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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刘宇凡: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前世与今生(2005初。后附作者1988年以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进程的若干文章)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30日 21:53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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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前世与今生
──从中国「和平崛起」论谈起





刘宇凡
(转载自《红鼹鼠》第三期)




近一年来,有关中国如何高速发展,怎样强大的报导铺天盖地;御用文人也高唱起中国「和平崛起」的颂歌。

中国的确是大国。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系,第四大出口国,当然也是进口大国。2003年中国生产了全球一半照相机,三成空调和电视,同时又是全球的铜、锑、锌、白金、钢、铁等的第一大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在资本进出方面,200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的引资国;在资本输出方面,虽然基数很低,但近年高速增加。咱们中国的大企业,例如海尔,TCL,华惠等等也正在向全球扩张。当然还有载人卫星升空。大陆〈学习时报〉一篇文章断言:

「到这个世纪中叶,中国一定要达到,也一定能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1]



越强大越堕落

问题是,中国也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的大国,意味着过去廿年的新创财富中,绝大多数给官僚集团和新生资产阶级所侵夺。中国越崛起,工农阶级就越被踩到地下,环境破坏就越严重。到了这一步,一切真正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仁人志士都要反思:这个国家还有几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它彻彻底底属于官僚集团和资产阶级的,且与劳动人民为敌。任何有关劳动人民或者中国前途的讨论,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十多年前,当我们主张中国国家性质已经发生质变,不仅中国人反对,连国际上和我们比较接近的激进左派也反对。到了现在,一切已经改观了。在外国,一向死硬支持中共的菲律宾共产党,近年也改弦易辙,承认中国复辟完成。另外,去年七、八月合刊的美国左翼刊物〈每月评论〉,全册专文论证这个问题,引起广泛注意;在国内,祟毛反对派继续惨受镇压,连悼念毛主席都可能入罪,这个事实也终于使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这个结论。今天左翼的下一个政治任务,就是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探讨资本主义新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它的扩张所引起的世界和亚洲政治形势的改变,以及左翼的方向和任务。本文只是拋砖引玉之作。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只是刚开始。在南韩,有些左翼把中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理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并对亚洲各国形成威胁,对内则对新疆、西藏实行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在中国左翼圈内,又有人认为中国正在沦为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半殖民地或者依附性国家;由于这些观点都很粗糙和欠完整,不值得以此为本文的讨论依据。这里谈到它们,勿宁说只是借以为引子而已。我们认为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都不正确。中国远未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但是也并非弱小到纯粹是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简单归类都犯了忽视资本主义新中国的独特性的毛病。[2]



并非真正的世界工厂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任何一个总量数字都会非常巨大。可是一除以人口平均,就立即显出一副落后国的穷酸相。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02年排行世界第六,但是平均国民收入排行第111位。中国是出口大国,但是一半的出口额来自外资企业;它们的盈利将来多半汇回母公司。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前上海市长徐匡迪比较老实,他说中国只是加工中心而非制造中心,意味着为外国品牌生产的中国企业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

大陆一份研究说,为美国品牌和市场而生产的中国企业,再加上中国贸易公司,二者的总和只能得到10.5%的附加值;香港贸易公司则分到26.3%,而美国的品牌公司和美国零售商却分别获得42%及21%的附加值。[3]许多贴上「中国制造」卷标的先进产品,其核心技术仍然来自外国。

近年传媒常报导中国大企业大规模向外扩张,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无改中国仍然是资本输出(这里是指对外直接投资)小国这基本情况。资本输出可以反映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价值有多少支配能力。常态的帝国主义国家通常都有大量的资本输出。可是,中国在这方面却不高,资本输出在2002年位居世界第22位,总额只有28.5亿美元,比香港的176.9亿美元还要少五倍。累计的资本输出也非常少。另一方面,中国是资本输入大国,2003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资本输入的项目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工的产业资本,又或是收购合并国企,较少是投资于高科技项目。尽管外资投资过去廿年呈现产业升级的趋势,但未根本打破上述格局。这种资本输入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难免具有依附帝国主义的特性。所以,从经济上看,中国的资本主义远非帝国主义,而且不脱依附性发展的特性;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积累有相当部份须要服从帝国主义的积累需要,并且因此多少妨碍了本地的较为健全的经济发展方向。[4]



国家机器,无远弗届

但是指出中国有依附特征并不足够,还要比较明确地说明究竟依附到甚么程度,是否达到整个中国都已经是美﹑日﹑欧的半殖民地﹖

上文提到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是人均生产总值很小。话说回来,世界市场的竞争毕竟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进行的,所以经济总量的大小还是不能忽略的。经济总量很大,这就使中国与别(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同。世界上类似的国家大概只有印度。可是,印度无论在人均生产总值还是经济总量都相当不及中国。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印两国在1980年人均总值相差很少﹔而中国现在超前印度一倍,只是最近二十年发展的结果。为甚么中国近年有这么高的经济增长﹖究竟中国有多大发展潜能﹖

纯粹从目前的经济数据看,中国仍然是个低度发展的国家,可是问题就是对于中国,我们不能局限于经济数据,更要考虑到政治军事的条件,特别是从1949年革命的政治遗产看这个问题。一旦从全盘来考虑,就会发现复辟的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上具有独特位置的资本主义大国,具有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优越条件。


首先,中国具有强大而集中的国家机器,这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所没有的。不论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怎样流行,实际上几乎所有后进资本主义都须要强大的国家干预而非纯粹依靠自由市场来发展工业。从前的日﹑德和所谓四小龙之二的南韩与台湾都是这样。1949年中共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之后,重建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大和集中的国家机器。在1949-1978年之间,掌握着这架机器的官僚,在专横拔扈方面超过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不同于国民党的国家机器的地方,就是它压迫资产阶级更甚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连存在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勉强说这个国家机器多少为工人阶级服务。不过,既然它不受(自己所声称为其服务的)工农阶级的任何民主监督,那么它今天可以「兴无灭资」,明天也可以「兴资灭无」。不过这是后话。回到我们所讨论的50到70年代,官僚就是通过这架机器把广大农民的少量剩余集中起来并用以资助「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初步建设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到了七十年代末,尽管中国在人均产值上同印度相差不多,但是论到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基础,中国已经大为超前印度。

1979年邓小平上台后,「计划经济」逐步让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读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被彻底拋弃了,但是这个巨大而集权的国家机器并没有拋弃,反而成为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推动者,并且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很快发展新产业。另一个反面(对官僚来说是反面)例子是前苏联。前苏联由于种种原因,官僚采取了另一种复辟路线,就是有意识地瓦解了原有的国家机器,而当各共和国的官僚各自再重建它们的时候,新的国家机器已经大不如前了。中国并不是这样。中共在苏联崩溃之后,多次强调它镇压了八九民运是正确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稳定。从保持复辟的稳定来说,这是对的。在复辟新时代,中央集权的程度无疑大为降低了,但这并不等于国家的作用大为减少,只是从过去集权中央变为下放权力,逐渐向地方政府倾斜。这是国家机器的内部权力的重新分配,而非拋弃国家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上的作用。私营经济诚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是发展高新产业的主要投资者和受益者。


只要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有决心发展哪一个产业部门,就可以做到。所有同军工部门有关的产业,例如航天,固然一直就这样。就是手机、计算机、软件等等新部门,也一样由国家和国企推动,所以才能在短时间内从零开始,发展到现在开始同外资争夺市场。现在中国诚然还没有达到同外资在尖端科技上平分春色的一步,可是在先进产品上发展之快,也的确令人目不暇给。在这方面不能看扁中国的潜能。

可以说,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门类齐全的工业,特别是生产设备。这笔遗产在复辟后继续发展,使中国具有比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为多的优势。虽然在复辟初期中国仍然要大量进口外国设备,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使它能够较快地消化外国技术并较快实行国产化。这样,当别人仍主要依赖昂贵的外国进口设备的时候,中国却逐渐自主,使中国产品成本较低,价格很具竞争性。



国家主义与资本积累

国家机器一面用双手提拔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另一方面就用铁靴踩住工农群众。被剥夺了起码的自卫手段(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的群众,几乎只能默默忍受最残酷的剥削,毫无自卫能力。而当中民工更是三等公民。中国剥夺工农的组织自由之彻底,白色恐怖之厉害,造成工农群众完全是散沙一盘,这种局面,今天全世界大概无出其右。大约只有在法西斯主义德国,或者是战后的南韩与台湾可比拟,甚或有以过之,因为南韩和台湾的党外运动从未止息过,也一直存在左翼工运骨干。中国现在连这两个条件都没有,致使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水平简直倒退到二十世纪初一样。这对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简直是最理想条件,也当然是外国资本理想的投资天堂。大陆一个德国商会主席解释为什么外资涌入中国时指出:其它国家工资高,又有工会。中国则相反。[5]中国实际工资水平低到只够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使工人文化发展日益困难,而且就连这个费用也越来越被拖欠;去年欠薪竟然高达三千亿元。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像中国那样彻底踩住工人﹖


去年7月4日的纽约时报有一篇长文叫作〈中国世纪〉,其中一段这样说:

「芝加哥大学一位中国历史教授Praseajit Duara指出了这样的矛盾:『从前共产党驯服了劳工,又把有组织的劳工变成一个易受管教的整体,以便共产党能不断地把工人动员起来。马克思主义者不妨把毛统治下的中国看作是为资本主义发展而准备了条件。』一支服从的劳工队伍使管理费用降低。尽管中国工厂有大量工人,可是管着他们的管理人员,按西方标准却显著地少。虽然还要看工作性质,但是你可以看到15个经理管理5000工人,显示工人是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地自律。」[6]


经过半世纪的工业化,中国有六成人口仍是农民身份。这个事实反映中国工业化的原始性质:由于工业积累的资金主要来自农民,这在成就了城市发展之余,害苦了农民。农民几乎是被隔离于城市和现代化之外,过着原始生活。但是这种落后性今天却恰恰成为后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优势。农民成为资本主义的巨大的产业后备军。一亿民工,都是农民中的精华,年青而又较有文化,先后被吸引到出口加工区成为廉价劳工。诚然,比中国民工还便宜的劳工,世界上大不乏人。印度工资可能比中国民工稍高,但孟加拉就比中国低,可是孟加拉没有双位数字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优势不仅在于工资低廉,而且在于有国家机器对劳工的良好管理(对资本家而言是良好)。任何人比较过中国的出口加工区和东南亚的出口加工区都知道,地方政府不仅搞基础建设搞得好,可以把整条整乡村铲平然后变成工厂区,从通讯、供电到俨如监狱的大型工人宿舍,一应俱全,而且有一大套制度把工人管得死死的。这是典型的「军营资本主义」(考茨基语)。特别是中国户籍制度,这种把古代人身控制与现代斯大林式的官僚集中制度结合起来的可怕的管制,其严格程度几乎为世上各国所无。这是确保农民工乖乖受超级剥削的有效工具。这个制度对复辟的好处怎么说也不算过份,并且再一次说明中共怎样成功地把中国的落后性转化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一面是旧工人阶级──过去社会主义国企的工人──被局部瓦解,被裁掉几千万,余下的则从「领导阶级」变成雇佣奴隶;另一方面是从分散的农民中捶炼出一亿新工人阶级---没有「领导阶级」的经验,没有任何集体记忆,相对文化低下,准备接受任何工作。此消彼长意味着两个部份的工人阶级的待遇一块下降。而缺乏起码的结社自由使这两个彼此隔阂的工人阶级要克服竞争极为困难。事后看来,国家实际上是利用分散落后的农民来摧毁待遇较高﹑具有集体记忆的旧工人阶级,以便为资本积累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几亿文化落后的农民,彻底欠缺工会自由,工资低廉,包括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也相对工资低廉,强大的专制主义国家,较健全的工业基础──这些都是中国比印度优胜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大量吸引外资,而印度不能;2002年,前者获得493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印度只有30亿。

2003年中的一期经济学人这样报导一位印度制造商对印度民主的看法。他说﹕

中国产品比印度产品更有竞争力,所以「我们要么入口中国产品,要么输入中国模式。许多印度人都相信,印度在经济上不如中国,相当程度是因为政治制度。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政府和它所支持的产业都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须容忍任何反对,可以任意改变法律、搞基本建设、发出牌照、伪造帐目。在印度,不仅每一步都要跟一个无能、贪污和多管闲事的官僚打交道,而且民主制度本身带来了额外的成本和拖延。」[7]



革命的遗产与复辟

但是中国也有其比较「先进」的社会条件,而且都同1949年中国革命的遗产或者特点有关。

首先是土地革命的成果还基本保留着。

当年革命的最高纲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半途而废,而且可悲地被背叛了;国有财产已经被化公为私。资产阶级被消灭,现在又重生了。但是革命的初级纲领,即民族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及民族国家建设的意义上,却仍然保留着。首先是土地革命的成果还保存着,消灭了的地主阶级没有像资产阶级那样重生。小农仍然保有小块土地,尽管正在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侵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的发展障碍已经完全被消除﹔反观今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地主阶级还在,意味着农村经济剩余大多只能流进地主阶级口袋,或者被他们消费掉,或者重投入土地兼并中,总之很难用于生产性投资。而资本主义新中国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还更为「纯粹」,所以在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剩余能够流进工业部门,资助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重要支柱。此外,广大小农还有一小块土地,使民工有了一点社会保障(扣除苛捐杂税之后自然所余无几),这样就降低了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增加了资本的积累率。


其次,当年中国革命没有充份完成,遗下了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三块资本主义地区在「社会主义」祖国门外。当年的憾事,今天变成对中共复辟的好事。印度是一个富亲戚也无。前苏联阵营也一样。中国虽穷,却有几个有钱亲戚;特别是香港,它在促进中国大陆迅速资本主义化,在帮助大陆培训了第一代资本主义管理人才和管理方法,在提供工业及金融资本方面,在思想上襄助邓小平消灭最后一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心,总之在复辟的一切方面,香港的作用不可或缺。1984年中英签署了英国交回香港的协议之后,香港的资本家已经这样说﹕中共在政治上收回香港,但是我们则要在经济上收回大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香港资本家大志已酬。台湾、香港和澳门对大陆经济同化已经彻底成功了。两岸三地的经济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一体化了,于是才有什么「大中华」论述。

所以,尽管复辟发生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回到1949年革命的起点,没有回到一个还存在地主阶级,还存在一个受欺凌的弱势民族国家的旧中国;它只是回到资本主义,而且由于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建设了强大民族国家,保障了中国资本主义有着比其前世更大的发展,也具有比许多同一发展水平的第三世界国家更大的优势。再加上幅员广阔和人口众多,更使中国成为非比寻常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它一面具有局部依附性,另一面却是政治军事上的强国,而这一点使中国资本主义具有不少经济潜能,在亚洲与世界举足轻重。


亚洲各国的资本家早就不用我们提醒而痛感到这一点了。上文提到每月评论的专文,第四章分析中国「崛起」怎样造成亚洲各国之间的恶性竞争。中国已经从低增值工业产品出口逐步升级为较高增值的产品,具体例子是从过去纺织品、鞋类、玩具升级为电子产品;这不仅抢去处于较低工业发展的国家例如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市场份额,而且逐步也威胁到新加坡和南韩这样的较先进国家。从前中韩两国在贸易上的互补关系已开始部份地转为竞争关系,包括重工业产品例如钢铁和化工。在同所有其它亚洲国家争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也日益胜过它们,包括南韩。中国的强大竞争使亚洲各国的经济部门面临重大重整,个别部门还要收缩,并且造成劳动待遇的竞相下调。

中国虽然还远非日本对手,但是这不表示中国没有为日本劳动人民带来损害。第四章末指出,日本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和邻国使日本制造业劳动人口从1992年一千五百七十万减为一千三百万,净减近三百万。

最后作者说:

「中国的资本主义增长战略产生了区域、全球以及本国的矛盾。只要中国把整个东亚区域更紧地绑在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上,中国的转轨就会加剧生产过剩与不稳定的危险。」[8]

中国的官商越来越有自信了。这就是为甚么中国政府积极追求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便加强对亚洲的影响力。对中国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来说,代表他们开始有能力从事经济扩张。海尔的「首席执行官」(好一个极具官僚资本主义特色的译名)扬言,西方跨国公司像一头狼一样,那我们也要变成狼,好和他们嘶咬。然而,这样子的「中国崛起」,无论对于中国劳动人民还是亚洲以至全世界劳动人民而言,只是双输局面。表面上是中国人,包括中国工人,都得了益处,因为中国资本家抢到生意,工人抢到别人的饭碗。其实这句话只有前半句是对的。因为大陆工人所得到的,已经不是外国工人原来的比较高薪的「饭碗」,而是一个新的﹑但小得可怜的「饭碗」。何况,在民工得到这个小饭碗的同时,几千万国企工人却因为同一个原因(本土资产阶级要同外国资产阶级竞争)丢了饭碗。



