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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张耀祖讲座综述:中国工人阶级60年地位变迁(2009年12月)【工研网主编、毛左工人活动家张耀祖文集】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12日 11:08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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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市场经济,“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①。改革开放是在“摸论”等实用主义指导下的体制改革,通过不断尝试改变政策建立有利于资本成长的社会环境。开始时,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并不明确。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②。1980年1月16日又讲“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③。这一阶段邓小平尽管提出了“市场经济”,但思路上与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相一致。1982年12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也被人叫做陈云的“鸟笼经济”,市场经济是鸟,计划经济是笼子,鸟只能在笼子里飞。“鸟笼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市场调节为辅,主要是指农村市场,82年农村承包到户、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自由;城市里也允许有限范围内存在的一些资本,但当时城市里主要生产、生活资料基本上是计划配置的。

80年代理论界大量引入东欧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追捧西方的经济模式,其目的是解决如何创造条件形成商品市场的问题。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单从这句话上似乎看不出什么内容,好像毛时代也是这样的,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在农村里资本已经合法存在的情况下,推进城市里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在于把商品交换、市场交换原则渗


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67页。转引自: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Production/Dongoujjgg/002.htm
② 邓选二卷,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
③ 1983年版邓选二卷,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后来在1994年版邓选二卷中,适应形势需要,这句被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透到生产资料领域,而在毛时代全民所有制工业内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①。同时伴随以大规模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把企业租赁给厂长个人。一旦企业有了自主权,全民所有制内部生产资料也不再按照原来的计划调配,那么企业之间就可以为市场、原料进行竞争,市场经济下工厂的独立利益初现雏形。《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自负盈亏”使企业具备资本特征,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竞争,这相当于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降格到集体企业,变成恩格斯批判的杜林的那种“经济公社”。

从社会消费来看,生活资料也开始商品化,尽管粮食等主要生活资料还是计划配给。为麻痹工人,采取给“胡萝卜”方式,国家职工普调工资。在市场上物质也较70年代丰富,猪肉等都可以买到,还有电冰箱等轻工业品,很多工人看到眼前利益也很高兴。有些学者因此将80年代称为各阶层共赢的阶段,事实上是生产、生活资料商品化的过渡阶段。官方把这一过程称之为“体制变化”,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定语,就像三聚氰胺带上“社会主义”的帽子也可以变成蛋白质一样。84年启动商品化进程,是计划经济瓦解、市场经济形成的关键环节。

到了十三大,提法就发生重要变化。在1987年2月6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②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国家把计划权放给企业,进一步确认了市场机制作用的中枢地位,从而个别企业生产的有计划同全社会生产的盲目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形成。自此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市场经济,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最主要的对象还是城市的公有制企业。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出现双轨制;生活资料上,计划管理范围迅速缩小,大部分必需品都由市场配置,除统治集团以外,福利住房基本上不再分配。同时,国企工人合同化,农民工大量进城,国内统一的劳动力商品市场也逐步形成。


① 吴易风. 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轨迹.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12(5)
② 邓选三卷,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987年2月6日


89以后,邓不得不把赵当成牺牲品,改革派暂时退却。老左派的影响盛极一时,江当时说要把违法的私营企业“搞得倾家荡产”,“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是拾遗补缺,不能本末例置,不能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①邓于是南巡,由杨尚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江妥协。邓的南巡讲话打垮了老左派。92年十四大最终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市场经济”,完成了“飞跃”。但十四大只是斗争的表现,还不是结果,十四届三中全会最终取得这一战役胜利,作出执行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93年通过《公司法》,允许国企破产;94年通过《劳动法》,确定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此后的一系列制度、政策确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全面承认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完成从资本培育、扩张到确立资本统治地位的过程。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种种矛盾及其后果已经展现出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也就是说资本无节制发展已经到了“不科学”的程度。即便资本主义要实现科学发展,也必须节制资本,到目前为止尚无这方面的政策,所以看不出什么“科学发展”,现在还是伪科学盛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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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张耀祖讲座综述:中国工人阶级60年地位变迁(2009年12月)【工研网主编、毛左工人活动家张耀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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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西藏问题





2008年3月,藏独问题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在谴责达赖集团颠倒黑白、分裂祖国的恶劣行径时,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不禁要问:为什么原本在藏区销声匿迹的藏独势力会再次兴风作浪?到底哪些因素使藏独获得发展的空间,哪些人在支持分裂势力,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西藏问题未来的前景是怎样的?本文就是带着这些问题来研究这段历史的。

一、民改以前西藏的阶级状况

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的差异,民国时期西藏封建农主制度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卫藏溪卡庄园制,其规模一般为一百来户,土地一两千克,小的溪卡有十几户乃至数十户,大的溪卡有二三百户,土地数千克。溪卡(大村庄)中央建有领主的高大楼房,围绕着领主大院是星罗棋布的农奴和堆穷的平房住宅。溪卡有套完整的管理机构,设有“溪本”、“涅巴”(小管家)、“基根”(管理农奴)、“根保”(村长)、“定噶根保”(管理农业生产)、“萨斯根保”(管理牛马差役)等等。领主对土地采取以徭役地租为主,实物和货币地租为辅的经营形式。第二种是昌都领主庄园制,土地和人口都比较分散,领主把分散的土地和农奴分别委托给各级头人管理,由农奴分散经营。多数地方采取以实物地租为主、劳役地租为辅的经营形式,同时也指派一定的乌拉差役。第三种是牧区部落制,主要在藏北羌唐草原、阿里的北部纯牧区。从元朝起,对各部落的头人委以“千户”、“百户”等世袭职位,进行管理。这些千、百户除占有世袭的领地草场外,还占有较多牲畜。西藏所有部落都归三大领主管辖,部落头人由领主委任,有些甚至直接由领主派管家管理,领主按牧场派差税。

占总人口2%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三大领主完全占有西藏地方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操纵着西藏的经济命脉。官家

① 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1989年8月21日

即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直接占有耕地128万克(约占西藏总耕地面积330多万克的38.9%)和30多万农奴。官家的庄园称“雄溪”,由官府直接管理,它把土地以一定的租额交农奴耕种,然后将收受租税按比例充作所辖各机构经费和用作各级官吏的俸禄。贵族是历代中央王朝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所封的僧俗封建领主,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贵族642户①。贵族子弟生来就可以做官,就可以掌握压迫掠夺人民的权力。每家贵族都占有庄园、牧场几个到几十个,占有耕地数百克到数万克,占有农奴、奴隶数百人到数万人。贵族的庄园称为“格溪”(私人庄园),共占有土地97万克,约为西藏土地总面积的24%。寺院和僧侣贵族也聚敛了相当富裕的资财,而且还拥有大量的庄园和属民。僧侣贵族包括以下3种:第一种是转世活佛(藏语称为“朱古”,意为化身)。活佛转世制度是解决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与财产分配的重要手段,经过明、清中央王朝的大力支持,到清中叶时形成了庞大的活佛转世系统。西藏活佛可分为政教领袖、“甲波朱古”等不同等级,无论等级高低,都有“拉让”(即活佛私邸),西藏地方政府专派札萨(从三品)管理大活佛拉让的各项事务②。民主改革前全区有属于寺院领主的大小活佛500余人,在2676座寺院中,握有经济实权的上层僧侣4000余人。活佛一般都拥有封号、爵位、官职、官品等,大活佛的私人庄园与大贵族不相上下,仅哲蚌、色拉和噶丹三大寺就占有庄园321个,耕地147万克,牧场261个,牲畜11万头,农牧奴4万余人,为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第二种是在职僧官,体现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原西藏地方政府中僧官占有与俗官同样的比例,按一般说法,僧俗官各有175名。这些僧官包括一小部分活佛、高级僧官的亲信佣人、大贵族世家的出家僧人和僧官学校培养出来的专职僧籍人员。第三种是寺院的职僧。寺院除了进行宗教活动外,还有经营领地和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主要由寺院中担任堪布、拉吉、吉索、大拉让的德江等负责。寺院和活佛的庄园叫做“曲溪”,共占有耕地1214400克,约占西藏全部耕地面积的36.8%。农奴主的代理人包括三大领主的“强佐”(大管家)、“涅巴”(小管家)、“溪本”、“溪堆”(管理庄园的官员)、“大差巴”和世袭“根堆”(村长)等,占总人口的3%,代表农奴主直接统治和剥削农奴,不劳动、剥削量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50%以上,同三大领主一道成为藏族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① 中央政府和噶厦地方政府共同承认的贵族计有197家,加上日喀则、昌都等地的一些世袭封建领主共计642户,其中前藏391户,后藏27户,昌都224户。西藏旧分康(喀木)、卫、藏、阿里四部。清雍正年间划康部宁静山以东地归四川省,以西与卫部合并称前藏,藏部称后藏。清政府分别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多尼,形成达赖掌管前藏、班禅掌管后藏的格局。

② 札萨之下还设有森本(管理起居)、曲本(管理宗教事务)、索本(管理生活)、强佐(大管家)、聂巴(小管家)等职务。

西藏的农奴阶级虽占西藏总人口的近95%,但不占有土地和牧场,对农奴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分为差巴、堆穷、朗生等几个阶层。差巴是指领种农奴主庄园的份地(差地)而支差的人,其领种的份地可世代传继,也可短期出租、典当、抵押,但不能买卖。差巴因其所种差地的来源不同而有政府差巴、贵族差巴和寺庙差巴之分。就差巴内部而言,也因贫富差距悬殊,可分为上、中、下之分,其中,上等差巴约10%,中等差巴约20%,下等差巴约70%。堆穷意为小户,大都是破了产的差巴户转变而来,其经济地位相当于雇农。按其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堆穷又有溪卡堆穷、烟火户(多为外来户)和兼营手工业或其它行业的堆穷之分。堆穷的地位明显低于差巴,耕种的土地大都是些质量不好的零星小块土地,例如拉孜宗的桑珠溪卡,1958年有差巴17户128人,共有差地908.6克,户均53.45克,人均7克多;堆穷26户101人,共有耕地96.4克,户均3.7克,人均不到1克。朗生是农奴主的奴隶,占西藏人口总人口的5%,这些人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完全丧失了生产资料,终生从事繁重的劳动。朗生世代为奴,农奴主可以把他们拿来赠送、交换等。① 苏发祥. 论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社会和经济.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5)

从民国时期开始,西藏虽产生了某些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贸易也有所发展,但封建农奴主经济依然占绝对的优势。农奴全年的劳动成果约有70%~80%为农奴主所掠夺,所剩不到30%连维持肉体生存都很困难。此外,高利贷盘剥是剥削、压榨农奴的重要手段,三大领主都是大大小小的债主,负债户约占户数总数的90%。债主中又以寺院领主为主,一般利息率为30-50%,有的高达100%甚至150%。高利贷是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正像一首歌谣所说的,农奴们“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脚印”。农奴主对广大农奴的剥削变本加厉,封建农奴制日益走向没落和反动,成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根据史书记载,从1795年到1959年的164年间,土地产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萨喀、桑萨一带“早年虽有人户众多,牛羊牲畜蕃孽,后因赋税过重,人口日渐逃亡,现在萨喀、桑萨、偏溪等处,百姓只有二百九十六户,牛羊较前剩有十分之二”。其中又载,“逃走之百姓,因穷苦已极,不能交差”、“硕板多百姓受苦,兼之逃亡过多”。①阿沛·阿旺晋美曾经回忆:“记得四十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十世班禅在1988年4月接受《民族团结》采访时说:“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处在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程度,恐怕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②

长期以来,西藏的农牧业、手工业生产落后,与内地的商业贸易成为西藏地方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西藏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些商品,例如茶叶、粮食、盐、布匹和农具、金属器物等都来自于内地。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时,对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本质逐渐有所认识,因此在采取一系列明智之举整顿、改革西藏经济与社会的同时,致力于恢复和改善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其中经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1929年9月14日,达赖喇嘛的代表棍却仲尼在南京向蒋介石陈述“达赖渴欲输诚之内因有五”,其中经济原因就占三条:(1)“藏人吃茶全用中国品,中藏绝交,茶价贵至十倍”;(2)“藏边驻军,不能购用中粮,边民困苦,时生怨言”;(3)“藏币重三钱余,英币重七钱余,惟藏币十四五元方能兑得英币一元,出口必用英币,经济损失太大。”③

① 陶长松. 西藏社会的历史性巨变. 西藏研究,1999(3)
②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 中国新闻网
③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481页,中国藏学研究

在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以后,西藏统治阶级出现分裂。一些西藏贵族出于保护自己特权和财产的目的,在列强枪炮的威力面前转而投靠英国人,最终走上了分裂西藏的“独立”道路。到40年代,演变为以擦绒、夏格巴等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和以达扎为代表的藏独集团。

