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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毛官员的角色·工人民主与奉献精神(一组讨论)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7日 19:48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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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学习当厂长——燕鸣自述(50年代初) 》的讨论

【姜】

前后录入《我怎样学习当厂长》和《劳资协商会议》,认识到工人阶级自身能够团结起来搞生产,资产阶级完全多余。

还有一个,感觉毛时代的国有企业工厂管理与“工人民主管理工厂”不是一个概念,但是说不出具体区别。

以上是一些胡说八道……


【龚】

我也被文中所描写的,在摆脱了资本家之后,工人阶级所表现出的那种高涨的热情、主动性和创造力所感动;

但是我又隐隐约约地觉得:作者似乎有意无意地透露着:工人的热情、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始终还是要依靠“干部”——也就是官僚——来引导——通过各种思想工作来引导才能走上正道。




【吴季】

1、首先,小姜自认为“胡说八道”的两点,都没有错。

  一是“工人阶级自身能够团结起来搞生产,资产阶级完全多余”。

  如果有人说:某些或许多老板善于管理、善于搞营销,本身很有技术等等,那么,这仍然不是老板阶级应当存在的理由,这样的人才完全可以只是从事管理、营销或技术工作,等等。可悲的是,旧体制的诸多问题,确实把原国企当中大量有用的人才闲置、浪费和压抑了(尽管“改革开放”在狠批“搞核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同时,已相对大力地拔高和巩固了技术官僚层份)。走资过程中,大批“有本事的”、“头脑灵活”的人下海了,其中发大财者有之。相对劣势、胆小或“保守”的则留在企业里。出于现实的考虑,同样常见的情形是:夫妻双方有一人下海挣大钱,另一个留在国企当中保障基本的福利。这种情形,使得把“素质低”跟“社会地位低”扯在一起的社会舆论更易于大行其道,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工人阶级反官僚的力量。

  早年“创业者”的劣势,主要(或部份)在于资本、社会资源和官方政策及政府部门的某些压制(但“鼓励”政策及“空子”也不少,跟官爷的勾结则很快上了轨道,从而弥补了这一劣势。最劣势的当然是缺乏门道、完全靠个人力量打拼的下海者),优势则在于消费品市场的短缺,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生产过剩,从而形成了“做什么都能赚钱”的局面。对资本主义复辟来说,这相当有利——这一方面是官僚制工人国家普遍采取的重工业积累优先的政策造成的;另一方面,用老托的话说,官僚层的需要最先得到满足,而凡是底层人民需要的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总是最少最差。私营企业首先在民用消费品的数量上填补了这一“空白”,质量上则并非如此。事实上,质量往往是下降的。偷工减料和豆腐渣工程就是民间资本原始积累——或曰超额积累——的重要手段。直到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品全面过剩,同时富庶的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稳固形成,质量才作为竞争的手段之一得到更多重视。但与此并行的,则是供底层人民享用的、更大范围的假冒伪劣产品……


2、小姜谈到的第二点是:“感觉毛时代的国有企业工厂管理与‘工人民主管理工厂’不是一个概念,但是说不出具体区别。”

  这种“感觉”我认为完全正确。工人确确实实地不曾参加到工厂管理当中,更别说“民主管理”的影子都没有。“市委也常讲企业党组织的保证监督作用”,工人呢,看来只有干活和出点子的份。燕鸣仅仅是个“好家长”、“好领导”的典型,尽管比资本主义企业制度下的“好家长”们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燕鸣本身来自底层群众,并且尚未割断跟群众的联系。后者最多“有人情味,能体谅下情”,就了不得了。

  这位厂长(燕鸣)有着典型的“革命生涯”,在49年后调来当厂长的这段时间里,按其自述,也仍然保存着颇为强烈、向上的、“贴近群众”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且尚能反省自己的“官僚主义”(虽然问题被归结为自己的、个人的“官僚主义态度”,而不是因为客观上,工厂的管理权集中在个别人的手中)。作者所描述的工厂中上下级、各层份的关系,是毛时代工厂里颇为“理想”的关系:干部下基层,跟群众一起生产、生活,不脱离群众,且为群众着想;工人(及农民)则深感有这样的“好官”来领导,比起听高高在上的地主、资本家或监工喝斥、“人命贱如草”的情形来,是有巨大进步:“今天死个工人和从前大不相同了,厂长亲自送葬,又诚恳检讨”。