危机不可免

中国现在虽然具有依附特征,但是应该说这种依附性暂时只是局部现象,所以不能说整个国家都是经济半殖民地或是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勿宁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局部依附性发展特征的﹑落后而又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从中长期来说,它有潜能发展为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即使只有人均产值五千美元(现在是一千),也足以成为一个令欧﹑美﹑日颤抖的资本主义强国,也能使自己依附性逐步减少,自主性逐步增加──如果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够在未来五十年维持稳定的话。

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是否真能在未来五十年维持稳定。当中国企业占有更多世界市场份额的时候,它同各国的矛盾就会加剧,而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不会坐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发展到廿世纪初就已经到了这样一步:即使个别落后国还能上升为发达国,其成功最后也多份以更多的生产过剩和制度性危机为代价,最后甚至通过战争重新瓜分世界。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真正是「和平崛起」的。看看上一世纪前半叶的德国、日本就知道。二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又重新抬头成为出口大国,同美国竞争市场,直接导致七十年代初的世界性生产过剩,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长期缓慢增长。这是一切都市场饱和的时代,非经震荡和危机,是容不下强大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触发世界大战大概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在亚洲发生局部性的战争,就并非完全不可能了。最后,全球生态平衡也不可能容纳追逐霸权的资本主义新中国。勉强为之只会对全球环境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

再者,中国越是以低价竞争去争夺世界市场,就越要加强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但是这种剥削已经引起反抗,甚至连民工这样分散落后的工人阶级,也越来越愿意斗争了。任何对未来中国的预测都必须考虑这个重大变量。群众性抗争高涨难免使工资增长,那么中国的竞争优势就要减少,就像南韩的经验一样。

第三,中国的高速增长,一半依赖外资与外国市场,一半依赖高筑的内外债台,而这两个方面都不是稳定而长期的增长的可靠基础。所以,虽然我们不能抹煞中国在未来五十年持续发展为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可能性,但是相反的可能也有甚至更大。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官僚集团的彻底腐烂,考虑到从商品到数据无一不假的情况,那么中国发生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就会不小了。强大而集中的国家机器确保了过去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可是必然的代价就是各级「第一把手」更疯狂地侵吞公共财产,更无耻地借债和造假数。这一切都是为将来的危机铺平道路。

最后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是中共的党内斗争。无疑中共终于学会了和平交班,但是,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入世后过渡期的结束,将有更多关键经济部门受到外资冲击,特别是金融部门。在这个情况下,中共内部日后可能会分化出官僚买办派和官僚强国派,并产生新的党内斗争。在复辟第一阶段,赵紫阳和邓小平就因为过份迁就外资,造成不少恶果,而在九十年代下半引起强烈不满。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与美军机碰撞事件﹑台湾独派上台等等因素的刺激下,强国派要整军经武的呼声近年越来越高。军队的需要刺激关键产业的发展,从芯片到造船技术,从国产运输机到国产发动机,无不如此。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朝向较为独立自主的方向,还是朝向较为迎合帝国主义的路线,这还要看中共领导层怎样做,以及党内会不会发生路线斗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量。


不过,即使以目前规模,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弊害也已经够损害环境和世界劳动人民了。官僚资本与私人资本这对孪生子,不仅通过对内残酷剥削中国工农﹑而打碎了许多国家的劳动人民的饭碗,而且随着中国企业日益须要对外夺取原料、能源而大量收购外国企业,中资也日益成为外国工农的直接压迫者,恬不知耻地在印尼油田欺压当地居民,污染当地环境,在秘鲁矿场开除工会领袖。这种对外掠夺资源和市场终于在最近的西班牙引起强烈反弹:大批中小型鞋商放火烧掉中国进口鞋。好笑的是,国内有人立即呼吁中国政府起来「保护民族工业!」明明是你们去挤垮人家的「民族」工业,你们倒贼喊捉贼!



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这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并不是劳动人民的中国;那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新中国。对于这个新中国,劳动人民只能与之斗争、直至其为劳动人民的中国所代替为止,而决没有拥护的义务,尤其没有拥护它成为亚洲资本主义强国的义务。

大陆有一股可称为「强国左派」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满口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词汇,对劳动人民深表同情,对领导人迎合西方跨国公司深表愤慨。但是如果你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觉他们只反对新自由主义,不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只赞成保护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国内外市场份额,却不赞成真正保护的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与就业权利。这些强国左派其实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左派,而是资产阶级左派,客观上不过是为官僚强国派出谋划策而已。一位颇有名气的强国左派这样批评当局参加世贸:

「为什么要赶忙参加世贸?只有当我们中国有了50或60个跨国公司,当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八千美元,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应参加世贸。现在就参加,是在放弃自己的市场,把我们国家的前途割与外国人。中国不能只靠外国直接投资来增长。我们需要有宏图大志去发展国内的企业家精神和本土的公司资本。」[9]

这句话同海尔「首席执行官」的「狼就是要嘶咬」论真是异曲同功啊。

大陆的左翼朋友由于刚刚开始思考,所以至今仍然没能看穿这些「强国左派」的本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一事实。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许多左派本来以继承毛泽东主义为理所当然,而毛泽东主义作为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变种,它的社会主义本质上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的民族社会主义。当官僚的民族社会主义彻底破产之后,那么退回民族资本主义,不仅对官僚,而且对那些只知有斯毛,不知国际社会主义道统的左翼朋友来说,简直就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了。

大陆左派的民族狭隘性的另一个来源是因为陷于历史惯性之中不能自拔。对中国人来说,由于近代中国革命的反殖民主义特性,所以从头起很容易肯定民族主义。事实上,在当时这是一种进步的民族主义,因为这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然而,民族主义(或是爱国主义,其实一样)到今天已经没有任何进步性了,因为中国的民族革命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即在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用了一种奇特的方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完成得非常好,以致今天中国不仅摆脱了被压迫的地位,而且已经强大到可以变成压迫别人的民族国家呢。

相比于美帝,中国当然仍然较弱,但它毕竟是核子强国,又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并非直接或间接受帝国主义支配压迫。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剥削,那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真的在经济上支配了中国,而是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权自愿向帝国主义捐输,从剥削自己的工人「同胞」的共同事业中分一杯小羹。而且因为中国的政经力量较强,其资产阶级能够逐渐地分赃分得较多。中国还没有资格真正称霸亚洲,当然更没有资格称霸全球,但是现在固然无论哪个帝国主义都不敢攻打中国,而且中国自己确实已经开始扩张。要知道,并非只有帝国主义才会压迫别的民族国家。没有人会说印度是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它照样去压迫尼泊尔和锡金。中国今天事实上也在从事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国际扩张,也开始欺负别人了。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大量兴建水电站,完全不顾下游各国人民的死活,就是一个好例子。[10]总之,历史的舞台已经改变,在这个情况下还要搬演民族主义的戏,那么这种戏只有赤裸的反动性了,因为这不过是在本土资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分赃斗争中站到前者一面,认贼作父,为虎作伥而已。

1991年出现了一本小说「黄祸」,内容说中共在六四镇压之后引发国家崩溃,几千万难民外逃,危及全球云云。十几年之后的今天,实际景况似乎相反,中国一片繁荣昌盛。殊不知,繁荣昌盛的资本主义中国,对中国以至世界劳动人民也是一场灾祸啊。为害的当然不止是资本主义中国,还有美﹑日﹑欧的帝国主义。对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者当然要反对它。可是社会主义者只能用国际社会主义去反帝,不能用中华民族主义去反帝。其次,每个社会主义者的天职是首先去反对其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应该首先反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权。只有在帝国主义真正侵略中国大陆的时候,才须要因应时势而在策略上对两个任务(反帝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权)之间作出轻重缓急的区别。反过来,用民族主义去反帝,只是在劫上加劫,灾上加灾而已。劳动人民的真正出路是建立自己的国家,实现从下而上的全球化,建设全球性的大同社会,而不是各自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权从事对外的经济和政治扩张。

归根究底,民族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并不属于工人阶级,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反对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文化的自由发展,但是基本上要同民族主义划清界线,连进步的民族主义也要这样。这是因为民族主义的要害不是鼓吹民族情感,而在于它是把所谓「民族利益」表面上抬高为高于阶级利益以至其它一切利益之上。但是,根本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一致的民族利益」。每一个民族都划分为不同阶级,而当中的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彼此感到相近得多,而同自己的工农阶级相远得多。即使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尽管它具有进步性,社会主义者也不会让自己混同于这种民族主义,而是在推动工农的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同时也展开自己的阶级运动,把反民族压迫的斗争同社会主义前途而非同民族主义前途──即资本主义前途──连系起来。这是社会主义的ABC。

「觉悟的无产阶级就不能站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旗帜下面去……民族运动实质上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在社会主义世界里,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来……。」[11]


写这几行字的青年斯大林在当权后并没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反而大俄罗斯主义就实行了很多,但是这些话本身还是对的。可是,今天还自命继承斯大林、毛泽东道统的一些强国左派,自己却恰恰忘掉斯大林这句话,跑去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鸣锣开道。

中国政府现在还不愿高调地搞「爱国主义」宣传,因为它还要讨好外资,而且悄悄增强实力比高调宣传更好。但是,这不表示民族主义,特别是右翼民族主义,不会抬头。中国越是深深地整合于世界资本主义,就有更多企业和工人受到全球性竞争的影响,就越为民族主义甚至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反弹提供养份,那时候各种各样的「保护民族工业」的呼声就会增加。

社会主义者有责任保护小农的生计,也有责任反对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支配,但是社会主义者必须同民族主义立场区别开来,也必须避免使用合混不堪的「保护民族工业」之类的口号。强国左派那种「民族保护主义」的错误在于他们往往只反对外国资本渗透中国,却不反对甚至支持中国资本和商品渗透外国,即支持中国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不屑区分什么「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我们要区别的只是劳动人民的具体利益和中外资产阶级的具体利益,任何时候都支持前者反对后者,任何时候都坚持工人阶级的政治与组织的独立性。



掘墓人如影随形

如果勉强说资本主义新中国还有一点历史进步性,那就只有这样一条﹕资本主义复辟在为劳动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在为自己锻造出更多掘墓人。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人阶级只有八百万,占全国劳动人口只有几个百份点。现在呢,工人阶级已经高达两亿多,占全国劳动人口三成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把高达一亿的农民捶打成现代无产阶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有这么多的工人阶级。当代中国历史的三部曲(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虽然够曲折,但是工人阶级的数量发展倒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事实也再次说明﹕一个社会可以做到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劳动阶级,可以真正「兴无灭资」,但是不可能做到「兴资灭无」,不可能做到只有资产阶级,没有工人阶级。实在呢,资产阶级是社会生产的多余阶级,而工人阶级才是必不可少的阶级,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生产阶级,只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只要有资本主义,就会有工人阶级,那么,社会主义的希望就不会熄灭。所以,如果当代中国工人阶级铁了心要结束资产阶级的剥削,这并不是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所欠缺的不是成熟的经济条件,而是工人阶级的主观意识太落后。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首先因为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得太惨。今天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重生,正正因为这种惨痛的教训像铅块一样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特别是压在知识分子的头上,使到很多人至今仍然宁愿向资本主义的现实低头也不愿意再思考其它社会出路。他们不知道,失败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官僚层的「民族社会主义」。只要他们了解到这一点,了解到过去的民族社会主义断断是空想,而现在的民族资本主义又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进而明白到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世界劳动人民的出路,那就不会重蹈覆辙。如果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把握了正确的奋斗方向,那么由他们再一次埋葬资本主义,而且是一劳永逸的埋葬,这并非不可能。试图在这个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打造一个万世不朽的大中华资本主义共荣圈才是不可能呢。




2005年1月31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学习时报>第243期。

[2]李民骐在一篇论文中认为,中国的阶级结构(特别是农民仍占四成强)和工资水准使中国归类为边陲国家,但是按经济结构则应归类为半边陲国家,因为中国工业部门齐全,从低增值一直到高增值都能生产。且丢开李民骐所根据的「依附论学派」本身有多正确不说,就以他的论文本身而论,含有太多臆断成份。不过,他的见解还是有点参考价值;他多少指出了中国的矛盾状况。不过我们宁可用另一种方式去谈中国的矛盾性。(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demise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Exploring historical possibil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
[3] Ma Jiangtang’s speech in the 2002 ‘strategic forum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China’. 转引自李民骐论文。
[4]这里使用「依附性发展」的词汇,并不表示笔者采取了弗兰克﹑华伦斯坦等人的依附学派学说。我们是在一个窄小得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来形容落后国家的资本积累具有首先满足帝国主义需要的特点。这个特点使落后国家的发展被扭曲,但是不一定达到根本否定落后国有发展工业化的可能﹑以致要永远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这同依附学派的见解不同。他们基本上否定这个可能性。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实际历史已经证明依附学派的说法太极端,无法解释为甚么战后不少落后国达到了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事实。
[5]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0th Oct 2001, Hong Kong.
[6] The Chinese Century, by Ted C. Fishman, New York Times, 4th July, 2004.
[7] The Economist, 21st June, 2003.
[8]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4.
[9]对韩德强的报导。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th May 2003, Hong Kong.
[10]「中国云南省在澜沧江(湄公河上游)兴建八个梯级水电站的计划,会改变生态环境。该计划会改变河流的天然丰水与枯水周期,减少泥沙的输送。这些环境的改变会影响数以百万计居住在下游的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人的生计。即使面对这些潜在影响,在没有咨询下游邻国,及没有真正评价工程对河流与人的影响的前提下,澜沧江上的水电站建设依然继续进行。」中国河网﹕http://www.chinariver.org/
[1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75页,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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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刘宇凡: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前世与今生──从中国「和平崛起」论谈起(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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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依次贴出作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进程的研判文章。

供读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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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刘宇凡: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前世与今生──从中国「和平崛起」论谈起(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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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经济篇。

中国往何处去?