二、一国两制的策略

西南各省相继解放后,毛泽东从总体战略上考虑,解放西藏既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造成全国统一的民主和平局面的既定目标,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向全国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央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当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怂恿支持下阻挡我军和平进军,拒绝和谈,并害死斡旋和谈的格达活佛,而我们不得不发起昌都战役时,毛泽东仍提出“争取西藏政治变化”,“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终于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的解放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的开始,但因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攫取了许多特权,包括上层统治阶级在内的西藏人民都深受其害,上层统治阶级既压迫剥削群众,又有代表群众的一面。西藏的主要矛盾是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成为当时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的8年间,是集中反帝,暂不反封。对于统治阶级,“只要他们割断同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干涉者的联系,不再进行破坏活动,就不咎既往。”①因此,十七条协议除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外,规定西藏内部制度不予变更,在较长时间内保留一大块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是“一国两制”模式的首次尝试。十七条协议签订当天,毛泽东指出,西藏“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地区”,从本身的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到与祖国的关系及帝国主义的影响,都有很大的特殊性,而且这些又都和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西藏工作一旦发生偏差,不但历史遗留的问题解决不了,还会造成新的隔阂,给国外敌对势力以挑拨离间的口实,增加西藏革命和建设的难度。因此,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① 阴法唐. 百万农奴争取解放的大革命. 西藏研究中心等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3)

在十七条协议中肯定了西藏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改革,但又根据当时的情况规定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方法解决之。”这就是说,改革虽然是必要的,但要在群众要求改革而上层又同意改革时才进行改革。但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只要还有一点赖以生存的武装,总是不会轻易让步的。1952年,亲帝分裂分子提出要修改“十七条协议”,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盗用西藏人民的名义,得到两司曹支持后成立“人民会议”。即使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反对协议、策划骚乱的事件和1959年3月以前出现的多次局部叛乱,毛泽东都坚持和平解决问题的方针,对支持伪人民会议的个别头子只是敦促达赖喇嘛撤销其职务,对局部叛乱也只是责成西藏地方政府去处理。

进藏的解放军、干部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并认真执行《十七条协议》的规定,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仅不提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不搞阶级教育,甚至象《白毛女》这样在祖国内地家喻户晓的电影在西藏都是禁止放映的。在从1951年至1959年的8年中,中共西藏工委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僧俗上层中广泛开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西藏各阶层人民为执行《十七条协议》而斗争;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开展影响群众的工作,做那些西藏上层同意、人民群众拥护的好事,如筑路、架桥、建机场、办学校、免费治病、发放贷款等。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进藏之前,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西藏和平解放后,设法排除原有统治阶级的干扰,救济扶助贫困的农牧民稳定发展生产。1952年5月,进藏部队首次发放无息农贷30亿元(旧币)。到1958年,共发放贷款折合银元270多万块。其中,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决定对1950年以前各宗历年积欠的农业税全部免征。与此同时,还向贫苦农牧民和手工业者无偿发放生产工具、无息贷种和贷款。到50年代初,全西藏尚无一条正规的公路,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支持下,中央投资2.6亿多元(新币)巨资,动员数万进藏部队进行义务劳动,用四年多时间修筑成康藏、青藏公路。

① 阴法唐. 毛泽东同志和西藏的革命与建设. 民族魂网站,2006年8月

1956年,随着内地各省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中共西藏工委的一些领导产生了急躁情绪,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觉后,并明确规定从1957年起,6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6年之后是否改革,要看那时的情况再定。②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人员、机构、财政大精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地方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同时,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种机构中对上层人士进行了大量安排。当时全区共有上层人物约6000余人(其中四品官以上205人,五品以下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2613人,尚有3400人计划在1960年前全部予以安排。“六年不改”本是放慢改革和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让步,但西藏统治阶级却认为解放军软弱可欺。从统治阶级的角度看,“统战”不过是猫玩老鼠,老鼠迟早要被吃掉。中国政府给修路的西藏人发工资,就是对西藏社会延续了几百年的乌拉徭役制的冲击;让西藏儿童免费上学,破坏了传统的寺庙教育体制;训练农奴出身的西藏干部,则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个贵族殴打了他的农奴,原因是那个农奴没有提供贵族要求的乌拉差役,而这个被打的农奴恰好已经被发展为“积极分子”,还在基层担任不脱产的干部。

① 陈崇凯. 简论中央与全国对西藏社会发展的扶持政策.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77(1)
② 胡岩. 社会主义在西藏四十年. 西藏党校,1999(4)

这些都已经动摇了原有统治秩序的方方面面,对农奴主提出了尖锐挑战。从1956年开始,四川藏区的民主改革(土改)引发了血腥反叛,西康叛军进入拉萨。叛乱向其他藏区蔓延,范围越来越大,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成立“西藏独立国”。驻藏部队坚决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同时遵照“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进行了民主改革。1957年12月公布自治区筹委会《关于重判本根却珠毒打学员旺杰平措的决定》、《关于免去西藏各族人民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员人役税的决定》,规定凡是当了国家机关干部的西藏人,从此不再服乌拉徭役,农奴主阶级占有农奴人身的奴役制度被冲破了一个缺口。① 郭冠忠. 西藏民主改革的回顾与研究. 西藏研究,1998(2)

三、社会主义建设

按照中央“充分发动群众,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的方针,民主改革进展迅速,摧毁了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短短几年内,改变了生产资料的领主所有制,将280多万克耕地分给了20万户无地的农奴和奴隶,过去曾居无定所、食无定粮的百万农奴得到了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第一步,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牲畜、房屋、财物全部没收,在农区土地“谁种谁收”,在牧区牲畜“谁放牧归谁”;第二步,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人身奴役)、“双减”(减租、减息)、“两利”(牧工牧主两利);第三步,划定阶级,分配土地。对未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由政府出钱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土地、牲畜)赎买下来,平分给所有人,赎金由政府分期分批付给,并请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到政府、人大、政协去做官拿薪。牧区对未判牧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团结面更宽,打击面更小。根据民主改革时的调查和核实,全区贵族、大头人共634户,参加叛乱的462户,未叛的172户;全区大小寺庙2676座,参加叛乱的1436座,未叛的1190座;共有僧尼112605人,其中未参加叛乱的占40%;全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未参加叛乱的2800户,占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总数的70%。未参叛者都是赎买对象。全区赎买土地共90多万克,占全区耕地点数的32%;牲畜824万头,占29%;房屋6.42万间,农具2万套。总计要赎买的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资料约占三分之一左右,价值6000万元。①赎金采取分期付款,五万元以下的八年付清,五万元至十万元的十年付清,十万元以上的13年付清。寺庙是封建农奴制度的典型代表,许多寺庙的反动上层就是武装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首先清查叛乱分子,其次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然后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由“贫苦喇嘛”当权,对被视为农奴主的“上层喇嘛”进行专政。民改后,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寺庙失去了行政、经济事务中的权力,按照宪法规定不能干涉教育、司法,失去了全部庄园、农奴和政府中的显赫地位。寺庙只保留553个,僧尼只保留约7000人,对于保留的寺庙也分给一定土地,政府还给予一定的补贴。收入来源一是靠赎买金维持正常活动,二是老弱病残和念经的僧侣按月从政府领粮油,三是有生产能力的僧侣参加农牧业、副业和林业生产,为寺庙开垦出荒地和牧场,自食其力。②

翻身后的农奴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动,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农奴们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有的还唱:“太阳出来了,青草长苗了,我们新生了!”在翻身农奴当中,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那就不能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③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1952年,仅有随军进藏的民族干部二百人,占当时干① 洛桑丹珍,赤来. 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党的统一战线.西藏研究,1995(3)

② 吴云岑. 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和对策——关于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思考.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1,22(2)
③ 毛选五卷,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

部总数的8%;1959年民主改革时,民族干部发展到2700多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30%;1965年自治区成立时,民族干部发展到17000多人,占当时全区干部总数的33.3%;1973年《西藏日报》公布的西藏五个地区党委委员的统计数字,藏族委员占35.2%,1975年在西藏地区一级的领导干部内,藏族占23%。根据《西藏社会主义改造日记》,如八、侧那、羊洛等积极分子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成为基层干部,领导村民开展农牧业生产、组织互助组,并配合工作队围剿叛匪。依靠这些翻身农奴干部,创造了很多伟大的工作成绩。在59年底,征购公粮和余粮的任务较重,县委传达日南部落必须完成4600斤的征购任务(除去已完成的赔罚粮2000斤外,还差2600斤),工作组的同志都觉得完不成。经过调查摸底以后,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会上很多按照政策应予免征的贫苦农牧民都自动要求缴纳公粮,连缺粮的农牧民也主动要求交纳粮食。在讨论卖余粮时,工作组估计只能卖50斤的,他们说,可以卖70-100斤;工作组认为没有余粮可卖的,他们说,有。最后完成了2830斤的征购公、余粮的任务,比上级布置的任务超额230斤。①

按照毛主席提出的“稳定发展”的方针,生产资料从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从1961-1965年“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更不搞人民公社。”从1964年起,中共西藏工委就开始了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准备工作。到1966年底,已在全区试办了150余个人民公社。1970年底,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当年全区就建立起1000余个人民公社。至1975年底,在西藏除阿里地区之外的将近2000个乡中,先后建立了1921个人民公社。1975-1976年,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又领导了全区范围内对城镇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

由于反动统治阶级被消灭,藏独失去底层民众的支持。甚至被达赖称为“再叛”的69年武装反抗也同藏独有着实质的不同。参与50年代叛乱的底层群众在相当程度上是为西藏上层社会的利益而战,而1969年叛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和牛羊交给公社。不仅如此,达赖失去了宣传藏独的途径,藏传佛教也在人们头脑中一度有所淡化。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农奴充满解放的喜悦,还有谁一定要依靠宗教呢?群众既不到寺庙朝拜,也不为僧尼布施,群众与僧侣处于平等状态。在很多贫苦农奴看来,毛主席成为他们心中的神,在文革中他们敢于去摧毁过去被视为无比神圣的寺庙。达赖喇嘛,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国际社会,那时都处于几乎被人遗忘的状态,而藏人对汉人也普遍融洽友好,今天经常制造麻烦的“民族问题”那时几乎可以不考虑。①同时,在中美修好的大背景下,达赖集团的筹码作用降低。1972年美国撤销了负责达赖流亡人员救济的难民事务专员公署,停止援助,并一再拒绝达赖访美;尼泊尔调动1万多军警,消灭并解散了盘踞在木斯塘的“四水六岗”卫教军;不丹逮捕了达赖派去的骨干分子,限令在不丹的藏人加入不丹国籍,否则驱逐出境。达赖只能哀叹:“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自此,达赖穷途末路,开始试探我国政府的态度,甚至多次暗示他将返回祖国。① 汝其. 西藏社会主义改造日记. 天涯,2005(1)

② 胡岩. 社会主义在西藏四十年. 西藏党校,1999(4)

四、胡耀邦“落实政策”

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接受美联社采访,传达了愿意同达赖喇嘛对话的信息,并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菊生邀请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在1979年年初,邓在北京见了嘉乐顿珠,指出:“你今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谈。”“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并表示“非常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嘉乐顿珠当时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开放印度和西藏边境,使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与家人联络;二是照顾十世班禅;三是在印度流亡二十多年时间里,达赖喇嘛办了很多的学校,培育了很多教员,听说西藏很多学校缺少藏语教师,希望可以派一部分人到西藏自治区做教育工作。邓全部答应:“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欢迎藏族人民回来探亲,来去自由。在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游、或者去朝圣,一点不阻挡,我今天就下命令。”并问达赖可以派多少人过来,嘉乐顿珠表示初次可以派三四十人,以后每年增加。邓小平马上说,不行,你要派一千人来,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教语言的教师,西藏自治区需要,在北京的民族学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们的教员藏、英文都懂,可以来教。邓小平还劝说,过去的社会迫害了很多人,别说藏族一个区域,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地方的人遭到迫害。邓小平举自己的例子,他都受迫害。邓小平恳切地对嘉乐顿珠说:“我们大家往前看嘛,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①

达赖喇嘛1979年到1980年间,先后派出了三批参观代表团到西藏。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是农奴主们的哭诉,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将详细情况告诉李菊生,李向胡耀邦作了汇报。以此为基础,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31号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胡耀邦指出:我们所说的民族团结,在西藏,与在别的民族地区不同,与内蒙、新疆以及青海等省区不同。西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藏族。所以,团结问题在这里主要是我们进藏的汉族同志(包括军队和家属)同广大藏族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的某些汉族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西藏是个什么概念呢?第一,它拥有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第二,人口不到二百万,只相当于全国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现在还很穷。二十九年来,中央和全国人民给了西藏很大帮助,总投资达四十五个亿。可是国家从西藏人民中征的税收、公粮总值不过五千九百万。二十多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广大干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没有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问题是,多年以来,一条极左路线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破坏很大,在工作上硬搬内地的一套,搞“一刀切”。因此,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考虑一个根本的方针,就是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4500多人(包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胡耀邦就讲:“应当肯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和中央对西藏工作指示精神的指引下,这几年的西藏工作,总起来说是有成绩的,自治区党委和各级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辛辛苦苦做了工作,是出了力的。那么,请同志们来干什么呢?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们,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听到了一些对西藏工作的反映和意见。有党内同志提的,也有党外同志提的,有在北京的同志提的,也有在西藏工作的同志提的。其中有些意见,可能过分一点,但是我们书记处几位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许多意见都很值得重视,值得中央重视,也值得你们重视。听说有些意见你们也知道,但是不大赞成,或者感到委屈,甚至有些同志有点气愤──怎么把西藏工作说的一无是处啊!最近还有些传闻,说中央对西藏打算如何如何。这纯属妄测,没有那回事。但是,既然有不少反映,又有种种想法,那就索性请你们来,当面座谈一下。或者说,中央书记处同志和你们一起,把西藏的情况,把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再深入研究一下。用一个哲学名词来说,就是对西藏的情况和工作问题,来一次‘再认识’。”“中央对于西藏,原来是有个基本认识的,从当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到今天负责中央工作的我们这些人,对西藏是有个基本认识的,虽然不能说已经认识得很深刻了。你们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应当比我们认识得更具体、更深刻些,你们长期在那里工作嘛!在‘庐山’里面,真面目是不是认识到了,是不是认识完全了,深刻了?或者认识有没有不正确的地方?怎样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西藏?这就是请你们来座谈的主要的意思。”“在我看来,你们是不是在有些问题上,担心太多了一点?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想得不那么够呀?我看你们无非是‘四个担心’: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脑子里总有这么一个阴影。这样一来,首先就把自己思想束缚住了。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

