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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暂存而不论] 格瓦拉主义-游击中心论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15日 14:52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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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工网 - 切格瓦拉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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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述资料未必准确,请尽量以切格瓦拉原著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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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游击中心论,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切·格瓦拉所宣扬的一种军事思想。《游击论》为其主要代表作,认为武装小组是革命的“政治先锋队”,游击队要由城市中少数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一支“中央核心”,在人烟稀少、居民分散的边远地区发动游击战争,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格瓦拉六十年代曾在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搞游击中心,均以失败告终。

格瓦拉主义-主张

1.)武装斗争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就是游击队本身
2.)不承认党的领导的必要性
3.)认为“政党就是军队”
4.)“游击队是先锋队的先锋队”
5.)单独一国革命很难取胜或不可能取胜
6.)革命的形式无例外应该是武装斗争
7.)革命应该在拉美整个大陆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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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中心论:是由少数人组织、准备,在农村建立秘密的游击中心,然后发动游击战争,在人民的支持下,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

第一阶段:秘密建立游击中心。严格挑选25至30岁,作战勇敢的年轻人,组成一支30至50人的队伍,隐藏在密林中,进行开荒、种植、打猎,共同劳动、集体生活,与世隔绝,从而使人员思想无产阶级化。同时,进行体力上的严格训练,以培养队员的意志、毅力和耐力,进行识别地图、使用枪支、进行破坏活动。之后开始进行游击活动,采取一打就跑的战术,以奇袭方式摧毁敌人的哨所和兵营。通过这种方式,以激发群众对革命的信心、吸引农民或其他阶级青年参加。同时,还要进行革命宣传,使当地农民都成为游击中心的热心参与者,从而建立解放区。然后,再在解放区建立小型工厂、医院、电台和法院,颁布法律等。这第一个游击中心是整个运动的首脑。是未来人民军队的核心

第二阶段:不断建立游击中心。当第一个游击中心不断扩大后,分出一部分人开辟第二个、第三个……乃至多个游击中心,各个游击中心通过奇袭、破坏等方式不断打击敌人,制造紧张气氛。

第三阶段:当游击中心发展到一定数量时后,在第一个中心的统一领导之下,各地游击队联合行动,同政府军开展一系列战斗,先占领村镇,开展城乡游击战,再由农村包围城市,彻底摧毁政府军,最后夺取政权,取得最后胜利。


格瓦拉豪言状语精华:

少数果敢的人,得到人民的支持,必要时不怕牺牲,就一定能压倒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并把他彻底消灭。
古巴是拉美和世界革命的先锋,是先锋就意味着牺牲。

以牺牲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古巴人民不但是义务而且是需要。

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就是鲜血。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让你们知道,即使他们在一场为彻底解放而引发的热核战争中被全部消灭,只要你们接过革命的火种,他们也会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无比幸福。

我们的人民正准备在原子弹下牺牲自己,并用自己的骨灰为新社会奠基。

我要为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绝不索取任何代价。

哪里有帝国主义,我就要到哪里去战斗。

我相信武装斗争是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途径,我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许多人说我是冒险家,我的确是个冒险家, 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我是为了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牺牲),我并不寻求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

如果你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发源地是美国,那么要打败帝国主义就不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在一个无形的笼子里,他们接受了自力更生的神话,但他们并不明白,大多数的机会都是由势力决定的,完全不受个人的控制。

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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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暂存而不论] 格瓦拉主义-游击中心论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15日 15:02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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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Guevara/marxist.org-chinese-che-1964.htm


游击战法

切·格瓦拉


  游击战法已经在不同环境的历史里,应用于无数的情况中以达成不同的目标。最近,它被应用在数个人民解放战争上,当人民的先锋选择了非正规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以期对抗拥有优越军事武力的敌人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对抗封建、新殖民,或者是殖民剥削的斗争以获得权力的尝试中,已经成了这些行动的舞台。至于在欧洲,游击队是用来作为本国或是同盟正规军的补充。

  在美洲,游击战法已经被使用在好几个场合。一个适切的例子,我们有了萨迪诺(CesarAugustoSandino)的经验,对抗着投入到尼加拉瓜的塞哥维亚的美国远征军。而最近,我们有古巴的革命战争。从那之后的美洲,游击战争的问题就被这块大陆上的激进党人,不断地在理论的研讨中提起,想要找出到底它的实用性是否可行、便利。这已经成为了一场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论战主题。

  这一篇文章会表达我们对游击战和其正确的实用性的看法。尤其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强调,这一斗争的形式,是达到终点的一个手段。那个终点,在任何革命之中都是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便是政治力量的斩获。所以在美洲不同国家的特定情势分析,在受到限制的方法之中,为了获得那个终点,我们必须使用游击战法的概念。