刘宇凡
1988年6月




  中国人大最近正式通过了宪法修正,正式保护私营经济和允许土地的转让。这个修正代表了中共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途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到今天为止,官方理论家仍然矢口否认它在走资本主义。它始终认为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对于那种认为中国四九年革命跳过了资本主义阶段,现在非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不可的“补课论”,一再表示了愤慨。


所谓公有制的商品经济


  但是,至少从一九八四年中共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的文件以来,中共就开始走向资本主义了。这份文件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公式,不再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为主,市场为副”了,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还是商品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它认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未曾经历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所以现在要来补商品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共如是说)的课,要“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它认为充分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特有,而是许多社会所共有的一种生产方式。

  这个观点同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并不认为凡是传统观点就一定适合中国。我们在此不谈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我们谈的是中共在理论上是否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病,是由于盲目竞争而造成的无政府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只会有利于资本家,而对于工人阶级却非常不利。社会主义就是要结束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代之以公有制,由工人直接有计划地管理社会生产。在这种体制下,不仅资本和雇佣劳动已基本消失,而且调节生产的方式不再主要是依靠市场,而是主要依靠计划,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避免企业纯粹为利润而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弊病。而一旦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生产的范围不能不大大缩小。(要指出,正统的社会主义观点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后就能立即废除商品生产。它认为要取消的只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小商品生产——小农、城市个体户等——则仍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而且只能在社会化大生产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这部分商品生产才会逐步缩小。)到了整个社会已经达到了全部大生产的阶段,生产力十分高,那时才谈得上商品生产的消亡,而代之以实物计划分配。所以,传统的观点都认为社会主义虽然不能立即取消商品,但至少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日益缩小。

  现在中共却宣布,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不仅要保留,而且要充分发展。这样并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并非资本主义所特有。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商品生产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可是,“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却是资本主义特有。更确切地说,“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生产,就必然是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都不是充分发展了的商品生产,所以人们叫它做小商品生产。一种商品经济如果称得上是充分发展了的,至少要社会各个经济部门(工业、商业、农业……等等)都已纳入商品生产的范围。小商品生产之所以是“小”,正因为它在整个社会中只占极少部分,主要是在手工业和商业中,而广大的农村却是自然经济占统治。要到商品经济完全征服了主要经济部门,才有所谓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正是这样的商品经济。但资本主义是怎样发展成这样的呢?它就是依靠货币转化为工业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这两个条件。只有当这两个条件都具备,小生产才有可能扩展成大生产,从手工业工场发展为雇佣成百上千工人的大工厂。没有这两个条件,是不可能完成这个改变的,不可能使商品经济具有这样强大的征服能力的。所以要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起来,就非要让企业自由为市场生产不可,非要让劳动力自由出卖不可。而这两个条件恰恰就足以构成资本主义了,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必要而且充分的条件了。


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商品生产


  为了表明中共所主张的商品生产是如假包换的社会主义招牌,所以在《决定》中特别规定,劳动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真是奇谈怪论!企业本身是商品生产者,但同时规定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不能在市场自由流通,那么企业从那里得到人手和土地呢?由国家分配吗?如果这样,企业本身怎能有充分自由去为市场而生产呢?怎能保证企业能够顺应市场的不断波动而调整自己的生产呢?怎能真正让企业自负盈亏呢?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又要它受国家的计划支配,同时又要它自负盈亏,这岂不是自打嘴巴?中共这种又要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又不许劳动力和土地变成商品的理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想象的,就是整个社会都是小商品生产者,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都极小,基本上是家庭手工业,根本不必使用雇佣劳动。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才能一方面既是商品生产,另一方面劳动力又不是商品,因而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不消说,这种社会即使存在,也不会持久,因为市场的规律很快就会造成两极分化,结果最后还是发展为资本主义。如果在小生产的情况下尚且如此,那么,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实行“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只会毕直地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国营企业的平均规模都很大,工人成千上万,在这个情况下,要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就非要让它在市场中自由聘请工人和买入土地不可。在大生产的条件下,要么实行计划经济,要么实行商品经济。如果实行前者,就不能不压缩(而不是根本废除)后者;相反,如果实行后者,便非同时要求实行劳动力自由流通不可,而这就等于基本上恢复了市场经济,恢复了资本主义。所以,一个不容许劳动力和土地成为商品的“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这样的模式根本上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空想,如果不是径直的欺骗的话。

  《决定》通过后,四年过去了。在这四年中,究竟中共有没有落实它的决定,不许劳动力流通呢?没有,因为这压根儿是不能落实的。《决定》规定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可是在这四年中,劳动力和土地都日益成为商品。私人的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发展,到现在已雇佣了差不多二百万人(如果再加上香港资本家所雇佣的一百多万,数目就更多)。在国营企业方面,越来越多呼声要求成立劳动市场,打破统一分配制度。事实上中共也正在研究有关方案,基本趋势是让劳动力充分流通起来。合同工现在已代替了传统的终身用工制。土地的转让,目前也已经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到了最近,中共也终于决定要修宪,正式承认私营经济和土地转让,也等于承认劳动力可以成为商品了。事实证明,不过四年,中共就已经放弃它那劳动力和土地不是商品的充分发展的商品生产的空想了。对此,很多人尤其是香港的资产阶级,非常欢迎。这表明什么呢?不过表明中共决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不过表示中共正在走向资本主义而已。


商品生产能真正加以计划吗?


  官方理论家会反驳说,不对!我们的商品生产始终不同于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的商品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决定》是说得很清楚的。真是公然的欺骗!按照定义,商品生产就由彼此独立的、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为市场而生产的制度。马克思对此是讲得很清楚的。在这里决定生产和投资的最高决策者,是市场而不是其它。每一个生产者,生产什么完全是自己的私事,但是商品最后能否卖得出,却决定于市场。任何事先的估计,计划,在商品生产里要服从市场这个最后的决定。所以商品生产是一种事后调节的经济模式。相反,计划经济则是一种事前的调节,预先把生产因素分配给企业。在这里即使仍有相当程度的市场成份(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最后决定权仍在计划者手里。这两种方式当然不是绝对对立、在一切领域中都不能相容(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发明,与马克思无关),但至少基本上是矛盾的,不能把两种方式同时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说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决然是幻想。你可以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你可以认为中国应走资本主义,但你不能歪曲马克思主义,不能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招牌而行资本主义之实。

  官方理论家这时候就会义愤填膺,抗议说:你一味鸡蛋里挑骨头。你完全抹煞了我们维持社会主义的诚意。就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不妥当,就算正式承认私营经济就是向资本主义让步,但是党和国家始终要维持公有制为主导,始终认为私营经济都不过是公有制的补充。国有经济始终要占多数。有这一条,就是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明证。


“公有制”本身的蜕变


  我们不怀疑中共保持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诚意。毕竟,这是它统治的物质基础。但这点本身不能保证中国不会滑向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单靠它还不能就定性为社会主义。事实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经济、有些国家的国营经济成份也很高。在中国,国有财产名义上属于全民财产,但是实际上人民一点不能过问,因为它是中共的禁脔,完全受中共一党支配。在这个情况下,中共要把国有经济出卖给私人,障碍是不会很大的。当然,像中共以前那样完全以国有制压制市场和个体经济,强迫各种经济成份一律向国有经济过渡,在这个情况下,这种国有经济当然具有非资本主义成份。那时中共当然不是走资本主义。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它却公开保证香港资本主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不变,公开保障香港资产阶级长达百年的的利益,最近又再对国内的新兴的城市和农村资产阶级作出保障(尽管条件不及香港的表兄弟),这一切的一切都表示:一国两制和最近的修宪,已经使中国的国家性质开始变质,从压制资产阶级一变而为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这个倾向发展下去,整个国家就会完全质变成资产阶级的国家,那时即使国营经济仍占多数,也无补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本身也一定随之而变质,变成资产阶级的国有经济。

  现在这个倾向当然未完成。但是这个倾向越来越压倒非资本主义倾向。国营经济本身正在经历改革。传统的官僚计划模式已经完全破产。八年来中共对国营经济的改革越来越大胆,每走一步都更快走向私有化。租赁制本身就是一种准私有化,因为在租赁期内,租赁者对企业有极大的支配权,而且分享相当部分利润;租赁者本人就是大半个资本家。承包制自然没有那样大程度的私有化,承包者的所得仍只占利润一个很少部分,而且通过承包合同政府仍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企业。但是这只是目前状况;国有经济的内在矛盾正在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不伦不类的管理方式,正强烈要求更大程度的私有化。

  任何经济要发展得好,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财产的所有者有充分权力密切监督实际经营者,因为只有所有者才是这份财产的最关怀备致的爱护者。私人经济如是,国有经济也如是。在资本主义,虽然所有权和经营权往往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并不等于大资本家丧失了权力,而那些受薪董事、总经理可以与资本家平起平坐了。两权的分离不过是一种表面的分离而不是根本分离,最后决定权始终操在资本家手里。只有这样企业才会追求最优化。在中国国有经济方面,法律上它属全民所有,人民就是所有者。但是中国的根本矛盾正在于:人民对自己的财产完全不能过问。中共以全民的当然代表者的资格篡夺了财产的支配权,可以对之任意处置。但由于它还没有正式连财产权也篡夺过来,所以它支配的始终是别人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因此它以最大的冷漠和专横来对待这些财产,任意浪费而可以不痛心,而且由于实行一党专政可以不负丝毫政治责任。在这个情况下,国营企业不能不以极低效率运行。


症结在于国营经济的所有权归谁


  过去所实行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国营企业的模式,固然效果甚差,因为那些政治官僚对待国有财产固然非常冷漠,而且完全不懂行。现在中共宣布,要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家(应当读作“中共”)作为全民财产所有权的当然代表,不再干预企业,企业的厂长、经理可以享有经营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实在中国所有权与经营权从来都是分离的。现在新旧体制的区别只在于:旧体制下由主管部门的政治官僚控制企业,现在则削弱政治官僚权力,大大增加企业官僚的权力。但作为国有财产的所有者的人民,始终无权过问。所以,说现在体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如说是政治官僚与企业官僚分离。)在这个名义下,现在已经有七成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制。由于企业厂长有专业知识,而且改革后厂长同企业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关系,所以效益无疑比以前好了些。但问题未根本解决。由于这些改革未曾触动所有权的问题,那些厂长、经理始终在吃全民财产的大锅饭,始终并不真心爱护国有财产。承包制最大问题之一,是那些承包者在承包期内拼命耗尽企业的生产能力,纯粹追求短期效益,牺牲企业的长期效益。企业这种“短期行为”到现在为止仍根本无法解决。所以,现在又有人提出实行资产经营负责制、股份制(自然是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式的股份制),以便让经营者能多少取得一部分所有权,企图使企业厂长能对企业有更长期的计划和真正的爱护。但这些模式始终是不伦不类的,厂长经理从这种模式中所有的权力和利益始终不能大到足以使他们真正全面关心企业。其实,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到财产所有权(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不是由一个党去作所有权的天命的“代表”的那种)与管理权重新结合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在这里有两种选择。一条是把全民财产真正归由全民支配,让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代表直接或间接管理国有经济。另一条是把全民财产用或明或暗的方式转给私人,首先转给所谓企业家。第一条路中共是决不会采取的。早在改革初期,任何有关模仿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模式都不受中共欢迎。所谓职工代表大会完全只是一个政治花瓶,在企业全无权力。要知道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本质上还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但中共连如此有限的民主自治也不肯推行,更遑论真正的民主了。所以,第二条路是更现成、更有利于官僚的办法。现在它仍未正式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如此国有企业始终搞得公不公、私不私,结果始终还是无法提高效益。但生产再搞不上去是不行的了。

  长期生产效益停滞所造成的矛盾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而实行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可能会比传统的模式有更大的优越性。所以实行私有化的压力将会日益强大。事实上,现在有关要改革所有制的呼声越来越大了。许多人都指出,不让企业经营者同所有权挂钩,很难使他们真正关心企业。不过,如此一来,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不又破产了吗?当然,私有化的阻力还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政治官僚。不过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解决。只要政治官僚可以继续分得利益,他们就不会根本反对。私有化后的企业,仍不得不去拜这些政治菩萨,不得不与他们瓜分利润。以前政治官僚是通过直接支配企业来得到利益,私有化后它可以通过间接途径同样取得利益,就像封建时代封建主从榨取力役租转变为榨取货币租一样,形式变了,压榨可没有变。最近有一篇报导,说有个厂长埋怨政府一方面放权,但另一方面各个部门经常下达摊派。有个官员答曰:放权有必要,摊派也有必要。这最能反映这些政治官僚的心态。有些人以为中国如果恢复资本主义,那就会跟西方那样自由,那样民主。那全然是幻想。最大可能是同许多落后国家一样,官僚政府大大侵夺人民的利益,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


自负盈亏和计划支配的两难


  私有化的压力可以从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中进一步暴露出来。现在中共自己在对待企业方面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不能再让企业长期亏损和低效益运行下去,因此它要企业自负盈亏,不许它再受国家补贴。但另一方面,它又始终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企业的产、供、销和人、财、物各方面,始终要维持计划体制。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企业能有十足的盈利能力,就要让企业享有完全的自决权,这样才能让企业充分适应和利用市场的波动。相反,如果在产、供、销各方面始终或大或小地支配着企业,企业就不能真正做到自负盈亏。二者必择其一。中共今后会选择哪条路呢?集权计划之路吗?机会很少。(中共眼中的计划,就一定是官僚集中的计划,民主自治的计划这种模式它想也不曾想过)。官僚集中的计划,现在名声都很臭了,不会搞得多久的。所以余下的道路就只有更大规模的市场化了。到了那时,所有企业都是各自为利润而生产、而彼此竞争,即使它们名义上仍是国有企业,但本质上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国营企业而不是社会主义了。中共说它仍实行指导性计划,用税收、利率、价格等经济杠杆来引导企业,所以仍是社会主义性。这完全是掩耳盗铃。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何尝不是如此呢?


结语


  本文的目的不是论述资本主义的优劣问题,而是要揭露中共在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公式,如果实行起来,结果一定走向资本主义。最近的修宪代表了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路途上新的一步。当然现在还未完成。日后的发展还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结果。可是,至少可以这样说:中共整个领导层走资本主义(不管以什么社会主义招牌来作掩饰)的倾向是压倒其它倾向的,客观的社会矛盾大大迫使它这样做;主观的利益也引诱它这样做。许多人认为,中共的“保守派”的存在本身证明中共仍有相当多人坚持社会主义。这纯然是幻想。到目前为止从没听说过所谓保守派中任何头面人物是根本反对目前路线(“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就算他们是“保守”罢,但他们“保”的和“守”的是什么呢?果真是社会主义吗?不!他们要保守的,不过是政治上的绝对专制主义,对于邓小平的开明专制不以为然而已。他们的言论事实上也主要归入这个范围。对于真正重大的社会主义原则——民主、多党制、工人监督生产——他们从来都是粗暴地践踏。他们所一直坚持的,其实只有国有制和一党专政。一党专政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只有国有制还可算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可是,现在国有经济已经千疮百孔了,连他们自己对它也已经大失信心了。他们不得不进行一场连他们也看不清楚的改革。他们的真正的底线,就只有一党专政这一条了。以为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忠诚”信仰,以为因此他们会根本反对走向资本主义,那未免太天真了。在他们来说,一党专政是体,主义是用,只要能够使他们的统治更巩固,改换主义是不很困难的。当然以后如何仍须拭目以待。但是,现在中共每走一步,都往往使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更其尖锐,而不论采取什么方法解决这些矛盾,结果都只能更进一步暴露自己的背信弃义和前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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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刘宇凡: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前世与今生──从中国「和平崛起」论谈起(2005-1)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8日 00:52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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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经济篇。

中国工业的危机与中国工人阶级




刘宇凡
1988年8月



  
  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失控中,工资失控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问题,尽管同投资失控比仍差一大截。在工人的种种压力下,加上厂长自己的个人考虑,企业所发的奖金往往超出预算。本来,按规定企业要把利润留成(以前是完全没有企业留利,一切要上缴国家的),主要用于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等。少部分才用于发奖金。不过实际上很少厂长老实执行规定。有些甚至把大部分留利都发了奖金,或者以种种借口大发实物,以逃避财政部的追究。

  从表一可以看到,八四年的工资(包括奖金)增长率最高。以后虽然逐年下降,但仍比八三年高出许多。实际情况可能较为严重些,因为这里往往没有把发实物包括在内。


表一  全民所有制工人工资比上年增长速度

     货币工资  实际工资

  1983  +3.70    +1.40
  1984  +19.55    +16.45
  1985  +17.30    + 4.80
  1986  +16.50    + 9.00
  1987  +12.40    + 5.10




  有人指出,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果国民收入增长率为一,那么八四年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就是一点五八,八五年是一点七九,八六年更升为二点七。如果货币工资再增长,就会大大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

  有些人据此就认为,即使不是完全停止工资增长,也要大力控制工资,不容工资有更大的增幅,否则增长率持续超过国民收入,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陈文鸿月前在电视访问上也持这种见解。


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根据


  这种见解是错误的。首先,同样从表一可以看到,由于物价上涨,已经大大抵消了货币工资的增长。从八五年开始,实际工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至去年只有百分之五点一了。但这个数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官方有意低估了物价。不过,即使是根据官方公布,已经有至少五份一工人生活水平下降了。

  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吃了几十年苦头也吃够了。在“勤俭建国”的口号下,中国工人工资几乎冻结了几十年。从一九五二年到七八年,二十六年间工资只增长了四点四成,平均每年只增长百分之一点七。只是从七九年起工资才有了点上升。中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工资增长有很大部分的交“欠帐”的性质。可是,“欠帐”还没有交完,实际工资的增长又大大减慢了。

  一方面是因为一直生活困苦,另一方面又因为物价高涨,处处迫使工人非常强烈的要求增加工资。与其说工资增长超出预算,倒不如说原来的预算就太低,太不足够生活所需。

  但再增加工资,会不会引起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很可能会。但这不是工人的责任。是先有通货膨胀,然后才有提高工资的迫切要求。事实上,今天的通货膨胀,主要不是工资增长引起的,而是由中共的市场化路线所造成的投资和消费膨胀所引起的。这个原因不消除,即使把工资再压低也无法消除通胀。反过来,如果没有上述原因,工资再增长多些也不会引起真正严重的通胀。所以,要做的决不是压低工资,而是要解决官僚的投资和消费失控。

  中国的总工会提出工资应随物价上升而上升,我们非常赞同。从整个社会的利益来看,这是十分必需的。由于长年的被压制,工人对工作有很强烈的抗拒情绪,普遍存在怠工现象。如果不大幅度提高工资,势难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国民收入与工资增长


  不过,我们承认,上述要求亦最多只能解决工资追不上物价这个问题,不用说它未曾解决物价问题,未曾解决今天的经济危机。相反,从长远来说,如果找不到更根本的办法,整个危机有可能更加深。