  那位搞技术革新的先锋份子、49年入党的张明山说:“共产党救了我全家,我也要把压延工人从水里火里救出来。”虽然某些时候,这类言辞与“我们党”刻意引导有关,但确有真正的现实基础。记得去年某工人子弟的底层自由派就跟我说:“我的父母都是国企工人,我父亲连退休金都没拿到。他们一班人组织起来去争取,结果家里电话都被监控了。我打电话回去,那边就传来沙沙的录音磁带的声音……父母和他们的同事都骂我:你怎么反对××党啊?你爸以前是流浪儿,要不是××党把他招来做工人,可能早就死在街头了。”……当然,可悲的是,这一切又成为先锋队利用和分化群众的重要武器。到了WG时期,这些群众当中有多半成为捍卫“我们党”的“保皇派”、极力镇丫那些成份不好的“牛鬼蛇神”。

  扯远了点。总之,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是普遍提高了,并发挥出巨大的创意。而且应当说:在资本主义工厂体制下,工人主动地、普遍地发挥这类创意的空间和积极性要小得多;要么就是更易于遭到漠视和压制。

  不过,在两种体制下,都存在工人本能地抵抗内部竞争的趋势。不论在“精神激励”的作用消褪、官僚体制日益森严和僵化的国企当中,还是在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义企业当中,“爱出点子”、“产量太高”的工人往往受到其他工人的排挤、疏远、诋毁,比如认为积极的工人是在巴结领导、好表现等等(另一方面,工人之间——尤其是技术工、技术人员之间——的技术保密也是常见的现象,《燕鸣自述》中也有提到)。这通常会形成让人不愉快的尴尬气氛,也可以很容易地归结为“人性”或“劣根性”。但事实上,旧体制下的中国劳模或苏联工厂里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先进份子,确实是当权者用来刺激或逼迫其他工人增加劳动强度甚至延长劳动时间的利器;而在资本主义企业里,产量高的工人,也极可能被用来当模范,催迫其他工人,甚至被当作应该提高产量定额的理由。结果,在苏联,劳模们成为官僚层的同盟或一部份,享有特权和高福利;在中国则更虚伪些,劳模不仅要表现得勤奋,而且要成为“毫不利己”的精神标兵,除了参加表彰大会,做做报告之外,实际所得几乎没有,反而被其他工人所孤立——因为客观上,劳模确实是干部们用来对付群众的工具。


3、关于“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同“英美技术思想、保守份子”之间的对照,让人不免有些疑义。恐怕这里所表现的,更多是“(全面地)一边倒”的需要。除了“依靠工人阶级”之外,民族主义也占有重要位置:“更重要的改变,也许是在思想方面。许多轧钢专家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也从来没想到解决的问题,给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解决了。对那些崇拜英美技术陈规、看不到中国工人伟大创造性的人,这正是叫他们猛醒的当头一棒。”

  “英美技术思想”是否“保守”,并不清楚。比较清楚的是:旧技术人员由于地位凌驾于工人之上,本身带有保守思想,跟工人之间严格地、自觉地划清了界限,对工人有歧视心理:“从前,工人提的合理化建议,管合理化建议的技术人员,常常接到就往抽屉里一塞,这一下石沉大海,不知哪年哪月才能露头。工人的建议也有提给班长的,然后再一层层转上来,常常半腰里就卡住了。”

  但即使按燕鸣的论述,“英美技术”跟“工人的劳动经验”也不是敌对的东西。或者,并非只有“苏联的科技”才能跟“工人的劳动经验”相结合:“在奖励张明山的大会上,周任源工程师做了诚恳的检讨。后来开展机械化运动时,他知道科学技术与劳动经验结合的重要了,他和工人在一起,帮助工人,有不少贡献。”这种结合很必要,包括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关系,也包括创造条件使更多的工人有进修、学习技术的机会。

