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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打拼为尊严——台湾大同工会奋斗史(1980—1990年代)【全书上载,陆续上传中】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7日 15:42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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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丁一新同志提供原稿电子版






打拼为尊严
大同工会奋斗史




一群大同基层劳工,为了坚持尊严、平等与正义,用自己仅有的青春血汗勇敢地挑战拥有庞大政经资源的财团。他们的坚持与勇气,不但促成大同自主工会的诞生,带动了台湾整体劳工运动的发展,更在台湾走向更公义社会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的脚印。本书所呈现的,就是这段不可抹灭的的历史。


林宗弘‧郑力轩‧徐千惠‧
廖郁毓‧林良荣‧廖伟程 着




作者简历

林宗弘 1974年生
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毕业
曾任劳动者杂志编辑、
台湾劳工阵线文宣部工作人员
主编《新国有政策》一书
现服役中

郑力轩 1974年生
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毕业
曾任中研院民族所助理
现为新竹青草湖社区大学工作人员

徐千惠 1973年生
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毕业
现为劲报记者

廖郁毓 1976年生
台湾大学经济系毕业
现就读于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

林良荣 1967年生
中正大学劳工研究所毕业
曾任立委叶菊兰助理、
立委翁金珠助理
现为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

廖伟程 1966年生
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毕业
曾任台湾劳工阵线文宣部主任、
组织部主任
现任职于蕃薯藤科技公司教育训练部

封面设计 罗文岑Mirr House





目录
序一 张照碧
序二 王振寰
序三 郭国文
楔子 徐平

9 第一章 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
劳教小辞典1 什么叫做怠工(sabotage)?

14 第二章 林挺生与他的大同帝国

27 第三章 新芽破土!
劳教小辞典2 雇主可以取得工会干部
请会务假的权利吗?

38 第四章 工者有其股,想要就解雇?
劳教小辞典3 雇主对劳工可以任意调职吗?
劳教小辞典4 资方可以为了打压工会
而解散公司或关厂吗?

46 第五章 推翻阉鸡大作战!
劳教小辞典5 工会法的缺陷造成哪些后果?

53 第六章 政商帝国大反击
劳教小辞典6 奖金与基数的相关说明
劳教小辞典7 劳资争议中,
国家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61 第七章 消灭工会的连环计
劳教小辞典8 资方可以任意拆除工会会所、
或拒绝工会干部利用公司办公场所吗?
劳教小辞典9 有关改革福利金的相关说明

73 第八章 股东会上的劳资大战
劳教小辞典10 什么是不当劳动行为
(unfair labor pratice)?

82 第九章 以生命向大同公司抗议!
劳教小辞典11 劳资争议中,
工会抗争可以动用哪些手段?

91 第十章 劳工绝地大反攻
劳教小辞典12 「股票工运论」是怎么回事?

100 第十一章 法庭里的八年抗战
劳教小辞典13 如何成为成功工会干部?
劳教小辞典14 台湾工运团体发展的简介

108 第十二章 老板年高德劭,工会苦尽甘来!

工会干部感言

附录 【附表一】 大同公司近年来概况
【附表二】 改革福利金的动支比率
【附表三】 大同公司1988-1990年间调职、解雇争议一览表
【附表四】 大同公司违反劳基法罚锾记录:1988-1990
【附表五】 大同自主工会大事纪
【附表六】 大同集团发展大事纪




这本书的文稿部份在一九九年七月就已完稿,但碍于台湾劳工阵线自身经费不足,迟迟无法出席。至公元两千年之际,我们深深觉得若再拖延下去,这部意义重大的历史很可能无法面世,因此向学界发起募捐以出版本书。我们非常欣喜这部书的出版计划得到许多关心台湾劳工的学者支持,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我们感谢下列学者的热心赞助:(依姓氏笔划排序)

王浩威医师、成之约(政大劳工所)、辛炳隆(中华经济研究院)、吕宗学医师、吴泉源(清大社会所)、翁秀琪(政大新闻系)、唐文慧(成大政经所)、郭家祺律师、陈顺孝(辅大大传系)、陈东升(台大社会系)、陈耀芳(大仁技术学院)、黄长玲(政大国关中心)、张晋芬(中研院社会学所)、刘梅君(政大劳工所)、卫民(中正劳工所)、蓝科正(中正劳工所)、严祥鸾(中正劳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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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打拚为尊严——台湾大同工会奋斗史(1980—1990年代)【全书上载】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7日 16:25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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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乐为工运传道者


当初编辑小组邀请我为这一本书写序时,说实在的,我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一方面是因为,我只是一名小学毕业的工人、对文字方面实在不在行。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序都是一些学者、教授等有声望的人写的,我只是一名劳工,「要我写序有说服力吗?」我不断地质问着自己。然而,当我真正开始动笔之后,我想,或许我可以写一篇风格迥然不同的序,借着这个机会回顾,作为一名工人,参与劳工运动使我的生命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被杀头的日子

刚被「杀头」时,如果说我的心中「坦然无惧」,那是骗人的,虽然,我一直认为说,只要是我们比较有理、法律上站得住脚的事,劳工就应该要给它坚持下去。但是在一开始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即使法律上应该是有保障,我的心中总还是觉得不太踏实,有时甚至后悔地暗想着:「早知道别这么多话」。当时不是只有担心没有头路而已,因为被解雇后,连十九年的年资、退休金也都会连带地受到波及,当时的心焦真不是言语可以形容。再加上,害怕家人担心以及厝边的人闲话:「一个男子汉却没有头路」。所以,就算是已经没有工作了,一大清早还是一样穿着大同的制服,在上班的时间出门,在平常下班的时间回到家。你们或许会好奇,穿着制服却没有工作可作的我,要怎样打发时间?刚被「杀头」时,如果有抗争就去参与抗争,但是想也知道,没有抗争的时间比较多。我曾经跑到大直的庙里,那里的庙都打扫的很干净,地板躺下就可以睡了,有时早上十点一睡睡到下午两三点,就「飕」回家。也曾经跑去山上、公园乱逛,看人家下棋。


宝贵的生命经验

劳资争议中的劳工,如果不想替资方省钱,依照法律,是不能去工作的,否则即使是劳方胜诉,先前工作赚到的钱也要自公司的赔偿金额中扣除。不过因为没工作实在很无聊,所以我就跟着当时自主工联的理事长郭吉仁作助理,后来更到北县劳工局担任调解委员处理调解案。

参与工会这一个机缘,对我而言,可以说是人生的转捩点。身为一个劳工,大部份的人都是「平平地」过。但是我却由于参与了劳工运动,不仅交到了许多新的朋友,也开拓了生命的经验。譬如说,我在劳工局担任调解委员时,也调解得很有心得、很有趣味,当着当着都几乎快要有专业水准了,不仅常常帮去调解的工人「舞」钱、争取权益,并学会写状纸,甚至还帮亲戚打赢土地官司,这些真的是让我很有成就感。不过,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某些政府官员帮着资本家「吃」员工的令人挫拆的情形。但是也因为如此,使我将劳资关系中的细微互动,看得更为透彻。譬如说,官员表面上说了什么话,之后是为了要帮资方说话,我都看得出来。所以呀,如果劳工们自己都不团结,那么谁要帮我们争取权益呢?

另外,演行为剧、站宣传车、选举串连以及思考工会经营的方向等等,对工会以及劳工运动的参与,都让我的生命更加丰富。我不能想象,如果我的生命里没有这一段经验,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模样?身为一个劳工,虽然我们念的书没有别人多,但是参与工运的丰富经验,也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说到这里,我真的应该要感激家人给予我的支持。我的儿女常常开玩笑地称呼我为「传教徒」,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一个不停地找机会和别人聊天,宣传「社会教」的父亲。譬如说,我一上了公车就和司机聊天,问他有没有参与的工会?公司里工会的状况如何?等等。我的儿女还曾经因为我的举动而感到很不好意思,不愿意和我一起出门。妻子、儿女最常在朋友面前亏我的事就是:「讲到这(工会事务),我就眉开目笑!讲全半晡都不会停。」


苦尽甘来?

现在太太与子孩已经比较理解我先前为了参与工会所投注的时间,大同工会的事件也渐渐上了轨道,正觉得一切都已经苦尽甘来之时,没想到我竟然在今年(一九九八年)的父亲节中风。中风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甚至可以说是比和资方对决十一年还要大的挑战。之前资方那一关已经走过来了,现在就不知道这一关能不能顺利度过?

我以前就喜欢爬山、园艺与围棋,甚至还曾经因为和电脑对打围棋,而忘记吃饭的时间。但是现在却因为中风,而不得不割舍这些活动。现在的我,每天都需要花时间进行复健。医生说,只要我多加强力量的训练,应该可以复原八到九成。如果未来复原的情形很顺利,就可以继续为劳工运动贡献一点心力,成为劳工运动永远的义工。

这一本书,对我个人而言有很深的意义。因为这一部近身肉搏的血泪史,不仅记录了一群工会干部辛苦为自己也为所有工人争取权益的历史,也记录了这一群工会干部自我成长的历程。真正可以这样走过来的人并不多。在大同工会的例子中,对劳工基本权益的保障,最后几乎都照着我们的愿望达成了,可以说是「正义终得伸张」的写照。

而如果说,这个经验有让其他人参考的价值,那就是:它显示出劳工团结的重要性,忍气吞声什么都没有,勇敢给它拼下去才有结果!


张照碧
(作者张照碧曾任大同工会理事长,
现任大同工会名誉理事长,为本书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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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打拚为尊严——台湾大同工会奋斗史(1980—1990年代)【全书上载】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7日 16:26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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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由下往上看
——从大同工会奋斗史看台湾社会



历史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却通常是所谓的伟人或经营著名企业的知名人士的故事,很少著作书写在历史中走过而留下痕迹的所谓平凡人。这本大同工会奋斗史就是书写原来平凡的工人,如何因为争取工人的权益,而在历史中留下痕迹但却影响巨大的故事。在这本着作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工业巨人林挺生,而是工人曾水鉴、白正宪、刘庸等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与工业巨人斗争和争取工人权益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也深刻的看到了所谓的平凡人是多么地不平凡,他们为了整体工人的权益,牺牲自己的生活,投入劳工运动,而陷入困境却又坚毅地撑下去。在整整十年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生活困顿的代价。但是就是这样的代价,大同工会现今才能够自主的运作,资方也才认真地看待工人的价值。

大同工会争取自主的历史,其实就是台湾自主工会发展历史的缩影。台湾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时代,工人的权益受到严重的剥夺,戒严体制加上国家统合主义的管制,使得工人虽然有名目上工会,但是却是没有任何保障和维持工人权益的积极作用,成为代理资方利益的阉鸡工会。而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台湾迈向政治民主化的阶段,劳工才有机会成立属于自己的自主工会来争取权益,在这阶段我们看到了诸如争取工会自主的运动,除了本书的大同工会外,还有远东化纤、中国石油、台铁等,形成了有力的劳工运动。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台湾的劳工运动比起其他国家其实相当温和,他们所要求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工团主义等要建立工人祖国的政治,而只是谦卑地要求工会自主和资方履行劳基法的基本条件而已。但是即使如此,劳工仍然付出巨大代,这样的代价在本书中陈述的非常深刻,他们的毅力和执着也令人感动和钦佩。

