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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对刘汉黄案目前形势的阶级分析(2009-11-8)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1月 8日 16:46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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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汉黄案目前形势的阶级分析


红草
2009-11-2晚间初稿
11-8 PM定稿


11月2日下午三点,东莞中院一审宣判:刘汉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刘汉黄当庭提出要求上诉。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现在支持刘汉黄的运动走到了哪一步?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应该尽快理清这一系列问题,由比较深度的阶级分析,来梳理劳动阶级的先进分子们(先进工人与进步左青)的认识。


这一次,统治阶级为何给刘汉黄免死?

应该指出,刘汉黄得以免死,这本身是值得欢迎的,并且多少出人意料的。因为经历过声援王斌余运动的人知道,王斌余得到的关注同样比较广泛;而且比起王斌余杀死工头(严格追究来说是工头),刘汉黄杀的是真正的大老板。这就不禁让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当年要把王斌余往死里赶的统治阶级,今天却给更为罪大恶极(对有产阶级来说是罪大恶极)的刘汉黄免死了呢?

难道说统治阶级在民意推动下“进步”了吗?甚至它不再完全代表资本的利益,也多少“照顾”了工农的利益了吗?首先我要坚决打掉这种幻想,或者说潜在可能的幻想。其实很容易发现,中国仍有成千上万的工伤工人,以及无数的其他普通工人,至今都仍没有得到保障,所以要想让工人发生这样的幻想还是很困难的,或者说过分早了点。但是需要阶级分析,来促进所有愿意抗争的工人和青年更自觉地斗争。由此,应首先解释统治阶级让刘汉黄免死的原因。

第一,阶级矛盾的迅速升温,和阶级斗争的频率及“共振效应”的增大,逼迫统治阶级收敛它的过分暴虐。这是王斌余案和刘汉黄案,事件性质相同,却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所在。统治阶级的公安部曾对发生王斌余案的2005年,公布了“群体性事件”的惊人数目:87000起,这在2004年是74000起,2003年是58000起。2007年后没敢再公布“群体性事件”的数字(据CWI的资料)。2008年一系列大规模贫民和市民暴动,以及跨地区跨省市的教师罢课、出租车的哥罢运,更是让媒体无法掩盖了。如果我们拿全美国去年1000人以上的罢工仅15起(据《劳工世界》资料),而目前仅华南珠三角地区每天1000人以上罢工就有至少1起(据CWI资料)来看——中国这个自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早已成为世界上阶级矛盾最尖锐、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国家之一。

这些阶级冲突不仅趋于频密,还带有越发强烈的“共振效应”,例如一个地区的冲突事件会带动另一地区的冲突事件,一个行业的局部罢工可能导致全行业此起彼伏的波澜。2008年最后几个月跨越大江南北的教师和出租车司机罢工就是这样,而今年高涨起来的国企工人反私有化运动也似有彼此影响的影子(保定依棉、通钢和林钢、武汉锅炉厂等国有大厂都发生了大规模、有力的工斗风潮)。统治阶级担心在这种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大背景下,判刘死刑,会进一步激怒无产阶级甚至引发直接行动,乃至连锁反应,危及统治根基。

第二,与2005年声援王斌余运动以学生网友和知识分子为主不同,这次声援的亮点是国内一群无产者(包括各地工人与贵州的数千农民),特别是同在广东的一些工人也发出了声音,与台湾劳工团体的声援活动形成呼应,不少工人还积极参与了捐款。尤其重要的是,部分台湾工人采取了集会静坐等直接行动方式,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力。虽然这些行动相对于中国十亿工农来说仍是不大的呐喊,但它却是无产大众的真实呼喊。这已形成具有阶级意义的一种警告,对此,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顾虑了。

上述阶级矛盾大背景与两岸劳动阶级方面的呼喊行动,应是刘汉黄案目前得以初步轻判的主要原因。

第三,刘案中台商家属配合台独势力做文章,使强硬主张统一的北京当局可能借轻判刘汉黄来表达反台独的政治姿态。但这一点实际上不那么清晰。但这也许仍会使崇拜资产阶级祖国的那些左派沾沾自喜,以为配合资产阶级祖国打击资产阶级的独立势力,能为工人阶级(刘汉黄)讨得利益。其实,就算刘得以免死是因为北京当局反台独的考虑,这种免死也不是工人阶级的胜利,而是资产阶级统独之争的表现,它跟某些自认工人阶级左派者是否把热脸贴上资产阶级祖国无关。

