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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有产者的“瞭望”:2009-2010年新民国阶级矛盾进入高发期【奴隶主警觉观察帖】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16日 18:08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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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2009-12-15 15:00:18 来源: 新华网 跟贴 181 条 手机看新闻

引用:
“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



抓住重新审视劳资格局,消除劳资矛盾隐患,调整劳工政策的机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今年7月,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来调研时,我们就反映说劳动争议案件在劳动仲裁部门立案后,要拖3个月才开庭,远远长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45天的裁决期限。没想到现在10月份立案的案子,竟然要到明年8月开庭,于工人一方非常不利!”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时福茂律师激动地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我们也明白,不是劳动仲裁部门办事不力,而是劳动争议案件爆棚了。”

时福茂告诉记者,时至年终,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呈猛增态势。“原来20人以上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一个月能接一两个,最近每天都有这样的案子上门”。

这位活跃在劳资关系处理一线的公益律师,感觉是敏锐的。仅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达51.9万件。被专家认为“属高位运行”。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年来各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从2005年的31.4万件,攀升至2008年的69万件,翻了一倍还多。

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数据则是,各级法院在2008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达28万余件,同比上升93.93%。今年上半年受理近17万件,同比又增30%。有的地区此类案件更呈激增之势,如今年一季度,广东、江苏、浙江增幅分别高达41.63%、50.32%和159.61%。

与此同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受访专家学者对此的认识更加趋于一致——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

来自产业工人的“激化”反应

2009年,一些地方产业工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较为活跃。4月,有河北保定棉纺厂千名职工沿国道“徒步进京旅游”事件;7月,有武汉锅炉厂千名工人3次堵路事件;同在7月,吉林通钢事件以7个高炉一度停产、1名企业高管被殴致死的“双输”后果,震动全国;8月,河南林钢事件中市国资委副主任被软禁90小时;11月,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发生“罢工”等。

“劳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是今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社科院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说,“在其中,我们尤其看到了产业工人的力量。大工业、现代化工业生产领域的劳资关系动向,需要高度关注。”

在受访专家看来,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职工群体性事件相比,2009年的情况也许并不算很糟。但一个观察的前提是,今年并没有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刺激动因。

“国企改制十几年了,工人们透过自己的父亲、哥哥们下岗后所遭遇到的经济补偿、再就业、养老、医疗等具体的生活境遇,已经对原有的改制方式有了切身的体验。他们知道,再这样对待他们是不行的了”,单光鼐说。

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对本刊记者说,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无视职工的民主权利,擅自决定企业破产、出售、转让、兼并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职工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甚至贱卖国有资产;一些地方企业改制的政策制定得不全面、不细致,不履行法定程序,导致一些企业改制重组中劳动关系调处政策落实不到位,损害职工合法权益。

张建国认为,国企改制引发的某些群体性事件主要特点是,有明显的弱势群体性、较强的利益追索迫切性、突出的社会矛盾性和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性。“而且,不同于中小企业职工维权的相对分散性,大型企业的职工比较集中,组织化程度也高”。

“通钢、林钢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愤怒情绪和行动步调是如此的一致。如此心齐,这与产业工人天然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联”,单光鼐说。

班组-车间-分厂-总公司,这是大多数大型企业所具有的组织结构。正是这种结构造就了产业工人有纪律、有组织性的“资源优势”。“一个班组内,大家的工资福利是一样的;一个车间里,大家的处境是一样的,一个分厂中,大家面临的前景是一样的。这成就了一个利益相对一致的‘同质性’较强的群体,相当于一个熟人社会,动员力相当强大,行动起来也很便捷”,单光鼐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特点更加明显。有的地方一个城市就是围绕一个大型国企建立的,如通化的二道江区即是“一个产业一个区”。地理空间一致,生产方式一致,利益一致,产生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感。

与以往相比,此类群体性事件的“策划力”也明显增强。比如与以往几千职工同时静坐堵路不同,今年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工人改为分期分批地走上街头,形成持续性压力。再如一些事件中打出的横幅和标语也显示出存在事前策划的步骤。

“与瓮安事件中临时扯块白布、用毛笔草草写出的标语大不相同,今年的标语一般都是美术字、印刷质地规整,说明提前是有准备的,组织化程度更高了”,单光鼐说。

“多年来积累的劳动关系矛盾,加上国企改制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正在改变工人的心态。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对工人的心态又缺乏及时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甚至错误地估计和处理工人们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恶果”,张建国说。

劳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涉及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稳定层面,至为复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带来了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需要高度重视的是,近年来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把“执政能力”简化为GDP的增长能力,为了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较多地考虑对资本的吸引力,而对相关社会政策与劳工权益的维护较为忽视。在各种亮丽的经济数据背后,一些地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不和谐现象不断出现,使劳动关系的脆弱性不断扩大。

“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张建国说。

据山东省总工会统计,仅今年一季度全省一般群体性事件就共发生52起,主要诱因是欠薪、经济补偿金和历史遗留问题。据深圳市公安局介绍,在全市群体性事件及不安定因素苗头中,以劳资纠纷类增长最快。2008年为637起,同比上升119.7%;2009年1月达到97起,同比上升61.7%。

全总所作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劳动关系和职工权益状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工会主席中有50.4%对“未来一年将成为集体劳动争议集中爆发期”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同时,对“未来一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这一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的占55%。由此可见,仍有一半以上的工会主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

张建国说,企业工会处在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一线,对劳动关系矛盾了解最真切、最直接,如此多的企业工会主席对劳动关系的走向表示忧虑,应该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外,今年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对抗性和暴力性引人注目。打工仔、打工妹手拉手上街堵路、在政府门前静坐等方式,在一些事件中已经升级为劳方和资方、政府工作人员、警察的肢体冲突。通钢事件、林钢事件中还出现了软禁、殴打致死的情况。受访专家坦言,中国的劳资关系处理已经出现暴力化倾向。

忽略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2009年的劳资矛盾有一个广阔的背景——国际金融危机。去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形势从2008年一季度到2009年三季度,画出了一个大大的“V”字形,今年10月便传来了“全年‘保八’毫无悬念”的乐观预测。受访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关系领域的冲击及后续效应却并非如此乐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2009年带领他的团队进行了一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关系领域问题”的调查。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陡降,一些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压力骤增,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纷纷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劳动管理制度和格局,导致劳资双方原先确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由此引发了劳资摩擦与冲突。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企业几乎是同时进行调整的情况,这其中既有不得已调整的,也有人为钻空子的违法行为”,苏海南说。

其一,许多企业调整了人员招聘配置制度和办法,从微观看影响了企业用工数量,从宏观看影响了全国的就业总量和结构。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农民工返乡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春节前返乡农民工为7000万人左右,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0%。

而农村基层社会一时间却很难承载这一重负。“我们在湖北石首的调查发现,在事件发生之前,‘满大街都是小伙子’,都是返乡的农民工,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拿到足额的工资,是带着情绪回家的,这都是不稳定因素”,单光鼐说。

其二,一些企业调整了工时和休假制度。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去年11月所作的调查中,有40%的企业没有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实际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苏海南说。

一些企业由于没有订单,将标准工时制改行综合计算工时制、不定时工作制,将“常白班”改为“两班倒”、“四班三运转”,甚至“随机班次”,其中不少企业事先没有经过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或与劳动者协商。

其三,一些企业调整薪酬福利和社保缴费比例,采取冻结加薪、压缩福利预算、加大薪酬制度的弹性、减少或暂停支付加班工资等办法,或者未按政府规定擅自下调社保缴费比例,引起职工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变化。

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今年上半年职工工资增幅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5.1个百分点,为2001年以来最低。据苏海南的课题组所作的典型调查,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许多外向型中小型企业的工人工资下降了20%~30%。

同样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9年有5.8%的返乡农民工即406万人被拖欠工资。珠三角的欠薪问题再次反弹。在山东、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韩、港、台资企业欠薪出逃的事件频频发生。“外企欠薪出逃所涉及的人数和欠薪额度,比往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苏海南说。