  问题几乎是马上地就冒了出来:在拉丁美洲的所有地区中,游击战法是攫夺力量的唯一方程式吗?或者简单地说,它会成为许多已经使用在这场斗争的方法之一吗?最后我们会问:古巴的例子可以应用在现今的大陆情势上吗?于这场论战之中,那些想要实行游击战法的人们被批判是忘掉了群众的斗争,被告知游击战法和群众的斗争是相互矛盾的。我们拒绝这个暗示,因为游击战法本身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没有人们的支持却想要实现这类型的战争,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先兆。游击队是人民的攻击先锋,居处在某个区域的特定地点上,全付武装的,并且愿意为可能的战略性终点发起一连串英勇的行动--力量的攫取。游击队是由地区的以及整个领土上的农民和工人群众所支持的。一旦缺乏这种种的前提,游击战法是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古巴革命在现今的美洲情势中,对革命运动的定律作出了三个基本的贡献。首先,人民的力量可以赢得对抗军队的战争。第二,不需要总是等待有利于革命的所有条件到来;叛乱本身就可以创造它。第三,在低度发展的美洲区域中,武装斗争的战场主要应该是在乡野之中。

  这些是有助于美洲革命斗争发展的贡献,而它们能够被应用到我们发展游击战法的大陆上的任何国家。

  哈瓦那第二宣言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之中,两种环境结合起来:低度开发的工业,以及封建特征的农业体系。那就是之所以不论都市工人的生活条件是多么地艰困,都市的人口还是会生活在更恐怖的压迫和剥削处境。但是,透过一些很少的例外,它也组成了绝对多数的人,有时候甚至超过拉丁美洲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不把那些通常住在城市里的大地主算在内,这广大的群众在农场上像奴役般地工作,赚取少得可怜的薪资以维持生计。或者他们在剥削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与中古时代的状况毫无二致。这样的环境在拉美,决定了穷苦的都市人口会是强大的蛰伏革命力量。

  军队以传统战役的习惯组织并且装备起来。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权力得以维持下去的一支武力。当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农民根据在家中地形所打的非正规战役时,他们变成绝对地缺乏威力;为了击倒一位革命战士,他们要有十人躺下。当他们被一支隐形的和无敌的军队所困堵时,士气的低落迅速地传染每一个人,让他们没有机会展示他们军事学院所教的战术,没有办法压迫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当然,以及他们如此吹捧的夸耀花招。

  小型战斗单位的初始斗争,是不断地受到新武力所滋养的;群众运动开始大胆了起来,老旧的命令一寸寸地被撕裂成千百块碎片,而这正是当劳动阶级与都市群众决定投入战事之际。从战斗的一开始,是甚么让那些单位变得如此无人能敌,丝毫不惧他们敌人的数目、力量,以及资源?答案是人民的支持,而他们可以倚赖这样一个持续扩张的群众的支持。

  但由于刻意的被孤立和隔离,农民是一个需要劳动阶级的革命和政治领导人的阶级,一个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缺少了这些,它没办法单独地发起斗争,没办法达到胜利。

  在现存的拉美历史条件下,国家的布尔乔亚无法再带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经验在我们的国家告诉我们,这个阶级--甚至是当它的利益和美国佬的帝国主义相冲突时--已经没有能力挑战帝国主义,被社会革命的恐惧瘫痪了,被受到剥削的群众的怒吼吓呆了。

  为了补全之前所叙述的拉美革命宣言的本质的真知灼见,以下段落的哈瓦那第二宣言又提到:每个国家的主观条件,革命意识的、组织的、领导人的因素,都可以加速或者迟缓革命,视它们发展的现状而定。总有一天,在每个历史性的纪元中,当客观的条件成熟,意识获得了,组织成立了,领导人才站起来了,革命也就制造出来了。

  不论这是和平地演化,亦或是在痛苦的努力之后来到世界,都不是倚赖革命份子;它倚赖的是旧社会的反动力量。革命,在历史的洪流中,就像一位协助新生命诞生的医生:除非必要,他不会使用钳子,但当需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这是一件苦差事,一件将更美好生活的希望带给受到奴役和压迫的群众的苦差事。

  在许多的拉丁美洲的国家中,革命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事实,不受到任何人的意志所决定。它是受到美洲人民所生存的骇人的剥削条件、群众的革命意?内,于某个他们判决是”合法”的架构中,继续地存活下去。我们正经历一个群众压力非常强大的时期,并且束缚了布尔乔亚的合法性,所以为了中止群众的冲力,它的发起者必须要违反它。

  厚颜无耻地违反所有的立法,或者特别为统治阶级的行为所制定的法律,只会增加人民军队的紧绷情绪。所以寡头的独裁政权为了改变宪政,为了更压迫无产阶级而不作正面冲突,它们企图使用老旧的合法命令。仅管如此,在这一点,矛盾产生了。人民不再支持独裁政权所建立的强制性法案,并且试着捣毁它。我们不应该忘掉阶级的本质,权威的和限制的,布尔乔亚国家的典型。列宁用以下的说法提到:”国家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和宣告。国家是阶级的对立于客观上没办法妥协时所兴起的。相反地国家的存在,证明了阶级的对立是无法妥协的。”(《国家与革命》)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允许”民主”一词被辩称地使用,而只为了代表剥削阶级的独裁,却失去它更深层的意义,却加入了授予人民某些自由的意义,不论它是好或是坏。只为了恢复某些程度的布尔乔亚合法性而斗争,却忘了考虑革命力量的问题,就等于是为了回到优势的社会阶级所建立的独裁秩序所斗争。易言之,这就等于只为囚犯的锁链换上了一个比较轻的铁球。

