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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嗨!走到哪里了……(工人诗人、左翼工人活动者吴季的自传。2005)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24日 22:51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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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明一下:挨K的鸟人们总是太过关注吴老本人,希望通过论证吴老人品很坏、神神秘秘来证明“吴老虽然有十足证据和周密的论证证明我是个操蛋,但吴老自己是个很有问题的人,所以他说的话总之不足信”,结果哩,老是拿些不知从哪儿道听途说来的“吴老佚事”来扯淡。这篇旧作老早前在本论坛贴过,现专门再贴出来给操蛋们欣赏。


(本贴于2009-12-15 23:34:36在 乐趣 → 诗歌文学 → 工人诗歌联盟发表.)





嗨!走到哪里了……





    争借东风换鬓沙
    却将诗笔误年华
    今宵莫作江南梦
    梦到江南尽落花

  喜悦和悲凉。迷惘与释然。深深沉迷而又发疯般地绝望。“我常常感到在这冰冷的世界上使我不致僵死的仅仅是自己的热情的燃烧”。回想起来,那成长的氛围情调无非如此。
  十岁前都在乡下,只读过一些小人书,以及母亲带回来的童话、民间传说以及《小灵通漫游未来》之类的书。学习似乎比较轻松。不记得有过苦读的日子,但成绩还行。整个大家族住在两代人盖的大屋里,热闹得紧。不论跟堂弟堂妹们,还是跟村里的伙伴们玩,都非常容易。82年父母亲分配回城,我和弟弟便离开老家。暑期里,母亲天天为我补习数学,但师大附小的入学考试我语数两科总分加起来才一百。只好转入另一所非重点小学。五年级才是苦读过来的。我对演算数学题很感兴趣,回家路上也在心算着,或是随便给自己出几个数字加减乘除一番。最怕作文。老师布置下周末的作文,或是周记,我怎么也凑不够字数。母亲旁敲侧击地提醒我,引诱我观察,激发我想像,末了只好代我写一篇,再罚我背下来。
  头两年多住在郊区。单位的院子在那时的我看来很大,可以爬树,荡秋千,折两根树枝跟我弟弟“比武”。院门对着一大片田野,田野尽处是山,不高。春游时去过,有一年清明父亲带我们一起散步过。但我仍然想念着我的老家,想念满山遍野疯跑瞎玩的日子,丢石片打水漂的日子,那样的日子如今只能在放假时继续了。我记得自己最寄情的一篇周记写的就是这最初的“乡愁”。
  初中时候,开始有男同学迷上武侠小说,女同学读言情。我呢,还是个正统教育下的乖学生,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真有那么一次,放学时走好几里把一位迷了路的老大娘送到家门,自我感动地回到家里,对谁都没有说)。不论武侠还是言情,在我眼里全是毒品。唉,我还记得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叔叔带了一册薄薄的基督教宣传画册,我读了几页,惊恐万状,如遇邪魔外道,于是偷偷把它烧掉了。现在想起那傍晚,那火光,心里仍是说不出什么滋味:怅惘?可笑?……我认真听着老师评点班上同学的优秀作文,羡慕着,一种多情细腻的文字氛围开始刺激我的心智了。
  初二。有一节课堂作文,老师布置的是《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征文比赛的题目《秋》。忽然就“文思泉涌”,狠狠抒情了一番:丰收啊,劳动啊……当然,问题在于“抒情”本身,也在于“文字”,总之,拿到二等奖。奖品是一本厚厚的《唐宋诗赏析》。虚荣心起作用了,虽然我不知该拿这荣誉和虚荣怎么办好。有时老师组织几个同学发表文章,我自己后来也投了几篇诗和文,基本上都登了。油墨香。八元钱稿费。“才子”。等等。从父母的房间里我只搜到寥寥几本:《西厢记》,《明词综》,《醒世恒言》,《红楼梦》。坐后排的陈屹是我的好朋友,他母亲是语文教师,父亲是师大教授。我在他家借了些古典诗词和五四以后作家的作品。我多么喜欢郁达夫行云流水的《还乡记》和他的近体诗啊。但我为什么不向他借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呢?莫非《神曲》和《失乐园》的插图描画的陌生世界仍然勾起我的畏惧?要是那时候我就通读了他们,不是能站得更高,找到更多乐趣,获得一个更其开阔的精神世界么?啊不要后悔,不要后悔,让我继续这样警告自己吧。我说这些,其实只是想说:那时的我比现在还要笨许多。有一段时间我对“天才论”想了很多,但我还是认定,只要有较佳的环境、条件,较高明的引导,大多数人一定能较早地发现、善待和发挥自己的各种天份与潜能,能够生活得更充实,更丰富,乃至高尚,达到远较这个拙劣的世界所能让我们达到的高得多的成就。尽管许多年里我一直为自卑乃至自暴自弃所纠缠,然而,对所谓“精英”我确实常抱着鄙夷的冷眼。我还想到另一件事,那次在曾宏家聚会,离开时,我跟程剑平兄谈到我读他第一本诗集《一场没有落下的雨》的印象,我说我读得挺感动。剑平说:写得很幼稚啊,现在很多小孩子起步比我们高得多。我点点头。“不过,”我说:“大多数人可能有很高的写作热情,但未必有同样高的生活热情。”
  灵智初开的日子,虽然仍耽于游戏和嬉闹,但更多时候陷入遐想和自语。暑假里,有好几次我早早起床,慢慢往后山上走。说是山,其实只是低矮的丘陵。我坐在马尾松边上,激动地看太阳从地平线探出,点点升起,远近的村庄裹在晨雾里,“缥缈如水下宫殿”,蓦然想到的比喻,令我一阵心喜。
  开始用可怜的一点零花钱买书,上图书馆,不知从哪里抄录了一些诗文,每天中午从食堂回班级时把报栏先逛一遍,我忘了哪一份报纸总要介绍一首旧体诗词。我把它背熟了才走,回到教室再把它记下来,甚或译成“现代诗”。汪精卫的一首七律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买了本讲诗词格律的书,学着填。很久以后,我把我乏善可陈的“经历”戏谑地写在散文诗《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上的讲话》里。慢慢地,多少呼吸到八十年代的“启蒙”气息: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而其实我仍旧是个“保守分子”,害怕离经叛道,读到为“社会主义”辩护的文字就感到心安。然而许多次,当我从报纸上或书本读到一些作者摘引的马、恩、列的原著片断时,不禁大为惊异。我到图书馆借来厚厚的四大册马恩选集,读得又激动又呆。雄辩的姿态、好斗的性情和思辨的爱好,从那时开始感染我。我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全文抄在一个厚皮本里,还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其他一些片段,鲁迅的《野草》,徐志摩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令我如饮醇酒的抒情片断,还有《人间词话》,以及江枫译的雪莱《精神美的赞美》。接着是朦胧诗,唉,我甚至抄过一首汪国真的诗,使得我后来非常惭愧……这些,已经是迈进高中时候的事了。而我的父亲,多年后还在怪责我的语文老师们把我带上了歧路。