其四,劳动者劳动条件的改善步伐被拖慢。今年6月,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以极端的维权方式再次将中国职业病防治和安全生产的软肋暴露在人们面前。

“金融危机来了,订单少了,原来想改善劳动条件的也没钱改善了。等到经济回暖,企业又加班加点生产,使得原有的安全生产矛盾更加突出”,张建国说,“我们要透过乐观的数字,看到被掩盖的实质性矛盾。尤其是近1.5亿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如果中国没有农民工这个特殊劳动者群体所起到的‘蓄水池’作用,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所激化的劳资矛盾会更严重。”

“急救药”还是“常备药”

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激化2009年劳资矛盾的一根导火索,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才是根源所在。多位受访专家提醒,为了中国社会更加长远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余威未散之时,我们需要拨开危机的烟幕,抓住这个重新审视劳资格局,消除劳资矛盾隐患,调整劳工政策的机会。

“今年劳资矛盾突出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新法实行和金融危机‘两碰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今年一共参加了5个以“金融危机条件下劳动关系处理”为主题的研讨会。他告诉本刊记者,“一年下来的体会是,我们应该重新考虑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速下行期间劳动关系的运行模式和治理模式。”

乔健所说的劳动新法,是指《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尤其是《劳动合同法》,在2008年施行之初遇到的主要是来自某些经济学家和雇主的阻力。而金融危机以来,更遇到了‘三保政策’和一些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压力。”

“在一些地方,金融危机成了不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的借口。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的执行抱着等等拖拖的态度。中央管得严,一些地方就对那些违规违法的企业敲打敲打,不严则对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听之任之”,张建国说。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个别省份,甚至出台了“应对”《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地方性政策,“这让两个法在个别地方的执行陷入了瘫痪”,乔健指出。

“确有一些企业以金融危机为借口,随意裁人、不签劳动合同。这其中不排除一些地方对劳动新法的尺度把握不好,但也有原来就对新法抱有抵触态度,此次趁机将其否定的情况”,苏海南说,“非常时期有非常办法,死抠法条的思路显然不合时宜,但这并不意味着软化或搁置劳动新法。基于正确处理好劳动者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协调好劳资关系,维护劳动新法的尊严,是制定和实施法规政策的前提和出发点。”

中国在非常时期采用的非常办法,已为公众所熟知。去年11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近期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出通知,明确提出“五缓四减三补贴两协商”。实践中一些地区还创造了“三弹”制度等。所谓“三弹”,即弹性用工、弹性工时、弹性工资,也为政府主管部门所认可。

“这是经济增速下行期的短期应对之举,但在经济回暖时应及时调整,比如缴费比例如何计算等要有中长期的考虑”,乔健说。

“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我国劳工政策的机会”,苏海南说,“我们应该用两种手段来应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变化和行业、企业的差异性。”

首先,经济回暖后,可以考虑适时适度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如北京市已经在着手制定相关政策。

其次,健全劳工政策、使用多种手段。“形势好转后,‘五缓四减三补贴两协商’以及‘三弹制度’的对象和适用范围,需要相应调整和变化”,苏海南说。

具体来说,这类非常措施应缩小范围、改变对象。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劳资协商,在一些仍然面临经营困难的企业中继续实行,其前提是不得裁员和保障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其他经营状况好转的企业则停止执行,其中,对缓减的社会保险费要有补缴的办法。

苏海南打了一个比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危机或企业经营困难就好比流行性感冒一样,是时有发生的。因此,要常备感冒药以应急。此次行之有效的应急药,不能完全抛弃掉,应作为常备药,谁病谁用”。

“金融危机令国内企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我们需要分清‘病人’、‘体弱者’与‘壮汉’,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使相关的法律政策和劳动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更加切合我国的劳资关系实际”,苏海南强调道。

有效开启劳资谈判之门

在劳动力市场长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怎样实现劳资集体谈判、平等协商?受访专家认为,尽管有众所周知的难度,但这却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扭转“强资本、弱劳工”不正常态势的根本出路。而各级党政部门对待劳工政策的态度非常关键。

“宏观上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还有较大的作用空间”,乔健认为。

1990年,我国政府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三方协商促进履行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144号公约),表明我们承诺实施三方协调机制的义务。2001年,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正式成立。到2008年9月,全国各级地方及产业工会参与建立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1.2万个。

“国际劳工组织规定‘三方机制’具有三项基本功能——信息交换、协商、谈判。我们现在只做到了一半而已,高级别的协商和谈判功能还没有发挥”,乔健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希望三方机制不仅是一年开几次联系会议,而是要让三方机制有实体、有编制,发挥常设性作用。比如可以考虑推动最低工资标准由三方机制谈判共决。”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严重影响,2009年1月23日,国家三方联合下发了《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的指导意见》,2月27日,全总与工商联联合下发了《关于推动非公有制企业与职工同舟共济、共谋发展工作的通知》。即将举行的国家三方会议第14次会议,是否能在推动劳资谈判方面取得突破,尚待观察。

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来说,推动劳资自主博弈、平等协商、集体谈判,越来越显示出其价值。“这是解决中国劳资矛盾的根本途径”,张建国说。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性,在地缘、行业、所有制差异性较大的背景下,由政府出台劳动法规来规制劳资矛盾的作用正在下降,此时政府应该鼓励劳资双方通过自主博弈来缓和劳资矛盾”,乔健认为。

“在一些劳资群体性事件中,政府部门花了很大力气,还是找不到策划者。要把劳资矛盾化解和控制在源头,先得找到对话和谈判的人。这无疑需要一个体制内的平台和渠道”,单光鼐说。

“签订集体合同、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就相当于在劳资之间搭建了一个体制内的博弈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博弈则会以法律框架外的罢工、堵路等形式出现”,张建国说。

根据全总2008年统计,各地共计签订集体合同已经覆盖了190多万家企业,覆盖企业职工将近1.5亿,占建会企业职工人数的89%。作为集体合同制度中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进速度也明显加快。但过程中也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由于雇主和企业的非正常强势,职工和企业工会往往处于谈判的弱势。特别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工会在平等协商中“不敢谈”、“不会谈”,企业方“不愿谈”的现象非常突出。

为了破解这一困局,今年7月9日,全总制定了《关于积极开展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即在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的区域,由行业工会组织代表职工与同级企业代表或企业代表组织,就行业内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劳动定额标准、最低工资标准等事项,开展集体协商、签订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力图直接从行业工会入手,实质性推动集体协商制度。

2007年,温家宝总理曾批示过浙江温岭新河镇羊毛衫行业集体协商制度“可以总结推广”。在那里6年来,行业职工工资年增幅在5%~12%,劳资纠纷减少了70%。

今年9月,当本刊记者见到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陈福清时,这位59岁“聘用人员”身份的老工会主席,拿着7年的7张工价表对记者说:“最大的体会,行业集体协商结束了工资由老板一人说了算的历史,从此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打工者,都可以安安心心地做工,明明白白地拿钱了。”

“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推动工会更加独立于企业、工会干部更加独立于雇主,是缓和劳资矛盾的必要之举”,乔健说。

“矛盾多发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有科学合理的应对之策”,在全总主抓集体合同工作的张建国说,“缓解劳资矛盾,根本的还是要把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制度建立起来,让劳资矛盾处于自我调整、可调可控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谈判是化解矛盾,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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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资产阶级“瞭望”:2009年开始中国劳资阶级矛盾进入高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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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国企不稳定事件之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戴劲松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年,部分企业特别是有国有成分的企业一方面要承担不减薪、不裁员的重责,承受了比以往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职工生活困难增多,加薪诉求上升,直接导致劳资矛盾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维稳工作难度随之加大。