大同工作的故事更指出了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劳资双方权力的不平等。资方不只拥有管理权,而且拥有财力,企图挑战资方的工人,即使在合法的范围内,也需缠讼多年。然而资方的财力可以长期支应诉讼费用,但是那些依靠微薄薪资过日的劳工,如何可能与资方一样长期诉讼?他们在被解雇之后,不只失去工作和薪资,还要付出诉讼的代价,这样的结构性不平等先天地就把劳工置于不利的地位。在大同工会的历史中,我们除了看到了劳工的毅力和团结,也看到了义务支持劳工运动的团体的重要,更看到了具有悲天悯人的义务律师刘志鹏帮忙诉讼,使得工会的成立和长期诉讼得以维系。这些背后的支持力量,应是支持被解雇的劳工得以继续支撑下去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体制外的力和义务工作人员的投入,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对劳工的不平等待遇,要改善劳工与资方的权力关系,更需要有健全和公平的法律,以及产业民主的体制,使得劳工能够免于被随意解雇,进而改善工作和薪资条件,而能安心于工作,如此才能够对劳资双方产生双赢的局面。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在现今全球资本主义高度竞争的时刻,竞争力已经成为每个国家和企业改革的目标,全球劳工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台湾当然也不例外。过去十年的劳工运动的结果,虽然使得工会自主运作的主张已经可以实现,但是这并不表示历史不会倒退。我个人这些年来对台湾劳工运动和劳动体制的研究,也发现了在民主化的体制内,劳工虽然不再受制于政治控制,但是却愈来愈受制于市场竞争。而政府为了竞争力的强化,更在各方面提供优惠给资方以利于它们在国际市场中竞逐,对劳工的支持则相对减少。因此,虽然我们看到了工会自主的现象,但是工会的力量更受制于公司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如何将工会自主与市场高度的竞争结合成劳资双赢而不是零合的成果,需要劳资双方的智慧,也需要社会各界投入更大的关注。

最后,这本大同工会奋斗史书写相当流畅,也提供了相当多的法律知识,它不只是一项历史见证而让我们了解大同工会本身,更提供了我们认识台湾工人处境和劳工运动的重要知识背后。相信本书对任何关心台湾社会和劳工的人都有极大的帮助。在这意义上,我非常荣幸能够为这本书写序,也仅在此向促成大同工会自主以及帮助台湾劳工运动的人士致上最大的敬意。



王振寰,于东海大学社会系,
九月廿四日,一九九九年
(作者王振寰现为东海大学学务长兼社会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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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打拚为尊严——台湾大同工会奋斗史(1980—1990年代)【全书上载】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7日 16:27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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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三]


台湾工运里程碑


台湾劳工阵线筹备出版这本书已有一段时间。从一开始决定作大同工会口述历史,到编辑们紧锣密鼓的收集资料,访问当事人,收集相关法律条文,再到最后这本书完成,耗费了两年多近三年的时间。这本书撰写相当用心,超乎一般同类书籍的水准。不但叙事流畅,同时也提供了相当多相关的劳工法律及工运常识。台湾劳工阵线对这本书的企图并不仅止于工会的口述历史,更希望能成为一本劳工教育的教材范本,传承工运经验,使后继者能在前人用血汗打下的基础上继续奋斗。几位作者在这过程中的努力和用心相信是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感受得到:主编林宗弘从开始的筹划到工会干部的访谈,到书籍内容的撰写及整理,均提供主导的角色,是这本书得以诞生的最大功臣;郑力轩、廖郁毓、徐千惠、廖伟程与林宗弘对大同干部所做的多次访谈构成了这本书的主干;林良荣整理的相关法律条文、罗文岑的版面编辑,使得这本书增色不少。这些年轻人的努力使我们看到工运未来的新希望。

当我把这本书文稿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我感觉这本书像是一部文字化的纪录片。这本书虽然是口述历史,但某个程度来说更像是一部剧情生动的电影,呈现了一群劳工为自己尊严奋斗的精彩故事。白正宪、张照碧、曾水鉴、江清通、刘庸等人不畏惧资方的打压,勇敢地站出来成立自主工会,为劳工权益奋战的精神,正是台湾社会得以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劳阵之所有要出版这本书,正是要呈现出台湾劳工在长期弱势的情况下如何奋起争取自己的权益,捍卫自己的尊严。这本书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深思的是,在台湾经济成长过程中在第一线艰辛打拼的劳工,一直没有得到应得的权益;大同劳工所争取的不过是法律赋予他们所应得的权益,却在历经千辛万苦后才勉强挣得他们应得。虽然说就结果来看,大同劳工似乎在法律上赢得了胜利,但相较起他们在这段历程中所耗费的时间、青春、身体健康,这个胜利的代价实在太过庞大了。台湾整体法律制度对劳工的不公可以从这个案件中充分的看出。如何改造法律制度中劳工的劣势将是台湾劳工阵线奋斗的重要目标之一。



郭国文
(作者郭国文现为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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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打拚为尊严——台湾大同工会奋斗史(1980—1990年代)【全书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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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孩子,爸爸带你去看云
看云在天上飘
看云宝宝一朵朵,平等又逍遥
高山是他们的摇篮
云宝宝躺在上面摇啊摇
夕阳是他们的彩衣
云宝宝穿在身上跑啊跑
大地是他们的故事书
看得他们笑啊笑

爸爸也是一朵云
却站在不平等的地面
飘过的工厂一间又一间
爸爸是个不听话的工人
不愿像云一样软绵绵

老板和老板的政府
每次都和警察站成一线
用法律挡在他们前面
命令爸爸的口号离他们远一点
爸爸常想握起拳头
跟他们的西装拼个够
最后一想到你,孩子
便只好把痛苦握在拳头
用力捶进自己的胸口

爸爸有很多工人姊妹和弟兄
却都像云朵散在天边
地上的我们离得好远
心跟心从来没有相连
才会像云一样被风吹散

孩子,你不是天上的云宝宝
只是地上工人的后代
生活要在打卡机上每天重来
生命却要在生产线上留白
你所有的财产就是一双手
爸爸只能给你这么多

地球不只为有钱人转动
太阳不只为有钱人起落
四季和风雨是大家的
我们要一起渡过
阳光和星星是大家的
我们要一起享有

孩子,一切都要靠你这双手
不只只用它来赚钱过活
工人虽然像蚂蚁一样弱小
却可以比蚂蚁活得更好
你要牢牢记住
云跟云,手牵手
再大的天也会被他盖过!
徐平,大同联合工讯第三期,一九九一年二月


[第一章]
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


怠工结束了,然而对许大同员工而言,这次「意外」的集体行动却震撼了他们的心。这些工人们跟曾水鉴一样,许多是农家子弟,从中南部离乡背井来到台北讨生活,他们进入大同公司后只知道要认命工作,靠工钱勉强维持家计。这次意外的怠工,让他们第一次体认到:他们并不孤独,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集结工人力量的地方,一个自主的工会。

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农历年前一个干冷的清晨,在大同总公司上班的曾水鉴,带着好几捆的传单,来到大同员工搭乖交通车的板桥亚东工专对面,将传单交给正要上车的工人。

「这些传单……你们拿去到工厂发给大家。」

「喔,好……。」接过传单的工人愣了一下,接着脸上闪过会心的微笑。坐在车上的员工们纷纷围了过来。

「谈判年终奖金的问题?另一张写啥?」

「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

「抽几张起来看一看!」


看到传单,双手就发软!

……大同公司多年来年终奖金都不足一个月,而公司令年盈余大增,希望董事长今年能发放二个月的金额薪资,这是员工普遍的心声……。

同业年终奖金知多少?

台湾松下三点五至四个月,国际电化四至四点五个月。三洋电机二至二点五个月,歌林公司三个月,新力公司三至四个月……。[1]

[1] 上述两张传单原稿皆已亡佚,只能找到受访者记忆所及与报纸引用的片段。

传单在前往三峡、桃园厂的交通车上散发开来,曾水鉴自己也骑着机车,载了一捆传单上班。清早刚开工不久,随着传单飘散到工厂的各个角落,大同员工们的情绪也跟着浮躁起来。看着传单上的「同业年终奖金一览表」,想到今年又只有半个月的年终奖金,加上限期三个月内使用的大同电器礼品券,每一个工人的心情都跌入了谷底。不要说发红包给小孩,就连过年拜拜的贡品都不够花!想到这里,平时被训练得极有规律的双手就变得不听使唤,想动也动不了。由大同总公司的录放影机第一中心开始,一直到三峡、桃园,大同集团旗下各工厂的生产线,自动一条接着一条停下来,工人们站起来伸懒腰、上厕所,过了不久便开始聊天,平常就比较冲的员工,更对公司的年终奖金、福利制度等问题破口大骂!

「工会的人除了每年发礼品之外、拢在做啥?」

这实在是个好问题,然而谁不知道,以往工会的干部都是由人事处主管「御笔亲点」的乖乖牌。三峡厂的许守活一面心里想着,一面把这些抱怨公司的大嗓门、在怠工中「带头作乱」的员工都记录下来。不过,他可不是人事单位的「抓耙仔」。

早在四个月以前,许守活一边做纪录,一边心里这么想。就在这时候,隔壁厂房的刘庸走过来串门子。许守活以前并不认识刘庸这个人,更没有想到,他们之后会成为三峡厂工会里经常「答嘴鼓」的战友。


怠工风波越滚越大

二月六日起,板桥厂的一千多名员工,在生产线上坚持怠工达五天之久,是怠工时间最长的厂区。由于电冰箱厂部份生产线未能配合,支持罢工的工人们甚至愤而锤凹了数台冰箱。接着北投厂员工也加入了怠工的行列。消息传到大同关系企业位于中和市的台湾育信公司,员工们开始在工厂大门口悬挂抗议布条,并提出四项诉求。第一、年假自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放五天;第二、年终奖金发放两个月全薪;第三,台通公司将组成劳工委员会,劳工代表由员工自由投票选出;第四、此后员工调职,应征得员工的同意。大同公司方面虽然宣布年假延长为六天,希望缓和员工的不满,但怠工的风潮仍像瘟疫般持续地蔓延,二月七日,大同大龙厂也陷入了停工的状态。

大同各厂区的管理阶层除了在媒体上否认有停工事件以外,对这次的怠工束手无策,一方面是因为怠工完全没有组织,连打压的对象都找不到,另一方面是因为所有的大同员工都知道,包括林挺生的儿子——总经理林蔚山以及各厂厂长,在大同公司里都没有任何实权,除了董事长出面,各厂高阶主管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算数。因此,只要董事长不出面,怠工就会延续下去。

二月八日,台通公司数百名员工手持标语,从厂区内游行到厂区外,总经理林昭阳告诉劳方代表黄基财等人:「我要向上反映!」「年终奖金我无权决定!」就在同一天,大同转投资的中华映管公司,也有一千多名员工加入了怠工的行列,曾水鉴等总公司员工代表十余人,则带着一百多人连署的陈情书,到台北市劳工局检举大同公司强迫加班,违反劳基法。

大同工人的行动起了带头的作用。中坜市的福特六合汽车公司一千七百名员工走出厂房,聚集在厂区的办公大楼外,要求福特公司在过年前发放红利,金额至少要比照同业。台北新亚电器公司已四年未发放年终奖金,工会常务理事曾圳中向公司顾问反映,竟然遭采购课长等管理人员架住,被打得头破血流,资方扬言将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会理监事,引发怠工工人更强烈的不满。远东化纤劳资协助破裂,低薪资的女工不满情绪高,工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全厂一千八百名员工十日上午八点起全面怠工。第二天,苗栗的台湾日商欧丽旺电机公司一千一百多员员工,也在这股怠工风潮的激励下,集结在厂区内的广场停工抗议。

二月九日,由于大同公司方面仍未能给员工一个合理的交代,总公司电扇厂、具件课、基板课与录放影机第一中心持续停工。终端机日产量八百台的北投厂,全天只生产出七十一台。三峡厂七个生产中心有五个毫无动静,台通、板桥厂处在全厂罢工的状态。大龙厂怠工的员工则在工厂门口集结抗议。