因而,即使统治阶级让刘汉黄免死,也决非反映其“有所进步”,而首先是对自己阶级统治地位的顾虑与对无产阶级反抗声音的忌惮,还可能有维护自身利益统一的考虑。


死缓判决表明刘汉黄案已进入阶级角力影响下

如果我们对照之前众多类似案件(突出的,例如2005年王斌余案、2006年王衍芳案、不久前的闫立华案)来看,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两岸劳动阶级方面争取轻判的各种呼吁、捐救、舆论和实际行动(例如台湾工人的集会、静坐等集体示威行动),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退让性的回应。

之前,我们总在质疑:联名呼吁和捐救等行动是否真的能减轻对刘汉黄判刑、使他避免之前同类案件被处死的命运?对此,我们只能说,这些反映无产阶级民意的施压行为能够产生作用,但这种作用能否达到真正减刑的程度,的确是无法估计的。因为我们虽然知道无产阶级民意能够影响到判决,但不知道这种阶级民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判决。

我们只能说取决于无产阶级呼声与统治阶级压力之间的力量对比,而这种对比又是变动的。比如说,无产阶级方面可以增强呼声、增强捐款、扩大动员,但资产阶级方面也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幕后游说,——就刘汉黄案来说,我们知道刘案案发后珠三角差不多所有台商协会都专门开会通报。不排除台商可能有如下“资产阶级的动员行动”:大笔贿赂法官,资产阶级统独势力之间的政治交易,或向当局许诺、落实大笔经贸利益以及其他手段。而资产阶级阵营的内部操作,是我们很难确切探测到的。所以说,在11月2日审判之前,主动权明确地、完全地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而这个案件也因此首先是个案,它虽然是阶级矛盾的反映,却还不是阶级角力的一部分。

但在11月2日审判时,我们看到一审判决结果是死缓。由上述分析来看,这首先是阶级压力的结果。这样一来,之前的那种疑问就得到了一个确定的回答:“力量对比”这个因素已经确定地在有效影响刘汉黄案。这意味着刘汉黄案至少在判决确定之时就已进入阶级角力的影响之下。要确定这个断语的含义:这当然不是简单在说无产阶级的力量压倒了资本家统治阶级的力量,而是说在阶级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如果统治阶级继续保持压力,天平就会继续向无产阶级方面倾斜;统治阶级只有作出一步退让,才能恢复天平的平衡,重新取得主动。因为日常的阶级统治,必须维系于阶级矛盾的暂时缓和,与阶级力量的暂时平衡。


免死结果的不确定性?

由于刘汉黄当庭提出上诉,这是否会出现一种可能:由于将来力量对比的不利变化(例如台商阶级及其文人走狗,加强幕后游说或搞暗箱操作),审理上诉的高院是否还会推翻掉中院的一审免死判决、改判死刑?

有一种观察意见认为,11月2日宣判中“刘汉黄表现比较过激,已经反常了,判决缓刑的台阶是刘悔罪态度真诚,这样一来刘在宣判时的反常表现给检方抗诉留下了把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应该继续努力。”(11月2日晚间声援刘汉黄群的发言记录)。

这种看法是恰当的。但应指出:法庭上为减刑所做的说辞底下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我上文所述的那些阶级压力。统治阶级永远也不会公开明白地说:“因为迫于力量对比和无产阶级的压力,我们给某某无产者减刑免死”,它一定会给自己找一个貌似公正合理的外衣,来掩盖自己的阶级面目。这件外衣就是法律的说辞。

所以,即使发生了上诉法院推翻中院免死判决的情况,即使以某种借口(例如宣判时悔罪态度不好)重新判死刑,那也一定不是表面上的法律说辞中的那些原因,而是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的结果。这种退让虽仍可能有变数,但毕竟是做出了一个退让,如果再要扳回来,那决不是司法判决书上的一点高深的讨价还价,或纯粹法律上的技巧变换能做到的。如果资产阶级再要扳回这个公开的退让,那必须要在实际物质天平上加砝码——例如本案中的台商及其走狗们要积极造势反盘,就必须要付出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因而,如果说免死结果有不确定性——如上所说,的确有不确定性——根本不在于悔罪态度不好等法律层面上的因素,而在于力量对比在将来发生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在此变化之后,那些法律上的细微差别才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掩饰这种变化的外衣。我们由此应引出一个行动的方向: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动员阶级群众,来维持目前的力量对比、并给天平的无产阶级一方加码,既是为了保证免死的结果,也是为了争取最大限度的减刑。


