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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讨薪未果连捅5人的民工王斌余之内心独白【工人砍杀老板-专辑。王斌余,王衍芳,闫立华,刘汉黄。。。】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1日 22:01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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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民工讨5千工钱老板给50 一怒之下连夺4命

时间:2005年09月05日09:49 来源:北方热线-沈阳今报


  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艰辛的生活让他经历了一个农民工的痛苦与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后,他向工头举起了刀,连杀4人,重伤1人。

  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

  8月19日和26日,记者先后两次到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与王斌余对话了10个多小时。在取得信任的基础上,王斌余向记者袒露了他的内心世界。

  憧憬打工脱离贫穷

  28日下午,在宁夏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记者见到了王斌余60多岁的老父亲王立定。老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肩上用木棒挑着一个沾满尘土的红布袋,布袋里给儿子装了几件秋衣和几个青苹果。老人是奔波了上千公里路来看儿子的。他告诉记者,儿子很不容易,从小生活不如别人,在家又做饭又洗衣,大了又到外面打工。村里人不出去打工就没法生存!儿子一时糊涂犯了事,我不识字,可我知道应该按国法处理。

  我出生在甘肃省一个小山村,常年干旱家里收成不好。我6岁时妈妈就去世了,家里生活困难,一家三口人挤在一个大炕上。这几年用打工的钱,才在土房边盖了几间砖房,可是因为钱不够,新房的门窗到现在还没装上。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我边上学还边干农活,在家里要做饭、照顾弟弟,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辍学在家。

  我一直想让弟弟上学,可我爸说他自己不识字不也活得好好的,更何况家里没有钱。弟弟二年级时也辍学了。

  在家里,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猫一样,总想逃出去看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为自己争口气。

  挣扎被榨取血汗

  宁夏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民工问题专家李禄胜说: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合法权利经常受到侵犯。究其原因,农民工有80%是自发打工,他们没有技能,没有文化,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和体力活,没有竞争力。同时,他们缺乏生活常识、法律常识、城市劳动常识,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援助。

  “经村里熟人介绍,我17岁就开始到甘肃天水市打工。随后几年又到了甘肃兰州、宁夏中卫、银川、石嘴山、中宁等地,在建筑行业打工,也曾蹬过三轮车。

  刚开始在天水市干建筑活,一天工资11.5元,扣除4元伙食费,最后可以拿7.5元。随后,我14岁的弟弟也到这里来干活了,他一天拿5元。我们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

  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钢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里,都是稀泥巴,差点淹死。后来大家把我拉上去了,我总算逃过一死,却大病一场。老板不给我看病,只给了几片感冒药。

  2003年8月起,我一直跟着包工头陈某干活,他揽的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在石嘴山一家电厂做保温工时,一天27元。保温用的玻璃纤维扎得人浑身起红疙瘩,我们忍受不了,老板就骂我偷懒。

  吴华是工地的负责人,他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他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干,他就打我,骂我。我们平常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7点,有时候到晚上八九点才下班,只要天亮着就干活。

  我们工资一般都是年底结算,平时我们用钱只能找他借。可即使结算清了工钱,仍要扣300元的滞保金。今年老板给我们说晚上加班就给多加8块1毛钱,但最后发工资的时候他们能赖掉就赖掉了。

  去年我们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我胃病花了1000多元还是自己掏的。出了工伤他们根本不负责任,工地上一个小伙子腿被砸了还干活呢,后来干不下去只好回家了。

  反抗拿起了刀

  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管教中队中队长王佐宏:当时听到王斌余的案件时,以为他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后来通过跟踪观察,发现他很淳朴、善良。由于从小生活的环境没有多少温暖,在社会上遭到种种白眼、欺侮,多次讨要不到工钱,产生了报复心理。

  今年5月份,父亲因为去年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再加上我身体一直不好,实在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

  我气不过,就去找劳动部门,他们建议我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到6个月,时间太长,让我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负责人立即给工地负责人陈某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陈某却诬赖我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我工钱,可我并没有偷。

  5月11日,经劳动部门调解,包工头吴新国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我算清工资。谁知回到工地,吴华把我们宿舍的钥匙要走了,不让我们在工地上住。晚上,我和弟弟身上没钱,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块钱,我们就到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

  吴新国一直不开门,住在旁边的苏文才、苏志刚、苏香兰、吴华还有吴新国的老婆过来让我们走。吴华骂我像条狗,用拳头打我的头,还用脚踢我,苏文才、苏志刚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当时实在忍受不了,我受够了他们的气,就拿刀连捅了5个人。我当时十分害怕,就跑了,到河边洗干净血迹,就去公安局自首了。

  反思尊重民工权益

  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博铭: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农民工也要懂得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但同时,国家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利。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只有切实保护他们的权益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不要让他们流汗后再流泪!

  下午见到了我爸,他已经瘦成那样了,见到父亲后我觉得很后悔,当时也是一时冲动。我做了傻事,法律要追究责任。我评价自己是不忠不孝。

  说起来我也是坏人,不应该把别人弄死了,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于双方的父母都是伤害。

  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爸说了,很支持记者的采访。你们采访我,文章发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关注我们农民工。领导到下面来,只看表面大楼好着呢,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楼多少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据新华社编后

  常看报纸的市民对民工爬塔吊的新闻都“腻”了,纳闷民工对这种讨要工钱的方式怎么就不“腻”呢?

  还有偷盗工地设施、夜晚钻窗入室甚至楼道杀人抢劫,报端的文字让人在夜行时遇到民工打扮的人会感到紧张。尽管我们清醒地知道,该痛恨的是犯罪,不是民工。

  如果一个民工杀人抢劫,是因为工头拖欠工钱,缺少回家过年的盘缠,我们又该痛恨谁呢?拖欠、克扣农民工的工钱,直接伤害的是农民工,潜在隐患却危及到社会层面。

  经常有人问:人的生命价值几何?王斌余的5000元工钱只拿到50元,为此工头付出的代价是4条生命。这里没有人敢做出价值对等的链接。

  只是忽略了,对王斌余一样的农民工来说,5000元工钱就是一个人甚至是一家人的口粮。断人家的口粮,不也是谋财害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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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回顾:王斌余事件新浪新闻的报道
发布: 2009-6-22 11:08 | 作者: 未知 | 来源: 新浪网

年08月12日10:22 宁夏日报

今年28岁的打工者王斌余,至今未婚,不过,他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今年5月11日晚,这个来自甘肃省甘谷县盘安镇一个偏僻小山村的年轻人,激愤之下一连捅死4个人。

这本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王斌余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罪犯,和其他凶杀案一样,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然而,透过王斌余被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所扭曲的心灵,这又不是一起简单的凶杀案件。它折射出,在王斌余的背后,许许多多的农民工,有着相似的困惑与挣扎。

只上过小学四年级的王斌余,没有什么文化与技能,为此他只能靠出卖苦力维生。在外出打工的八、九年,他总是在屈辱中挣扎,最终也因无法承受屈辱而成了杀人犯。

“我杀了他们,是被他们逼的。”

那个夜晚王斌余并没有想杀人。

5月11日晚,因为没有要来工资,他和弟弟王斌银又被拒绝住到宿舍,他们便到外面找个住所。

就在这时,王斌余又遇到了白天没有给自己工资的吴某某,以及苏志刚、吴华等人。“我就是想问他们要点生活费。”

据警方事后调查,王斌余兄弟两人来到吴某某位于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的住处后,再次向吴某某索要工资,但吴某某没有开门,于是双方发生争执。之后,苏志刚、苏文才(苏志刚之父)、吴华、苏香兰(女)先后到来,也和王斌余兄弟争吵了起来。

提起那天的事,王斌余有点激动,“苏志刚说我告他的状,可我从来没有。苏文才还打了我弟弟一个耳光。我告诉他们,我们只是来要工钱,并不是来打架的,可是他们父子俩又来打我。”

也许正是苏文才打了王斌余弟弟一个耳光,让王斌余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愤怒爆发了,“为什么我们活着总是让人欺负?!”

王斌余的愤怒变成了疯狂。他掏出身上的一把折叠刀,将苏志刚、苏文才、吴华、苏香兰相继捅倒在地,又见吴某某之妻汤晓琴扶着被捅伤的苏志刚蹲在墙根处,王斌余持刀又将汤晓琴捅伤,后又看到吴某某,王斌余追了上去。

王斌余没有追上吴某某。此时已由疯狂重新回到理智的王斌余又回到事发现场,对4个被害人再次进行捅刺,“他们这样欺压民工,却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我就是要杀了他们。我杀了他们,并不是我想的,这是命运的安排吧。”对于自己的所为,王斌余没有后悔,“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这样活着太累了!”

王斌余杀了人后没有逃跑,而是到惠农区公安分局自首,“我是被他们逼的没法活了。”

被不幸家庭扭曲的王斌余

看上去并不强健的王斌余,出生在甘肃省甘谷县盘安镇的一个偏僻小山村。他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家里,一个体弱多病的父亲,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弟弟,而且母亲在21年前因病去世。

12岁的时候,因为家庭的贫穷,王斌余辍学了,回家看门、做饭、干农活。17岁那年,王斌余开始跟着村上的人到天水市打工挣钱,“那时他们说带我出去学技术,可是去了就让我干体力活。最后什么也没有学到,由于太累反而落下了一身毛病。”

1996年,王斌余年仅15岁的弟弟王斌银接替哥哥也走上了打工之路,“他是替我去打工的,一天才挣5块钱。”1997年,不忍心弟弟一个人在外打工的王斌余再次踏上打工之路。

王斌余没有想到,这条打工路竟是不归路。

“我不想看到家里的人,因为在家里,我们总是让人欺负。”王斌余不幸的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家在一个小山沟里,非常穷。虽然这两年修了砖房,但却欠了别人近2万元债。”虽然王斌余兄弟俩都在外面打工,却给家里带不回多少钱,因为没有钱,28岁的王斌余至今没有对象,“在我们老家娶一个媳妇要二、三万块钱。”王斌余说,在老家,30多岁娶不上媳妇的男人多的是,“就是有钱,村里的姑娘也不愿意嫁给我们,她们都到城里打工,或是做小姐。”

王斌余告诉记者,由于他的叔叔娶不起媳妇,他的姑姑就和别人换亲了。“姑姑和姑夫总是吵架,后来姑姑就离家出走了。”那时王斌余只有10来岁,但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姑姑走后,姑夫兄弟两人拿着镰刀与自家人大动干戈,“我奶奶胳膊上现在还有当时留下的刀疤。”

家乡给王斌余留下痛苦记忆的不仅仅是这些,“因为我们那里穷,许多人都去打劫。我四叔当兵回来后,也想去抢劫,但是我父亲不让做,说这是出卖天良的事。可是人家打劫的人日子过得挺好,而我四叔因为穷直到40岁的时候才娶了媳妇。”

出门打工后,王斌余一直买彩票,“我每次都希望自己中大奖,这样就可改变家里的状况。”可是他一次也没有中大奖,“老天就是对我们穷人不公。”

山沟里贫穷、落后的家乡,以及充满不幸的家庭,在王斌余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一点快乐和幸福的感觉。唯一让他牵挂的只有父亲,“去年他在给别人帮忙时,腿被砸断了,至今也没有治好,这次我就是要了钱给他治腿。”提起父亲,王斌余三次落泪。

