可以监督和教育各级领导人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又可以使人民群众受到自我教育,克服私有观念。所以,一九七五年修改宪法时,就把“四大”规定为公民的权利。(邓xx当政后立即把“四大”取消了。八二年宪法同时取消了罢 工的权利。根据当时官方的解释,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人与企业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作为企业主人的劳动者,不可能也没必要去罢 工)  

  毛泽东向阿尔巴尼亚的客人卡博、巴卢库说:“过去我们搞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次总算找到了。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的真正含义,绝不仅仅是有些人所热衷的多党制和投票选举。在西方国家,比方说,人们可以在大街上骂总统,可以选总统,但是,当你去公司上班,去餐馆打工,就不许你投票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听老板的,老板可以随时炒你,让你下岗失业。可见,在真正关系到你的切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就根本不讲民主了。民主是全体人民参加讨论、辩论,关心国家大事。民主精神的实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协商一致,形成超乎个人利益的一般意志。其具体实现方式,不管是以前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 会结 社、游 行、罢 工的权利等等之外,还是选举,还是网络,其核心是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

(三)“大民主”“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对于“大民主”,人民说“好得很”,精英说“糟得很”。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毛泽东视察了大江南北,以当年描绘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热情,描绘他亲自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他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比较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 和老 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时,发现群众管制坏人的威力无比。就总结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能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毛泽东此说确实是石破天惊,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在精英看来,没了张屠户,就得吃混毛猪。而毛泽东则相信“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人民群众到底有没有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能力和水平?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里,有这样的描绘:“一月革命后,……没有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样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样运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是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情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走资派的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上面的描述有过于浪漫主义的成份。文革期间确有乱象,也有武斗和死人。但这决不能归罪于人民自己直接管理上层建筑的原因。恰恰相反,正是在群众专政不完备的地方,人民才受到了走资派的反攻倒算,才出现“内人党”之类的事件。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一直很好。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这难道是坏事吗,为何精英竟如此义愤?如果谁把选拔到管理岗位作为脱离生产劳动,高工人一等的梯子,难道不应该把他再拉下来,赶回车间里去吗?不管什么“长”,都应该从工农阶级中选拔,并为人民所认可。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大专生,也首先要下车间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性体力劳动,在真正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并为工人们欢迎后,才能干管理工作。管理工作必须真正为生产所需要,不能在担任职务后作为谋取自己地位和权势的手段,不能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到处伸手。  

  文革时期社会秩序好则是公认的,社科院研究员李志宁回忆说: 毛时代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民主制度。(蒋时代也不是,中国迄未出现过民主制度)。毛时代有很多问题,但并不是说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坏蛋。那时的人民很纯朴,很少有坏心眼,“为人民服务”的说教在当时绝不为人民所反感。正相反,还促使了当时社会生活和谐。那时帮助别人蔚然成风,现在不少青年人笑话雷锋,但雷锋在当时并不可笑。现在再要求学习雷锋,当然很可笑,因为现在和当年,社会意识和社会风气,已经是两重天地。当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当说比较亲切,人们不会互相防范和戒备。人们很容易成为朋友,而且是知心朋友。同住几天医院,同住几天旅馆,甚至在火车上聊了一气,就可能成为朋友,绝不会互相算计、或者在交往中想捞到对方什么好处。老实说,当时根本不会有人想到“制假售假”、坑害别人。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都相当好,文革前在北京,夜晚一个女孩子上街,根本不用担心。我们家住在大院子时,甚至都不锁门。如果听说什么犯罪案件,好像听个遥远的故事,好像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是不可能看到的。那时候拾金不昧,是很普通的事,丢了很小的东西,例如一支钢笔,都可以在西单失物招领处(北京)找到,也不会有人冒领。那时候,外国人对于在中国丢不了东西,也感到惊讶。当然,中国现在的社会风气,已经面目全非!中国在世界的眼中,也已成了道德低下、制售假冒伪劣的天堂。所以,不少老人怀念过去,是有道理的,不应当被嘲笑。  

  反观邓xx时代,三天两头严打,以警察国家代替人民民主,效果如何?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乱,前天贵州万人暴动,昨天上海警察局被一介平民袭击,杀了6个警察,伤了4个,真是天下奇闻。

  文革不是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要闷死。事实上民众的娱乐活动要比这丰富一些,在工厂和农村普遍都有文艺宣传队。逢年过节,这些宣传队都要表演节目。他们当然没有另起炉灶的创作自由,演的都是样板戏。但是演员都是邻居乡亲,布景都是生活中常见的材料,东家抬饭桌西家扯被面,服饰、道具也都是业余和专业混杂而成。用现在的话说,那是标准的山寨版。其实每一次演出都是再创作,所以大家都还能看得乐呵呵的。后来电影、电视和音乐都丰富起来了,表面上有了多元选择,实际上普通民众又陷入了另外一种一元化之中,甚至比八个样板戏的年代还要无耻。那就是娱乐中的权威崇拜。什么都讲专业化,演戏要上学,唱歌要包装,拍电影要大投资。更重要的是,舞台被垄断了。如果说过去是被权力垄断,如今是被资本垄断,不是谁都可以重拍《红楼梦》的,更不是谁都可以在央视黄金频道露脸。李少红固然有创作自由,但是能够像她这样自由的人全中国找不出几个,这成为事实上的创作垄断。而山寨版红楼梦正是网络时代的“文艺宣传队”。(长平在南都的时评)  

  同样地,今天多了很多体育节目可看,但体育运动的门坎越来越高,运动的场所越来越少,国民的身体越来越差;今天虽然用不着各式各样的粮票,但没染上毒的食品越来越少…… 

(四)人民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到底包括什么?过去的表述总是强调军队、警察、监狱等等国家暴力机构。在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说要加强人民内部民主,仿佛这是两件分开的事。我们所看到的西方资产阶级专政,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军队、警察、监狱,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选举和代议体制、媒体和舆论工具、文化生产工业(教育、宗教、广告等等),是所有这一切组成的体系在维持着该体制的合法性。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就只能包括血腥的暴力工具,而不包括它的利益代表机制、它的内部矛盾解决机制、它的文化思想再生产机制?没有人民内部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 会、结 社、游 行、罢 工的权利等等,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名不符实,而只能算是一种幼小的、有待成熟的无产阶级"摄政"。而这种不成熟、不稳定的"摄政",随时都可能被篡位、被颠覆,变成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法西斯的专政,而同时蒙蔽人民于黑暗之中。  

  对毛泽东来说,在人民内部实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外的东西,而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组成部分。毛泽东说过,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能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据《王力反思录》,在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 1967年8月4日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就是群众专政”。这里,他主要强调的是和走资派的斗争,“如果不实行群众专政的话,就是走资派来专了群众的政”。不管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但他的原则很明确:专政是群众的专政,而不是专群众的政。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清理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走向反面。隋文帝、朱元璋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不但受到了许多人骂,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隋朝还走向反面而灭亡。朱元璋对贪官剥皮实草,结果有明贪腐之风史上最烈。毛泽东搞“整风”、“四清”,结果没触动走资派,反而被走资派整倒了一批左派。很简单,党内的无产阶级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派,既然作为当权派自然有权,就会打着你的四清旗号整无产阶级,整好的干部和广大的工农群众。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社会的黑暗面。  

  无产阶级专政的精髓,在于"四大"民主,阶级斗争为纲的关键,在于彻底言论自由。没有"四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彻底的言论自由,就等于放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无庸讳言,文革的大民主并不完美,并不彻底。在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下,也无从实现彻底的大民主。造反派的组织资源和政治经验、政治决心都远逊当权派。造反派所持者,无非是毛泽东的支持这一政治资源。当权派先是措手不及,尔后以放弃领导的手段威胁之,尔后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转移斗争方向,以“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形式争夺话语权,最终令造反派的唯一的政治资源也丧失殆尽。在当权派与造反派的较量中,造反派的损失至少是前者的百倍以上。为什么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根本原因是阶级力量对比,在大多数地方人民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让官僚集团专了人民的政。文革中左派就是吃了这个亏,凡是大民主不充分的地方,群众受到的镇压就多一些。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无产阶级被架空了,只有专政是真格的。毛泽东批“水浒”,说宋江架空晃盖,真意即在于此。

