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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斯大林真面目之辩——真诚社会主义者吴季 PK 毛派洛崇【附双方原文】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30日 23:40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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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吴季在这篇文章结尾处说“本人算不上托派”是他本人在当时(2003年)的自我估计,根据他的“自传”,他自认为从2005年开始他才靠拢了托派观点。今天,我们当然应该说吴季同志是一个托派。但不能据此认为他曾经的否认不诚实。(本网编者。2009年12月)




剥下面具?戴上画皮?
——驳洛崇《尘封的面具——斯大林若干历史问题》



吴季



说明


  如果说社会主义已经提上当今中国的议事日程是过于乐观的说法,至少,在与时俱进的中共之外,真正的共产主义幽灵之在中国徘徊是无可质疑的,其根源在于“改革开放”的愈演愈烈的危机。先是自由主义之无力解决自由市场、官僚资本和“民族工业”的矛盾和问题,接着是“新左派”之只着眼于民族工业且同样漠视工人阶级的权益和境况,这使得二者不论是激烈地对当前政策和制度加以批判,还是有选择地肯定过去或现在,甚至吹捧过去,都事实上部分地为中国官僚资本所利用。包括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的推崇、对保护私有财产、明确产权的呼吁,包括崔之元的“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都成了中央到地方的口头禅。当代中国许多真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对改革开放的本质有了清楚的、完整的认识,以及相当全面和深刻的批判,但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历程的总结,对过往体制的批判,仍然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有待突破的瓶颈。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之所在。

  国营企业工人每下愈况的处境,使他们本能地开始了反抗。但是,他们手头的思想武器是这样缺乏,只能回到毛时代,从“毛泽东思想”和“语录”中拣取对工人较为有利的部分词句,当作护身符——谁能否认虽然在80年代以前,工人没有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地位明显高过现在,并且有种种福利和医疗保障呢?不过,现实是残酷的,抬着毛泽东圣像游行的工人并不能免于被镇压。这使得许多人更加相信中国搞成这样是毛泽东曾经训斥过的“党内走资派”之所为。然而,这种认识不仅模糊了中共官僚层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无助于阐明历史演变的逻辑,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过去名义上的主人翁,当他们最基本的权益被彻底剥夺之际,却连一点点有效的反抗能力都没有?

  二十年前,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联共之篡改历史,已开始了较多的揭露报导,这已经是太迟了!各国共产党在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的1956年即开始了对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批判,许多人终于不再相信苏联的体制有资格称为社会主义。而关于中共之伪造党史以保持“一贯正确”的事实,相对来说揭露得太少。社会主义的根基在于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恩格斯)。而现存社会是包涵了历史的逻辑和辩证关系的运动,对历史的认识和批判是认识和批判现存社会的一大基础,也是行动的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劳动群众还缺乏自我组织、未能发挥历史首创精神,仍然多多少少地迷信党、中央、权威、上级、正统,寄望于“为我们当家作主”的现状下,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统一的认识不是靠先知、领袖、党的指令得来的,而是在实践斗争中,在不同思想的辩论和相互批判中,甚至在反复的进退中达成的。但是,像这样最简单的道理也总是在权势和实用主义政治中遭到扭曲。

  本文批驳的作者所抱的观点,正是一种走回旧体制的企图,这种企图甚至比中共理论家的认识还要武断和肤浅(他们至少已经知道了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不敢肆无忌惮地为之唱赞歌,还要以毛泽东的“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之类的老好人理论挽救他,挽救“社会主义”的声誉和一党专政的“理论正统”,而后者不过是“社会主义”身上最后一件皇帝的新衣,是斯大林集团所制造而由“社会主义国家”传承下来的诸多神话之一罢了)。

  从《尘封的面具》一文所列的参考书目来看,作者对托派著作涉猎甚少,部分还是官方断章取义的摘录汇编。即便如此,作者对已有的著作也没有表现出一点点公正的态度,和批判、分析的能力。近年来,托洛茨基和托派的部分著作、传记已公开出版发行,包括原先作为内部参考的以及印数极少的作品——如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厄内斯特•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官僚理论》、伊萨克•多伊彻的《先知三步曲》(托洛茨基传记),等等——虽然在种类方面还太少。对有志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来说,这些著作对澄清近百年的历史真相,学习和掌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批判地对待资本主义上世纪的发展,都极有助益。少数网站亦载有托洛茨基和托派的著作,如“劳动民主网页”、“民主与铁锤”等等。


是面具还是事实?

  所谓“尘封的面具”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张面具呢?为什么这个“巨人”的脸要藏在“面具”后面。但也许这面具先是权力和“阿谀奉承、衷心赞美”,后是“诟骂污辱,诽言成堆”?前者或许是真的,阿谀奉承和衷心赞美对同样经历过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中国人是多么熟悉而难忘。它的正面意义只在于,斯大林沾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而在甚嚣尘上的欧洲反革命气焰中,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共产党曾经是最为革命和激进的力量。至于“诟骂污辱,诽言成堆”,作者的意思似乎在说,凡是对斯大林的批评和批判,都不过是“诟骂”和“诽言”。是这样的吗?或者,作者是这个意思吗?也许只是诗情焕发之余一个无心的修辞(对仗)吧?

  作者何德何能——以“我们”的名义——摘下了这张面具,看清这张“沉着,坚毅,而且值得回味”的“巨人的脸”,从而为死者平反?不知道。作者只是说,“我想”。

  对斯大林的微弱的抗议——他遥控指挥并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当时,恰恰是托洛茨基多次提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施行独立的工农革命政策。后来,类似四•一二事变的悲剧在1965至1966年的印度尼西亚重新上演,毛泽东赞同印尼共产党支持“反帝”的苏加诺政府,最终导致有着强大的党、青年团、工会和群众组织的印尼工人运动覆没在资产阶级的屠刀之下。这就是毛泽东的“不断革命”?),他拿东三省和美帝作筹码,他迟不归还中国的“北方失土”——很难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立场。当然不是说作者抗议了这些,而是,他只抗议这些,并且仅仅从“作为中国人”的角度去抗议。这种角度和中共理论家究竟有什么区别?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这里透露了作者要为斯大林——作为比毛泽东矮一截的巨人,因为不能说“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十月革命”——平反翻案的一大动机:“地位”,虽然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可惜这同样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而是,唉,作者所深恶痛绝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革命的动力是阶级而非“巨人”,个人崇拜和英雄崇拜不过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罢了。