  我们且不去说别的,先说同工人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就说中国的工业吧。今天中国农业有危机,工业也有危机,甚至其程度比农业大。中国工人如果不去解决这个危机,只是着眼于争取个人或个别工厂的工资增长,更不用说用种种消极方式抵抗,其结果恐怕是不妙的。

  刚才提到,有人指出近年工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这是一种说法。但其实更可以有另一种说法。不是工资增长过快,而是国民收入的增长本身下降了,所以才显得工资增长过多。从表二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增长从八四年的百分之十三点五高速,逐步下降,其中八六年一下子降为百分之七点四,下降了差不多一半。(当然七点四的速度同国外比也不低,但因为这个速度是以工业超速的不正常的增长为代价,所以并非十分可喜)国民收入暴起暴跌,极不稳定,自然不容易支持工资的稳定增长。


表二  国民收入指数(以上年为100)
1981 104.9  1985 112.7
1982 108.3  1986 107.4
1983 109.8  1987 109.3
1984 113.5



工业的惊人浪费


  国民收入为什么这样不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经济效益奇差,投入很多,而产出很少。从一九五三年至八零年,三十年间全国固定资产总值增长了二十一倍,但从中得到多少国民收入呢?只有四倍。从表三可以看到,中国工业每积累一百元所带来的利税收入,竟然从五二年的二十五点一三元下跌为八六年的十九点八九元,三十多年间盈利不升反降!效益如此差劣,当然有碍国民收入的稳定而长足的发展。


表三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元)

  1952  25.13    1982  22.22
  1957  34.40    1983  21.66
  1965  29.73    1984  22.28
  1978  24.74    1985  22.40
  1980  24.32    1986  19.89
  1981  22.90




  正因为效益奇劣,所以每年都有二成多的企业亏本。不过,这个数字是不够真实的。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坏。

  要知道,中国工业的盈利,相当程度上是靠大量而廉价的投入。长期以来,中共刻意大力压低农产品和原料的价格,压低工人工资,靠牺牲农民和内陆西北、西南地区(许多原料都产自这些地区),以及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支持工业发展。可怕的是,工人、农民和内陆人民做了牺牲,可是在官僚专政下,工业却不争气,管理混乱、效益奇差。所以,实际上亏损企业远不只二成。许多盈利企业如果不是靠廉价农产品和原料的支持,不是靠低工资,就会一样亏损。所以有人说,相当部分的工业利润不是工业自己创造的,而是把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值通过价差转移给工业的。

  ——据估计,中国全部六千亿元的固定资产,有三分一是浪费了的。
  ——八五年时估计,有二成企业是没有基本的经济核算的,而七成的企业,核算工作很不健全。
  ——每年的工业产品,质量过关的只有七成多。
  ——工业的冗员约达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占全部职工人数的一成多。

  为什么工业效益如此恶劣?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企业一直由政府部门官员所控制,他们的权大而责小,无论怎样浪费也可以照做官。正是这种官僚弊害使企业的管理非常混乱。


工人的消极怠工及其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的种种消极反抗也是工业的效益危机的原因。工人受尽困苦,在官僚专政下毫无人权,甚至连转业转厂自由也没有。工人号称为“国家主人翁”,但是对于企业建议过问一下都无权,而且还要忍受中共以国家名义剥削他们,所以他们一有机会就拼命从国有财产中夺回自己的一份。这是近年奖金失控的一个原因。但反抗形式不止于此。普遍的怠工情绪。以最大的冷漠甚至浪费来对待企业财产。盗窃企业财物成风。所以国内有句说话:“大家拿,拿大家。”这是“公有制”嘛。工作没有纪律,上班吹牛、睡觉。这些风气当然更进一步恶化企业的情况。

  很明显,如果工业不施大手术、大改造,即使工人现在争得多些工资,首先这就大有可能实际上只多争得几张废纸;其次,从长远来说,工业危机不解决,就不可能支持稳定的工资增长。工业过去主要靠低工资、低原料及农产品价格维持。现在农民不肯再向低农产品价就范了,原料产地也不肯再牺牲自己了,而工人呢,就更不肯再维持低工资了。他们这样要求本身都很合理,很值得支持。可是,同样明显地,不根本改造工业以致改造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实现这些要求的。

  工业的危机已经到了人人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了。工人自己不去考虑,不等于别人不考虑,不等于中共不考虑。中共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一种办法就是实行承包制,把企业的日常管理权交给厂长,一种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两种办法都对工人不利,而又不难彻底瓦解工人的消极反抗。首先,承包制只赋予厂长权力,而工人名义上是国家主人翁,却始终毫无权力。在这个情况下,厂长为了多得奖金,很有可能更进一步牺牲工人利益。厂长既可以开除工人,那么谁消极怠工的都可以被开除。其次,中共已经向资产阶级学懂了怎样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打击工人。在“搞活经济”、“打破大锅饭”的名义下,它让企业互相竞争,让工人互相竞争。你们要加工资吗?很好,哪我们就要更进一步开放物价啦!你们纪律涣散,消极怠工吗?很好,我们就开除工人,我们就宣布国家不再保障就业,我们就大搞劳动力市场,用失业工人来同你们竞争啦!你不干,可想干的大有人在呢!

  工人对于中共拿市场化来打击工人的举动,越来越不满。有些仍旧主要是消极的个人反抗。有些工人因为被厂长扣工资而殴打厂长。一些地方闹出人命。消极怠工仍然持续。

  不过,消极的集体罢工也越来越多了。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可惜我们无法得到有关资料。不过,从各方面看来,这些行动毕竟仍是个别工厂的。


从消极反抗到积极反抗


  工人阶级所需要的反抗要从个别工厂扩大到整个中国工业甚至整个中国经济和政治层。工人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对中共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出总体的科学的分析。究竟中国要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吗?那么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职业如何保障?走社会主义吗?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那种集权体制吗?那种体制有什么好处?难道真是好得可以叫出“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宁要七十年代的物价,不要八十年代的工资”、“宁要四人帮的四十七,不要邓小平的一百七”的口号吗?很明显,现在工人阶级思想非常混乱,他们对于邓小平的市场化政策不满,他们中不少人感到过去的职业有保障的体制比现在更好些。可是他们对过去体制的好的和坏的各方面考虑不清楚,以致简单地眷恋旧制度。我们认为,传统的官僚集体计划,只能去芜存菁,只能吸收其中好的,而万万不能整个接受,万万不能让它复活。过去的制度不是全无优点,现在的新办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工人的劳动纪律是要加强的,所怀疑的只应是由谁加强,是由厂长还是要工人集体?企业有权开除工人,这在原则上是不能反对的,问题只在于,是由厂长单方面有权,还是工人的集体也有权?国家要保障就业权,这是对的,要保卫的,不容中共废除的。但工人往往把它同“企业不能开除人”混淆起来。“企业不能开除人”的旧办法本身是错的,这样只会造成冗员、纪律涣散。如果我们不能分清二者,如果我们把本来进步的东西放进落后的框框里,就会变成走回头路,就会无法解决今天的工业危机。至于把矛头只是指向厂长,这就更混乱了。是的,可能厂长本身也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毕竟,他不是最高负责人。是谁给予厂长权力的呢?是中共。如果不从根本的政治权力着手,是很难有效反抗的。相反,消极反抗,或者提出混乱的要求,把进步的要求同落后的要求混淆起来,这样只会更方便中共享打破大锅饭的名义打击工人。

  总之,中国工人阶级要适应新的形势,要放眼全中国,要探讨中国的根本道路,要认真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劣,而不要再停留在消极抵抗的水平上,只有这样才有出路。

  我们现在没有条件提出具体的纲领。但也愿意提出最迫切的要求,以便保障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这包括了制订最低工资法;工资随物价上升;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物价指数由工会编订;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国家对失业工人保障就业;所有企业的承包合同要经工人集体讨论;全面探讨工业承包制;国家公开所有数据和统计数字;言论自由;容许全面而公开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任何言论不能入罪;全面民主改选人大代表。

  我们要为当前的要求而努力,也要为根本的出路而艰苦探索。工人提不出解救中国之道,中共就会而且事实上已经用它的方法去解决,用官僚的、市场的、牺牲工人利益的方法去解决。如果工人不想陷于悲惨境地,现在是醒觉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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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刘宇凡: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前世与今生──从中国「和平崛起」论谈起(2005-1)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8日 00:55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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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经济篇。


中共把中国私有化



刘宇凡
1997年4月


  
  当邓小平逝世时,官方言论以致世界资本主义的报刊纷纷向这位总设计师致敬,因为他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如果拿苏联、东欧的经验相对照,就好像更显得中国经改的成功。

  不过,问题在于,那些急剧增长的财富,究竟主要落在谁的手里呢?

  中共一直认为自己所搞的,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的私有化改革,而是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它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92年中共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上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

  本文的目的就是说明,“公有制”已经失去优势,而资本主义经济已取而代之。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就是落到官僚资本与中外私人资本的口袋。十八年的经济改革可视为一场大规模而又隐蔽的私有化运动。


  资本主义经济有多大实力?


    从表一看来,似乎大陆公有制还真的占主导地位,因为集体与国有经济相加占了八成。在那“非公有经济”中,虽然包括资本主义成份,可是,也包括大量个体户,所以私营经济的数量似乎还很少。1994年,官方宣布私营企业共43.2万户,在工业总产值中约占10%(个体经济则占8.4%)。
  

  表一 各种经济成份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
  1978年      56%      43%       1%
  1993年     42.9%     44.8%     12.3%
  1995年 (预计)  41.5%     43.9%     14.6%




  (注: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了个体、私营经济及外资。来源:《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私营经济的发展方向》,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6年第8期)

  资本主义经济(大陆忌讳这个词语,所以改称“私营经济”)是指直接或间接地以雇佣工人来增殖资本的经济成份。按照这个标准,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一定远超官方的统计。首先,在所谓个体户中,很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企业,因为中共把个体户的定义一开始就定得太宽泛,竟把雇工八人以下的企业主都列为个体户。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个体户,顾名思义,就是没有雇工的小资产阶级。如果有常年的雇工而且人数达到六、七人,那其实已经是小资本家了。何况,在名列为个体户的企业之中,多年前已经有调查显示至少有10%其实雇工八人以上(注一)。所以,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一定远远超过43万户,在工业总产值中也一定不只占10%。

  除了假个体户之外,还有假集体。集体经济包括了城市和乡镇两方面。乡镇工业在1994年的产值已经占全国22.6%,雇佣了1.2亿工人。这个举足轻重的“集体经济”,恰恰也是最多假集体。大陆有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乡镇企业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注二)许多其它报导都大致反映这个情况。由于乡镇工业比城市工业多,在集体工业中占到64%,所以,上述数字就可能意味近半或过半的集体经济其实是资本主义企业。有位学者也指出,若按这个数字推算私营经济,那么,“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各项比例将会引起各层人士的震惊”,因为单是工业,1993年非国有工业的产值(1.7万亿元)与国有工业的产值(1.8万亿)已经几乎平分春色(注三)”。而所谓非国有工业,主要的还是中外私营企业,或至少是混合经济(例如参加了官股的私营企业)。(参看表二及表三,注四)

  从表二可以看到,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1994年国有商业也下降到只有31.9%。资本主义成份占多少?国有、集体、个体之外的那个“其它”,如果不是私营经济,又是什么?如果考虑到在集体与个体中有不少实际上是私营经济,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在商业中的比重一定不比工业中的少许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表二
  1995年按经济成份划分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    54.4
  集体    16.4
  个体    12.8
  联营经济   0.6
  股份制    4.3
  外资     7.8
  港澳台    3.4
  其它     0.3

表三
  1995年按经济成份划分工业总产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工业总产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国有    34      29.8
  集体    36.6     19.3
  个体    12.9     30.3
  联营经济          0.4
  其它    16.6     20.2

   (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因为中共刻意掩饰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没法确切知道真相。但上述的分析足以说明它今天的雄厚势力。(注五)有人认为,在民间的一万六千亿元金融资产中(1992年数),约有六千多亿元集中在个体户、私营老板和有“外水”的官员手里。这些人约为三千万人,占人口数的2.8%,但拥有的金融资产占40%。(注六)这三千万人可被视为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他们拥有的金融资产等于当年国民收入的三成多。


  隐蔽的私有化


  中共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态度,在过去十八年中经历了如下变化,最初是禁止,然后是默认(1983年中共一号文件说对私营企业要“不宜提倡,也不要急于取缔”),继而是在1988年修改宪法正式承认私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最后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央为各地提出的“四不限制”(不限制发展比例、速度、规范与经营规模)、“五不限制”等等大开绿灯。对于外资也是这样。现在,可以说资本主义是无限制地发展了,只差那个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补充的妾士身份还没有正式甩开而已。不过,这方面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了。

  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急速发展,不仅仅是依靠中共的政策上的支持,更依靠物质上的赞助。谁提供物质支持?就是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在改革之前,全国的生产资料及劳动力差不多都在集体与国有经济手中,所以,如果没有他们向私营企业提供劳动力与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私营企业是不会发展起来的。据报,私营企业的多数创业资本都来自国家银行或信用社,他们的四成原料与进货来自国有企业,销售对象中也以国企为主要对象之一。(注七)不能确定这里有没有夸张。不过,这没有妨碍上述的一般原则是成立的。

  集体与国有经济在向私营企业提供资金、劳力、土地、货源等等的时候,是否都依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有不少时候资本家可能需要付出较高代价,其中包括贿款。但有更多时候是以低于价值来换取劳力与生产资料及资金的。(有人估计每年因官员贱价卖地而令国家损失200到300亿人民币)这其实是一种隐蔽的私有化。

  最早的私有化运动可以追朔到农村改革的初期。当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时候,不少集体财产,例如农业机械,都被干部们或者赤裸裸地私分,或者以种种形式(例如不合理的承包合同)变成自己的准私有财产。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集体财产是如此被化公为私的,因为官方绝不披露。但从各方面看,这个现象并非不普遍,尤其在较先进的公社。从这里产生了第一批的农业资本家。

  不过,最发财的恐怕不是农业资本,而是工业或商业资本。这是为什么后两者发展最快,规模最大。这同时也意味,他们很可能比前者从集体与国有经济中转移到最多财富。尤其是那些得到当地官员保护的“假集体”,不仅在申请土地、劳力、借贷各方得到额外的协助,甚至是贱价得到这些东西,而且可以得到各种额外减免税收的方便(自然包括减少受到其它部门官员的渔肉)。额外减免税收属于一般假公济私行为多于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化。但是种种把集体与国家财富贱售或干脆吞并则肯定是私有化。有人报导一个例子:

  “权力股就是政府以权力作为资本对企业投资,按股分红。邵东县铝制品厂是一个合伙企业,共有8.5股,其中政府有一股。这一股的作用就是拉着地方政府为自己保驾护航、为企业在扩建厂房批地时给予便利,给企业争取贷款提供后盾和为企业在社区内提供安全保障。该厂的厂长说:‘厂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跟乡里搞好关系,它就会动不动拉电。要扩展规模,它不批地,征地就很有困难。乡里成为企业的股东,每年企业给交10万元,占乡财政府收入的十分一,我们也办事方便,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注八)可见,只要让政府部门入股,批地自然就没有“困难”了!