    我孤身奋斗并爱上一位姑娘,当
    独处一室的时候我就发慌
    读着报纸忍不住胃痛
    ……

  那是多么烦闷的日子!惟胃痛是虚构的。我在小房间里温习功课,没多久就读不下去了,烦躁,空虚,无聊,做什么都烦,做什么都不是。我忧郁怀想着暗恋的那人,也想着文学,和文字。我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但不缺乏现实感。我感同身受地想着早年的何其芳及其绝望,及其唯美主义,写着我自己天差地去的《梦后》和《独语》,沉迷于《画梦录》,感动于《还乡杂记》、《刻意集》,茫然于《我歌唱延安》之后:啊,他否定了自己,我呢?我怎么办?……
  “在早年的诗书里,我抄录,并记住过许多句子”。是的,我抄录过整本陶渊明,抄录过离骚,九歌,有许多篇章我都能背诵。初醒的“自我”在黑暗中深陷恐惧和战栗:“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我在日记里辩护着:当你想到历史上有多少人在荒草中湮没无闻,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多可怕啊!怎么能忍受这样的虚无!为什么要鄙弃声名呢?……我站在新落成的科学楼的楼顶,落日下轻烟笼罩的树木,远山,河流令我置身在古人离别或行役的悲伤里。我走在路上,在快到家的楼道上,我坐在窗前,想到:一定还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有相似的经历相近的想法,正同样地彷徨犹疑着,他在哪里,在哪里呢?要是能和他交个朋友多好……又是一节课堂作文,这次是把《涉江》改写成散文。我奋笔疾书,穿插着化为现代文的“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那一刻仿佛自己果真就是船舷上俯望漩涡的屈原,于无可排解中慨然长啸。我很快写完了,洪老师走过来,拿起看了看,激动地回到讲台上当场读起来,我羞红了脸低下头……是的,我说的就是“现实生活”——被那时的我称为“世俗”——时不时激发着的我的“忧愤”。那种大家都默认的“虚伪”,在我,却成了无法忍受的“良心”的重轭。我听着一个不知名的广播剧,感动和震颤着:在伦敦,马克思和燕妮因为付不起房租,被赶出来,家俱都被扔到街上了;(场景转换)某官员自得地享受着分房和别的消费品上的特权,送子女出国留学……冷静而愤怒的声音来自他那觉醒的女儿……我的眼前再度浮现入团仪式上宣誓的场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那同样的“激愤”,因为深深明了对于别人只是例行公事,对我,却是一个坚定而悲哀的誓言。还有父亲奇怪的眼神,当他看到我桌面上摆着马恩选集的时候,一定像看到一个书呆子加疯子。我写着我的日记:假如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在文革时期会有什么遭遇呢?一定会被抓起来,或者游街、批斗吧,还用说吗?
  可是,这一切跟我的文学梦有什么关系?它能教我怎么写,写什么吗?
  急功近利地,实用地,或者说“现实地”看,当然不能。现在,我可以套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的一句话来说:政治正确无补于艺术想像力。当然,就更不能取代艺术想像力了。何况什么是“政治正确”呢?难道思想和情感不是活生生的,每日每时地变动生灭着,亟待我们去抓住,把握,去质疑,和重新形成吗?假如世间果然有真理这回事,难道不是有许许多多道路可以通向它吗?否认这一点,不是在否认世界的统一性吗?自然,这需要思想、理论的彻底。而且,难道我不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时代风潮下反抗着现实的、无所不在的“权威”、“偶象”和“教条”吗?难道“怀疑一切”的箴言不是深深浸透着我的情感思维,推进又拉回我的“逆反心理”,并让它一再指向世界和自我,指向内心里正在成形的一切吗?
  但直到那时我都没有写过诗,或者,我不承认自己写的即使分行的文字能够叫作诗。对那时的我而言,诗歌是那样高级的艺术,那样遥不可及,不知需要怎样的修养、天赋和聪慧,岂是愚钝而无根柢如我辈者可以窥其堂奥的。毕竟我已经培养起初步的艺术“自觉性”,有了一点“历史感”。尽管另一方面我无所顾忌地,激情澎湃以至绝望地写着,写着分行的句子,大部分是可羞的,对现在的我而言:

    哪里寻寂寞的三月?
    身边只有疯狂的世界
    你背过脸说你再不会来
    我也曾为花开花落而徘徊……

  我买了一本书给送给丹丹,在她生日的时候,是《台湾校园诗选》。之前,我先读过几遍,抄下一些(读大学时则是整本整本地抄录),如杨牧的《冰凉的小手》:

    就从此,山岳向东方推涌
    一浪一浪蔷薇的潮
    让我轻握你冰凉的小手
    在雨地里,让我轻握你
    蔷薇的,冰凉的小手

  以及《延陵季子挂剑》:

    我总是听到这山岗沉沉的怨恨
    最初的漂泊是蓄意的,怎能解释
    多少聚散的冷漠。罢了罢了!
    我为你瞑目起舞

    ……

    你我曾在烈日下枯坐
    一对濒危的荷芰:那是北游前
    最令我悲伤的夏的胁迫
    也是江南女子纤弱的歌声啊
    以针的微痛和线的缝合
    令我的宝剑出鞘
    立下南旋赠与的承诺……
    谁知北地胭脂,齐鲁衣冠
    诵诗三百竟使我变成
    一个迟迟不返的儒者

  以及郑愁予的《错误》、《赋别》、《水手刀》,林泠的《阡陌》、《不系之舟》,等等。后来,我还买了一本《台湾校园散文》和《台湾现代诗选》。说是校园,其实似不尽然。我慢慢爱上了这些诗,发觉其佼佼者远较我读过的朦胧诗老成、丰美,处理了更多的题材和领域。到了高中时代末尾,放下北岛舒婷,转而捧读杨牧,痖弦,郑愁予,林泠……心里还沾沾自喜,仿佛得了现代诗的秘笈。我惊讶而不无紧迫感地想道:天哪,他写这首诗时才十七岁!十七岁就可以写得这么好么?!
  这些,大抵决定了我之后多年的语言和创作。
  北岛的小说《波动》是丹丹从校图书馆借来给我看的,我不大喜欢,现在是忘光了。舒婷、顾城的一本诗合集和《会唱歌的鸢尾花》是另一个女孩子借我的,《北岛诗选》是我自己买的,还有《五人诗选》。我是多么感动于《结局或开始》:“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我至今认为这是北岛最好的一首诗。但我在时代激情与细腻低徊的文字之间彷徨不定,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使用北岛,尤其是后半本《北岛诗选》那样的文字来写诗,也无法融合朦胧诗、五四以后的新诗、台湾现代诗的语言。在当时的我看来,台湾现代诗同古典文学的联系更为直观密切,且是新诗美学的真正继承者,比如辛笛之于郑愁予,何其芳之于痖弦。我也喜欢过余光中和洛夫,大约半年左右,慢慢厌弃其生硬。此外,我喜欢过周梦蝶。
  殷龙龙兄早年的诗作《读〈台湾诗选•二〉》就曾把将台湾现代诗比作“有火,无焰;有情,却没有语言”的“一座冰山”。我想,假如龙龙兄读到的是《巴黎》