(五)灵魂救赎的革命  

  要认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文革中的探索,或许,首先要理顺几十年来已强烈影响人们认识文革的“暴虐”、“专制”,还原历史的真实。  

  “暴虐”、“专制”的是哪些人呢?所谓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刘sq,用谢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讲话说:刘sq“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时候叫搬石头,是毛主席纠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时,在工厂工段长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订了23条,纠正这种形左实右的东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刘派老婆、亲信到学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帮”,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斗争方法戴高帽子是他们搞的,发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其中还有公安人员,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脚踢,后来才打人成风了。——最后这一段话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干子女们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条人命遭他们“草菅”,包括海外宣传的大兴县的屠杀,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据说,八十年代初在看守所里,韩爱晶给蒯大富偷递了一个条子说蒯,你组织打倒刘sq的活动,是你公民的权利,他们非法关押你,残酷斗争你才是违法的。道理应该是这样。刘整了千百万人后被打倒(用“民运”一位秀才的话说,刘是整了一辈子的人,最后整到自己头上),成了“最大的冤案”,那么他整的千百万人都是正当的,这不是典型的封建政治的宣传?居然持续了几十年。  

  刘sq是怎么死的?病死的。江x是怎么死的?自杀的。到底那个是受迫害?党内高层6个最能整人的人——刘、邓、彭、康生、罗瑞卿、周扬,文革中被打倒了5个。当时不打倒这5个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来,无非是第二次“反右”( 57年反右,在基层基本上是镇压批评官僚的左派)。就拿彭德怀来说——人们为了利用他来反毛,故意掩盖他在庐山会议上挨整的主要问题是“里通外国——,1957年,一进北大的门,就要把贴大字报的学生统统枪毙”。陈云说,如果毛泽东1956年去世……,或者说如果让上述人替代毛泽东,仅一个民主和专政的问题,能比毛泽东做得好吗?邓有资格批评毛吗?  

  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历次肃反、到文革时的清队,毛泽东一直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王力反思录》中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反复说,我党七大后犯了三大历史错误,其中第二条就是杀了一个王实味。毛主席的“一个不杀”原则,连林彪、江青、康生也破坏不了。我从报上看到的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没一个是枪毙的,全国枪毙了四位烈士,绝不是请示过毛主席的。“他还说,即使证据确凿的特务,也要一个不杀”。对斯大林肃反所杀的党内反对派,毛主席还对后来的一个苏共领导人说过:“这些人不但不该杀,而且还留在中央和政治局就好了。”  

  据《王力反思录》,“公安六条”首先是毛泽东提出来要搞的,是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看来不能称谢富治的“专利”。王力说,毛泽东提出来要搞几条,主要针对文革初期各地专政机关乱抓人,甚至跑到北京来抓人的问题。在讨论第2条时,毛泽东就说过:“批评我就是反革命嘛?我就不能批评嘛?”但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条款应该是必要的。以后,尤其是“清队”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 

  1969年4月5日  ,毛泽东在同谢富治谈话中说:“十六条”第7个问题,我就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其它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尤其是在文革的那些年头里,毛泽东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他是年年讲,有一段时间,甚至月月讲,逢会就讲,逢有关文件就强调。清华大学一份矛头直指文革和毛泽东的《414思想必胜》的作者周泉缨被抓后,毛泽东批评谢富治:他们有他们的理论家们,他写一份大字报你抓他做什么,我看还是放了好。  

  毛泽东 1975年2月27日 对公安部《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对全国人大的说明(周恩来已经批示)所作的长篇指示,其中这段话: “锦州、大虎山、沈阳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他是指报告中还要继续关押的13名),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这些指示,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很长时间准备好了的材料全部作废”。


  对共产党收押的日本战犯,毛泽东主张“一个不杀”,当时也是中央大多数领导人想不通的。1956年宽释返回日本的战犯,刚登上日本舞鹤港,就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表示:“低下头来,衷心谢罪”。其归国代表到日本国会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员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战争罪犯。“被判无期徒刑的日本战犯上村喜赖1976年提前释放时,请求离境前去参观毛主席故居”,离境时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感谢毛主席,感谢在监狱里与我朝夕相处帮助我改造自新的所有人员”。  

  张宏良甚至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英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处死集封建皇帝和卖国者于一身的傅仪,并且还把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其从人性异化的灵魂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完成了人性回归的伟大过程。有一件小事最能说明是毛泽东赋予了中国革命灵魂救赎的性质,50年代初西藏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仓皇出逃,被解放军铁桶般包围起来,毛泽东直接命令前线指挥员悄悄让开一条道路放达赖出逃。直到今天,西藏人民提起毛主席仍然还是那句话,“毛主席,红太阳”。可以说,放走武装叛乱的达赖这个举动在任何国家都是绝不可能的,当初美国亚特兰大叛乱已经平息后,为了给叛乱者留下地狱般的历史恐惧感,在全城居民已经放下武器的情况下,仍然被联邦政府军队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数千名哀求的老人妇女尽数葬身火海,无一生还。对无辜平民尚且实行灭绝手段,对叛乱头子会如何惨杀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达赖能够活下来,并且还在前几天获得了美国总统布什亲自颁发的金质奖章,实在是因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是毛泽东,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来领导,恐怕达赖至少已经轮回两遍了。  

  张宏良说,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质特点。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学本质,决定了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净化,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不是通过肉体消灭的方法,把罪恶连同恶人一起铲除,而是通过灵魂救赎的方法,在铲除罪恶的同时把恶人也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实现老百姓的身体解放和作恶者的灵魂解放,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寻的铲除罪恶的最彻底的终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设想的现实方法。

(六)对国家暴力机器的限制和削弱  

  文革爆发后,整个司法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文革中再一次强调了“精简机构”和干部的“半供给制”,这是打击官僚机构“寄生性”的必要举措。毛泽东说:“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关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一位“九大”代表回忆当时传达毛泽东的一个讲话:“我看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  

  1968年12月11日 ,高检、高法、内务部军代表、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向毛泽东、中央、中央文革写了《关于撤消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求报告》,被批准执行。谢富治 1967年5月5日 说:“检察院完全是学苏联的”; 1967年11月25日 说:“法院这个名称是旧的东西,沿用国民党时用的名称”,“要通过斗争把原来法院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统统搞掉”。并说,17年来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的,只有靠造反来解决。同时,公安部发下文件,中断了和地方公安厅、局的垂直关系。地方专政机关也是萎缩状,湖北省“1968年将原公、检、法干部精简90%”;浙江省革委1968年的54号文件,要求县级公安机关军管会人员不少于10—15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整建制的撤消监狱、劳改单位,一大批正在服刑的犯人回到原住地、原单位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之后,留在监、所的犯人和其它在押人员,也经历了一场监狱史上仅见的“把犯人当人看”的运动。而在之前,全国各地陆续撤消了劳动教养、少年管教等工作。整个司法体制也曾发生过根本性的改革,其中有一个“砸烂公、检、法”的公案。  

  “砸烂公、检、法”,这是文革一大罪状。以至后人往往为贤者隐。据谢富治“八、七讲话”中说:“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另据资料记载, 1967年9月19日 毛泽东在长沙说:“过去好像说,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就高兴”(当时有张春桥、杨成武、汪东兴陪同)。据此,应该认为,“砸烂公、检、法”是毛泽东提出的,谢富治也绝对不敢伪造。

  现在看来,“砸烂公、检、法”虽然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但是总比“加强公、检、法”好吧?改革开放后,全面恢复文革前乃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司法体制,大规模地扩编、扩监。1978年初,第17次全国公安会议,完全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1978年末恢复检察院。1979年重建1959年撤消的司法部(同时撤消的监察部,不久也重建了)。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1983年中央政治大学成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华国锋执政起,几次大规模的扩大警察队伍。“全国法院的定员从83年的15万人扩充到91年的25万人”。公安部办公厅杨晔文章:2004年,全国170万公安干警约占公务员总数的25%,在县、市一级约占50%。  

  曹为平说:七十年代毛主席已经把许多监狱撤销了,劳改犯放了,在狱的也给予人道的待遇。我国成了按人口比例监狱最少、犯人最少、警察最少的国家。犯人释放后也没有重犯的。如果加以时日,“劳教风”的问题兴许早就解决了。可xxx刚复辟时,许多知识分子竟然不知道警察国家的名声丑陋,大吹特吹帝国主义国家的警察如何有权威,指责我国警察太少。所以说如果这些人在1989年吃武警的子弹或拳脚,那是他们自己招来的。不过那年大屠杀中,被害的主要还是工人群众。方励之往美国大使馆里一钻不就没事了?