“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去偷,可总是被打、被骂。”

18岁那年,王斌余开始过起了漂泊的打工生活。他主要在甘肃、宁夏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出苦力,期间,也曾在中卫县蹬过三轮车。

“蹬三轮车时一天还能挣三、四十块钱,后来中卫改市,就不让我们蹬了,我就又开始在工地上出苦力。”

从2003年起,王斌余兄弟就开始在陈某某的工程队打工,时而在银川,时而在中卫,时而在石嘴山,“工地到哪里,我们就住在哪里。”

2003年下半年,王斌余来到了现在的工地上,吴某某是工地负责人,“我和这个工地上的负责人分歧很大”。王斌余认为,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工地上,他们总是让我偷工地上的东西,我不愿意偷,他们就骂我、打我。苏志刚还总是骂我‘脑子有病’,我真的没有办法了。”王斌余告诉记者,吴某某组织了自己的一帮人,只要别人不听话,就打就骂,“我的两个老乡都让他们打跑了。”

王斌余的不满不仅仅是这些,“在工地上,老板克扣我们的工钱是常事, 说好是干一天给27块钱,可我们拿到手里的只有18块。而且,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王斌余告诉记者,去年12月份,天气特别冷,但老板为了赶工期,中午不让他们回去,吃饭就在工地上,“饭菜都是冰凉的,吃都吃不下去。”

今年5月以来,因为自己身体有病,实在是干不动了,再加上父亲的腿被砸断了需要治疗,王斌余不想干了,就想要回今年以来挣下的5000多元工资后回家。但是经过无数次的讨要,王斌余没有要来一分钱。

5月11日,王斌余找到劳动部门,劳动部门找来了吴某某,要求吴某某及时给王斌余算工资。“吴某某说我在工地上偷了铝皮,要扣我的钱。可是,我没有偷。”在看守所里,王斌余有些激动,“吴记者,我看工地的时候,一张铝皮也没有少。真的!”

经过劳动部门调解,吴某某向劳动部门承诺,5天内给王斌余算清工资。可是,王斌余再也没有机会亲手拿到这笔钱了。当晚,他便一连捅死了4个人。

王斌余的自白:我从不愿和城里人打交道。

王斌余已在城里漂泊了10年,“但我从不愿意和城里人打交道,因为他们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民工。”

王斌余讲述:一次我去银行汇款,那里的人看到我穿得特别脏,就不理我。还有一次在兰州,我问车站的人有没有回天水的车,那人恶狠狠地对我说,“没有。”

“为什么我们活着总是让人瞧不起,总是让人欺负?”

“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事都没有人支持,都没有人帮助?”

“为什么老板们都那么有钱了,还克扣我们那点工钱?其实,我们只是想挣点钱,能吃个饱饭。”

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王斌余向民警要来纸笔,写下了这样的话:

“他们威逼我变卖人格,偷工地上的架子管,(我)不偷还打我、骂我,还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我一个无权无势无钱的农民工怎能抵抗他们?”

“他们打我,我忍了两年多了,现在不干了,他们还要打我……我很气愤,我的命真的这样苦吗,死了总没有人欺负我了吧?”“我现在满足了,在看守所里没有人打,没有人骂,权利有了保障,不像在外面,老板不顾我们农民工的死活逼着干活。”

结束采访,王斌余平静的离去,只是在走向牢房时,回头到记者说:“吴记者,我的生命是小,可我希望党和国家能重视我们农民工。”

新闻来源:华兴时报 责任编辑:马江 田丽 实习生:马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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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署声援中国内地民工王斌余:

我们要求重审王斌余案的公开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近日关于王斌余案问题,舆论沸沸扬扬,社会各界反映强烈,枪下留人之呼声不绝。2005年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但由于此案的突出性、典型性、集中性,我们认为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必要站在更高的角度重新考虑整个问题。我们的呼吁如下:



一、对案件本身的要求



1、我们强烈要求法院将死刑改判为死缓。理由如下:

(1)根据媒体的报道和王斌余的自述:在案发前,王斌余及其弟曾被陈某等5人毒打,生命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中止陈某等人的行为,王斌余很可能被毒打致残或致死,因此,王斌余的行为应属防卫过当。在此之前,王斌余的生存和心理也面临危机:因为追讨工资,被污蔑偷窃建材,长期受陈某(包工头)的污蔑,老父重伤在家,亟待他的工资救急,家中还有妻儿,都依赖王斌余的劳动所得,在此情况下,王斌余的生理和心理承受力都到了极限。



(2)王斌余根本不存在主观恶意和人身危险性,他只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工人。王斌余出生在甘肃困难农民家庭,小时候他边上学还边干农活,在家里要做饭、照顾弟弟,小学四年级时他就辍学在家。17岁他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资本家的克扣下艰辛地生活,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权势的欺侮。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管教中队中队长王佐宏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听到王斌余的案件时,以为他是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后来通过跟踪观察,发现他很淳朴、善良。王斌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质朴地说:“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在这个对于农民工这样的一个十分特殊的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而言,我们强烈要求按照罪刑均衡原则,即主张行为应与其行为的可予刑罚谴责性相适应;犯罪的性质,从其恶性程度上讲,不能光看行为后果,还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即行为应受刑罚谴责度的大小。由王斌余案来看,王斌余虽杀了人,但是其根本没有主观恶性,且只要法律对他的基本权利给予保障,他就决无人身危险性。因而我们一致认为并要求:王斌余的行为受刑罚谴责度并不大,而应免除死刑。



(3)根据王斌余案分析,王斌余属于激情杀人,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类案件在法制国家都和谋杀罪有区别,判王斌余死刑,于法不容。



[《人民日报》1979年曾报道过新疆蒋爱珍故意杀人案,与本案相似,亦有学者在网上发表文章,予以援引,建议做判例参照。新疆某兵团的女青年蒋爱珍貌美活泼,被人嫉妒,因而被人造谣“作风问题”,而受到严重伤害。她多次向组织请求处罚侵害者,以保护自己的名誉,但都未果。在无法捍卫自己名誉、受到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蒋开枪击毙3人,包括一名副团级军官。因此,她一审被判死刑,在全国舆论上引起巨大轰动,北大多位著名法学教授也以法声援,后法院终审以“故意杀人罪”,被判蒋15年有期徒刑。首先,被告人都是严重受害者;其次,被告人在实施报复之前,都缺乏可以期待的权利救济途径。王斌余们在不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且遭受违法者(欠薪行为已属违法)新的侵害的情况下,所实施的报复性行动,不能由他们承担全部的责任。从刑法刑事责任的立法和原理来看,对王斌余处以死刑本身就违背法理]



(4)案发后,王斌余到公安局主动自首。应依法酌情减轻量刑。



2、王斌余案中,当地相关部门和资方负有相当大的责任,王斌余被逼上绝路而杀人,相关部门和资方负有相当的过错。



根据媒体的报到,王斌余曾找过当地法院,法院说受理案子要3到6个月,让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给陈某(资方老板)打电话说他违反劳动法,但却没有对陈某执行任何处罚,而仅让王斌余继续独自己追讨工资。



王斌余仅仅是追索劳动报酬,被陈某纠集一群人毒打,人身安全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并导致了王斌余的反抗。



对于拖欠工资的行为,中央曾三令五申严惩。温总理曾亲自过问农民工工资问题,为民讨资,陈某却公然抵制中央政策,长期无理拖欠工资。但当地法院却以受理时间过长扯皮推诿,把皮球踢给劳动部门。王斌余老父修房子被砸断了腿,急需医疗费,以王斌余的经济情况,亦无力承担耗时日久的官司─这意味着生活、住宿和相关的支持将可能大于官司打赢后的所得。而劳动部门仅仅告诉陈某违法,却并未对已构成违法行为的陈某进行任何强制性处罚。

所以,当地相关部门和陈某应为其过错依法承担部分责任。



二、由王斌余案引申的要求



3、工人做工,是以自己的生命时间换取工资来维持生存;不发工资,就是要剥夺工人的生存,凡不发工人工资者,不但犯了劳动法,也犯了欺诈罪,犯了谋财害命罪。在我国,老板有意赖工人工资不给的事件已经成了相当普遍的现象,。王斌余案反映了现行法制和政府责任体制的一系列缺陷和不足。要保护工人阶级特别是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基本权益,仅仅靠现有法律法规制度远远不够。我们考虑并综合联署人意见,提出以下要求:



(1)建议在渎职罪一章增加一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用人单位不依法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负有追究责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追究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建议对拖欠工资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增设相应的罪状和量刑规定,对以暴力或者以暴力威胁劳动者的,其量刑标准应与抢劫罪相近。拖欠工人工资还应处罚金,罚金数额与拖欠时间成几何级正比,例如:拖欠工人工资一个星期,罚拖欠额两倍,两个星期3倍,依此类推,拖欠越长,罚的越重。



(3)现刑法有关劳动安全事故罪(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仅仅规定了结果犯而不是危险犯,这样的规定与这类行为造成的危害相比,显然是罪罚不相当。建议参照“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犯罪的罪状和量刑规定,对这类犯罪罪状、量刑作如下修改:具备危险状态的,规定构成犯罪,量刑适用现刑罚;对造成实际伤亡后果的,参照上述罪名的法定刑标准处罚。



4、王斌余案不是特殊的个案,而是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之中的极端例子。王斌余案作为一个十分集中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方面在于资本的超额剥削(拖欠工资)和地方官僚机构的冷漠无情,另一方面在于工人缺乏团结起来的抗争方式,这种缺乏的根源在于工人没有政治权利与工人自身的觉悟水平低。资本的超额剥削(拖欠工资)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极其严重,已经严重威胁了工人的最基本生存,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对地方劳动部门的作风和机构进行了整顿,并追回了不少拖欠工资。但是这一解决方式是表面而有限的。近几年,各地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社会问题趋于尖锐化,这是劳动者的合法权利长期得不到保护的恶果。为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充分做到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当前主要目标,应该赋予工人以民主权利。因此,我们要求:落实现行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权利,使使广大劳动者能够有组织的进行依法维权,并考虑恢复在1982年修宪中删除的工人罢工权。否则,日后很可能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王斌余被逼到社会死角,将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及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巨大威胁,社会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我们希望全国人大常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重大案件明察秋毫,重新斟酌,对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予以必要的纠正。



此致

敬礼



2005年9月

公开信综合多名网友(包括非联署者)意见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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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战争前夜的思考:漫谈王斌余杀人事件

(2005.9.30)

 
陈  泰

 


  王斌余:28岁,家住甘肃省甘谷县,多年在外打工(三轮车夫、建筑工人),当过民工「班长」[1]。因家事与健康原因,今年4月小王辞工却迟迟领不到欠薪。2005年5月11日夜,再次讨薪时,狂怒的王斌余出刀杀死工地「领工」吴华及家人多名(总计四死一伤),随即投案。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王斌余死刑。