11月2日之后,重估捐救行动求轻判的意义

我在半个月前的《呼吁捐款救援刘汉黄——谈谈救刘行动的分歧与争议》
(http://bbs.chuizi.net/thread-3969-1-1.html)中写道:

“捐款并不只是依据法律条款的救援方式,它也具有汇聚民众呼声的意义,而且捐款参与的人越多,这种汇聚就越大。当捐款的人数和金额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具有民意表达的作用,主导事件的因素就会起变化。”

当9月17日捐款刚发起时,只有很少的人捐款,当然还不能说捐款代表了民意。而当统治阶级对前一阶段争取减刑的各种努力做出退让——即死缓判决时,我们可以明确这些努力,包括捐救行动,都反映了要求刘汉黄活下来的一种无产阶级的民意,这种民意所参与的力量对比已构成“主导事件的因素”。

捐救行动的作用究竟是哪些?名义上,捐款是为了赔钱给台商,但目前捐款万余元,离一审台商要求120万的判赔目标还很遥远。法院要求一个月内必须赔完。这很显然不可能。财大气粗的展明厂台商从2008年9月“拖欠工伤责任”算起,也拖了一年多了。那么极端贫苦的工人刘汉黄是否有权拖上十年呢?实际上,捐款的主要目的之一可以是:资助将来很可能还在狱中的小刘,让他吃得更好些,这一点对小刘来说非常实际和重要。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上述所说的聚焦民意。但我认为需要评估的正是捐救行动的聚焦民意作用,在11月2日审判后是否发生了变化。

首先,应该承认,前一段时间的呼吁和捐救,已达到了基本目的中最迫切的部分:让刘汉黄免于一死。已公布的死缓判决,在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在场听审的人有见证,主流媒体也做了报道,是所有人都可见的,这应无疑义和歧义。当然如前所述,由于力量对比可能的不利变化,刘目前正准备上诉,就有上诉法院改判死刑的可能。无疑,这可能也是存在的。但我认为,不能因此就说:“刘汉黄面临的首要问题仍是可能被判死刑。”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因为11月2日所下的死缓判决,已经是一个逻辑清楚、文字明确、法律上有效的既成事实;至于说这个确定的事实会不会被另一个新的理由所推翻,那是另一件事。这是一个基本的形式逻辑。如果拒绝承认这一点,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确定了,比如说众人救活了一个落水者,那他现在是得救了还是没得救了呢?应该说是得救了。至于说他被救活上岸后,过几天会不会突然被百年一遇的雷劈死,或被半路杀出的劫匪砍死,或者上岸后走了一段路不慎掉悬崖摔死,那是另外回事,不能因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就认为“他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确定”,或认为“他最大问题还是能否避免死亡”。

我上面说的好象是废话,但其实确定了免于一死已成事实这一点,对于救刘的考虑非常重要。确定前一段时间的捐救基本达到挽救小刘生命的既有目的,意味着捐救行动目前的作用不是为了免死(因为有目共睹:这个目的已达到了),而是为了进一步减刑,当然更要保证轻判的方向(即力争免除:上诉法院改判死刑这样的不确定性),而且捐救以其法律规定只能做这些要求。

但是紧接着,第二,“减刑”这一目标很不明确,也很难明确。最简单举例,比如说你是希望刘汉黄永远关在牢房里,还是希望他坐十四年牢,或者希望他坐五年牢?如果我说“我希望刘汉黄坐五(或任何一个数字)年牢”,这是凭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再减一年两年三年或干脆无罪释放呢?这必定会引起争执和混乱,而且谁也不敢确定到底应该让刘汉黄坐几年牢,因为实际上我们支持刘汉黄的绝大多数工友和许多青年,压根就不愿让刘汉黄坐牢!毫无疑问,捐救仍可能促进减刑,但减刑的主动权已不在我们手上,是减一个级别(如从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还是减几年牢呢?这完全由法官决定。