  曹为平回忆:在我国“桃园经验”几乎人人知道,至少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听说有个“枫桥经验”,也不清楚详细内容,只知道是毛主席肯定的典型,被刘邓封锁了。现在才知道“枫桥经验”就是伪《后十条》出笼前于1963年总结出来的。枫桥是浙江一个镇,全镇所在区共六、七万人,不是打击一大批,不是人人过关,不是人海战术,不搞神秘化,而是依靠大多数群众,全镇总共只整四十多个人,不打人,一个不抓、一个不杀,全部由群众监督。毛主席作了肯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批示各地效仿。大概父亲单位1963年就是照枫桥经验搞四清的。可就是这样的好经验受到刘邓封锁,按照枫桥经验四清过的还要推倒重来。这是“广泛的教育运动”吗?  

  1975年1月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规定:“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大多数地区的实施(写入宪法前早就开始了),是把公、法部门认为需要逮捕和判刑的嫌疑人的材料印成小册了,发给各个单位(工厂、大队、商店、部队、机关、学校、街道等),交群众讨论、批判,然后收集群众意见来决定是否逮捕、判刑和判刑的大致幅度,有些重大案件,司法机关还要下到基层单位,直接和群众讨论对案件的认识和处理意见,这是毛泽东式的陪审团制度。

  例如1976年郑州的清明节事件,写大字报反对一些人利用纪念周恩来的名义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郑州电信局职工焦春亮被一些流氓在街上活活打死(清明节事件中全国唯一被打死的人),事后,司法机关确认刘敬为首犯,省委的意见要判其死刑,在印成小册子交群众讨论时,郑州肉联的一些群众贴出大字报,认为匆匆杀人是“杀人灭口”,要求“刀下留人”。河南省高法负责人到肉联讨论后,刘敬的死刑就搁置下来,在新的中央为清明节事件平反后,刘敬以后就成了到各地演讲的“四、五”英雄。  

  而xxx时代的开始,是以几个政治局委员非法抓捕另外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宫廷政变为标志的。北大法学教授*说:“虽然审判‘四人帮’被看作新中国法治的起点,但在实质上违犯了这一基本的法治原则”。既无善因,又哪来善果?在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评冯象的政法笔记中,后者有这样一句话:“法律正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资本的语言和权势的工具。”还是郑大一位法学教授更直接了当说:“你没有钱奢谈什么法律”!在刘涌事件中,专家宣扬“群众不要干涉司法”,不知道谁更民主一些?  

  废除劳教制度。1956年上半年,由于超体力劳动,全国犯人非正常死亡增多,受到毛泽东的严肃批评:“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不要想在劳改犯人身上搞多少钱”,“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文革全面展开之始,劳教等制度就成为造反的对象,劳教制度于1955年肃反时建立,1966—1970年,全国各省、市、区陆续宣布撤消劳教、少年管教和强制劳动等工作,1969年后一些省“普遍实行”对“无帽就业人员实行民主管理”。xxx当政后即恢复“与强制劳动改造场一起收容打砸抢分子”(即造反派)

  原收 容遣 送制始于1951年,文革期间废除。1982年明文确立,“尤其是自1991年开始,收 容遣 送制度的性质已明显从福利救济转移到了强化政府行政管理职能方面,这种转变导致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收 容遣 送制度的滥用。”终于以一个“孙 志 刚事件”才有了一个改变。  

  严禁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据《毛泽东传》,是1972年12月,毛泽东对原铁道部付部长刘建章妻子刘淑清来信的批语:“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来信反映的“法西斯审查方式”具体所指是什么呢,据《湖南省志政法篇、审判》记载,是“反映北京某监狱一天只给犯人放风30分钟,喝三杯水等问题”。周恩来随即批示,让刘保外就医,并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成区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示的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和虐 待、殴 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诉犯人控诉”。之后,公安部提出了35条措施。  

  邓xx时代的做法则相反。以“严打”为例,1981年中央提出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我国先后于1983、1996和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3次‘严打’集中统一行动和连续不断的各种专项斗争。”“可以说‘严打’是贯穿于20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条主线。”

  邓xx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xxx决定“严打”的83年7月19号谈话中说:“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对公安部报告中说“要多作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时,xxx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他说“搞得不疼不痒的不行”。——这其中有同志讲“准”的问题和公安部的“多做教育”,显然是毛泽东时代的“老调子”,不符合邓的风格。此公居然自称是人民的儿子,人民哪来对自己如此狠毒、对友邦如此亲善的儿子!  

  83年“严打”杀了多少?恐怕要以万计。其中有多少是不该杀的?“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秘书长关于死刑的第6个五年报告的统计,中国在1994年至1998年执行死刑12338起,并指出中国是所报道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现在媒体已认为,第一次“严打”时,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中第一条……,就“为滥用死刑打开了闸门”。  

  83年“严打后”,仅上海就上万名罪犯送往新疆、青海,各地也都不在少数,天津注销了成千的劳改释放人员的城市户口,“送边远地区”。

  “严打”也使酷刑、虐犯放开了手脚,进口警、械具提供了虐犯的“玩具”,各地在刑侦实践中还发明了不少刑讯“专利”,即使对错“掉”进去的同行也不客气,也包括类似宣传中对张志新那种临死前控制说话的残酷手段。近日又报导的景德镇市第二看守所被关人员按送钱分坐牢档次。牢头狱霸打死人事件,这是今天各地看守所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类事情的报导已经不少,尤其是孙志刚事件曝光前后。  

  公安部主办的《公安研究》2004年第7期发表云南省公安厅长江普生的文章说:“综观20多年严打整治斗争的历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即:发案、破案、抓人;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简而言之,就是“打不胜打,防不胜防”。这当然是“胡温新政”的“新思维”,借一个地方警察头子发表出来。  

  邓xx也认为:“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二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如今,按官方数字,经济已翻了二番,而刑事犯罪翻了更多,更多的番,世界上还没有靠把经济搞上去来根本解决犯罪问题的先例,也不会有后例,属常识问题。

  《王力反思录》说,1967年夏天,在文革斗争最高潮时,也是军队最起作用时,毛泽东却要搞起“第二武装”, 1967年7月18日 在武汉召集周恩来和武汉部队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你们要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毛泽东夸奖造反派“钢工总”修工事很好。为回答林彪提出的抢枪问题, 8月4日 在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主要强调二点:一是武装左派;二是群众专政。当然王力是为了迎合邓而批评毛的,那么如此联系起来,王力不是说毛泽东要颠覆这个国家了,那只能是指这个国家机器,实践马克思的观点,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  

  既然国家机器存在一天就不会根本改变压迫人民的本质,那么对付它的唯一办法就是群众专政,就是武装人民。对外,它可以代替常备军的一般职能(除战略武器和特殊高技术装备的控制外),什么靠“科技强军”打赢,那是哄小孩的,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根本靠的是“人民战争”。对内 ,它基本代替原有专政机关的一般功能(可以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组织相补充),人民自己也需要“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旧习惯和坏思想”。有人说全面内战,法国大革命不是内战吗?美国不也规定公民有持有武器的权力吗?全民皆兵不是坏事。阿尔巴尼亚是极小的国家,原来也是全民皆兵。1997年阿尔巴尼亚人民造反,一下子从武器库里夺取了一百万件武器。并且迅速流到了1912年在英法俄操纵下被塞尔维亚并吞的科索沃,从而为阿尔巴尼亚人民收复失土实现民族统一提供了现实性。现在他们继续在为此而斗争。全民皆兵不但有利于抵抗外敌入侵,也是有利于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

  毛泽东认为人民要武装起来。在1958年他就肯定了大字报,称之为最有力的武器。六十年代又再三强调在农民中要建立贫下中农协会。他始终强调全民皆兵,要建立民兵,民兵要把组织落实放在第一位。文革中工人们撇开了福利工会自己组织起来了,毛泽东肯定了上海工总司和其他地方工人的组织。民兵得到了重建。而xxxxxx所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实际是反对民兵的,或者强调现代化战争军队要“正规化”不需要民兵。或者把民兵歪曲为生产队,或者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实际上要民兵服从于他们的政治。xxx上台不久就在实际上取消了民兵,武器都被悄悄收走了。  