  就事论事地说,小王的杀人经过或许尚存隐情;「班长」与「领工」两年多的恩怨纠葛,或许比外人想象得更复杂。但此时此地,探讨直接涉案细节已无实质意义——普遍的阶级压迫与官民矛盾,让无产大众的社会仇恨越积越高,稍有机会便于互联网(主要的民间时政议事堂)上四处迸溅;在无数网民心中,这位普通工人的悲伤、怒火与手起刀落,统统沾有政治控诉与阶级复仇的意味(「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这样活着太累了!」[2])。

  与刘涌案、宝马案相比,主流学界的调子有所变化——部分自由派耐心重复着「王斌余是被50年代以后伸出的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地」[3](原《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等等反共八股;更多有产幕僚预感风暴将至,敦促上层(从官僚资本到民间商界)有所作为。一年来,崇毛自强派也好,宪政鼓吹者也好,纷纷鸣笛警告当局「通过压制性措施获得的社会稳定并不等于社会和谐」[4](北大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不可一味「以种种强制性的手段压制群众对本身权益的追求。这种强行压制将使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分裂」[5](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左大培)。王案曝光后,谋士们更加热心劝谏大小老板「自己发大财要允许别人发点小财或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6](《中国青年报》编辑曹林),替劳资合作煽风造势。

  就这样,深刻的阶级对立、改良主义兴起、互联网的相对言论自由等等因素相互作用,使一起刑事案风云际会地演变为社会-政治风向标,王斌余则充当了工农苦痛的临时化身。




「我只想老老实实打工挣钱,

为何就那么难?」(王斌余)[7]



  复辟十余年后,政商精英拉长脸招认「改革严重地损害了原来的工人、农民这些基本群众的利益,他们已成为改革的阻力」[8](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林凌)。干巴巴几句官话,饱蘸多少血泪?打工十年的王斌余,即为穷人挣扎求生的范例。

  与亿万阶级兄弟相仿,小王「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改变命运」[9];却身陷苦海——待遇低下(「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买啥,住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大通铺上,几十个人挤一间」[10]);工时极长(「只要天亮着就干活」[11]);充满危险(「我们在墙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12])而毫无尊严(大小工头「经常平白无故地拿我们出气」[13])。为了卑微的温饱梦(「我们只是想挣点钱,能吃个饱饭」[14]),王斌余忍了又忍;他竭力适应社会,时不时买张彩票撞运气(「每次都希望自己中大奖,这样就可改变家里的状况」[15])。

  年复一年,希望全打了水漂。低薪(王斌余十年仅赚到三万块)与拖欠(截止2005年1月,全国建筑工人欠薪累计约700亿元)像两根糙绳,勒得人发狂。2005年以来,仅(小王所在的)石嘴山市惠农区各工地便有9人死于讨薪纠纷;心越来越冷,忍耐似乎到了尽头。



「有钱的人欺侮我们,

我们没钱的人只能以生命来捍卫权利!」[16](王斌余)



  中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初步撕掉了有产者及文化狗腿的画皮。数年前,自由派作家刘晓波跺脚长叹「唯一能够动员经济精英向当局施压的改革措施,也只有与其利害攸关私有产权的入宪……但他们决不会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17],至于一度自诩中华良知的文化界,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麻木不仁甚至幸灾乐祸」[18]。数年后,私人资本仍晃着膀子向官僚资本争权要利,一干枪手挽起袖口指指点点——「最严重的问题是真正垄断的国有企业不改制,不想改。今年中石油、中石化(的利润)分别超过了1500亿元……这才是改制当中最大的不公」[19](《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此时,大江南北千百个工棚、车间与工地里怒火渐旺。

  整个九十年代,自由派学界一直挺着肥厚的下巴教导大众「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愿’交换的基础之上,所以,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参与这种交换的商人」[20](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刘军宁)。「商人」王斌余不懂这些「普世理念」,却火烧火燎地觉察自己「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拿得最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21]。随着资产阶级的大体形成,个体商业冒险的黄金期已过;工人的前途暗如死灰,「想发生(向上的)变化已非常困难」[22](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官方统计表明「1993~2002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年均增长36.3%,涉及人员年均增长41.3%,非国有部门是重灾区」[23](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各级官员常常「在某种程度上与雇主达成妥协或合谋,劳工利益则成为被牺牲的一方」[24],无数矿难就是有力证明。

  2004年4月, 16岁东莞女工陈锁参加反低薪罢工后被捕入狱;也许,宁夏工地上的小王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与陈锁同样痛感「出来挣钱这个坑那个坑,活着真没意思!」[25]。终于有一天,讨薪讨到几顿臭骂后,王斌余拿起了刀。

  对极端压迫激起的类似行为,部分自由派维权分子并未撇清关系,反而表示这种「人类求生的本能,是自然界生物生存的本能」[26](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武绍智),值得同情;自强派则埋怨资产阶级「一味的强调效率优先,最后的结果是损害了效率,现在到了只有公平才能效率的地步了」[27](航空航天大学韩德强教授)。「同情」也好「公平」也罢,目标只有一个——实现劳资和谐,「在温和的抗议和极端的抗议之间架设一个台阶,不要让他走向极端」[28](孙立平),即防止贫富矛盾上升为无产者的自觉斗争。

  上述阶级调和的设想(比如行业性工资集体谈判制)初步得到官方的首肯鼓励;顽固多年后,后者发觉对付臭苦力也得软硬兼施,「只要工会能给他点温暖,只要工会能主动替他代言,为他维权,悲剧就不会发生」[29](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九十年代初资本主义复辟后,一直吃冷馍、坐硬板凳的改良主义,似乎熬到了出头的一天。



从自由派到自强派:改良主义大合唱渐入主流


  从二七罢工中的京汉铁路股东到21世纪初的珠三角众老板,中外有产者往往认定劳资纠纷无关剥削,而源自「颠覆分子」的蛊惑——「有些人故意夸大贫富差距,他们的研究方法有问题,主要是心态不好」[30](物美集团董事长兼全国政协委员张文中)。面对颟顸犯浑的老板,幕僚们只好耐着性子进言「精英群体获得好处太多,承担责任太少」[31](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已接近资逼民反的地步。极端市场派的某些狂人也透过牙缝表态「从现在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来看,‘市场化’、‘改革’这两个词,已经具有了负面含义」[32](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很不情愿地低下了头。

  种种迹象说明,有限改良的思路,已在主流学界取得原则共识。多年水火不容后,政商精英的军师们(从国家主义者到「自由工会」流亡者)终于为了剥削秩序的锦绣前程走到一起。尽管旗帜杂异,大家对劳资合作的必要性毫无分歧:各有产集团代言人都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有效的,以利益各方集体谈判为主,以法庭裁决为最后防线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公正保障的机制」[33](《中国劳工通讯》编辑韩东方),以「防止精英阶层走极端,保障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34](崇毛派国家主义喉舌「老田」)。谋士团深知阶级平衡的要害在于「将工人群众自发地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引向理性的、有组织的、建设性的轨道」[35](左大培),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分得一席之地的工会通常乐于「及时地,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激烈的抗争行为就可能避免」[36](《中国劳工通讯》编辑蔡崇国),社会革命的潜力就可能被抑制。

  综上所述,改良主义体现为(从精神到组织)全面驯服工农,使后者「在法律框架下,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利益冲突」[37](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防止发生任何可能打断经济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动乱」[38](左大培)。一句话,劳资合作的目标在于资本暴政的延续。



自上而下的改良:统治者的具体利益动机


  世人皆知大陆当局长期奉行政治高压的国策,认为「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39](邓小平);国家机器视独立工运或政治社团为洪水猛兽,对社会改良运动也心存戒备。到底是哪些利益动机,让北京有所松动?

  首先:必须完善劳动力市场,以保持、强化经济后劲。说白了,还是利字当头。一百年前,孙文断言中国社会由「大贫」(工农)与「小贫」(本土工商界)组成,老板只比工人略有宽裕,谈不上谁剥削谁;「中山先生」的诡辩,道尽民族资本心声。一百年后,这块土地再度「成为外国投资者的天堂。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规模巨大,质优价廉」[40](商务部长薄熙来),并「事实上承担了(全球)中低端产品的生产」[41]。本土老板与民国先辈一个德行,既委屈自比「国际民工」[42](「出口约八亿件衬衫才抵一架空客380」[43]),同时牲口般使唤工人但求多榨几两油。

  血汗工厂虽为中资争抢海外市场立下功劳,可缺陷也极明显——「以压低劳动力价格、无限延长劳动时间的方法来进行原始积累,很快就会出现阻碍经济发展的弊端」[44](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容)。诸多血汗工厂后遗症(比如国内市场狭小与劳动力素质恶化)迟滞着本土产业的升级换代;除了低薪与拖欠,民族经济的另一痼疾是极度忽略职业安全(「全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危害的人数超过两亿」[45]),使得「健康不安全不仅成为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46](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对优质劳动力的持续供给与使用冲击严重。上述发展道路越走越窄的现实,最终引起统治者的疑虑——「什么是‘世界工厂’?现在看来,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47](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难以为继。

  其次:各个资本集团的明争暗斗,使上层忙于内部利益再分配的当口,更有必要拉拢下层并驾御现实与潜在的工农运动,让后者「为我所用」。这些年来,私人资本在国家机器恩准下大肆掠夺国有资产,羽翼初丰后便盘算着与军政官僚分庭抗礼;一位官家谋臣精炼地描绘了这部「海盗联盟盛衰史」——「西方当年是抢外国,我们是自己抢自己,城市抢乡村,有权者抢无权者。公共资源抢完了,现在已经进入精英联盟开始破裂的时候」[48](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杨鹏)。私人资本巴望着继续掏空国有资产(土地、运输业与军工),国家机器却开始向新富们催饷,让后者替多桩「国之大事」(从消弭国内社会危机到应对国际战争)的开销分忧;用自强派学者王小东的话说,「(如今)政治精英要从经济精英手里往回拿钱了」[49]。

  毫不奇怪,朝廷派下来的税单越发激起民间商界「纳税就有政治发言权」的呼声。与后者难分彼此的自由派学界既以宪政要求支援私人资本,又掌握着维权运动的多数资源;它有计划地争取基层民心,几年下来似乎占了先手(最新例证:广东番禺太石村村主任改选风波),最终引起当局的不安。不过,部分工农对「中央」仍有一线期望,认为「(国家)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50](王斌余),给官僚资本的调和「新政」预留了不小的机动空间。

  最后,中华资本主义打算借助上层改良建立有产统治的精神合法性,填补复辟后的政治文化空白。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运理论家卢卡奇曾发现「日常生活中无产大众视(资产阶级法律)秩序为自然存在或生存的客观环境,并主动服从它」[51];只有工人革命时期,类似的思想奴役才普遍动摇。对文化统治的不可或缺性,京沪富豪的学界打手们心里有数——「企业家怎么办,要实现长治久安,要用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来改造这个社会,他就必须要进行精神建设」[52](杨鹏)。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除了有赖所有人、尤其是统治者和执行者的意志和理性,也需要社会广泛的民意和人情的配合」[53](北大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两相对比,中国的司法显然缺少民意基础——抛开执法腐败不谈,法律体系本身也属于「各特权利益部门之间利益平衡的产物」[54](杨鹏),有待修正。

  王斌余案让政商精英紧张的地方,在于「这个案件本身从法律上说,是没有悬念的」[55](陈兴良)。中规中矩的死刑判决却招来漫天怒骂,背后隐藏着几乎整个社会(无论资本家、职员阶层或工农)对国家机器强烈的隔阂敌视情绪。本案发生前,司法界头面人物已看到「(法庭)判决必须能被当事人和公众所尊重和信赖,否则,不仅不会对社会和谐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冲突的爆发点」[56](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南英)。说白了,「简单地援引法律条文进行判决不一定得到社会的认同」[57](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却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当然,敌视具体的官员部门不等于看清国家机器的阶级压迫本质。总体来讲,饱受欺凌的劳苦大众——比如王斌余之父王立定——仍恪守敬畏律法的服从观念(「我不识字,可我知道(犯罪)应按国法处理」[58]),让高官富贾暗自庆幸。与此同时,不少干练的朝野有产者已「变得谦卑,开始考虑发展无形领域,以形成对市场经济的有效支撑」[59](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长赵晓)。「无形领域」里的官家与民间商界既有通力合作共保有产江山的一面,也是互挖民意墙角的竞争对手。与气势逼人的自由派维权运动相比,国家资本经验少手法旧起步也晚,且惰性十足。诸如「引导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确对待利益关系的调整」[60](中宣部长刘云山)的官腔说教,简直人见人厌;对具体老板的抵制与敌视,国家机器也难把握尺度,常发出「我们想来帮忙,但是企业认为你在添乱」[61](共青团中央权益部副部长周扬帆)一类哀鸣。

  那么,上层改良的胜算能有多少呢?