  集体与国有经济还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种种间接的物质支持。中国很多上游产业(煤、石油、电力、交通运输)都是国营而且多年来维持低价制度,这等于间接津贴了私营经济。在税率上,中共也一直优惠中外资本而刻薄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税率为33%,私营企业率税为35%,比国有企业的55%低很多。税负的不公平是使国有企业无法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中共在政治上加紧对工农阶级的专政,尤其是坚持那种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的户籍制度,使工农群众(尤其是那些农村集体经济崩溃后的失业农民与城镇的失业工人)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最起码的合法权益,成为资本所残酷剥削的贱价劳工。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比苏联、东欧好得多的经济表现,个中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急进,一个缓进那么简单。还要考虑到中国一个独特地方,就是比苏联、东欧落后很多。但这种落后性在特定环境中有时会变成优势(对资本主义而言的优势)。中国国有经济从来都很薄弱。从1949到1978年,三十年的高速而代价不必要地高昂的工业化,并没有真正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农业主要的还是依靠人力与畜力。集体与国有工业始终无法满足农村人口对工业生产资料及消费品的需求。国有经济之无力改造农村,尤其可以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比例中看到。三十年工业化并没有促使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到1978年农村人口仍占87.5%,只比1949年下降了两个百份点。农村还是一片披着集体经济的外衣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不过,一天命令经济仍束缚着农村,国有经济还是不会感受到什么压力的。可是,命令经济崩溃的一天终于来了。分田到户使小农经济解除了官僚支配的集体经济的束缚。外衣丢弃了。小农经济从两个方面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动力。一方面,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由于农产品市场之局部开放,由于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在在增加了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另一方面,个体经济之全面恢复,大大提高了农民中的强势户的致富冲动。私人资本的原始累积开始了,而且在扩大了的市场中开始壮大起来了。就这样,乡镇资本主义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日益在竞争中压倒国有企业。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在农村壮大起来,然后才伸延到城市的。所以,尽管国营企业只有三分之一是营利的,中国经济还是能较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有经济本来就很薄弱,在这个情况下,只要有其它经济成份(个体经济及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填补空白,那么即使它大多亏本,也不会实时拖垮整个经济发展,甚至还能有增长。


  官僚资本如何侵吞国有财产


  上面谈的主要是私人资本怎样在中共的支持下发展起来,而且主要是谈国内的私人资本。不过,私人资本之受益于集体与国有经济的程度还不是最高的。程度最高的乃是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乃是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的最大受惠者。

  所谓官僚资本,包括了官员个人的以增殖为目的的资产,也包括了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实际上由官员自由支配并且以盈利为目的的资金。

  如果把私有化仅仅了解为把国有企业售出或无偿分配给全体公民,那么,的确,在中国这仅仅是开始不久。大概几年前中共才宣布要大规模拍卖、租赁一万家中小型国有企业。

  在今年刚结束的八届人大,李鹏又宣布要把二十四万家国有小企业实施“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和出售”。

  自然,各地官吏早就劲头十足,例如山东诸城,竟然在两年间就把九成半的国有及集体企业卖掉了。这个做法还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赞赏呢。但是作价是否合理,就不得而知了。然而至少有理由提出怀疑,因为贱售国企非常普遍。(注九)

  不过,那种隐蔽的私有化,尤其是缔造出官僚资本的私有化,早就在疯狂进行了。主要的方式是股份制改革,其中包括了把国企或集体企业股份化,中外合资企业,官商合营等等。其次,即使在保留集体与国有经济的企业,官员也通过种种方式化公为私。

  官员热衷于搞股份制改革,是因为他们借此可以明目张瞻地化公为私。最明显的例子是把明明是属于全民所有的财产划出一大笔变成“企业股”、“法人股”。即使这不算私有化,至少也是化大公为小公。不少人更进一步,先化大公为小公,然后就再把小公化私,公然地把企业股再私分。

  就这样大笔国有财富以变戏法的方式转到干部手中。虽然有时职工也得到一点股份,毕竟同干部拿到的相比只是冷饭残羹而已。至于采取种表面合法、或甚至非法及钻空子的方式化公为私,就更不胜枚举了。这包括了低估资产值,对种种无形资产(商标、专利、商号、销售渠道等等)不作评估或低估,国家股与个人股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价等等。(注十)

  中外合资的情况也基本如此。现时全国已有一万六千多家合资企业。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人透露,每年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资产应评而未评的约占应评总数的九成。在一万家合资企业中,有六千多家国企未经资产评估而以862.6亿元的出资额与外商合资,估计因此损失六百多亿元。至于无形资产,竟然只有60家是有计算无形资产的。

  这种化公为私行为,外资自然得益不少。但有关官员也得益匪浅。各地官员不惜贱价以求合资,最直接的利益当然是这样可以提供外汇、出国机会、以及其它贪污腐化的勾当;可是还有其它。要知道,在那一万六千家合资企业中,有部分根本就是假合资,或是半真半假的合资(例如随便找个老外挂名合作,或是请那些拿了本外国护照的同胞挂名合作),纯粹办来骗国家,其中包括化公为私。

  另一种私有化方式是官员个人或其亲戚朋友经商,或者是政府部门同私营企业合股办实业。

  “一些握有经济实权的人,多乐意与私商交铁哥们,或者让五亲六戚去经商,自己在台上给予关照。权力与关系密切的私商形成一个‘土围子’——利益共同体。……权力给‘土围子’以政策、物资、贷款、减免税、外销配额等方面的照顾。”(注十一)

  “为了避免因电力供应非常紧张造成拉闸停产现象的发生,一些厂不得不拉电力部门入股。

  邵东某生产出口铁锤的刀具厂,电力部门就投资30万元,年利4分,这是明利息,实际回报要大于这个数。当然,不是任何企业都可以得到政府部门的青睐的。拉一些政府部门投资的前提条件,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好,否则很难如愿。”(注十二)

  究竟官僚集团在过去十多年中侵吞了多少国有资产?这几年有一个许多人使用的数字:1982至1992年间,国有资产“流失”累计5000亿元左右,平均每天“流失”1.4亿元。(注十三)不过,去年十月号的《中国工人》披露了一个新的数字:八十年代以来,国有资产的“流失”每年高达500亿元,到目前总共“流失”八千亿元。但“据有关专家研究,目前国有资产流失的程度还要高于这个数字。”

  官员化公为私当然不始于改革开放。不过,毛泽东时代的化公为私同邓小平时代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化公为私,主要不过是占有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可是,在后一个时代,官员之化私,占有消费品是次要的,占有可以分润的资本(不管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还是资本的实物形态),这才是主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功业不仅在于缔造私人资本,更在于缔造了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有多大能耐?表四可以多少反映一点情况:


表四
  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来源比例(%)

          1978   1994   1995
  国家预算内投资  62.2    3.2    3.1
  国内贷款     1.7    22.4    21
  利用外资     4.2    10.7    11.5
  自筹投资     --    48.3   53.2
  其它投资     31.9   15.4   13.8



  
  所谓自筹投资,首先包括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各种乱收费,尤其通过各种化公为私以及办公司经商的方式,自行“创收”所得来的资金。这是各部门自己的“小金库”,不受中央约束。它除了用来满足官僚自己种种请客送礼,游山玩水的消费之外,主要的就是用来投资于高利润的行业。表四告诉我们,目前固定资产投资,中央预算内的是少得那么可怜,而自筹投资从零发展为过半。历次经济过热,历次盲目投资、重复投资,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最新的例子是房地产)(注十四),都同各部门这些自筹投资有直接关系。这些由各部门官员支配,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金,(而利润又首先落在官员手中),就是官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官僚资本加上中外私人资本,总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恐怕已经具有主导地位了。

  官僚资本具有投机性、买办性、垄断性几个特点。投机性不仅表现在盲目投资加工工业,而且现已转向炒卖种种有价证券及房地产,其中包括国外(例如香港。经济学家吴敬琏透露,大陆每年有100亿美元流向香港。)的证券与房地产。买办性表现在同外资合资、合作中经常以贱售本国资产或资源为代价;垄断性表现在官员利用权力霸占市场、拱抬物价、强买强卖。所谓诸候经济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引狼入室的“合资”


  近年中国的三资企业达到十七万家;如果把港澳台包括在内,外资现在已经在工业总产值中占了12.8%,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占了10.4%。不过,外资在中国的实际影响远超过这些数字所能显示的情况。

  近年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同中国国企合资,通过这个方式吞并了中国国企,连他们的名牌和市场份额包括在内。这同样也是一种私有化,而且是一种把民族工业拱手让与外资的私有化。

  现在国内的洗涤用品行业,已为外方控股的合资企业所支配。15家合资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一半,但卖的都是P&G、英国利华、日本花王、德国汉高的牌子,而中国的名牌如熊猫、双猫等俱已销声匿迹。(注十五)

  啤酒行业更厉害。中国年产五万吨啤酒厂,已有70%成了合资企业。而外资搞合资企业的真正目的是要中方放弃自己的品牌,改采他们的品牌。结果中国的名牌啤酒如上海、光明、天鹅等等逐渐为丹麦的嘉士伯、美国的百威等等取而代之;讽剌的是,中国完全有充足能力在啤酒上自给。有学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必在这方面搞合资企业,更没有必要让外资控股(注十六)。

  在彩电行业,原来的国产名牌如长虹、熊猫、飞跃等等,一旦合资之后便失去踪影,被外国名牌取而代之。

  在医药业,三资企业已达到1000多家,其中三家合资企业是医药业中的十大企业之一,而且都由外方控股。现在,在最畅销的50种药品中,有40种是合资企业的洋药。(注十七)

  自行车业,三资企业达200家,已经吃掉了国产的飞鸽、永久、凤凰等九个名牌。

  造纸、轮胎、集成电路、家电业等等也纷纷陷入同样境况。

  这可是中共官员自觉选择的结果。为贪小利而出卖国产名牌固然如此。(注十八)就是中央的政策本身,也是大大鼓励各级官员继续出卖经济主权的。许多国家都规定外资股份不能超过合资企业的五成,然而,号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却相反,在《中外合资企业法》规定外资股份不得低于25%,却没有规定上限,直接帮助了各级官员把国企连同品牌卖给外资。

  有人指出中国国内储蓄率达到45%(金融资产达一万六千亿元),依靠国内资金就足以支持7%到8%的经济增长,根本不必继续那种严重依赖外资、优惠外资而令自己吃亏的政策。实情怎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但至少,即使继续引进外资,也没有理由是这样一种引进法。


  护短经济学


  中共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可是,眼见私有制日益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中共的辩护士又怎样自圆其说呢?那些官方经济学家忙着解释:其实“优势”并不一定要体现在百份比上的;只要“公有制”始终扼控国民经济命脉便可。对于把盈利国企卖掉或出售国有股权,他们也辩说:我们卖掉了国企,但换回了资金,这只是使国有财产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而已,国家拿了钱还是可以再投资建厂,所以仍然不算私有化云云——这完全是诡辩。且不去说,在实际上这些交易,在一党专政下决不会是真正等价交换的。退一步说,即使那是等价交换,那顶多只能说,国家作为卖者没有交换价值上的损失,却不能说国家没有其它损失,更不能说那不是私有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明明转到私人手上,怎么不是私有化?其次。既然是盈利的厂子,为什么还要卖?是否就绝对没有别的方法筹措资金?卖了这些盈利的厂,能保证新的投资有同等的盈利水平吗?如果相同,又何必要为买而卖?岂非除裤放屁多此一举?如果盈利更微些,岂非一大损失?虽说盈利高些不是没可能,可是风险总是存在而且不小。干么要如此犯贱,好端端有安乐钱不享,去作这样的败家子?

  这样显浅的道理,我们博学的经济学家不会不知道。说穿了,这不过是欺骗而已。在最初搞农村承包制的时候,中共赌咒说不是恢复个体经济,更不是允许私营经济,而只是把家庭经营结合到合作经济中而已。在人民公社散了伙,富农阶级已经出现的时候,它还这样说;在搞国企改革的时候更离谱。在第一阶段,官方理论家力证,只有把经营权从所有权那儿分离出来,也就是政企分开,才能搞活国企;到真正实施两权分离之后(虽然并非没有打折扣),他们又忽然改口了:国企要改革,得要明晰产权,使所有主到位才行。只有当经营者同时也是所有主的时候才能搞活国企。这时候他们又主张两权统一了,只是不是统一到政府手里,而是统一到企业官僚手里。于是明晰产权就变成为搞股份制。在搞股份制时,为了安抚那些担心国家股份会被化公为私的意见,他们又说,不要紧,不让国家股出售不就行了吗!到了官僚资本强大到已经开始要把国家股出售或把国企出卖的时候,他们又出来说:哎哟,卖了也不要紧嘛,反正国家财产只是从实物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而已!

  当年在开始局部市场化的时候,官方理论家也是指天誓日的,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因为我们只是开放消费品市场,而决不会开放劳动力、土地和生产资料市场。到了资产阶级崛起,劳动力、土地与生产资料都事实上可以成为商品之后,他们又改口说,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生产,所以虽然我们有了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我们搞的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好了,到现在,连这点也开始动摇了,他们又改口啦:社会主义主体地位并不体现在百份比上!邓小平大概感到理亏,所以索性禁止人家问“姓资姓社”。其实,你们不如干脆认为,“我们共产党搞什么都是社会主义!”这不就行了!上述那种辩解只会叫人想起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不过,中共同那个皇帝不同的地方,是在于皇帝是受害者,而中共呢,不仅不是受害者,乃是整个骗局的得益人。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实证明,有了先富,就不会有后富,因为先富的一定会胃口日大,妨碍着普通人也跟着富起来,尤其当这先富起来的是操纵了国家机器的专制官僚。普通人民不仅完全被挤掉,而且成为这批先富的剥削对象。

  在政治上,中共老早就把国家主权窃夺过去,变成自己的私产。国家财产呢,尽管它也视之为禁脔,毕竟还没有将之完全变为自己的财产。况且,同时他也禁止资产阶级财产的存在。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勉强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权是一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但是,至迟到1988年修改宪法,中共政权就已正式变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权了。虽然,在社会经济上,当时还谈不到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复辟。不过,到了今天,很有可能连这点也已经完成了,或至少正在处于完成阶段。计划经济已经基本瓦解了。除了局部产业,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为利润生产的。要完成在社会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需要资本主义占领社会一切领域。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不是这样。它只需要使利润率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调节器就行了,因为这就足以让它支配其它经济成份。今天中国即使还未达到这点,至少也是快达到了。根据胡鞍钢的推算(参看表五),中国的农产品、工业产品、商业及投资的市场化指数大都超过一半,甚至是达到七、八成的;即使有些未过半,也接近一半了。(注十九)此外,由于市场的盲目性而造成的生产过剩已经出现多时了(参看注十四)。这是利润率起主要调节作用的一个反映。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本,已经是社会经济中的主角了。十多年来一直推动中共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知识分子们,你们所极力争取的资本主义,已经在你们眼前了。

  “不!我们所要的资本主义是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这不是我们所要的!”

  不,这的的确确就是你们所追求的东西。

  要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就只能是你们眼前的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医生,你已经成功使死人复活了。承认科学怪人就是你所要的东西吧。

  “难道你们主张走回头路吗?”

  我们也不主张走回头路。我们这篇文章只是分析官僚资本主义的崛起;中共怎样把中国私有化等等。应当走什么路并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但是,对于现在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笔者不掩饰他的反感与反对,而且深信劳动人民也同笔者态度一样。各种局部反抗事实上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复辟虽已基本完成,却不表示它能够安安稳稳地永远骑在人民头上。

  

表五 中国市场化指数以及其它四项市场化指数变化 单位:%

   年份  市场化  价格市场  生产市场 商业市场 投资市场
       指 数  化 指 数  化 指 数 化 指 数 化 指 数
   1979    24.91    23.1    11.6    21.53   46.01111
   1980    32.13    38.9    17.7    24.03   48.57
   1981    33.66    39.6    20.9    25.24   50.15
   1982    35.77    45    21.7    25.56   51.3
   1983    42.57    64    23.9    26.64   53.01
   1984    45.56    63     32    30.91   54.45
   1985    54.23    63.9    63    35.14   59.58
   1986    55.67    64.3    64.7    37.73   60.59
   1987    57.61    64    70.6    40.27   61.36
   1988    61.33    70.2    76    43.2    60.54
   1989    62.62    14.4    64.7    43.94   60.9
   1990    62.17    71.7    74.8    45.4    60.41
   1991    62.55    69.7    77.8    47.06   59.81
   1992    63.23    71.7    81.8    45.39   58.71
1979-1992变化量 38.32    48.6    70.2    23.86   12.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摘要1993》第21页,第93页以及《财贸经济》1992年11期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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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一:《大分化新组合》,朱光磊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26页。
注二:《中国私营经济研究文集》,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编,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63页。
注三:同上,64页。
注四:1987年1月18日的信报发表下面的一个表也能说明问题。大家不难解读“集体拥有”的真意吧:


  中国工业总生产中企业拥有权分布权%

年份  国家拥有 集体拥有 个人拥有 其它
1978   77.63   22.37   0     0
1979   78.47   21.53   0     0
1980   75.97   23.54   0.02   0.48
1981   74.76   24.62   0.04   0.58
1982   74.44   24.82   0.06   0.68
1983   73.35   25.74   0.12   0.78
1984   69.09   29.71   0.19   1.01
1985   64.86   32.08   1.85   1.21
1986   62.27   33.51   2.76   1.46
1987   59.73   34.62   3.64   2.02
1988   56.8    36.15   4.34   2.72
1989   56.06   35.69   4.8    3.44
1990   54.6    35.62   5.39   4.38
1991   52.94   35.7    5.7     5.66
1992   48.09   38.04   6.76   7.11
1993   43.13   38.36   8.35   10.16
1994   34.07   40.87   11.51   13.55