直到二月十日上午,在出身于大同公司的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邱清辉、大同工会理事长陶育忠与人事处副处长王守德拟定解决方案,并获得林挺生的首肯之后,资方宣布将大同公司春节假期延长为六天,年终奖金则由原先的三千多块,增加到一个月全薪,平均每个员工约一万四千元。听到这项消息,工人的不满情绪才逐渐平复,陆陆续续回到生产线上工作。


劳资双方大梦初醒

一九四九年,大同第一批国产电扇,在台海两岸政治动荡不安的环境下问世,一台要卖一两黄金。「大同大同国货好」的歌声、大同宝宝的玩偶、有拉门的老式电视机,和多数台湾人第一次看电视的记忆连在一起。由营造业、制钢业、家电与机电业到今天的电子业,大同曾经创下好几个台湾第一的记录:最早成立的家电厂商、第一家民营股票上市公司、第一个外销电子产品的企业等等。

「没烦没恼,住到大同倒」、「吃呼肥肥、装呼锤锤、穿呼水水,等领薪水」,这是一九七○年代在大同公司中流行的一些俏皮话。对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当时大同公司是个令人向往的工作场所,蓝色的制服上绣着大同的标致,代表一种荣誉。但是事过境迁,公司长期不合法的剥削,使得员工对公司的荣誉感,变成了厌恶感,抗争的情绪在生产线上发酵。

一九八四年,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劳工团体,成员以知识分子、党外律师为主,业务仅限于个案法律咨询。一九八七年底,台湾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冲击着党禁和报禁,国民党威权体制面临重大考验,年终奖金风波也开始酝酿起来。一方面,从党外到民进党所领导的政治反对运动,冲垮了戒严体制,有利于自主工会蓬勃成长,另一方面,基层工人、政治异议人士以及知识分子也开始集结力量,发展基层自主工会组织,甚至成立劳工政党。劳支会、自主工联、工党与劳动党等工运团体,都渐渐活跃起来。

就在这种大环境下,曾水鉴等人所发动的怠工事件,加速了大同工会的自主化,三峡厂产业工会的组成,则顺利打响了颠覆工会政权的第一炮。

发起怠工的灵魂人物——曾水鉴,一开始并没有期待能让工会变天。

四十五年次的他,由于台南白河老家种植莲花的六分地,养不起四个兄弟姊妹,国中毕业后就离乡背后,只身来到台北半工半读。一开始,曾水鉴在联勤印刷厂当学徒,学习排版、铸铅字,但是在役毕之后,印刷技术与市场都有很大的改变,他只有另觅新职,辗转进入大同关系企业台通公司工作。几年下来,他对于大同资方种种不合法的权威,感到相当不满,曾经为了反对公司限制女作业员上厕所一事,与分组长起冲突,而成为上司的眼中钉。

一九八五年,由于电信局订单萎缩,台通公司开始裁员,曾水鉴被调到台北总公司的录影厂继续上班。一九八七年底,眼看着戒严解除,强人崩殂,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曾水鉴把希望寄托于民进党。每天下班回家之前,骑车经过台北桥、大汉桥下、重新路边的民进党服务处,他就会停下来听一听尤清、洪奇昌等人的演讲。

「如果这些人都不会被国民党抓去关的话,那争取年终奖金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顶多是失去工作而已。」
怀着此忑不安、随时准备丢掉饭碗的心情,曾水鉴打电话到民进党位在板桥的服务处寻求协助,然而接听电话的党工却告诉他:

「年终奖金喔,这要看头家的良心啦,这款代志阮唛没法度帮忙……。」听到这一番话,曾水鉴心里凉了半截。

几天之,曾水鉴在报端读到工党支持劳工争取年终奖金的消息,他收拾起之前的失落感,开始和工党联络。在工党中常委汪立峡、侯晴耀等人的协助下,曾水鉴制作了「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与「谈判年终奖金的问题」两张传单,影印了数千份,然而面对可能被解雇的命运,心里总是七上八下。

眼看着一月底开始,各地争取年终奖金的工潮风起云涌,连日来北起台北山中电子、厚生橡胶、新海瓦斯、正大尼龙、大洋塑胶等厂,桃园国瑞汽车、新竹亚洲水泥、新埔远东化纤厂、裕隆三义厂、华夏头份厂、华隆头份总厂,南到高雄县永丰余久堂厂,总计有数万名劳工以怠工形式发动抗争,桃园客运工会更召开会员大会,对外宣布不惜以罢驶来瘫痪桃园县市交通,曾水鉴终于鼓足勇气,在二月五日将这些传单散发出去,并且在工党的协助下召开记者会、前往劳工局陈情。他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作法竟然就可以使得大同公司两万名员工进入罢工的状态,长达五天之久!

怠工结束了,然而对许多大同员工而言,这次「意外」的集体行动却震撼了他们的心。这些工人们跟曾水鉴一样,许多是农家子弟,从中南部离乡背井来到台北讨生活,他们进入大同公司后只知道要认命工作,靠工钱勉强维持家计。这次意外的怠工,让他们第一次体认到:他们并不孤独,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集结工人力量的地方,一个自主的工会。

有一个人比怠工的工人们更加地震惊,他就是统治大同公司将近半个世纪,身兼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台北市议会议长与国民党中常委,集党政高层宠爱于一身的台籍大资本家,自封「教授校长董事长」名号的林挺生。
过去大同员工曾发动过多次无组织的怠工,其中以一九六九年的年终奖金怠工最为,曾导致保一总队进驻大同总公司。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时代,只要镇暴部队进驻工厂,就能顺利「消除」员工的不满,但是林挺生却对这一次怠工束手无策,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亿多新台币的年终奖金,怎么能不心痛!

一九八八年的怠工行动,惊醒了大同公司的工人,也惹火了「教授校长董事长」林挺生,他这四十多年来「大同之内,莫非王土,朕即王法」的管理权威,第一次受到如此强烈的挑战,年终奖金加上怠工一星期的数亿元损失,更是搔到他的痛处。究竟林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大同公司的管理权威为何会令人诟病?大同公司的政商网络,与林挺生的权威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劳教小辞典1

什么叫做怠工(sabotage)?


怠工乃属争议行为样态之一种,是指劳工根据工会之指示,以不正规的工作态度集体降低工作效率,不完全履行依劳动契约内容属应负劳务提供之义务;换言之,即劳动者在形式上仍然提供劳务,但故意让作业效率降低之争议行为。一般怠工的型态包括以下几种:减速劳动(slow down)、拒绝出差、拒听电话、收款罢工(例如在交通运作事业中,随车工作之劳动者即司机或车掌未向乘客收取车资之行为)、无言战术(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内拒绝与雇佣或其代理人说话,藉以使雇主在指挥管理上产生不便)、集体用餐(劳动者利用集体用餐之行为,导致特定业务停摆,如柜枱无人服务)。上述这些怠工的型态,一般劳动法上称之为「消极性怠工」,若属于破坏作业设施、故意生产不良产品之型态者,则称之「积极性怠工」;就怠工之合法性言,除我国等少数国家以外,多数国家对于消极性怠工皆予以承认,但对于积极性怠工则多采否定态度。我国现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七款,禁止工会「命令会员怠工之行为」是一个相当不合法的规定,应予以修改。但「怠工」行为之发动,就劳动法理探讨上,如欲有正当性,仍应符合以下几点原则:第一,必须是预告性怠工;第二,不得因怠工产生工作场所之危险;第三、不得违背劳动义务中之诚信原则。过去我国曾因怠工而发生重大劳资争议事件的工厂,除大同公司外,尚有铁路局高雄检车段、台湾三美公司前镇厂、高雄县大明公司仁武厂、白砂电机等。

一般而言,怠工经常于厂场地位针对劳动条件的控制,我们不妨称为「经济性怠工」。但是怠工也是一种政策控制的手法,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性怠工」,就是一九九四年底,台湾劳工阵线反对全民健保法草案中劳工须负担四成保费比例的「一一○一」全国怠工,据估计有三万名劳工参与了这个活动,虽然劳委会认为「政治性怠工」违反现行法令,但是在这一波工运控制施压之后,经过立法院的党政协商,将产业劳工的保费分担比例降到了三成,可见政治性怠工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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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打拚为尊严——台湾大同工会奋斗史(1980—1990年代)【全书上载】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7日 16:34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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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林挺生与他的大同帝国


引用:
某位工会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林挺生威权风格的问题:「一个人要经营上百人的公司,能够清楚每个员工的状况、谁比较适合什么工作,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是一个两万多人的大公司?所有说要经营上没有错误、生产上没有浪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像大同这样的公司,要节省百分之十的成本,只要有产业民主员工参与,其实很容易做到。」


大同总公司和大同工学院,座落在中山北路上的一角,蓊郁树林包围了整个厂区。这里是台北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街道上充斥着流行服饰、热门音乐与风尚精,然而在商店街的背后,却矗立着一栋栋古板的绿色厂房,彷佛与世隔绝。工厂围墙外,是一片浮华景象,工厂围墙,却是一个井然有序专制帝国,所有大同工人都是林挺生的子民。


大同政商帝国的创建

回顾大同帝国的兴衰,与林挺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无法分割的。

大同公司最早的前身,是一九一八年由林挺生的父亲林尚志所创办的协志商号。一九四二年,林尚志创办协志工业业书公司与大同学校公司,并派林挺生担任大同学校公司的「教师校长董事长」,大同这个行号从此诞生。一直到今天,林仍然以这个方式自称,并以台湾唯一的「教授校长董事长」而自豪。

在激烈的二次大战中,做为日本帝国主义南进基地的台湾,被美军轰炸得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却带给氏父子发财的机会。他们看准这个商机,在一九四六年大战刚结束时,投入了修复火车头的市场。虽然这个市场很快就因为国民政府将铁路相关产业收归国有而消失,林挺生却借机与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直到解严前夕,林都是国民党政权内首屈一指的红顶商人,地位还在辜振甫、王又曾、高清愿等人之上。

林挺生的政商关系,远超过同辈的大资本家:早在一九四七年,林挺生就当选全中国南区工矿立法委员与台湾省工业会理事长、台湾区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台湾区电工器材同业公会理事长,尽当时这些同业公会规模都很小,但是可以看出林挺生在国民政府眼中的地位。一九五六年,大同工专成立时,总统蒋介石与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都亲临道贺。

在此之后,林挺生的官运更是扶摇直上。一九六七,林挺生接受国民党征召,进入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担任中央常务委员、台北市党部主委。在当时国民党内的台籍人物中,除了谢东闵等「半山」以外,林挺生的地位之高,可说是无人能出其右。

一九六九年,林挺生担任台北市议会第一届议长,一九七一年担任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一九七五年更担任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深得蒋经国信任。相较于台湾其他的大资本家——如王求庆和蔡万春等——不涉入党政活动的作风,林挺生不只获得国家在经营企业、垄断市场上的协助,更直接进入国民党高层担任政治要角,成为党国工业资本家的代表性人物。


政府优惠保障,大同享誉全台

随着林挺生政治地位高升,大同公司的企业版图及声誉,也一步步迈向高峰。一九四九年大同开始生产电扇,一九六○年开始生产电锅,一九六一年开始生产冰箱,一九六四年电视厂、冷气厂完工投入生产。一九六八年大同电扇第一次外销日本,当时被认为是台湾工业化的重要里程碑,证明台湾的工业产品,足以通过日本严格的品质要求,加上朗朗上口的「大同大同国货好」广告歌曲,大同公司在一般人心目中,建立起「民族工业」的形象。许多表演艺术,如「这一夜,谁来说相声」等,都以大同电视及大同宝宝作为一九七○年代的标记。许多年轻人就在这种形象的影响下,满怀憧憬地进入大同公司;一位工会干部这样回忆着:

「对阿生仔(大同工人对林挺生的昵称),我们也是真感心,不过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总共来说,我们对林挺生是又爱又恨。当时我们做的电扇、马达、电锅、电视机大同拢是第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以称赞他,虽然是台日合作,但是品牌是大同打出来的,这对民族自尊心、国格是有帮助的。」

一九七○年代正是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的时代,家电需求量大增,连带提高了大同公司的营业额与利润。在石化业兴起之前,大同公司一直是国内最大的私营企业。除了大同总公司以外,林挺生也不断成立集团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并将公司触角伸向海外。一九六六年成立台湾通信工业公司及大同电子公司,一九七○年和国民党合资成立福华电子及中华映管两家公司,一九七二年则成立大同美国公司、大同新加坡公司、大同三峡厂以及大同板桥厂,一九七三年成立尚志化工公司、大同中文电脑公司,一九七五年成立大同中外贵金属公司、大同日本公司、一九八○年成立大同世界公司和大同英国公司,大同逐渐成为多角化经营的跨国集团。

一般的财经杂志在回顾大同「王朝」的兴起过程时,多半归功于林挺生过人的领导及管理能力。其实,林挺生固然有其贡献,国民党政府所给予的保护和优惠,才是大同能获取暴利、迅速扩张的原因。

正如许多产业研究所指出的,台湾的大财团在成长过程中,大部份都曾经得到国家政策的协助,享有垄断市场的特权,并取得超额委员会。在一九八五年以前,政府严格阵线国外家电进口,使得经济起飞所带动的庞大家电需求,全部由大同公司为主的国内厂商所独占,提供了大同一个绝佳的利基。

家电业的内销市场受到国家的保护,外销市场上则享誉国家的补贴。例如大同大龙厂,就在一九七四年依奖励投资条例规定,成为免税工厂,享誉外销免税的特权,使得大同产品在日本以及美国的市场不断扩大。一位受访的工会干部,描述大同等企业如何透过政府的保障,让国内消费者付出重大的代价:

「台湾当时的技术水准并不进步,连牵引机都没有办法自制。大同公司大玩两手策略,外销日本的电风扇品管检查较严格,而且价格较低,卖给台湾的产品品质较低,价钱却很贵……」

除了受惠于政府对家电业的保护之外,大同在七○年代国家重大经济计划中,承包了许多大型工程,包括了中钢炉渣处理设备、中正机场变电所等,台通公司更曾经在「爱用国货」、提升国内技术水准的政策之下,以较低的品质,承包了电信局的交换机工程。大同能承包这些工程,并不是因为拥有先进的技术,而是因为林挺生有深厚的政商关系。一九八三年,担任交通部长的连战,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曾经无奈地表示购买台通的交换机,对政府来说其实是一种负担:

「这是个难题。因为电话是唯一的电讯设备买主,现在多买一具,将来就是多了没用的一具。但是帐不能这样算,当然电信局希望马上就不要买,但是也必须照顾到(台通)几千个员工的生活,所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样。」(天下杂志,一九八三年七月)

大同的兴起,不单是林挺生「天纵英明」的结果;大同公司所承包的公共工程,其实是国民党政权给予大财团的特权。我们并不否定林挺生的努力;但是倘若没有国家给予大同的保护和优惠,大同集团也不会有今日的规模。


大同宝宝风光不再

一九八一年,大同公司制成首部国产录影,同年亚特兰大厂开工,一九八三年与美商合资成立大同奥的斯电梯公司。虽然在八○年代,大同集团仍然不断扩张,但相对于七○年代的荣景,大同的发展却陷入困境,不但民营企业的龙头地位被别的集团抢走,甚至有好几年的获利率都接近于零。

一九八○年代大同集团的经营瓶颈,是由下面几个因素造成的。

首先,八○年代的台湾家庭中,电锅、电冰箱以及电视机等基本家电都已经相当普及,根据一九八三年的统计,台湾每一百户有九十九台电锅,七十七台电视机,相较于过去,内销业务已经没有太大的成长空间。

其次,由于韩国大财团的兴起,短短几年之内,台湾家电业者在美国、日本的外销市场占有率节节衰退,败给韩国的三星、金星以及新闻的家电公司。一九八二年,台湾收音机外销负成长百分之十二、彩色电视机负成长百分之四十三、电唱机负成长百分之六十三。直到今天,台湾家电业在欧美日市场上都不是韩国的对手。

最后,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政府解除了外国家电进口的禁令,再加上石油危机所导致的全球不景气,大同的营运跌入了谷底。一九八一年,大同公司税前获利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六七,加上营业外收支后更呈现了亏损的状态。一九八二、八三两年股票连续跌破十元的票面价格,一九八五年股价亦仅十块半。一九八六年,大同的获利率仅达百分之二点二,在天下杂志的台湾一百大企业中,获利率排名倒数。在这样的背后下,大同公司才加速推动员工认股,其用意不仅是要让员工成为股东、分享公司的委员会,更想以员工的钱来支撑公司摇摇欲坠的股价,让员工分担股票下跌的风险。

在八○年代,大同公司所受到的冲击还不止于此。一九八五年,十信事件爆发,暴露了大财团非法吸金的问题,大同集团再度受到严重的打击。

以员工存款为名义非法吸金的作法,创始者正是大同公司。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大同就以合法的员工存款为幌子,非法吸收了大笔资金,作为公司财务周转之用。据估计,一九八五年大同的存款规模已达一百亿台币,不但占公司资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规模甚至超过高雄市银行,俨然成为一只庞大的金融怪兽。

在十信事件的刺激下,存款人对地下银行失去信心,大同的地下金融整体被挤兑达三十亿台币,整个集团摇摇欲坠,连不轻易在媒体前曝光的林挺生,都亲自出来向存款人保证「大同不会倒」,可见挤兑的影响力。后来,由总统蒋经国亲自下令三商银提供金援,大同才勉强度过难关。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大同公司的财务状况都相当差,获利率低、负债比率高、自有资金不足,一九八五年的资产负债比,更高达百分之三百六十,远高于台湾整体平均及同业水准,自有资金比率仅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整个公司处在危机边缘。


产业升级,转亏为盈

这样的财务窘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八、八九年间才告纾解。在这段期间,大同逐渐从一家家电制造公司,蜕变成一个以资讯产品为主的高科技企业。一九八三年,资讯产品占大同公司营业额的两成,一九九三年时,这一类产品占了营业收入的六成以上。当年大同的营业额衰退了百分之四点四,但是税后纯益却高达三十五亿,是一千大制造业的第八名,其中有二十八亿是转投资中华映管公司所得,资讯、通讯、自动化产业取代过去的家电、重电,成为大同公司的主流产品。

中华映管公司成立于一九七○年,大同持有股份近九成。当年林挺生为了生产电视而投资华映,连续赔钱十五年,才转亏为盈,累计亏损了十二亿新台币,其间全靠大同公司的资金调度来支撑债务,如今,映像管却成为大同资讯部门的金鸡母,一年几乎赚进一个资本额,利润高达三十亿元。

中华映管公司连同马来西亚厂在内,是全球最大的映像管厂,共计有十二修生产线,大陆还有三条可以扩充产能,生产的映像管不仅供应大同的个人电脑,更卖给其他厂商。近年来,台湾个人电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监视器一年二千万台的市场,国内华映和飞利浦二家映像管供应商,也仅能满足四成的需求,形成华映今日的成长契机。中华映管的成功,是大同集团转型的象征,目前大同更跨足到硅晶圆、以及液晶显示器的研发与生产。

除了集团本身的转型外,大同早年低价购买的庞大土地资产,在房地产狂飙的情况下价值暴涨,也对大同的财务调度产生相当大的帮助。据估计,一九八九年大同所拥有的房地产市价达四百亿元,光售出一栋大楼给中国人寿,就赚进十八亿元,处分资产所带来的净收益达三十多亿元,这些收入也对大同公司的财务状况,助益良多。

大同集团在一九八九年度过难关,进一步扩张,并不断将触角伸向海外。一九八八年,大同整厂输出至印尼,生产映像管用电子枪,成立大同美国电机公司,并在国内推出具有杜比音扬效果的音响以及32位元电脑。一九八九年在泰国设立映像电子枪工厂,陆续将许多生产线移到东南亚,并在英国设立大同英国公司显示器厂。就在这两年,随着股市的狂飙及营运的改善,大同股价摆脱十元上下的低水准,不断向上攀升。近年来大同公司积极地从传统产业转变为高科技产业。这样的努力已有初步成果。一九九九年大同公司电子产品的产值已经过了传统家电产品的产值,因此在股市的类别中从机电股转变成为电子股。近年更积极投入热门的TFT-LCD的生产,期盼为给集团带来新的高峰。然而公司开始赚钱之际,对那些在公司最艰困的时期还借钱给老板的员工,林挺生并没有给予任何回馈,反而打压追讨股票的工会干部、激发劳资冲突,促进了大同自主工会的诞生。


老板大胆违法,赔上公司形象

在摆脱八○年代阴霾营运,逐渐走上新的发展轨道之际,大同集团却失去了以往良好的社会形象。国内外接二连三的违法事件,让大同从七○年代的民族工业形象,转变为不守法令、财大气粗的财团形象。从一九八九年开始,林挺生公然违反劳工局裁员定,更施展铁腕违法开除工会干部,舆论哗然。

林挺生的违法行为不仅止于此;为大同赚进大量利润的中华映管,也涉及不法。过去林挺生并未循正常管道,从大同转移资金到中华映管,反而为了逃税及逃避股东会的监督,利用预付货款的方式搞利益输送。一九九○年,财政部裁定大同与关系企业财务往来交代不清,必须补缴上亿元的营利事业所得税。此外,同年大同员工廖添和不满退休金给付过少,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断大同必须补足差额。一九九二年英国政府突击检查,也发现大同英国公司涉嫌非法复制软体。

这些都还只是较小的法律诉讼,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非法吸金。在一九八五年的金融风暴中,大同因为良好的政商关系,幸免于难,同时逃过了司法调查。不过到了一九九○年,这个长期以来公开违法的情事终于遭到举发,检察官主动调查后,以违反银行法对林挺生提起公诉。同时,大同工学院的学校建筑用地,在未获主管机关批准的情况下非法使用,遭到监察院的举发。昔日贵为国民党中常委的林挺生,竟遭到监委举发、沦落至被法院判刑的地步,无论对林挺生个人、或是对大同的社会形象来说,都是很大的打击。

此外,大同直到一九九八年十月以前,未依照法令提拨退休准备金,还遭到劳委会判定非法使用外劳,影响本国劳工权益。在引发和工会冲突的福利委员会问题上,公司长期拒绝工会合法改选主任委员的要求。一九八八年的劳资争议中,劳工局做出评断时,大同居然荒谬地宣布对劳工局的裁定「不予承认」。一个工会干部指出林挺生的行事作风:

「在阿生仔的想法里面,政府的什么法令都不重要,那些伊都没有放在眼里,伊自己就是法律!犯到伊的法律就要『杀头』,就是解雇。」


资讯时代的企管活化石

所有受访的工会干部、以及各种相关的新闻参与中,都认为林挺生强烈的意志以及个人风格,塑造了大同集团的风貌。大同工会发展的血泪,与他专断不妥协的性格密不可分。

林挺生与国内其他大资本家相比,的确有其独特之处。他的生活相当俭约,即使家财万贯也依然保持朴素。同时,他对技术研发的坚持,在国内家电业中也独树一帜,大同能在九○年代重新稳健成长,和林挺生坚持投入中华映管、长期从事研发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也使得大同能够成功地转型为高科技产业。