① 陈维仁(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胡耀邦与西藏. 2000年10月

综合会上发言,胡耀邦要求解决六件大事:一是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对这些问题,如果想得太多,考虑太多,不联系相关的条件,不结合西藏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而是孤立地加以强调,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真正解决。”那么应该怎样思考问题呢?胡耀邦说:“我看你们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想得不够,至少兴趣不浓。”即:第一,对如何“因地制宜”按西藏的特殊条件和广大藏族同胞的接受程度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兴趣不浓。第二,对要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做好宗教工作兴趣不浓。胡问大家,平时你们对这方面,是主动积极去开展工作,还是消极被动的呢?他说:“在西藏,如果你们不能积极热情开展工作,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这是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往往比你们还要大。所以,你们对统战工作的兴趣,一定要加强。”“我们同宗教界和上层人士,总是有很多差异的。但一定要注意,多找共同点,突出共同点;而不要突出差异点,突出分歧点。要看到那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一是爱国的,是拥护祖国统一的;二是想把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的。”第三,耀邦同志问大家,你们对西藏的固有文化,包括语言、文艺、历史等等,兴趣浓不浓?“如果不认真保护和发扬西藏固有文化中优良的东西,西藏的文化建设就没有根基,就会丧失其自己应有的特色。”胡耀邦特别强调,要大家注意:“决不能忽视甚至抹杀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特点。因此希望西藏的同志,对于西藏的历史、语言和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优良东西,一定要尊重、保护,并且认真扶植。”①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二是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三是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四是大幅度增加中央给西藏的财政拨款;五是加强藏文化的地位;六是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胡的讲话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而胡许诺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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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1988年统计退赔财物:各种原物37704件,铜佛法器37万多公斤,林卡72个,土地702克,房屋779间,落实赎买金492余万元,寺庙财物折款85万元。

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其核心是恢复宗教信仰。自此,治藏方式发生再次转折。

平反的贵族、农奴主与达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藏独的阶级基础。早在邓接见嘉乐顿珠后很短时间内,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被提前释放,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胡耀邦落实宗教政策期间,平反了802名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错案,对文革中查抄财产予以清退①。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达赖时代的官员﹑贵族﹑上层喇嘛﹑新老活佛等)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特权。自1976年至1988年,共安排2100多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子女也被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镀银镀铜,毕业后也当干部。1959年时的叛军司令拉鲁,曾坐过六年牢,然后当过十年农民,后来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是自治区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昔日的贵族吉普,曾是噶厦政府的五品官,则成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这就是所谓的“落实统战政策”。

邓、胡的政策引发了新一轮的宗教狂热,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途径。早在1979年8月,达赖喇嘛三兄洛桑三旦等五人组成的第一个参观团先去甘南﹑青海藏区参观,受到藏民热烈欢迎。到拉萨以后,成千上万藏人涌向参观团。他们大声号哭﹑磕长头﹑献哈达﹑争先恐后地触摸洛桑三旦﹑请求他摸顶。当后者向群众煽动时,有人喊出了“西藏独立”﹑“汉人滚蛋”等口号。后面的两个参观团再到西藏时,这样的场面也一再出现。藏人被告之信仰毛主席是错误的,藏人就应该信仰藏传佛教(达赖就是藏传佛教的化身),因此,达赖喇嘛再次成为藏人心中的偶像与神,从而增强了达赖的影响,在与中央交涉过程中达赖口气越来越大、态度越来越硬。邓请来了达赖喇嘛的亲戚,这提醒藏人,为什么在用武力将其驱逐出境二十几年后,还要恭恭敬敬地把他的亲戚请回来?可见只有达赖喇嘛才是藏族的救星与希望。而宗教参观团利用访问机会,拍摄到了大量被捣毁的寺庙与藏人生活贫困的照片,加上藏人狂热欢迎参观团的照片,在西方引起极大轰动。①自此,分裂势力通过复兴宗教自然而然的摆脱了70年代走投无路的窘境,重新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压的一枚棋子。②

胡耀邦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胡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胡抓住这点对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进行批判,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③对于调出干部,当时阻力很大。胡耀邦的说法是:“不通也得通,先决定后打通。”胡耀邦讲话之后半个月,内调方案出台。当时西藏共有干部5.5万,其中汉族干部3.1万,准备内调2.1万;有工人8万多,其中汉族工人4万多,准备内调2.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计划共9.2万汉人在两三年内离开西藏回内地。后因为大批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使得西藏很多单位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中途改变原来的方案。1980年到1985年,5年之内西藏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减少了42%,根据西藏统计年鉴,1980年在藏汉族干部职工12.2万人,到85年仅剩7.1万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汉干低于7万人。④ “老西藏”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勇于奉献。⑤

① 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九章“拨乱反正”. 1、怀柔政策的由来
② 中新网. 90年代以前达赖的分裂活动
③ 邓力群. 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④ 李国平,李恒炜. 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安全问题.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2007,28(1)
⑤ 魏碧海. 一种精神穿越喜马拉雅——“老西藏”阴法唐访谈录. 军事历史,2006,148(7)

老西藏和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入党的翻身农奴干部对毛主席有着特殊的感情,反感胡否定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老西藏”的代表阴法唐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他们联合抵制邓、胡的政策,在阴法唐主政期间(80-84),胡的宗教、统战政策难以贯彻下去。借“清污”运动,1983年11月18日,自治区党委才给中央写报告,先表示拥护“清污运动”,然后说西藏也有“精神污染”,其表现是:政治上,反动势力(指达赖集团,当时胡耀邦不准公开点名批判达赖喇嘛)的颠覆宣传十分突出;宗教上,有的同志不敢宣传无神论,有些民族干部说:“在西藏宗教是最大的精神污染。”目前在思想战线和宗教工作中,既要继续纠“左”,又要着重反右,克服软弱焕散、放任自流倾向。12月12日,自治区党委又给中央写报告,说明西藏宗教势力抬头,干预政治、生产与教育。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等。农牧区参与宗教活动的党员约占20%,有的地方高达50%,极少数党员要求退党。这些反映了实际情况的报告受到了胡耀邦的批评,1980年1月,自治区党委就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确对待宗教问题的指示》。该指示说:清污运动就是解决理论、文艺界的问题,宗教和精神污染是两回事,要把正常的宗教活动和精神污染区别开来。1984年2月至3月胡耀邦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指出阴在西藏又犯了“左”的错误,特别是没有执行好宗教、民族、统战政策,对班禅、阿沛等尊重不够,对西藏宗教与文化不重视。

① 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九章“拨乱反正”. 2、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1985年6月1日,胡终于撤掉了阴,代之以从未去过西藏的彝族人士伍精华,并一再指示伍在西藏反“左”。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穿上藏袍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伍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据调查,1982年全区宗教活动场所64座,僧尼1288人;1987年宗教场所928座,僧尼14320人;1990年1353座,僧尼42190人;1994年1787座,僧尼46380人。这些数字只是在编僧尼,还不包括社会宗教人员,根据僧侣是贯彻达赖意图的中坚力量。一度被藏人骂为“藏奸”、最终帮助达赖抢先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的话集中体现了僧侣的意识:“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某县1992年调查,社会宗教人员为在寺僧尼人数的27.7%。①②寺院中年轻僧尼比例很大,据保守统计,大中型寺院中年轻僧尼占寺院僧尼总数的85%以上,各中小寺院基本上是50岁以下的青壮年僧尼。按680个乡镇计算,1994年平均每个乡镇2.5个宗教活动场所。现在全国35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僧尼13万人,活佛约1700人。在对过去统治阶级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的诱惑下,寺庙势力尤其青壮年僧尼成为藏独的急先锋。从80年代下半期以来,包括达赖1987-1989连续在拉萨街头策划、煽动、组织的多起分裂事件、1994年“和平挺进”行动、2000年7月25日存旦加措大昭寺广场自焚阴谋、2001年8月19日拉萨市哲蚌寺展佛节悬挂“雪山狮子旗”等事件,其主要作案人员均为青壮年僧侣。据统计,自1987年到1996年,在策划骚乱、闹事、帖反标、散发反动宣传品等上百起反革命事件中,绝大多数是由境外达赖集团怂恿寺庙参与的,参与人中僧尼占71%,而青年僧尼又占了大多数,他们充当骚乱、闹事、游行的主力。③

① 吴云岑. 关于西藏农牧区社会宗教人员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67(3)
② 王力雄. 解决中国西藏问题的钥匙. 2000年5月
③ 德吉白珍. 积极引导信教青年投入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西藏党校,1997(1)

对于宗教的作用,达赖认识非常清楚。达赖说过:“利用一个活佛,可以掌握一座寺庙;控制一个寺,等于控制一个地区。”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之一桑东活佛(曾任“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公开宣传:“要利用宗教把人民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西藏首先在‘中间道路’下实现大西藏自治,再过20年后,在大西藏范围内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西藏的前途。第一步先让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达赖仿效伊朗教主霍梅尼的“黑色革命”,在西藏进行“酱色革命”(藏僧穿酱红色僧袍),利用胡耀邦、伍精华允许流亡藏人回去探亲之便,派大批流亡活佛回原寺活动。某位流亡活佛衣锦还乡,乘着伍精华等人派出的高级轿车来到原寺,鼓动说:“达赖喇嘛很想念大家,他让我来看望你们﹗”“达赖喇嘛是我们藏人今生的依靠,来世的希望,是藏人的救星,藏人的代表。呼喊一次达赖喇嘛万岁,等于念诵了一亿次六字真言﹗”还有一位流亡活佛回到主寺后,把所属各分寺人员悉数召来,集中了四省区40多座寺庙80多个活佛,1600多僧人,主持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讲经活动”,灌输藏独理论与思想。“喇嘛书记”伍精华对这些人却大加欢迎,将流亡活佛奉为上宾,无异于养虎遗患。于是对同一事件出现两种表述:(1)流亡活佛回达兰萨拉后向达赖喇嘛报告:他们的藏独煽动取得了巨大成功;(2)伍精华则去北京向胡耀邦﹑赵紫阳报告:他的统战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

① 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十章 9﹑喇嘛尼姑——藏独主力

五、西藏问题的未来

1988年6月,乔石在西藏讲话时说:落实政策不能没有边,不能没完没了﹑永远落实下去。落实政策的目的和眼点是要有利于广大藏族人民,落实政策侧重政治上的解决问题。对寺庙落实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不能管理混乱,失去控制,在落实政策的同时,又不使寺庙成为骚乱的据点。当年8月下旬起自治区党委派出九个工作组共181人进寺庙,对参与骚乱的僧尼进行“政治清理”。在经历1989年3月的骚乱之后,10月19日,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强调“不能把骚乱简单地说成是长期‘左’的结果”。会议认为“落实政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落实宗教政策是为了照顾和尊重群众的宗教感情和需要,而不是去适应分裂主义分子或他们头子们搞分裂活动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寺庙的管理,一切宗教活动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寺庙干涉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恢复封建特权。”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在邓小平同志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在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达赖定性:“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996年,陈奎元主动出击,以藏官与藏干为主的工作组,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进驻以三大寺为首的各寺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僧尼通过“学习”(西方称之为“洗脑”)逐一签字保证:拥护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政府确认的班禅灵童﹑谴责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交出达赖喇嘛的相片﹑保证不再参加藏独活动等。拒不签字者开除出寺庙,不得进入其它寺庙。反抗者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年龄不足16岁的僧尼一律遣送回家。没有寺庙编制自行出家的僧尼也一律遣送回家。此后一段时期内,小股僧尼的零星示威和爆炸事件暂时绝迹。①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过了几年分裂势力又卷土重来。据统计,达赖不断派遣人员入境、散发宣传品,2002年发生散发反动标语悬挂“雪山狮子旗”、弹唱反动歌曲、呼喊反动口号的案件比上一年上升了21%;鼓动不明真相群众出境,朝拜达赖当僧尼;创办“一免三包”学校争夺青少年阵地;利用讲经、念经争夺僧尼、群众,一些群众崇拜达赖,家里悬挂达赖图像或像章。②

① 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② 毛欣娟. “严打”与西藏社会政治稳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103(3)