  作者所不满,所讽刺,所针对的只是托派,及托派的同情者,且不惜把这些人贬为“悲天悯人”的小资产阶级和“走出闺房”的资产阶级小姐,却对从苏联、欧美到中国的托派份子所遭受的诽谤、暗杀、镇压只字不提。托洛茨基的确写了许多揭露、批判斯大林及其代表的苏联官僚层和一些自我辩护的著作,但是,“斯大林的成败得失、人格尊严”看起来并不是由托洛茨基来决定的,包括斯大林的政策,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30年代的大清洗和莫斯科审判案“决定”过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决定”过它,开往布达佩斯的坦克和向匈牙利工人开火的枪弹“决定”过它,苏联东欧终于崩溃的旧体制“决定”过它,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的政治冷漠、迷惘和失望“决定”过它。

  不错,我们没有看到过“天使的乐园”和“完美的革命”,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或是供资产阶级小姐向往和掉泪用的,因为社会、历史和革命都是很“现实的”,复杂的,而且“残酷的”。在斯大林把德国纳粹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等量齐观从而瘫痪了德国工人的力量之后,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在雅尔塔协议之后,魔鬼的帝国终成了“一度辉煌”的“世界和平的堡垒”。就像安定团结或安定繁荣的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提倡和平共处一样,在“反帝”的苏加诺政府屠戮了印尼共产党和工人之后,在周恩来同志坚定地支持了(西)巴基斯坦军人独裁政府对“一小撮”孟加拉人民的灭绝屠杀之后,在伊朗国王、甘地夫人、菲律宾马科斯总统、法西斯西班牙的国王以及印尼、巴西、阿根廷军人独裁者为毛泽东之死发来吊唁(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宣布全国下半旗致哀三天,因为北京在1975年借了超过五千万美元贷款给智利)之后,在中国重回联合国之后,在中国政府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战争貌似激烈实则软弱的抗议之后——这何尝不是“魔鬼的帝国”,“和平的堡垒”!



诗意的空洞

  作者为斯大林所唱的赞歌是很诗意的,可说是诗意的空洞加空洞的诗意:“他倔强地反抗”、“他激情澎湃,一篇篇檄文刺向了敌人”、“他不屈不挠,他埋头苦干”……甚至于“历史存在者的心境是孤寂的”。难以理解的是,假如作者认真读过他列为参考书目的托洛茨基有理有据、深具洞察力的《斯大林评传》,怎么还能够唱完这曲赞歌而毫不心虚和脸红。

  当代诗人把语言当成本原,又捧到天上。斯大林有其独到的语言观,比如他批评作者们使用“无法形容”之类的形容词,因为他认为语言当然可以表述一切。这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官僚自视无所不能的心态。作者的诗观及诗人观则比较“传统”——“……他沉思……他宣讲……他吟唱”。但这形象似乎更接近于“先知”而非革命者。很难看出这位诗人兼革命家的孤独跟群众运动之间有何关联,何以值得作者如此心醉进而大抒其情。

  “他是个深刻的诗人,他把浪漫的才情融入了最残酷的现实斗争”,(假如斯大林真是诗人,像毛泽东那样,作者自然要加倍共鸣,假如托洛茨基也喜爱过、创作过诗歌,那当然是小资了)可惜这就很难解释不论在苏共还是中共统治下文艺界除了歌功颂德之外就万马齐喑的局面。但,岂只是艺术,在斯大林或毛泽东统治下,除了被官方捧为圣经的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此种主义和思想的无休止的注释、阿谀之外,可曾有过值得称道的社会主义理论成就。反过来,可以肯定地说,托派对几十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阶级力量变化的持续不断的分析、批判、探索,对工人路线、国际主义的坚持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未来社会运动的一大宝藏和基石。

  这宝藏之一,就是关于工人运动及工人国家的官僚理论。当然,毛泽东也批判过“官僚主义”,但他并不批判官僚制度本身,在他的批判中,似乎官僚主义仅仅是作风问题,仅仅是历史遗留而没有现实和阶级基础。洛崇先生则不仅否认完全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的这一点,否认在以往的工人国家中没有民主(包括党内),否认等级制的存在,反而以小人之心猜度托洛茨基要做“革命先知”、“革命领袖”、“两面派”、“与张伯伦结成反苏统一战线”(引自斯大林)。这实在是极端盲目和可耻的。这些罪名不过是斯大林及其爪牙消灭政敌的惯伎而已。托洛茨基有多反动,或许可以从一个小小的例子看出来:

  “据《纽约时报》的一条电讯说,放逐托洛茨基的消息一经传来,伦敦市场上的租让工业股票,甚至旧俄政府公债,就都马上涨价。”(麦克斯•伊斯特曼《俄国问题上的混乱》)



不断革命论

  为什么作者对斯大林或毛泽东的“一贯正确”不置一词,却对托派信徒对托洛茨基的“溢美之言”大大地看不顺眼呢?为什么作者不问:为什么尘封的面具后面的斯大林(或毛泽东),最终身边最亲近的只是一些肖小、秘密警察和“厨房内阁”?却对“资产阶级小姐”为托洛茨基所掉的“动人的泪”讥刺有加?虽然“先知”这个词玄乎了些,但托洛茨基的思想远见是无可怀疑的(当然不是斯式或毛式的“一贯正确”)。像资本主义大公司一样秘密行事的、机会和实用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党,总是把罪行称作失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恶),把错误斥为罪行(为了消灭异己)。托派,包括托洛茨基本人,的确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不断革命论”,但是并没有独霸“不断革命“的专利权,而是很早就把 “不断革命” 追溯到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托洛茨基是这样表述的:“不断革命,就马克思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说,就是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不能停留在民主阶段,而要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并进行反对外部反动势力的战争,意味着这种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同前一个阶段相衔接,而且它只有在阶级社会完全消亡的时候才会结束。……不断革命的概念是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及其同道者们提出来的……”(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这也是他们自命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当然,这跟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是两码事。《新民主主义论》的作者,当时何尝想过“不断革命”?