不过,林挺生的个性也对大同公司造成更大的危机。林挺生性格刚硬,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有极端的自信,他一直把大同定位为「民族工业」,心怀「当家做主」的责任感。这样的心态,更表现在每周三天、共六个小时,对大同员工和大同工学院学生所上的「经营学」上。从古代的儒家、论语、孟子到近代管理大师的经典著作,都是「大同人」的上课教材,这种资本家兼教师的作法,在台湾、甚至在世界上都是个异数。

台湾其他大财团所创办的学校,例如王永庆所办的长庚医学院、以及远东集团所办的元智大学等,公司负责人都没有挂名校长。但是为了维击人师的形象,林挺生长期兼任大同工学院的「教授校长董事长」,即使一再被控违法,他仍然坚持这个封号,导致工学院迟迟无法升级,直到一九九九年才升格为大学。这种好为人师的心态,在国内大资本家中,可说是空前绝后。

虽然林挺生有突破逆境的强韧意志力,坚持投入研发工作,但是强烈的自信,可说是一把双面刃,负面影响同样十分明显。他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事必躬亲、刚愎自用,严重影响员工的士气。过去林挺生身为国民党中常委,拥有良好的政商关系,戒严时代可以轻易镇压员工,再加上家电产业市场变化较小,集团的运作与扩张不会发生问题。然而这样的威权管理,却不足以应对一九八○年代以后,国际市场环境以及国内政经情势的转变。

八○年代后,台湾所有的家电业都陷入不景气,但是大同员工的薪水与福利,却远逊于同业的声宝、歌林公司,从获利率、配发股利这些反应营运绩效的指标来看,这两家企业都远高于大同,显示大同在较低的劳动成本上,仍然无法产生较高的利润,可见问题出在威权管理以及僵化的组织上。

财讯、天下杂志在评论大同的困境时,指出组织僵硬老化、因应市场反应缓慢、管理权过度集中,是大同营运不理想的主因。在大同帝国,凡事都要向林挺生报告,使得整个企业无法集思广益、灵活地面对迅速变动的市场需求。在林挺生主导一切的企业文化下,有创意的管理干部没有发挥的空间,纷纷离开。结果,大同集团的主管清一色都是服从林挺生,极端保守、节俭,不敢对公司经营策略发言的角色。

为了克服组织僵化所带来的低利润,林挺生所采取的主要管理手段,就是压低劳动条件、降低成本。对员工苛刻的结果造成士气低落,连带降低生产效率。员工不满还遭强力镇压,更造成上下离心离德,抱怨连连:

「林挺生常会来巡工厂,一年要来巡五、六次,他对巡厂特别有兴趣。……但是每次都畏等他巡完才能吃饭、休息,这点我实在无法忍受,那时都十二点多了,饿都饿死了,……结果大家拢做给他看,他到的地方就有人做,没到的所在拢没人做!」

「当初进来,大家拢讲大同有多好,说大公司多有制度,不过事实拢不是这样!说是一套做是一套!」

「外界对大同的评价是不错的,但一进大同后却发现不是如此,里面仍有派系之争,听话、肯做就会受主管重视,林挺生用人也是如此。大家都怕他…」

「如果林挺生接见你二十分钟,其中大概会有十八分钟是样在发言,工会干部只剩两分钟可以发言,那要怎么办?林挺生讲完十八分钟后,就会接着说『各位有没有意见、有没有问题呀?谢谢,谢谢』一边就走出去了。」


企业改造,搞错对象?

大同集团在九○年代有了比较稳健的获利,朝向高技术层次发展。一九九六年是大同发展的高峰,新产品积极进军3C(通讯、电脑、消费性电子产品)市场,公司的重心转移到资讯产业;同时,兴美商合作的大同奥的斯公司承接了捷运电扶梯订单、并计划进军亚太市场,大同亦名列世界第四大监视器制造厂,华映则是世界第一大映像管制造厂;大同并与日商住友合作成立减速机公司,一九九九年华映申请上柜,大同公司出售所持有的股份,预计即可获利一百五十亿元以上,集团总营业达到一千一百九十四亿。

在一九九四、九五、九六三年股票除权时,大同都稳健地配发二点五元到三元的股利,股价也行政保持在五十元上下的水准,很难想象十年前股价跌破票面的窘况,林挺生在长期亏本下对投资中华映管的坚持,更为财经杂志所津津乐道,真是成王败寇!一九九七年,大同的获利大幅衰退,但仍然得到全国户政电脑系统的合约。
九○年代,大同所投入的电脑和重机业,都是台湾的明星产业。但是与其他新兴高科技产业的表现相比,大同的发展显得跟不上时代。以原先的资本额及投入电脑业的时间来看,大同公司表现可说是不及格,包括宏碁、英业达、台积电等明星公司成立时,大同集团所拥有的资本远比这些公司更雄厚;十几年下来,这些公司都已经大幅超越大同,一九九七年天下杂志统计的全国制造业排行,大同被电脑同业英业达公司挤到十大集团榜单之外。

林挺生无法授权、对员工苛刻所带来的阻碍,完全浮现了。例如大同英国厂所生产的电脑原本赚钱,但是林挺生不了解电脑产业的特性,却又依自己独断的意志作决策,在独力开发了和IBM不相容的电脑机种后,不但将之前的委员会亏光,还差点将资本额亏损殆净。

近几年来,原本主导世界经济的大量生产模式,自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机后就陷入瓶颈,无法刺激大量消费而导致生产过剩,同时又因为工序严重的分割,变成是效率不彰的生产方式因此日本、西欧、北欧国家等,都开始发展新的企业组织型态。

随着台湾的经济成长,大同的产品与台湾家庭胼手胝足经过一段黄金岁月,然而全球变迁的脚步相当惊人,不管多自傲于过去的成绩,林挺生也被迫对大同僵硬的企业组织进行改革。不幸的是,在权威的管理模式下,员工无法参与,所有的改革都成为敷衍。

大同的企业改造从组织肩平化开始,大部份变革都模仿自日本的做法。例如大同的品管思考圈(QCTC),就是模仿自日本的品管圈(QCC),有趣的是,林挺生在抄袭日本作法之余,仍不忘表现自己的优越性,一位员工说:

「林挺生唛真奇怪,别人叫QCC,伊偏偏要叫QCTC,说是什么品管思考圈,多一个思考,说品管一定要思考,要升级就一定要思考,结果害大同人都说QCTC,走到其他地方别人都听不懂。」

品管圈是将原有的流水式产生线,变成一个个的工作圈,在某些程度上,工人可以提出对生产流程与管理的意见,藉由小组合作提高品质与产量,透过这种训练,工人不再只是从事生产的动作,同时也能参与决策、激发创造力。但是到了威权的林挺生手上,品管圈的作法却立刻变质:

「(品管圈)只有形式上这样做而已,就每个星期找一班来开会,每班轮流,思考那里须要改善,不过后来就愈来愈松了,有二个星期一遍,也有一个月、二个月一遍,因为很多事情反应了也没办法改,林挺生不能接受,品管圈最后就变成大家工作停下来休息,坐下来吃零食,开讲。」

工会干部表示,大同公司的品管圈没有真正对员工授权、让员工参与,下情还是无法上达。

在大同,每年都会举办品管圈比赛,评比的标准,就是计算那个单位的花费成本愈少、或材炓节省愈多,工人不断思考如何降低成本的改进方式,但是总会有一个底线出现,在成本无法继续降低的情况下,只好增加劳动强度,山穷水尽时,就只有骗老板了。于是,每年的品管大赛就变成了一场场「说谎大赛」。最后,生产过程中的材料浪费等问题依旧存在,只是被作假掩盖掉而已。

大同公司所实施的员工提案制度,也落到同样的下场。由于员工无法真正掌握劳动过程,按件计酬的员工提案制度,就变成作业绩赚外快的方式,基层员工拼命提案,导致奖金浮滥,在减少奖金之后就没人愿意提案了。于是,公司又规定各单位提案必须达成一定的数量,基层主管只好想办法叫员工随便应付一下。企业改革,变成主管欺上瞒下、员工作表面功夫的荒谬剧。某位工会干部一针见血地指出林挺生威权风格的问题:

「一个人要经营上百人的公司,能够深刻全体员工的状况、谁比较适合什么工作,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是一个两万多人的大公司?所有说要经营上没有错误、生产上没有浪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像大同这样的公司,要节省百分之十的成本,只要有产业民主员工参与,其实很容易做到。」

八○年代以后,传统威权、官僚化的管理模式,逐渐无法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许多经济与企管研究都指出,只有让员工充分参与决策、发挥创意的制度,才能维持企业高度成长,相反的,管理权集中于少数高层菁英的体制,将逐渐被变化快速的市场所淘汰,美国电子业的兴衰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东岸的一二八公路区原本是世界电子业的中心,但在大公司威权管理下,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而被硅谷所取代。大同的没落,无疑是林挺生威权管理所带来的最大后遗症。

除了组织僵化、缺乏弹性之外,林强人统治所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第二代接班的危机。早在一九八○年代,新闻界就指出林挺生的长子林蔚山虽然位居总经理,但几乎没有任何经营实权,所有决策都操在林挺生一个人之手,甚至到九○年代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可见林挺生连儿子的能力都不信。长期事必躬亲的结果,使得大同没有办公室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经营团队。一个工会干部这样表示:

「比较有主见的主管往往与他不合而离开,剩下的都是唯命是从的乖乖牌。就连亲儿子林蔚山建议大同朝向『多角化』经营,都被他嗤之以鼻。在大同公司七十周年庆中,已经接掌总经理职位十六年的林蔚山在致词时,仍然开口必言『在董事长英明领导下……』。典礼结束后业务处总处长王安崇带领一千多位专卖店、服务站代表,对着林挺生高呼『万岁!大同万歳!』突然令置身其中的人恍如回到百余年前的封建君主朝代。」

就像历史上所有专制王朝一样,接班问题是个无解的难题,林挺生的大同帝国也是如此。林挺生两位太座五个儿子,身居集团中五个不同公司的负责人,彼此之间又屡屡传出不合的消息,使得企业第二代的接班面临考验。一旦林挺生退休,大财团中常见的兄弟阋墙现象,恐怕难以避免;即使接班问题顺利解决,这些长期处在父亲阴影下的儿子们,是否能够投票起大局,也相当令人担忧。

总之,大同公司的企业改造,似乎应该先从老板们的头脑改起。


资本家的六字箴言

威权的管理模式下,大同公司没办公室集思广益,唯一能打的就是低成本战。林挺生对成本的控制相当严格,要求每一个生产流程必须收入大于支出。其实这就是被台湾企管界不断吹捧的学者波特(Michael E.Porrer),所提出的研发、采购、生产、行销、配送、售后服务,均有附加价值的「价值炼」理论,但林挺生以自创语言来表达,这就是:业、设、购、产、销、务六字口诀,也就是从产品设计开始,采购、成本、控制、制造、行销与交货到售后服务,都要量入为出,发掘每一个工作流程的附加价值。后来林挺生又修改口诀为「性能优越、品质可靠、交货准时、服务快优、访销尽心,收入大于支出」,号称「六大根本力」,透过林挺生朝夕的耳提面命,让一千余名课长级以上的干部琅琅上口。林挺生为确认督导员工量入为出,大同内部十万元以上的支出,都要样亲自批准。

低成本策略的另一个作法就是外包制度。在台湾,中小企业以特有的变形虫生产体制傲视全球,缔造了令人钦羡的经济奇迹。这种变形虫的生产方式,靠的就是广大的协力网络、家庭代工和外包制度。在这些网络下,每天辛苦讨生活的,大部份都是低薪资、无保障的女性劳动者。