    去年的雪可曾记得那些粗暴的脚印?上帝
    当一个婴儿用渺茫的凄啼诅咒脐带
    当明年他蒙着脸穿过圣母院
    向那并不给他甚么的,猥琐的,床第的年代

  或《深渊》

    去看,去假装发愁,去闻时间的腐味
    我们再也懒于知道,我们是谁。
    工作,散步,向坏人致敬,微笑和不朽。
    他们是握紧格言的人!

兴许不至于大大摇头吧。大陆诗人和台湾诗人要么隔阂太深,无从沟通——要么相互欣赏一些名气最大的二三流角色。这些年,一直想编选和印制一本自己的诗集以赠送诗友。但每次面对早期诗作,我都不知该如何取舍。我是远远地离开了那条路,但并不想全盘否定。此所以犹豫再三。
  有一种论调,说台湾现代诗不重“语言”本身。但我早年之倾向于台湾诗正因为从中体会到语言的“声色之乐”,甚至堕入了语言魔障。至少对那些我至今喜爱的诗人是如此。令我自矜而又悲哀的恰恰就是“语言”。我觉得自己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培养了我的语言敏感度。我自己做得不好,只能怪自己无才吧。
  这样的语言越往后越不敷应用,不足以容纳我的经验、思维、情感和想像。这的确让我一直颇为苦恼,有时竟自有一种无路可走的悲哀。现在认真回想起来,割裂是严重的,诗之路愈行愈逼仄。而以我的力量和见识也未能熔铸新语言。诚然,最终你总得自出机杼,以我为主,作为一个成长的人你会碰上新的情感、思想、经验,需要新的概念、态度和思维方式,而作为一个成长的诗人你会碰上语言和形式的外壳,你必须为此锻造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新的武器。但我的困难远不止此。
  还可以换个角度:假如我走的是大陆现代诗的任何一条路,自然会有不同的启发感悟,但我是不是会走得更好,写得更得心应手呢?现在我仍然怀疑。

  4月份,紧张的备考。常常,在学校食堂里吃过晚饭,同约好的三四个同学到师大的自修室去温习功课。校园里到处张贴着标语,有很多一直保留到了暑假。那些傍晚,从自修室窗口可以望见师大的校车,载着从省政府门口集会回来的大学生,我仿佛听见了零星的口号,还不曾为距离所阻隔,被风吹散:打倒……反对……争取……
  班上几个男生趁中午时候到省府去看热闹,带回一些彩色的小条幅,丢在讲台,或粘贴在黑板上:“反对官倒!”“打倒裙带关系!”
  兴奋。茫然。生活突然像历史那么生动鲜明起来,仿佛只为了证明那早已被历史一再证明着,被加速的近现代史益发频繁地证明了的,不可理喻的“常识”:忍耐是有限度的,但假如做好了准备,下定决心站起来,我们就能够改写历史。
  兴奋,但是茫然,兴奋得不太习惯,茫然却像迷雾那样笼罩着。我完全不能把握眼前或遥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不清楚历史正何去何从,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该想些什么。但是人民,人民呢?……他们下定决心了?他们准备好了?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吗?
  而且,既然我无法解释,又如何承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事实”呢?
  期末“抢攻”。第二天,老师加紧给我们复习重点课文。课本摊开着,我们念,但是……多么怪异的感觉,多么不是滋味:“然而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

  我想要报考到北方去读大学。我想读历史系,想读哲学系,想读新闻系,纯经济的也可以。但最后我还是屈服了:留在南方;会计财经水运经济……当尘埃落定,我被录取到本城的福州大学会计师资班(多么平庸的学校,多么平庸的专业)的时候,我不悲反笑,全不理会父亲愧歉的语调和脸色。然而破罐子破摔、玩世不恭以至于“佻达”——我用了这个词来形容以后十年里的心境和心态——都不能补救我因屈从于外力而导致的心理与性格上的大溃败。
  啊不要后悔,不要后悔,让我继续这样警告自己吧。



  进了大学,我才下决心以诗为立身之道,决心去构筑自己完整的“审美系统”。我抛弃了在我看来大抵肤浅幼稚的朦胧诗的路数,也看不见别的路,于是彻底地走进台湾现代诗的疆域。跟笔友们的通信联络中止了,仅仅因为自己的绝望与决断,为了重新开始一个自己。我远离那些诗歌但一点不想远离“时代精神”,间或自觉地读一些,喜欢过陆忆敏等人的诗。
  写了《秋歌》和《梦江南》,感到初步的语言转化完成了。渐渐地开始构筑神话梦,从夸父、箜篌引、刑天、普罗米修斯到精卫、庄子,到九歌,也抒写一些想像,和一些现实的颓丧。我记着杨牧散文——有时我喜爱他早期的散文更甚于他早期的诗——里的提醒:Sentimental是可耻的。多愁善感的古典渐渐淬砺为坚实弘毅的,悲愤的,放旷的,沉醉的,创造的古典,至少,我希望做到如此。我的床头总放着纸笔,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灵感要来。
  印象中爱情诗写得很少。大学时代我很厌弃于写爱情,甚至厌弃自己的情感,而宁愿涉足抽象或是构想一个荒辽的世界。事实上在情感方面我几乎没有得到过多少满足,不论是家庭还是情爱,留下的只是忧烦、疏离、自责和厌倦。早年的孤僻率由于此。只在书籍和思索中才有宁静和愉悦。
  给自己无意识订下的规矩是一周写一首。我知道诗虽不可强求,但可以且应该敦促、酝酿,乃至精心构思。心目中的理想之作是灵感式的,破空而来,绝尘而去,无迹可求。但我知道自己不是天才,所以往往耐心地苦吟,每写下一首,就放在心里终日吟哦,改动几个字,寻求新奇的句式,重构开篇与结尾,使之浑然。所以后来在香港,有一次我跟小廖开玩笑说:就算我的诗集全没掉了,我也不担心。小廖说:哦?看来你真的不自恋了。我得意洋洋地答道:因为大部分诗我都记得。嘿嘿!小廖大笑:“你这个自恋狂!”我的原则是写下来的诗要让人读得懂,但并不迁就读者。等等。是的,这些都没错,我现在仍这么想。问题在于别处。
  我继续读着马克思,只是掌握的思想尚不足以连贯一致,也无从解释近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不足以解释现实的变化,同样不足以指导我的写作。只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存留着,保持着。我的写作完全从自己的一点感受,一点想往,一点想像,一点艰难把握到的依据出发,每过一段时间就掉进麻木消沉的泥潭里。我非常惶惑。世界观和艺术观以及及创作撕裂得那么厉害,不论在哪方面我都找不到立足点。我渴望着有所作为,渴望投身于现实世界,却又排斥它,厌恶它。