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作者的了解是多么肤浅:“十月革命胜利了,从实践上解决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悬案。”在无产阶级从未在任何国家取得政权以前,社会主义者中间并没有这种论调。十月革命解决的只是无产阶级在某个国家里夺取政权的问题,而非“建设单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是1924年秋天斯大林掌权之后抛出的。而就在前几个月,“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逝世三个月以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本小册子当中写道:‘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这几句话用不着注释。然而,印着这几句话的版本已经停止发行了。”停止发行的原因自然是为了把自己修正为“一贯正确”。它不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发展,而是官僚层背叛和胜利的标志。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从理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氛围直到该理论所导致的必然后果都做了详细说明,并且不厌其烦地引证了从列宁、其他的党领导、斯大林直到普通党员和士兵在此问题上完全一致的认识(用《尘封》作者的话说,叫“繁琐的考据”)。托洛茨基所引证的文字,绝大部分都是有案可查,无可推托的。



托洛茨基的革命经历、贡献和失势

  要比赛“坐牢”,托洛茨基一生中也历经多次,甚至比斯大林更早。在他18岁组织敖德萨“南俄罗斯工人工会”的次年,即1898年,他就被沙皇的警察逮捕。如果说,“斯大林的监禁流放生涯像是一部史诗。……他沉思……他宣讲……他吟唱”,那么,托洛茨基就不那么诗人了,他只是博览群书,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写作厚厚的历史和哲学笔记而已。也许对作者来说,这太不实干家,太知识分子了。更糟的是——从作者的笔调来看——他居然不把牢底坐穿,却在1902年逃出西伯利亚,溜到国外“温情脉脉的寓所里,把他的深邃溶解在咖啡里”,这也许大概可能确实是太过份了!

  更过份的是,托洛茨基带着他的“领袖幻梦”到1905年革命中的莫斯科投机倒把去了。可是,“繁重琐碎的事务令他既不得心也不应手”,虽然他协助成立苏维埃,组织方式是每五百名工人选出一名代表,他自己则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起草几乎所有的决议,同时担任几家报纸总编辑,直至革命失败被捕。

  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贡献,还是引用斯大林在1918年11月6日《真理报》上的一段话来描述吧:“所有十月暴动的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可以肯定地说,军队之迅速走向苏维埃,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卓越工作,党都要特别地和主要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至于革命之后的内战和外国军事干涉时期,托洛茨基从无到有地缔造了红军,亲临前线指挥,并最终取得内战的胜利,这些,作者虽然不提,这里不妨带上一笔。而列宁是这样评述的:

  “用拳头敲着桌子,他(列宁)喊道:‘指给我另外一个这样能干的人,他能够在一年之内组成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就是模范军队,而且博得了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们有这样一个人。我们有一切,你将会看到奇迹。”(高尔基《弗拉基米尔•列宁》)

  不止于此,那些有着“革命老资格”的人,“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民主左派的庸俗立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提出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口号。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是荒谬的,或者说得更难听点,是‘托洛茨基主义’。他们本着这种精神来领导党,直到列宁从国外回来并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四月提纲’。……因坚持社会爱国主义立场而名誉扫地的斯大林则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他要使党忘记他在三月里其有决定意义的几星期中所发表的可悲的文章和讲话,同时逐步地靠向列宁的观点。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既然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最重要、最严峻的历史时刻独立地运用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那么他们每个人究竟从列宁主义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另一个问题。为此目的,他们决定把火力集中到不断革命论上。”(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是太高傲了,他居然对我们的作者洛崇先生为之打抱不平的斯大林同志如此地不屑一顾,不留情面:“在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从基层的组织工作到党务,从处理民族问题到军事指挥,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的)斯大林的作用究竟是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征询他的意见,需要他的合作。他从来没有表现过最起码的主动。他从来没有提出过独立的建议。这个事实不是任何新型‘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所能改变的。”(《斯大林伪造历史》——1927年10月21日托洛茨基致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局的信)

  虽然对持唯物史观的托派及托洛茨基自己而言,斯大林及其代表的官僚层的胜利和托洛茨基及工人反对派的失败并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国际状况决定的: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尤其是德国革命的失败,使得革命被迫孤立于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的俄国之内,在东方,中国革命又在斯大林的错误政策之下断送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在内战中大量牺牲,战争的规则使得命令和指挥取代了民主,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因饥饿被迫分散到农村寻找食物,导致无产阶级力量的衰弱,官僚层——包括军队中不得不起用的旧俄军官,国内的经理和专家技术人员——则巩固了他们的地位和势力。这就是作为官僚层代表的斯大林取胜的根本原因。但是部分托派、马克思主义者和学者认为,托洛茨基在这场反官僚的斗争中所采用的策略本身也有弱点。《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就提出,托洛茨基当时的威望甚高,又避忌给党留下争夺权力的印象,对斯大林过于高傲和轻视,没有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借助列宁的权威击退斯大林,揭露工农检查院、“党的官僚主义”问题,以及斯大林对格鲁吉亚人的大俄国沙文主义态度和行为(那时列宁已打算撤除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职位),等等。(《先知三部曲》之三)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的托洛茨基还没有给这个官僚层判死刑,还力图通过改良的道路消灭官僚、保卫和恢复十月革命的成果,恢复苏维埃的权力和民主。他在1933年,当第三国际及其德国支部的政策彻底断送了德国革命之后,才断定改良已不可能,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推翻官僚。这个错误不是托洛茨基个人的,而是工人反对派中许多人所共有的:“反对派本身的某些人普遍抱有一种错觉,他们以为分歧不完全是根本性的,他们以为党无须经过尖锐斗争就能回到战斗的无产阶级路线。因此,反对派一方面坚定地坚持原则,另一方面在策略上却始终变化不定、踌躇不决。”(麦克斯•伊斯特曼《俄国问题上的混乱》)布尔什维克官僚化的性质在当时史无前例,不是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人都能看得清楚。


列宁同托洛茨基、斯大林的关系

  斯大林“是如此热烈地崇拜列宁”,也许是吧,这样和领袖保持一致当然更应当冠以先知之名。托洛茨基却竟敢在理论上“不断地游移”,另组派别跟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搞对立,对已经习惯于统一思想、舆论一致的中国人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呀!是的,简直罪无可恕!1903年8月,托洛茨基赞成马尔托夫而反对列宁。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从事独立的理论活动,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持批评态度。直到一战开始,第二国际寿终正寝,他才重又接近列宁的立场。1917年7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作者气愤地说:“这就是他的革命老资格吗?”)。可惜列宁真不领情,竟然以怨报德,抨击斯大林太过“粗暴”和“不忠顺”,力求撤掉他并和他断绝一切同志关系,反过头却以德报怨,称赞这位“不断地游移”的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能力的人”。和《尘封的面具》的作者不同,列宁说:“不可以利用托洛茨基过去的非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反对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则这样看待:“他们现在孤立地援引列宁在同我论战中使用的一些尖锐辞句作为他们论证的基础,其中有些话还是列宁在战争期间说的……但是,在特定时间内的政治攻击是一回事,对一个人的政治路线的全面估价又是另一回事。”岂只是对托洛茨基,对曾经痛骂为“叛徒”、“逃兵”和“工贼”的加米涅夫,列宁在革命后一样既往不咎。夸大、伪造并利用二人过去分歧的只是斯大林的三驾马车,耿耿于怀的只是洛崇先生而已。