本刊记者在湖北等地多次调研中注意到,大部分企业不稳定事件都发生在有国有成分且效益较好的企业中。细究一番也不难理解:由于拥有国有成分,管理层受到的约束相对民营企业要多些,不可能随意对职工进行辞退或调岗,而效益好的企业则易拉开收入差距,矛盾日积月累,在危机面前就显得更为突出。

同时,一些企业的效益有所下滑,工资上涨动力不足,再加上物价上涨,职工对加薪的愿望空前高涨。还有企业过去改革、改制存留了一些历史性问题,涉及数百甚至数千人,矛盾一触即发。倘若再打着“反腐”旗号,极易引起群众共鸣,进而引发事态蔓延;一家企业部分职工在集会中就曾打出“废除年薪,破除利益集团,改革分配制度”等口号。

尤为需要重视的是,一些企业职工之间出现了串联的苗头,加上网络传播影响,给当前企业维稳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以中部地区的一座城市为例,就在一家企业职工集会要求加薪事件发生后不久,周边企业的一些职工便开始酝酿动作,地方社会网站上甚至出现“下一个会是谁”的挑动性语言。而在另一家企业的职工集会现场,不时还可见到其他企业员工成群结队来“取经”。

而有些职工家属也参与到“攀比上访”中来。某市一家炼油厂部分在农场工作的职工家属集体上访,要求企业给补贴,企业为了息事宁人,对这个原本不合理的要求给予满足。附近一家水泥厂的职工家属得知后,多次集会上访,也向企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心态,给企业维稳工作把握尺度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瞭望》文章:工人抗争遭遇体制性迟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秦亚洲

“希望政府给林钢找一个好的出路。拜托了!”付临学说完,双手按着桌子慢慢站了起来,然后挺胸收腹,有力地敬了一个军礼。坐在他对面的几个人迅速起立,神情肃穆,眼角湿润。

这是8月19日上午,本刊记者和河南省林钢改制工作组副组长阮金泉等人,在林州钢铁公司(以下简称“林钢”)质检部和安全生产部面对面听取工人对企业改制的意见时,亲身经历的一幕。当林钢工人付临学讲到,许多老工人看到林钢最后一炉铁水出炉时泣不成声的时候,改制工作组的一位官员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离席拭泪。

在计划经济时代辉煌一时,曾有过“全国唯一低钛生铁生产基地”、“一辆东风车、半吨林钢铁”等光环的林钢,在建厂40周年之际,却陷入了令人惋惜的残局——河南省委、省政府下达关于暂停林钢改制等六条意见4个月后,这家有着5000余名职工的钢铁企业,前途仍然扑朔迷离。

企业改制攸关工人们的前程命运,但是工人们为命运抗争的行为遭遇了体制性迟钝。

由于对改制方案不满,部分林钢工人曾经多次请愿、上访、堵塞国道和高速公路,规模越来越大,程度不断递增,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未能就工人们的诉求达成共识。直至今年8月11日,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董章印被软禁,河南省委、省政府担心演化成第二个“通钢事件”,立即出台了被工人们认为属于胜利果实的“六条意见”。

林钢工人们数次过激行动,表面上是希望通过对抗行为引起政府对企业改制的重视,实际上则是期待政府用权力以满足工人诉求的方式介入改制。本刊记者走访大量林钢职工时,经常听到“政府应该给林钢找到一个出路”、“政府应该命令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兼并林钢”、“林钢的未来政府必须支持”等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人们已经在心态上把企业的命运或者说是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政府身上。

但是,政府能否肩负起这种重托,这是不是林钢工人们的一厢情愿,仍未可知。被河南省林钢改制工作组奉为圭臬的“六条意见”,并没有对林钢的未来指出明确的道路。

说来,工人们对于企业的美好未来都充满期待,但是通过何种方式拯救资金链断裂、销售市场萎缩、国家政策限制的已经停产半年多的林钢,是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兼并还是职工持股经营,工人们却各持己见。工人们意见不一,使林钢的重生之路更加艰难。

此时,人们禁不住疑问,谁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这是整个中国国企改制中无法回避的难题。

职工代表大会能否代表工人利益?当林钢改制的预案和实施方案,经林钢工人2007年选举产生的第十届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时候,工人们认为职代会背叛了工人利益,不能代表工人。

工会能否代表工人利益?林钢改制之前,工人们对林钢工会近年来解决实际困难,提高生活质量的系列举措有口皆碑。但是,当工人们需要工会在企业改制过程中,卓有成效地维护工人利益的时候,却发现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福利组织。

“林钢事件”发生后,任何对工人们过激行为的非正面评价,都可能招来众多警惕的目光。这实际上折射出工人们对自己过激行为可能承担责任的担忧甚至恐惧。

工人维权,虽行为过激,仍然在特殊形势下政策张力的范围之内。政府维稳,虽警报未除,已经不可能再次冲出依法行政的界限之外。

中国的国企改革大潮告一段落,余声未绝。林钢事件似乎是中国国企改革闭幕式上的演出,留下太多的回味和嗟叹。□



(本文来源: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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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有产者的“瞭望”:2009年新民国劳资阶级矛盾进入高发期【统治阶级觉悟观察帖。全部引自国内权威媒体公开报道】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22日 09:10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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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来硬的,得精心打造劳资和谐骗局”——一线精英谋臣大声疾呼可持续阶级统治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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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都有工人代表负责和雇主商谈劳动争议,通过每周定期商谈进行劳动争议调解,取得便捷调解的积极效果。美国普遍存在着解决社会冲突中心及调解服务公司,通过专职和兼职的社会调解员,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避免了当事人有事就上诉法庭或无钱请律师的问题。

在开放多元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变革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但目前也是各种矛盾的凸显期。党中央明确提出,这个时期要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构建“大调解”的工作格局,更多采用调解方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去年5月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针对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将调解作为劳动人事争议处理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程序,强化了调解在争议处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去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劳动关系领域历史积累的案件,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的共同作用下,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2008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受理案件69.3万件,是2007年的1.98倍,涉及劳动者121万人,也是2007年的1.9倍。

今年前三季度,案件总量虽有所下降,但仍在高位运行,立案也已达51万多件,这就使劳动争议处理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对仲裁机构有限人员处理更多的案件提出了挑战,迫切需要增强调解在处理劳动争议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经济企稳回升需要巩固的关键时期,努力做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维护用人单位发展并重,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既要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又要促进企业发展,努力做到“共赢”,多采用和解、调解方式结案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出台《意见》,正是适应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需要,目的是发挥四部门的职能优势,形成调解工作合力,共同应对劳动争议案件大幅上升的态势,尽量通过调解化解争议,维护和谐的劳动人事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

柔性处理劳动人事争议

《瞭望》: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地劳动争议调解进展如何?

杨志明:近年来,我国初步构建了包括企业调解、乡镇街道等基层调解、人民调解及事业单位调解等在内的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网络,在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有效发挥了预防疏导作用,柔性处理了大量劳动人事争议,在维护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借鉴国际经验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我们自身成功实践中不断拓展发展路径。可以说在推进调解工作的过程中,各地在借鉴国外有效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创造了很多新鲜的经验。

在加强企业调解上,青岛市探索实行了劳资双方直接对话,外部调解组织强力推动的“劳资两利”模式;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采用做实调解组织、建立预防机制、调裁紧密衔接的方法,在企业内部有效化解了劳动争议。

在加强基层调解上,深圳市推行了由政府主导,整合工会、司法所、企业代表组织等多方资源,做实调解机构,构建基层调解网络的形式,将争议化解在乡镇、街道和社区。在加强与人民调解委员会相衔接上,上海市设立了专门调解劳动争议的人民调解组织,南京市在人民调解机构增设劳动争议调解窗口。

在加强人事争议调解上,大部分省市发挥主管部门和单位的作用,使人事争议主要通过调解得到化解。

当前调解工作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自主解决争议的作用薄弱,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推进缓慢,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往往难以落实,调解协议效力不高,调解员素质需要提高等。这都导致调解组织在预防和柔化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调解工作体制机制的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效能提高的“瓶颈”,这些突出问题都需要在贯彻《意见》中有效解决。

“两头调平,就是水平”

《瞭望》:面对劳动争议调解领域存在的问题,《意见》秉持着怎样的主导思想?