  在邓xx时代,根据中央(1982)30号文件,解放军地方部队改为武警部队(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是公安部队),以后又陆续将一些“裁军”的野战部队划入,其轻兵器等装备方面有些已高于野战军,说明军队的主要使命已经发生变化,从一支对外的军队转为对内的军队。但是,武警却没有经受住第一场重大的考验,“xx”后,武警部队的整个领导班子全调换,本来应属他们的任务,却不得不调动整建制的野战军来完成。

(七)国家机器的更新  

  所谓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消亡,不是指废除国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国家机关这一套阶级统治的工具消失了。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机关(就是政府官员、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整套东西)不是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有的,而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为了实行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才成立的。即使在号称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例如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国家权力来自全体人民授权,一切国家机关最后都要向人民负责,但只要社会还有阶级差别,实际上国家权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阶级的手上,是压迫(统治)其它阶级的工具。如果阶级差别消失了,国家机关自然也要因为没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时,国家才能够消亡。那时候,社会上的物资非常丰裕,可以满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养,不会自私自利或贪得无厌,也不会使用暴力跟别人争斗。即使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也可以靠有关的人或者凑巧在场的普通公民用集体力量来处理,而不需要设置专职人员(官僚军警等)来维持社会秩序。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实现吗?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如果像斯大林那样,一面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面又说在阶级消失了之后还有必要保存国家,甚至还要加强专政,那就是自打嘴巴。国家向来是少数人用来永久压迫大多数人的工具,而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却是大多数人(劳动人民)暂时压迫少数人(刚被打倒的剥削者)的工具。少数人为了压迫大多数人,必须有一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特别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关。但是大多数人为了镇压刚被打倒的少数剥削者,却可以由群众自己来执行,不需要那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特殊机关。  

  不过现在共产主义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例如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顾准就说:“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顾准说: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 (其实是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於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於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  

  顾准不无道理,直接民主,在文革时期有所实行,结果如何,还要再研究。不过两个政治集团竞争就那么好吗?如果这两个集团,实际上都是代表同一个阶级呢?这跟民主有什么关系?直接民主跟一党制不是挂钩的,谁说直接民主就一定会一党制?正相反,直接民主并不排斥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谁人不想要两党制?只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官僚吧。是谁祸国殃民最甚?是毛泽东和他的近臣,还是那帮子地方官僚?只怕也是后者吧。如果不能打碎国家机关,那么,至少要使它真正是一个国家机关,而不是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问题不在于实行两党制和代议制,问题在于,由谁来实行?如果由人民来实行,那不是直接民主是什么?直接民主可以叫做苏维埃,也可以叫议会。如果是由资产阶级来实行,那么,在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社会里,这是可能的吗?这样一种民主,能够唤起群众的热情吗?我相信顾准自己也不敢跑到大街上对群众说:你们想当家作主,这是妄想!你们天生注定要当奴隶,只不过可以请求主人多施舍几口饭!  

  我还是赞同毛泽东的话:“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人民民主虽然不是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后一下子就完全做得到的。但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种种办法向这目标前进。办法包括:所有主要官员都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由群众撤换,官员的工资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一,尽量让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监督并有机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在军队与生产单位和工农群众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积极发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备军,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工人国家是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防止官员们变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僚,篡夺劳动人民的权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实现。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写道: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这个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新政治理想,很有研究价值,很有历史意义。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放弃了这一全新的政治思路,又回到了列宁主义立场。在笔者看来,五七指示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思路,主要是林彪在军队实践的,对这种大学校模式,林彪有无把他作为全国的政治模式来考虑是不清楚的,但从九大前后军队的主导性来看,林彪未必无此想法。如果把军队大学校模式上升到全国性政治模式,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创新,彻底摆脱了政党政治模式。  

  张春桥持掌市委大权后,把这次夺权自比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把全市的政权机构叫新上海人民公社。后来,他了解到毛主席将要组建北京人民公社,又把“新上海公社”改为“上海人民公社”。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把张春桥叫去,问了一系列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还问:“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这是提问,又是商榷,说明毛主席当时确实考虑过国家政权和国家名称的创新问题。从他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起,他就在考虑新生的政权如何继承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永恒的原则。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绝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在正确路线下要更新,就不能把原有的政权“彻底打碎”,只能是部分打碎。公社的原则要发扬,公社的名称需思量。毛泽东还是回到现实,寻找新政权的恰当名称。他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回到上海,于 二月二十四日 把“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人民革命委员会”。从此,革命委员会就成为新政权的名称。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确实是毛泽东继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创建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和我国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的政权形式之后,又一次关于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形式的伟大尝试。它和社会主义大民主一样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造。把革命委员会看成是“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文革’产物”,是没有根据的。既然是临时权力机构,自然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过渡。实际上毛主席领导完成了这个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是我们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借鉴。那种贬斥革命委员会的论调,实际上是在贬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所构想的“大同社会”,这是一个具有行政管理中心(例如“革命委员会”)的工农兵联合组织。在这种联合体中,这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将由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实行直接供给制(各取所需)。在这个理想社会内,不允许管理者作为一个独立分工阶层而固定存在。相反,社会内担任各种不同职务分工的人们应当经常流动和交换职业。若干这种工农联合体,组合成一个国家。这种工农兵的联合体,毛泽东认为首先出现在中国农村(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其次是军队组织( 1966年5月7日 批示)和若干大企业(如大庆油田)中。  

  与马克思相比,毛泽东更重视贫苦农民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主要社会政治力量的意义。因为工人阶级当时在中国人数较少,同时毛认为资本主义的保垒可能从其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1960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就中国国情来说,这一环节当然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不发达、长期保持封闭的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村。

(八)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1968年7月28日 ,文革转入退守阶段,韩爱晶等造反派领袖受毛泽东接见,韩爱晶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这实际上是问毛泽东的身后安排,江青听了很不高兴,毛泽东却毫不回避:“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遥想当年,造反派在毛泽东麾下,披坚执锐,一呼百应,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然而,一旦毛泽东辞世,当权派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就把他们“铁帚扫而光”了。甚至在大本营上海,也没有放一枪,民众的冷漠一至于斯!这是为什么呢?  

  造反派当初之所以得到民众支持,乃是因为他们以人民民主为目标,对官僚政治的抗争和颠覆。而文革的失败,恰恰是因为民主目标没有实现。到文革中后期,造反派并但没能取代当权派,解决“换班子”的问题;而且自我孤立,内斗不断,部分人甚至迅速蜕化,腐败程度比老当权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怎么能不失去民心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造反派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团、实现大民主的程度。  

  既然历史条件尚未成熟,那么,造反派对官僚集团的抗争是否毫无意义呢?文革的大民主实践是否失败了呢?那也未必。  

  毛泽东是不在了,文革是失败了,但是官僚集团也得到了教训。当他们板起脸训人的时候,也会想起牛棚的滋味了。他们不得不作一些让步,给予民众一些权利。甚至到现在,“文革”、“毛泽东”这些字眼还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恶梦,还是悬在他们头上斯摩达利剑。  

  文革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为中国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伟大文化解放的火种。文革前的苏联式官僚主义体制一去不复返了。而没有经过文革铁帚清扫的苏联东欧国家,无不在世纪之交遭受惨败。  

  三十年来,虽然不准讲阶级斗争,虽然取缔了大字报,虽然从宪法中抹去了游行示威和*自由的条款,但是,民众却越来越清晰地回忆起毛泽东生前所曾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等等。这些话语尽管当时很少人真正理解,但已经深深种植于民众的心中。直到现在,毛泽东主义仍是民众与官僚集团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要经过改朝换代,天街踏尽公卿骨,精英阶层才会作一点点反思,作一点点让步。文革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在官僚政治下,民间基本上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也无法通过程序选举等方式来产生政治平衡力量。一般说来,只要没有战乱,只要上层不发生分裂,就无法打破这个超稳定结构。所幸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借助其个人权威,发动起特殊的大民主运动,形成了政治平衡力量,并激发起民众的政治竞争意志和政治意识。  