  然而,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不过是斯大林集团所编造的诸多神话之一,作者只不过拾其牙慧罢了。让我们来听听列宁自己怎么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好像,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特别关于托洛茨基和我。”(高尔基《弗拉基米尔•列宁》)

  托洛茨基如是补充道:

  “是的,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关系,他们说了一大堆谎话。但是你怎能把过去那种可怜的手工业方式的说谎同今天正式组织起来的、全俄和全世界规模的说谎相比呢?过去的说谎者是黑色百人团、白卫分子、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采用这个方法的是斯大林集团。”(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

  如果说作者无法接受这样的“政治攻击”,当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一面把恩•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称为继《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最重要的一本书”,称作者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他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与希望的人……”,一面又在书页上写下“老一套的幻想”、“荒谬”、甚至“驴!”之类的抨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一生中挖苦、批判、激怒过多少人,过激的言辞本来就不可避免,但是:“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消灭言论自由吗?”(恩格斯)

  那么,作者洛崇先生质疑什么呢?从头到尾质疑的只是托洛茨基的“权力欲望”。他的“不断革命”论是如此,接近列宁或布尔什维克是如此,和列宁论战也是如此,他写《论列宁》、《十月的教训》是为了“以列宁来印证自己的伟大”,“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完美”是用来阻碍革命实践的,反对党的官僚化只是为了“撤换党的主要负责人”并取而代之,然而,作者之抨击托洛茨基,多么像那些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文人之抨击列宁的“独裁专断”。不论坚持“不断革命论”还是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都有其——按洛崇先生过于含糊的说法——“国际主义框架”,准确地说都建基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而“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可疑的、矛盾的概念,至多是一个关于短暂的过渡社会的概念。毛泽东同样算不上革命国际主义者,而只懂得跟资本主义国家搞和平共处,他的招牌一直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至于作者谴责托派持“不断革命论”为左右逢源、投机的招牌,这是纯系捕风捉影的诛心之论。丹尼尔•辛格在《谁的新千年》第六章《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中谈到七十年代后期波兰工人的抗争时写道:“工人们与之斗争的政权自称是共产党的,但共产党员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如果这些人的所言所行是社会主义,那就像对牛弹琴——它根本就不懂你弹的为何物!”或者如鲁道夫•巴罗《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所痛斥的,那些真正同意共产主义原则的共产主义者,要打着灯笼去找。恩格斯说,工人阶级从任何地方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不幸的是,从过往的悲剧中,《尘封的面具》的作者什么都没有学到。



结语

  在这篇被改造成“论文模样”的“历史散文”中,作者竟可以对斯大林的罪行轻轻带过而毫无根据地极尽赞美之能事,对托洛茨基的责难,则不仅空泛而且充斥着可笑又可怜的偏见。这些指斥,当作者转换一个立场,比如站在托派立场上谴责斯大林,可以照用如仪,可见其空泛的程度。文章中只有党、中央、领导人、派别、路线,却没有真正的具体的工人、农民、士兵、社会环境。作者几乎不谈论当时苏联革命后的社会状况,没有把党内斗争的内容与要点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联系起来,相反,却跟许多最庸俗的资产阶级墨客以及斯大林主义御用文人走到一路,把什么都归结为个人的“权力斗争”,以打擦边球的勇气否认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官僚化。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认党和领袖的作用,“尽管在建设德国党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投入和成果都很多,但是他们冷静地对待这些成就。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党员群众,而不是其领导人。这种做法确定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奥古斯都•尼姆茨《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被颂扬的缔造民主飞跃的英雄》)。列宁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时,就指出,其中一个条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领袖的存在。但是,“把政治机构当做偶像来崇拜的想法不仅和他的性格格格不入,而且使他感到深恶痛绝”。布尔什维克权力的集中化和官僚化在十月革命以前的地下活动年代已经萌芽,这种集中化使得年轻的革命官僚(委员们)“对革命工人远比对他们自己更坚决,更严厉,甚至在迫切需要注意倾听群众呼声的时候也宁愿独断专行”。当时的斯大林正是这些“年轻的革命官僚”和“实践家”之一。《斯大林评传》对此做过具体的评析,有一节关于列宁和斯大林在1905年革命中对苏维埃、群众运动不同态度的比照:

  “革命的第一年是以彼得堡枪杀向沙皇请愿的游行工人开始的。柯巴就1月22日事件的呼吁书最后提出了这样的恳求:

  ‘让我们携起手来团结在各地党委员会的周围吧!我们连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只有党委员会才能胜任地领导我们,只有党委员会才能指引我们走进那……“乐园”……’”

  而列宁在日内瓦“对起义群众提出了下列恳求。他在一位同事的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让几百年来受剥削、受苦受难的生活在你们心头积下的愤怒和仇恨发泄出来吧!’

  这句话里完完全全地表现出列宁和群众一起仇恨,一起反抗。这种反抗精神深入骨髓。他并不要求起义的群众必须得到‘委员会’的批准才能采取行动。”

  这就是山鹰和柯巴的最形象的对比!苏维埃是工人眼中的“无产阶级政府”。由于苏维埃直接代表了群众,对柯巴来说,它是“外来的政治机构”,“是委员会的强有力的竞争者。所以在1905年革命期间,柯巴对苏维埃置之不理。从实质上看,他对革命本身也是置之不理的,恍惚是在和革命生气似的。”(P88-92)

  对《尘封》的作者来说也是如此。出于对党、中央以及斯大林本人的迷信和偏爱,作者先入为主地把批判对象当作“野心家”来看待,把斯大林当作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当然继承者、忠诚的捍卫者,在史实的引用方面则任意地裁剪取舍。刮掉涂抹在这些例证上的贬义词就会发现,这些例证远不足以供作者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何况许多判断、评价和材料的供应商正是斯大林伪造历史的两班倒工厂。他没有揭下“托洛茨基的画皮”,只不过把斯大林硬戴在托洛茨基脸上的画皮重贴了一次。所用的语言和手法,假如说不上恶毒,至少是偏见兑上无知的一杯浊酒罢了,或者,用麦克斯•伊斯特曼的话说,官僚层所赖以维持的“感情的虔诚、思想的糊涂”,在作者身上两美兼备。