我这样说,决不是反对继续进行捐救行动,但是事到如今,我们应看到捐救行动在达到自己的基本目的之后,它在聚焦民意来促进减刑方面就变得不那么明确了,捐救功能就首先是改善小刘将来狱中生活的处境。所以可以说,捐救的作用已被死缓(实质是免死)的判决大为削弱,而捐救行动的“减刑”目标既不明确,也使无产阶级处于被动中。


围绕无罪释放诉求的民意动员,才能最大限度促进减刑

我们需要根据实际形势的特点和需要,来引导出行动的结论。有的朋友质问:为什么不早点发起无罪释放的呼吁,而是现在才提及这个结论。因为行动的结论不应凭空设想出来,而是根据11月2日审判及其后的情况转变,而在之前提出这样的行动虽然不算错,但并不具有足够的现实性。因为正如我上述分析的,只有11月2日的审判我们才得到这个准确的信息——统治阶级做出了退让的回应,阶级力量的对比和角力成为刘汉黄案的主导因素。由此我们想到下一步方向应该是动员无产阶级方面的力量,来维持和加强有利于无产阶级一方的力量对比。

但对于这种方向来说,捐款的局限性正在凸现,正如上述分析的捐款目的变得含混了。此外,捐款的方式——到银行汇款,需要时间精力来做,是很多工人难以做的,并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普遍特点。有一个实例是,我的某位工人朋友很想捐款,但她白天上班、晚上加班,一周仅有周日晚上可休息,而且所在工厂离银行较远,根本没时间去银行排队存钱,只好托我代捐。还有一个例子是某工人干脆对我说,他实在拿不出钱来,因为他家也很贫困的,他妈妈重病卧床在家,他干着卑微的工作要养活自己还要赡养老妈。还有,捐款只能表现出帐面进了多少笔钱,大家看到的只有阿拉伯数字,而看不到人的形象以及多少人;我们只知道“捐款人数肯定大于捐款笔数”,但究竟有多少捐款人,这是看不出来的。因此,如果说以汇聚金钱来帮助刘汉黄改善他的物质生活,我想如果强调和确定这种捐款方向,倒是会得到所有深切同意刘汉黄者的完全赞同和大力支持,这才是最现实的;但是如果说以此聚集、表达无产阶级的民意,那真是舍本逐末了。

动员民意的方式,应该符合无产阶级的特点——人数众多,与境遇相似所引发的广泛共鸣和团结,简便,直接。只有联署能够满足这些特点。也只有无罪释放这样彻底的要求,在目的上才是明确的、不含混的。在11月2日审判后,由于初胜与定罪的不合理(仍定为“故意杀人罪”)这两方面的原因,不仅是刘汉黄的情绪更为高涨,而且关心支持刘汉黄的工友和网友中也发生了小范围的情绪上涨,一些朋友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无罪释放的诉求。这种小范围集体情绪的变化,有多大的代表性或多大的程度?目前难以测定。但是我们不打算通过静静地旁观来进行测定,而是引导梳理这种现实情绪,使它化为一次集体行动,通过实践来检验不确定的力量对比,并且参与到这些还不确定的现实因素中,力图推动事件的前进。这就是近日我们集体发起联署要求无罪释放刘汉黄行动的现实理由。

同样,应该对这种联署要求无罪释放的行为做出阶级分析。但由作为联署发起者之一的我来做这样的阶级分析,带有一种复杂性:我不仅要分析这个行动,而且还要推动它。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会专门就此进行详谈,在这里我只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来收尾:刚刚开始的联署活动还远不是阶级斗争的开始,但联署及其从思想到行动的动员,可能成为真正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一种前奏。这包含着,围绕联署的动员中得到自我教育——联署动员可能比捐救动员,更方便和更能有力地开展自我教育,从而有所促进阶级觉醒。只有群众性的直接行动才能真正地解救刘汉黄,不只是他,还有“刘汉黄们”;接下来的群众动员虽然开始是在小范围中,但如促进群众加深对出路的认识,使阶级大众对自主斗争更为积极和活跃起来,那将是刘汉黄案带给我们的主要收获。自命劳动人民先进分子的我们,能否取得这样的收获,现在有了若干确定内容:那就是,是否积极奔走和说动更多人参与联署要求,以及继续捐救赞助刘汉黄;最终,取决于我们能否更清醒、更自觉地进行各项救刘行动,从中积极导引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直接行动的方向,即使还只是酝酿思想上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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