  我躺在石凳上,沉沉睡去,正午的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海潮拍打着沙滩,遥远而切近的声响……醒来,以为潮水该漫到石堤了,睁眼一看,却原来早已退落,退得很远了。
  我说的是三年级,文彪拉我和少荣“重振”寒星诗社的时候,社友们仍不乏昂扬之情。一个年轻的学弟兴奋地谈到早已毕业的某学兄的一句诗,写舞台上灯光熄灭:中央暗了下来。“中央,”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多么巧妙啊!嘿,‘中央’暗了下来。”
  我是说,那激情还在,愤怒的感觉还在,热血还在,有时甚至在礁岩上撞击出倔强骇人的浪头,水沫向着高处喷洒激溅,巨大的漩涡与洄流,令人晕眩……而事实上,我们已不知不觉为落潮席卷而去,沉没,挣扎,或是搁浅在沙岸上。
  我是说,潮水终究是退下去了。
  中央暗了下来。

  只有我的古典是永恒坚实的,还有唯美主义,虽然其实内涵尚待扩充,需要增强“现代感”和“张力”,需要弥合经验、思想与文字的裂缝。很难。而我是那样容易厌倦。
  我和文彪的交往除了因为诗,还因为他当时也读马克思。我们近乎开玩笑地说“一起建个新党”。到如今,在伊格尔顿所谓“除了广告商无人谈及革命”的年代,他的全部才华都用于以“诗意地安居”服务于他的房地产广告策划。而那时,文彪一边称赞着我的“语言功底”,一边非议着我的诗歌走向。我一边微笑着抗拒,一边多少受到一点冲击。他给我看狄兰•托马斯,还有别的。我硬着头皮看完了,只有几首留下颇深的现象。唉,多年后,我是怎样如痴如狂地读着:“为了毁灭的家园,不哺育我们的白骨,人们从来不会勇敢地死去”,“我自己们,悲痛者们,悲痛,在被烧成不倦死亡的街道上……”,为什么我不早点进入这样的世界?除了看不懂,重要的是当时有个偏见:等以后读原文吧,译文难免有误,而且会变了味道……
  聂鲁达我是很喜欢的。《伐木者,醒来!》给我的触动很大,我渴望着将来可以企及。至于庞德、艾略特、史蒂文斯……我读着,但不得其门而入。《在地铁站》有什么好呢?“四月是残酷的月份”,“但也许六月更为残酷”,后来,我在一首短诗里戏谑着。艾略特的文论以及美国诗人谈诗之类的著作给我的启发和触动要大些……同样在三年多以后,我还在用同样戏谑的调子“写我内心的孤寂”,回应或挖苦我读而无所感的史蒂文斯——

    掘井的人们蹲坐吃点心
    一边谈论五年前的奇遇

    一边叹息。他们挥动筷子
    太阳,轮流照在瓷碗的边缘

    开始吸烟
    “二十个人通过二十座桥梁走进二十座村庄”
    他们大笑
    说分明是二十个人通过二十座桥梁走进二十座村庄

    立刻有了反驳:“不对
    那是二十个人通过二十座桥梁走进二十座村庄。”
    于是年老的人叹息了
    “按理,该是二十个人通过二十座桥梁走进二十座村庄。”

    太阳不动声色地照着空碗
    掘井的人们继续掘井

  只有埃利蒂斯,十年间读了不知多少遍。如此而已。当时,文彪带我到曾宏兄家里,但那几年里我们的交往不多,我只是有时在他那儿借些书看。等我到了香港,认识了黄灿然之后,跟曾宏兄的联系才增多。他给了我自印的诗集《旅程》,我读得很感动。
  三年级期末,是的,总是在临考前特别想写诗。我热狂地写着《创世纪》。我常常想起,怀念那个星期:几乎没下过食堂,叫宿舍同学帮我买两个馒头来,一个人坐着奋笔疾书。文彪看了几章,摇头,叹气,末了说“你先写吧”。到了告一段落的当晚,似乎意犹未尽,又摸黑在枕头边上写了三首不相干的短诗:《哑语》,《爱情素描》,另一首被我丢弃了。早起一看,字和行相粘相串着。现在看来,作为组诗它只留下断片,作为艺术品它的份量不足。但那些年我颇为珍爱它,自认是一次突破。话说回来,我从没有什么宗教感,即便在最绝望之时。我不知拿上帝作什么用:“就算上帝是存在的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并不能解决意义问题。”我在日记或随笔里这样写着。在另一首诗里我把上帝称为“灵魂的窃听器,隐形摄像机”。后来我读到百科全书派对圣经的讽刺,抄下一节,附在自己所写的《亚伯兰下埃及》一章后面,那戏谑和讽刺的意味乃至方式,是相近的。
  记得此前看过一份从刊物上复印下来的杨牧谈诗的文章,断言叙事是中国诗歌将来的一个走向。十年后,我才听廖伟棠说,张曙光等人的“叙事”之说正是由此而起,遂不禁失笑。那段话当时很是给了我激发。此且不提。我真希望自己满意的诗,不论风格如何统一,每首都应有独特的面貌,不至于只给人一个泛泛的印象,分不清这首和那首。而思维的成长,假如有飞跃,也应该开拓出一个新面貌。但这只是后话,而且,仍然是次要的。
  从古典转入“白话”,转入“现代感”,虽则尝试着,始终摸不着门道。所以,我并不急于废弃原先的语言和路向,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写得差呢。先前我按写作日期编排自己的诗稿,到了写得最差的第二本,我改按类别来分:现代一些的、沿老路走下去的(我戏称曰“偶然的回归”),多少表现社会和历史意识的,个人情感的。只有《九歌》算是比较成功,大学四年下半期开始写。最初几篇,我一天或几天写一首,先忘却那些熟悉的篇章里具体的辞句,留下脉络氛围,一些闪光的镜像,在沉醉与火热中捕捉自己的想像和言辞,用这些重起炉灶。写《河伯》和《山鬼》隔了一两年,《少司命》和《国殇》则到了香港后才续完。
  毕业之后当老师的那两年是轻松的。半年之后,我不再备课,只在上课前把内容在脑海中快速地预演一遍,而已。我本来拙于口舌,也许因此好了许多。接着到一家外资企业管财务。跟人打交道的机会多了,有助于我的性格渐趋开朗,不再过份内向,过份地拘谨。
  只是回想起来,这三年多我都干了什么呀?一片空白,连自己读过些什么书都不大记得了。除了《在过去的年代》、《雨来了》等寥寥几首仍然珍爱着,其余大抵是废品吧?我想主要原因应该归结为我同时代“战场”以至“练兵场”的隔绝。这期间我去了趟香港,如获至宝地带回几本杨牧的诗集文集,我还从图书馆借来郑愁予新出的诗集《寂寞的人坐着看花》,手录了一本。我读得颇为醉心,杨牧的《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令我感动不已,他写于1978.9的《从沙滩上回来》:

    而我,听到伶人在杂沓上车
    一些临时演员在收拾道具:
    历史不容许血泪的故事重演
    他们动人的戏必须告一段落……

还有他的《高雄•一九七七》的结尾“我停电,你沉入黑暗;你停电,我关闭所有轻重工业的厂房”也非常有力。但是,后来我想,我自己的性情也许跟杨牧的诗毕竟有一点冲突。我偏爱辛稼轩、张孝祥的词,还有陆放翁(虽然他对隐逸的标榜近乎可笑),喜欢沉郁与纵横捭合之作,节奏倾向于轻快以至快速,这使我对他(们)后期的诗虽然沉迷且颇有感悟,却吸收得较少。不过,近两年我所写的较为自珍的《断指》和《洛神赋》用的正是杨牧式的分行方式和用语,只是在节奏上要快些。
  我的创作仍没有长进的意思。虽然整天还是想着诗之种种,但人已经越来越疏懒了,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喝酒,下车间、仓库,拟订和修改一份又一份公司制度,用Foxbase编制仓库材料帐程序。偶尔摸索着写下一些诗行,甚至不能达到较低层次的“工”。也试过写小说,总是起个开头,就断了。如果说精神上有什么收获,我想,那就是彻底摆脱了无聊感和无所事事感。这些年下来,脑子总在不停转着,我已不知道无聊为何物了。



  九六年底,终于要去香港生活了。我冀望着一个新的开端,以了断我的过去。较之大陆,我不讨厌香港。求职也非常顺利,进了一家比较清闲的公司当会计。虽然初来乍到写下的仍旧是茫然之作:“如此我将消磨自己的一生,在这样的时代,和广场”(什么样的时代呢?)“我看到,政治是急雨,自由是一道彩虹,而楼宇和它们的价格都长高了,像我的弟弟”,以及“知我重来天欲老,共谁归去地都荒。不堪新梦杂残梦,终拟他乡认故乡。”我读着图书馆的书,读着报纸,在给朋友的一封接一封信里说三道四,讥评着世界,或试着对诗歌观念加以归纳整理,最为块垒难浇的是写作《水调歌头》之夜:

  载酒当年事,岁月忽西东。正来雨促风急,山鬼黯窥灯。欲秉烛红都烬,转觉相思滋味,梦后总成空。俯仰形神影,零落楚歌声。  滋九畹,树百亩,畏西风。不堪为佩,芜秽可许更餐英?犹忆登楼旧梦,年少强愁成谶,中夜思无穷。最愧昔时语,人海有飞鸿。

  为什么我可以用并非历练的文字在旧体诗词里直抒胸臆,用现代诗却只能流于想像,夸张和虚拟呢?是的,我渴望着在诗里也能同现实交战,是的,并非交融,是交战。

  极少投稿,在大陆或香港时都是一样。香港某诗刊发表了我《命题》组诗之前三首。我读到刊物里黄灿然的一篇文章,附了作者简介,知道他来自泉州,早年喜欢过台湾现代诗,这在大陆“地下”诗人中是不多的。我想也许他会理解我的诗,我的道路,我的语言。那时,我在香港已经生活了一年有半,刚把这期间的诗编订成一册,印了八本。我到隔着两条街的大公报社去,投递了一本给灿然。很快,他打来电话:你的《玛利亚之歌》组诗写得很好啊。约我周末上他家去。
  很瘦。很热情。泉州口音挺重的。
  “你刚来香港就能写香港,很不错啊。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都没敢开始写它。”后来我才知道他为自己提出一个“地方化”路向,准备大写特写香港。
  他又认真读完了我给他看的更早的两本诗集,勾出几首他觉得可以保存下来的,大抵比较口语化和“现代感”的诗:“嗯,写了很多坏诗。现在人没时间看很多诗,所以要留下好诗,把坏诗统统去掉……你受台湾诗的影响很重,这很奇怪啊。”
  “杨牧?他的诗很黑啊,你看他译的叶芝……”我不得不承认杨牧译叶芝译得不佳,但是,我暗想,在诗歌上,我当然无论如何越不过杨牧的高度。
  “大师的诗都是明亮的。你的诗写得明亮,这很好,而且有天真的调子。海子的诗也很明亮,他的短诗好,但给长诗害死了。有一次张枣跟我说,他想做大师,我说:‘你的诗太黑……’张枣是个聪明人,一下就明白了……”

  认识黄灿然是我在诗歌道路上的一大转折,虽然他对我以往诗作的评价多少让我很沮丧且不无保留,但他是多么热情,哦不,多么狂热地神圣地爱着诗歌,把一切都奉献给了诗歌啊。真的,很少看到这么纯粹而坚定地爱诗的人。他的天真是少见的,视野是开阔的,道德感是无可置疑的。去年八月初在广州的酒吧里,当多多海阔天空,信口说出一些朋友们闻所未闻的诗人的时候,只有灿然能够搭上口,说出些道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啊。而他的缺陷和局限则不仅是他个人的,更是属于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三代诗人的。我批评李商雨的文章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他,诚然,他没有走得那么远,没有把语言崇拜和传统论发挥到那么荒诞、贫乏的地步,他的思维清晰得多。
  “北岛?”他皱了皱眉头:“不知所谓。”他顺手拿起一本《今天》,找到一首北岛的诗:
  “河流把一条鲟鱼带上餐桌,”他摇了摇头:“不知所谓啊——”
  “我听见了心跳的杂音,”他停顿了一下:“这个还可以。”可见他并不先入为主,并不缺少客观公正的态度。
  “但总之就是不知所谓的!”他把《今天》丢到一旁,把《行礼38首》翻开,读《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的过去》:

    ……

    而他的眼睛是两座敌对城市的节日
    鼻孔是两只巨大的烟斗仰望天空
    女人,在用爱情向他的脸疯狂射击
    使他的嘴唇留有一个空隙
    一刻,一列与死亡对开的列车将要通过
    使他伸直的双臂间留有一个早晨
    正把太阳的头按下去