上层改良的前途


  不久前,一位流亡工运活动家敦促中央政府早下决心,尽快「使自己成为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协商规则的制定者」[62](蔡崇国)。为此,必须使工会摆脱行政部门的三流附庸地位[63],进入利益游说团体的新角色。其实,官方工会也酝酿了不少改良措施[64],计划「把工会干部培养成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协调劳动关系专家」[65](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宝树)。2004年初,全总指令下属更加重视流动工人,「不论户籍关系在哪里、用工形式如何、就业时间长短,都要依法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66]。一年后,全总外来工会员达3500万人[67](另说1100万人[68]),仅广东一省便有600万之多。

  然而,衙门恶习与当局对(即使是最温和的)基层工人倡议的恐惧,决定了全总忙乎半天只抱回一堆纸面灿烂的假业绩。它几乎总是「让私营企业老板去成立工会,由老板再指派人去从事工会工作」[69](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效果不问便知。以珠三角为例:当地「厂长兼作工会主席的现象十分普遍」[70],导致工会名存实亡社保虚无缥缈;许多民工跟王斌余一样「签了劳动合同,合同上写了交医疗保险。结果有病根本拿不到」[71]。北京的智囊团很清楚:假设官办工会形同虚设,「农民工就会求助于老乡会等一些非正规组织,或用非常规手段甚至极端方式维权」[72](全总研究室主任李滨生),最终使大资产阶级难以落实对工人的组织控制与精神束缚。

  什么是智囊们担心的「极端方式」?它主要并非舆论熟知的自残讨薪(自焚跳楼),也不等于王斌余式的个人复仇,而是尚未广泛出现却蕴涵着极大潜力的群众性直接行动——经济与政治罢工;占领工厂;改组旧工人机构(职代会与官方工会)与建立新组织(罢工委员会、独立工会与工人代表会),以及上述行动的跨厂跨地区联合。阶级实践告诉我们,取得初步成功后,罢工运动的后续规模越大,群众的自我组织程度越高,有组织工人越容易认清自身全局利益,而斗争精神也会越彻底。大规模工潮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批先进工人,以后者为基础的先锋组织与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形成,是战胜资本专政的首要条件。

  毋庸置疑,部分庙堂谋臣急于引进成熟的国际阶级妥协制度,包括罢工合法化;他们恳请执政者「不能老把它(即罢工——陈泰注)提升到政治高度,它只是一个正常的经济问题」[73](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夏积智),亦即调节劳动力价格的砝码。数不胜数的特大矿难,已把采矿工人的职业安全问题从技术领域向政治争端催化;一批清醒的改良主义者指出罢工权可使矿工「面临事故威胁的时候,具备拒绝生产的权利」[74](《中国劳工通讯》),减弱事态的严峻程度。但冒进改良会否救驾受挫,反成引爆社会仇恨的第一簇火星?对此,统治者实在没底儿,众多文化帮凶也提醒当局「单纯地顺从群众的要求甚至鼓动群众的欲望是不行的,这可能会把群众的情绪引向非理性」[75](左大培),真是左右为难!

  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拉美病」(从社会服务极端市场化、农民破产到工人失业欠薪)症状已很明显,反过来迫使上层的调和尝试一步三回头,惟恐一步走错万劫不复。统治阶级拒绝开放任何政治自由(对工人来说,即结社罢工出版会议自由);它的工会建设局限于「依据中国的工会法积极去找企业,同时找企业上面的党委和政府」[76](全总宣教部副部长盛明富),否则便一筹莫展;很长时间里,它甚至不肯(或无力)定期小幅提高工业无产者的低收入(今年稍有改观[77])。剩下能做的,只有尽量鼓励工人抗争「不冲击机关,不罢工……一切依法而言,依法而行」[78](北京出租车司机维权分子董昕),以及招安底层自发组织的头领——在乡村「以整合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为前提,将那些体制外的组织力量纳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运作之中」[79](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博士),在城市笼络民工同乡帮派头头(如义乌外来工「开化帮」代表汪升利[80]),做点小贴小补。

  上层改良的前途究竟如何?

  简约地说,只要无产大众不敢或不愿广泛参与抗争,劳资和谐的把戏总会有点市场;中国的现实里,它往往只是把对苦力的痛殴解释为「和谐」。大规模工运的出现取决于许多诱发因素(工业危机、有产集团内斗与国际战争),但最终取决于中国工人的觉醒速度与自我组织程度,取决于何时出现一批以阶级解放为最高目标的先进工人。说到这里,让我们再次回到王斌余事件。九月下旬他的案件进入二审,众多「刀下留人」的呼吁中,有人(比如陈兴良)主张废除死刑[81]。资本主义社会里,死刑到底对谁最有利呢?工农大众应如何看待类似立场?要澄清这些疑问,就不能回避国家的阶级属性以及死刑、国家暴力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因为对国家本质的理解,是工人阶级迈向解放的关键一步。



无产大众与废除死刑


  80年代以来,中国《刑法》的死刑罪名一再追加(目前达68个),可谓名副其实的「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政府许诺「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82](温家宝总理),甚至声称「中国从长远来看要废除死刑」[83](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工农是否该支持废除死刑的呼声,抑或相反?死刑、国家暴力与阶级斗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作为阶级统治的机器,国家是包括刑罚制度在内的有组织暴力,而法律存在的本质是保卫统治者的长远与局部利益。资产阶级法律既确认、协调有产者的利益,也为如何管理工农大众及其他被压迫阶层制订规则。根本上说,肉体消灭的威慑主要针对底层大众,尤其是反压迫「民变」的领袖与骨干。1886年芝加哥秣市广场五一爆炸案的审判中,USA国家公开宣布受审的工人革命者「被挑选出来,由大陪审团仔细地挑选出来并加以判罪,正因为他们是领导人。他们和追随他们的成千上万的人犯有同样的罪。……把这些人判罪,拿他们来做榜样,绞死他们,这样,你们就拯救了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社会」[84](首席检查官格林奈尔对陪审团的总结发言)。这段发言,可谓道尽法律的阶级特征。120年后,当官方一度对王斌余案的最终处理态度暧昧时,学界帮闲立即提醒当局「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不对其判处死刑,发出的(社会)信号是很危险的」[85](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光权)。

  有人会问,既然死刑有震慑工农之效,为何诸多专家不断呼吁「尽快取消一切非致命性犯罪的死刑,尤其是那些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的死刑」[86](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仁文),而国家至少笼统地表态赞同?问题的关键,在于街头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并非有产阶级,而是包括职员阶层在内的普通民众。假设阶级斗争尖锐化,资本家及讼棍师爷总能找出一千种方法大开杀戒。就中国现实而言,政商精英(特别是民间商界)既利用国家暴力自保,也积极限制行政权的滥用,减少官僚或竞争对手公报私仇的机会;自由派学界主张废除死刑与减轻经济犯罪的惩戒度,均出自上述考虑。

  那么,工农能否利用有产宪政改良,保护阶级战士(比如当年的五一烈士)免遭最严酷打击呢?当然,革命工运不放弃任何争取空间的机会,但阶级对抗的结果主要取决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非国家圣殿供奉的「根本大法」。一旦利益需要,有产者不在乎践踏自家颁布的所有堂皇条文;「亚洲民主化潮流」头雁——菲律宾发生的一切,便是最好证明。1986年2月,资产阶级反对派侯选人阿基诺夫人当选菲国总统,不仅终结马科斯独裁,还诱发了历史性工运高涨。次年,民选政府正式废止死刑;与此同时,「民主化进程」的 14个月里总计51名罢工纠察队员遇害,比独裁时代12年内牺牲的罢工纠察队员总和还多!1988年,阿基诺总统特批将颠覆、起义和煽动暴乱列为死刑罪名。17年来,尽管菲国法庭几乎从未处决过政治犯,但大资本豢养的极右地下军杀害、绑架了数以百计的工农运动积极分子与左翼干部。在另一个废止死刑的国家——哥伦比亚,形势惊人相似。1986年以来,总计3600名哥国工会骨干遇害[87],多数死于极右地下军枪下。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迷信统治者的许诺恩赐而不立足于本阶级的自我组织,无非自讨死路。

  的确,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小资社会主义对国家的态度截然不同——「前者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为(敌方的)力量因素,需要动员有组织无产者予以对抗,仅此而已;后者视国家为超阶级社会工具,并以为阶级斗争的本质在于掌握这个‘客观工具’为无产阶级服务」[88](卢卡奇)。卢同志的上述观察,对今日无产革命运动仍具现实意义。2005年的中华资本主义,处于阶级战争的前夜;上层调和与工农反抗,民间老板的夺权野心与国际资本的介入,改良主义与工人革命之争,统统都在浮出水面。或许,今天我们无法保全王斌余的生命,但无数王斌余有可能不重复他的厄运;走阶级斗争的路,这就是结论。