  文革死的人再多,能比得上“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农民起义?在这个意义上,大民主运动确实是取得尽可能多的成就,尽可能减少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即所谓的“成绩最大,代价最小”。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最大的损失是毛泽东的逝世,最大的成就,则是人民从实践中认识到走资派的真面目、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毛泽东说得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后来又曾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无非是通过周期性的大民主运动,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今天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寄希望于历史,没有第二条道路。  

  何新在《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里说:“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具有一种民粹主义(或曰民本主义)的倾向。他无条件相信‘群众’……蔑视精英。”甚至说:“不理解毛泽东的这种民粹主义历史观,对文化大革命是无法理解的。”何新本是高知出身,多年来随待邓、江身边,脑子里充满了“精英”的高贵,自然是无法理解“群氓”的。  

  毛泽东是无条件相信群众吗?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 ,毛主席就批评了这种糊涂思想,说:“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针对不要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毛主席进一步指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一向信赖人民群众是毛泽东不变的信念,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日益成熟,毛泽东这种信念也就日益强烈。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以自己的崇高威望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条件。  

  在精英看来,知识精英的任务,是设计出最优的制度蓝图。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的确,民众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团、实现大民主的程度。但是,无视人民的参与,精英的民主难免沦落成是由选举选出民主“ 暴 君”或专政贪腐的权力寡头。知识精英们往往以为可以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蓝图去改造这个社会,结果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仅仅制宪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因为宪法的实践还需要人民力量的不断成长,因为统治者并不会自动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统治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往往会将法律和制度弃之如敝履。而人民力量的成长是一个极为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所谓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人民和统治力量对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统治者进行讨论和谈判。民主并不是一纸宪法和法律,民主是一个具体的斗争和实践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没有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没有人民政治、经济力量上的发展,就没有民主。  

  毛泽东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度决定论,反对任何由精英事先设计的蓝图——无论是共产主义蓝图还是美式民主的蓝图。民主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人民是这一进程的主体。世上没有救世主,人民会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毛泽东生前已经预见到(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如今尚未出版的主席给江青的信中,他预言右派会上台,但同时也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风之谷)  

 200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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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吴季:革命马克思主义戳破当代毛修连篇鬼话——简析毛官僚集团“民主”与改良【毛修洗脑文之读后感】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8日 20:55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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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一:“文革前的中国”



吴季



毛子毛孙在某些方面当然有所共识,这给龙贼者流的未来政客们一个幻觉,以为可以奋力建成“爱毛者统一战线”。只要拥毛,甚至只要不“反毛”,都是潜在的拉拢对象,管他是劳动群众,小资大资,还是铁杆小右们。但毛子毛孙并不都持本文作者的观点,而是从“左”到“右”分布着。在他们各自的政治光谱上,同样的“事实”发展出不同的结论。所以这个跨阶级统一战线事实上只能有一时和表面的团结,随时有崩溃之虞。文革已经给我们一个鲜明的案例:(官僚们且不提)保皇派和造反派群众都“发自内心地热爱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并为此大打出手,以至刀兵相见。这是许多访谈者(比如王绍光谈文革的《理性与疯狂》)都证实了的。也就是说:作为“虚假意识”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既以一定的现实为依据,同时又是一种幻想或幻觉,执行着欺骗和自我欺骗的功能。但这完全不能阻止拥有同样意识形态的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发动起惨烈的彼此斗争。因为人民事实上凭阶级本能行事的,是出于阶级吁求加入到斗争中去的。在尖锐的斗争中,思想如不能落实到阶级利益的根基之上,就会导致本阶级看不清现实,认不清自己的斗争方向,从而招致失败,因此斗争必须也必然要清算原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与劳动群众同生死,积极参与和推动斗争进程,包括在斗争中帮助群众清除种种幻想,增加获胜的本钱。

本文可以代表毛分子中的一种典型思路(张郎中多少也持类似观点,但相比更右一些,这表现在他因为文革的失败而倒退到为“精英”辩护的立场):中国一直存在着以毛为首和以刘为首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小毛是封资修的,毛是最民主最社会主义的,是官僚当中唯一的例外分子。

本文对刘小毛的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超出了文革中的批判。“文革前的中国”头顶上那个“社会主义光环”被摘下来丢进了粪坑(有待其他毛分子捞上来):原来那是一个极度官僚化的、极权的、(对劳动人民)“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这一整套模式——从社会控制、等级特权到工业管理——又是从“苏式官僚主义”搬来的。换言之,文革前的中国,大体上正是厮大淋时代的苏联,即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至于“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这一点,还值得深入说说。职业和婚姻受家庭出身的严格限制,但“家庭出身”是指什么?作者没讲清楚。他举的例子与此不相关。“一个普通工人,工厂里的班组长有权剥夺他的自由和经济利益。如果他反抗,支持班组长的车间主任就可以根据法规,把他捉将官里去。其他地方无不如此,支书,队长,办事处主任,派出所所长都可以是至高无上的皇上。”这是说,“干部出身”者是皇上,“工人出身”者要遭殃?那么旧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错划)又如何?据我们现在所知:一部分旧统治阶级及其后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倒一下霉;另有一部分“坏分子”跟党官的关系紧密;还有一部分,如周部长所写,年青貌美的资产阶级或地主女儿已由首长披上“马列主义外衣”,花枝招展地服侍胖子们过着快乐的生活。

托同志说:在苏联,每个小官僚都是小厮大淋。作者看起来在用另一种音调呼应托同志:“反对他们就是反党……要说个人崇拜,文化革命以前才严重得多呢!那个时候,全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萨,党组织的每一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被当成了大家必须崇拜的对象。每一个党员都被看得很神圣……我们中国在当时也的确必须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则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毛主席这尊最大的神的作用,不是从上到下的小菩萨们效尤的榜样,倒是为了打倒小菩萨们而为历史所必需。当然,毛主席与众不同,你既要把他当最大的神来崇拜,又大可以不服从,不奴隶主义,甚至还能“工人自治”。……

对刘小毛“《修养》所提出的顺从人格”以及“管卡压”管理模式的批判,是文革中批判的延续。补充一下文章里没谈到的:刘小毛《修养》一书的印销数量,竟然超过毛著!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罪状。如果需要再补充什么的话,那就是在刘小毛成为反修道具以前,特别是在49年以前,这一切都是中央决议了的,毛首肯和提倡过的。也就是说,《修养》提出的顺从人格,英明的毛主席一直以来并无异议。

至于毛主席批判的“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这类毛式语录可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它事实上的意思是: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这是根本,也是毛主席的权力基础;二、群众对党的“错误领导”要有提意见、纠正偏差的权利,不宜完全顺从(“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否则主席和党也都会完蛋。在文革初期,它加上另一个意思:听党的话的意思是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话。当然各地“革命干部”如果“轻装上阵”回到“革命路线”或群众路线上来,他们也能算“党的正确领导”……但裁量权在毛和中央那里。







补充:

1、
毛主席从赫秃事件得到的教训是:斯大鸟大权独揽,没有让马林科夫或其他“接班人”好好锻炼锻炼,并提早树立起威信,结果被赫秃钻了空子,夺了权,反把斯大鸟头踩烂。总之,“变修”了。(参见“[笔记]学习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但是,应当注意到斯毛身处的客观环境或“革命历程”的不同。斯虽然也有一帮厨房内阁一起搞搞“民主集中制”,每晚边喝酒边拍板国家大事,但斯的大权独揽程度和“个人崇拜”程度要超过毛同志。因为与厮大鸟同代的,特别是有能力有声望的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投降,那么基本上被厮大鸟清洗掉了,身边就免不了庸才辈出。马林科夫之流只能演演配角甚至丑角,怎么能跟刘小毛之类的“功臣”相比!毛主席的光焰虽然大大抢了刘小毛们的风头,但刘小毛们的声望和权势又远非马林科夫可比。假如都像康生之流,除了整人之外就虾米“真本事”都没有,刘小毛们是难以爬上高位的。……换言之,如果毛早死,那么刘小毛们接班(即使缺少“一线锻炼”),在吾国人民看来差不多是“理所当然”的事,比马林科夫或赫秃子的“合法性”强多了。毛同志虽然眼光长远,顾虑到死后的荣光,但到底有些多虑……