为了直接降低成本,近年来大同也开始实施外包制度。外包制度分为二种:一种是厂内外包、另一种是厂外外包。厂外外包就是一般所称的外包,例如协力厂、卫星工厂、及家庭工厂等,本厂将设计图画出,外包厂商就依图型制造产品。

厂内外包的情形就比较繁复,比如以往和大同合作得不错的厂商,整条生产线搬到工厂旁,就是一种厂内包工制度。所以在大同公司的工厂旁边,总有几间小房间,名为「黄昏班」,外包人员就在里面工作,他们跟一般的员工差不多,穿着同样的衣服、做着同样的工作,只不过没有直接受雇于大同公司罢了!这些工人不少是厂内员工或家属,或是一些已经退休的员工,利用下班之后继续做工。一位工会干部认为:

「这些外包的使用,技术上来说是降低成本,其实是打压工会啦!工厂中有一群人在吵,另一群不是工会的人就不吵,你看这会怎样?公司根本不理你!」

此外,钻法律漏洞以及运用低工资的劳动力,也是压低成本的法宝。大同公司利用融资中华映管,利息收入却逃税,并且曾经被劳保局指控,在一九八三年逃漏劳保保费没有替一千七百八十六名员工加保,而处以七百二十六万元的罚锾。

在一九八○年代中期以前,大同公司压低人事成本的招数,就是利用与大同工商等高工建教合作的机会,变相使用廉价劳动力。一九八七年,劳委会专案检查小组发现大同公司非法运用建教生,大部份的学生在工厂里面连续工作十四天都没有休假,其中有些人每天的工时更超过十一个钟头。

除了违法使用廉价的建教生之外,近年来,引进外劳也是企业降低人事成本的方法之一。例如大同三峡厂多是3D(高温、噪音、落尘)的工作,各单位都得以引进外劳,现在只剩下大同奥的斯没有聘雇外籍劳工。工会干部刘庸笑称,他的单位放眼望去都是一片「黑梭梭」,好像是到了国外。近年来,大同各子公司要求未达法定退休条件的员工提前退休的作法,也方兴未艾。

林挺生对劳动条件处处压榨的「六字箴言」,大同公司工厂内外外包制度的引进,以及外籍劳工的雇用,呈现出「企业改革」的真面目。由多年来对劳工的苛刻态度,也使得工人们的怨恨不断累积。

让我们回到一九八八年二月。

在曾水鉴一张传单的激发下,中山北路大同总厂、三峡厂、板桥、大龙厂、北投厂,一直到桃园各厂区,上万名大同公司的员工在没有预谋的情况下,创造出怠工一整个礼拜的奇迹,摇撼了大同帝国的政权。然而这次意外的怠工事件,只是劳资冲突的开端,大同工会对抗老板威权统治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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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集团的家族成员

Table 1


大同企业集团组织简图

Table 2

注:参考大同公司八十七年度年报。



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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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芽破土!


这些劳工终日与机器为伍,根本没机会接触公共事务,所以读书会刚开始并不是很顺利,但是俗语说「互相漏气求进步」,就在吵吵闹闹的过程中,成员学会了开会的经验、说话的技巧、尊重别人的态度,以及民主的程序。工会的雏形,就在工厂外的小天地中悄悄萌芽。

戒严解除之初,台湾人民的政治启蒙才刚开始,更不要说组织工会了。大部份工人对工会干部的印象,与管理阶层、国民党党务人员差不多,会员对工会运作的理解,仅止于每逢劳动节赠送的保温杯、肥皂等礼品。工会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要组工会?筹组大同三峡厂产业工会的工作开始进行时,干部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些基本问题。

其实,任何一个吃人头路的受雇者都知识,在面对资方的权威时,劳工都是孤立无助的,个人情绪化的反弹或抗争,只会造成失业与饥饿。所以,无论是蓝领或白领受雇者,在面对资方或管理监督时,都不可能单打独斗,只有团结起来,组织工会采取集体行动。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

但是在解严之前,台湾的工会组织却无法集结劳工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台湾工运受到国民党威权体制的长期渗透与打压。一方面,由于戒严法实施长达四十年,任何民间自发的集会结社、游行抗争,都会遭到白色恐怖无情的镇压;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对工会采取由上而下的扶植,生产事业党部与调查局的特务渗透工会、把持会务,使得工会失去了抗争的能力。

什么样的公鸡不会斗?答案当然是「阉鸡」了,台湾劳工就把这种被国民党或资方把持、不会斗的工会,戏称为「阉鸡工会」。

大同工人推翻阉鸡工会的故事,应该从三峡厂开始说起。


三峡厂工会的创造者

早在一九八○年代初期,三峡马达厂的许守活、江清通、涂星满、王苏华等,这一群「不听话」的员工,就常常利用吃饭或下班时间聚在一起,讨论公司里的安全卫生等问题。大同的安全卫生委员、福利委员及劳资会议代表选举,过去都是资方暗中操盘,董事长钦定的人物当选,根本无法为员工争取权益。但是在一九八四年的选战中,资方竟然「头壳坏去」,贴出公告,允许员工参与选举。这个突如其来的转变,给了许守活等人一个大好机会。为了和资方暗中推派的人选较劲,劳方第一次在工厂内张贴海报,宣传劳工意识及参选的意义。

海报炒热了选举的气氛,让资方颇为紧张。后来,涂星满当选三峡厂的劳资会议代表,王苏华和许守活则选上福利委员。然而在选战之后,劳方才发现总公司的工会,是由资方把持的阉鸡工会,在阉鸡工会推派的安全卫生委员、福利委员阻挠下,根本不能为劳工争取权益。脱离总公司、改组新工会的想法油然而生。

「我们缴钱给总公司工会,它居然不为我们讲话,这不是『养老鼠、咬布袋』,又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取而代之。」

木讷、害羞是许多人第一次看见许守活的印象。三十八年次的许守活,淡水工商三专毕业,拥有当时的高学历,却自认为不适合朝九晚五坐办公室的生活,而选择了劳工工作。三峡厂的管理阶层大概没有想到,筹组工会的发起者,竟然是害羞、有时讲起话来还会结巴的许守活。

「其实我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叛逆的,这是受到我阿爸的影响,因为我阿爸在学生时代就碰见过谯叭年事件,他常常会和我说一些日据时代的事情…,而且我二哥也经历过二二八事件,他们常常会和我谈这款的代志,所以我对政治事件有较早的启蒙。」许守活回忆说。

由于这样的家庭环境,再加上喜欢读书,各种党外杂志,「自由中国」、「政论杂志」等等,都成为许守活钟爱的读物。高中时代,由于「堵烂」国民党,他不愿成为党员,到了当兵的时候,全连包括他在内,就只有三个人没有加入国民党,在军队中备受刁难。

役毕之后,许守活在三重埔的一家电线工厂上班,工作环境非常恶劣,老板根本漠视工厂法的规定,员工一天常工作超过九小时,一个月也只放二天假。就连国定的选举假,老板都只让员工休息两个钟头出外投票,之后必须再回工厂上班。大部份员工根本不知道投票日可以放假,只有许守活例外,他整天没去上班。老板要处罚他,他却老神在在地说:

「报纸上早就说投票日全国放假一天,而且法令上也是如此规定,我只是行使法律赋予我的权利」。从此以后,那间电线工厂再也没有人在投票日上班。面对老板知法犯法,许守活常常在工厂会议中拿着六法全书和头家理论,迫使老板修改工厂的规定。渐渐地,许守活开始有筹组工会的念头。

许守活筹组工会的愿望,随工厂搬迁而落空。从电线厂离职之后,他进入大同公司三峡厂,从一名生产线上的仓库工开始做起,虽然苦无机会,但他的心里还是惦记着组织工会这件事。

创造三峡厂工会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江清通,则行动务实、不擅多言,在样身上看到的就是台湾劳工吃苦耐操的纯朴性格。「清通仔」来自云林贫穷的农村,职业学校机械科毕业,由于家境贫寒,当完兵第二天就上台北找工作,想赶快赚钱,减轻家里的负担。

北上之后,江清通曾在台湾三洋电机工作过,之后又到南亚纤维厂,纤维厂八到十二小时的轮班制使他身心俱疲,兴起换工作的念头。进入大同公司后,江清通从品管工作做起,之后调到设计单位。由于设计单位常在外面和客户接触,使得江清通有更多的机会增长见识,开启了他的视野。

此后,清通仔开始阅读党外的民进报,利用出外或下班时间,站在龙山寺前听党外人士演讲,或者到党外侯晴耀人的竞选服务处溜跶。一九八七年八月,他经过台北县长侯晴耀人尤清的竞服务处,无意间收到「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举办劳工教育课程的宣传单,对于当时完全没有劳工意识的江清通来说,根本不知道劳工教育是啥米碗糕,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态,就把报名表拿了回来。

「当时劳教的讲师有林子文、唐云腾、汪立峡、郭吉仁及赖劲麟,大伙儿那时都不知道上课的内容是些什么东西,只是觉得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就决定一起去报名上课。」江清通说。

一九八七年十月,许守活、江清通、涂星满三人参加了劳支会开办的「劳工讲习班」,一个月共上了十二堂课,让他们对劳工法令与工会组织有了初期的认识。后来,许守活利用一九八八年的元旦假期,单枪匹马到乌来迷你谷参加劳支会所举办的工运干部营队。在这次营队中,活跃的远东化纤工会、桃园客运工会的干部们,在上课期间的高谈阔论,让许守活觉得很震惊。

「我突然发现别的工会干部都很冲,大家甚至敢谈工人革命之类的话,那次会议,打开了我的眼界。」

与江清通、涂星满、郭淑宝等好友分享这次经验之,大家已经有了组织工会的共识,年终奖金怠工更有推波助澜之效。在怠工期间,许守活成为工人们的情报中心,记录了许多带头抗争者的名单,然而他却对同事们说:
「莫名其妙起来的抗争,一定会莫名其妙地倒下去,它不能持久,我们要长期争取权益,需要一个组织化的工会。」

心思细密的许守活认为,如果组工会要一举成功,所有发起人都必须有批判体制、反抗公司的意识,才能抵抗资方强大的压力。于是,许守活、江清通先从看党外杂志的同事开始着手,拉了大马中心的黄宗溢、钢铣中心品管课的郭淑宝、以及钢铣中心的杨福富来商量,又透过杨福富找来了刘庸、庄仁诚等人。

从小生长在三重文化南路的刘庸,十六岁国中毕业后就进入了大同公司。小时候的生长环境龙蛇杂处,附近除了有警备总部、眷村、还有各帮各派,因此,类似暴力武打片中打打杀杀的画面,他早就习以为常。

看惯了这些血腥暴力,刘庸对人性相当失望,总以为人生是黑白的。直到他加入了合唱团,认识音乐,他才有了一些光明的希望。常笑自己是「上班一条虫,下班一条龙」的刘庸,下班后可真是生龙活虎:「我当时最高纪录可以一次参加八个合唱团,除了民国六十七年时加入的大同公司的合唱团外,反正只要有合唱团的地方我都会去。」刘庸那时候在工厂里想的只有唱歌,在工会现场也是哼哼唱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工会。由于从小看惯了刀光剑影,结果也养成刘庸「好管闲事」的个性,常为同事强出头。