  本人算不上托派,不论对托洛茨基还是对他的信徒,我的感情和态度都不是“悲天悯人”,更没有掉过一滴“资产阶级小姐”泪,有的只是无条件的钦佩和敬意。事实上,作者错漏百出的文章部分地必须归因于他所掌握的资料的缺乏,这种缺乏和偏见加在一起,使得作者客观上成了斯大林造谣机器的牺牲品。比如1927年底1928初苏联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集体化等等,作者忘掉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此前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发财吧!”的叫声中唱的是双簧(斯大林唱的是低音)。而他们的政策所遭受的危险部分曾经为托洛茨基所预见,部分已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有了极为具体的评述。本文的批驳很不全面,但是,要逐点驳斥作者在材料和论点上的错误和偏见,需要相当长的篇幅,而且许多人已经做过,做得相当透彻、具体、出色。文中我所引述的资料及观点大部分出自托派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我不认为这有丝毫的不公平,或是出于个人成见作祟。他们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虽然总是缺乏机会和权利——为自己辩护,不只为自己,为“先知”的荣耀,也为这近百年被涂改、歪曲、伪造的历史,为社会主义和人类的未来。


2003-4-11



※ 附注:六十年代初,印尼共产党是世界上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中最大的党。在这个有一亿人口的国家里,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万党员、三百多万青年团员。还有二千万人属于它所领导的工会及群众组织。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在数量上有这么优越的力量足以夺取政权的。中苏分裂后,印尼共支持北京。
  北京要在印尼作一个抉择:支持反苏加诺资本主义政府的工农革命,抑是培养苏加诺的友谊与联盟。它选了后一条道路。
  在毛泽东的赞同下,印尼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苏加诺,反而以苏加诺政府是“反帝”为理由,臣服于苏加诺政府。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苏加诺愈来愈限制自由人权和政治权利。他在一九五九年解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从此以后,他就像国王一样统治国家。他这种做法得到印尼共产党的完全支持。提议解散立宪会议的不是别人,就是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D.N.Aidit)!艾地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演讲,把该党的阶级合作路线说得最直截了当了:
  “从事民族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基本的原则:把阶级及党的利益放在民族的利益之下,换句话说,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阶级及党的利益之上。”
  当它的资产阶级盟友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向它进攻的时候,它一点准备都没有。印尼的将军才能毫无忌惮地执行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之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死亡人数在五十万至一百万之间。
  印尼的事变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突袭或有效率的军事组织等聪明计谋的结果。印尼共产党的弱点,不在技术上,而在政治上。它教育群众期望统治阶级的自由派来领导他们,期望从现存社会中得到正义,相信将军们不会采取极端的手段。这种教育的结果是瘫痪了群众的抵抗意志,使他们甚至在屠杀开始的时候,还相信事情会解决的——并不是要他们起来反抗,而是要他们被动地等候困难过去。因此,印尼的工农所得到的结果是个可怕的历史悲剧,他们到现在还在受惩罚。可是,印尼共产党的行为不止是悲剧。它是罪恶地叛卖它所领导的群众。

——【美】伊文思(Leslie Evans)《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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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斯大林真面目之辩——托派吴季 PK 毛派洛崇【附双方原文】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30日 23:57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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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的面具——斯大林若干历史问题


作者:洛崇






  生前他带着面具,死后仍然带着面具,无论如何掩盖不了巨人的存在。生前的面具,在权力的作用下流光溢彩,死后的面具在留言的腐蚀下象征邪恶,然而当阿谀奉承、衷心赞美变成历史;当诟骂污辱,诽言成堆变为老调;我们揭下那尘封的面具,我想,那是一张巨人的脸,沉着,坚毅,而且值得回味。

  作为中国人,我不能不对斯大林产生非议,是他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莫斯科的遥控指挥,他以为他是教皇吗?是他在雅尔塔的铁幕下将东三省换与美帝国主义作筹码,他的党是"老子党"吗?还是他,背离了列宁的教导,迟迟不肯归还我们的北方失土,他难道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吗?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世界革命的东西阵营,这其实也包含着对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的估量。

  大多数人并不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种悲天悯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总是占着上风:似乎斯大林的成败得失、人格尊严总要由一个斯文的,高贵的,完美无暇的托洛茨基来决定。世道太不公,谁让斯大林成功了,托洛茨基失败了呢!于是故事来了,托洛茨基是天使,斯大林是魔鬼,但是为什么魔鬼的帝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堡垒一度辉煌,而天使的乐园连个影都找不到呢。好了,革命的诅咒者得到了倚天剑,"你要干革命?托洛茨基就是下场!魔鬼放逐天使,还革什么命?!"资产阶级小姐在托洛茨基的坟头,流下动人的泪,仿佛这时她们都站在了完美革命的一边,只要这个世界上革命是完美的,她们就愿意走出闺房,跟随着托洛茨基去革命!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柯巴"。


  一、山鹰与犹大



"柯巴",斯大林早期的名字,格鲁吉亚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扶贫济弱,仗义豪放,这名字里有斯大林对于未来的憧憬。童年,在矮湿的危房里,他常遭酗酒父亲的毒打,他倔强地反抗,他看够了阔少们的冷眼,他的仇恨在一点点燃烧。学校里,他成为最优秀的学生,这使他赢回了稍许的自尊。母亲希望他成为教士,然而他却成了一个革命者,那年他十六岁。他激情澎湃,一篇篇檄文刺向了敌人,他号召: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他是个深刻的诗人,他把浪漫的才情融入了最残酷的现实斗争:"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西欧有过多次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伤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们应该以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法则,只是飞翔在实际生活的上空,好高骛远,殊不知真正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而后的革命生涯,他走得执着,果断,稳健。

  他不屈不挠,他埋头苦干,从基层的组织工作到党务,从处理民族问题到军事指挥,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布尔什维克的山鹰",他是如此热烈地崇拜列宁,而列宁也时刻关注着这个沉默寡言的高加索人。这时的他又看到了当年的冷眼,不过此刻是来自同志中。那高傲的目光来自理论家托洛茨基,据说这是一位党内的权威,不可一世的大学者;据说这是一位敢与列宁争高下的天才领袖。可惜的是,这时的托洛茨基还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他的理论在不断地游移,他号称"不偏不倚"的"非派别性",这时的他在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崩得分子中纵横捭阖,他们共同组成了八月联盟以对抗布尔什维克。列宁是这样为八月联盟定性的: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列宁讥讽这位天才领袖,思想先驱是"厚颜无耻的小犹大",而此刻他依然自命不凡。