  在这些冲突的条件中,寡头撕裂了它自己的契约,它自己的”民主”面具,并且攻击人民,虽然它总是试着使用它为压迫所成形的上层结构。所以,我们再次地面对一个两难:该作甚么?我们的回答是:暴力不是剥削者的特权,被剥削者也能够使用它,尤有甚者,应该就在时机来临之际使用它。马帝说,”一个可以避免战争,却从事战争的人,就如同一个没办法发动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的人,都是有罪的。”

  列宁说,”社会主义的民主从来没有就对战争采取过甚么感性的观点。它毫不保留地谴责战争是人类社会中制造冲突的野蛮行径。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知道,只要社会被切割为阶级之分,只要还有人加诸在人身上的剥削,战争就是无可避免的。为了结束这个剥削,我们不能对战争置之不理,只要还有剥削者,只要还有统治和压迫阶级的存在,它就是无处不在、无时能免的。”他在一九零五年说了这段话。后来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计划>中,一篇对阶级斗争本质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断言:”任何一个承认阶级斗争的人,不会不承认人民战争,这在每个阶级社会中都是自然的,并且在某些条件下,是阶级斗争无法避免的延续、发展和强化。所有伟大的革命都证明了这点。驳斥人民战争,或者忘了它,就意味着陷入了极端的乐观主义,并弃绝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恐惧暴力,这新社会的接生妇;但暴力应该在精确的时机被释放,当领袖已找寻到最有利的环境之际。

  这一切会是甚么?主观地说,他们仰赖两个相互弥补,并在斗争中加深的因素:感到有其必要作改变的意识,以及对这革命的改变有信心。这两个因素,配合上客观的条件(在整个拉丁美洲中,情况是对斗争的发展有利的),配合上达成目标的强韧意志,以及世界上力量的新相互关系,就决定了行动的模式。姑且不论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怎样地遥远,它们的有利影响,会被正处挣扎中的人民所感受到,就如同它们的例子会带给人民更壮大的力量。卡斯特罗在七月二十六日﹝一九六三年﹞说:”革命份子的责任,特别在这个时刻,就是去知晓如何承认,以及利用已经发生在这个世界……变化是有利于人民斗争的。革命份子的责任,拉丁美洲的革命份子,不是光坐等待力量相互关系的消长变化,以期于拉美制造出一个社会革命的奇迹,而是完全地利用有利于革命行动的所有种种--并去生产革命!”

  有些人会说,”我们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革命战争是达到政治力量的最佳途径;但是我们要打哪找伟大的领袖,像卡斯特罗这样的人,谁会带领我们迎向胜利?”卡斯特罗,就如同任一个人,是历史的产物。在美洲带领叛乱暴动的政治与军事指挥官,如果集于一人,必是在战争本身的过程之中学到战争的艺术。这不是单从书本便可学得的技巧或专业的。在这个例子中,斗争本身就是伟大的导师。

  当然,任务不可能是轻松的,它也不可能免除重大的危险。在武装斗争的发展当中,革命的未来有两个极度危险的时刻。第一个会发生在准备的时期,而处理它的方式会给予斗争决定性的步骤,并且澄清人民军队的意图。当布尔乔亚的国家迫近人民的位置时,明显地这儿要发起一个对抗占据这点、精良的、作出攻击的敌人的防卫过程。如果基本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防守的行动必须要武装起来,不让人民的军队纯粹地成为敌人炮火的接收者。也不应该让武装过后的防卫阵营,转形成为逃难者的庇护所。

  游击战法或许会在某个特定的点实行一个防卫的运动,它会在本身中扩大攻击的能力,而且必须不停地发展。这个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是决定人民军队的催化剂特征。也就是说,游击战不是被动?能够从他们身上要求甚么样的忠贞?正当压迫者的穷途末路之际,军队的建制图谋推翻一个实际上已经被打败的独裁者,我们可以说,他们如此作为,是因为独裁者没有能力保全他们的阶级特权而不使用极度的暴力,一个一般说来并不符合当下寡头政治利益的方式。

  这段话并没有否认军人作为个别斗士的贡献的意思,虽然他们一度背离他们所应服务的社会,而事实上现在也是在反抗它。他们应该一致于他们所接受的革命阵线的斗士角色,而不是阶级地位的代表。

  很久以前,恩格斯在<法国的内战>第三版的前言中写道,每次革命之后,工人都武装起来;由于这一原因,工人的缴械对位居国家枢机的布尔乔亚而言,是最首要的诫律。所以,在每次由工人赢得的革命之后,一场新的斗争也随着工人的胜利结束。(列宁引述于《国家与革命》)这场不断斗争的戏剧,获得了一些改变却又策略性地抽回,已经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中重复上演了好几十年。此外,沿着这条路线,无产阶级已经受到蒙骗超过了一个世纪。

  这里还有一个危险,就是进步党的领导人希望透过某些布尔乔亚的合法性的局势使用,以维持更有利于革命运动的条件,丧失了他们终点的视野(而这在行动中是很常见的),于是忘记了原始的策略性目标。当马克思-列宁式的政党有能力清楚地意会到时刻之间的关连,以及完全地动员群众,带领他们步上解决基本矛盾的正确道路上的时候,这两个革命中的难熬时刻,在我们简短地分析之后,变得非常明显。