30/09/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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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夏日报》2005年8月12日「农民工王斌余的生死挣扎」一文介绍王斌余是民工班长;不过,王的弟弟、一起打工的王斌银称哥哥是民工「小队长」而非「班长」。
[2] 同注释1
[3] 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KAY.asp?ID=65775&ad=9/16/2005《新世纪》(9/16/2005 14:5) 陈永苗「陈永苗王斌余案评论之四:四种法治正义观」
[4] 《法制日报》陈兴良「死刑不能承受之重」
[5] 2004年12月7日「左大培:工人阶级不是“改革的绊脚石”——小康社会中的工人阶级」
[6] 2005年9月6日08:34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曹林「别人能活下去你才能活得好」
[7] 2005年09月14日17:05:12「新华视点:谁该为‘王斌余悲剧’的发生负责?」
[8] 「中改院:中国已出现激烈的阶级对立」《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 总第479期
[9] 新华网银川9月4日电「新华视点:死囚王斌余的道白」
[10] 同上
[11] 同上
[12] 2005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民工王斌余的怒与悲」
[13] 同注释4
[14] 同注释1
[15] 同注释4
[16] 同注释2
[17] http/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45720&ad=5/5/2002《新世纪》「刘晓波:工潮的两面性」(5/5/2002 20:21)
[18] 同上
[19] 《财经时报》 2005年09月05日 17:37「新望:警惕民间和高层的反改革潮流」
[20] 【多维新闻社2000年11月7日电】刘军宁「是人性堕落,还是道德进步——我看市场经济的道德后果」
[21] 同注释2
[22] 同注释3
[23] 新华网广东频道 ( 2005-07-13 10:49:12) 《深圳商报》 「夏小林:追求就业质量有利社会进步」
[24] 夏小林《经济增长的背后——解读浙江省的劳资关系与协调机制》(http://www.ceocho.com/0501/cnt-sy02.htm《中国新时代》2005年1月号 王晓玲「中国制造之困:新劳资关系难解之结」)
[25] 2005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民工王斌余的怒与悲」
[26] 「不发工资东莞工人哄砸工厂被判刑 伸张正义北京知名律师武绍智出庭辩护」
[27] 家园网2005-2-21「韩德强: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2005年第五期大学生环保组织冬季训练营文集
[28] 同注释6
[29] 新华网杭州9月15日电「王斌余悲剧:农民工维权,工会不能缺位!」
[30] 《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3月11日「政协委员对贫富差距看法不一」
[31] 2002-12-31 10:26:03《南方周末》「康晓光:精英群体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32] 2005年9月5日 《财经时报》「知识分子市场与反市场的论争」
[33] 2004年11月20日【看中国报道】「韩东方:社会危机急速恶化需要新的制度出路」
[34] 「实质民主的前提是破除精英专制所依托的力量优势――兼谈平民阶层的组织成本困境与先锋党的历史角色」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35] 2004年12月7日「左大培:工人阶级不是“改革的绊脚石”——小康社会中的工人阶级」
[36] 「工人抗争与政府的角色转变」蔡崇国 2003-01-09
[37] 13:16:23 《经济观察报》「集体维权:社会利益冲突的新药方?」
[38] 2004年12月7日「左大培:工人阶级不是“改革的绊脚石”——小康社会中的工人阶级」
[39] 邓小平这样看待政治自由与吸收外资的关系:「中国不能随便允许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见1989年3月4日「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40] 2005年05月23日05:28《人民日报》 2005年05月23日 第十四版「商务部长薄熙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
[41] 「薄熙来: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买回一架A380」2005年5月4日 10:01:17来源:中国新闻网
[42] 2005年7月19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企业被称为国际民工 利润在微笑曲线中哭泣」
[43] 「薄熙来: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买回一架A380」2005年5月4日 10:01:17来源:中国新闻网
[44] 2004年10月14日 13:34 《赢周刊》「《劳动法》遭遇尴尬 劳资现状是发展的必然结果」
[45] 《中国青年报》「卫生部:我受职业危害者超两亿 有毒企业1600万」
[46] 中新社北京一月七日电 「胡鞍钢:健康不安全对中国发展构成最大威胁」
[47] 2005年7月19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企业被称为国际民工 利润在微笑曲线中哭泣」
[48] 2004年3月1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84期「中国:目标、战略与走势——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摘要」
[49] 2005年4月29日王小东「当代青年文化及政治社会化」
[50] 2005年9月11日《南方都市报》「民工王斌余的怒与悲」
[51] 格•卢卡奇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合法性与非法性」一文。
[52] 2004年3月1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84期「中国:目标、战略与走势——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摘要」
[53] 2005年9月11日0:23《新京报》「通过法律运行正义避免‘王斌余悲剧’」
[54] 2004年3月1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484期「中国:目标、战略与走势——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观点摘要」
[55] 2005年9月19日0:44•《新京报》「王斌余杀人案:底层群体罪与罚的正义之辩」
[56] 「四川高院院长称法院需要增强保障人权能力」
[57] 见2004年10月10日肖扬在耶鲁大学的演讲(http://news.sohu.com/20041012/n222444289.shtml 2004年10月12日《法制日报》「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
[58] 新华网银川9月4日电「新华视点:死囚王斌余的道白」
[59] 2005年6月9日《南方人物周刊》「没有市场伦理的自由经济是危险的」
[60] 《人民日报》 (2005年06月30日 第九版)「宣传思想工作要积极为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61] 2005年9月24日新华网「‘关爱农民工’网上座谈会」
[62] 蔡崇国:「波兰团结工会与当今中国劳工运动」——BBC(4/18/2005 2:7)
[63]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见1998年通过的《中国工会章程》)
[64] 「建立随经济发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机制;逐步在企业中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规范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建立防止拖欠劳动者工资的预警机制和处罚机制;加大对弱势阶层的扶助力度;加快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总工会主席张艳)(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5-03/11/content_2681843.htm《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3月11日「政协委员对贫富差距看法不一」)
[65] 中新网2004年11月25日电 「全总副主席:把工会干部培养成协调劳动关系专家」
[66] (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4/2004-10-31/26/500535.shtml 2004年10月31日 11:19来源: 中国新闻网「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台‘六大措施’帮助农民工入会」)。上述引文见全总2004年初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组建工会工作的指导意见》。
[67] 新华网杭州9月15日电「王斌余悲剧:农民工维权,工会不能缺位!」
[68] 新华网北京2005年5月26日电「我国1100多万建筑业农民工成为工会会员」
[69] 2005年8月4日《商务周刊》「工会:‘游说’并拒绝着」
[70] 新华网广东频道「工会为农民工维权为何难?」
[71] 新华网银川9月4日电「新华视点:死囚王斌余的道白」
[72] 新华网杭州9月15日电「王斌余悲剧:农民工维权,工会不能缺位!」
[73] 2004年10月14日《赢周刊》「制定者表示《劳动法》有太多滞后」
[74] big5.china-labour.org.hk/public/contents/article?revision%5fid=64457&item%5fid=64456 《中国劳工通讯》2005年8月15日「抑制煤矿事故 重在工人参与- 写在广东大兴煤矿8.7特大矿难之后」
[75] 2004年12月7日「左大培:工人阶级不是“改革的绊脚石”——小康社会中的工人阶级」
[76] 2005年9月24日新华网「‘关爱农民工’网上座谈会」
[77] 今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农村处处长柴海山表示2004年「劳动保障部重新修订了工资要求规定,要求最低工资每两年要调整一次,根据物价的情况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指数」(见http://www.xinhuanet.com/zhibo/050924/wz.htm 2005年9月24日新华网「‘关爱农民工’网上座谈会」)
[78] (《南风窗》2005年1月下半月刊 姚远 郭宇宽文)「的哥组建工会记」
[79] 13:16:23 《经济观察报》「集体维权:社会利益冲突的新药方?」
[80] 8:36:19 「赵岚:‘义乌工会’是怎样‘炼成’的?」
[81] 「我个人希望不判(王)死刑,甚至主张废除死刑」(见 2005年9月19日0:44•《新京报》「王斌余杀人案:底层群体罪与罚的正义之辩」)
[82] 新华网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中国不能够取消死刑」
[83] 「中国死刑存废之辩:人道主义还是杀人偿命?」《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11月24日
[84] 见Albert Parsons著《Anarchism:Its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Basis》1987年芝加哥版,第53页)
[85] 2005年9月14日「该不该免王斌余一死?法学专家回应四焦点问题」
[86] 2004年6月2日13:54 《环球》杂志「中国距离废除死刑还有多远?」
[87] 最新例子:哥伦比亚食品业工会SINALTRAINAL卢•罗米洛2005年9月10日被暗杀。
[88] 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合法性与非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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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一把刀子(诗,给王斌余)

文章提交:回归善良 凯迪网络 猫眼看人



我认为我劳动
这世界会给我报偿
带着辛苦的收获
回到我的家乡

我只是想要我的血汗钱
我没有过多的幻想
他们象打狗一样的对付我
只要给我工钱
我愿意忍受
因为我要回家乡

没有人会帮助我
没有人
人们只会欺负我
因为我的善良

我一无所有
在这个奇怪的世界上
我给他们干活
我只是给他们干活
他们还要打我耳光

我一无所有
可能是我生错了地方
我天生是个农民*
我无话可讲

我只有一把刀子
让我把他插进那些人的胸膛
让我看看他们的心
是否和我的一样

——————————————
转注:此诗唯一不恰当处是“我天生是个农民”,王斌余生长在农村,被人称为“农民工”,但实际上是一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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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研院原职工接连扎死书记院长 一审判死刑


时间:2006年11月25日05:44

【来源:新京报】


  一中院对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原职工王衍芳行凶案做出一审判决

  本报讯(记者李欣悦)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原职工王衍芳被单位辞退后,把责任推给当时的院长陆钦贽和书记米景兴,6月8日他将自己的两位领导接连扎死,并将工会主席付美手臂割伤。

(本报6月9日、10月25报道)昨日,一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52岁的王衍芳死刑。宣判后,王衍芳表示要上诉。

  还完欠款去行凶

  6月8日10时30分许,在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主楼的4楼办公室和楼道里,已被该单位辞退的王衍芳制造两死一伤的血案。在与警方对峙近1个小时后,王衍芳被民警制服。

  案发前,王衍芳将自己的五六平方米的平房过户给了小女儿,又将房子以小女儿的名义租了出去,预收了3个月的租金3600元,拿去还完债后,他身上还剩几十块钱。

  完不成任务被辞退

  王衍芳198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1984年调入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工作,工程师职称。

  建研院领导介绍,大约两年后,王衍芳迷上打牌,并逐渐将工作荒废。1992年,王衍芳私自将一套设备卖掉,因为这件事,单位没有将福利房卖给他。次年,建研院将王衍芳安排到下属单位北京建设技术发展中心,该中心每名职工每年需要完成3万元的营业额。但王衍芳却无法完成。

  据该院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王衍芳两年内都没有完成指标,该院只好与王衍芳终止了劳动合同。

  自称领导有责任

  王衍芳的一位朋友介绍,离开原单位后王衍芳找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便开始自暴自弃,整天喝酒、赌博,家庭难以维持。不久,母亲得病成了植物人,妻子也与他离婚,两个女儿都判给了女方。一位邻居说,王衍芳始终觉得自己被辞退是因为得罪了领导,常常骂领导。

  庭审中,王衍芳认为是两位领导的过错导致其最终走到这一步,惨剧的发生不仅仅是其个人的责任。

  法院认为,王衍芳的行为已构成了故意杀人罪,且手段残忍、情节严重,一审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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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下岗职工(工程师)王衍芳刺死单位领导

 【来源:新京报(2006年6月9日)】本报讯 (记者展明辉王姝)昨日10时30分许,海淀区复兴路34号的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主楼内,该单位原职工王衍芳持刀,先后袭击前任院长陆钦贽(音)及前任书记米景兴(音),致两人身亡,同时将工会主席付美割伤。