杨志明:群众通俗地讲“两头调平,就是水平”。

《意见》提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的总体要求,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的工作方针,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单位调解、乡镇街道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多渠道的争议调解组织,推动和促进具有调解职能的其他社会组织及律师、专家学者开展调解工作,形成开放式的社会化调解网络,最大限度地将争议通过快捷调解,平稳化解,维护劳动人事关系和谐和社会稳定。

《意见》主要强调了5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加强各类调解组织建设。有效发挥企业、乡镇街道、人民调解为主渠道的调解组织各自的积极作用。指导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积极建立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开展人事争议调解工作。

二是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与仲裁的相互衔接。指导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加强协调配合,鼓励仲裁机构委托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推行调解建议书制度,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就近解决劳动争议。

三是建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主导,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及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突发性、集体性劳动人事争议应急调解协调机制。

四是进一步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拓宽调解员来源范围,不断健全激励保障措施。通过法律知识、调解方法和技巧培训,不断提高调解员队伍素质。

五是明确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工会、企业代表组织的职责分工,四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共同推动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取得新进展。

下功夫推动各类调解组织建设

《瞭望》:贯彻落实《意见》,推动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下一步安排?

杨志明:贯彻《意见》,重在落实。任何文件落不到实处,都是一纸空文。因此,要下功夫推动各类调解组织建设。

下一步,我们准备制定规范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的政策性文件,在50家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劳动争议调解示范建设工作,在争议多发的出租汽车、餐饮服务、建筑等行业进行行业性调解组织试点。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解决争议的能力。

要继续加大基层调解工作力度。重点推动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服务所(站)加载调解职能。通过与政府开发公益性岗位,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有机结合,充实基层调解员队伍。配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加快推进事业单位调解组织建设,将调解作为人事争议处理的主要方式。

要按照《意见》要求,四部门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指导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适合的、有效的调解组织设置和调解方式。

创新往往在活跃的实践中。要鼓励各地大胆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攻克难点问题,及时总结行之有效的新鲜经验,发挥先行先试探索作用,通过各种宣传方式产生“放大效应”,拓展加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的路径。□

《瞭望》文章:“新工荒”倒逼分配改革

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叶锋叶超屈凌燕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在浙江、上海、江苏调查时发现,原本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才会出现的“用工荒”,却成为经济复苏阶段长三角制造业的“困扰性因素”。“招不到人”的情况已较为普遍,其中一线技术工、操作工的短缺尤为突出。企业、劳动部门等各方人士判断,此类“用工荒”在2010年春节前恐难明显缓解。

值得关注的是,长三角地区“用工荒”的背后正凸显出劳动关系“三个矛盾”: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不相适应,企业习惯性的“困境裁员”与劳动力日益强烈的“稳定”诉求难以契合,徘徊不前的工资待遇与高企的生活成本无法匹配。

“结构性”用工荒叠加“惩罚性”用工荒

这次“用工荒”的结构性特点十分突出:在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中相对较多,而在较高端的服务业中则较少,一线技术工人相对紧缺,而办公室人员、研发人员等则较为丰富。

上海市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处长赵建德表示,目前长三角地区电子机械、纺织、制鞋、箱包等传统制造领域,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显得很突出。昌硕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丁越南具体分析说,由于上半年订单大量萎缩,各企业的工人人数锐减,现在订单回暖,各企业竞相争取工人,因此形成缺工的现象。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亢越认为,目前的企业用工荒的出现与去年底形势严峻时的裁员有关,“原有的劳务输出地,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下就业机会增多,不少去年底流失的工人已在当地就业,不愿再回到苏州。”这样看来,近期部分制造业面临的用工荒带有裁员后的“惩罚性”。

浙江当地基层就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从这次用工荒的成因和最近赴内地招工情况看,由于此时出外打工意愿已经降到最低,明年春节前浙江制造企业用工紧张局面很难缓解。赵建德认为,通过此轮金融危机,中西部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正在增强,已经回乡的大量农民工已在当地找到工作,并将带动更多农民工留下就业,对长三角城市来说,年前看不到大量农民工输入、补充的可能性。

劳动收入过低是根源

那么,农民工如何看待“用工荒”?来自安徽省明光市农村的刘德贵告诉本刊记者,目前在上海打工,每个月能赚1500多元,但扣掉交通、吃饭和租房,每个月只能剩下八九百元。这几年老家企业多了,用工量多,纯收入和上海差不多,所以决定回去。他反问,“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三年了也没涨过工资。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怎么就这么大?”

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一些中小企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例如温州的服装和制鞋企业订单工期短、利润薄,长期以来企业只有延长员工的劳动时间,增加员工的劳动强度,加上工资上涨有限,很多工人已经不愿到服装和鞋厂工作。此次“用工荒”更是释放了一个信号:部分地区对外来人员的就业吸引力正在减弱。

受访专家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要解决部分地区的“用工荒”,关键还是要切实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所得,才能招得到人、留得住人。

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不适应

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有效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也是造成用工荒的直接原因。随着长三角制造业的升级,原有的劳动力知识、技能水平已呈现出“短腿”。

上海瑞侃电缆附件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士介绍,目前,公司产品近年来升级换代很快,近期业务也开始复苏,各事业部开始计划招募员工。不过,却碰到了“招工难”,主要是一时招不到公司要求的合适人才,造成岗位一时空缺,“同样的技术工人,放在前几年还能要,但现在就不符合要求了。”

赵建德认为,部分企业的“用工荒”,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企业招不到人,而是招不到有合适能力、水平的人”。据他观察,这类结构性用工荒,在长三角产业升级显著的区域特别显著。

与此同时,企业短期“困境裁员”与劳动力“长期求稳”难以契合。在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的上海闵行区,去年裁员较多的企业,目前甚至面临着员工“长久流失”的危险。

闵行区外来人员管理所副所长蒋卫介绍,目前企业招聘企稳,但应聘人数却持续下滑。今年1~6月,共有单位用工登记1161家次,发布岗位1722个,接待农民工求职登记2264人;但7~9月,单位用工登记696家次,发布岗位1051个,接待农民工求职登记只有599人。

同时,农民工输入地对当地劳动力的“拉动力”也明显增强。亢越说,金融危机后,各地政府把返乡就业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出台鼓励创业和农民工培训优惠政策,去年年底流失的许多人员已在当地就业,不愿再回到城市。□

(本文来源: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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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有产者的“瞭望”:2009年新民国劳资阶级矛盾进入高发期【统治阶级觉悟观察帖】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22日 09:14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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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代言人大喇叭消毒: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而是官民矛盾,得从裆国体制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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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群体性事件多发因政府与民争利

2009-12-22 00:03:45 来源: 人民网(北京) 跟贴 168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据社科院学者称,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而2009年仍然保持多发态势。分析称,群体性事件多发源于民怨太深,民众的利益和权益受到了侵犯,比如在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方面,一些部门欠了民众很多债。

人民网12月22日报道 据报道,12月21日,“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举行,会议在对2009年的社会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2010年的形势进行展望与预测。社科院学者指出,今年群体性事件发生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如今,社科院学者称,今年群体性事件发生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

每一起群体性事件往往都伴随着死伤,加剧官民对立。这显然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同时,毋庸讳言,我国现在正处于发展黄金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客观上就容易滋生群体性事件,因此对待群体性事件不必谈虎色变,更不必泛政治化,当然也不能小觑。

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源于民怨太深。此说有一定道理。那么,民为何怨?民怨什么?说白了,民众的利益和权益受到了侵犯,比如在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方面,一些部门欠了民众很多债。欠债无疑会让民众怨愤,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民怨无法排遣,长久积蓄,终究会爆发。