  于提纲的发展中,我们已经假设武装抗争的概念,以及作为抗争方法的游击战法方程式,最后都会被接受。为甚么我们认为在美洲的现势中,游击战法是最佳的方法呢?我们的意见是,这儿有几个基本的论点,决定了游击队行动作为拉美抗争主轴的必要性。

  第一,接受敌人会投入战斗以维持他们的权力的说法的人,便必须摧毁压迫者的军队。为了达成这件事,一支人民的军队是必要的。这支军队不是凭空生来的;它更可能是从敌人的军械库获得武装,而这需要一场长期的和艰难的斗争,让人民的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总是曝露在优势武力的攻击下,并且缺乏适当的防护条件和机动性。

  另一方面,建立在有利于斗争的地势的游击队核心,确保了革命命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市的军队,由人民军队的总部所统领的,可以出勤最重要的行动。然而,这些团体本身最后的毁灭,不能够伤害到革命的灵魂;它的领导权会继续从都市的堡垒点燃群众的革命精神,会继续地组织新的力量应付其它的战役。

  除此之外,在这个区域之中,为了能于转形期间有效地领导阶级的专政,开始了未来国家机构的建设。斗争拉得越长,管理的问题就会越大也越复杂;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则要训练一些中坚的干部以投入巩固权力的不同任务,在后面的时期,就是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当地的与外国的剥削者的同盟架构之中,还有拉美农民的整体情势,甚至以及更具爆炸性的对抗封建结构的斗争。

  回到哈瓦那第二宣言,上个世纪之初,美洲的人民,把自己从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手中给释放出来,但是他们却没有逃出剥削的魔掌。封建的地主篡僭了治理西班牙人的权威,印第安人继续过着他们痛苦的农奴生活,拉美的人民仍然是奴役,而在寡头的权力和外国资本的暴政下,人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被捻灭了。这是美洲的事实,有着好几种的变形。今天的拉丁美洲,受制于一个更野蛮的帝国主义,更有威力的、更冷酷的,更甚于西班牙的殖民帝国。

  面对拉美革命的客观以及历史性不变的真理,美国佬帝国主义的态度是甚么?预备打一场对抗拉美人民的殖民战争;创造军队的机构以建立政治性的借口,和反动的寡头代表所签署的伪合法文件,用血和铁,压制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这一客观的现势,显露了我们农民蛰伏的力量,以及为拉美的解放所使用它的需求。第三,这是斗争的大陆本质。我们能够想象这时期拉丁美洲的解放,只是两股地方性的力量在特定的领地上争夺权力吗?几乎不。人民力量和压迫力量之间的斗争是至死方休的。这也在先前的段落预测过。美国佬绝对会为利益的结合而干涉,只因为拉丁美洲的斗争是具有决定性的。

  事实上,当他们在准备压迫力量,以及斗争的全洲机构组织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干涉了。不过,从现在起,他会投注他们所有的精力作同样的一件事;他们会利用所有手边能得的毁灭性武器,严惩人民军队。他们不允许革命力量的结盟;并且,如果它发生了,他们会再次地攻击,不承认它,企图分化革命的力量。尤有甚者,他们会渗透破坏份子,创造出边界的问题,强迫其它的反动国家去反对它,并会企图执行经济制裁,简单地说,就是歼灭这新的国家。

  这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的完全景貌,想要在被隔离的国家中获得和结合胜利,是很困难的。压迫力量的一统性必须受到人民力量一统性的正面挑战。在所有的压制行为已集汇到不可原谅的地步的国家中,反叛的旗帜必须打出来;并且,这面?Maestra);这块大陆所抱拥的广大土地,会成为对抗帝国主义、决定生或死的场景。我们无法预测这场斗争何时才会达到整个大陆性的维度,也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是我们可以预测到它的到来以及胜利,因为它是历史性、经济性、和政治性条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方向也是无法更改的。

  每个国家之中的革命军队的任务,就是当条件冒出来的时候要发动斗争,不管其它国家的条件为何。斗争的发展会带来整体的策略。斗争的大陆性特质的预测,是每个竞争者的力量分析的结果,但这并不排除独立的暴动在外。当国家的某个区域的初期斗争,已经要在整个地区造成发展的时候,革命战争的开启,会在邻近的国家中贡献出新的发展条件。

  正常说来,革命的发展会以反比的比例制造出高潮与低潮。相对于革命的高潮,呼应着反革命的低潮,反之亦然,就如同革命冷却的契机时,反革命占有优势。在那些时刻当中,人民军队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他们应该求助于最佳的防卫方法,以期将伤害降到最低。用整个大陆的角度来看,敌人是极度地有威力。因为这个理由,地区性的布尔乔亚的相对弱点,就不能够透过狭隘的决策观点以作分析。最终地,一个人也不可能预见到这群寡头和握有武器的人民的结盟。

  古巴的革命敲响了警钟。力量的两极化会成形:一边是剥削者,另一边是被剥削者。而小布尔乔亚则根据他们的利益和他们所擅长的政治技巧,以决定倒向哪一方。所以,保持中立会是例外的。这就是革命战争的面貌。让我们想想游击队的中坚如何发起行动。核心人物加上一些相对比较少的成员,配合着反攻击或者只是度过难关的意图,选择了几个有利于游击战事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就可以开始行动。然而,接下来则必须是很清楚的:在一开始当他们和人民建立关系,以及构筑未来基地的堡垒的时候,游击队的相对弱点是他们于地形以及周遭环境的熟悉之中,所应该努力改善的。