  事发后,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作出指示,“果断处置”;海淀公安分局、特警总队、刑侦总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将疑犯抓获。据警方通报,经初步审查,王衍芳原系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职工,因对1998年被该单位解除劳务合同一事不满,蓄意报复,持刀袭击该院两名原领导。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据该单位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了解,昨日10时30分许,王衍芳携刀来到该单位主楼,首先遇见了工会主席付美。经过一番交谈,王衍芳不但未听从对方劝导,反而用利器将付美手臂割伤。

  紧接着,王径直朝楼上跑去,在二层与三层楼梯之间的过道,王撞上了前书记米景兴,随后刀刺米景兴,随后,前院长陆钦贽也在四层办公室内遇害。

  抓捕

  向下张望时被民警控制

  事发后,当地派出所民警迅速赶至该单位。此时,王衍芳已站在主楼楼顶西南角处,与警方形成僵持;有近百名围观群众聚集在研究院门前围观。随后,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将一只气垫铺设完毕。

  中午12时55分,特警队员进入该楼展开部署,三名民警和谈判专家站在王衍芳面前四五米外与其进行沟通。中午12时57分,王不经意间朝下望了一眼时,民警们立即冲上前去,将其控制住并带走。





  120 两死者确认失血过多

  据120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约在10时48分到达现场。当时,伤势不重的付美刚被送往医院救治,两名男性伤者被确认失血过多身亡。

  据了解,该研究院前任书记米景兴今年62岁,当时着淡黄色T恤、咖啡色长裤,背身趴在二层与三层楼梯之间的过道上。“右脸着地,头冲二层方向,四肢呈伸展状。”

  120工作人员描述称,米景兴身上发现共两处穿刺性刀口,均在前胸位置,后背也能看见伤口。“另一名死者是前任院长陆钦贽,身上的刀口一时数不过来。”该工作人员说,70岁的陆钦贽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被发现时,面部已经损伤严重,胸口也中了很多刀。

  昨日中午1时30分许,两死者家属被警方带进该研究院。半小时后,随着两只装有死者尸体的白色编织袋被保安抬上警车,勘察完案发现场的十余名民警陆续离去。

  疑凶其人

  生活窘迫几乎每天喝酒

  本报讯(记者展明辉)昨日下午2时许,事发单位一名男子称,王今年约50岁,北京人,曾是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的科研人员。1998年单位改制时,王被解除劳动合同,此后一直失业。由于生活窘迫,王的妻子与其离婚,并将两女儿一起带走。前几年,王衍芳把单位的一套房子卖了,自己独住在家属楼附近的一间五六平米的平房内。

  “衍芳经常去单位找领导。”该男子称,王始终认为自己现在的处境与两死者有关,所以每隔几天就去找他们讨说法。另一位老职工证实,王衍芳对陆钦贽、米景兴不满。近年,陆钦贽和米景兴退休后,仍被单位返聘,依旧担任领导。“王衍芳知道后心里很不平衡,时常去找他们。”

  昨日下午4时许,王衍芳位于工会食堂西侧的住处房门紧锁,十几件衣服仍晾晒在屋外。“他前天还向我借了500块钱。”该研究院家属院一位老职工称,因没有生活来源,王衍芳已将该平房租了出去。以前王是涂料方面的工程师,被解除劳动合同后一直闲着,生活状况很糟糕。期间,他找过各级领导,但没人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平时,王衍芳还喜欢喝酒,几乎每天都喝。“整个小区的人都亲耳听过他喝醉后,说要宰了陆钦贽和米景兴。”该老职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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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

河北容城县服装厂工人怒杀老板娘自首仍被判死刑



文/驴行
  
  只有20出头的闫立华挺儿走险,把河北省容城县一个服装厂的老板娘杀了,虽然他当天就象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了,但是,由于老板的钱财、地位及势力的影响,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他得到的是根本不予考虑从轻或减刑处罚——死刑,立即执行,这就是中院的判决结果和河北高院的维持原判!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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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jpg


  
  20出头,风华正茂,尽管他是个农民工,但是谁也不会否认,如果他不是给这服装厂老板打工,他的前程将是多么宽阔。在闫立华案审理期间,河北省南张镇北张村2000多名村民在为闫立华鸣冤的申诉书上庄重的按下了手印,他们企图用一个又一个农民质朴的心,去挽救一个在他们身边看着长大,表现优秀的年轻人的生命。但是,最终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尽管闫立华的父母整天以泪洗面,尽管他们感觉有天大的冤情,尽管他们有心倾家荡产,但是一个农民家庭和一个腰缠万贯的老板,根本不可能形成抗衡。他们已经无路可走,无处伸冤,甚至不止一次想到过自杀去为自己的爱子抗议鸣冤!
  
  老板严重违法用工 农民工权益何在?
  
  那么,是什么逼迫的农民工闫立华铤而走险呢,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截止到2007年11月7日闫立华因涉嫌杀人投案自首时,服装厂的老板已经拖欠闫立华3个月工资不发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民工,闫立华从事着每天十多个小时,没有节假日,工资十分菲薄且不能按月领取的工作。因长期的过度劳累致使腰部旧伤复发并日益严重。由于无法继续承受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闫立华就向工厂老板娘即被害人提出辞职并索要被拖欠工资。被害人当即表示“若不能找到代替其工作的人,就不支付工资”。
  
  闫立华万般无奈,找来同学王建伟,但王建伟只干了半天就不干了,后再也找不到人来顶替。窘境之下闫立华只得又回去继续工作,但因腰痛难忍他,向被害人提出“预支”部分工资,以便及时就诊治疗,令闫立华不曾想到的,他最基本的要求也被无情拒绝了。
  
  生活窘迫,无钱治病,还要忍受着长时间的非法用工折磨。忍无可忍的闫立华再次提出辞职并索要工资,仍被拒绝,并被告知若不工作到年底一分钱也不给,双方由此发生争执。
  
  此时走投无路的闫立华也曾想到过求助政府及有关部门,他曾经找到容城县劳动监察大队,寻求公力救济讨回被拖欠工资,但未引起相关工作人员重视,问题未能解决。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深感绝望的闫立华在巨大的精神和生活窘迫的压力下,自己以泪洗面,最终选择了不理智的行为,导致惨案发生。



附件:
3.jpg


  奔走呼号全为救子一命——因为他们觉得冤!
  
  按照我国《刑法》的量刑标准,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劳动并获得报酬的权利,也有休息的权利;《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另据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且被告人具有自首这一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上述的《宪法》《劳动法》我们不难的出这样一个结论,被害人服装厂的老板娘,存在着严重的非法用工行为,有明显的过错,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而根据我国《刑法》的量刑标准和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精神,农民工闫立华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如此明显的量刑法规及条文,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农民工闫立华在市中院,省高院的两级审判机构会轻松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这里面终究说明了什么?
  
  农民工弱势群体的利益谁来维护?
  
  无论如何,农民工闫立华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老百姓有一句最朴实的话,“盐从哪里咸,醋从哪里酸”,这是明辨是非的古训。
  
  闫立华过失杀人有其特殊的背景,正是由于被害人的违法用工、上诉人的工资被无故拖欠、劳动监察部门的工作懈怠、社会的法治教育不足等因素,才致使闫立华从一名权利被侵害人变成了被告人。
  
  闫立华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对于被害人的过错、政府职能部门工作失职的责任,也由上诉人来承担,并最终对其课以极刑,显然是不公正的,这也不符合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
  
  而闫立华的辩护律师认为,对于本案这类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资方的利益应当得到重视,政府应当对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但作为弱势群体的工方,他们的生存更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目前,此案已经移交到全国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部门,农民工闫立华的命悬一线,河北省南张镇北张村2000多名在为闫立华鸣冤的申诉书上庄重的按下了手印的村民期盼着公正的法律,公正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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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富时装厂迫害工伤工人,工伤工人瘫痪无助!!!!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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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媒体:

大家好!

本人唐智方,男,湖北人,农村出生,现年30岁。中专毕业后,于2000年初进入怡富时装(惠州)有限公司工作,直至2007-2008年因新建新厂房,于2008年3月2日晚上在工地车间加班清理角铁下角料将袋装废料搬扛至楼下时不慎扭伤颈脖部位,并于第2日(3月3日)上午再次搬扛物料时加重受伤至今瘫痪。

住院期间,相应的工伤申报工作由厂方义务行使并承担,为治病救人厂方在初期先支付了17万多的住院费,后因厂方拒绝支付药费,本人无法支付昂贵的药费坚持2个多月后于2008年8月份强制出院。在我住院期间,厂方对申报工伤不够重视,未经本人同意就擅自更改受伤的时间和地点,因公司厂长张达辉担心报不了工伤,他们也是第一次申报这样的工伤,报到工伤以后又怕劳动局调查说是3月2日星期天让员工加班造成重伤而承担罚款,可能会封厂(有电话录音为证)。由于厂方的弄巧成拙,导致了他们伪造的经过与我在三家医院口述的经过不符,并且提交了我在中心医院不能确诊只是猜测的病变肿瘤疾病证明书,所以让劳动局误判为非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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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工人在家属帮助下从劳动局出来

我极度愤怒,与厂方张达辉交涉,并向市劳动局提交了行政复议。复议的结果仍与第一次一样,此时我气愤至极,我强烈要求上诉法院,张达辉说已找律师(事后得知根本就没找律师有录音为证),过了几天又告诉我最好私了。他说这次是要上诉法院的,要和政府打官司的,劳动局判定的东西是很难更改的,且要花很多钱,花了钱也不一定能打赢,还不如把这笔钱给我,他再出几万,老板出几万,工资补几万,叫厂里员工捐一点,几个大佬捐几万等等,这样加起来也有几十万了,我也就免强同意了。

过了第三次上述时间,厂方张达辉马上反口了,要我归还已支付的住院费,还要解聘我,没有任何补偿,也不发工资,要也只能从住院费中扣除。(厂方此时露出丑恶嘴脸)2009年2月24日收到了厂方的解聘书,没有任何补偿不说还无情的停买社保,让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我雪上加霜,更加不能去医院了,我坚决不同意解聘。事后张达辉打电话告诉我,由不得我同意不同意,最多厂方罚一二个月工资就可强制解聘。我说你也没补偿,他说补偿的事要有白纸黑字,说我是无理取闹,并且不上诉是我本人的权力,是别人不能干涉的,是我自动放弃的,决定权还是在我,还告诉我他可以找医院怎样写都行(有录音为证)。

我万念俱灰,一个瘫痪病人,只不过是想友好解决问题,并且自己身体并不太理想,我只是将一颗真挚的心交给厂方,完全信任厂方的决定。谁让自己太善良,没有读多少书也不懂法,也不懂什么心机,最后受害的还是我们老实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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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继续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他不得不选择了出院回家,一直寄居在丈母娘家的他时刻也未放弃重新站立行走的希望,他让妻子用布带将自己捆绑在自制的简易斜床上!