  如下两段也值得注意:

  工人看得很清楚,生产机械化对国家利益大,这是为全国人民创造幸福,就是眼前,对自己的好处也不小,创造热情就像大火一样烧起来了。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有关设备改造的建议十五件,里边有十种重大的发明创造,基本上可以解决全厂各道工序生产不平衡的问题。工人的体力劳动大大减轻了、安全也有了保障。用工人自己的话说,“从前是在水里火里,叫机器撵着干,如今是坐下看着它干”。

  文中所强调的“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在这里是体现出来了。这跟资本主义企业有很大不同。技术、设备、操作方法和管理的一定程度的改进,对工人可能有益,但是超出一定限度之后,老板或管理层通常就要着手给“坐下看着它干”的工人们增强劳动强度,或裁减部份工人了。……总之,技术进步对工人来说往往不是福音,倒是相反,成了对付工人阶级的武器。

  而在毛时代的体制下,当工人的待遇始终得不到提高,工人劳动及发挥创意的积极性也下降了。干部的特权则日益稳固和加强。我们知道:“磨洋工”乃至于“公家财产,不拿白不拿”后来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绝对不应忘记:大量国企工人对国企本身是相当失望的,而这种失望,对他们之能够看清前途,乃是最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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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3、关于“苏联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经验”同“英美技术思想、保守份子”之间的对照,让人不免有些疑义。恐怕这里所表现的,更多是“(全面地)一边倒”的需要。除了“依靠工人阶级”之外,民族主义也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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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除了爱国思想的迸发,这里包含了毛主义执政手法的至少两点元素:

一是利用工人(无论技术工人或杂工)孤立技术专家群体。对留在大陆的专家群体,ZG一直采取拉拢(对部分高级专家的特级工资)和打击的双重手段。对工人技术创新的鼓动,至少有借此削弱专家的唯一权威、更便于控制专家阶层的考虑。当然,官僚总是在拉一个打一个的过程中翻烧饼,今天对你好点,明天对他好点,自己逾越争斗的圈子之上,居中折冲调节,确保自身的最高仲裁角色。

二是官僚专断带来的“惟长官意志是从”的现象。职业官员的层层加码压力下传、争夺权力向上爬导致的好大喜功,都很容易导致长官意志的无限放大。尽管毛主义实践强调“群众参与”的一个原因,正是为了以群众智慧约束类似的官员昏聩,但缺少硬性基层监督的前提下,单向付出的群众热情、额外奉献反倒往往成了长官意志的放大器。


红:

总之,(毛时代国企)工人的工作积极性是普遍提高了,并发挥出巨大的创意。而且应当说:在资本主义工厂体制下,工人主动地、普遍地发挥这类创意的空间和积极性要小得多;要么就是更易于遭到漠视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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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在战后直至今日看来,资本主义的许多先进企业这方面也做得很好,很善于鼓励工人出点子并充分利用它,欧洲和日本都有这样的著名典范。各国资产阶级很善于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关经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今天“我”国也不乏向毛时代企业管理取经的资产阶级。





除了“依靠工人阶级”之外,民族主义也占有重要位置:“更重要的改变,也许是在思想方面。许多轧钢专家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也从来没想到解决的问题,给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解决了。对那些崇拜英美技术陈规、看不到中国工人伟大创造性的人,这正是叫他们猛醒的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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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到一点,当时中国和朝鲜等后起的落后工人国家都在鼓吹“破除技术神秘论”,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本质上,我觉得这一鼓吹也正是如战斗队员所说的,是为了削弱和孤立技术专家群体的影响。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以后,老毛更极端地倡导打破技术权威,鼓励使一般劳动群众都成为“又红又专的多面手”,实则表明了一种把技术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逼到死角的官僚专权独大的路线。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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