  为了求生存,一支刚开始不久的游击军队必须依循三个条件:不断的机动性、不断的警戒、不断的猜疑。没有适当地使用这三个军事战术条件,游击队会发现到真是难于生存。在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记住游击队队员的英雄主义,包括了预定目标的规模,以及他必须作出的无数的牺牲。这些牺牲不是浪费在每日的攻击,或是与敌人面对面的交战之中;更有可能的,他们会采纳一些更细微和更困难的形式,让游击队队员在心理上以及生理上作抵抗。

  或许游击队会受到敌人严厉的惩罚,有时候,被擒的俘掳还得接受残忍的酷刑伺候。他们会被像待捕的猎物在他们选择作战的区域里被追杀;敌人沿着足迹一路觅来的焦虑,如影随形地环绕在旁。他们必须猜疑每个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受到胁迫的农民会把他们交给压迫军队,以求个人的自保。他们唯一的选项,不是生就是死;有时候,死亡是个浮现千百次的概念,而胜利不过是个革命份子梦寐以求的神话罢了。

  这是一种游击队的英雄主义。这就是为甚么大家说步行是一种战斗的形式,而在特定时刻避免攻击也是另一种形式。在特定地点面对着敌人总体的优势,为了保全使得力量相互关系不平衡的好处,不论是有能力比敌人集结更多的军队,或是完全地善用地形,必须立刻在当下透过相对优势的获取,找到一种战术的形式。在这些条件下,战术性的胜利便可确定;如果相对的优势并不明显,最好不要行动。只要游击队还处在一个决定”如何打”以及”何时打”的位置,任何一场无法以胜利作收的攻击,应该不要行动。

  在大型的政治军事行动的、他们参与其中的架构中,游击队会成长,会达成结盟。所以,会继续地形成基地,因为它们对游击军队的成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些基地,是敌人非得耗费大量的损失才能进入的地点;它们是革命的堡垒,为游击队更大胆的和更远方的突袭行动,提供了蔽护所和出发点。如果战术和政治的特质都已经被克服的话,就可以进入到这一点。游击队不可以忘掉他们作为人民先锋的功能--他们的托付--,而它们也必须为奠基在群众的支持的革命力量的政府,创造出必要的政治条件。某个程度上,农民的渴望或是命令都必须被满足,并且在环境的允许下,为整体人民带来具有决定性的拥护和团结。

  如果军事的情势在一开始就变得很艰辛,政治的情势就要非常谨慎应付;如果一个军事上的错误能够消灭游击队的话,政治上的错误就可以长期地抑制它的发展。斗争是既政治又军事的,而它必须被如此发展和理解。

  在游击队发展的过程中,战斗的行动能力会达到一个时机,也就是有太多的人员集中在太过密集的区域。于是就开始蜂巢的迁徙行动,其中之一的司令官,一位著名的游击队队员,跳到另一个区域,并且重复游击战战法的发展链。仅管如此,他还是听从中央的命令。

  有其非常必要得指出,一个人无法想望胜利而缺少人民军队的形构。游击军队可以被扩展到某个程度;人民的军队,在城市和其它的区域中,可以施予敌人的损伤;但是反动份子的军事潜能仍被整肃。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将会实现,人民也准备治疗他们的创伤,并发起社会主义的建设。

  有比较不流那么多血的可能性吗?不久之前,世界的前一次发生分裂,美国夺走了我们大陆上最好的一部份。而在今天,旧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又再次地发展--欧洲共同市场的力量惊吓到了美国本身。所有的这种种,可能带来一种信念即是,我们仍然存在有只要侧旁观察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的可能性,看它们试着迈向更进步,或许和更强的国家布尔乔亚结为同盟。但是被动的政策从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带来过好的结果,而布尔乔亚的结盟也只会是转瞬即逝的,虽然他们看起来或许像革命党人。时间的因素诱使我们选择另外的盟队。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矛盾的趋迎激烈,看起来是这么地急促,以致于它在它市场的斗争之中,捣乱了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的”正常”发展。

  大多数的国家布尔乔亚都已经和北美的帝国主义统一了;所以他们的命运将会和后者一样。甚至在这些国家布尔乔亚以及其它帝国主义者之间,所分享的协议或是共同的矛盾的例子底下,这个命运是发生在基本的斗争架构之中的,它终究会包含所有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直到现在,敌对阶级之间对立力量的两极化现身了,它比剥削者之间对洗劫得来的战利品的分赃的矛盾发展,还要来得快速。这儿有两个阵营:剩下的选择余地,对每个人和每个特定的人口阶层都很清楚了。

  进步的同盟,试图去减缓那无法被停止的速度。但如果欧洲共同市场,或是其它对美洲市场觊觎的帝国主义团体的脚步,走得比基本矛盾的发展还要快速的话,人民的力量就只有刺穿那裂缝的选择,发起斗争,借着它们真实意图的明白意识,开启一场新的夜袭战,别无它法。