2009年3月3日,我向市长李汝求写信,秘书告诉我要按法律程序走,先去劳动仲裁。当日我便向城区劳动局提交了劳动仲裁。

在好心朋友的帮助下,本人于2009年4月15号去信访局找到邓书记申述,邓书记了解情况后,当即表明无论劳动局有没有批工伤,有没有过申述时限,都要重新进行判定,并让惠城区劳动局余局长亲自处理。余局长当时也承诺只要有上班, 不是肿瘤,不是病变就一定批为工伤! 并最迟在一个星期后作出答复。我满怀希望,充满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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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椅上是工伤工人,带眼镜背对者为惠城区劳动局局长余道方

但接下来的几天却事与愿违,4月19号我们如实向惠城区劳动局提交了申请重判工伤的资料,资料包括找证人证明当天我有上班的事实,病历中表明不是肿瘤及病变。劳动局派人去广州中山二院做了调查后,但劳动局给我的答复却避而不谈星期天有上班、病因不是肿瘤及病变的事,改口说那些已是过去的事,不要再讨论了,只要我们能去做个医学鉴定就能批为工伤。

4月23日下午我们按照劳动局的要求去了惠州卫生局,但被告知他们从未听说过此种情况需要做医学鉴定,而且也不是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广东省劳动厅相关人员也认为这属于惠城区劳动局的工作范畴,理应由他们来作判定,并且所谓的医学鉴定只是鉴定医疗事故的,惠城区劳动局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无奈之下,4月24日我们还是去中山二院找到了主治医生王教授,他说住院的病历本身就具备法律效力是能够作为依据的,上面已很清楚的写了因为扛了重物而发病,CT报告也说明C4/C5椎间盘硬膜囊受压变形,并且历来工伤认定中也没有为发病的诱因需要做医学鉴定的。

4月27日,我们去劳动局向他们说明了以上情况,但是他们又改口说不一定要去做医学鉴定,他们也是第一次要求家属这样做,并且表明只要我们去住过的医院写个证明是受伤引起的就批为工伤。我们给他出示了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磁共振诊断书上面写明颈椎完好、脊髓损伤的报告。他说椎体外面的骨头都没受伤,里面的髓受损伤不能说明是受伤引起的,如果能去住过的医院找医生说明椎未受损伤髓也会受损伤就一定批为工伤。对于其与各医学单位及省劳动厅大相径庭的说法实在让我们感觉有故意刁难之嫌!我们忍气吞声没有向他们做任何争执,只想让事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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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惠州怡富时装的新建厂房(怡征),他在这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却是惨痛的代价—高位截瘫以及黑心肠工厂后来对他的不理不顾!

4月30日,中心医院主任写明椎未受损伤髓也会受损伤,这在临床上很多见。交给劳动局后他们又说不行。医院做了这么详细的解释,还要找不是理由的理由来推拖,难道劳动局是这样为劳动者办事的吗?我已开始感到失望!

5月6日劳动局等人来博罗公庄到我现住的岳父家,又说要我去做法医鉴定,证明脊髓损伤是外伤引起的才能批为工伤,并提供了我们能做法医鉴定的地方,而且告诉我们这是很难办到的,可能花了钱还是走冤枉路。我无怨无悔,谁让受伤的是我,我只好认命照劳动局的要求去做,所有关心我的亲戚和朋友们都按劳动局提供的资料打电话去进行了咨询,我老婆和朋友也亲自去了惠州一些法医鉴定机构,都表示像我这种情况是无法鉴定的,只能根据临床判定。劳动局也明知做不了的,还要我们受害者去做,既然劳动局不相信不承认,理应由劳动局去鉴定,可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

在5月12日向市劳动局提交了感谢信和公开信之后,5月15日城区劳动局主动联系到惠州科正法医签定中心,并通知本人家属一起去了解能否受理。科正说像这种情况是做不了的,并且上午已有市劳动局来了解过,也是同样的说法。城区劳动局说会如实向上面反映情况。

5月25日在城区劳动局调查研究多天仍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我们打电话问城区劳动局负责人熊科,他说要我们继续找证据,他们只是协助我们,主要还是要我们去找。我们证据已经够充足了,没有其它可找的,如果还要找只能找媒体,熊科长说我们是在威胁他,随便我们想怎么搞,便愤然挂断电话。打电话给余局又说中山二院可以做鉴定,并且在五个工作日之内通知我们去做,我们说早已问过中山二院不能做了,他说不要我们和他说一套,熊科又和他说一套,有什么事向熊科说就行了,不等我作任何解释就挂断了电话。

5月27日惠城辑察大队曾队长来公庄商谈法医鉴定事项。又说联系到了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徐老师可以做,并双方约定由劳动局委托鉴定并安排来回费用及人身安全问题,并安排在6月8日后去做鉴定。事后我们根据曾队长提供的电话询问对方并告之我们已打电话问过你们主任说做不了,并且中山医院上海同济也说做不了你却可以做且费用比别人低很多,如果你认为可以做到时会带记者去。对方一度拒绝记者,说对情况不清楚也只是劳动局打电话说的,很可能不会受理便急忙挂了电话!

6月9日接到城区劳动局的电话,说重判申请已有回复, 以绿色通道为由回复,如要判为工伤就必须去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此病是由伤引起的就批,最好能去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做鉴定。我们说已问过做不了,劳动局说他们也问过了一定可以做的,并且要我们自费去做,我们不想做过多争执,口说无凭。

6月12日我们自费前往南方医科大学做鉴定,鉴定中说此病是由伤所致还是病变所致无法鉴定,不予受理。将不能鉴定的事实交给市劳动局,市劳动局要我们交给城区劳动局,城区余局要我们交熊科,熊科又要我们交余局。

6月16日打电话问城区劳动局余局受理情况,他说给我们的答复已很明确了,一定要去做鉴定,也问的很清楚可以做。我说已去过你们指定的南方医科大学做鉴定,他们无法鉴定,不予受理,已将回执交给劳动局了。余局说不要来骗他,不一定要去南方医科大学做鉴定,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可以去做,也不要拖时间,只要有个伤字就行。

6月17日余局又说去医院写个证明就行。6月19日我们去广州中山二院回来后将证明交余局,他说不是有意在为难我们,只是要找个台阶下,并电话通知负责人熊科重新启动工伤程序,填好一星期后交回即可。

2009年6月22日我包车去厂里,我将重判工伤的消息告之厂方张达辉,要求厂方在工伤申请表中盖章,厂方却不同意了。他却说我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不该去劳动仲裁厂方,也不该去找书记领导重判工伤,并声称谁为我重判工伤谁就不想干了,谁就想下台,表示不予支持。我们低下脸面主动向他道歉,我行动不方便,7月9日就叫人把我抬上抬下包车又去厂里与张达辉沟通,并且托很多认识他的朋友劝说,我没有保障不得已才找领导重判,如不这样现在也不可能重判,希望他能理解。张达辉终于同意盖章,前提是必须双方约定协议表示无论我报到工伤与否公司只出先前的17万费用,以后不得找公司索要任何费用,我无奈之下只好答应。

7月16日正当我们同意签字时,张达辉却忽然改变主意,担心我们不遵守协议,或告发厂方,他说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所做让他心有忌恨,不该去仲裁,不该去找书记,找领导,让他在老板和工人面前很没脸面,因为之前二次工伤没判成他已没脸面,又加上他在工人面前说我不可能办成工伤,也不好下台阶。于是他又拖又拉的,附加各种无理要求,总之就是不肯盖章。在此期间我们多次打电话给老板不接,发短信也不回,对此事不予理睬。

现已2009年8月13日,厂方的态度依然坚决,此时有热心朋友认为劳动局和厂方都应有问题,他实在是看不过,便约厂方领导去劳动局理论,但劳动局并不想多说什么,几分钟就打发走人。下午劳动局余局又说南方医科大学可以做鉴定了,我迷糊了。从信访4月15日到今天8月13日已快4个月了,走到今天居然又回到过去可以去做鉴定了,并且我们已经在6月12日就将南方医科大学不能鉴定的回执交给了劳动局,怎么回事?当即我们便打电话给南方医科大学的徐主任和王老师,是否劳动局打电话你们又能做鉴定了,对方一口否认,没人打过电话,可能是劳动局在糊弄我们。至此,我没什么好说的了,作为国家领导怎能老说一些极不负责任的话呢?

我为新建工厂而瘫痪,从去年8月被迫出院至今没吃药没打针,我所努力到今天的目的也只不过是想报到工伤后能在有效的康复期内继续治疗,然后拿点补助度过余生而已。现在已一年多了,有效治疗期已没什么希望了,所以我报不报工伤都无所谓了,只希望社会媒休曝光此事,让大家都来评论,并让全社会都来关注此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还是厂方怕承担责任,还是…..?让公众来评论吧!

唐智方 2009年8月13日




工伤工人唐智方的博客:http://tj231.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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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二院病房,母亲双手大力固定住儿子膝关节,他终于能够“站立”起来,脸上露出一丝坚毅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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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躺在病床上,也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妻子的默默支持永远是他心灵的擎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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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黄工伤维权遭长期压迫,跳楼也没人理,被迫反抗台商

发布: 2009-6-17 12:23 | 作者: 未知 | 来源: 毛派锤子社区整理


工人新闻网消息:刘汉黄,26岁,土家族,贵州铜仁地区松桃县太平营乡农民。2009年6月15日,距刘汉黄发生工伤已经有足足十个月近一年时间。经过劳动仲裁法院一审,刘汉黄获得法院一审支持17万的工伤赔偿,但资本家不服,上诉法院,虽然离事发已经过去近一年时间,可事发时仍在劳动争议程序一裁两审过程的一审阶段。在这天,刘找到厂方讨说法。按照资本家事后给媒体说的,刘汉黄工伤之后一直住厂里,不上班厂方照旧发工资给他,按照资本家的说法,资本家待刘汉黄“不薄”。那么那天刘汉黄要找资本家讨要啥说法呢?按说有吃有住还有工资拿,总会判给他的赔偿,他着啥子急呢?