  
注五:有人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况。他们估计,从事实业的私营经济的总资金为708.6亿元,私人占有的股份约为417亿元,外资直接投资项目为1114.4亿美元,三者相加,约在一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国有资产的1/4。见《私有制与私有化》,胡培兆,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1996年第2期,49页。
注六:《狂飙下的中国》,四川大学出版社,31页。
注七:《1979—1993年中国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互补关系的实证分析》李洪斌,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1996年第11期,35页及41页。
注八:同注二,302页。
注九:西安市在深圳创办的一家国有企业—西有公司—资产价值六千万元,竟以385万元出售给一家私营企业。不少地方对出让的工业用地只基本上收取政府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成本价,甚至是象征式或全免地价。有一家印染厂以一百万元人民币卖给港商,但一百万只是固定资产价格,对于印染厂的全部无形资产未作价,至少值五百万的土地也丝毫未作价。见《中国工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版,1996年第十期,页5至6。及《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的》,王保喜,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4年第八期,65页。
注十:山西太原市有个批发市场在改组为股份制企业中,将一千多万国有资产无偿划给个人。《中国工人》,1996年第十期,6页。
注十一:同注六,115页。
注十二:同注二,302页。
注十三:《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4年第10期,24页。
注十四:1992年,全国工业企业的机床利用率仅为55%左右;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塑料制品的生产能力一半闲置。这是各地盲目投资的结果。
注十五:《瞭望》新闻周刊,1997年第3期,7页。
注十六:《国产啤酒名牌难见踪影》,李敏仪,信报,1996年6月24日。
注十七:《‘卖牌合资’现象扫描》,黄欣晔,《中国工人》,1996年第十一期,27页。
注十八:“前不久,我国著名的冰箱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杨子集团与德国博世—西门子家用电器公司签订了合资组建”安徽博西杨制冷有限公司”的合同。按合同规定,杨子集团使用的“杨子”商标以96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合资企业,转让期为50年,50年后再无偿转回杨子集团公司,50年后“杨子”商标也许早就被人们遗忘了。”
  “美加净”的例子更好笑。上海家化以每年一千万元的价格把名牌“美加净”卖给美国庄臣,有效期三十年。后来发觉吃亏,只得以每年一千二百万元买回牌子,有效期也是三十年,总计要付出3亿多元。俱见《中国工人》,1996年十一期。
注十九:胡鞍钢是这样解释他所谓的市场指数的:“我们于是从投资、价格、生产和商业四个方面选取统计资料来编制中国市场化指数,以求适当地反映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变化特征。有关数据列入表一-一。其中投资市场化指数是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它投资”三项投资的比重;价格市场化指数是指农产品价格中非国家定价的比重;生产市场化指数是指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商业市场化指数是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中国市场化指数是由上述四项市场化指数加权合成的。”见《挑战中国》,胡鞍钢,新新闻出版部,台湾,1995年,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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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刘宇凡: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前世与今生(2005初。后附作者1988年以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进程的若干文章)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8日 01:03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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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工人斗争专栏)

漫漫长夜中的一点曙光

谈谈大陆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前瞻



刘宇凡
2000-5-15




 在这六四十一周年将至的今日,民主运动似乎没有任可迹象复苏。大学生与知识界中,即令间或有些火花,大多是旋踵而灭。「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如果我们囿于八九民运的「范式」,然后按图索骥,自然是要失望的。反之,如果能够换另一角度看看今天散布全国的大小的工人经济斗争,那多少是可看到一丝生机的。

救生网未备,先推工人下楼

 八九民运失败的恶果之一,就是使官僚统治集团更放胆地走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更放肆地借改革之名搜刮民脂民膏。反过来,即使有最好的经济改革方案,一经过贪官污吏手上都要走样。这是国企改革越改越亏损的最重要原因。八十年代的承包制改革固然没有「一包就灵」;九十年代的股份制改革同样不曾「一股就灵」。国企亏损反而与日俱增。官僚层却有本领把一切责任推卸给一亿多的国企员工,强迫数以百万计工人下岗失业。在九十年代初,政府曾经为「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而大造吁论。虽然实际上仍主要是拿工人作代罪羔羊,可是,至少表面上这个口号也有针对干部的「铁交椅」。而九十年代末呢,连这个表面功夫也省下来,纯粹变成针对工人的「减员增效」、「人员分流」了。于是造成今天三千万以上的城镇实际失业者。(包括下岗工人。他们表面上仍维持同企业的关系,但由于已无工可做,而生活费也常常扣减和扣发,所以实际上已和失业者没有很大分别)随着经济放缓及加入世贸,估计到今年底失业者会再增加千多万。

  在九十年代初,官方在口头上仍然承认,在广泛实施「破三铁」之前,得先建立好健全的经济保障制度,不然只会迫工人走上死路。可是,近年来,中央政府已实际颠倒了这个次序。本来,五十年代早已建立了社会保险基金。可是文革时期中共竟然悄悄全数挪用,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得重新建立。可是至今仍远未筹足。不少惯于无法无天的各级官员、企业干部、私企老板都视供款如儿戏。挪用基金、行政费比例太高等毛病更是时有所闻。1996年能够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城镇失业者只有三分一。(注1)如果考虑到那时正式能登记失业的只占少部份,那么,生活无着的失业者之多可想而知。可是,到了去年底,上述比例仍没有改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承认,当年全国27个省及自治区中,只有7个筹足金额,尚欠50亿元,以致「至少270万工人生活困难」。(注2)

  中共这一系列政策把工人推向绝境。于是抗争事件有增无已。有官员向西方记者透露,1999年中国劳动纠纷达到12万件,是1992年的8,150件的14倍。去年比诸1998年,则增加了29%。至于集体劳动纠纷(包括游行、示威等),1998年达到6,567件,有251,268工人参加,是1993年的9倍。在北京,1999年上半年的劳动纠纷是1998年同期的两倍,而集体纠纷则是98年的4倍。(注3)另外一个资料则显示,1998年共有216,750次罢工,共计350万工人参加,有627次是直接攻击党政机构,有459次发生了同警方的暴力冲突。(注4)所有这些数字只会低估,不会高估,因为各级官员总是尽量压制有关报导,包括向上级的报告。

  近期最激烈的抗争发生在今年2月。官方全没有报导。香港明报直到4月4日才引述外电报导。辽宁的葫芦岛市的杨家杖子钼矿的「领导」要关闭矿场,以一年年资获得560元人民币的补偿遣散工人。工人一不满补偿太少,二不满干部贱卖国有财产,几经申诉无效,终于发生2.5万工人示威事件。800公安出动驱散,引起了群众骚乱,包围了公安一天一夜。当局再派出防暴队及解放军才最后驱散群众。

为尊严与社会正义而抗争

  在官方言论中,以及对工人一直怀有芥蒂的知识分子当中,往往视工人这些抗争是「反对改革」,是要保留「铁饭碗」,因此是保守的,不值得支持的。关于中共的改革是否真正进步的改革,反对它又是否必属保守,姑置勿论。就事论事,直接因为被裁而发生斗争的事例恐怕不多。引起抗争往往是官僚侵犯工人的最起码的合法权利:

工人下岗或失业却拿不到应得的补偿;

企业拖欠薪金、退休金、或下岗生活费,另一方面干部却依然高薪厚禄;

干部贪污渎职;

干部贱价卖掉国有或集体财产,化公为私,同时强迫工人失业;

干部强迫工人集资入股后长期不发股息;

  在各种劳动争议中,以拖欠工资而引发的居多。工运学院的常凯报导,1994年这一类肇因占八成,大多是在私人企业。近一两年这类争议可能仍居多数,但是由国企及集体企业欠薪引起的正在急起直追私企。官方承认,去年许多骚乱是因为国企有50-60万退休工人拿不到退休金,60-70万下岗工人拿不到生活费。(注5)更荒唐的是,干部常常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本来,下岗工人的官定生活费就很低,每月平均只有200多元,可是连这点微薄补偿都拿不到或拿不够。(注6)

  一般工人都有超级耐性,一个月一个月地等。激怒工人往往是因为干部依然大吃大喝,贪污腐败。大陆有位记者写道:

  「部份企业在困境中尚未见曙光,可厂长高级轿车照坐,商品房照买,高档娱乐场照去,手机更新得更邪乎」。(注7)

一个下岗工人说:

  「企业不景气很大的原因是厂里的领导不廉洁。那厂刚说不景气,就把厂给卖了半个,那钱准是给他们塞腰包里了。中国现在就这样。」(注8)

  上述钼矿的一个56岁工人解释为什么不满:

  「领导在欺骗我们。他们把部份矿产卖给的自己的朋友。他们把矿场的货车全卖掉了,但我们见也没见过这些钱。根本没有把账目公开。他们只是将钱大吃大喝花掉。而工人自去年年初就没拿过工资。在我的那幢大楼里,有些人要挨饿。」(注9)

  很明显,虽然工人不满被裁,但是,如果不是官员的公然贪污舞弊及不公正的话,消极不满是很不容易转化为抗争的。有个工人在电台节目中打电话给韩东方:

  「工人下岗,是不断的下岗,而企业也没迎来半点生机。那么……省长、市长、厅长、局长、厂长、经理,谁又听过下过岗呢?那么,这是不是端权力的大饭碗,吃权力的大锅饭?」(注10)

  官僚那种绝对无法无天最叫人深恶痛绝。按照法律规定,出售国企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革等重大决策,管理层必须咨询职工代表大会。那些党委厂长却往往懒得召开。企业改为股份制,工人入了股,按理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可是干部却可以干脆不召开,或者是不按法定程序召开。《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人权利,比香港要强,可是,当工人拿着劳动法去质询违法的厂长时,厂长冷笑着说:

  「你活干得不怎么样,《劳动法》倒懂得不少,我整天工作忙,不懂《劳动法》,它能给你饭吃,就不要找我去了,找《劳动法》去。」(注11)

  官方工会名义上是维护工人利益的团体,可是,五十年代以来,中共动辄指责较为同情工人的工会干部为「工团主义」、「对党闹独立」,反复祭起「党的领导」的金刚咒,早就使工会完全驯服为厂长经理的帮凶。任何工会干部胆敢帮助工人出头同厂长说项,难逃被报复的命运。(注12)

官员麻木不仁令人发指

  工人是合法权利被剥夺净尽而又申诉无门,才造成官逼民反。今天的中共官员真正已达到贪婪无厌,麻木不仁的地步。几十年来的专制统治及运动,在官僚集团中形成了一种「自然选择」的机制。唯有那些唯命是听的奴才小人才能夤缘而上;而这些人一旦当上某单位的「第一把手」,就是一个小毛泽东,就照样无法无天。反之,清官好官或任何正派的人却是万难立得住脚的。八九民运中赵紫阳的下场更清楚说明这点。

  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引述一个官员怎样对待申诉的下岗工人:

  「他客客气气地请他们上一辆大客车,说拉到一处宽敞的地方去不受任何干扰地谈。拉到哪儿去呢?大冬天里,拉到郊外去,说到此处他笑了,显出因自己的『聪明』而很得意的样子?广阔天地,既宽敞,又无干扰。他说他是有所准备的,所以穿得非常暖和,不怕天寒地冻。而那些『下岗』工人则不同了,没准备,穿得少,一个个冻得缩着脖子抱着肩,没谈上一个小时,就都冻得受不了啦,都说先不谈了,要求快点儿上车回城……

  他又笑了,彷佛在传授一个对付『下岗』工人们的好经验。

  他说一个工人要求按照国家规定发给自己「『下岗』生活费,而他这样回答:『下岗』生活费是发给家庭生活困难的『下岗』工人的,你家有电视、冰箱、洗衣机,你自己有手表、自行车,所以你只不过是『下岗』了,还远远算不上家庭生活困难。你先卖东西过日子吧,什么时候你家里确实再没什么东西可卖了再来找我申请补助……

  他第三次笑了。」

  作者听了恼得用粗口骂那个官员。(注13)

  目前所有这些斗争仍处于自发的、分散、孤立的斗争的阶段,似乎很少有跨单位的行业性的联合斗争,更不用说政治斗争。即使如此,它们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的经济斗争意义匪小

  实际经验教会工人,即使只是维护起码的合法权利,往往都要采取抗争。所谓「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从中共立场来看,这些斗争当然是坏事,但是,它还没有打算采取完全镇压的手段。这是因为所有这些斗争不具有直接政治的成份,又非常分散,对中共统治不构成直接挑战,哪怕只是精神上的挑战;其次,工人的要求本身合情合理合法,中共要立即镇压未免出师无名;其三,中共害怕肆意镇压会引起更大斗争(注14),尤其因为中共知道(甚至比工人自己还要知道)工人的力量是学生与知识分子无法比拟的。工人是生产的阶级;而社会不可一日不进行生产。只要他们一罢工,就足以使整个社会陷入危机。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化使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已经到2.5亿,同3.5亿农村劳动者相比已经不少。但工人的潜力远超过表面数字所造成的印象。相对农民而言,工人创造了七成的国民生产总值,八成的财政收入。如果为数只有几百万的工人尚能在廿年代的中国发动大革命,在上海起义中打倒官僚军阀,那么,今天中国工人一旦觉悟起来,力量自然非同小可。综合几方面因素,使中共高层一直对工人斗争采取较容忍的政策。去年底朱镕基说:『下岗工人的抗议「是人民内部矛盾」,「决不能简单粗暴、激化矛盾,更不能用专攻手段对待人民群众』」。(注15)目前的形势不利中共高度镇压,而这一相对容忍的政策又暂时有助工人继续发展这些斗争并在多数情况下得到局部胜利。这些局部胜利多少打击一下下级官员的威风,这对于恢复人民的斗争信心裨益不少。

  其次,工人阶级这些分散的经济斗争具有发展为民主斗争的潜能。世界150年来的工人运动史与国际政治史表明,工人阶级一向是民主斗争的最主要旗手。各国普选权之获得无不是工运的斗争成果。中国工人阶级曾经在1925-27年的大革命中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民主斗争成果,只是给斯大林断送而已。然后,几十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又处于中共的长期压制下,变成消极、依赖。目前与日俱增的经济斗争却多少有助把工人从沈睡中唤醒。而唤醒工人的,不单单是甚至有时不直接是被迫下岗,而首先是出于对不公正及官僚贪污渎职的愤恨及对人类尊严、社会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追求等等。而这些诉求逻辑上必然发展为民主与法治的斗争。尤其因为,中国的官僚,从下级到上级,早已结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一个九品芝麻官的贪污只要顺藤摸瓜,不难触及到一品大员,十足像大观园中,即使是一个小小丫头,背后都可能有大小靠山,不可轻易得罪。谁铁定心肠要去得罪,那早晚都要准备好直接同当权派作民主斗争。而这点恰恰是不少今天仍对工人抱着防忌心理的知识分子所没有注意的。

种种弱点有待克服

  要目前的分散的、自发的经济斗争发展为自觉的工人运动的民主斗争,自然仍需克服许多障碍。除了高压统治外,这些障碍包括:

  第一,卅年长的单位制度使工人普遍存在消极依赖心理。在毛时代的劳动制度下,工人谈不上是什么「主人翁」,相反,他们仍是被压迫者,是因为工人固然一面享有就业保障,另一面他们也丧失了择业与转厂自由,更不用说工会自由了。许多人只注意前半而忽略了后一点,才错误以为工人是特权层一份子。干部在对待工人时采取十足恩主的态度,而工人也惯于在碰到问题时,要么耐心等待「国家解决」,等不了的就自谋出路,或找关系说情。这当然更容易让干部以「恩赐方便」的方式分化工人。到今天,「铁饭碗」已经丢了,可是那种恩主与「受恩者」的关系仍在起作用,仍在促成工人的无能感,并大大制约工人的集体反抗。

  第二,由于中共惯于无法无天,不屑也不愿普遍宣传按工人应享的法定权利(更不用说贯彻了),所以工人普遍对合法权利无知,而这十分不利工人的反抗。

  第三,大多数发生斗争的单位都是亏损、停产、破产或即将私有化的企业。这是不利工人的,因为工人的力量来自对生产及经营的直接控制。但这一重要斗争条件恰恰不存在于上述企业。

  第四,目前的斗争仍多数局限于个别单位,似乎很少有跨单位的联合。消息封锁是联合的一大障碍。其次,这种分散性又同仍未产生一批最有思想的先进工人层份相关联。由于很少知识分子想到要联合工人斗争,要产生先进工人层就尤其困难。如果这局面没有突破,那么,所有这些分散斗争就难免于旋兴旋灭的命运,即使能获得短暂局部胜利,终归也是发展有限。