  斯大林的监禁流放生涯像是一部史诗。在西伯利亚风雪弥漫的夜晚,他沈思;在巴士姆的铜墙铁壁间,他宣讲;在新乌达村的荒野,他孤独地吟唱。在俄罗斯的大地上,他留下了倔强的反抗,不屈的意志。而那位踌躇满志的托洛茨基又有怎样的革命经历呢?他与斯大林同龄。1902年斯大林入狱,他则在这一年从西伯利亚逃脱后直奔国外,在温情脉脉的寓所里,他把他的深邃溶解在咖啡里,他成为了《火星报》的灵魂。1905年,革命的火焰高涨,他又重返故土,重操旧业,可是繁重琐碎的事务令他既不得心也不应手,他的领袖幻梦连同1905的大失败一起破碎了。此后他长期流亡国外,以巨人的言论掩饰自己的泥足,他在国际上散布所谓俄国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不耻以烈士的鲜血来映衬自己的一贯正确。他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分裂活动更是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公愤。列宁斥责他是"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0页-411页)。与他相比,斯大林在残酷的斗争中磨砺,七次被捕,六次流放,摸爬滚打间奠定了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杰出领导者的地位。


1917年是革命的转折点。托洛茨基从美国回到彼得格勒,加入了区联派(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区际组织)。列宁主张同区联派联合,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区联派并入布尔什维克党,直到这时托洛茨基才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这就是他的革命老资格吗?这就是他认为是列宁亲密战友的凭证吗?这就能足以证明他自始自终的革命信念吗?革命胜利了,各色人等为之作出了注解,托洛茨基也迫不及待地想在历史的页角上留下不朽的足迹。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不能视事,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1924年夏秋托洛茨基写出了纪念文章《论列宁》与《十月的教训》。他真的热爱列宁吗?不是,他只想以列宁来印证自己的伟大。他描述列宁"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夺取政权","在每一个恰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托洛茨基《论列宁》),而他总是在最关键的场合循循善诱,以列宁的诤友身份使得革命化险为夷。他正用着狂妄掩盖历史的真相。他成了十月革命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领导者",而他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10月9日就决定拒绝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线,正是这一决定奠定了"十分之九"、"四分之三"的结局,而列宁领导的10月25日武装起义"只具有补充性质"。(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党内的同志对他这样裁减历史表示了不安。《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十期刊登了瓦尔丁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托洛茨基给与读者的"唯一史实"是在决定性时刻只有他是同列宁意见一致的,而除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动摇的,错误的,迷途的,如果一个不了解党的历史的人读了托洛茨基的书,一定会相信,列宁同他从来不存在任何意见分歧。面对善意的规劝,托洛茨基的反击是无情的,并且是极端粗暴的:"瓦尔丁同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期上费了大约五页篇幅来评论我的《论列宁》一书。文章通篇充满着理论上的胡说,政治上的虚伪,逻辑上的语无伦次,简直可以说瓦尔丁同志创造了极端混乱的苏维埃新纪录",他毫无论据地断言他同列宁的原则分歧"已经纯粹是插曲性的",已经"抛进了历史",完全可以像"对待历史数据那样没有任何偏见的对待它"。(托洛茨基《多余的热心》)但是又是谁先产生了对历史的偏见呢?托洛茨基不回答了,他没法回答,而斯大林代表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做了回答。

  斯大林的《论列宁》捍卫的不仅仅是列宁,更是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信仰与荣誉。他没有像托洛茨基以长篇的回忆来充斥不实的虚构,而是以"列宁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某些特点的事实告诉大家"。他勾勒着列宁的美德,而每一点似乎都针对着那位"以接班人自居"托洛茨基。我们可以体察斯大林的内心世界,那平实中隐藏着对自以为是者的不屑与愤怒:"列宁这样朴质谦虚、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的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胜利——这就是列宁当时告诉我们的"、"通常胜利总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自大起来。在这种情式下,他们往往夸耀胜利,高枕而卧。但是列宁丝毫不像这种领袖"、"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的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斯大林面临着更大的理论风暴,《论列宁》的相争只是风暴的前夜。


  二、不断革命


  不断革命,太诱人的词汇,托洛茨基的信徒们,似乎都以此美名把他当成先知。然而先知有剽窃之嫌。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明白无误表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不断革命":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而列宁使不断革命的思想付诸于实践,他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主张不间断的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是不断革命理论的逻辑完成,并且成为毛泽东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来已经自洽完成的理论,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托洛茨基的专利呢?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什众呢?用斯大林的话讲是:毫无生机的书本上的玄谈!这个评价一点都不过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提出,这涉及到广为争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后期则是应用于"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不是沦为了保守的官僚机器"。"听其言,观其行"是判断革命者的唯一标准,玄谈背后往往掩盖的是阴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始终与他的权力欲望紧密相连,理论之争是假,革命领导权之争是真。前期以他的《总结与展望》(1906年)为代表,后期以《不断革命》(1929年流亡土耳其期间)为代表。托洛茨基用他看起来左右逢源的理论,实践着政客的卑鄙投机,如果我们不熟悉历史,自然会被他的花言巧语蒙蔽,但是列宁的揭露是极其有针对性的:

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在旧《火星报》时期(1901—1903年),给这种在"经济派"和"火星派"之间跑来跑去的动摇分子起了一个绰号:"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们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我们考察取消主义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一定的思潮是在许多年来生长起来的,它同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孟什维主义"和"经济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定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思想有联系的。"土申诺的倒戈分子"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谓思想。(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19l4年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05—506页)

托洛茨基带着教条主义的轻狂,权力的想象,一头扎进了繁琐的考据。他所依据的是纯然圣经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而且还进行曲解: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托洛茨基《1905年》)这个逻辑推导本身并没有错误,也不是托洛茨基的独创,卢森堡、李伯克内西、以及那位谦谦君子考茨基都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所谓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出于革命者国际主义构架下的担忧,那是完全正常的,李伯克内西,卢森堡属于这一类。然而以理论的完美来阻碍革命的实践,标新立异者对埋头苦干者的指责向来是苛刻的。如果革命失败了,他们就是有先见之明;如果革命胜利了,他们又可以分一杯羹。十月革命胜利了,从实践上解决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悬案,卢森堡,李伯克内西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他们走布尔什维克道路的决心;而托洛茨基摇身一变,十月革命变成他领导的了。这样的诡计受到了布尔什维克良知的抵制,于是托洛茨基进而改变策略:革命是胜利了,但是党蜕化了,因此革命没有最终胜利,还是我的判断对。他真是一个算命先生,左右逢源。从历史的维度上看,七十多年后的国际共运陷入全面低潮,好像完全符合了他的判断。但是用这样僵化的实用标准是可笑的,无数的革命诅咒者都曾预言革命要失败,从丘吉尔到尼克松哪个不是说革命要最终丧灭的?托洛茨基如果自愿归入革命诅咒者的行列倒也罢了,但他偏不,他要做的是"革命先知"、"革命领袖"。所以他继续祭起"不断革命"的大纛,他攻击党的组织原则,党的行政系统,党的阶级路线。