  任何的位置、武器、或是秘密,都不应该泄露给阶级的敌人,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事实上,拉丁美洲斗争的爆发已经开始。它的风暴中心,到底是在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还是厄瓜多呢?今天的冲突,只是一连串尚未结成果实的混战宣告吗?今天的斗争结果并不重要。在最后的倒数计时里,一两个运动暂时被击败并没有关系,因为真正明确的,是每日都更趋成熟的投入抗争的决定,是渴望有革命性的改变的需求意识,并且确定的,这绝对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我们根据有力的说明所作成的预测,而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对拉丁美洲,以及帝国主义世界的主客观条件的分析,为我们指出了这些奠基在哈瓦那第二宣言的主张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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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暂存而不论] 格瓦拉主义-游击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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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谈古巴革命的矛头和旗帜(摘要)


记者:请您谈谈古巴是怎样胜利的?格瓦拉:好吧,咱们就从我在墨西哥参加"七·二六"运动的时候谈起吧。

  格瓦拉:在"格拉玛"远征以前,这个组织的成员的社会观是非常不同的。我记得,在墨西哥一家人家的一次亲切讲座中,我建议必须向古巴人民提出一个革命的纲领。一个袭击蒙卡达兵营的参加者,当时回答我的话我一直没有忘记,他对我说:"事情挺简单。我们要干的是发动一次政变。巴蒂斯塔发动了一次政变,在一个早晨就取得政权,发动另一次政变把他赶下台……

  巴蒂斯塔向美国人作了一百次让步,咱们就向美国人作一百零一次让步"。

  我当时和他争论说:我们必须在原则基础上发动政变,同样重要的事是要明确执政后我们将做什么。这是"七·二六"运动第一阶段的一个成员的思想。那些持有同样观点而不改的人以后脱离了我们的革命运动,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从那时起,这个"格拉玛"号远征的小组后来遇到了重重困难。除了连续不断遭到墨西哥当局的迫害外,还有一系列的内部原因,像开始时想冒险的人,后来用这个借口或那个借口,脱离了远征队。最后"格拉玛"远征时只剩下82个人。

  当时的冒险思想是起义过程中我们遇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灾祸。我们遭到了打击。但我们重新集中起来到了马埃斯特腊山区。由于好几个月内,我们在群山里过着行止无定的生活。我们从这个山巅爬到那个山巅,那里干旱,涓滴全无,要生存是非常困难的。

  受巴蒂斯塔部队迫害的农民,对我们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投奔来加入我们头戴葵叶帽的游击部队。这样,我们由一支市民组成的队伍变成了一支农民的队伍。在农民参加争取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的武装斗争的同时,我们提出一个正确的口号--土地改革。这个口号动员了古巴的被压迫大众站起来的夺取土地而奋斗。从此,确定了第一个伟大的社会计划,它以后成为我运动的旗帜和主要矛头。

  就在这个时候,古巴圣地亚哥城发生了一件惨案,即我们的弗兰克·派斯同志被杀。这事件在革命运动内产生了一个转折点。愤怒的圣地亚哥人民自发地冲上街头,掀起了第一次政治性的总罢工。虽然罢工没有领导,但使整个奥连特省处于瘫痪状态。独裁政府镇压了这次事件。然而,这次运动使我们懂得了让劳动阶层参加争取自由的斗争是多么必要!于是我们就在工人中开始了秘密工作,准备举行总罢工,援助起义军夺取政权。   

  起义军的胜利和勇敢性的秘密活动震动了全国,全民沸腾,引起了去年4月9日的总罢工。罢工由于领导和工人群众间缺乏联系失败了。经验教给"七·二六"运动领导者们一个宝贵真理:革命不属于这个或那个集团,革命应该是全体古巴人民的事业。这个结论,不管在平原还是在山区,都鼓起了我们运动的成员的全部干劲。   

  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以革命理论和知识教育军队。这一切表明,起义运动已经成长,并开始达到政治上的成熟。不久就开始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设"小型工业"我们从游牧般的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我们根据最迫切的需要,盖起了自己的鞋厂,自己的兵工厂,炸弹改装厂。我们把独裁者投下来的炸弹改装成地雷,奉还给巴蒂斯塔。

  起义军的每一个人都从不忘记他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和其他地区的基本任务:改善农民处境,参加争取土地的斗争和建立学校。土改法在那里第一次试行:用革命的方式,没收了独裁政府官员的大量产业,这个地区的全部国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这时候,掀起了一个和土地紧紧相连的,以土改为旗帜的农民运动。

  由于4月9日罢工失败的后果,5月末巴蒂斯塔开始野蛮镇压。大概在5月25日前后吧,一万敌军向我军阵地进逼,并集中进攻由我们总司令卡斯特罗亲自率领的第一纵队。几乎难以相信,我们那时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以仅有的三百支为自由而战的枪对付一万大军。由于正确的战略指导,这次战役在7月30日左右制止了巴蒂斯塔的进攻,起义军由防御转入进攻。