抗争的下一步发展

  可喜的是,工人中总有少数以天下为己任的、最有抗争觉悟的份子正在默默耕耘。迹象之一是工人的自发的非正式组织似乎与日俱增。据上海工会管理干部学院的柏宁湘的研究,仅1999年上半年,北京就发现30多个职工的非正式组织,比1998年同期增长23%。过去这类组织较多在南方的私营企业的民工中出现,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组织「同乡会」、「兄弟会」等,有些曾经发动过罢工。近年这类组织更开始打破地缘、亲缘的局限,改为招收一般工人,例如「打工仔协会」、「下岗工联谊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等。现在似乎国企工人也开始迎头赶上了。在种种困难下,这类组织一般不稳定,能长期坚持的不多。中国目前的工运水平仍很低;但无论如何,工人从蒙昧状态中已经开始醒觉。越来越多较有思想的工人已经在紧张摸索出路。大致上初步的奋斗方向可能包括下述各点:

  1.充份了解现有法律及政策所规定的工人权利,并且向工人作广泛宣传。在要求当局落实权利时首先适宜采取一切合法申诉途径。但与其说视此为希望所在,不如说是为了暴露其缺陷并为下一步抗争行动奠定理据。有一种意见认为,工人目前只宜采取合法手段,不可上街游行示威,免招镇压。但事实证明游行示威受镇压并不多,甚至不少获得局部胜利的。所以申诉与抗争二者并不对立,相反,可以巧妙地结合起来。总的原则是可以尝试用合法途径申诉,但不迷信任何法律程序、任何清官可以根本解决问题。相反,应当尽量鼓励工人只信赖自己的团结与抗争。在中国这样缺乏法治的地方,只有直接行动才是最可靠手段。近年,游行、示威、罢工都已发生过不少,1998年底更发生过工人接管工厂,自行生产的事件。当年11月,洛阳市一间水泥国企被市政府贱卖给私人,800多名员工继游行抗议无效之后,赶走新来的经理,接管工厂自行生产。市政府被迫搁置私有化,而工人后来有否停止行动则不得而知(注16)。这样的直接行动正是工人所需的。

  2.要把分散的、孤立的经济斗争发展为跨单位甚而是行业性的斗争,首先要工人多少有了组织。而这点恰恰又是中共所最不能容忍。所以,有心人目前虽然应各依其特殊条件努力促进各种层次的组织(可以是面向较多群众的组织,也可以是只面向较为觉悟的先进工人,不一定只限前者),但是避免正式打出任何旗帜(例如独立工会),可能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其次,打破官方的消息封锁,尽量把分散的斗争的消息广为传播,也是目前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3.除非统治阶级明显出现统治危机(例如领导层分裂,或者是出现继承问题),否则,目前的经济斗争不容易迅速发展为政治斗争。但是,在目前艰难时期,即使只是积累小胜,意义也不小。其次,即使多数斗争暂时只能维持在经济性质上,这也不表示根本放弃政治活动。例如,在同工人的私下交谈中,可以而且应该巧妙地作更深入的政治解释,传播民主思想。

  4.促进工人的团结,须要有清楚的目标,亦即须要一个反映工人利益的当前行动纲领。综合近年的经验,将来这份纲领可能至少包括以下各个要求:

落实法律与政策中所规定的一切工人权利,特别是有关下岗、失业、医疗、支薪的规定;

落实有关职代会及工会的职权与选举的法律;

停止任何形式的强迫入股、集资及押金;

亏损、停产、破产、出售的国企及集体企业须向工人公开账目;

贪污腐化的干部应以刑法起诉,反对只以「党纪」、「严肃处理」等方式虚应故事;

企业领导经营不善,而上级单位听之任之者,工人有权接管工厂自行经营;

在社会保险基金未筹足款项及未完善前,政府停止一切形式的裁员。

  

5. 另一个当务之急的任务是迫使政府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眼下一个巨大障碍是中共的宣传攻势,中共每天都在传媒上反复抹黑工人,把国企及工人当前的困境,都说成是工人自己的责任。例如中共指责下岗工人自己找不到工作因为挑三拣四,因为总想「一国企,二集体,不三不四干个体」;解决困境必须靠工人自己「转变过去依赖国家的旧的就业观念」,更必须明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风险、意味待遇、工作都要能上能下。结论就是,不要指望国家为所有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你们应当自谋出路,干个体也好,找私营企业也好。工人民主派必须有力反驳这种谰言。工人要求转业后的待遇不低于以前,你们就指责为观念陈旧,那为什么你们各级官员就只能上不能下?你们要工人在待遇上与最低微的个体户相比,可为什么官员却总是相反,在奢侈待遇上总是朝最高的互相攀比?

  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指出: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是政府的天然责任,不能以任何形式把责任推卸给工人;工人下岗时要求新工待遇不低于以前,也是完全正当的要求,官方传媒无权指责工人挑三拣四。

国企倒闭,根子在专制统治

  中共传媒又往往把国企亏损、破产的责任推卸给国企冗员太多。首先,何谓冗员?不同阶级会有不同定义。对老板来说,未能把工人的仅余精力榨干榨净的话,现有工人数目都可算是存在冗员。但工人阶级决不能接受这种定义。其次,大致上可以承认,今天中国不少国企,即使按最合理的标准算,也是太多剩余人手。不过,要知道,这并不是工人自己所选择的结果。过去工人连择业自由都没有,谈什么选择?罪魁祸首是中共那套极反动的劳动管理制度以至整个官僚集中的令命经济的制度。那时候上级官员总是随便把人手塞给国企,不管这是否需要。官僚这样做或是出于政治需要(工人都必须归属于某个单位,才能方便在人身上加以控制),或是出于利益需要(上级官员须要替其亲朋戚友找工作)。再次,冗员过多恐怕不是现在国企大量亏损破产的主要原因,连次要原因也不是。

  最值得指出的原因是国企的投资很多都是浪费或低效,因而无法创造较多就业机会。国企廿年来吸收了国家一半以上的投资,但国企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比私人企业远远不如。1985-1995年,国有工业就业的资本弹性(即资本的边际增长所吸收的就业人口)仅为0.48,而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却分别是3.3和6.14。(注17)那为什么国企投资在创造就业上的效果那么差?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一个是官僚政治,包括瞎指挥,盲目而重复的建设,贪污浪费,管理不善;一个则是因为市场经济下过度竞争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产品卖不出。总之,冗员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可是中共却倒果为因,要工人做其替罪羊。

  要真正解决国企的问题,矛头要指向中共的官僚统治,而不应指向工人。而官僚贪污渎职的问题,只有实行民主与法治才能解决。这个道理,工人其实并不难明。八九民运的后期,大批工人参加争取民主,就已经说明这点。所以,如果有志之士投入目前的工人经济斗争,要不忘逐步引导工人发展民主斗争的意识。其次,除了促进实际抗争之外,还要进行理论及思想上的斗争,要为工人阶级辩诬,要把中共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洗脱诬蔑,抬起头来理直气壮地奋斗。

革命:敬谢不敏还是……

  目前形势有一个特点:一方面工人的要求仍是很低,另一方面,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却日益具有爆炸性。工人对官僚专制的反感与日俱增,其中最有抗争勇气的,就常常想到革命。韩东方在他的书的序中这样写道:

  「工人们对贪官污吏们的痛恨,只有一个词可以表达,那就是『咬牙切齿』!当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说『没办法,这个国家需要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的时候,我还挺兴奋,因为那时我觉得这应该意味着工人们开始觉醒了。后来当我每一次听到的答案都是『革命』的时候,我便开始问大家,革命的代价有多大,以及谁付出的代价最大,是我们这些穷老百姓呢?还是那些已经富起来并随时可以一飞了之的贪官呢?他们的回答大部份都是『管不了那么多了』。直到后来多次听到『我们现在就盼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到时候把那些贪官污吏们统统杀光』的说法之后,我就实实在在的感觉到,我几年前说过的『中国的工人问题将是一枚定时炸弹』这一担心,真的不幸被我言中了!……

  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办法避免爆炸么?有!我提出的办法就是让工人们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这不仅能减少改革过程中的不公正,减轻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阵痛,更可以通过组织和选举民主工会的实践,来具体体会什么是民主权利。……

  但遗憾的是工人们似乎对我的说法没有多少信心,他们说你的主意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中共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允许我们组织工会,就更谈不上什么集体谈判了。」(注18)

  韩东方既要争取工会权利及民民主改良,又要绝对避免社会冲突,避免革命。他以为这是两全其美。他不知道,他这种主张恰恰将自己陷于无法克服的两难中,因为二者常常矛盾。为什么呢?这是由「中国国情」,由中共专制的性质所决定的。鲁迅在谈到当时的中国时说过,在中国,即使只是搬动一条板凳吧,有时都得一场革命才成。今天中共比诸国民党只会更坏,所以这句话更为适用。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他又会以何者为先?如果他始终奉争取工会权利及其它改良为最高目标,而且非达目标不罢休,那么,不论他自己多么不愿,这样做恰恰在刺激社会冲突的加快来临。相反,如果他奉避免革命为最高目标,那么,在这种自我制肘中他根本无力争得显著改良。因为要避免革命,就最好避免任何暴力冲突。要避免任何暴力冲突,就最好避免任何游行罢工,好了,到这一步,你究竟还有什么斗争力量?

  我们的斗争要尽量保持和平,但这个需要不应大到足以妨碍争取目标。如果二者有冲突,就不能不宁愿舍弃前者而取后者。当然二者并非时时冲突。工人民主派的战士也必须拿捏好分寸,尽力使斗争手段同力量与形势及运动利益相称,既不超过它们,也不低于它们。超过它们,就会变成过激,引起反效果;低过它们,就会达不到目的。总之,民主奋斗不能预先否定任何手段,包括革命。革命是人民在专制统治者死命占住历史舞台的时候,所能采取的最后手段。知识分子现在最怕革命,怕得比害怕专制统治还要怕的地步。这些知识分子很钦羡西方民主思潮。他们恰恰忘记了,西方民主思潮中,人民有权革命论一向是其中一个主题。从洛克到美国独立宣言莫不如此。

  把革命等于动乱,视之为必然引起独裁的循环?这也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忘记了,现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没有几个是不曾经过革命而建立其民主制度的。柏林围墙的倒下开启了东欧与前苏联的民主化前景,可是,东德等国的政权转换固然是比较和平(但并非没有暴力冲突),但罗马尼亚却是经过一场革命才完成转变。罗马尼亚固然没有一步变成天堂,甚至某些方面还坏些(主要是人民生活),但是也没有陷入什么独裁?革命?再独裁的循环。如果客观一点研究几百年来的革命经验,只能说:革命并非必然带来民主,但也并非必然带来独裁;有成功的革命,也有不成功的革命。我们至少应当好好吸收相对成功的革命的经验,而不是盲目反对。

  革命的路线并不排斥改良,也并不意味有理没理非革不可。革命的路线只是说,要强调人民有权革命,要用这种主人翁精神去教育群众,要保留这个权利作为最后手段。至于是否运用,那是另一个问题。最好不必运用;最好改良已经足够。但是,人民不能凭主观愿望行事。如果专制魔王疯狂反扑,人民没有理由害怕运用革命权。在这个危急关头,人民只有实行革命才能避免大灾难。

  改良主义的错误不在争取改良,而在于夹硬去调和无可调和的矛盾,而且是以限制群众的方式去调和。其错误在于预先缴械(物质上的械和精神上的械),预先放弃革命的权利,预先为群众抗争设定框框,上书:社会和平至上,群众抗争不得越雷池半步。不幸的是,群众的自我设限往往不会得到专制统治者的善意响应。相反,它往往只会利用其善意来伺机全面消灭群众运动与组织。八九民运就是这样。所以,改良主义者以避免流血冲突始,却往往以大流血终,只是这次流的血是人民的血而已。而这种专制者所发动的反革命流血(中共好以反革命之罪名害人,但在1989年它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往往比真正的人民革命的流血规模大上几十倍几百倍。1925-27年的中国,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以至去年的东帝汶,莫不证明如此。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焦燥不堪、希望再来一次文革的工人,我们要说:对,人民有权革命,但是,是否运用,在何时及何种条件下运用,个中大有学问。胡乱去革,只会给野心家利用而已。文革根本是假革命,真反动。如果现在再来一次文革,那只会更彻底败坏革命名誉。现在当务之急,还不是直接革命,而是弄清楚正确的革命路线是什么。其次,在目前实际行动上,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大力发展并超越经济斗争(例如罢工),从中锻练出一批先进工人的骨干。只有这个条件具备了,才谈得上其它。

要思考根本出路

  中国工人阶级要捍卫工作权利,今天尤须公开保卫国有财产,保卫国有企业,反对中共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化公为私。但是,这个奋斗在今天却特别困难。过去廿年,中共打着「改革」的幌子对工人进行了一场巨大的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动进攻。工人至今招架无力。这种思想进攻,可以用以下公式代表:

  1.政府保障充份就业=铁饭碗=人手只进不出=国企冗员过多=低效率

  2.缩小收入差距=平均主义(大锅饭)=工人缺乏劳动积极性=低效率

  3.公费医疗、房屋等福利=大锅饭=浪费及低效

  4.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所有主虚置=人人负责,实即人人不负责=浪费低效

  5.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党专政

  在这五条公式中,没有一个等式是经得起理论与事实的验证的。我们在这儿不能详加分析。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我们在此只能强调如下见解:充份就业、公费住房与医疗、国有制等等,同提高生产力不仅不是矛盾,而且是兼容的。虽然近年世界时兴右派观点,可是西方不少左翼或独立的学者专家都有著作有力论证其非。许多人根据过去几十年大陆的失败经验来论证上述公式。可是,怎么能根据一次上烤鸭店被骗被宰的可怕经验,就不仅得出全世界的烤鸭师傅全是混蛋的结论,还进而得出烤鸭食谱本身是骗钱勾当?至少首先要问问:中共这位黑店主人兼厨师,究竟有没有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食谱下厨呢?根本没有。只须指出一点就够了:按照马克思原意,国有化、促进平等、充份就业等等社会改造,须要工人阶级以主体身份、自下而上地通过彻底的民主制度去推行,才具有真正的解放意义。反之,像中共那样把所有这些「改造」都是由自己自上而下地一手包办,而工人阶级也变成「改造」的对象,那么,摆脱一切民主监督的中共官僚是不能不腐化堕落成特权专制集团的。

  只要能放下偏见,不难了解这点。本来,掌握了社会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并不难明白它,也不难使工人明白。可惜,知识分子既然反感于中共的政治专制,期望民主改革,可是,在这场思想反动中,许多知识分子却接受了这种右派立场,在精神上赞助中共而疏离了工人阶级。受到几十年长的假社会主义的镇压的知识分子,今天大多已经没有兴趣去分辨真伪了。他们(以为自己是)痛定思痛,决心从此背向什么社会主义实验,什么工农解放,一心迎接资本主义文明。怪不得有位海外知识分子苦口婆心地劝告工人:不要做什么「国家主人翁」、「领导阶级」的梦了。工人的位置只能是、只许是资本家的雇佣工人,顶多让你们享有工会权利吧啦。他们给工人开出的妙方就是私人企业+议会民主。他们以为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不知道这只是知识分子的幻灭情绪与新右派立场的混合产物而已。真正的历史经验却是这样:官僚社会主义固然无法给予普遍工人起码的政治权利。可是,资本主义又何曾能保障工人有稳定的生活和工会及民主权利?