2007-2008年,分裂势力更是利用奥运会的时机,再次兴风作浪。

藏独势力复兴根源于错误的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和阶级政策实质并未根本改变。首先,在宗教政策上,寺庙仍在膨胀,僧侣的优越地位没有改变,追随达赖的分裂势力基础仍然存在。联产承包之后,随着收入提高,农牧民把相当人力、物力、财力放在宗教消费上。1988

① 大笔的“香火钱”都用在了维修佛像和大兴寺庙土木上,“慈悲的佛祖”只将牙缝里的一点点奉献给需要“普渡”的众生——1999年色拉寺为社会扶贫捐款3000元,希望工程捐款500元,占总收入不足0.1%。
② 达赖时期的藏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92%都消耗于宗教方面的开支。用于形式复杂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包括建设寺庙、供养僧侣、举行宗教仪式、朝拜或为宗教义务献工等。

年调查表明,拉萨寺庙喇嘛每人每年平均得到布施1000~1300元。这种行为对生产、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却为寺庙经济提供坚实基础。以色拉寺为例,1984年总收入27.10万元,均为劳动所得,包括果园收入、泥塑收入、运输收入、牧业收入等;1992年总收入86万元,其中布施收入40万元;1999年总收入454.37万元,其中生产经费收入116.75万元,旅游收入79.47万元,佛事收入242万元。①一些农收民送自己不满18岁的子女入寺院,大量青年成为脱离生产的僧尼,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当地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对当地经济发展和农牡业生产影响很大。而广大农牡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又增加了他们对宗教精神寄托的盲目性,形成恶性循环。以索县荣布热登寺为例,寺庙所在的荣布、色昌两乡属半农半牧乡,生产极为落后,粮食亩产只有100多斤,每户只有几头牲畜,副业主要靠挖虫草,效益好时虫草收入占两乡每年收入的近一半。1997年荣布乡农牧民人均收入492元,色昌乡人均收入585元。而54户佛事基金户主一次性向寺庙捐献物资青稞、麦子、酥油等实物与现金合计118万元,平均每户2.18万元。佛事基金按照20%利润增值,每年寺庙增值23.6万元。1997年宝瓶祈愿仪式活动,寺庙给老僧每人分5000元,总管室每人分6000元,其他僧人也有相应红包。据调查基层农牧民约有70%信仰宗教,群众宗教消费投入不断增加并进行相互攀比,社会生产萎缩,寺庙已经成为农牧民的沉重负担——贫穷是宗教的根源,然而寺庙香火越旺,佛像越庄严,当地越贫穷——这就是世人视为独特风景的“西藏文化”。照有关人士估计,藏人每年的收入约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解放前就挥霍、耗尽藏人血汗的寺庙②再次成为农牧民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枷锁。

① 车明怀. 西藏社会从封建农奴制跃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西藏研究,1999(3)
② 陶长松. 西藏社会的历史性巨变. 西藏研究,1999(3)
③ 徐明旭. 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 第十一章不和平的“和平示威”
④ 普布次仁. 关于当前西藏社会各阶层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 西藏研究,2002(3)

其次,在民族政策上“抑汉捧藏”,不断给予藏人提干、生育、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照顾,形成了排斥汉族干部的藏干“特殊利益群体”。根据有关资料,1988年西藏自治区人大选举时,藏族代表在县一级的人大代表中占95%以上,在自治区人大代表中占80%以上。①1998年,西藏的68000余人的干部队伍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达52000余人,占西藏全区干部总数的将近75%。目前,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的主要领导均由藏族干部出任,全区900多个乡、镇的主要领导亦由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干部担任。②其中高级藏干很多出身贵族家庭,同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根据既定的抑汉优藏政策,又很难触动其根基。根据《阴谋与虔诚》一书记载,西藏文化厅厅长强巴平措在“地专班子调整”时,被揭发有三大问题:一是把文化厅的女演员当成自己的妃子;二是用公款修私房;三是托人通过达赖喇嘛的哥哥动员德国文化机构邀请他访问德国。结果只是将他平级调任实权较小的西藏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原拉萨市委的藏族书记在中美合资的拉萨假日饭店嫖妓被平调自治区外事办公室主任。可以看出,这样的“处分”几乎起不了作用,陈奎元也只能靠收缴达赖相片、写保证书等充门面。对于自治区一级的高级藏官,无论是里通达赖也好,贪污腐化也好,即便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也不敢过问。由此可见,胡耀邦﹑赵紫阳的绥靖政策仍阴魂不散。③

再次,在阶级政策上,上层路线未改变,翻身农奴重新沦为“弱势群体”。首先是西藏社会的主体农牧民阶层,有90万人,目前面临着生活环境差、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等问题;其次是工人阶层,2001年国企职工5.1万人,西藏的工业企业起步晚、规模小,大都设备陈旧,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由于企业不景气呈下降趋势;再次是城乡贫困阶层,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区共有贫困人口13万多,其中城镇贫困人口5万多,农村贫困人口7万多。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其中劳资和部门间、城乡间、低收入阶层和新富裕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初期,西藏城乡收入

① 西藏统计年鉴,2006
② 张恒绪. 增加农牧民收入是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西藏发展论坛,2003(6)
③ 杜永彬. 关于西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调查与研究.中国藏学,2007,78

城乡整体的基尼系数都达到0.4以上。①全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与农牧民人均纯收人之比,1990年约2.8:1,到了1995年达到4.56:1,2000年则为4.84:1,2001年5.07:1,2002年则达到5.6:1。②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造就了大批下岗失业人口,西藏67%的非农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保险,失业、疾病问题严重。拉萨城关区居委会辖区,因经济收入不平衡和社会不公,导致穷人和富人不来往,穷人仇视富人。阶级关系是民族矛盾的总根源,例如拉萨鲁固社区,尽管有工作机会,但是一些待业青年不愿就业,贫富分化强化民族差异;假冒伪劣商品已经在西藏找到市场,当地藏族群众认为假货都是内地汉人和回族制造的,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③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砸寺庙过程中冲在前面的农奴“积极分子”失去原有地位,大多沦为贫困阶层。美国人类学家戈德斯坦在西藏西部牧区进行的调查也指出:“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除此之外,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积极分子”还承受着被视为民族叛徒的重负。他们的潦倒不但不得到同情,反而被周围人认为是报应的体现。藏北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讲述:文革时期,当年的领主在路上与翻身农奴相遇时,领主远远就要侧立路旁,一只袖子搭在肩上,弯腰吐舌——那是旧时代下等人对上等人的礼节——等翻身农奴过去后才敢继续走自己的路。现在则变了,又变成当年的农奴在路边弯腰吐舌,给当年的领主让路。从这个小动作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大变迁。《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刘伟在他的《拉萨骚乱纪实》记录了一些拉萨人的在89年拉萨骚乱后的看法,其中有这样的言论:“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过问,寒了群众心。”“现在是闹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们干部,在社会上孤立,在家里也孤立。你们问为什么?有些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干部?没有钱,没有房子住。”①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通车,由公路、铁路、航空形成的立体交通运输网形成,92%的乡镇和72%的行政村通公路,基本实现了“县县通光缆、乡乡通电话”,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达85%。目前,招商引资的大幕已经拉开,西藏也将进一步的“世俗化”,“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日益不可能存在”②。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加剧了西藏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未来一段时期内,青壮年劳动力将大量向城市转移,在这样的条件下,阶级矛盾仍将继续激化,目前就已经出现了集体上访快速增加的现象③。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可以预见,民族关系、宗教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可能激化,分裂势力可以利用的机会更多。《激流中国》第六集“圣地寻富”就记录了一个农牧民青年曲列外出打工的经历,这个藏族青年刚来拉萨,在四川老板张晓宏开的“西藏雅鲁藏布大酒店”里面打工,表演民族歌舞,每月收入1300多元。后来资本家开始降低劳动成本,实施“能力工资制”,包括曲列在内的15个藏族青年都被划为C级(劳动技能不足),工资降为原来的一半,只有763元。被扣工资的一个藏族小姑娘同汉族管理者发生尖锐冲突,曲列则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辞职了之。这件事本身是阶级矛盾,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但长期以来,分裂势力却将类似事情(包括鲁固社区的贫富分化、汉回商店里面的假冒产品等)歪曲为汉族对藏族的歧视,这样阶级矛盾就转化为民族矛盾。

① 王力雄. 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 1998
② 共产党宣言,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③ 周松青,舒敏勤. 正确认识西藏社会矛盾努力构建和谐西藏——新时期西藏社会矛盾分析. 西藏大学学报,2007,22

今后矛盾如何发展,我们无法预料,但总结历史,可以得出结论:藏独势力本身是在否定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坐大的,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根本解决藏独问题。正如马恩所讲:“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①

① 共产党宣言,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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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群众运动



对于80年代的群众运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左派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应当及早清理整顿;有的右派认为这是自由民主的体现,应当予以颂扬。针对左右种种不同认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采取何种观点,始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本文从两种群众观的视角,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分析。

一、两种群众观

毛泽东始终相信并重视群众在社会政治变革中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①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高度重视有组织的群众的力量,“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②革命战争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和平年代,“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④不仅如此,毛泽东始终倡导、坚持和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将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作为克服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武器。对文革中群众运动

① 毛选三卷,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② 毛选二卷,论持久战,抗日的政治动员,1938年5月
③ 毛选五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④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07-14

的作用,毛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①在文革中,“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只有利用群众运动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对于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毛泽东并不推崇,他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意识,增强团结,才能克服群众运动这一弊端。群众运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能够避免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集体无序性,从而引导运动健康有序地发展。在具体实践中,毛泽东反对物质刺激和个人主义,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集体主义思想来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持下,面临着罕见的、艰难的自然条件,人民群众战天斗地,如期修建完成成昆铁路和坦赞铁路,创造了人间奇迹。②

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否定群众运动为前提和基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由于各级党团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少数“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得到可乘之机,利用文革的群众运动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因此,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同卡博、巴卢库的一段谈话,1967年2月8日
② 刘晋萍. 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领导群众运动的基本特点.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1(1)

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指出:“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 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①文革后当权派坚决抛弃了群众运动的做法。邓小平在1980年说:“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②“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③

那么在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防治腐败问题呢?改革派认为其根源在于“封建”传统,封建主义思想是滋生官僚主义和集权现象的历史根源,主要靠加强“民主与法制”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④邓解决官僚主义和特权化的问题,主要靠思想教育和体制改革,“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对于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⑤“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⑥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廉政建设的同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

① 邓小平文选一卷,怎样恢复农业生产,1962年7月7日
② 邓小平文选二卷,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
③ 邓小平文选二卷,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④ 邓小平文选二卷,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1980年8月21日、23日
⑤ 邓小平文选三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⑥ 邓小平文选二卷,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6月28日

强调法制化的同时,群众监督被架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①;同时,群众对党组织不再有监督的权力,“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②,监督体系中第一位的是“党的监督”,第二位是“群众的监督”,第三位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③。改革派明确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社会主义“民主”是服从于“秩序”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④。

69年“大联合”后,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各类群众组织被整合、撤销。文革后期,老干部复出,旧有秩序逐步恢复。改革开放以后,群众组织和民主权力被进一步否定。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在人大常委们一边倒的赞同声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理由是“四大”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等。1982年修订《宪法》,正式取消了工人罢工和“四大”的自由,强化法制秩序,加强对群众的纪律教育。

① 邓小平文选二卷,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
② 邓小平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③ 邓小平文选一卷,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7年4月8日
④ 邓小平文选二卷,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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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耀邦对几次学潮的处理

《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由于刊登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诗抄等问题,遭到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查禁。汪东兴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有人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一排矮墙上,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自此,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青年还自发地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形成了“西单民主墙”现象。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贴出《中国人权宣言》、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后,引起当权派的不满。魏京生公然宣扬党中央是一个政治骗子大集团,还鼓动外地上访人员到新华门请愿,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每次活动都给美国总统写信。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邓就借故逮捕了魏京生。胡耀邦在1979年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胡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胡绩伟在小组会上提出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主张:“为了引导民主墙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还可以在劳动剧场举行民主讨论会,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自由发言。还可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实现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园是一个好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听取群众意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事后胡绩伟向胡耀邦介绍了想法,胡耀邦表示赞同,并在月坛公园进行试点。

胡耀邦等人的“民主观”同老左派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别。胡认为“四大”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法,煽动无知的群众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这一点,在当权派中,无论左、中、右,都是毫无异议的。但在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双方观点尖锐对立,胡更倾向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形式,而邓、老左派等人坚决反对。例如对于言论自由,胡等人认为不应取消,例如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当允许在单位内部或指定的“民主公园”内张贴。而邓、老左派则将其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坚决取缔。邓说:“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O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①

① 邓小平文选三卷,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6月

198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这一年,中日贸易逆差大增,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对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由此引发“九•一八”学潮。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数百名分散离校的北大学生和其它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此后,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月1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胡耀邦提出“对话”的方针,要求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