    一管无声手枪宣布了这个早晨的来临
    一个比空盒子扣在地上还要冷淡的早晨
    一阵树林内折断树枝的声响
    一根折断的钟锤就搁在葬礼街卸下的旧门板上
    一个故事中有他全部的过去
    死亡,已成为一次多余的心跳

    ……

  他一边读一边“厉害呀,厉害呀”地转头对我说。到今天我仍不能分辨,究竟是他那狂热的劲头还是多多的诗句本身把我震撼了。从此我也成了多多迷。我把《里程》全部输进电脑,印出来分赠给朋友们。有时我们整夜诵读着多多的诗,大获满足。每次我到他那儿,总是彻夜长谈,天快亮时煮点儿面或水饺来充饥。
  他读王佐良译的狄兰•托马斯,读他早期译的《二十首情歌和一首绝望的歌》,读查良铮、卞之琳以及他自己译的奥登,读洛厄尔,卡瓦菲斯,叶赛宁,穆旦……。当我说六十年代诗人合集《蔚蓝天空里的黄金》中郑单衣的诗好像比较弱的时候,他说“不会啊,怎么会”,于是给我读《伪装的祝福》……
  从前我看得一头雾水或是若即若离的译诗,在这样的情境中一下子全“懂”了,虽然他什么都没“说”。我忘不了聆听这些诗歌的幸福的日子,是的,幸福,还有感激,一点没有夸大。虽然我不那么狂热,虽然,我仿佛永远不会失掉冷静和尖锐的“另一面”……但那是真的,我在他那天真热切的带方言的口音里的确恍惚窥见过一个又一个诗歌的新境界,无穷可能性的闪光,一次又一次。
  我整本整本地输入叶赛宁、米沃什、普雷维尔、布莱希特,搜集普拉斯,以及其他零散的译诗。好的译本太少了,我想认真地读,认真地挑,印一些出来。
  他把将要付梓的文集交给我校对,我认真看了三遍,纠正错字,修改或调整一些字句和段落,和几处具体的观点。他很高兴,说:“改得很不错啊,有些地方改得很高明。”不过,后来他又找到一些我没校正过来的地方。我有点不好意思。至于这些文章,我说“很好。论点挺新鲜的。”的确,那段日子我非常地崇敬他,甚至有点“热爱”。
  他鼓励我用蹩脚的英文试着翻译些什么。我勉为其难地鼓起热情和勇气,译了一些。有一次他给我雷蒙德•卡弗的《父亲的一生》,叫我译。后来他认真地校了一遍,揪出许多错舛之处。这使我很惭愧。但他鼓励说:文字把握得还不错。
  那半年多里我写得很多,有时一个星期就写了十几首。
  我就是在他家里结识了王敏,廖伟棠,陈丽娟,此后又认识了香港另外一些诗人。我们到广州参加朗诵会,认识了凌越,孙泽,写小说的罗长禄,以及后来我最要好的诗友唐浩,以及那时还交往得不多的杨子。
  而接下来我们怎么越走越远的?语言、技巧、传统、真理、光明、真善美、关注现实……我们都使用着这样的词,虔敬地,有分寸地。但我为什么发现我们的理解颇有不同,发现这样的谈话越来越深陷于狭隘枯竭的境地?
  “哪来的这么多规矩啊?我更关心的是可能而不是应该,”我这样揣想着。
  “为什么他所说所感的那么廓大深远,写诗的时候,不论细节还是观点反而都沦于琐碎了呢?”我疑惑着。
  “消灭个性?可是我还没看见多少有个性的中国诗歌和诗人呢。而且,怎么‘消灭个性’呢?”我郁闷之极。
  他津津乐道于拉金的“生活就是这样”。我恍然大悟,知道我们之间的差异在哪儿了。我在随笔里写道:生活就是这样?消极地说,既然生活就是这样,那就不必反抗了;积极地说,既然生活就是这样,那就无需梦想吧。从此,我以对现实的态度作为诗人以至人的一条分界。
  我觉得自己再不能从他那儿学到什么了,相反,时常感到枯燥和压抑。我在给朋友的随笔体的书信中越来越尖锐地攻击他的论点,甚至冷嘲热讽,包括对我身边的其他朋友。事后又不禁烦躁、后悔、无奈:其实,撇开诗歌,只说人,他们都善良而敏感,难道是诗歌给他们带来这种种可悲的幻象?难道艺术不是帮助我们把握自己和看清世界,而是相反……
  我补着七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地下”现代诗的课,翻着杂志诗刊,两本厚厚的《后朦胧诗选》,诗人们的诗集:这些中国当代诗歌的中坚人物啊!仅仅在一年多前,当我还不太了解他们的时候,还带着善意追慕他们的反叛精神与人道主义,歌颂着“造神运动末期”的启蒙者的悲伤和爱。新的一年多过去,我开始在随笔中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攻击他们,继而扩展到新一代的诗人们。现在看来,我读得还不够,所以,应该这么讲,那时候我其实愤怒得还不够,厌倦得还不够。但是……也够了,我已经亲手摘下之前我心目中的全体“偶象”的光环,掷书三尺:现代汉诗的“成就”,是多么可怜啊!
  怎么会是这样?!难道是我过于严苛,过于刻薄,难道是因为我的趣味太过狭窄,倾向性太强……幸运的是:明眼人虽少,但不只我一个。
  多么贫乏!知识是零散的,什么都尝一点,往往也能自得其乐。我的见解和思辨像一件百衲衣,但无从缝合,更确切地说,我是个游击队员,有时勇猛地攻克一两座城堡,已经耗尽了精神气力,可是从枪眼望出去,大片大片的阵地都插着敌对的旗子,以及我方的白旗,更强大的火力在扫荡,当然,还有不少人是“凭挥舞鲜花取胜”的。哎,有时,有时我干脆放弃所有,退守到最后一道防线——孤独倨傲的自己。拒绝,拒绝,还是拒绝。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别拿现实的要求、历史的必然性、语言、宗教以及什么责任感之类的东西蛊惑我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而我已经不愿在你们,在你们那无物之阵中行走,举着投枪,我只想随便走走,我只要给自己保留一点满足感。而有时,最终,我看见那风暴的所在,我终于激动起来,是的,我要走到那里,那里,风暴和雷霆的高处。