因此,要纾解民怨最需要相关部门做到不与民争利,权力安分守己,恪守边界,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何来民怨?同时一旦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民众能够采取有效途径得以捍卫,换言之,要畅通民众的诉求渠道。

遗憾的是,当民怨产生时,一些相关部门并没有及时而认真对待,更不要说积极重视了。能拖的拖,能躲的躲,能捂的捂,能推的推。更有甚者,有的人受到委屈和不公平对待了,怒而上访,却备受阻挠。在一些部门看来,上访者通常被强加了许多称谓,一些官员甚至将上访妖魔化,上访者被冠以“刁民”、闹事者等称谓。诚如报道称,上访者因此常常被小心地“关照”起来,一见他们来到政府办公场所,围、堵、压、吓就成了最常用的办法,生怕影响了政府的面子和形象。在这种情境下,一旦遇到导火索就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

尤值一说的是,关于群体性事件,有学者提到“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这个概念。意即,非阶级性的是说参加的人群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无直接利益的是参加群体性事件的人和事件本身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同样值得重视和警惕,从侧面看民众的怨气很大,即便与自己无关,也想找机会发泄,一有机会就要宣泄。

日前,《求是》刊文称,群体性事件大多与利益纠纷有关,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化解矛盾纠纷。多年的实践证明,矛盾在第一时间、第一环节解决成本最小,必须始终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诚然,只有相关部门做到不与民争利,并及时畅通民众的诉求渠道,建立公正的裁决机制,才能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

相关报道:

12月21日,社科院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今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本文来源:人民网 作者: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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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有产者的“瞭望”:2009年新民国劳资阶级矛盾进入高发期【统治阶级觉悟观察帖。全部引自国内权威媒体公开报道】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3日 01:29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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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0/0601/article_101147.html

台媒:中南海内部极为紧张 宏调实质是维稳第一

——原标题:宏观调控 「维稳」摆第一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10-06-01讯】

作者:记者刘焕彦/综合报导


北京智库人士透露,随著时间进入6月,中国政治踏入传统的维稳时期,加上先后出现的欧债、罢工与通膨等国内外复杂问题,中共官方宏观调控的政策方向,预期6月将以维稳为主调,推出重大财经政策的可能性低。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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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官方智库人士透露,中共6月调控将以维稳为主调,避免推出重大财经政策。图为北京一处传统市场。
(彭博资讯)


北京当局台面下正加紧政策研究及调查工作,希望掌握第一线状况,并筹划下阶段的财经政策,新的调控变局正在酝酿之中。

大陆中央智囊机构最新传出的消息指出,中方领导层认定,目前形势变化错综复杂,政策把握难度加大,需要保持冷静应对,目前不是推出金融、财政等重大宏调措施的最佳时机。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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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稳的基本要求下,北京可能的政策走向,是既要遏制恶性通膨出现,又要防止经济二次探底。报导指出,现在胡温高层更关注经济变化,并下令相关的统计部门、经济预测部门、主管机关和综合调控部门,增加提出统计和预测报告的频率及速度。

大陆5月经济走势的初步监测资料,显示出「有上有下」的两极化趋势;进出口、工业生产、投资等数据仍有下降表现,经济依然保持较快成长,但热度正在降温。

然而,大陆消费物价指数(CPI)仍偏高,5月年增率可能仍在3%以上 ,预期6月物价还有继续上涨趋势。

中南海强调维稳的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一连串劳资矛盾事件,令决策层十分担忧,包括外界高度关注的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日资本田汽车罢工事件、大型国企的员工辞退纠纷,以及地方企业工资待遇引致的停产风潮等。

另外,欧洲主权债务风波仍可能拖累全球经济,是否引发第二次金融风暴,国际社会仍有争议,但大陆中央智囊机构基本判断,大陆经济持续波动和大幅下滑的可能性,目前仍无法完全排除。基于这些因素,中共高层在把握经济走势、力图维稳同时,也要求各主要智库加强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报告。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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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zhongkang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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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有产者的“瞭望”:2009-2010年新民国阶级矛盾进入高发期【奴隶主警觉观察帖】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10日 00:34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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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大资本指责当权者智慧不够。




中国大陆农民工历史性胜利 中南海还是要撞南墙

——梁京:中国农民工的历史性胜利 —— 评广东本田罢工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10-06-09讯】




持续半个多月的广本罢工,以谈判达成协议的方式圆满结束,成为中国劳工运动史上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虽然此前中国已发生了数以万计的罢工事件,并多次迫使资方做出妥协,但这次事件的影响之重大和深远,有它更加突出的历史意义。这次罢工事件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在于罢工正好发生在富士康连续出现职工跳楼自杀事件的同时。虽然方式不同,但两个不同企业的中国农民工都对血汗工厂制度和自己遭遇的不公平表达了强烈和坚定的反抗意志。他们的反抗得到了世界舆论的空前关注和同情,对长期来与国际资本一道压榨农民工的中国政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和道德压力。

在当局十分敏感的6月4日,也就是在罢工达成协议的当天,全总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通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要“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

这说明,富士康和广本工人的坚决反抗,不仅为本企业的工人赢得了一个工资大幅度提高的机会,而且为整个中国的农民工阶级赢得了提升工资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农民工赢得的一个历史性的胜利。这个伟大的胜利,将不仅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走向发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对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这个胜利已经开始迫使国际资本重新评估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战略,重新评估他们建立在中国农民工血汗工资基础上的定价方针,从而开始影响未来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

据官方调查,1980年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中国两亿多农民工总数的一半以上。与父辈相比,他们的境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根据浙江省的一个调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之初,二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倍增,但相对收入却在减少。

这一调查结果,得到宏观数据的支持,到2009年,中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连续第22年呈下降趋势。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比父辈农民工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已经不能像父辈那样选择回家务农,因为他们父辈的生存完全依赖有限耕地上有限的农业收入。

但是,大幅度提升农民工的工资并不容易,因为对于多数雇主来说,并不存在这个利润空间。这不仅是因为世界经济不振,更因为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沉重盘剥。实际上,中国血汗奴工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不仅是国际资本和国外消费者,中国政府才是更大的得利者。农民工创造的大量财富转化成为政府和官办企业的巨额收入。而政府和官办企业并不雇用多少农民工。在这样的收入和就业格局下,大幅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无异于用自杀来摧毁中国的实体经济。

一些当权精英显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吴晓灵最近提出,应该对充分竞争行业的企业降低税负,让出空间,使这些企业提高劳动力价格。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条路其实走不通。

农民工问题不仅是一个工资过低的问题。如果他们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解决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等问题,无需大幅度提升工资。而如果不能解决公共福利问题,而是一味强调提升工资,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当权者有智慧认识到这个道理吗?现在看来没有。从全总的紧急通知看,他们对广本工人罢工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解读。通知要求“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代表工人利益,而是为了“维稳”,是为了防止新生代农民工的领袖继续组织广本这样成功的罢工。

中国的当权者宁肯把巨额财力投入“维稳”,镇压工人的反抗,也不愿投入农民工的福利。如果他们不改变这种思路,不仅将带来一场经济灾难,更将带来一场社会动乱。根据过去的观察,胡锦涛不大可能改变他一贯的“维稳”思维,广本罢工事件很可能刺激他更加偏执地撞向南墙。这样的话,广本罢工事件就不会开启中国劳资关系的新时代,而更可能标志著一个动荡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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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有产者的“瞭望”:2009-2010年新民国阶级矛盾进入高发期【奴隶主警觉观察帖】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10日 01:17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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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0/0511/article_99824.html

中国大陆收入分配不公 社会矛盾导火索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10-05-11讯】
  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专家指出,这种差距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也是群体性事件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

*基尼系数远超警戒线*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5月10日报道,近些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专家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基尼系数规定的警戒线。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指标,其数值的表示介于0到1之间。当基尼系数为0时,表示绝对平等;基尼系数越大,不均等程度越高;当基尼系数为1时,表示绝对不平等。