自70年代后期起,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社会上、尤其在大学中逐渐泛滥。1984年《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理论与实际》,宣传马列主义过时。1985年12月2日,《工人日报》发表署名马丁的文章《当前我国经济研究的三个转变》,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结为《资本论》,又把《资本论》归结为批判经济学,提出要从批判经济学转到建设经济学。1986年2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的文章,认为这是“高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秦柳方上书向中央揭发理论界自由化,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赵紫阳。1986年3月3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在官方的鼓励和纵容下,80年代中后期以后,“洋教条”兴起,新自由主义通过各种出版物、讲坛或论坛、研究机构等开始大范围传播,否定马克思主义、鼓吹全盘西化成为大学校园中新的时尚。改革开放本身以政治冷淡主义为导向,鼓励关注个人与“自我”,西方各类政治学说正迎合了这一点,将精英思想灌输给积极关注政治的学生,由此形成80年代群众运动的特殊性,即历次学潮的领导者大都是由自由派分子领导的。在“九一八”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少数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这增强了保守派的担忧和疑虑。邓小平在学潮期间说:“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①

学潮平息以后,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1986年4月,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4月12日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政策;4月22日,朱厚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同时,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组织召开大文化战略讨论会,武汉也组织类似讨论会。在“三宽”方针下,各种自由化观点出笼,宣扬其他学说应当同和平竞争、百家争鸣。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②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③7月12日,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校结束,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7月31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

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8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邓小平在会见竹入义胜、雅鲁泽尔斯基、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谈话等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① 邓小平文选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14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160 页
③ 邓小平文选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164 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86年有一个大升级,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出来了。90年代以来有些人提出的东西,其实并不新,86年前后都能找到。温元凯、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到处散布谬论,要为资本主义平反,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趋同”。这些人受到胡、赵等人的保护,到处作报告,畅通无阻。到各个院校作报告,受到热烈追捧,方励之被称为“中国的萨克洛夫”,刘宾雁被捧为“中国的良心”。有一次刘宾雁去天津大学作报告,可以容纳5000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1986年10月到12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多场。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政治。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1986年8月7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我赞成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都要垮台。”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1986年7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潮激发了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86年11月下旬,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12月1日,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12月4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8名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12月5日下午,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12月9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2000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2000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

北京在12月1O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23日,清华1000多人的游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为了制止游行,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10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例如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学生对这个规定十分不满。规定公布后,全市很快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12月29日,北师大学生上街游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同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10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12月31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其中提出: “……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12时开始,下午5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1)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2)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3)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4)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在上海,12月19日下午,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以后又转向人民广场,与交通大学等校的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打着“自由万岁”、“学生万岁”、“团结奋斗”的横幅,学生们坐在市人大办公楼铁栅栏外,连同围观者,共有数万人之多。晚7时15分,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前,要求与市长对话。8时到12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市长江泽民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但是,不断围坐的学生没有走,而且同济、交大等校800多名学生携带大衣、棉被、面包前来声援。江泽民返回途中发生轻微车祸,头部撞伤,在医院里还有学生找他辩论。到凌晨5时45分,公安机关组织2000多名干警,驱散了现场人群,用车强行把学生送回了学校。22日到23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20多所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度瘫痪。武汉的学潮也很猛烈。12月5日和9日,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并冲进省政府大院。此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①

①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四章涨落—波起云涌的1986 年

大范围学潮引起保守派的恐慌,12月30日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处理。”①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学潮态度坚决起来,一方面全力以赴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胡耀邦提出对学潮中的领袖人物“冷处理”,不愿意采取强硬措施,还希望通过“沟通”、“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保守派对此严重不满。李瑞环回顾1979年胡耀邦对西单墙态度不坚决,在天津市委常委会上批评胡耀邦对学潮太软弱,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拿这么多脑袋来换!”李瑞环的坚决态度受到邓小平的表扬。王震和陈丕显到天津高度评价天津对学潮的作法。王震说:“反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台。”“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反革命!”“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12月31日,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不信来试试看!”

胡耀邦对学生手软,没有使学潮很快平息。12月30日邓小平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②1987年1月10日到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民主生活会”,批判胡耀邦。1月10日,胡耀邦作了检查,并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公报,决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同时,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副校长职务;先后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持续一个多月的学潮终于平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194-19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194-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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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赵同老左派的矛盾

邓对胡耀邦不信任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1985年,邓小平让乔石给耀邦的传话中说:“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1986年,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

赵紫阳同胡耀邦有所不同。赵在四川省委书记的任上,就提出过“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在文艺、思想等非经济领域,赵紫阳并不反对,六四以前很多人都以为赵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赢得了老左派的信任,最终当选总书记。直到1989年春,上海市委倒赵时,邓保了他,还准备把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

1987年1月6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下发。这个文件传达了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的谈话:“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搞三权分立那一套。我们经常批评美国人,说他们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套来对付其它国家,但对自己也打架。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自由化至少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民间这样描述:“民主不能大,自由不能化,政府不能骂,小平不能下。”1月28日,邓力群带领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朱厚泽;1月底,成立了直属国务院的新闻出版局,加强了对报刊和书籍出版的管制。

胡耀邦辞职后,老左派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得知后立即向邓小平汇报,并点明所谓“第二次拨乱反正”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邓小平十分警觉,让赵紫阳召开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5月13日,赵在会上发言:“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这次讲话刹住了轰轰烈烈的反自由化斗争。此后,赵紫阳乘胜撤掉了左派的重要阵地——中央研究室,还将他们的另一个阵地《红旗》杂志更名为《求是》杂志,使它的影响力大大缩小。紧接着,10月召开十三大,赵紫阳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两个要点:一是承认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二是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能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那些原则来限制人们的手脚。老百姓看清了初期阶段理论的实质,说“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十三大报告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突破了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①

①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五章逆转—胡耀邦落马

198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价格闯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600元。除了商品以外,贷款利率、外汇汇率都是双轨的。民谣唱道:“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价格闯关还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

在社会不满增加的情况下,自由化分子空前活跃起来,指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自1988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方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变成了一名活跃的政治鼓动家和政治活动家。1988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12月7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20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进入1989年,自由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言论越来越大胆。1989年1月6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1月28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2月4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2月13日,由诗人北岛发起、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33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3月8日,王淦昌、许良英等42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在这样的气候下,青年思想受到相当大的影响,1989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50.2%;21.8%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12.3%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青年人在失去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以后,又转向尼釆,转向萨特,转向弗洛伊德,转向新儒学。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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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九运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4月18日,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提出七点要求:第一,对胡耀邦进行客观评价(即否定1987年1月对胡的批评);第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在这两次运动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平反;第三,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第四,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第五,取消违反宪法的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第六,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七,客观报道这次活动。后来提出要与李鹏对话。有工作人员出来接受了请愿书,但没有人对话。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这一天,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指出:一些人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正确方向。北大的大字报上,有人提出“唤起工人大哥和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要明确目标,不要四面出击”,核心是“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要自由,要民主”。20日新华门清场,100多名学生被强行带上公车。21日吾尔开希等提出罢课主张,要废除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权力,各校相继出现一些临时的学生组织。25日,有些学校出现占领校广播站的事情,这天成立了“高校临时委员会”。

4月25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即“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同一天,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召开《民主的困惑》讨论会,严家其说:“动乱是缺乏民主造成的,因为人民的呼声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不是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都平反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都是如此。今天重温1976年是有意义的。今天社论的起草人还是1976年起草那个社论的人。”远志明说:“到什么时候了?还学术、学术。我们应当行动!”自由派头面人物纷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到各大学演讲,鼓吹“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

“4·26”社论发表后发上引发强烈反弹,学生游行,要求撤销社论,认为不是“动乱”。各校纷纷集会、抗议,都贴出大宇报,其中一条巨幅标语写着:《人民日报》骗人民。4月27日,几万学生游行,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游行时也改变了策略,攻击、谩骂不见了,换之以“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消除腐败,打倒官倒”、“和平请愿,反对动乱”等。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与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座谈,但双方在社论的结论上互不相让,王丹等人不承认这次对话。

5月3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70周年讲话,学生反应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5月4日,游行的学生由4.27的3万多下降到不足2万,口号有“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游行结束,很多人开始对运动厌倦,打算复课。当天下午,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讲到:“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随后这个讲话在电视上播了三天。学生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李先念听了“亚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亚行讲话”。5月8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第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第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75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第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第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第五,司法独立;第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万里同意,李鹏反对。后经过删改,5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一版以人大常委八次会议议程形式发表。

5月6日,23所高校的学生签名,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请愿书中写道:“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奉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代表尽快同我们确定时间、地点,就对话程序、事宜进行协商,以利对话顺利进行。我们请求,根据新闻自由的原则,允许新闻界对这次对话进行采访,并向全国公开准确地进行报道(我们准备5月8日下午3时左右前来听取答复)。”但政府只愿意同全国学联、学生会对话,不愿意同自发的学生组织对话,因此,对话的事一直拖延下去。在学潮渐息的情况下,有人出新招:绝食。目的有:第一,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第二,促使政府与学生对话;第三,促进民主化进程。5月13日,高自联头头发起绝食运动,绝食口号是:“不是动乱,立即平反!马上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支持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持我们!”绝食的学生由开始的三四百人发展到三千多人。从5月初开始,报纸、电视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外地高校学生大量进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学生的示威活动。天津5000多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接连几天都是一两百万人的大游行,除了学生,工人以外,还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部门。如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海关总署、国务院直属机关、国家体改委等。这些单位的职工都打着写着这些机关名称的巨幅横标,特别引人注目。如海关总署的大横标写着“官倒走私 铁证如山”,有很大的震撼力。其他口号还有:“工人工人,学生后盾;总理不理,工人不许”“白猫抓权 黑猫抓钱—35中教师”“官倒不倒,人民不饶”“我们不是邓家军,也不是杨家将,更不是镇压人民的宪兵——几十名年轻军官”“中国专利营养秘方:50少年,60青年,70中年,80正当年—中国专利局”等。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赵对戈氏说:“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此后,游行中攻击邓小平的横幅增多,例如“党要总书记,不要太上皇”、“垂帘听政误国害民”、“天塌下来,小个子也逃不掉”等口号。5月17日,北京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规模空前,全国除北京以外还有27个城市的170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绝食学生。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薄一波到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表示,已经没有路可退了,只有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5月18日,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已有几百名被送往医院。北京出现几十万人大游行,产业工人居多,同一天,外地上街游行的学生超过了50万。5月19日,赵紫阳和李鹏到广场上看望学生,李鹏讲:“赶快结束绝食,接受治疗。”赵紫阳对学生说:“我们来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这一天,天安门出现署名为“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的《首都工人宣言》的传单,称“要中央接受绝食学生得来那两条要求,否则24小时全市工人罢工。”矛盾越来越激化,邓小平决定出动军队,19日晚上决定对北京实施戒严。但是,从5月19日宣布戒严时起,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百万群众堵军车的情况,执行戒严的部队被群众堵在三环线以外,不能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市民自发去堵截军队,高呼口号:“反对暴力!反对军管!”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等所有军队进城的路口都被群众堵住,在各个路口都设有路障。军车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围住,群众为战士念《科技日报》上报道学生绝食的文章,和战士谈话,劝他们不要镇压学生,还有的向战士讲述党内腐败现象。戒严令宣布不让游行,不让集会,不让演说;现在广场上学生照样集会,还有大量外地学生涌进北京,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还多,演说者的言论越来越激烈。5月20日,学生由绝食改为静坐,提出了“还我紫阳”的口号,搞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职务。群众大规模游行,口号有“李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地铁出口都被学生组织的“敢死队”和成千的市民围住,防止军队从里面出来。天安门广场已经断水,市民们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广场。当晚广场上,“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等队伍排列整齐开进了广场。5月21日,高自联对“是否撤离天安门”进行投票,主张撤离的占多数。但由于幕后人物的干预,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成立了临时指挥部。5月22日,丰台区大井附近群众和武警发生冲突,武警试图驱散围军车的群众,双方都有动手。下午“首都工人自治会”的横标出现在广场上。5月23-25日,游行继续,口号变成:“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罢免李鹏”等。5月25日晚,李鹏接见几国大使的新闻联播上,告诉外国人中国大局已定。5月26日,北京学生大部分撤离广场,把地方留给外地的进京学生。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外地学生也是走的多来的少。当天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话:“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①5月29日,部分学生开始复课,也有很多高校提前放假。但是广场上出现了香港“捐送”的帐篷和民主女神像。5月30日,“筹委会”广播站称,公安部门抓了“工自联”一名负责人,于是北大约200人去游行,但响应者寥寥。北京市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喊“制止动乱”、“拥护李鹏”的口号,和学生游行唱对台戏。6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一、动员学生回校,学期考试按规定进行,对不及格者按规定处理;二、对幕后策划的极少数人要揭露,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三、维护社会治安,对打、砸、抢分子决不手软;四、加强舆论导向;五、共产党员在稳定局势中要发挥作用。”通知说,天安门前有126所外地大学的学生,要求各省采取措施让他们回去。6月2日,刘晓波、侯德健等四人到广场上搞第二轮的绝食,吸引来上万人围观。