2、再谈谈“虚假意识”——“爱毛者统一战线”或“崇毛俱乐部”的问题。

“崇毛俱乐部”里挤满勾心斗角又互相唱和的毛子毛孙牛鬼蛇神……这种案例不属于“虚假意识”的范围,一般来说,是非常自觉清醒的阶级意识的反映,是在自觉地骗人。不同阶级、阶层的斗争采取了“同样的意识形态”,比如保皇派和造反派为了“保卫毛主席”彼此开战,就包含相当程度的“虚假意识”成份了。用弗洛伊德同志的话说,当人感到自己的欲望假如表达出来,会遭遇到社会禁忌(这种禁忌当然属于特定的阶级结构,并且由统治阶级主导的)也就是“超我”的压制时,它就会设法采取能够为“社会”所认可的伪装、变形、迂回的形式来表达。“热爱毛主席、保卫毛主席”就是这种伪装。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欲望(人欲、兽欲,等等),在阶级社会里,我们遭遇到的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彼此冲突的欲望。统治阶级或集团满足其特权和奢侈享受的欲望,是以牺牲劳动群众的消费欲望为前提的。因此,当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欲望采用同一种形式时,它们只能尽力赋予自己的内容(或如本文所谓的“争取话语权”)。底层造反派群众“跟随毛路线”是为了打击官僚统治,投机份子“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为了自己爬上去,官僚层把毛崇拜仪式化,“发挥到极致”,是为了把它变成打击群众的大棒和转移斗争目标,等等。对反抗的群众来说,诉诸伪装是有代价的,或者是受到形式的束缚,或者被形式引入歧途……





补充二:抹黑1966年前的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毛主席虽然鼓吹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同时谨慎地避而不谈或少谈其内容,或者尽量把具体内容设定在“走资派”的某些言论和做法上,以避免群众“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但这个后果还是发生了。文革的批判造反,事实上大大影响或“败坏”了党和领导人的威信。这是怎么平反、“祸水东引”都挽不回来的。
  极端的毛份子们也走到了这样一步,并且走得更远:把1966年前的中国说得“一团漆黑暗无天日”,完全就是个“跟苏联一样的封资修”社会。其他不那么“激进”的毛份子忍不住哀叹曰:“为了毛主席一个人,把其他领导同志全否定了……”
  “否定毛以外的所有其他领导同志”当然跟“否定毛同志”一样应该。但更糟糕的是为了在毛同志的脸蛋上涂抹最最昂贵的伟光正金粉,而干脆否定了49年到66年的社会进步。这些进步不仅曾经记载在官方教科书里,而且为各国的左派(包括托子托孙)一致承认,或“批判地肯定”了的……
  这种完全抹黑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但清楚的一点是:这些“激进”的毛子毛孙已经完全拒绝用马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官僚化工人国家的进步意义,不管这些毛子毛孙怎样宏扬“大民主”,他们的世界观已经跟马主义分道扬镳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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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吴季:革命马克思主义戳破当代毛修连篇鬼话——简析毛官僚集团“民主”与改良【毛修洗脑文之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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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二:官僚层的改良限度及文革的后果简谈



吴季



  1959年毛泽东读苏联教科书时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这里要注意三点:一、毛主席读“苏联教科书”时,是1959年,已经在跟赫秃子较劲了。苏联的变化和中苏冲突,迫使他不能不好好研究和吸取苏联的教训,并且终于发现厮大淋同志正是剥夺劳动群众管理社会的权力、采用管卡压手段的先锋,由于开始酝酿中国社会的大改革。二、管卡压不仅导致干群矛盾日益紧张,而且导致干部队伍膨胀,原因是:1、管理层不扩充,则无法对付生产积极性日益下降的群众;2、扩充管理层对干部本身有多种好处,这是大伙们一望而知的。这又导致了寄生虫的增加,加剧社会矛盾的紧张状况,因为干部在社会剩余产品中占去了越来越大的份额,老是采用限制工人工资福利的法门是行不通的。三、毛爷的手段“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取消特权”等有着多种功能,比如密切干群关系,减缓干部当老爷的“官僚主义”趋势,减少干部的寄生性并激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压缩了用在中下层干部身上的开支,工人分担生产、技术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和企业运转效率,等等。当然,经营决策和利益分配等至关重要的权力是要由官爷独揽的。

  关于毛主席煞费苦心地“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80年代初不久官方出版的对文革进行“统一认识”的小册子里,也是这么提的,只不过运动“被坏人所利用”。此外,官方版本略去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文革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官僚层自我改良释放出来的革命幽灵,把革命或不革命的干部们弄得胆战心惊。用老刘的话说,这场运动使得官僚层形成一个共识:必须“一致对外”,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官僚内部的冲突应采取内部解决,绝对不能再“发动群众”来“整党”了。毛爷得意洋洋地七八年再搞一次,结果就是如此。

  文革延伸的结果:官僚层不可能再阻止自己继续腐烂的趋势,也不再有任何历史出路了。管卡压激化了矛盾,用毛主席的话说,使官僚层一辈子跟工人处在阶级斗争状态下。鞍宪远远看去民主而美好,对官僚权力也确有约束,但工人的奴隶状态不能长久地靠政治鼓动的迷魂药来维持。举个例子,某国企工人谈到早年他在工厂里挨了领导的训,便干脆把一整批的产品捣烂。部分老工人干活积极尽责,年轻工人则干得没劲,能磨洋工就磨洋工。结论曰:“现在回想在国企有保障的日子,不管过得多苦,还是很美好。但我觉得国企确实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位工人指的就是工人与干部处于“平衡”或相持状态的这个时期。在官僚方面,没有像资本家那样绝对的约束工人的权力,也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因此同样倾向于得过且过,他们大概要比群众更早地不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了。这就是毛主席进行(下层)改良的限度。一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最终都要走到这一步:结束与群众的对峙、僵持或曰“平衡”状态,彻底控制群众,吹起西风,压倒东风……

  “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时,发现群众管制坏人的威力无比。就总结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能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看起来,毛主席如此相信群众,实在无愧于某些同志赠送的“民粹主义”熊皮帽子,但它同时表明:政府仍是政府,群众仍是群众,政府并不是群众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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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吴季:革命马克思主义戳破当代毛修连篇鬼话——简析毛官僚集团“民主”与改良【毛修洗脑文之读后感】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8日 21:08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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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三:毛思想——从“民主”到“大民主”



吴季


毛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的那段著名语录,以往一向被右右们用来反证“主席食言”,现在则被毛孙子当成主席服膺民主的证词。但“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是指什么样的民主呢?无非是“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并不超出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的范围。它表明毛思想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仍自囿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看来至少还是大几十年以后的事哩。

后文谈到的“工人可以批评厂长,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也仅止于此,跟“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毫无关系。批评归批评,厂长或上级完全可以不听,甚至给你穿小鞋你也没办法。何以“下级批评上级”就可以过渡到“最终消灭一切等级差别,实现人人当家作主”的遥远天国,这根本是不清楚的。

毛份子津津乐道于鞍宪式的“工人管理企业”,1959年毛主席所谓“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又如何?除了作为辅助手段的民兵之外,主要的暴力机器就是正规军队,但什么时候劳动者管理过军队了?企业或上下级行政机关里,群众又哪来的“随时罢免(各级干部)”的权利呢?