由于中国的收入统计误差非常大,对基尼系数的认定也不一致。世界银行对中国基尼系数的测算是0·4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甚至有人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5。这三种测算结果都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城乡、群体收入差距为主要表现*

独立社会经济观察人士曹思源认为,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他说:
“收入差距主要的表现还是城乡的差距比较大。另外,国有垄断企业的职工,占全国城市职工总数的2%,可是它的工资总额占全国工资总额的80%多。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其它的非垄断型性的或者非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指出,当前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非常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

专家认为,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到了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十分迫切。

*官民矛盾问题突出*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问题学专家胡星斗指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官民矛盾突出等问题。
他说:“一方面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我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公正,不正义,官民矛盾突出等问题。”

*权力不对等导致社会矛盾尖锐*

胡星斗教授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是权力不对等造成的。如果按照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5的说法,那就表明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的尖锐。他说:“分配不公的前提是权力的不对等。就会产生一批特权阶层,无权阶层,弱势群体。他们之间的矛盾有可能不断的激化,社会矛盾相当尖锐,甚至是面临社会动荡的危险。”

胡星斗教授说,据统计2006年到2007年中国每年的群体事件大约为8万7千起,目前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达到了12万件。


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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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有产者的“瞭望”:2009-2010年新民国阶级矛盾进入高发期【奴隶主警觉观察帖】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11日 00:50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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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txinwen.com/View/new/html/2010-06/2010-06-10-1255741.html

罢工给北京带来政治两难
2010-06-10 10:15:15 FT中文网 【大 中 小】 【打印】 评论:[0]条


本田发生的罢工是一个新动态,因为这些罢工专注于薪资,而非工人感受到的虐待,这意味着即便是运营良好的工厂也有可能发生劳资纠纷。

近期中国出现的一波劳资纠纷,正在给热衷于提高工人收入、但对有组织骚乱“过敏”的中国政府带来政治两难。

在这些纠纷——包括本田(Honda)附属的两家汽车部件厂发生的罢工——成为头条新闻之际,北京方面迄今却一直避免坚定公开地表明立场,也许是希望这些不安定将逐渐平息。

然而,如果罢工事件继续发生,中国政府将面临压力,不得不表明立场。这些压力将来自多个方面:一是经济改革者和普通中国人,他们把争取更高薪资的努力,视为缩小不平等差距道路上的可喜一步;二是企业,它们担心成本上升;三是党的官员,他们对有组织的抗议行为感到担忧。

“这对政府打算如何处理劳动法规将是一大考验,”咨询机构——化险咨询公司(Control Risks)上海办事处政治风险分析师安德鲁•吉洛姆(Andrew Gilholm)表示。

“如果发生一系列效仿本田(部件厂)的罢工,企业将感到非常头痛。”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中国曾发生相当多的劳工骚乱,其中很多是局部事件,未曾吸引公众关注。事件的起因往往是拖欠工资或堪比狄更斯时代的劳动条件。尽管这些罢工的组织者经常陷入麻烦,但在许多情况下,当局采取了相对放松的态度,视其为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但前提是纠纷保持小规模和非暴力性。

但吉洛姆和其他分析人士表示,本田发生的罢工是一个新动态,因为这些罢工专注于薪资,而非工人感受到的虐待,这意味着即便是运营良好的工厂也有可能发生劳资纠纷。

“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罢工,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诚表示,他曾在2008年《劳动法》起草过程中担任外部顾问。刘诚说,由于薪资被长期压低,“最后终于发生了这次爆炸。这是因为工人们越来越了解劳工权利,(社会)对这个主题也有更多的探讨和辩论。”

对于这类想法,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的某些人会将其解读为一种重大威胁,原因是一波相互效仿的罢工热潮,可能推动独立可信的有组织劳工团体在共产党及其官方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的控制范围之外形成。

上周,宣传部门的官员向中国媒体发出指令,勒令媒体不得报道本田罢工或大型制造集团富士康(Foxconn)一个工业园发生的连环自杀事件。

不过,鉴于中国政府对提高消费的重视,当局内部也有一些人会欢迎一些自下而上的争取更高薪资的压力。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的数据显示,近年来,薪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大幅下降。

提高人民收入,很可能是将于2012-13年上任的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的工作重点之一。普遍认为会出任总理的李克强在近期一次讲话中,强调了调整经济平衡、更注重家庭消费的重要性。

“调整经济结构,不仅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而且是当前的一项紧迫工作,”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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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有产者的“瞭望”:2009-2010年新民国阶级矛盾进入高发期【奴隶主警觉观察帖】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7月 1日 18:27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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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2010年第25期阶级矛盾专题(1)




我国劳资矛盾高发 有生产无生活成部分工人现状

2010年06月21日09:43 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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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2010025期封面:“劳资转型之痛”


  《瞭望》文章:劳资“转型”之痛

  半年内“N连跳”,一天内十多家企业发生停工事件。“劳资博弈”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成为近期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焦点。有外媒称,中国的劳资纠纷有扩散、蔓延的趋势。

  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在中国出现并不意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必经之痛”。但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高发,甚至出现风潮,必将影响社会稳定。回顾先发国家曾经的工运风潮,环视一些国家正在经历的劳资矛盾困境,众多教训和经验告诉中国,应对劳资矛盾既要审慎决策,更要积极而作为。

  消解劳资矛盾,调处劳资纠纷,政府责无旁贷。这正是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责所在。首先,政府定位要不偏不倚,改“亲商不亲工”为居中调停,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其次,应对措施要科学得当,增加对劳资矛盾战略性、预见性、对策性的研究,增长调处经验;其三,要进退有度,分寸精准。

  实际上,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的今天,要拿捏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分寸殊为不易,有时甚至比“走钢丝”还难。

  各地主政者既要回应劳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又要考虑资方的转型压力和现实承受力;既要考虑到劳动者对“地板工资”、“围墙管理”的耐受力已经达到临界点,也要预想到一旦短期内涨薪速度过快,劳动关系波动过大,导致资本外撤,技能素质普遍偏低的产业工人,将会出现更大的就业难题。在劳方诉求和资方诉求中寻找出交汇点,在劳方利益和资方利润博弈中寻找出平衡点,在资方的自决式管理和社会的人文发展中寻找出精神共振点,是一道在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中统筹,在突出矛盾和多方诉求中斡旋的必答考题。

  长久以来,中国飞速发展的前提和秘诀之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这是13亿人民的最大利益。如何应对发展新阶段的“劳资博弈”,考验着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

  应该清楚地看到,资方在利润充足的条件下,缺乏转型动力,甚至还会成为某种阻力。此时,劳方反弹和劳资矛盾的“后轮驱动”,从积极意义上看,正是深化改革、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动力。

  顺应“后轮驱动”的改革浪潮,各地主政者宜通过加强劳动立法、硬化执法力度、推动劳资集体协商、工会改革等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劳资之间的对话、沟通、和解,带领中国平稳渡过劳资矛盾高发期的发展节点,步入和谐劳动、和谐发展的新境界。□

  (文/杨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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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有产者的“瞭望”:2009-2010年新民国阶级矛盾进入高发期【奴隶主警觉观察帖】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7月 1日 18:30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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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2010年第25期阶级矛盾专题(2)


  《瞭望》文章:劳资关系调整新节点

  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低成本工业化模式,正在走向终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进入今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深深刺痛着社会良知,挑战着公共道德底线。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珠三角、长三角、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型调研发现,近年来多部劳动新法的颁布实施,使不少企业难以违法压低员工工资,转而想方设法利用先进生产设备,通过专业化分工让产业工人成为一个个“机器人”,进而不断提高劳动效率以实现利润增长。当长期的“地板工资”、“围墙管理”,遭遇新生代农民工新的权益诉求,矛盾便一触即发。