6月3日晚,北京电视台反复广播市政府的《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但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当晚,部队向市区开进。11时,部队接到命令可以鸣枪示警,强行开进。有的地方还释放了催泪弹。6月4日凌晨4:30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5:30结束,清场中开枪是为了打掉指挥部的喇叭,期间没有造成人员死亡。6月6日,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近300。6月8日,北京已经平静,部队开始清除路障,打扫垃圾。②

① 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十七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②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六章 国殇—北京政治风波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认为“4•26”以前发生的是动乱,以后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邓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性质定为动乱。‘动乱’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为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①6月23日到24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赵紫阳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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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结论

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关于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马克思在评价1848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工人的六月起义时写道:“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在1780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②

改革开放以否定群众运动为前提,同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相似,他们高呼“法制”的口号,取消了大民主,反对群众自我组织,实行物质刺激与政治冷淡主义,拱手将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政治热情送给了自由派。

学生运动本身并不是反社会主义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1956年石家庄有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组织示威游行,甚至打出了“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反动口号。在70个学生代表中赞同反党口号的只有十几个,另外五十几个人反对;在四千学生里头,大部分都不赞成。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学生的主体是拥护共产党、赞同社会主义的。正如毛所说:“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③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302 页
② 马恩选集1卷,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1848年的六月失败
③ 毛选5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八九运动也是如此,尽管一小部分学生领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但学生运动的要求与少数自由化分子的要求截然不同。从“4·18”伊始,学生提出的要求就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是要求民主权力,这些权力要求普通民众能够参与政治活动,大多属于大民主的范围。其中“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直接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现在反而再次成了左派的口号。“4·26”以后,学生运动方向更加明确,变为反腐败、反官倒,也提出了拥护共产党的鲜明口号,但此时当权派坚持“4·26”立场不变,使赵紫阳等投机分子捞足了政治资本。“5·13”高自联头头发起绝食运动,其目的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这并没有影响运动的主导方向,随着工人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的广泛参与,运动的对象鲜明的指向了官僚主义者和特权阶级,群众要求惩治官倒、要求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5·19”宣布戒严以后,北京的市民空前动员起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阻滞军队长达半月时间,而此时学生运动已经逐渐步入低潮,工农群众成为运动主体。如果这一运动不被镇压,可以想象,运动目标都会更多地体现普通工农群众的要求,其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和反官僚主义。毛早就指出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大民主”对付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付的是阶级敌人,“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①而群众的觉醒与组织,正是特权者所害怕的。从改革派的角度看,“稳定压倒一切”,当底层群众从5月开始广泛参与运动时,邓就下定决心出动军队进行镇压。

① 毛选5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80年代的老左派也是秩序派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并不包括群众运动,因此他们捍卫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并不是诉诸于群众运动,而是“清君侧”。他们亲自树立起邓的权威,抓住邓为了社会稳定的只言片语,打击忠实执行邓路线的胡、赵集团。胡乔木等人更是千方百计把打击政敌的话写进邓小平的讲稿,以此获得最高权威。其效果可想而知,清污运动只搞了28天,插手农村雇工问题被邓制止,“第二次拨乱反正”更是中途夭折。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掷地有声地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在89以后,老左派继续延续这一方式,为领导人讲话做注脚,期待一代又一代的一把手左转,其结果也必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老左派可以在86学潮将胡拉下马,可以借89运动除掉赵,但却改变不了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路线,扭转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他们反自由化的方式就是加强治理整顿,对群众施加法制和秩序,但这正塑造了瓦解社会主义的基础。既然在八九以后,对工农群众的管制更多,群众更无力反抗官僚主义者的统治,那为什么特权阶级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变成可以传给子孙的财富呢?

如果毛主席来处理八九运动,毫无疑问,毛不会因为自由化的原因镇压群众。毛认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决定力量……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标志。”毛始终主张“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①毛还旗帜鲜明地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毛将站在底层群众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会支持群众的热情和创造,并随时了解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对运动方针、政策的反映,马上“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专会”,传达正确的精神和说明运动的目的,“利用电影、幻灯、戏剧、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②对于少数自由化分子领导运动的情况,毛一定会提倡学生同工农相结合,“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通过群众广泛参与反官倒、反腐败的运动,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扭转精英控制的运动方向。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同林彪等人的一段谈话,1968年5月11日
② 毛选五卷,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年5月15日

对于群众自发的斗争形式和自觉的革命行动,正如列宁所说:“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支持它。”社会主义本身是一种运动,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来源于千百万群众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①

①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234页

第二,关于运动的后果。八九运动对中国社会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对资产阶级。方励之曾经呼唤企业家“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而新成长的私有资本在八九中也曾试图问鼎政治。但经过八九的教训,他们清晰的看到了政权的力量,在特权者的卵翼之下才有发财致富的良好环境,因此通过资本家入党和书记变资本家,资产阶级以体制内的身份发展起来,并继承了压制劳工的政治遗产。八九之前的自由化分子,也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改革设计者。其次对国企工人。80年代国企工人尚未受到明显的伤害,他们并不理解学生运动的目标和口号。八九之后的整顿,形式上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力量的一次尝试,它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工人如果想捍卫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各项权力和福利,体制内已经没有出路。八九运动使青年学生远离政治、走向实用主义,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对此已经淡忘;但国企改制却使工人继承了八九运动的记忆,甚至自由、民主等思潮也在国企工人中获得一定市场。八九运动中,工人可以借学生的民主运动参加运动;但九十年代以后,工人只有依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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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传统工人地位和作用

——就《安源实录》对若干错误认识的批判






对于传统工人阶级,应怎样看待其社会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不仅在左右派之间,即便是左派内部也存在很大分歧。传统工人是和社会主义制度同呼吸共命运的,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工人也被掩埋到社会最底层。右派们鼓吹“告别革命”,资产阶级学者于建嵘等人说:看看你们的现状,你们的悲惨命运都是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这个社会本是由精英来统治的,工人无法管理生产资料,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毛时代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是政治精英恩赐的,这种权利既可以赐予也可以剥夺,所以你们现在就失去那些权利了。你们的所谓阶级意识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强加给你们的,你们与共产党之间关系是很脆弱的,你们只是被政治精英利用罢了,“领导阶级”的词汇使你们成了“迷失的阶级”。所以工人必须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现在该做的是去积极争取独立工会,摆脱共产党。你们的政治愿望只能通过选票来表达,不能去夺取政权。工人阶级只能通过工会组织起来,与资本家“合法”的博弈,你们的要求只该限于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利益,这才是工人阶级本来该有的“阶级意识”。①

① 于建嵘. 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2006年4月3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 威虎网

资产阶级学者认为老工人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已被割断了与资本联系,通过落实社会救助就可以解决。而资产阶级的认识还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资产阶级是没有幻想的,从砸“三铁”到三年攻坚,从“一长制”到产权改革,他们旗帜鲜明的将传统工人作为敌人来打击的,不瓦解传统工人的抵制,他们就无法攻破“计划经济的堡垒”,就无法顺利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这一形势,我们现在的一些左派根本不了解,也没有深入做调查,还不及于建嵘。除了嘴上将马列作为圣经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根本不了解现实,也不愿意去了解,只看到一些工人的表面现象并寄予同情。远离现实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先进性产生了巨大的质疑,也认为工人不可能成为领导阶级。很多人尽管成为左派但仍然是精英,骨子里并不承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以要忙着构建新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

按照就业企业性质、岗位劳动关系,可以把城市传统工人大致分为四类:(1)垄断企业中的工人;(2)成功改制后继续留在企业中的工人;(3)下岗买断工人;(4)退休工人。在西方退休工人离开大生产,属于社会人员,接受养老金,一般而言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中国的有特殊性,这是其历史渊源决定的。

垄断企业工人的工作岗位有保障,不出大错就不会失业,在工人中收入还算较高。目前他们的福利状况呈下降趋势,政府不断在讲“垄断企业工人工资太高”压低他们的工资,同时劳动强度也逐渐加大。改制后还在企业上班的工人收入不多,干一天工作有一天工资,劳动即有工资收入,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基本建立起来,买断后实行合同制,工作岗位不是很稳定。前些年没有罢工现象,与第一类工人相比,近几年罢工现象增多。这类企业还有一个特点,新老工人混合,新工人主要是工人子弟和农民工,主要分布在江浙一带。这部分应该是新工人中比较先进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和老工人融合在一起。第三类工人数量最大,包括各种形式下岗、内退和买断的工人。第三类和第四类工人是整个工人阶级中比较有组织性的。将这四类工人对革命、历史的态度上做比较,对文革和对文革理论的伟大意义的认可程度是依次增强的,这与今天利益受到的破坏和过去政治上的训练、社会主义教育很有关系。从阶级冲突等角度评价,垄断企业中矛盾比较轻,下岗工人所面对的矛盾最重,下岗工人的革命要求也是最强烈的。借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方法,可以将这几类工人类比作富农、中农、贫雇农。第三四类工人的政治化程度水平在提高,文革时如果是灌输的话,现在是切实感受到了;组织化程度也在提高,受二遍苦、遭二茬罪,在同组织化程度很高的敌人斗争过程中他们不得不组织起来。
老工人(即传统工人)的斗争特点非常鲜明。老工人只要有斗争,表面上争取经济利益,实质是政治化的,因为单纯的经济要求解决不了问题,只有上升为政治才能解决。今天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传统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不是单纯的劳资矛盾,老工人受到的是整个国家机器的压力,不是简单的与资本家冲突,更不是简单与警察冲突,而是与政权直接冲突①。这种斗争是全国性的。

有人提出第三四类老工人的斗争只是对过去的回忆,是为了在统治阶级那争取一点残羹冷炙,这种斗争没有希望。他们认为工人斗争要有手段,而老工人没有生产机器,失去了对抗资产阶级的手段,就不能击中资产阶级要害。这种观点教条化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原理,忽略了当前中国斗争的具体条件。今天老工人的斗争是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的搏斗,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上是政治斗争。对比新工人,他们的要求是提高工资、改善工作待遇和工作条件,属于工联主义范围。当然,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未来运动中老工人会对新工人产生更多的作用,新工人的斗争也不会简单重复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跟英国工联主义运动不同,下岗和退休工人不是跟厂长斗,而是在跟厂长背后的国家机器斗,是采用以中央压地方的策略来斗。政府不怎么害怕东南沿海私营企业的罢工,多数都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而且甚至还会看到媒体上报道这类斗争,因为他们不过还处于欧洲百年前的自发状态而已。老工人明白邓时代、毛时代的区别,能分清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他们的意识普遍达到了这个程度②,以老工人的这种政治意识,自《共产党宣言》以来欧洲工人经历100多年的斗争,整体上仍达不到这个水平。

经历了文革和30年复辟过程,历史教育了工人,他们也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在文革时期,工人只是觉得毛说得对,但没有从本质上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工人阶级队伍在文革时期的分裂就是一个例证。工人阶级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从根本上不认可毛的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存在走资派;造反派无政府主义现象很严重,很多人想造反,却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一些人从个人主义的立场上造反,更加分裂了革命队伍③。我接触的很多造反派领袖都把文革挂在嘴边,但却不重视工人,真正认识工人的不多,主动做工人工作的更少,一些人构造的所谓“文革理论”中好多是一种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从这一点也可以反映出来文革时期造反派内部的情况。他们看国企工人,只是“恨铁不成钢”,指责工人“怎么不革命,一天到晚都只搞经济斗争”等。

① 燎原. 辽阳铁合金厂的改制过程和工人的反腐维权斗争
②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四○、纪念馆前的争论
③ 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1974. 后记

工人只能认识到资本家,却不能鉴别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所以最后在领袖逝世之后丧失了政权。“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真的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文革的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的认识达到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现在不能达到的高度。

那么有人会问,老工人年龄都很大,再过20年他们死后这种意识是不是就消失了?不会消失的,工人后代和老工人之间有继承关系,有的是融合,有的是通过工人后代传播,未来这种影响作用是巨大的,老工人有可能使我们新工人的意识形态跨越一百年。我们的资产阶级不是也只用了三十年就跨越了欧洲资产阶级一百年的进程吗。很多人都认为老工人要退出历史舞台,小资认为他们的斗争是没有前途的。怎样来判断斗争的前途呢?不能教条化理解,比如以是否掌握生产资料去推测,而要从历史进行比较分析。老工人几十年的斗争,教育也锻炼了他们自己,也阻止了资产阶级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延迟私有化进程。今天共产党不脱红马甲与工人的斗争有关系,“中央是好的”其实也是工人自己斗争结果。02年东北大工潮,阻击了全面下岗买断运动,石油、银行等垄断行业买断风潮受到遏制,统治阶级不得不变换其他方式;赢得了财政支持低保政策,朱镕基原来想给公务员第四次涨工资,结果没涨成,这笔钱用于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①。不仅如此,工人也受到了锻炼,其进步速度比左派知识分子快得多。现在流行搞串联,很多人跑到北京来找左派,我劝他们到自己当地的工厂里找。北京大部分的左派是保守左派、小资产阶级左派和机会主义左派。