  这次战役后,起义军准备开始向平原进军。这是一次有战略意义和心理影响的进攻,因为我们当时的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远远比不上独裁政府的武器。在这次战争中,我们一直拥有一个难以估量的再好也没有的同盟者--人民。我们的各路纵队能不断干扰敌人,占领最有利的阵地,这一切不只是由于我们部队的战术上的优点和士气,而且非常重要的是由于农民的巨大援助。农民做到了一切起义军做不到的事情。他们为我们通风报信监视敌军,发现敌人弱点,传送紧急信件,在伪军中当暗探。这一切都不能归结于某一种奇迹,而是由于我们开始执行了有利于农民、牧民的切身利益的政策。在马埃斯特腊山区里,敌军进攻,饥饿包围我们的时候,边境地区的地主的10000头牲口被赶上山头来,我们不只把牲口供应给起义军,而且还在农民中进行了分配。这个特别贫困的山区的农民第一次得到了收获。他们也第一次得到了教育。因为革命带给了他们学校。

  同时,独裁政府却奸淫抢杀,把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跑。独裁政府用来自北方邻邦--美国的大量凝固气油弹屠杀这些无辜的人民。

  就在这期间,开始向拉斯维利亚斯省进军。我们一到拉斯维利亚斯省,第一桩事就是颁布革命告示,宣布土地改革。告示中还规定,小土地所有者不付地租。的确,土地改革就像起义军的矛头,我们高举着土地改革的旗帜前进。在一年零八个月的革命过程中,领导人和农民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这种关系使革命做出了当时想不到的事。这不是我们的创造,这是农民的威力。这种威力使我们坚信,只要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器在手,胜利就有了把握。

  11月3日巴蒂斯塔举行伪大选的那天,马埃斯特腊山区颁布了第三号法令,规定实施土地改革;分配国家的,独裁政府官员的土地和那些用无耻手段霸占土地的人的土地(有些霸占了几千个卡瓦耶里亚,1卡瓦耶里亚等于13.4公顷),把土地所有权无偿地交给拥有不超过2卡瓦耶里亚的蔗田佃户。土改使20多万农户获得了好处。但是第三号法令中规定的土地革命并不是完善的。必须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反对大讲学园制度。我们农业结构的特点就是大庄园制度,它是国家落后的根子,是农民大众一切灾难的根子。这个根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挖掉。

  要贯彻规定废除大庄园制度的法律将是农民大众本身的事情。现宪法规定取得土地必须先付钱,土改将是缓慢和困难的。革命胜利后取得了自由的农民,必须集体行动起来,民主地要求废除大庄园制度和进行真正的,广泛的土地改革。

  记者:古巴革命现在面临着哪些问题,当前的任务是什么?

  格瓦拉:第一个困难是,我们正在旧的基础上从事新的事情。古巴的反人民的政权和军队已被破坏。但是,独裁制度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还没有消除,一些旧的人物还留在国家机构中工作。为了确保革命胜利果实和使革命继续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整顿和加强政府的工作。第二,新政府接过来的是个烂摊子。为了保持外汇的平衡需要从事许多工作,否则本国货币就会贬值。第三,古巴的土地制度是大庄园主占有大量土地,同时有大量的人失业。我们的地下矿藏自己不能加工,要靠外国公司送到外国加工。我们接受下来的是单一经济,主要种植甘蔗。贸易也是单一的。美国控制着古巴的贸易,民族工业受美国的竞争而窒息。走私很严重。物价很高。第四,社会上存在种族歧视,不利于人民内部的团结。第五,我们的房租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家庭往往要支付1/3以上的收入作房租。总而言之,古巴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履行是十分艰巨的,长期的。

  新政府在建立社会秩序和使国家生活民主化方面,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在恢复国家经济方面也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例如:政府通过法令降低房租50%。昨天通过了海滩法令,取消少数人霸占土地和海滩的特权。房地价格每平方公尺从过去1000比索降为400比索,收入作为国家用于集体利益的投资。政府接管的旧官僚的财产房屋土地交给人民,仅此一项即收入2000万元比索以上。走私现在已基本上杜绝,从而有利于本国民族工业,首先是烟草和棉纺工业的发展。

  其他一些根本的法令,如进口税法,关税改革法,矿产法等正在制定中。最重要的是土改法,不久就要公布(已于5月17日颁布-编者),并将成立全国土改委员会。我们这里的土改不是很深入的,不像中国那样彻底。但是在拉丁美洲要称是最先进的了。

  当我们提出土改和制定使土改迅速实施的革命法律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重分土地,建立广大的国内市场和实现多种经济。这是人民利益所在。现在在土改方面,一是促进甘蔗生产,并使甘蔗生产技术化;二是实现耕者有其田,鼓励垦荒,耕作所有土地;三是规定产量,提高生产,减少粮食进口(现在每年进口粮食用掉外汇5000万比索),四是成立咖啡、烟草人民商店,规定合理价格,取消中间剥削。五是提高畜牧业生产。

  我们必须使国家工业化,同时也不能忽视工业化过程中随之而来的许多问题。工业化要求采取保护新兴工业的措施,要求有一个能消费新产品的国内市场。如果我们不把市场的大门向有消费需要而无购买能力的农民敞开,国内市场是无法扩大的。

  事情不完全靠我们,我们将会遇到控制我国贸易75%以上的人的反对。面对着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准备采取反措施,如成倍地扩大国外市场。我们必须建立一支商船队,运输糖、烟草和其他商品。因为商船的运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古巴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的进步的。