他真是为了捍卫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吗?不是。1923年9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全会,决定遵照列宁病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民主,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托洛茨基参加了这次全会,当时没有对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不同的意见。到了会后当他看到中央提出的民主问题引起了广大党员和工人群的极大关注,便决定借题发挥。10月8日他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措施激烈的信,认为布尔什维克十二大后形成的制度离开了工人民主,指责党的组织体制是书记等级制,断言党的领导机关已经官僚化。一个星期后,他又召集他的支持者和"民主集中派"签署了"46人声明",声明指责党已经变成了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了军纪,官僚机构已经取代了党,并坚决主张废除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当然托洛茨基本人最关心的还是"要求自上而下地整刷党的机关,撤换党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0月25口至27日举行了扩大的联席会议,并吸收国内最大的10个党组织的代表和"46人声明"中的13位签字者参加。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托洛茨基的"46人声明","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受到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内危机。"11月中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又同意公开进行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辩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许多辩论文章。而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又在12月5日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带有妥协性质的《关于党的建设》决议,规定了实行党内民主的条件和对压制工人民主的行为进行斗争的条件。《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托洛茨基也表示赞成,但他却把这个决议看作是反对派对中央施加压力的结果,决心乘机扩大战果。12月7日这个决议在《真理报》上发表,12月8日托洛茨基就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会议上宣读了《新方针》。这既是一封给全党的公开信,又是一个扩大派别活动的政治纲领。他蛊惑人心地说:"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他认为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工作的则是一些经验丰富又有功劳的同志,所以党的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最严重地阻碍了党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的提高。他鼓动育年一代通过同他们的斗争来领会"托洛茨基的公式"。斯大林联系到托洛茨基一贯的两面派行为,予以揭露:"12月7日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托洛茨基是赞成这个决议的。因此本来希望,中央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定会一致号召党员同心协力的支持中央和中央的决议。可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前几天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给各地党的会议,这封信的用意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想削弱党员一致支持中央和支持中央立场的意志。"他在12月28日、29日还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关于党内新老两辈的问题》、《党的社会成分》等文章,这些文章再加上他以后撰写的《官僚主义和革命》等,于1924年3 月结成一个集子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托洛茨基不仅在首都发动了反对中央多数派的运动,还派代表到各地游说,使这场党内争论扩展到全国。布尔什维克正面临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12月18日党中央发表《反对党内斗争尖锐化》的决议,批评了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活动。号召全党加强团结,维护统一。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基洛夫等老布尔什维克也前往各地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党的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批判《新方针》中提出的观点.双方争论的结果是托洛茨基派遭到了失败。他们的纲领遭到了98.7%的党员和绝大多数党组织的反对。拥护他们的纲领的支部主要是一些大学支部。但是413个工人支部中支持他们的只有67个,238个苏维埃机关支部中支持他们的只有57个,99个军队支部中支持他们的只有22个。1924年1月16日至18日,党召开了第13次代表会议,对这次争论进行总结。会上托洛茨基继续坚持他的纲领,结果只得到了3个人的支持。会议以125票对3票通过了《关于争论的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

托洛茨基在组织路线上的斗争陷于困境,转而又想从理论上打开缺口,进一步培植自己的羽翼,扩大反对派的力量。因而就祭起了"不断革命"的大旗。托洛茨基凭着他的"革命老资格"确实可以招摇撞骗一时,谎言最终要被革命的实践击得粉碎。他扮演着列宁"唯一知音"的角色,他宣扬列宁主义以二月革命为界限分为新旧列宁主义,而旧列宁主义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在二月革命后被列宁抛弃,而新的列宁主义由于站到了他的不断革命论的立场上来了,因而就正确无比。事实真是这样吗?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以他1913年4月写给孟什维克领导人齐赫泽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无聊争吵的能手列宁,这个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经常掀起无聊的争吵,是一种毫无意思的煽动勾当……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使自己分化的毒素。无庸怀疑,只要另一方措词得当,不久的将来列宁主义正是会在统一还是分裂这个问题上开始激烈的分化……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破坏各种过时的派别隔阂,而这就意味着破坏列宁主义的基础本身,因为列宁主义同工人的党和政治的组织是势不两立的,然而却会划分派别这种粪便上开出灿烂的花朵……"然而现在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无可动摇的领袖,使得托洛茨基不得不改换策略,以拥护列宁,继承列宁的面目出现。

斯大林一针见血的把这种动机给挑明了:"当党正在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时侯,当党需要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而不需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为什么托洛茨基要挑起这场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争论呢?这不但为破坏党和党的领导的威信,而且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向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论反对派》)对于托洛茨基而言,"不断革命"的决不是他天才理论的"灵光一闪",而是作为灵活的政治砝码被实用主义地运用着,因为这是他的金字招牌,是他作为革命领袖的护身符。今天的托派们,也还是要这张皮的,没有这张虎皮他们扯不起大旗。他们的唯一本事就是把"不断革命"尤其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所牵涉的前后历史渊源与细节全部抽空,独留下一个革命的先知而令后辈无限遐想。这叫黔驴技穷。

  还原历史,让托洛茨基的丑陋脸孔无处可逃。而此刻斯大林在微笑,他从容自信,他和他的同志们轻而易举的击败了一个历史的小丑。托洛茨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犹大们中最无耻的一个,被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无论托派的徒子徒孙怎样祭奠,流亡的末路人所说的诅咒,都不可能真正写入布尔什维克党光荣的战斗历史。


  三、"革命的良心"


斯大林一生有过无数的敌人,这些人的失败也勾起了后人无限的同情。历史的风沙剥蚀着苍白的记忆,扑朔迷离的诽谤使得斯大林的形象迅速被妖魔化,天使们的眼泪掩盖了历史的本相。继托洛茨基后,斯大林的其它政敌分别由后人给他们戴上了不同亮度的光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丹尼尔斯称之为"革命的良心"。