① 刘畅. 项怀诚:今年7月1日机关事业单位涨工资城市居民低收入者等将增加补助[N]. 中国青年报,2003年03月07日

有很多人担忧工人过不了资产阶级“民主”这一关,我现在是比较乐观的,如果资产阶级有一天要搞民主、搞多党制,不必太担忧。我们应该相信工人,他们不会简单的听从资产阶级给的民主形式,他们会将之落到实处。安源工人的这种职工代表组织①,在国企工人斗争中普遍采用,很像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是俄国工人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创建的,列宁对苏维埃给予高度评价,将其作为人民革命的代表机关②,在1917年通过苏维埃最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所以觉悟的工人要主动学习十月革命的历史,很多方面列宁都已给我们指出了前进方向。而职代会是中国工人自己创造的,在未来会发生巨大作用。对这一点要抱乐观态度。

小资左派否认老工人对未来革命的意义,很多人说要搞社会主义,却不知道依靠力量在哪里,就在老工人中。资产阶级明白,下岗工人是要跟他们算帐的,老工人始终是他们的一块心病。他们说“我们在跟时间赛跑”,想通过时间来解决,把老工人拖死。安源工人明确的讲:“国家有些改革措施肯定是不对的。像这样对待我们这些为国家贡献了青春年华的老职工就不对。我们这些人完全可以还在企业里干些事,现在一句话就叫我们在家呆着……这哪行啊!……这样的改革还是不要的好。这只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的看法,可那些当官的肯定不这样看。他们现在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屁股下面坐着小轿车,怀里抱着小妖精,富得流油,舒服得很啊。最可恨的是,这些人得了便宜还硬气,说我们这些工人下岗了,生活是苦了,但是没有办法啊,改革嘛,就得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啊。真是不要脸啊,为何不能牺牲他们这些当官的利益呢?为何改革就只有牺牲我们这些工人的利益呢?”③“那些反铁饭碗的人,主要自己拿到了金饭碗。”④“现在这个社会不是工人的世界了。当官的腐败,做工的受欺压,还没有人能帮我们说话。”⑤

①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第二部分工人行动中的政治
② 列宁选集1卷. 反对抵制. 1907年7月9日
③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七、下岗失业工人的担忧
④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八、矿医院
⑤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二六、食堂里的愤怒

“现在工人不值钱。在毛泽东时代工人讲话算数,‘文化大革命’工人地位高。‘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是工人阶级讲

话算数……虽然‘文革’时我挨斗,……当时起码有四大自由,有意见我可以写大字报,而现在却不行了。”①……对这个复辟、被剥夺的过程,工人是清晰感知到的,而不是被灌输的,这是历史的过程。就像过去对农民说土地不是天然地主所有的,和真正进行一次土改革命后农民的政治意识,是不可比拟的。未来革命比土改要深刻得多。对于垄断工人、改制工人也是如此,随着矛盾的越来越激化,越被剥夺,他们也会起来斗争。他们现在不起来,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是目前资产阶级做了一定的让步,二是革命客观条件还不很成熟,所以他们比较保守。

有人提出,现在工人处于被动是因为没有有形组织,不能有效约束那些不参加斗争的工人,所以当务之急是成立工会等组织。这种组织在目前形势不合适。这同今天的政治环境有关系,现在成立工会或类似组织,跟建党是一个难度。在××油田,下岗工人打算公开成立“下岗工人联谊会”,还没组织起来领头的就被抓进去了。对于组党、组建工会等问题,很多工人都认识清楚,他们说没必要,今天还不用这个方式,而且用了也起不到正面作用。在大多数工人都还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没必要用这种组织。他们现在采用的就是职工代表的方式。在毛时代的干部中,有很多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往往主动承担职工代表的职责②。而地方政府在冲突过程中也要求工人派出代表,也半公开的承认职工代表。这种组织说合法也不合法,说不合法却合理。

①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三二、矿工与“矿工”的对话
② 于建嵘. 安源实录——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五五、工人代表们

有一些青年,他们也看到了老工人的重要性,因此提出要向老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灌输马克思主义”是列宁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指的是在那个时代工人无条件自己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工人天然也不能成长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只能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背叛自己的阶级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然后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通过科学的论证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经过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更进一步的证明了“灌输”思想的正确性。在列宁时期,俄国的工人大多是小资产者的农民工,文化教育也很少,各种派别都在工人中争夺阵地,因此列宁当时提出“马列主义必须向工人灌输”,“工人自发只会产生工联主义,所以很多工作是要知识分子去做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不要简单提“向工人灌输马列主义”。主要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老工人经历过社会主义教育和文革的训练,又经历这几十年复辟的教育,从《安源实录》的访谈中就可以看出不少工人觉悟很高。此外,这些工人的文化素质也不低,工人写的上访信思路清晰、逻辑严密,不比知识分子写的差。现在老工人中很多都已经觉悟,在同他们交流中,他们很明确表示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们也清楚我们帮不了什么忙,同几年前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的状态完全不同,这也是水平高的表现。

那么左派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呢?到先进的工人中间,同他们一起研究历史和现实。现在老工人也存在局限性,例如信息不畅、地域限制等。同时,包括老工人在内,很多工人都受右派影响。很多左派连老工人都不管,一些人嘴上说新工人重要,但也不去做新工人的工作,都是在空谈。左派知识分子要去总结历史,到工人中去与他们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总结文革,而不是在某些造反派和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去总结经验然后推广之。按照毛主席所说,要先去做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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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生产过剩由“可能性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①。首先,机器大工业的确立及其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扩张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加快,机器大生产应用更为广泛。

其次,商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商业资本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形态,它虽然能增加生产资本的数量,缩短商品流通时间,节省流通费用,扩大国内外市场,但是,商业资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并积累了生产过剩③,从而使危机更为剧烈。商业资本有三种职能:第一,“就是运输业(商品的转运)”;第二,“商品在真正作为商品存在以前,它的使用价值首先必须按照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相适应的数量进行分配,分离。”第三,“一切投在商品库存上的资本”即保管和保藏商品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通资本,“如果这些职能没有由于分工而被交给处在(工厂)外部的资本家去执行,那么,商品的库存和保藏就得由直接生产者去进行。”④私营商业资本发展必须实现以上三种职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资本生产与流通之间矛盾日渐突出。例如1979~1980年,江苏省养鸭大发展,可商业部门只收购很少一部分,一时出现了销售难;浙江省生猪大发展,猪调不出去,当地又缺少冷库,肉食公司只好发票限量收购,卖猪得抓阄抽签;青海省农民养鹿养兔发展很快,但商业部门不收购,因此1981年农民饲养者减少,鹿、兔产量大幅度下降。

① 资本论一卷,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2、流通手段
② 资本论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
③ 例如1994年轻工业品,工厂库存2247亿元,商业部门库存6101亿元,工商库存总额8348亿元。
④ 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编辑出版,1983年第一期总159期


针对这些问题,从1979年起,国务院先后重新限定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范围,重申了三类产品和完成派购任务后的二类产品可以自由上市。1980年又进一步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征购、派购,计划收购任务以后的一、二类农副产品(除棉花外)都可以自由运销。此外,还规定基层公社可以出县出省购销,集体所有制商业、个体商贩和农民也可以长途贩运,以及提倡厂店挂钩、队店挂钩、产销直接见面等等。①在这些改革措施下,生产自销、贸易货栈、各种联营商店、小商品批发市场、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多种经营形式相继出现,城乡私营商业资本迅速成长。国营商业则不同,以上三种职能都具备,改革以前商品经营统一在国家计划范围内。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国家对城市商品流通体制也进行了“三多一少”②的改革,为多渠道地加快城乡商品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1984年的“简政放权”将绝大部分国有批发企业、储运企业下放到“中心城市”。92年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改革,扩大经营范围、放开商品价格,增加商业经营品种。随后伴随国有中小企业承包租赁,商业企业“租壳卖瓤”、“国有民营”,最后实现产权改革,成为完全面向市场的商业资本。

再次,信用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信用制度一方面必须以货币为基础,另一方面以社会生产资料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信用制度“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③信用能从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生产,激化基本矛盾。④

① 胡永强.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格局的出现. 紫光阁杂志,2008
② 即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的品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采用多种购销方式,开辟多条流通渠道,建立城乡互相开放的流通体制
③ 资本论三卷,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④ 孙亚忠. 生产过剩形成的一般机理和我国的特殊机理. 生产力研究,2002(3)

信用制度包括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等几部分。“一五”时期,我国取消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银行之间也不能相互拆借,此后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思想指导下,消灭了国家信用。文革时期,对商业流动资金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贷款主要用于企业流动资金,实行供给制,即“按进货计划或计划库存供应资金”;实行“存贷合一”的办法,贷款没有期限,进货就贷,销货就还,银行对企业资金使用没有约束作用①。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唯一的一家银行,既承担“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集中管理和分配资金,又从事“商业银行”活动,办理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集现金中心、结算中心和信贷中心于一体。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体系。1983年,取消了“存贷合一”,改为存贷分户管理,对超定额贷款实行逐笔核贷,定期收回。1985年全面实施“拨改贷”,标志银行信用制度基本建立。同时,银行还新增卖方信贷、信托、抵押放款、银团贷款等多种金融工具,扩大贷款领域。在商业信用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为商业信用提供土壤,自此企业间的商业信用也在80年代建立并迅速发展,大量开展商业票据兑现、贴现业务。1983-1986年间,先后恢复并改进了票汇结算,开办商业汇票承兑和贴现业务。1986年推行了个体经济户和个人使用支票制度,开始建立同城票据交换所,扩大了票据交换范围。从1989年起,对银行结算制度全面改革,增强票据流通性,加速资金结算速度,建立了以票据为主体的信用结算制度。到1990年底,全国大中城市分行和绝大多数县支行建立了票据交换所,异地结算34%使用票据,同城结算94%使用票据。②在国家信用方面,改革初期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财政支出项目和数额不断增加,导致每年都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为此,从1981年起开始发行国库券,恢复了国家信用,并逐步建立与之配套的证券制度。此外,消费信用也随改革应运而生,1983年一些地区对高档耐用商品实行分期付款,银行也逐步开展了消费信贷业务。到90年代,与资本增殖相适应的信用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③

① 周鑑郁. 试论商业流动资金信贷管理制度改革. 西南金融,1983(1)
② 王伯岩. 银行会计改革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当代经济科学,1991,57(5)
③ 奚君羊.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回顾及前景展望. 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80年代中期开始,财政分灶吃饭,“诸侯经济”形成。随着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基本矛盾就以中央-地方矛盾表现出来,各地重复建设、盲目投资,如汽车、机械、电子、烟酒等行业纷纷成为地方财政支柱。①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几年,计划经济迅速瓦解,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逐步发展起来。在3年治理整顿期间,重复建设受到一定的遏制。南巡以后,出现资本主义大跃进,社会出现剧烈的分化,生产力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日益尖锐。各地争相上项目,审批权限逐层下放。从全国来看,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相似度在90%以上。例如全国有22个地区把汽车制造列为支柱产业,24个地区把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23个地区把石化列为支柱产业;27个地区生产电视机,有302家电视机厂,年产电视3000万台,市场需求2000万台,23个地区生产洗衣机,有89家洗衣机厂,19个地区生产电冰箱,有186家电冰箱厂;1995年全国轧钢企业达7363家,而冶金部系统仅有271个,其余都是各地自行决定的项目,平均每个地方21家、每个县3.4家。根据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我国82%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75%,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②

① 丁冰.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在9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以上的有33种,主要是能源产品、部分化工产品,生产能力闲置一半以上的有35种,主要是轻工家电产品、机械产品、轻工产品、纺织产品。轻工业品生产过剩主要是92年以后的“大跃进”造成的,92~94年轻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27%、33%、57%;远超过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速度,在9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轻工企业纷纷限产、半停产、甚至停产。其中家电行业市场饱和,电视机、空调器、洗衣机等一批工厂面临关停窘境。重工业领域主要是国外进口设备和三资企业生产设备大幅增加,导致国内许多重工业企业生产任务不足,能力利用率降低。以发电设备为例,“八五”期间机械部安排生产3000万千瓦,进口发电设备却多达4897万千瓦,造成国内每年500~600万千瓦生产能力放空,哈尔滨三大动力厂一台订货合同也未接到;冶金部系统从德国引进3台套轧机,价格比国内制造高出125%,使国内历时8年研制的技术设备闲置。①到1996年末,全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4成以上处于闲置状态,如发电设备生产能力利用率在25.5%以下,小型电子计算机的利用率仅为3.5%。全国3万多亿元的国有资产存量被长期闲置的就有1/3。

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而短缺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认为:“改革过程的一个目标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状况是检验进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如果在经济的一个或数个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信号,即改革在那里是成功的。”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能力利用率下降,工商企业库存积压,市场上商品销售困难,逐步告别“短缺经济”进入过剩时代。在1996年以前,我国社会总供给一直小于总需求。1984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819亿元,供需差率11.4%,1994年分别为3275亿元和6.2%,1996年上半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3391亿元,供大于求9.8%。1996年下半年,在609种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571种,供不应求的38种产品中多数是农副产品。③

① 赵岷山. 我国某些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原因分析. 经济管理,1997(4)
② 资本论三卷,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③ 王雅君. 当前中国结构性生产过剩的实证分析. 求是学刊,1998(1)