“毛泽东说:有些官僚,怎么样也打倒不了,结果大字报一贴,上街一闹,他就怕了。现在看来,这个东西,就跟网络差不多,是一种低成本、简单化因而能够为民众所掌握的民主工具。”

1、如我们所知,毛大爷和刘小毛们整天忙着反腐,但“有些官僚,怎么样也打倒不了”。也就是说,由上至下的监督越来越没效了,或者越来越形式化,结果这些官僚已懂得如何应付,根本就不“怕”了。不仅如此,而且整来整去“没触动走资派,反而被走资派整倒了一批左派”……毛主席这才执意要发动群众,“大字报一贴,上街一闹,他就怕了”。群众监督有助于整党。如此而已。但“怕了”不等于“倒了”,毛主席的意思其实只是:收敛一下啦!……

2、大字报就是“人民监督政府”或批评干部的工具。这种“批评”,在毛大当家看来,有助于“监督”干部们收敛些,循规蹈矩些,不等于造他们的反。如果大字报的诉求生效,党官们满足了群众的要求,这也不等于群众在“管理”,仅类似于“维-权胜诉”。行动方面,如果对党官只是批斗,那它就是比大字报更严厉的“监督”。而被批斗者仍有官复原职的可能。毛份子把“大字报”跟“网络(舆论)”对等,也表明了这点。网络舆论确有可能“监督”政府,造成压力,令统治者稍稍让步,做出好官或好老板的样子,但根本谈不上网民管理社会或国家。

3、“低成本”无疑是从老田那儿学来的。毛主席确实很关心如何降低统治的成本。不妨想想,需要不断加强、膨胀的专制的官僚机器将吞掉多少社会产品剩余啊!而像刘小毛大样大军压阵,派一大堆工作组围剿“坏干部”,又得花费多大的成本啊!……

4、如文中所说:“大民主”不仅是群众整治官僚的工具,而且是群众自己整自己的工具:“使人民群众受到自我教育,克服私有观念”。也就是贯彻毛爷的“斗私批修”战略。毛子毛孙在这点上(就像在其它许多方面)事实上并未“达成共识”。为了替毛爷遮羞,毛孙子常常谦虚地大谈“毛主席其实仍居少数地位”,走资派(毛以外的党机器)除了在文革早期乱了阵脚之外,很快便重新占了上风,毛崇拜也好,斗私批修也好,统统被走资派狸猫换太子(或篡夺了话语权),变成压服群众的工具。同时又哀叹“斗私批修”被走资派中断了,如果再斗上五年十年,把农民(及工人)改造好了,走资复辟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所谓“群众监督、随时罢免、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等巴黎公社原则”,比起毛氏大民主来,“随时罢免(干部)”当然进步得多。“公务员领取普通工资”这一点毛份子也谈得越来越多了,当成毛时代平等的标志。文革的一大措施就是压缩下层干部编制和工资。可惜压缩的只是下层……

总之,毛思想跟“工人管理企业”或“工人管理社会”是两码事,但搭了一点边,也就是在尽量发挥群众智慧、批评监督干部的权利方面下了些些功夫,以代替工人真正的管理企业和管理社会。

文革造成了事实上的工人政权或双重政权:“民众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文中引用的(因为要真搞巴黎公社工人民主等等而被毛文革抓起来的)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里关于工人自管的“浪漫主义描绘”:官僚机构瘫痪,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是为自己而生产”……就像现代史上的各国工人革命高潮时期常见的那样,的的确确证明和表现了“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能力和水平”,也证明了张郎中之流为之辩护的“精英”或党官僚们根本就是有害无益的社会寄生虫,最后,还证明了毛爷的所谓“三结合”根本就是倒退。要搞“三结合”,就必须把“群众自我管理”之类的花招丢进粪坑里,把那些(经过“改造”的)寄生虫重新摆放到劳动人民头上。

听来悲壮得不得了的“灵魂救赎的革命”,意思无非是“毛主席力图对堕落日深的党官僚实行‘思想改造’,以永保其对劳动人民的千秋万代的统治”。如此而已。要撇开“党的领导”,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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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吴季:革命马克思主义戳破当代毛修连篇鬼话——简析毛官僚集团“民主”与改良【毛修洗脑文之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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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四:无声无息,偷点东西——毛孙子把手伸进托猫托狗的口袋




吴季



忽然发现几个熟悉的段落,抹了抹眼睛……

(七)国家机器的更新

  所谓到了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消亡,不是指废除国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国家机关这一套阶级统治的工具消失了。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机关(就是政府官员、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整套东西)不是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有的,而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为了实行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才成立的。即使在号称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例如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国家权力来自全体人民授权,一切国家机关最后都要向人民负责,但只要社会还有阶级差别,实际上国家权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阶级的手上,是压迫(统治)其它阶级的工具。如果阶级差别消失了,国家机关自然也要因为没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时,国家才能够消亡。那时候,社会上的物资非常丰裕,可以满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养,不会自私自利或贪得无厌,也不会使用暴力跟别人争斗。即使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也可以靠有关的人或者凑巧在场的普通公民用集体力量来处理,而不需要设置专职人员(官僚军警等)来维持社会秩序。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实现吗?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如果像斯大林那样,一面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面又说在阶级消失了之后还有必要保存国家,甚至还要加强专政,那就是自打嘴巴。国家向来是少数人用来永久压迫大多数人的工具,而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却是大多数人(劳动人民)暂时压迫少数人(刚被打倒的剥削者)的工具。少数人为了压迫大多数人,必须有一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特别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关。但是大多数人为了镇压刚被打倒的少数剥削者,却可以由群众自己来执行,不需要那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特殊机关。

  毛孙子的这几段文字,基本上是不动声色从剽窃过来,又不动声色地做了一点手脚,比如把“但如果你一面自称相信”改成“但如果像斯大林那样,一面自称相信”。

  跳过两段,还有:


  人民民主虽然不是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后一下子就完全做得到的。但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种种办法向这目标前进。办法包括:所有主要官员都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由群众撤换,官员的工资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一,尽量让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监督并有机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在军队与生产单位和工农群众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积极发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备军,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工人国家是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防止官员们变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僚,篡夺劳动人民的权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实现。

  也是照抄,增减几处,删掉了“首要的条件是缩短人民的工作时间,并且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向青同志原文如下:


  所谓国家消亡,不是指废除国界,世界一家,而是指国家机关这一套阶级统治的工具消失了。马克思主义指出,国家机关(就是政府官员、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整套东西)不是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有的,而是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为了实行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才成立的。即使在号称为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例如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国家权力来自全体人民授权,一切国家机关最后都要向人民负责,但只要社会还有阶级差别,实际上国家权力也是操持在某一阶级的手上,是压迫(统治)其他阶级的工具。所以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阶级差别消失了,国家机关自然也要因为没有需要而消亡了。也只有到了那时,国家才能够消亡。那时候,社会上的物资非常丰裕,可以满足人人的合理需要,而一般人都有很好的教养,不会自私自利或贪得无厌,也不会使用暴力跟别人争斗。即使有极少数的例外情况,也可以靠有关的人或者凑巧在场的普通公民用集体力量来处理,而不需要设置专职人员(官僚军警等)来维持社会秩序。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实现吗?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那是另一个问题,大有辩论的余地。但如果你一面自称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面又说在阶级消失了之后还有必要保存国家,甚至还要加强专政,那就是自打嘴巴,胡说八道。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正是这样揭露了斯大林派官僚的谬论及其根源。

  知道了「国家」的含义是这样,也就容易明白为甚么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不是普通的、本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特种的、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因为,国家向来是少数人用来永久压迫大多数人的工具,而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却是大多数人(劳动人民)暂时压迫少数人(刚被打倒的剥削者)的工具。少数人为了压迫大多数人,必须有一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特别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关。但是大多数人为了镇压刚被打倒的少数剥削者,却可以由群众自己来执行,不需要那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特殊机关。这点虽然不是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后一下子就完全做得到的。但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种种办法向这目标前进。办法包括:所有主要官员都由劳动人民选举产生,随时可以由群众撤换,官员的工资跟一般工人相等,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一,尽量让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监督并有机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首要的条件是缩短人民的工作时间,并且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在军队与生产单位和工农群众组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积极发展民兵制,逐步取代常备军,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工人国家是一成立就开始消亡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防止官员们变成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僚,篡夺劳动人民的权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实现。

——向青: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新版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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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吴季:革命马克思主义戳破当代毛修连篇鬼话——简析毛官僚集团“民主”与改良【毛修洗脑文之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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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五:大民主高调和改良派奴才嘴脸



吴季



  你当然不相信“苏修”或美帝会赤裸裸地宣布人民即贱民,事实上不管修了没有,前者的国际歌照唱不误,后来则是“自由世界”。在真正“走资”而非“变修”之前,苏东的理论家或才子们并没有否认“劳动对抗资本”的基本道理,“共产主义”也还写在遥不可及的“最高纲领”上。只不过“最低纲领”的此岸已经很让革命官爷们如登极乐了。

  “群众专政”、“巴黎公社”、“(大)民主”等等之于毛爷或毛孙子,也是如此。

  在泣血表态相信“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事情的能力和水平”之后,毛孙子开始展览自己软绵绵的改良派嘴脸:

  “砸烂公、检、法”虽然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但是总比“加强公、检、法”好吧?