  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指出,我国正处于劳动关系调整的新节点。劳资矛盾激化的背后,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日渐走低,面临升级调整的拐点;是以压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是各级政府亟须从“亲商不亲工”,转向劳资关系中间人、调停者的定位转型。现阶段的劳资矛盾,从积极意义上看,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步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强大促动力。

  “醒来在黑夜,入睡在黎明”

  本刊记者在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调研发现,一些代工企业员工在超长工时、超低底薪、准军事管理的叠加效应下,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陷于“有生产无生活”的精神煎熬之中。

  “醒来在黑夜,入睡在黎明”,难得见到明媚的阳光。这是昆山一家台资电子企业员工李佳对自身工作生活现状的描述。

  李佳说,上白班时,虽然要求7点40分开始做上班准备,但早上一般6点钟就要起床。从企业的集中居住区到厂区,步行要20分钟。进入工作区时,公司保安对员工进行检查,几千人排队,要排上半个多小时。

  晚上8点,下班走出车间已是夜色茫茫。在大门口还要再次面临严格的搜包检查和漫长的等待,晚上9点左右才能回到宿舍。如果上夜班,则是傍晚6点多开始走出集中居住区,第二天早晨8点下班,回到宿舍倒头就睡,醒来已是日落西山。

  本刊记者在无锡、苏州等地多家拥有数千上万员工的电子加工企业采访时看到,这些企业无一例外都采用两班制。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为了让昂贵的机器设备实现最大产能,电子加工企业只要订单充足都采用“休人不休机器”的做法,让机器设备24小时运转。正常情况下1人应该三班倒,但现在外资、台资企业均是两班倒,这样企业所需的员工总数就可以减少1/3。虽然要付加班费,但因为工资基数低,用工成本还是比三班倒低不少。

  在江苏,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些外资、台资代工企业均采用底薪制。由于底薪只比江苏省96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线略高数十元。为了增加收入,加班成为很多员工迫不得已的“自愿”行为。一位企业管理人员透露,这种薪酬管理办法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用公司强迫,员工都愿意接受加班,其实质是变相剥夺劳动者的休息权。

  “公司有时一两个月都没有休息日”。曾在苏州一家台资电子加工厂工作的朱洪英说,“以前我曾有两个月持续两班倒的经历。最夸张的一次,吃饭时口里含着饭,人却睡着了。实在困得受不了,去厕所里蹲着睡一会已经很享受了。”

  在昆山一家电子加工企业,员工白立澎悄悄告诉本刊记者:“我们就餐时间有一个小时,光是走路、排队就要半个小时,吃饭像打仗一样。说是吃饭,其实更像在给一台机器加油,真没心情品尝饭菜滋味。”

  “我几次想辞职,可想到身在农村的父母四处借钱供自己读书,还欠着上万元的外债,就咬咬牙坚持了下来。虽然那两个月每月都有2000多元工资到手,可当盼到能有休息日的消息时,还是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朱洪英说。

  浙江杭州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反映,他在服装厂打过工,全部工作就是紧张地踩着机器踏板,不能说话。出了问题,线长、班组长开口就骂。女工遭遇性骚扰也很常见。

  “在这种没有人格尊严、没有快乐可言的工作环境中,什么文化娱乐、朋友交流想都不敢想。”徐文财说,“走进车间,看到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我不相信,这种长时间的心理压抑,到所谓的心理关怀室1小时就能解决?”

  在产业工人大量聚居的杭州市下沙区白杨街道邻里社区,居委会干部陈雁飞表示,近两年来不断有人出现异常行为。如有的员工半夜大喊大叫,有的站在楼上往下扔东西,有的半夜里哭泣。

  “现在社区里还没有出现极端行为,可这并不代表以后就没有。”陈雁飞说。

  “围墙管理”的被动生存

  随着媒体对爆发劳资纠纷企业报道的逐渐深入,一种所谓“围墙管理”的模式揭开了神秘面纱。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这种管理模式在大型外资、台资企业很普遍。

  在珠三角一些大型企业走访时,本刊记者了解到,随着业务扩展,这些企业的规模扩张迅速,在有限的厂区面积内,员工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成为“城中城”。

  据有关负责人介绍,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台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需要大量劳动力。由于当时的社会提供不了员工的生活服务,企业便形成包吃包住的“小社会”模式。大墙一围,自成系统。地方政府也乐得不插手企业围墙内的事务,从而助长了这类“围墙管理”的形成。企业生产管理、员工思想动向很少为外界所知。

  深圳市宝安区公安局、安监局及深圳市观澜街道办事处干部反映,辖区内的一些大企业因为是纳税大户,当地政府明令不得干扰其经营。因此,不少部门平时不进入这些企业。必须沟通情况时,需事前通知,层层联系,还要接受后备箱和随身携带箱包的检查。有的企业在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时,有关部门想进企业调查,在相关文件上盖了十几个公章才被放行。

  管理一个拥有上万甚至几十万员工,“围墙管理”似乎成了唯一选项。这种全面渗透进员工生产生活的管理模式,让员工感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

  深圳一家知名企业跳楼自杀幸存员工田玉、饶乐琴说,在企业里,很多地方是员工“禁区”,到处都有保安盯着,感觉很压抑。21岁的员工汪云说:“就像《黑客帝国》里的主人公尼奥,当发现这个巨大的‘系统’对每个人的监控如此强势,就会彻底丧失安全感。”

  本刊记者在沿海地区调研中看到,在这类企业围墙内严格的宿舍管理下,员工如同被“绑架”一样,陷入“没有生活、没有家庭、没有社区”的生存状态。一位业内人士对此的解读是,这种管理办法有利于公司掌握员工所有的作息时间,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劳动力,并且在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更高工资和福利的情况下,让员工对企业形成依附。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深圳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等专家认为,一些“巨无霸”企业进行封闭式运作,治安、卫生、食宿等都在公司围墙内完成。只要“围墙”内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就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深圳市总工会对一家大企业500名员工的抽样调查表明,对工资收入非常满意的只有0.2%,对社会地位非常满意的只有3.6%。近40%的被调查者表示,企业内部缺少“精神保障”,人际关系冷漠。

  本刊记者现场采访看到,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周边的文化娱乐设施匮乏。光明书屋距离富士康北门大约100米,这里公开售卖黄色影碟。一些影碟名字淫荡下流,封面不堪入目。在富士康旁边的深圳友良妇科门诊,“无痛人流”广告十分醒目。据诊所周医生介绍,来这里堕胎的主要是富士康员工,可以打8折。“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做几十例,一般每天也要做十多例。”

  富士康北门外的清湖东村,上百栋小楼内几乎都开设了网吧。在清湖东村六巷的“友谊佳”网吧,本刊记者随意打开一台电脑,发现里面存有上百部色情电影。一名网管告诉记者,来这里的几乎都是富士康员工,很多人通宵上网。

  深圳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翟玉娟分析,这种“围墙管理”对第一代农民工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是有效的。但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入厂,需求增多,企业和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仍用围墙隔断联系,放任政府管理与企业运行的脱节状态是不可能的。

  劳动密集型拐点凸显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和专家指出,劳资矛盾背后的经济动因不可忽视。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日益惨烈的产业竞争,凸显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调整升级的重大拐点。

  比亚迪、中兴、TCL、伟创力等公司部分负责人向本刊记者表示,工薪矛盾反映出在世界经济发展转轨状态下,加工贸易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以代工制为主要方式的加工贸易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上挤下压”状态,在“游戏规则”日趋稳定的国际代工格局中,他们被国际大客户限定得很死,只能靠大量接订单、降低人力成本保持利润增长。

  有企业高管坦言,劳动密集型企业目前都依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哪家企业单独抬升工资,而竞争对手不提高,他们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企业利润持续增长,工人工资实质性走低,反映出资本逐利的本性。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争取到生产订单,将产品价格定得过低,实际上是将竞争压力转嫁到了工人头上。”吴奕新指出。