就在斯大林领导全党战胜了托洛茨基的同时,新反对派从幕后走到台前。布尔什维克党刚刚经历了一次分裂的考验,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革命者迅速沦为政客,权力使一部分人迷失了方向,马列主义语句包装下一颗颗欲望的心正在膨胀。1925年12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推举他在大会上针对斯大林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作副报告。季诺维也夫在副报告中抨击党的农村政策是纵容富农经济,断言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已经蜕化。这种论调同托洛茨基如出一辙,真可算得上惺惺相惜。加米涅夫则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同中农结成稳定的联盟。当然争论的最核心问题还是领导权的问题,新反对派一致要求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与新反对派展开了辩论。12月23日大会在充分争论的基础上进行表决,以559票对65票的绝对多数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1926年4月,托洛茨基派与季加新反对派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些"革命的良心"们互相谅解并实施联合。虽然这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政治上失势,然而政治野心未泯,还在伺机东山再起。看到新反对派的崛起,他的亲信们向他提出了各种权力组合方案,而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这种组合而重新获得权力,可见他们关心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蜕化与否,而是党的领导权。拉狄克劝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结成联盟来反对季加新反对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建议他同新反对派实行联合,姆拉奇科夫斯基劝他同时反对两个集团以争取党心民心。最后托洛茨基决定同季加新反对派联合。这就是托季联盟的由来。

他们在拉狄克住宅处多次秘密会谈,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对两派的联合非常乐观,认为只要广大党员知道他们和解的消息,立刻会站到他们一边。他们彼此对之前的相互攻击表示遗憾和谅解,还在1926年春夏之交把联合反对派的代表派往几十个城市。1926年7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3人联合向中央递交了"十三人声明",重谈过去的老调。由于全党的抵制,他们又不得不抛出另一份"六人声明",承认搞派别活动。但是这两份声明揭开了布尔什维克党在1926-1927年间的大讨论。斯大林撰文《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系统地将争论的来龙去脉揭示出来,逐一批驳了了托季联盟的责难。与此同时托季联盟在派别活动上越走越远,他们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的联合绞杀之际,加紧成立第二党,有所谓的"克列孟梭式的实验"。托洛茨基在 1927年7月11日致信奥尔忠尼则:现今的领导集团无力组织反侵略战争……为了工人国家的利益,反对派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军兵临巴黎城下时的克列孟梭那样,从内部采取行动,更换政治领导人,把他们的政治路线像垃圾一样扫掉。这样无耻的表白,后来被斯大林称为"与张伯伦结成反苏统一战线"。1927年10月党中央宣布在召开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进行全党公开大辩论。全党辩论的结果是占总数99%以上的党员都投票赞成党中央的路线。

1927年12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指出,托季联盟已经走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因此决定开除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党籍,并决定托季联盟的其它领导人也一并开除党籍。安娜?刘易斯?斯特朗曾经说过,斯大林把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是那粉碎反对派的东西——不但是手腕的巧妙,而且是他比旁人更能亲切地觉察并表达人民的意志"。

1927年底1928年初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1月15日疲倦的斯大林秘密赴西伯利亚、巴尔瑙尔、卢布佐夫斯克、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后又回到鄂木斯克。在视察过程中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产生了"西伯利亚方式"。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不只是解决一个粮食收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改变粮食收购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农业发展或农村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的开端。在这次视察中,斯大林首先明确提出了发展"大型的集体经济",即发展集体农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党内分歧再一次浮出了历史的水面。这一次主张保护富农利益的是布哈林,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又一位自负的理论家。他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很难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他的理论中存在着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在反对托季联盟的斗争中他犹豫地站在斯大林一边,他拥有一种理论上的成见,即固守列宁晚期的新经济政策,并且把它当作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当托季联盟从"左"的角度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政策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正在丧失",他可以站出来为之捍卫,然而他捍卫的并不是真理,而是教条,以及这些教条给他带来的荣耀。而现在斯大林面对着粮食收购危机决定停止新经济政策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布哈林发挥了列宁晚年一些偏执的想法,即想通过市场经济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当然列宁自己对市场经济还有所保留,所以反复教育全党说这是"这是战略的迂回,是退却也是进攻",而布哈林将这些辩证法丢得差不多了,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份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到了1925年他正式提出了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的口号:"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我们过分热衷于得罪富裕农民。但因此中农害怕改善自己的经济,害怕受到严厉的行政压制;而贫农则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们去富裕农民那里干活,等等……总之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经济吧!"(《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7-368页)这种天真的想法,进一步让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最终熄灭,而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平长入的。他的这些理论概述无非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反映,当新经济政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已经失去时效时,他的固守只能表现出缺乏辩证法的迂腐。对于这场理论争论,布哈林自己也缺乏准备,他不但缺乏理论上的勇气,而且在派别活动上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他主动与已被开除党籍的加米涅夫多次联系未果,此计未成又以辞职相威胁。

在1929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的主张遭到全党的抵制,布哈林在会上没有发言,但对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新方针投了赞成票。到了1929年11月,布哈林最终承认斯大林的新方针是英明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年,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是对布哈林派胡涂思想的批评却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完成了,他问全党同志:"你们看见过在叶塞尼河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的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喊道:'弟兄们,把船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是自己的队伍精神沮丧,说:'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

  布哈林后来在政治大清洗中的悲剧角色也许留给后人太多的惆怅,但他同斯大林的这些深刻的分歧并不因为惆怅而被抹去,还原历史才能还原悲剧。"革命的良心"的面目是复杂的,有的沦为政客如托洛茨基之流,有的最终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究如布哈林,有的在学究与政客之间挣扎徘徊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后人无论怎样施加同情,并不意味着可以在道德的脸上贴金,面具上没有历史,而历史终究不靠面具来维系。


  


斯大林说过,历史的风终将把他坟前的尘土吹走。历史存在者的心境是孤寂的,他在等待看那尘封面具的背后是否还有忧郁,还有期待……

  想问的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后记:本来想写篇历史散文,结果却越拉越长,最终有了论文的模样。唯一的想法其实是为斯大林抱不平,揭一下托洛茨基的画皮。我以为文中所引的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中评价托洛茨基的段落,以及托洛茨基1913年4月写给孟什维克领导人齐赫泽的信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这决不是像托洛茨基之流认为"已经纯粹是插曲性的",而是真实的托洛茨基的人格写照。对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有布哈林的论述有些欠缺,请同志们批评。我想就以此作为给同志们的新年礼物吧。




  参考书目:


安娜·刘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三联书店1963年版

罗伊·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罗伯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叶卫平:《千秋功过,谁人评说——西方"斯大林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下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79年版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不断革命"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托洛茨基言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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