  在战后几十年繁荣期里,西方阶级斗争好像是大大缓和了,改良资本主义行得通论大大流行了。可是,七十年代以来,一切又走回头路了。戴卓尔夫人和列根总统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同时也是向工人阶级权利大举进攻的时代,并且到今天仍在继续着。谁看不到这点,谁就瞎眼。现在,西方也越来越多任务人质疑,是不是一定要我们工人大罢工,你们资本家才肯停手?(注19)

  这边厢,右派知识分子劝导工人老老实实为资本家打工,那边厢,大陆的保守派(例如以《真理的追求》为代表)呢,表面上帮着工人骂资本家,可是,同情也好,指责也好,都只是引子,正文呢,却是诱导工人忆甜思苦?忆毛泽东时代之甜,思今日后邓小平时代的苦?诱导工人支持复辟官僚社会主义。他们故意忽略一点:正正是毛泽东主义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名誉,才会使邓小平那么容易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再搞什么官僚社会主义,只会适得其反。

  两条都是死路。工人阶级的真正出路,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官僚社会主义,而是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即通过建立工人民主政府来对整个社会及经济进行全面的民主改革,确保当代已经非常高的生产力与非常丰富的财富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一小撮官僚与财阀服务。一种结合了国有企业及劳动人民的民主的政治及经济制度,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

  这条道路自然也不易走。在廿一世纪,人类文明日益陷入巨大危机,而可靠的答案却不多。工人阶级自当努力摸索出路,可是,如果工人阶级不能逐步争取较多知识分子重新站到工人解放事业的一边,那么,新出路的摸索就更艰难百倍。因为任何重大社会改革都须要知识分子的协助。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如果认识不到工人阶级身上潜藏的巨大的民主力量,不懂得依靠他们,那么,他们所期望的民主与法治时代,再等一百年也是不会来临的。可是今天还看不到工人斗争与知识分子的结合。道路仍是漫长的。但我们保持乐观。至少工人阶级的反抗已经多少开始,整个社会危机也在加速进行,在这个情况下,一定会有更多人重新思考,反省,得出结论。但愿这篇文章也能成为开始解冻的新思潮的其中一滴水。



15/5/2000



注释

1.《中国的劳动立法和工人权益保障的实施》,常凯,载《就业政策与权益保障》,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及香港社会保障学会出版,1999年,香港,109页。

2.明报,1999年8月29日。

3.华盛顿邮报,2000年4月23日。

4.China Labor Bulletin, Hong Kong. March-April, 1999.

5.金融时报,2000年4月3日。

6.明报2000年4月4日

7.陕西工人报,2000年1月29日。

8.明报,1998年3月2日。

9.华盛顿邮报,2000年4月5日。

10.《改革.舞弊.民生?韩东方与中国工人对谈录》,第一辑,中国劳工通讯出版,1998年10月,香港。

11.《中国与世界》,2000年2月号,《企业改制与工人阶级思想意识》

12.去年底及今年初的工人日报都有好多篇报导工会干部被报复的事件,甚至有被砍伤以至被杀的。

13.转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4月号,42页。

14.韩东方那本书(见注10)记录了一个工人的看法:政府对工人的游行示威「很怕的,只要一堵,在几分钟内,最多不超过二十分钟,市领导会来的,来了以后,都会给示威游行的发一部份生活费。立竿见影的就给,让工人有点饭吃,工人就好说话。」?150页。

15.明报,1999年3月6日。

16.明报,1998年11月10日。

17.《推出去还是引进来》,杨体仁,载《就业政策与权益保障》一书。见注1。

18.同注10。

19.Workers in a lean world, by Kim Moody, Verso, 1997,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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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刘宇凡:资本主义新中国的前世与今生(2005初。后附作者1988年以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与阶级斗争进程的若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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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


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彻底完成


刘宇凡
2001年11月



《先驱》第63期,2002年(春)



今天中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再说是「社会主义国家」或「后资本主义国家」。相反,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复辟的彻底完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国家政权性质的改变,接着是社会经济性质的改变。

复辟的两个阶段

1988年中共修改宪法,正式承认私营企业的地位及容许土地商品化。这次修宪标志着中国的政权已经从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它正式批准资产阶级在中国大地复活及无限期地兴旺起来。在1988年之前,中国固然谈不上是社会主义,也谈不上是工人阶级当主人翁的国家;相反在直接的政治意义上它只是官僚集团统治的国家。不过,尽管甚么「工人当家作主」是假话,但是中共的阶级政策却比较上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倒是事实。工人与农民都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但是,资产阶级呢,却压根儿不容许存在。反而工人,至少在名义上被尊为「领导阶级」,是官僚统治的「依靠」对象。但是,当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国社会主义」日益陷入政治及经济危机时,它同工农的矛盾越深,它自己也就越益感到恢复私有制才能碓保其特权能传之子孙。另一方面,他们预言的资本主义灭亡不仅没有兑现,反而表面上看来还蒸蒸日上。对比之下使中共日益丧失对一国社会主义的信心,并逐步下定决心走资本主义道路。1988年修宪是政治复辟的标志。退一步说,即使1988年中共蜕变还未完成,那么至迟到了六四屠杀至邓小平南巡这几年内,政治蜕变无论如何都已基本完成。八九民运本身虽然不是一场自觉地反对中共复辟的运动,但是由于它规模巨大,特别由于它鲜明反对中共贪污腐化,所以客观上仍多少是对中共复辟路线的挑战。反过来,中共之血腥镇压八九民运,本身在客观上同样证实着中共政权的质变:中共为了确保今后能更方便地化公为私,才要压碎一切抗议声音。在八九民运中,工人阶级起来反对中共专制虽比学生晚许多,但对中共的潜在威胁却比学生也大许多。这个中共曾长期「依靠」的阶级,现在在中共眼中再也不可依靠了。这就是为甚么中共对工人的迫害比学生大(在镇压中普通工人牺牲最多,在判刑上工人比学生重得多)。中共一面打击工人,一面却拼命讨好外资及本地资本,在九十年代初再进一步向中外私营企业放权让利,这就足以说明中共政权性质,已从「依靠」工农转为「依靠」资产阶级。而政权性质的改变本身意味社会经济性质早晚也会彻底改变。

九十年代的走资大跃进的结果是国有经济占全部工业产值,从1990年的超过一半下降为1999年的三成,同时中外私营经济成份大幅上升至一半甚至更多(许多集体企业实为私人企业)。国有固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则从1990的66%下降为1999年的53%,到今天很可能连一半也不到了,而中外私人投资则此消彼长。这种变化部份是因为中共已在实际上把大批中小型国企私有化,部份是因为中外私人资本在中共鼓励下大量发展起来。再者,绝大部份生产数据及消费品的价格已经由市场调节。国有企业虽仍占相当比重,但它们也同私营企业一样,其投资、生产都是由利润率支配。这表示现在连社会经济上也发生质变了,变成资本主义市场了。走资大跃进大大刺激了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投资狂热及经济过热,继之以九十年代下半期的生产过剩,通缩,及投资与消费的滑波。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1988年之前的中国,只有生产不足的危机,而不会有生产过剩的危机。由于外资持续大量流入,所以经济还没有发展为负增长,但是增长已大为放缓(从1996年的9%降为1999年的7%,但官方的数字非常不可靠),而且生产过剩的危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几年前的五、六成主要产品供过于求发展为最近的七、八成。普遍生产过剩的直接原因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这本身又是廿年市场化改革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结果。中国的坚尼系数,1978年从世界最低水平的国家之一(0.2)发展为1998年世界上最高水平之一(0.46)。工农的实际收入近年不断下降,再也买不起许多消费品。其实,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不过是同一根棍子的两端而已。这根棍子的名称就是资本主义,而不可能叫作「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面对这种自己一手造成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倒退,中共不仅没有悬崖勒马,反而在1999年修宪,进一步把私营经济从国家的「补充」的地位提高为「重要组成部份」,等于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背书。

中国与世界市场融合

另一方面,中国已经牢牢地与世界市场融合,成为一个依附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连续七年来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的外资吸收国。中国之所以在同东亚各国争夺外资流入方面稳操胜券,首先是因为中共官僚恬不知耻地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即低贱的工资。由于对任何工人自发的组织都加以残酷摧残,所以大陆工资连泰国工资也比不上。难怪在全球2,700万出口加工区工人当中,中国竟占六成。中国的外贸依赖度达到35-40%,比美国还高出一倍。经济增长一半依赖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过去十年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已经使外资日益占据中国市场及挤垮国企及集体企业;不想破产的国企纷纷与外资合资。1997年的亚洲危机没有严重影响中国,是因为人民币的资本账仍没有实行自由兑换。但是,亚洲危机并没有改变中共进一步向外资开放的决心,相反,高级官员不断强调资本账的开放是早晚的事情。事实上,现在连资本账上的管制也开始松懈下来了。今年B股市场开放给中国居民买卖,从此使外资可以向中国居民的外汇存款套现,意味着资本账上的管制的进一步松懈。过去廿年外资形式都是直接投资。B股市场的开放更表示从此外国证券投资的自由的显著扩大,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大大增强外资的实力,有助他们进一步迫使中共在资本管制上作更大让步。总之,中国今天对外资及外国市场的依赖已经到了完全离不开的程度了。这也表示,世界市场的盛衰直接影响中国。

中国加入世贸的国内与国际意义

中国能够加入世贸,这事实本身进一步证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属性,因为世贸规定只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才能加入。而事实上,根据世贸「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中国代表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的投资与消费已绝大部份由市场调节,并为工作组所接纳。再者,根据上面的「报告」及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国承诺(一)每个部门交易的货物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不得对少数规定以外的产品及服务实行价格控制,尚有控制的也要尽量取消;(二)国有企业及国有投资公司要按商业原则进行买卖,政府不能影响国有企业的商业决定;(三)外资企业可以同本地企业一样享有进出口的全部权利;中国政府不能要外资承担贸易平衡、外汇平衡等义务;(四)中国将全面对外资开放银行、保险、会计、法律、电讯等重要部门。

毫无疑问协议会落实,而这亦意味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正式而彻底的废除,以及中国部份经济主权由帝国主义控制。

帝国主义容许中国加入世贸,不仅因为中共在原则上承诺更大胆推行「市场经济」及对外资开放,而且因为它作出了比其它第三世界国家更大的让步。如果比较一下印度和中国对世贸所作的承诺,就会发现,中国在平均关税、农业、电讯及知识产权上对外资所作让步,要比印度所作的重大得多。本来,发展中国家在世贸中可以享有10%国内农业支持。但中国为求入世竟然愿意降为8.5%。中国此举立刻引起印度政府的不满。印度政府不久即在美国压力下向世贸作出更大让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是一场反帝反资的革命,它曾经大大鼓舞了第三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的反帝的民族独立运动和革命运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历史竟然开了一个大玩笑。中国竟然成为一个率先讨好外资及美帝的大国,并为此而同其它发展中国家比贱。这种恶性竞争不止引起了彼此的磨擦,更同时让帝国主义坐收渔人之利。

蕴酿中的经济危机及统治危机

中共能够渡过1989年的危机,部份是因为八九民运的先天性弱点,部份则因为中共两派斗争没有达到公开的决裂,并因此让邓小平能彻底压碎民主运动。随后中共以更大胆的走资措施来拯救经济,包括大量地吸引外资和向外举债。但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是高筑的内外债务,以及更深地依赖外资及外国市场,还有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今天,政府赤字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内外债务之重已到了要靠借新债还旧债的地步;各种数据已靠近或超过警戒线。金融系统的呆坏账比率比东亚危机前的一些东亚国家还要高。外资的持续大举流入暂时仍掩盖住上述问题。但是在国内已经普遍生产过剩、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债务与呆坏账的积累已经为他日爆发经济危机预备好炸药。

中共虽然压制住一切外在的有组织、有规模的反抗,但这不表示它就能免于统治危机。不仅经济危机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而且中共内部的腐烂日渐接近爆发统治危机的临界点。走资的后果之一是中共各级各地官僚的离心力空前膨胀,人人只求在任内拼命搜刮,为此不仅在对人民的盘剥方面不怕达到官逼民反的程度,而且在同其它部门与地区的官僚资本竞争中不怕明争暗斗,互拆台脚。一方面,各种各样政治、经济、教育、文化、道德的问题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政府的行政能力却由于贪污腐败而变得日益无能,官僚日益只知以弄虚作假去掩饰问题而不是认真解决。各级官僚的心理近来也开始有了重要变化。在官僚集团中,越来越多人已对中共能最终解决自己的贪污腐败失去了信心,越来越多人感到官逼民反的大骚乱难以避免。但官僚只知准备大难临头各自飞,而不会想到同心同德去解决统治危机。

中共决定中国加入世贸标志着中国经济形势开始进入新阶段,因为入世的其中一个可能后果就是加速经济危机及统治危机的爆发。

在短期内,由于中国入世剌激外资大量流入,有可能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但是,能够维持多久很难说,何况并不是所有流入外资都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相反,那些进行收购合并的外资(这方面越来越多),则只会减少就业机会。再者,中国企业基本上无法同西方及日本的跨国公司竞争,许多企业都会因此倒闭。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最近承认,失业率会在入世后上升超过一倍。这意味总失业人数会升至四千万。这还只计及城镇。在农村,中国入世使失业再增加一千万,再加上原来的二亿剩余劳动力,农村失业情况非常惊人。失业恶化本身又使本已疲弱的国内需求更见疲弱,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发展。

此外,中国的银行的呆坏账早就已经超过25%,但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近年遍地开花的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各地政府在香港的窗囗公司,而后二者的呆坏账比率可能更高。由于银行呆坏帐太高,而入世后外国银行直接与中国银行竞争,在资本管制又已大大放宽的情况下,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增加而非减少。

在政治上,中国入世会促成中共党内的派别斗争的激烈化。邓小平和陈云都已去世,但是二人所分别代表的走资急进派与走资缓进派并没有消失,反而在新的代表人,即分别在江泽民与邓力群的领导下而继续着。在容许资本家入党及中国入世上,两派的明争暗斗又有了新发展。一直以来当权派的路线由于让大部份官员都更容易化公为私,所以实际上得到他们的拥护。相比之下,无论是从前的陈云还是现在的邓力群所代表的走资缓进派,力量单薄得多。不过,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及更大规模开放市场给中外资本、随着所必然引起的危机的加深,缓进派有可能再次抬头。尤其如果他们能够利用群众不满就更是如此。事实上,他们越来越自觉地这样做。但是,不管他们对当权派作了多少貌似左派的批评、说了多少同情人民的空话,由于他们始终不放弃专制立场,始终不根本反对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他们不值得人民的支持(当然不排除在策略上赞助一下他们对当权派的批评)。

工人阶级的政治复兴的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并非没有起来反对过中共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是由于工人阶级在中共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一直扮演着被解放者的角色,所以工人阶级在往后几十年都无法锻造出自己的先进骨干以至政治独立性,就是连起码的组织自由也被中共剥夺。相反,他们滋养了对自己的单位以至「国家」的深刻的依赖性和政治消极。1989年工人响应学生的民主运动,说明工人阶级中最有思想的部份已经开始作独立思考,以至蒙眬地感到要起来阻止中共化公为私,只是这个幼苗还没来得及长高就被中共摧毁了。在这个情况下,工人更没能力阻止邓小平九十年代初所推行的走资大跃进了。于是三千万国企工人陆续下岗、失业。只是在九十年代末最后几年,零散的工人经济斗争才忽然增加起来。由于这些斗争大多是在行将或已经破产、停产或私有化的国企内进行,工人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斗争工具、即对生产的控制,所以这些零散斗争可以为工人争回部份拖欠工资或退休金,但已无法阻止整个资本主义复辟。尽管如此,这些经济斗争仍然具有积极意义,那就是改善一下贫困工人处境,恢复部份工人的斗争信心,锻练先进骨干等等。不过,在中国基本形势不变的情况下,要这些斗争能在短期内直接提高为政治的斗争并不容易。另一方面,私企工人虽然净增了一千万,而且民工同样也发动过不少经济斗争,但由于他们连在城市定居的权利都没有,再加上文化、思想上难免保留农村的落后性,所以他们不会比国企工人更容易发展斗争。总之,工人运动的新的兴起可能要靠中共的统治危机爆发来刺激催生,而不是反过来。

工人阶级虽然没能阻止复辟,但是,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未曾受到重大打击,甚至连真正的战斗还没有发生。所以,在经济政治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仍有可能在政治上复兴。

但是,今天妨碍着工人阶级的思想解放(这是发展为政治斗争的重要条件)的,首先是社会主义名誉被中共所大大败坏。而恢复社会主义的名誉的前提,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自己首先要认识到中共已经彻底成为复辟党,而复辟亦已经完成,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确定自己的革命任务。中共至今仍否认复辟资本主义,强调所搞的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也相信复辟还没有完成,客观上等于帮助中共继续以挂羊头卖狗肉的技俩痳痹人民,等于帮助中共的复辟。这是埋葬社会主义名誉的最可靠的办法。如果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专制是社会主义(不论你加上甚么限制性的形容词),今天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的江泽民时代又是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值得以血汗去为之奋斗?

其次,否认国家性质变质也等于模糊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奋斗方向。说中国复辟没有完成,意味着工人阶级的任务只限于政治革命,限于政府机构的改造而不必触及财产关系,不必进行社会革命。然而,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如果不触及财产关系,就等于同意要保护已占社会资产大半的官僚资本以及中外私人资本。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路线而不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路线。

200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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