  我来香港打工的第一家公司因老板在股票期指投机上的失败终于关门了。家里人让我早点再找一份工,我说不急,他们很生气:“还有什么事比赚钱更紧要的?”无可奈何之际,他们让身在国内的家人打电话给我,警告,规劝。我读着报纸,有时打两个电话,发一张求职传真。白天,我呆在朋友的住处,读书,“只觉得处处都是平庸的劝诫,偏狭的愤怒,造作的深刻,和肤薄的热情”,把《形神影问答》的末章、《这个以你为中心的暗夜》的后半续完,开始写我的第二篇小说《真的没事》,以及《多多诗论——兼论中国大陆诗歌》。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我一字不漏地把它们在心里又默写了一遍,两遍。
  但是此后,我的创作便时断时续。当拆毁所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之后,我自己也一无所有了,只剩下还不甚清晰的“批判精神”。我仍如从前那样,读着新诗、旧诗、译诗、历史、植物学、天文,乱七八糟的杂书,但已没有了相对统一的世界观。我继续讥评着现实与社会,嘲笑着诗人们的“艺术幻象”和“大师幻象”,自己却不知何去何从。
  文学的瘠弱源于激情、热情和批判精神的缺失,更深刻地,源于整个时代的氛围,生长文学的土壤本身。它只是我们现时代的社会病的一种罢了。我这样想。当然,这没有错。就像多多在灿然家里说到“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写些什么?写无聊!”灿然说这是“语言问题”,我插口道:因为当代诗人找不到立场。我说“找不到”而不是“没有”,用的是被动、被决定的语式,而不曾怪责诗人本身,我说的是我们遇到了什么,而不是为什么我们不这样,不那样。形势比人强,不管人是否认识到。

  单衣也到香港定居了。那是99年。他那不自觉的、郁郁不得志的、感慨万千的“唉!”给我的印象特深。他是善良的,有着很高的悟性和才情,当然,但不久我也开始批评他了,激烈地,气愤地,或是苦口婆心地。他很不习惯并且生我的气。他是那样敏感、冲动和自我中心,对声名看得那么重那么当真并且难以割舍,结果总不免伤害到自己。唉!现在想起来,我仍不免跟他一样地叹口气。我早已不存“无功利的”、“理想主义的”、“当代稀有动物的”诗人们应该团结起来的奢求了,但总归希望诗人的心态能再平静些,豁达些,淡定和从容些,多看看这个世界,不要把自我变作了陷阱和负担。相形于那些到处吃得开的物质主义诗人们,我更愿意为那些因了巨大的翅膀而妨碍其行走陆上的诗人们多献上一份敬意与同情。
  他总有一些我大大不能认同的诗歌观念:诗人就是要分裂,因为诗人在现实社会中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艺术没有进化,中国人从五四开始就中了进化论的毒(哦,这不也是于坚同志的信条?)……我很厌烦。我说,就算分裂是既成事实,然而诗人之坚持不分裂的努力仍然是可贵的;艺术没有进化,好吧我姑且认同,可是艺术当然有变化,问题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在他最苦闷的时候,不只一次想卷起铺盖回花溪。只是他太怕孤独,希望我能同去。我正逢着最失意与失望的时光,不知如何收拾生活的烂摊子,真的想到“归隐”呢。唐浩兄劝我,人毕竟有社会人的一面……唉,我知道,我知道,除开人的世界,别无世界,我知道,“人不是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可是……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为……我想……
  前几个月,单衣打来电话,说他已在某座小岛上静心写他的小说,仍然称许地说起我的《革命练习曲》:“这是这一段时间来最让我激动的一组诗。”我心里头真的很高兴,也很感谢。

  看到吴语谈我早期诗作的“小资”的一面,想想这是一个可以说说的好题目。现在,我当然不否认自己那时的“小资”。在香港时时,自命无政府主义者加毛崇拜的小廖常指责我以及别的诗人们小资。我不喜欢他那样贴标签。但我也无法否认这一点(后来有一次小廖悻悻地说有人批评他太过小资,我哈哈大笑)。我很明白知识分子大体上是小资,或者说,他们整体上是建基于小资文化,包括那些整天批评别人“小资”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他们把“小资”狭隘化了,说成只是讲情调、风花雪月的那种。毛派知识分子也特别喜欢给别人贴“小资”的标签,但他们的偶象崇拜情结恰恰是如假包换的“小资”意识。是的,面对“小资文化”,除了吸收加批判,除了扬弃,别无他途。
  我坐在办公室里,翻看很早以前的读书笔记:阿兹特克人说,太阳每到晚上就要落下,需要用人血补充力量。他们说这个世界是第五次创造出来的……想起多多在电话里痛骂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这次,正好说起殖民者对阿兹特克人的屠戮。我开始写,有点艰难,到傍晚写了三节。
  晚上去王敏家里,就这么,看到电视上世贸大厦的灰烟吞噬着纽约城,跟一场噩梦似的。
  我在办公室里接着写,感到有点气喘不过来。这样麻木的世界就算诗人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预感,我也一样。所以,不能说那首《破晓前的晨歌》是为9.11而写。我有一点悲怆之感,但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每次到深圳我就去找唐浩,也是几小时地长谈。那是我思维最放得开的时候。我获益不浅。他对巴列霍的诗歌的热爱深深感染了我。我们在电邮里交流一些资料,一些看法。牵涉的范围很多,有时也争论。我感到那是更切实的东西。最后我发现,我们在批评许多诗歌时最常用的词就是“空洞”。这一点我坚持至今。我还要进一步说:这样的“评价标准”并非先验的设定,而是“经验之谈”。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自己的诗就一定不空洞,不是的。我们有许多相同和相近的看法和感受,也有诸多不同。比如,我在我的随笔里褒贬着朱学勤;我不喜张五常;对陶杰颇厌倦(“他的文章的写法归纳起来就是:你瞧,中国人真是土得够呛。”);你读过秦晖和崔之元的书吗?他们有些道理说得很不错,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都只是在向上面呼吁,套用毛的话:反动派不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问题是谁才是反动派……提倡民主的人怎么可以不诉诸人民的民主意识呢;余杰太煽情(他在明报专栏上写道:“我宁愿活在没有好听的国歌的美国也不愿活在有好听的国歌的伊拉克。”这是多么低级的政治见解啊);哈耶克?他说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啊,他只是在说,我们以往的文明已经做得够好了,千万不要想去做什么根本的改造……两三年后我才意识到,我在本能地以自己尚不完备的社会主义观对抗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及部分地表达对新左派的某种不满。而我对一般的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它的中国变种——的一般的厌恶,也是出于同样的本能。
  在越来越多的交流和争论中,我益发感到自己的储备不足,紧迫感在加剧,发现自己的世界观不仅跟不上现实,而且跟不上历史。我懊丧地,但是努力地抓住当前意识形态的种种纷争。有一次我在朋友那里看了一部叫《千言万语》的香港片。片头,莫昭如出来说书,提到一个叫吴仲贤的前托派。我的印象很深。后来在一家二楼书店里买到其文集《大志未竟》,对香港既往的政治运动才有所了解,并且惊讶地看到对过往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全新的批判。比如他认为:中共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就跟城市及工人阶级失去了密切联系,结果变成由知识分子领导农民战争,得到的仍然是苏联那样的官僚专制——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专无产阶级的政。我大受启发。小廖说:“这年头还有人把吴仲贤的书读完,我一定要告诉莫昭如。”那时,我已决定离开香港,除了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也因为在香港呆了近五年,实在是很厌了。
  电车的叮呤声。我望着车窗外,高楼高楼高楼,商铺和广告,荒诞感又涌上心头。记得高中时读过的一本书上说:常感到荒诞是智力较高的表现。然则非欤?我仿佛已经飞离,从遥远的外星球上看着这地球这城市,所有的蝇营狗苟变得如此不可思议。生与死的尖锐感再次盘踞了我的整个身体和意识。