  一家以手机业务为主的外向型企业2009年财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该企业员工数量达11.87万人,比2008年增长9.7%。但员工成本总额从2008年的6.72亿美元,减至2009年的4.85亿美元,同比减少28%。这意味着,这家企业在员工成本上节省了1.87亿美元,远超过其2009年底3962万美元的净利润。企业利润从何而来,一目了然。

  产业转型的巨大压力,令中小企业更为艰难。本刊记者在福建泉州、莆田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空间日渐走低,中小企业加薪存在一定难度。

  “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福建沿海的服装、鞋厂能有6%的利润率就不错了。”晋江市经济发展局有关人士表示,福建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缺乏个性化的创新能力,企业扎堆、同质化竞争严重,导致行业利润越来越低。

  晋江一家鞋厂的林老板说:“小厂靠给别人代工生存,一双鞋能维持3元的加工费就不错了,再让我提高薪酬那只有关门了。”他年初给工人开出了每月1500元的保底工资,经测算每天要生产800双鞋才能实现财务平衡。但目前开工不足,每双鞋的人力成本大大超过预算,已经处于亏本边缘。一家伞厂老板肖清江说,10年前毛利率20%,现在靠出口退税生存,加薪势必让部分企业倒闭。

  品牌大厂的日子也不好过。近几年,晋江不少制鞋企业竞相采取“大投广告、造势创牌、上市融资”的发展模式。仅广告费投入一项,每年就达约10亿元。

  位于晋江的安踏公司今年已涨薪5%。该公司人力资源部一位主管说:“去年,安踏广告、管理、研发等都是大投入。如签约成为中国奥委会的战略合作伙伴,费用高达6780万美元。因此能用2000元招到人,就不可能开出2500元的工资。”

  “福建沿海民企竞争激烈,可谓是全力竞跑。必然要将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所有成本最小化,以获得最大积累用于再投入,加速扩张,工资支出保持在‘能招到人’的水准即可。”晋江浔兴集团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一位主管表示。

  福州大学管理学教授吴秋明对本刊记者说,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成本上升、外贸市场开拓困难等压力,企业获利空间越来越小。这一拐点恰好是推动产业整合的大好时机。政府应该通过强化服务的方式,因势利导。

  “比如,引导龙头企业由生产制造为主向以研发设计、市场营销为主转变,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引导中小企业为品牌企业代工生产,或者专攻某一零部件和工序,促进产业分工细化,提高协作能力等。通过这些方法,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开拓加薪空间”,吴秋明说。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对《瞭望》新闻周刊指出,当前的劳资矛盾形势,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一直以来奉行的以获取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的低成本工业化模式,正在走向终结。而劳资矛盾高发,给这个发展“节点”施加了外部压力。“谋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国,这种压力发挥着‘倒逼’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0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

  如何告别“野猫式”停工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当前一些企业的工人普遍存在对企业独享利润的不满情绪,但在劳资协商中又处于明显弱势地位。不少劳动者自感缺乏谈判资本,群闹、闹大的冲动强烈。一些劳资纠纷以不规范的、社会伤害性大的方式爆发出来。

  在深圳打工的山西洪洞县人王刚刚说:“我们不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也不熟悉法律,单个人去跟企业谈,毫无用处,说多了还会被开除。我们只能抱团,一抱团企业就没办法,最后总能调高一点。”

  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安伟分析道,企业最怕订单高峰期停工。一旦发生大规模停工,企业最终都会让步。这种案例接连出现,就会形成模仿效应。

  乔健认为,从民工荒的“用脚投票”,发展到停工、跳楼等恶性事件的“用手投票”,劳资矛盾互动已经逐渐酝酿出一种模式,即“停工——谈判——达成协议”。

  “这种方式,不同于我们自上而下推行的工资集体协商模式。成为一种没有体制内正规组织领导,不在法律规范内运行的‘野猫式’停工,急需规制”,乔健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劳资矛盾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矛盾之一,发达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也出现过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的最重要经验——在体制内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工人去反体制。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常凯教授说,我国的劳动关系正在从“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变,今后的劳资冲突将主要表现为“集体争议”和工人的“集体行动”。

  而目前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集体劳动争议还没有明确规制。仅有2008年11月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对停工事件设立了30天“冷静期”和“恢复秩序令”制度。

  采访中,本刊记者了解到绝大多数工人不赞成停工、跳楼、集体上访等维权方式。他们认为维权还是要通过法律保护、工会服务、党委政府关心、舆论监督等渠道。但目前体制内维权渠道还不畅通。江苏镇江一名模工戴玉峰说:“工人的诉求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体制内重视了,体制外就没有市场了。”

  翟玉娟表示,当前政府对劳资矛盾往往都是“事后被动介入”。“要转变这种被动局面,当前应该把集体协商作为此类事件的‘减压阀’,使劳动争议通过集体谈判解决”。翟玉娟说,“可明确规定集体协商的内容、程序,规范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行为。”

  执政能力“过大坎儿”

  “劳资矛盾高发,是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必然会发生的问题。其他先发国家普遍遇到过这个阶段,在中国发生也不意外。该来的迟早会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这样认为。

  劳方、资方、政府,构成了协调劳动关系的铁三角。政府作为劳资矛盾的中间人、调停者,首先要做到立场不偏不倚。但长期以来,出于招商引资、拉动经济的考量,“亲商不亲工”的问题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昆山市总工会主席顾志中说:“就怕一些地方政府将牺牲职工利益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维护职工利益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春指出,“一些政府部门亟须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基准下,调整自身定位,平等对待劳资双方,回归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裁判者、维护者的本职。”

  对劳资矛盾过于麻痹、缺乏预判、缺乏经验,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陷于被动的重要原因。翟玉娟说,一些地方政府对员工意见的预知、劳动纠纷的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不足,导致一些本可以在企业内部解决的问题,演变为社会事件,进而转化为社会稳定问题。

  “这提醒东部沿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企业集中的地区,地方党政部门应该有专人研究劳动关系动向,对产业调整、利益调整过程中可能对社会稳定形成冲击的因素,进行战略性、预见性、对策性研究”。刘春表示,“越是敏感问题,越要依法行政。不能冲动、凭想象行事。也不能期望凭借三五个简单措施在短期内解决问题。”

  在一桩桩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最该代表工人发声的工会,却往往让人感觉话语缺失,甚至不被工人所尊重。“这暴露出体制运行的一个结构性短板,即事件一旦爆发就是‘书记’直接面对群众。缺乏舒解矛盾、减少震动、沟通群众的中间环节——社会组织”,刘春说。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而工会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正可以发挥将职工组织起来、稳定住、传递诉求等作用。

  “大家都应该解放思想,正面认识新形势下工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刘春指出,“在思想认识上要进一步纠偏。当前,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不是发展得过分了,而是还有很大作用空间。党也可以从中得到更多来自群众的支撑力量。”

  “工会的改革应该从增加内部的民主性入手”。乔健认为,“工会不能办成‘保险公司’,而应该搭建成职工会员自己的活动平台,提高职工自愿结合性,加强内部民主,增加直选,走民主化、群众化、社会化的路子。”

  在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群体多元化的今天,缓解劳资矛盾,必然要求党和政府综合考量多方诉求,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表示,保障劳动者权益并非只是简单的涨工资,还要兼顾其长远利益。各级政府既要听取劳动者的诉求,也要考虑企业的合理要求,同时还要保持社会稳定。

  “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前景仍不明朗、国内经济发展转变的关键时刻,要在多方间寻求动态平衡。稍微应对失措便可能引发连锁反映,影响未来发展大局。这是对党‘驾驭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重大考验”。刘春说,“现在的形势,比2004年中央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命题时要严峻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飞速发展的一个公认原因,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站在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节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转折点上,我们更要从以往应对风浪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营养。“在现有基本体制下,只要党政主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当有力,立场不偏不倚,且能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劳资矛盾高发期也是如此”。刘春如是说。□(本文执笔:杨琳参与采访:蔡国兆、刘大江、彭勇、项开来、叶超、朱旭东、杨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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