「由于这种爱打抱不平的性格,让我在我们单位变成很出名,全单位的人都认识我,只要有事就会跑来找我」。

由于全厂都知道刘庸这一号人物,许守活在筹组工会找人时,特地透过同事找到了刘庸。每天收工之后,所有的工会发起人就到郭淑宝、以及庄仁诚二人家里开讲,先从读书会开始,学着阅劳工法令,讨论组工会的目的,并且找劳支会的工作者来上课,逐渐凝聚成员的共识。

「那时候我们还很怕,开会的时候都偷偷摸摸的去,怕人家跟踪,才刚解严而已,大家都不知道组工会会有什么后果,会不会被抓去关……」许守活说。

这些劳工终日与机器为伍,根本没机会接触公共事务,所有读书会刚开始并不是很顺利,但是俗语说「互相漏气求进步」,就吵吵闹闹的过程中,成员学会了开会的经验、说话的技巧、尊重别人的态度,以及民主的程序、工会的雏形,就工厂外的小天地中悄悄萌芽。

「我们就一步一步慢慢来,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起初,我们连拿麦克风说话都不会,不过就慢慢训练,每个人轮流上台当主席、司仪,学开会的技巧。」

许守活秘书长赖劲麟负责从旁协助,「就算大家在谈一些不重要的代志、或是为了一些小事情吵半天,他都会很有耐性地听人家讲完,然后才继续下去,也不会说谁讲的东西不重要,让我印象很深。」许守活说。后来,脾气不好的干部们都收敛起急性子,开始有耐心地倾听别人发言,不再随便打断别人的话,讲话畏畏缩缩、结结巴巴的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口才也渐渐流利起来。

每个星期的法令训练,就成了干部们的定期聚会。至于筹组工会需要的开会记录、文宣制作,则交给江清通负责。

「那时的电脑还不是很发,而且又不是人人都会用,所以我都回去『剥削』我女儿。说到我这个女儿,我实在是很感谢、很心疼,有关工会的所有文件都是我女儿弄的,连文宣也是。有时一弄就弄到三更半夜,别人都不知道。」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农历年后不久,工会发起人送件到台北县政府申请成立,三月廿二日,台北县政府核准筹组工会,一切似乎都还相当顺利。


三峡厂产业工会筹备会的两张传单

【传单一】您知道每日、每周,假日加班费用的计算方法吗?您了解劳动基准法、公司服务规章所规定之加班费计算法吗?您知道工作服是我们薪资的一部份吗?也许各位不了解,但是大同产业工会知道,也了解,长久以来我们缴了会费,为什么?它不能为我们争取应得的,为什么任凭公司欺瞒我们,而不指正?如此的工会我们还能信任它吗?需要它吗?希望各位记取去年我们争取年终奖金,而工会理事长到劳支会去出卖我们,所说的那一席话。醒来吧!同仁唯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

【传单二】工会是代表什么?您了解吗?您知道工会对劳工的重要性吗?您知道什么样的工会才能为您争取应得的权益?相信各位都知道工会的重要性,但那又如何?大同产业工会存在公司的历史已久,但是他曾为我们争取些什么?没有。反而是帮助公司压榨我们,订定不合法的制度,胁迫我们假日全体上班,扣留我们的股票。它还能依靠吗?您还需要它吗?我们应该早日摒弃它、离开它,重新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主的工会。…


历史转捩点:唐聪明事件

或许是台北县社会局劳工课「太过热心」,发起工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资方的耳朵里,工会发起人名单遭资方掌握,打压劳工的小动作不断。三月中开始,主管三不五时就把发起人名册中的员工,叫去「关心一下」,或好意规劝、或语带威胁,软硬兼施,但劳方对他们的质询不是随便敷衍、就是立场坚决,主管们的打压终于变本加厉。

最糟的是,在资方的封锁下,一般员工对三峡厂工会为什么要独立出来、能够给会员带来什么好处等问题,仍然懵懵懂懂。直到公司强制认股引发员工不满,以及唐聪明事件的触发,工会才顺利成立。

大同公司要求员工认股,又规定其股份不得任意使用的@习,由来已久。林挺生以职工福利金贷款给员工,分期购买公司股票,期满之后员工却不能领回股票、也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这一次,公司为办理七十七年度员工认股作业,在一九八八年三月底以公告方式,要求员工必须在资方指定的元大证券办理开户手续,同时指示「代理人」栏及「通讯住址」留白,由公司统一代为填写。此外,资方还要求员工必须将认购的股票,交由该公司职工福利委员会保管,除非离职,否则不得领回。员工对此积怨已久,唐聪明事件成了一连串抗争的导火线。

四月一日,三峡厂产业工会发起人会议及第一次筹备会的前一天,资方见劳工组织工会的心意坚决,突然将发起人之一,钢铣中心的作业员唐聪明,调往高雄重电站,调职令上并未书写任何调职理由,并注明三月二十五日生效,换句话说,唐聪明已不是三峡厂员工、甚至已经旷工好几天了。同时,厂长林镇弘开始约谈许守活等人,表示不希望他们成立工会,引起劳工极大的反弹。工会筹备会在三月二十三日收到县政府的核准公文,大同公司三月二十五日就即时发出调职令,更导致发起人的恐慌。

四月二日早上的工会筹备会,资方不但拒绝出借场地、还不准劳工请假开,劳工只好使出怪招,利用午餐时间在大门口召开第一次筹备会,没想到刚要坐下来开放时,厂方竟然打电话到警察局,说「劳工要暴动」,三峡警察局局分局长亲自到场,以妨碍交通为由,干扰会议进行。

四月九日,三峡厂员工和自主工联筹备会的干部,到位于中山北路的大同总公司前高举布条,抗议大同公司调动唐聪明,意图阻挠三峡厂成立工会,员工高呼「工会自己组,工人有前途」、「誓死保卫唐聪明」等口号,工党的汪立峡、劳支会的郭吉仁、及大洋塑胶产业工会胡福正等人,也加入声援的行列。然而资方却对媒体表示,由于台币持续升值,大同公司外销利润减少,所以要扩大内销市场,增推销人员,因为唐聪明各条件非常适合这个工作,所以才将样调职。但唐聪明是钢铁中心的技术员,新业务显得和其专长不合。

四月十三日,唐聪明被总公司人事处处长王守德约,并递交旷职联络单,内容如下:「台端至三峡厂上班至本日(四月十三日)为止。希台端于四月十四日起自行前往高重电服务站报到,否则依旷工规定处理。公司规定旷工三日以上,依服务规程第三三条之规定,应予免职处分。」唐聪明则以该决定违反县府调解程序,当场拒收。

工会干部们认为如果唐聪明被「杀头」,而其他人默默接受的话,最后一定会被资方个个击破,不抗争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就算冒着全部被开除的风险来抗争,也要挺唐聪明到底!没想到他们竟然一举获得员工的广泛支持。

四月十四日午休时间,工会筹备会为保卫唐聪明,在厂内发动群众运动,各部门三百多名员工自动加入抗议。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工人们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经验,不但没有感激恐惧,反而觉得十分好玩。大伙兴高采烈地拉开布条、举着抗议手牌,绕着厂区游行,吶喊抗议口号,为了唐聪明,钢铁中心更发动集体罢工,其他生产线也都呈现停顿的态度。南亚纤维厂工会的蔡清泽、华隆中和厂工会的何俊亮、劳支会郭吉仁等人,也到场声援。这种自发性的集体行动,让平时习惯林挺生权威的管理阶层惊吓过度、束手无策。


台北县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厂产业工会筹备会抗议声明


一、唐聪明为本会主要发起人,而林挺生未经其本人同意下,竟发出人事调派令,限其四月六日前往高雄重电站报到当业务员,严重违背工会法劳基法之规定,本筹备会决全力声援唐聪明之权益,要求资方撤回该人事调派令,并回复原单位工作,以维护法令之尊严。二、本会九位筹备委员为筹备,已有六位受到资方约谈、资遣等打击,本会特予警告,尔后若再有类似情事发生,则本会所采取行动之后果,概由资方负。三、台北市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工会,……,向台北县政府函告,欲取消本会筹备工会之权益,试问有何法令依据?况且该工会本应于七十六年五月任期届满,却未依法令改选,则该会当属非法组织,而台北市政府身为主管机关竟纵容至今,不知其理安在?、本会发起人会议,已于四月二日依法召开,而台北县政府并未派员参加,实属失职,只以电话联络要求暂缓本会发起人会议召开,事后于四月五日以七七北府社四字第九三三八三号简便行文,不禁使人怀疑政府贯彻劳工法令,照顾劳工之决心,本会再次呼吁台北县政府,应本正义、人道之精神冲破层层之箝制,给予本会最大支持。(一九八八年四月初)


工会顺利成立,资方秋后算账

唐聪明事件还未停息,大同公司就发动人事大搬风。四月廿五日,在未微得劳工的同意下,总公司发布张照碧、江清通、刘成瑞、傅云贵、刘秋得五名员工的调遣令,调遣的员工,当初都曾参与大同公司权利促进会活动,要求公司退还员工所认购的股票。

另一方面,当时仍属阉鸡工会的总公司工会,向省政府提出诉愿,企图阻止三峡厂工会宣布「独立」,理由是:大同公司产业工会在民国四十八年成立,范围包括大同公司各厂,三峡厂现在是大同工会的分支单位,会员每个月缴八元会费给总会,并选出劳方代表参加劳资会议,三峡厂亦有劳工担任大同工会常务理事及监事,所以不宜单独成立工会。由于总公司工会向省府申请诉愿,又向官方施加压力,县政府以手续问题为理由,迟迟不肯核准工会召开成立。

然而在法律明文规定下,劳支会最后还是做出正确的裁决:三峡厂员工不须总公司同意,就可以成立产业工会。官员认可之后,大同三峡厂终于在五月五日选举工会代表。工会预订中午十二点开始进行投票,然而到了十一点多,仍没看到选票的踪影。

原来,依据动员戡乱时期「加强督导各级人民团体施行办法」的规定,人民团体的选举或罢免选票,必须有主管机关的印鉴才生效。劳工课的课员黄双喜,碍于对自主工会的恐惧与各方的压力,坚持不肯盖印章,在场员工林庆雄等人都十分火大。拗不过员工的坚持,黄双喜心不甘情愿地盖下印章,林庆雄顺势就抓起桌上已盖好的选票、拉着许守活往外冲,两人骑上林庆雄的机车,在二十分钟内从板桥的台北县政府飚车回三峡厂。经过林庆雄等人的搏命演出,终于让三峡厂工会顺利完成投票。

当天大同公司仍然不愿出借场地,工会会员七百二十五人,只好在细雨霏霏的大门口前,冒雨投票选出刘庸、唐聪明、江清通、蔡直等七十二名会员代表。

一九八八年五月廿五日,大同公司三峡厂产业工会成立。斗大的海报上写着:

「三峡工会是我们拼出来的。工会是法人,是代表劳方与公司对等的组织,不是资方的传声筒,更不是劳资间的桥梁。」

这是许守活最高兴的一天,简短的几个字,实在不足以传达工会干部喜悦的心情。三峡厂产业工会第一届的理事为刘庸、许守活、庄仁诚、陈彦耀、黄宗溢、涂星满、林庆雄、唐聪明,监事为王苏华、郭淑宝、陈傅文,王苏华当选常务监事,刘庸、许守活三人当选常务理事,许守活、刘庸并当选为县总工会代表。之后板桥厂也产生连锁效应,在七月成立自主工会。

然而,资方并未放弃打击工会的行动,一方面,公司拒绝提供三峡厂工会会所,干部们只好到厂外找房子。另一方面,唐聪明、江清通等人仍难逃被资方调职的命运。

自五月份起,公司就拒发唐聪明薪资,他的生活立即陷入了困境,只好向工会借钱应急。为了能恢复工作,唐聪明于五月份时即依「动员勘乱时期劳资纠纷处理办法」,向台北县政府提出评断的要求,然而县政府却不断延期审理,直到七月二十日下午,才决定开评断会。就在唐聪明对评断会满怀期待时,情势急转直下。