1997年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基本平衡的占67%,供大于求的占32%。1998年生产设备大量闲置。金属切削机床生产能力54%闲置,电子家电业中空调器生产能力闲置率达67%,中小型电子计算机生产能力闲置87%,化工业中油漆生产能力闲置率51%,轮胎外胎生产能力闲置率超过 40%,纺织业生产能力高出市场需求30%。1999年对605种主要商品调查显示,供过于求达437种,比1998年下半年增加38%,111种农村土特产品中供过于求的13种,比98年下半年增加18%,32种农业生产资料中,供过于求的20种,比98年下半年增加47%。①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伴随着下岗、失业加剧,收入差距扩大。1981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88,1995年为0.388,个人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0.455。从1981到199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8%降低到59%,消费需求不足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工人们说:“现在孩子上学学费越来越贵,看病花费越来越贵,百姓有钱也根本不敢花。国家总盯着个人储蓄,想掏出来,但大家只能把口袋捂得紧紧的。”②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开始采用政府投资的方式拉动“内需”。国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重点投资能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从1998-2001年,中央政府累计发行特别建设国债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国内政府投资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方式。同时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1999年我国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3万家。在移动通讯领域,天津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手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3,其余部分分别为另外七家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程控交换机工业,七家合资企业产量占全国程控交换机产量的70%以上。照相机95%以上由外商投资生产。复印机98%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③外国资本劳动生产率更高,取代本土企业后将进一步激化基本矛盾。

伴随中国加入WTO,从2003年起,中国经济步入新的高涨期,经济增长主要靠重工业投资带动。以钢铁为例,2003年钢铁工业在工业总产出中占7%,利润占22%,引发民营企业“大炼钢铁”热,钢铁投资高达100%年增长。2005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3%④。在2004年的总投资中,65%来源于非国有投资主体,2005年一季度该比例上升为71%。

① 夏若江. 论我国出现的生产过剩. 社会科学动态,2000(9)
② 网文,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甘肃省兰州市)
③ 钟华. 外资企业与我国生产能力过剩. 世界知识,1999(14)
④ 王建. 生产过剩矛盾已开始酝酿. 瞭望新闻周刊,2005(27)


① 赵雪芳. 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的新变化与生产过剩. 中国金融,2006(15)
② 开利综合观察. 中国产能过剩增添社会不稳定. 2005
③ 霍明远. 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前兆. 论坛,2007,22(1)

机械设备制造业投资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土建阶段,二是设备安装阶段。这两个阶段结束后,就会进入生产供给阶段。我国这一轮2003-2005年,土建阶段完成,2006-07年,设备安装调试和试生产阶段,08年起大量生产能力投放运行。06年开始进入投资收尾阶段,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回落(05年前5个月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24%,06年前5个月为23.6%),并低于同期的投资增长率(05前5个月城镇投资增长率为26.4%,06年前5个月30.3%)①。在项目投资建设阶段,过剩状态就已经生产出来。据商务部发布的调研统计,2005年全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172种,占28.7%;供过于求商品428种,占71.3%,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的商品中以饮料、服装、纺织品、家电、家居用品等的比例较高。②2006~2007年,在300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求平衡的占72.7%,供过于求的占23%,供不应求的占4.3%。供需偏紧和供不应求商品主要集中在能源、有色金属和木材市场。2006年上半年,我国除石油、天然气两类产品外的48种主要产品全面过剩。商品房空置面积达1.3亿平米,加上开发商明购暗存德房屋总计达1.5亿平米,一方面高房价、高空置,另一方面居民望房兴叹;汽车生产过剩200万辆,国内需求600万辆,实际生产能力800万辆,全国2/3省份把汽车当支柱产业抓,仍在发展;06年煤炭总需求21.7亿吨,出口0.8亿吨,总供给24.5亿吨;05年底钢铁生产能力4.7亿吨,实际需求3.5亿吨,2010年生产能力将达6亿吨以上;05年发电装机7亿千瓦,2020年将达10亿千瓦,用电能力不超过6亿千瓦。③

加入WTO以来,中国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基本矛盾也同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分割。无论投资需求还是出口需求,都是同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是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前提是美国仍不断大量进口,美国经济和美国金融市场继续繁荣;美国经济要想继续增长,必须依靠股市、房地产市场拉动;美国股市、房地产市场要想繁荣,就必须中、日等债权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同时全球利润仍流向美国;中国继续向美国投资,前提是中国仍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前提是中国出口仍然维持高速增长。在这个循环上,任意一环被打破,都将引起整个系统的动荡。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经济增长缓慢,消费持续低迷,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开始下滑。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深刻,靠预支来世的消费能力来解决现世的生产过剩,沦落到只能依靠虚拟资产价格膨胀拉动全球经济增长。随着美国金融泡沫的破灭,中国出口需求将大幅下降,以家电产品为例,2008年1~4月,主要产品对美国出口量下降,特别是空调器、洗衣机、电冰箱和电风扇这四种产品大幅下挫。以中美模式为标志的全球生产体系难以维系下去。

《宣言》讲:“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干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本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结构危机、股票行情暴跌、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和成千上万人的生存受到威胁,证明了这一预言。展望未来,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仍在迅速增长,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却开始萎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在中国以更为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只有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即“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才能解决。

① 夏若江. 论我国出现的生产过剩. 社会科学动态,2000(9)
② 网文,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甘肃省兰州市)
③ 钟华. 外资企业与我国生产能力过剩. 世界知识,1999(14)
④ 王建. 生产过剩矛盾已开始酝酿. 瞭望新闻周刊,2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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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生息资本





生息资本主要有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几个组成部分,其中银行业处于核心地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就指出,银行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精巧和最发达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掌握大银行,并且要使银行“独享垄断权”。并指出:“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调节信贷事业,从而破坏大金融资本家的统治。”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列宁指出银行由担任支付的简单中介人变为万能的垄断者,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提出改造资本主义银行,“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产生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银行“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构”①,大银行是“我们社会主义必须的”国家机关,要把“银行变成全国范围内的、能使居民亲自进行作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基础的社会会计、计算和监督的国家机关网”②。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金融服从于物质生产,毛泽东指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需要有计划、按比例的进行,银行是国家手中掌握的一种按计划配置资源的工具。③

① 列宁全集三卷,第312页
② 列宁全集三卷,第485页
③ 陈晓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2004


在毛时代,消灭了旧社会股票、债券、保险等生息资本形式,仅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了存贷利息。从1953年开始建立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资金由人民银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计划。对于长期资金和定额内流动资金,不计利息,由财政按照国家计划统一划拨,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更新;对于工商业超定额流动资金,计利息,由银行贷放。银行不再是经济的核心,而仅承担簿记、会计、核算的职能。

1978年,邓小平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二战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得大一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改变通过计划配置资金的方式,开始用“经济的方法”来管理银行和信贷①。1979年1月,首先恢复了农业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纳入中国农业银行管理,重点“支持商品生产的发展”,1983年举办低利率开发性贷款,主要贷给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专业队、专业组和专业户,以及从事副业综合服务的经济联合体,1984年后主要向乡镇企业、农村专业户、承包户倾斜②,为农村私营经济获取初始资本提供便利条件。继恢复农行之后,1979年3月,改革中国银行,成为外汇专业银行,并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1983年8月,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控制信贷总量、调节金融机构资金,保持货币稳定。同时新设工商银行,把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会计、计算和监督”的行政机关角色发生变化,以贷款业务为基础的生息资本体系逐步建立,并初步确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发生明显变化。1983年,国营企业定额内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从1985年起,为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精神,全面推行“拨改贷”,国家财政预算内以贷款方式安排基本建设投资。一方面恢复生息资本,瓦解计划经济全国资本统一积累、通过财政无偿供应资金的方式;另一方面使银行成为社会的统治者,掌握国企债权,为向传统工人进攻埋下伏笔。

在资产阶级眼中,“一个借钱为了获取利润的人,应该把利润的一部分给予贷出者,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合乎自然正义的原则。”③

① 李葆华(1978-198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充分发挥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 中国金融,1979(9)
② 胡燕龙. 新中国金融史.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p251-262
③ 资本论三卷,第二十一章 生息资本

打破了专业分工和地域格局,其中交通银行以股份制形式组建,成为商业银行诞生的标志。至此,银行不再是计划经济下财政部的会计,而是独立经营的生息资本,重新成为支配工商业的“现代经济的核心”。 年代邓小平多次要求“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83年,银行系统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把各项指标考核与利润留成挂钩,专业银行以获取利润为目标。1985年人民银行出台政策,专业银行业务可以适当交叉和“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可以选择银行”,鼓励四家专业银行之间开展适度竞争,打破了银行资金“统收统支”的“供给制”。1987年核定“三率”①、下放“六权”②,推进专业银行企业化。从1986年起,还建立了一批新兴商业银行,如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一些区域性商业银行③④

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完成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1995年3月,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过立法将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设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强化了其金融调控的能力。1998年,央行对分支机构进行重大调整,跨区域设置了九大分行和21个地方监管办,使货币政策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直接计划管理向借助市场工具的间接调控方式转变。2003年12月27日,经过修订的《人民银行法》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强化了人民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方面的职能,明确地规定了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

① 即成本率、综合费用率、利润留成与增补信贷基金或保险周转金的比率。
② 即业务经营自主权、信贷资金调配权、利率费率浮动权、内部机构设置权、留成利润支配权、中层干部任免及职工招聘与奖惩权。
③ 全国性商业银行包括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等;区域性商业银行包括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已关闭)、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等。
④ 邓小平1991年在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理论,社会的总产品在分配之前要预留出教育、医疗等公共基金,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的后备基金和用于退休人员、失去劳动能力人员的消费基金。①在职能资本积聚全国以后,这些社会保险基金统一从国家财政中支出。这样在毛时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保险业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从1953年起保险业国内业务逐渐停办,中国人保仍然存在,仅保留国外业务。1979年4月国务院转批《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纪要》,决定逐步恢复保险业务,设立保险公司。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国内业务,企业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和运输工具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农村各类财产保险和养殖保险、人身保险等业务纷纷开展起来。1993年以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成了财产险、人寿险和再保险业务的分离,改组设立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辖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和中保再保险公司3家子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与交通银行脱钩,改制为独立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陆续批准设立了大众、天安、华泰、永安、华安、泰康、新华等一批新的股份制保险公司。以榨取社会财富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保险业繁荣起来。

① 马恩选集三卷,哥达纲领批判。

证券市场也逐步恢复。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揭开了新时期证券市场发展的序幕。1986年9月,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营业,恢复中断了30多年的证券交易业务。1990年末,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为标志,证券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到1994年底,专业证券公司已达91家。上市公司数量快速增长,1999年共有上市公司949家,2007年增加到1550家;投资者开户数1999年4810万户,2007年增加至13887万户;截至2007年底,上市公司市值达32.7万亿元。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金融投机也随之兴起,进行投机的商人“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股票等形式的证券,其“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①

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融资领域不断扩大,生息资本形式越来越多。198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分行行长座谈会,作出决定:企业及企业主管部门的多余资金,可以委托银行对指定地区和企业投资或贷款,也可以委托银行代选对象进行投资或贷款。此后,信托投资机构迅速发展,到1981年末全国共有各种信托投资机构600多家。1981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与北京机电设备公司、日本东方租赁公司共同创建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后又与国家物资局等单位合建了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开始通过融资租赁吸引外资项目。②典当也死灰复燃,并日趋活跃,1987年11月湖南省邵阳市永泰昌当铺复业,到1988年10月底,全国21个省份设立168家典当机构,其中浙江温州市典当商行就达42家。

① 资本论三卷,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② 奚君羊.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回顾及前景展望. 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适应生息资本发展的分业经营监管体制逐步形成。从1984年开始,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履行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的综合监管。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成立,我国金融业开始“分业经营、分业监管”。1998年,证券委员会与证监会合并为中国证监会。1998年11月,中国保监会成立,统一监管保险市场。2003年4月,中国银监会正式对外挂牌,履行银行业监管职责,中国金融管理“一行三会”的格局形成。

对外开放是在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生息资本的复活和繁荣不是孤立的。早在1979年,金融开放就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金融机构陆续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营业性分支机构。加入WTO以后,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和入股中资银行的步伐加快。目前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建设银行在内的国内多家银行都已经被外资参股或控股。中国金融集团已经同美英等国金融资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帝国主义时代,“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在原有人民银行基础上复活生息资本,对于资本培育意义重大。首先,生息资本的运动对利润率平均化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其次,加快了流通速度,加速资本积累;再次,无论是早期的人民银行,还是现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生息资本从全社会积聚闲散资本,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短短30年时间,中国就成为全球体系中的“世界工厂”。

同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作用一样,生息资本对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①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必然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支配所有资本家的货币资本,以及国内大部分生产资料。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③

① 资本论三卷,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② 列选三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③ 资本论三卷,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全文完)



附记:《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是中国工人研究网站编著的一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本书以大量的、翔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用马列毛的思想、立场和方法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给与了客观正确的分析和评价,是不可多得的一部著作。它是我们正确把握中国社会性质和面临问题的一分极具参考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当然囿于受信息资源和编者和著述者的水平所限,本书中的历史资料还需进一步补充,作者的观点和认识也不都是完全正确。期望各位网友不吝赐文,予以完善和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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