  我们要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原料。由于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国家的原料被交到他的外国合谋者的手里。我们将不得不赎回我国的原料,我国的矿藏。工业化的另一因素是电力。我们将保证。电力归还给古巴人民。

  要实现上述计划,我们的力量何在?我们有一支起义军队。我们必须马上交给这支工农部队本领。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文化武装它,使它能担负起更重的任务,勇敢杀敌。国家的复兴必将破坏很多特权,为此我们时刻准备保卫祖国,打击公开的或伪装的敌人。新军队必须成为一支解放战争中形成的新型的军队,一面生产,一面训练,成为一支人民的军队。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有一个小国来侵犯我们,它一定是得到了一个大的强国的支持,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在我们的国土上,抵抗一次规模巨大的侵略。所以我们应该早作准备。

  记者:古巴怎样和国内外反动派作斗争,革命的前景如何?

  格瓦拉:古巴革命不是阶级的革命,而是一次推翻独裁暴政统治的解放运动。人民对受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府深恶痛绝,所以群起而推翻之。革命政府的经济措施照顾了大家的利益,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因此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国内剩下的唯一敌人是大庄园主和反动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反对触犯他们利益的土改。国内反动势力可能勾结外国反动力量发动挑衅,攻击革命政府。

  国外唯一的敌人是反对古巴革命的垄断资本,在美国国务院有代表的那些人。古巴革命的胜利和继续发展,使他们恐慌。他们不甘心失败,竭力企图保持对古巴的政治和经济的控制,阻挡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人民斗争的巨大影响。

  借这个机会我想谈一谈古巴革命的胜利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影响。今天全体古巴人民已经站起来进行战斗。为了使推翻独裁统治的胜利不流产,为了使这次胜利成为整个拉丁美洲胜利的第一步,古巴人民将继续团结一致。我们的革命为拉丁美洲其他各国树立了榜样。我们革命的经验教训使沙龙里的一切清谈烟消云散。我们证明了:起初尽管只是一小组意志坚决,视死如归的人,只要取得了人民的支持,将能和一支正规的,有纪律的军队较量,并最终打败它。必须进行土地革命。这是我们拉丁美洲的弟兄们应该吸取的另一条经验。他们在经济上、农业结构方面,和我们处于同样的地位。

  拉丁美洲各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前途是和我们的未来紧紧相连的。革命不限于古巴,因为它触动了拉丁美洲的心,也严重地使我们各国人民的敌人提心吊胆。古巴的榜样已在整个拉丁美洲,在各个被压迫国家中深入人心,为拉丁美洲的独裁者敲起了丧钟。古巴是小国,它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支持。

  我们还要开拓道路,使我们这些不发达国家团结一致。我们要随时警惕分而治之的企图,以及同那些想在我们中撒布不和的种子的人斗争到底。他们想在我们的政治上的不和中取利,伤害我国。

  目前迹象很清楚,他们正准备干涉古巴,破坏古巴革命。凶恶的国外敌人有一套老办法。他们首先展开政治攻势,大肆宣传,说什么人民反对的是共产主义。这些假民主的首脑们说美国不能容许在它的海边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同时在经济上加紧进攻,使古巴处于经济困难的境地。然后他们将寻找借口制造某种争端,以便利用他们控制的某一国际组织来进行干涉,反对古巴人民。在我们面前不会有来自小的邻国和小的独裁国家的进攻,有的是来自某一大国,利用某一国际机构和某种借口进行干涉以破坏古巴革命。

  但是,古巴的革命不是少数人和某几个领导人的运动。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解放运动,人民就是这个革命运动的力量。现在人民的团结力量迫使敌人不敢贸然动手进行干涉。我们也将设法避免并揭露挑起争端的阴谋,使他们无机可乘。

  我不怀疑美国人民是同情古巴革命的。美国人民可以成为古巴的好朋友。美国人民将会更好了解到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危险性。


摘自《世界知识》195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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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暂存而不论] 格瓦拉主义-游击中心论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15日 15:48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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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


  1959年1月1日,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推翻巴蒂斯塔亲美国独裁统治,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
  1953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掀起反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卡斯特罗1955年在墨西哥建立“七二六运动”组织。次年12月2日,率军在奥连特省科罗拉多斯海滩登陆,同政府军激战,失败后转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开民游击战争,多次给政府军以重创,且得到许多农民、工作和学生的支持。
  1953年以安东尼奥·埃切瓦里亚为首的一批青年学生攻打总统府,受挫后成立“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山区打游击,同时在哈瓦那、圣地亚哥等城市开展罢工、罢课、罢市活动。
  1958年3月17日,42个群众团体的数千名代表发表联合宣言,要求巴蒂斯塔下台。到7月,起义军由防御转为进攻,由以农村为据点的游击战转入以包围城市为重点的歼灭战。
  “七·二六运动”、“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公民抵抗运动、工人联合战线、大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举行会议,建立革命民主公民阵线。11月,起义军包围哈瓦那和圣地亚哥。年底,解放全国大部分地区。
  1959年1月1日,起义军开进哈瓦那,巴蒂斯塔逃往国外,独裁政权垮台。次日,建立革命临时政府。2月,卡斯特罗出任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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