原来当年立法院通过了「劳资争议处理法」,行政院并在七月十八日,以台七十七劳字第二○四五一号令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劳资争议处理办法,且在文到第三日起生效。换句话说,在七月二十日,评断会仍如时召开,由北县社会局局长颜肇华主,但因依据的评断法令已终止,结论不具法律效果,整个评断会最后以协调的形式收场。

董事长林挺生则在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的干部集会中,公开扬言「要让大同三峡、板桥厂工会消失」,表达了秋后算账的决心。


「我累了,不想再争下去……」

八月二日,在生活困顿、亲人生病、及长期的精神煎熬下,唐聪明接受调职前往台中。紧接在唐聪明之后,江清通也成为资方开刀的对象。

八月十三日,江清通遭资方调职,由马达设计处发电机设计课组长,降调为验收中心副组长。林挺生为了调职彻底成功,不借把原设计单位改为业务技术课,所有人员暂时撤离原来的办公室,如此一来,即使县政府要求把非法调职的劳工送回原单位,原单位也早已不存在。

为了回应资方打压,大同三峡、板桥两产业工会也不甘示弱,合力抗议大同总公司擅自收取两产业工会每人八元会费。但大同公司对此相应不理,工会只好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大同公司「不当得利」告诉,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但是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时,法官认为诉讼对象有误,因为收取会费的是大同总公司产业工会,而非大同公司,大同公司无所谓不当得利。两个工会的干部几经评估,认为胜算不大,只有撤销告诉。

经过长达八个月的争议,江清通调职一案,在劳方同意之后划下句点。与江清通同时遭到调职处分者,还有台北总厂的曾水鉴等人,但曾水鉴等向台北市劳工局多次陈情,公司已经补发他们五个人的积欠薪资,江清通的部份却一直未做处理,直到样同意调职后,公司才同意补发积欠工资,同时也取消了工会理监事会不得请公假的规定。

工会干部的悲惨牺牲,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资方终于节节败退。

为了反对三峡厂筹组工会,大同公司产业工会再度向县政府陈情,认为大同公司产业工会成立已有三十年之久,若再准三峡厂成立工会,会导致分歧的困难,但县府的答复是「三峡厂得依法成立工会」。

大同总公司不服,改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法院判决:大同产业工会于民国四十八年成立,当时三峡厂尚未设立,因此不能把它列为组织区域,而且现行有关法令也未规定产业员工筹组工会前,必须先脱离原属工会会员身份始可,因此,行政法院驳回大同公司产业工会的行政诉讼。这项结果无疑是给劳工带来了莫大的鼓励,同时也使三峡厂工会更正当性。

可是林挺生企图「消灭」三峡、板桥厂工会的决心仍没有改变,合法解决的程序行不通,资方就暗地运作放黑函,甚至在厂内散发「大同公司只有一个工会」、「不退出大同产业工会」的传单,试图扰乱员工的视听,否认三峡、板桥工会这两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存在,并且举行总公司工会改选,企图选出三峡厂,板桥厂会员代表,以打压三峡、板桥两产业工会,最后功败垂成。

江清通、许守活、刘庸这三位工会干部,此后开始活跃于地方工运界,因为每一次自我介绍来自「大同三峡」,一语双关,「大同三侠」就成了他们三个人的昵称。从协助大同板桥厂成立工会开始,大同三侠成为其他工会的咨询对象,包括德隆化纤工会、新店客运工会、龙生工会、福和客运工会、耀文电子工会、统联客运工会、厚生工会……等,三人都积极参与或声援。

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行政法院驳回总公司的起诉,并且不准资方再上诉,大同三峡厂终获得正名。在将近两年的奋斗之后,大同三峡厂产业工会终于宣布独立,成为大同公司各工会自主化的火车头。


板桥厂工会的创建

就在三峡厂劳工奋战的同时,大同板桥厂的员工们也开始鸭子划水,与三峡厂同步筹组工会。板桥厂工会成立的关键人物——蔡龙田,役毕之后在林务局工作,二十二、三岁时,听说大同公司在招考工人,就与朋友一同去报告,从前的大同是众人眼中的金饭碗,许多人像蔡龙田一样,甘心放弃公务员行政的工作,来大同接受挑战,就连基层工人都有许多大学生来报考。蔡龙田在激烈竞争中顺利考上。当时台湾家电对市场畅旺,虽然一天薪水才三十元,但是大概每三个月就调薪一次,员工福利也优于同业。

正所谓好景不常,这个黄金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几年之后,随着家电市场萎缩,员工的薪资也多年不曾调整。
三峡厂的许守活、江清通在开始准备筹组三峡厂工会之前,就常常跑到板桥厂来串门子。许守活家住板桥,使他更容易就进行组织工会。板桥厂的蔡龙田等,在每次和三峡厂这些同仁私下聚会里,对公司的政策越来越不满。

「公司政策改来改去,都用骗的!…像有的一开始说,在一定时间内做三百件给一千块奖金,结果你达到了,下次又说要四百件才能拿奖金。」蔡龙田忿忿地回忆道:「以前还有一个制度,公司为了增进生产力,定了一个出货目标,鼓励大家若提前将目标达成,该星期剩余天数便可放假。大家拼命做,结果很多次在第五天就做完了,应该可以周休二日才对,没想到后来又取消这个制度,但生产册却一直订高,根本就用骗的。」

板桥厂的计件工资制度,经常出现工业社会学上所说的「天花板现象」,每当工人们努力达成奖金的标准时,资方为了节省成本,就一再把奖金标准提高,结果劳工再怎么努力,总工资还是一再被拉下来,好像工资老是有一个上限。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它像是年终奖金、退休金的计算问题、工安卫生等问题,都导致劳资冲突层出不穷,而资方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骗。

「其实长久以来公司很多要改的地方都没做。劳基法实施那么久,公司也没照步来。当时看了一下劳基法,才知道我们差劳基法怎么那么多!星期天叫我们到公司加班,不来的还要扣钱。」

在管理阶层的谎言不攻自破的情况下,员工们越来越不满。在筹组板桥厂工会之前,大家也想到:不是有一个工会在总公司那里吗?

「本来一直想,已经有工会了嘛,就不用组了。后来发现他们根本不行。与三峡那边有联系之后,大家相互激励,就比较积极,开始想自己组工会。」

蔡龙田、桂宗钧等板桥厂劳工,逐渐将抱怨公司政策的怒气,转化为积极筹组工会的动力。幸运的是,与三峡厂及「光复」总公司工会的大战比起来,板桥厂工会在筹组的过程中,少了一段「血腥镇压史」。但这并不代表组工会的过程平顺无波。当成立工会的风声传出时:

「公司扬言三个月要消灭工会。……在那段期间,发起人都三不五时会被厂长及管理干部召见、劝退。管理干部甚至还说『请你们喝酒吃饭啦!就不要去开会(发起人大会)了嘛!』」蔡龙田回忆说。

公司透过各种管道,对工会发起人软硬兼施。林挺生与国民党关系良好,这方面的压力自然不少,国民党籍的工会干部,就遭到党部的约谈。

「当时公司里面好像还有国民党的产业党部的一个指挥所在里面…。国民党控制得非常厉害,透过产业党部及各种管道…像发起人的召集人郝国荣是属于退辅会系统的,他们就透过退辅会系统来向郝国荣施压。我们反正在公司做得『起毛祝歹』!也不怕它啦。没有人被劝退。」

板桥厂的劳工就这样「把头犁下去了」,任管理阶层使尽浑身解数、讲得嘴角全啵,他们却也不再回头,势必要把工会给组起来。

「我当时已经做了廿一年了,我就想,大不了头路没了嘛!总是要做做看,看公司会不会改。……当时我是厂里干部,大家看『蔡仔』都站出来了,就跟过来了。像冰箱厂的郝国荣也是干部,大家看到干部已经在前面了,就比较不怕,就比较放心。」

蔡龙田在当时已经是年资廿一年的资深员工了,郝国荣年资更深。由于这些资深劳工对板桥厂的兴衰利弊瞭若指掌,加上本身是受尊重的低阶干部,无论就说服力、就同事间的情谊来说,都极具影响力。由他们起带头作用,人心与士气的凝聚都达到空前。就这样,在三峡厂工会成立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当年的七月十一日,大同板桥厂工会诞生了!

然而就像三峡厂工会的遭遇一样,董事长林挺生并不承认板桥厂工会,总公司仍然从这两个厂区员工的薪水中,扣除八元工会会费,而且不打算移交给板桥厂与三峡厂工会。在这两个工会刚成立的一年多里面,工会会费都是由干部们一个一个收取,许多工人连几块钱的会费都不肯出,宁可搭便车。在管理阶层施压之后,很多同情工会的劳工,则是不敢交会费,深怕被资方贴标签。

在经济匮乏的情况下,板桥厂工会运作的经费,经费都是蔡龙田等人自掏腰包,许多股东会员都靠自己的劳力来解决。随着一件件劳资争议与个案的协助,工会干部的奋斗逐渐得到会员的认同,板桥厂工会终于成为组织最完整,会员向心力最强的地方工会之一。

板桥、三峡两厂的工会独立运动,凸显了总公司阉鸡工会的本质,一场推翻阉鸡工会的劳资大战,就要开锣上演了。


劳教小辞典2


雇主可以取消工会干部请会务假的权利吗?


由于我国企业多属中小企业,工会型态又属企业或厂场工会,除了国公营事业所属工会外,一般民营企业工会的财力向来十分有限,甚少有经济能力能够聘任专职的会务人员。因此,工会会务主要还是要依靠具公司员工身份工会干部(特别是理事会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与心力。

根据工会法第三五条第二项规定:「工会理事监事因办理会,得请公假,其请假时间,常务理事得以半日或全日办理会务,其他理监事每人每月不得超过五十小时。」第三项规定:「其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劳资双方协商或于缔结协约中订定之。」因此,工会干部的会务假,是受到法律明文保障的。雇主不可以为了打压工会或对付某个工会干部,而不准劳工请公假,大同公司不给江清通等人请假是违法行为,可惜工会法罚则轻,无法起吓阻作。

从上述规定来看,表面上我国对于兼职工会干部的保护似乎不错、「细心地」考虑到工会干部有办理会务的必要期间。但事实上此一规定的由来,肇因于昔日国民党政府将工会体系纳入国家组织动员的一环,所谓必要期间之「会务办理」,在少有自主性工会的环境下,变质为选举动,党务办理等。工会干部享有依法得请公假的「利益」,正好提供雇主收买工会干部、介入工会内部选举的施展空间,因此,不少雇主以「理、监事」之职务为饵,扶植特定他所亲信的员工成为工会干部,藉以分化工会团结意识、弱化工会团结力量。

类似我国这种「工会干部具有原所属公司员工身份」的情形,其实在日本也相当普遍,法律上称之为「在籍专从制度」。所谓「在籍专从」是指工会干部在专门从事工会相关业务期间(专从期间),仍保有原所属公司员工的身份(在籍)之。该制度在日本匞被普遍认为是工会活动重要的「惯行」,并不被视为是雇主对工会之经费援助行为,但必须注意者,通常工会干部兼会务人员的待遇,是由劳资双方缔结团体协约来决定的。

未来台湾的工会法如果修法,对专职、兼任工会会务人员公假与薪资,亦可进一步做合理的规模与保障。但是公假与工会干部的薪资,可能被当成资方收买劳方的工具,必须靠自主性工会的集体规模与民主监督,才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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