  毛泽东说得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后来又曾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无非是通过周期性的大民主运动,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今天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寄希望于历史,没有第二条道路。

  所谓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人民和统治力量对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统治者进行讨论和谈判。

  ……


  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毛爷和毛孙子之间,那条贯串不变的红线就是:统治者永存,统治阶级永存,人民啊,你们慢慢在水深火热中熬到像我们这样“成熟”吧……




战斗队员


改良主义派奴才嘴脸……
————————

改良主义与改良不同……





吴季

改良不等于改良主义。不过依传统用法,“改良派”应即“改良主义派”


也就是反对通过革命手段进行社会改造。目标可能有两种:一种以社会变革为目的,但主张在现存社会结构和制度下采取渐进改良的方式;一种直接以保存现有社会制度为目标,但做些小修小补。后者严格来说可算作保守派。这里还有阶级和制度之不同。孙大炮算是资产阶级革命前锋,但针对资本主义本身问题,则捧出一大堆改良主义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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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吴季:革命马克思主义戳破当代毛修连篇鬼话——简析毛官僚集团“民主”与改良【毛修洗脑文之读后感】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8日 21:29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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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六:“新中国政权性质”之乱



吴季


“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所谓“看来”、“差不多”,只能是“感性认识”,指的是“控制严密的等级社会”这一特征。那么,“新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政权呢?真的是“苏式封资修”吗?按照毛孙子的描述,在某些方面甚至在许多方面,它比封、资社会控制得更严密,等级尊卑的差别甚至可能超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因此曾获“极权主义”的殊荣。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只有在法西斯状态下达到这种境地。总之,至少在文革前后,一般劳动人民是跟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不沾边的,那是(包括毛在内的)走资派的特权。

看起来,毛孙子是不会认同:这样的国家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

可是不然,毛孙子曰:“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在正确路线下要更新,就不能(像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那样)把原有的政权‘彻底打碎’,只能是部分打碎。”或者说:不要搞什么“公社”,要搞(三结合的)“革委会”。

就像为了发动群众来整党,毛主席是什么革命口号都喊得出来的。同样,为了烘托毛爷的伟光正,毛孙子不在乎疾颜厉色批判“新中国”,干脆把它说成是“封资修”社会。但到了怎么对付它的时候,调门就变了:那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政权啊!你想‘彻底打碎’?你你你……还是和一下稀泥,搞搞平衡算了吧。革委会不就很好吗?……”

毛主席把“公社”改为“革委会”,要义就是:保证“党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把张春桥叫去,问了一系列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还问:“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

按照这位“激进”毛孙子的观点,除了毛(及其近侍或一些“左派”之外),几乎整个党都是“走资派”。如果你把文章里的“走资派”换成“党官僚”、“统治者”、“特权集团”、“老爷”等等,读起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么,毛主席那番话的意思就等于说:“如果搞公社,搞群众专政,那么走资派怎么办?走资派放在哪里?”是啊,没有走资派,我这个主席怎么办?你想把我变成“公社社长”?!我要搞的就是“思想改造”或曰“灵魂救赎的革命”,我“打倒走资派”,就像你们现在痛骂“黑心资本家”一样,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当个“好”老爷、守规矩的老爷,以免一辈子跟工农处在阶级斗争状态,最后被贱民们打倒了事……

重申一下托同志或整个传统托派对此类“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义,即: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发生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吴托常简称为“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不管是斯毛还是“走资派”专权的此类国家,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基础上,因此客观上需要对抗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因此采取过某些革命行动。官僚层就像知识份子一样,是毛,而不是皮,不管他们表现出多大的“独立性”,仍然必须依附在特定阶级的“皮”上。在走资以前,就是依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并因此而多多少少表达或保卫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剥削工农(即无偿占有工农的劳动果实),依靠的不是财产所有制,而是政治权力。这一点则接近于君主专制国家。


毛孙子原文:

  张春桥持掌市委大权后,把这次夺权自比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把全市的政权机构叫新上海人民公社。后来,他了解到毛主席将要组建北京人民公社,又把“新上海公社”改为“上海人民公社”。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把张春桥叫去,问了一系列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还问:“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这是提问,又是商榷,说明毛主席当时确实考虑过国家政权和国家名称的创新问题。从他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起,他就在考虑新生的政权如何继承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永恒的原则。

  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绝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在正确路线下要更新,就不能把原有的政权“彻底打碎”,只能是部分打碎。公社的原则要发扬,公社的名称需思量。毛泽东还是回到现实,寻找新政权的恰当名称。他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回到上海,于 二月二十四日 把“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人民革命委员会”。从此,革命委员会就成为新政权的名称。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临时权力机构的革命委员会,确实是毛泽东继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十月革命创建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和我国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的政权形式之后,又一次关于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形式的伟大尝试。它和社会主义大民主一样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造。把革命委员会看成是“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文革’产物”,是没有根据的。既然是临时权力机构,自然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过渡。实际上毛主席领导完成了这个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重要发展,是我们重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借鉴。那种贬斥革命委员会的论调,实际上是在贬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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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吴季:革命马克思主义戳破当代毛修连篇鬼话——简析毛官僚集团“民主”与改良【毛修洗脑文之读后感】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8日 21:47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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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之七:“为了备战又养不起猪,领导干部们天天吃红薯南瓜”




吴季


张郎中很早前就转过毛孙子的另一篇文章,说俺们新中国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备战,所以大伙们只能克服克服。

毛孙子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劳动人民因为生活水平太差,对旧体制无甚好感,或者说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当然,这不是旧体制下的中国独有的。苏东之类生产力发展程度更高的官僚化工人国家,人民的生活消费品同样奇缺。那或许也是因为他们天天在备战之故……

新中国是从几近一穷二白干起来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提高得非常快。这个道理,我等小民想必无甚异议。至于打仗,别说搞什么核武,就是解放战争期间,我军的耗费同样不菲。刘少奇同志说过:战场上发一颗炮弹,就是一个中农一年的收入。

如果毛孙子们由此得出结论:“为了备战又养不起猪,领导干部们天天吃红薯南瓜,吃到恶心大呕……你看,金正日同志为了搞核武,每天只吃一餐,而且天天都只是萝卜泡菜稀粥……”,那么,吴老不仅愿意跟着照办,而且干脆把鼻涕眼泪流光算数。可惜抹眼一看:原来要克勤克俭的,只是中国或朝鲜的老百姓哩!!!

不管美帝或欧资是否咋咋呼呼苏联或华约国侵略的威胁,但它们确乎没有感受到苏东的战争威胁,因为厮大鸟或赫秃子都是热爱和平的战士,极力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但资本主义世界的确感受到覆灭的威胁,这个威胁就是:在地球上偌大一片土地上,没有资本家,人类照样能够生存。为此,福利国家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快提高。……哎哎哎,这是什么逻辑?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社会主义革命威胁的时候,在国内搞福利。“社会主义国家”受到威胁了,就死命压低人民福利?……

毛孙子伸出肥胖的手,为我们打比方:

“打个比方吧,如果洪水来了,一处地方的群众要疏散。先进的群众就明事理,就听政府的就疏散了,而落后的群众就不管不顾,哭哭啼啼地就愿意呆在原处。这些落后的群众最后就可以大谈什么“我受到迫害啊”,“人权被侵犯啊”,等等,最后把整个历史的描述都给歪曲了。”

中国群众老是受到国家迫害,人-权动辄被侵犯,这个我们一早知道。但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事实应该这样表述:“落后群众受到先进政府的迫害,而且事实上根本没有迫害,如果领导人天天往你身上抽五十个鞭子,除了红薯南瓜啥都没让你吃,还勒令你斗私批修提高觉悟月月超产,那是为了把你们从洪水的威胁下面拯救出来……”如果你感到身上的鞭痕火辣辣,那么很不幸,这说明你是落后份子,觉悟太低!

“如果洪水来了,一处地方的群众要疏散。先进的群众就明事理,就听政府的就疏散了”……如果落后群众自己要疏散,先进政府迫令原地待命,又如何?换言之,如果群众自己想求解放,先进政府或毛孙子们则要大伙们再等上五百年,那又如何?比如,落后工人自己要接收先进资本家的工厂,我们最最先进的党掏出枪杆温言劝说道:“工人自己搞是不会成功的,还是要资本家来搞才行。如果资本家搞不下去,那也得交给政府。总之工人不许插手!”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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