  两袋杂物,十几袋书,终于带过海关,托运回福州。辞职的第二天早上,我拎着一袋衣服去几条街外的洗衣房。阳光灿烂,心情好得不得了。总是走一小段,脑海里就跳出一两句来,我掏出纸和笔,记下。一整天都在这样的心情中过去。夜里回到住处,把这些句子联起来,恰好就是一首:尽善尽美的花园。很开心。
  然后同F到云南旅行。
  可笑的昆明市,无聊的翠湖,F指着跟福州西湖差似的灰暗的湖面上鸭形的游船说:要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坐在这样的船里……然后是同样可笑的,俗气而虚假的丽江古城,其中半座辟成了工艺品店和客栈,女孩们守着店面看《还珠格格》……热爱民居的F摇着头:“假死猫屋。”不过,附近的喜州(?)乡下却颇令我们流连。
  租车去看玉龙雪山。回丽江,次日奔中甸。一星期过去,就这么分手了。F哭着说:为什么要分手?……我独自往大理去。翌晨坐上中巴,再回丽江,跟我的表妹会合。窗外,金黄的树木一串串地飞掠过去,脑海里忽地蹦出一句:我高傲的灵魂不认识谁!
  一年多过去,这孤零零的一句始终盘踞心头,回荡着。初见泸沽湖的时候,湖上风光教我好不激动。清晨醒来便一咕噜起身。瓦上覆着霜雪。出门。孩子们正结伴到两三里外的希望小学去上课。我们一道走。在学校里,我一个个课室地逛过去,看见主人扎西的儿子正在跟同学们分享表妹送给他的礼物,一本中国古代神话。孩子们好奇地望着我。回来的路上,雪落了,一场细雪无声无息地落下来,落在满山的植被和公路上。这是我平生遭遇的第一场雪,那一刻心里从未有过地安静。我真想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给孩子们教书,为这里的人们做些什么,像后来的马骅那样……快到湖边了,这时太阳出来,水汽上升,飘浮,连绵成雾,在悄静的风中来回游移着。那是怎样的秘境啊。
  最后一周在成都,见了唐丹鸿、柏桦、翟永明、杨黎、何小竹、杜丽等诗友。我到青云山玩,带着在川师大图书馆买的《托洛茨基》传(布老虎传记文库)。那是淡季。下午上山,住在山腰客栈里,我把书读完。次日再上山,从另一条路下去,遇上的游客总共不超过十人,仿佛整座山只为我一人留着,等待着。
  旅行刚结束的头几天,夜里瞌眼,记得起一整个月里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我可以,而且那时候真的想写一个长篇的游记呢,但终究给穷极无聊的耳边风吹得四散,吹烦了心境,幸而留下了《旅行手记四篇》。

  每天,我去吴语的单位上网。此其时旅程还只是一个小论坛,我回完帖就在网上乱逛,收集一些诗,以及许多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的资料。“毕竟有些人关心现实,”我想,感到一点点宽慰,不过,我在日记里写道,没有一个人试图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剖析现实,尽是些自由效率公平之类的东西,唉……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自由主义者的网站。

    假如缺乏隐喻你和我
    之间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问
    假如我们掉头不顾,乘桴,入海
    假如有这样一人将聚拢
    于左舷的风暴轻易浪掷在
    坚毅的,辗转的,苦闷的右舷

  我下载、整理着资料,打印一些,感到自己的想法更为连贯一致和完整,也更坚定和自信了。
  我从省图一本一本地借阅马恩全集和其他经典著作,试图用新的心态体会和把握那些思想和判断,并持以反观现实,仿佛重又沐浴在成长的喜悦里,有时又很茫然。记得有一次坐在电脑前,耳边听得办公室里两个人在谈论关于工资的事,我遽而陷入了惶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在这里?人怎么会是这样活着?……而说来无非是存在主义的那一套。但是对我来说,这始终是无可排解的。
  没多久我又去了趟香港。在东岸书店买到厄内斯特•曼德尔的《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我欣喜若狂:“小镇虽小但有时总算是丰腴的,先行的马蹄已在凌晨时分穿越了腹地”。这是我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开始。



  我在重构我的过去。是的。我有追寻因果、揭示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的企图。是的。但是,难道我是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去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吗,这样一直走到今天?难道我在大部分的时候不是处在不知何去何从、彷徨迷惑的状态下吗?难道我不是常常弄不清自己该写些什么,怎么去写吗?难道生活本身不是充斥着琐碎和苦恼,庸碌和无聊吗?是的。我承认。我承认我随时可能改变,过去如此,现在亦然。我还承认,很早以前我就准备好了,要献身于我以为值得献身的事业。
  前几个月,当我重拾起编选一本诗集的念头时,在电脑上写了些片段,我只想最简略地写一些,作为序言或编后记。吴语叫我写篇万字的文章,我于是想在这些片段的基础上扩充一番,写着写着,竟不能自已。事实上我已经省略了很多东西,比如最近这两年多的事,比如我的私事,跟王敏、小廖、凌越的交往,以及跟多多的交往,他对我的鼓励和影响。记得有一回同单衣聊天时我们一致嘲笑那种把自己当个大师或准大师那样写自传的当代诗人。我尤其避忌这个。在早先的许多书信里跟朋友谈及往事,往往不过是为了自我梳理。这两三年我不大想到这个“自己”,也不像以前那样天天想着“诗”之种种,想着该要动笔写一两首了。我已不再矜持自己之为一个“诗人”,但也早已不再以诗自囿。正如我不想拿应该来取代可能,对那些以可能为由逃避“应该”的作者,我同样深深地不以为然。是的,我将为自己而写,将为许多人而写,将不为许多人而写。而近来忧闷之时,每每突发奇想:这年头,谁还能写出什么好诗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何以作这样的断想。
  我无意于以政治取代艺术,衡量或约束诗歌和思想,甚至不必像奥威尔那样把艺术泛政治化,相反,我很乐于从纯粹艺术的角度来看待艺术,欣赏艺术,评价艺术。但是,对我自己而言,两者的自觉而自然的结合是一件完全可能的事情,有时是应该的事情。
  当我看到老多多在演讲时大声地自命为一个“原教旨共产主义者”,我是多么地快乐啊。就像现在,当我和这些朴实的工友们在一起,我也是多么地快乐。



2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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