然而,据工人新闻网调查,资本家在事发前一直试图将刘汉黄赶出工厂,刘“死赖”着就是不走。最后厂方派人将刘暴打,扔出厂区。并且在刘汉黄就工伤赔偿和厂方发生纠纷之后,刘汉黄的日子就一直过得颇为拮据。在6月13日,刘汉黄甚至试图采用自杀的方式向资本家逼要工伤赔偿款,但最终失败。在工人新闻网访谈过的工人和周边小生意人的表述中,刘汉黄无一例外得到了同情,同时,在工人新闻网的访谈中,无一人对资本家流露一丝同情。关于资本家要把刘汉黄赶出工厂之事,多名小生意人和工人一致确认刘汉黄被资本家暴打的情节。其中一名和刘较熟悉的生意人说,捅杀事件前一天,刘最后一次被资方扔出厂暴打后极为气愤,估计这是引发第二天捅杀事件的导火索。由于资本家一直采取不断招新工人逼走老工人的用工策略,导致发生工伤近一年之后的刘汉黄,在展明厂并无熟悉的工友,很多工人都表示,因为刘平时不上班,接触少,所以了解也很少。

那天,不知刘是找资本家讨要什么说法。有的说,是因为前两天刘汉黄逼要合法赔偿试图跳楼,导致资本家承诺进行协商,所以他那天是去协商的。也有的说,刘汉黄那天进厂找资本家,是因为之前被赶出厂还被暴打,他气愤难平去讨要说法。

不管是何种说法。那天讨要说法真的有了说法。由于资本家激怒了工伤的刘汉黄,于是伤残的刘汉黄单手持弹簧刀,连捅杀三名台商。那是不要命的捅杀,一往无前的捅杀。

据台湾媒体报道,刘汉黄在捅倒第三名台商之后,继续追杀该厂老板,但在该老板持械试图反抗之时,刘汉黄可能因为体力透支导致虚脱晕倒。就这样刘汉黄捅杀资本家的冲锋才算告一段落。

反击资本家的事件发生之后,警方迅速控制了刘汉黄。按照以往类似案例的审判结局估计,刘汉黄这次如无意外,也是必死无疑了。


————————————


工人新闻网评论员:东莞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厂工人刘汉黄受工伤整只手掌被切除,成了独手人。以后他回乡种地已经有点不现实,继续找工作,也极为困难。他不是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掌握IT技术的精英分子,他只是个工人。

按照广东省的有关工伤赔偿标准,刘汉黄应该拿到的工伤有十七万左右。即使是这十七万,对于来自贵州松桃县偏远农村年仅26岁的刘汉黄以后几十年漫长的下半生而言,也是杯水车薪。

然而,在拖了将近一年时间之后,资本家仍然拒绝支付刘汉黄这一点点微末的但合法的工伤赔偿金。

走投无路的工人刘汉黄在捅杀资本家之前两天甚至试图用自杀逼迫资本家履行合法赔偿的义务。但冷酷的资本家根本不把工人的生死当一回事。刘汉黄的跳楼没人理会,他连死都没地方去死。连死都没有办法换来自己的合法权益。

他真的走投无路了。

那些冷酷的资本家恐怕是不在乎工人生死的,更不在乎走投无路的工人能怎么办。有保安,有警察,有政府保护他们,他们洋洋自得的把工人的生死和前途命运当儿戏,傲然立于资本家的东莞。

刘汉黄天上天下无路可走。愤然拔刀,一把弹簧刀冲进工厂,冲杀而去。

有人说,他杀红了眼。是的。他好像阵地上冲锋的战士,他好像顶上机枪口的烈士,他冲进去不要命的捅杀着。他连捅三名高管。他只捅了三名高管。这不仅是三名高管,这实际上是三名台商!

台湾媒体沸腾了。台湾报纸头条报道了。台湾资本家的声音说!

东莞工人杀三台商,喊“台湾人该死”

错了,错了。工人喊的是,台商该死!资本家该死!

声援刘汉黄投票:http://tpiao.cn/thread-16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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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6月18日报道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广东东莞大朗镇的展明五金制品公司员工刘汉黄因工伤断掌,向厂方索讨赔偿金不成,15日中午持弹簧刀刺杀台商老板及台干,造成两死一重伤。“凶手本来要杀的人是我啊!二哥根本是无辜被害!”东莞台商林骏宏16日在电话中重述刘汉黄行凶经过。

断掌工人行凶20分钟

台湾联合报报道,广东东莞发生重大台商命案,东莞大朗镇的展明五金制品公司员工刘汉黄向厂方索讨赔偿金不成,前天中午持弹簧刀刺杀台商老板及台干,造成两死一重伤。

林骏宏指,15日午休时被呼救声惊醒,下楼遇到凶嫌刘汉黄朝他冲来,他才知道二哥林裕腾、舅舅邵正吉遇害。林骏宏说,刘汉黄被捕后对公安说,原本要杀的是他、邵正吉、协调工伤纠纷的厂长及司机;林裕腾是家里开的另一家“世泉”五金厂总经理,却被牵累。

他说,行凶过程近20分钟,刘汉黄杀红了眼,全都看在路人、厂房保安和工人的眼里,“现场围了近两百人,却没人愿意出手相救!”保安看到刘汉黄刺杀林裕腾和赖振瑞时,竟然躲开。

林骏宏说,刘汉黄因工伤断掌,在仲裁过程,刘汉黄主动提出解除劳资关系。今年一月中旬,仲裁判决双方结束劳资契约。但即便如此,刘汉黄仍执意续留工厂。直到上周六工厂才要求刘汉黄离厂,但刘汉黄不愿离厂,还上到宿舍顶楼作自杀状,还丢下四个灭火器泄愤。

死者弟弟持长刀退敌

林骏宏说,案发当天,林裕腾开车要回“世泉”五金厂时,在门口被刘汉黄挡住,邵正吉、赖振瑞和另一名友人闻声赶出,未料刘汉黄拿出预藏的弹簧刀猛刺赖振瑞、邵正吉。林裕腾见状下车拦阻被刺杀。 听到外面吵杂声音,在办公室三楼午休的林骏宏从窗户看到刘汉黄正在行凶,连忙抄起友人送的纪念刀冲下楼。身高180公分,80公斤重的林骏宏向走来的刘汉黄举刀吓阻,此时刘汉黄可能体力透支,突然跌倒不省人事。

凶嫌右手被截掉一直无补偿

“唉,他挺可怜的,进厂才几天,右手就没了。”一位“展明”五金厂的工人,为凶嫌刘汉黄讲话。

“展明”一位工人说,25岁的刘汉黄来自贵州乡下,进厂不到十天,右手就被机器碾断,从右手掌到手腕处,都被医院截掉。

在附近开餐馆的张姓男子说,刘汉黄之前常去他的餐馆吃饭,不少人都知道他的情况,人很忠厚老实。“右手没了,厂方的工伤补偿却迟迟不肯给”,是他愤而行凶的主因。

小张说,“一只手啊,才几万元,刘汉黄当然很生气。他家里有个哥哥和在读书的弟弟,一家人就靠他在这里打工过日子。”


国台办海协会领导指示妥善处理大朗被杀台商善后

新华网  2009年6月18日



  新华网北京6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国务院台办、海协会了解到,在获悉东莞发生台商被害一案后,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对案件高度重视,责成国台办有关部门、海协会与有关地方联系,积极了解案件侦办进展,妥善处理善后。

  海协会在接报后迅速了解案件情况,当天与次日分别两度向台湾海基会通报,并派出专人赴东莞,配合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台湾受害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

  6月15日,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大井头村第二工业区台资企业展明五金制品厂员工刘汉黄因工伤事故赔偿纠纷多次协商未果,与该厂台籍总经理林裕腾、副总经理邵正吉、生产经理赖振瑞发生争吵。争执中,刘用一把弹簧刀将三人捅伤,造成邵正吉当场死亡,林裕腾送医抢救无效死亡,赖振瑞受重伤。案发后,刘汉黄被大朗公安分局抓获,目前案件尚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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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台商被杀案续:海基会协助家属赴东莞善后

中国新闻网(北京)   2009年6月17日



  中新网6月17日电综合台湾联合报报道,广东东莞发生台商命案,东莞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公司员工刘某黄向厂方索讨赔偿金不成,前天中午持弹簧刀刺杀台商老板及台干,造成两死一重伤。海基会副秘书长马绍章表示,死、伤者家属预计今天前往东莞,将会协助家属前往东莞处理相关事宜。


  案情回顾:

  死者分别为33岁的五金厂经理林某腾及50岁的副总邵某吉,两人为甥舅关系,来自台中县。重伤者为生产经理赖某瑞,来自彰化,正在医院救治尚未脱险。凶嫌刘某黄已被警方逮捕。

  警方说,25岁贵州籍工人刘某黄去年9月到该厂,因冲床作业不慎右掌被截肢。经数个月劳资协商,一审法院裁定展明应给付16.8万赔偿金,工厂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双方僵持数月,刘某黄16日中午与资方再度谈判无解,发生憾事。

  目击者称,当时刘某黄拦下准备出厂的经理林某腾发生激烈争执。副总邵某吉和生产经理赖某瑞见状,立即架走刘某黄。不料,刘拿出预藏的弹簧刀猛刺赖腹部和胸部,赖倒卧在工厂门口,邵颈部也被划上一刀。

  受伤的邵某吉负伤后跑离厂区,但刘某黄已杀红眼,追逐100多米后,刘将邵扑倒在地,持刀刺穿邵喉咙、胸部,邵正吉当场死亡。

  东莞台商林骏宏说,行凶过程近二十分钟,刘某黄杀红了眼,全都看在路人、厂房保安和工人的眼里,“现场围了近两百人,却没人愿意出手相救!”


  家属今赴东莞善后

  大陆东莞发生台商两死一重伤的重大刑案,海基会副秘书长马绍章表示,死、伤者的5名家属,预计今天上午出发前往东莞;受重伤的赖振瑞,仍在加护病房急救。

  马绍章表示,海基会联络死伤者在台家属,确定有5人前往大陆善后,其中没有证件者,昨天以项目方式赶办。同时也请大陆协助办理台胞证,今天中午家属抵港后入境大陆。


  凶嫌一来就截右手 一直等无补偿

  “唉,他挺可怜的,进厂才几天,右手就没了。”一位展明五金厂的工人,为凶嫌刘某黄讲话。

  展明一位工人说,25岁的刘某黄来自贵州乡下,进厂不到十天,右手就被机器碾断,从右手掌到手腕处,都被医院截掉。

  在附近开餐馆的张姓男子说,刘之前常去他的餐馆吃饭,不少人都知道他的情况,人很忠厚老实。“右手没了,厂方的工伤补偿却迟迟不肯给”,是他愤而行凶的主因。

  小张说,“一只手啊,才几万元,刘当然很生气。他家里有个哥哥和在读书的弟弟,一家人就靠他在这里打工过日子。”

  展明五金厂总经理林骏宏表示,公司都按照大陆劳动合同法聘雇员工,也遵守仲裁与法院判决,但目前工伤赔偿还在上诉,即遭到对方疯狂砍杀。


  海基会:会协助家属赴大陆

  海基会副秘书长马绍章表示,海基会接到林玉腾的家属通报,将会协助家属前往东莞处理相关事宜,凶嫌目前已经被大陆公安缉获,正在调查案情。

  至于凶嫌行凶的原因,马绍章说目前所知就是刘因为补偿事宜未能谈拢,但因案情正在调查,海基会并无法确知。

  他表示,几位受害者的家属平时都已住在大陆,像林某腾的妻子就是住在大陆,但邵的妻子则是仍住台湾,海基会将会协助其到大陆处理后事等相关事宜。



网友评论:

北京朝阳网友[huke018]:221.220.*.*: 2009-06-18 06:48:34
让资本家明白:欺压工人农民不能太过了!否则不得好死。

广东佛山网友[h]:116.20.*.*: 2009-06-18 08:17:47
现场围了近两百人,却没人愿意出手相救!”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贵州铜仁网友 [yangkai_qiang]: 2009-06-22 12:31:06
或者让我们砍他一只手 我给他17万 剩下的两千拿去买药 你愿意吗

贵州铜仁网友 [yangkai_qiang]: 2009-06-22 12:23:23
既然你要请工人 那么工人出事了就应该有人负责 这个人只能是你 刘某在急需钱的情况下(且死者有钱.却故意拖欠) 伤人 这应该属于精神失控一类吧 妈的 欠钱不还 该杀 刘某是我们这里的 据我了解 刘某的父亲及其三弟 都曾经有过精神病史.大家都知道 人在受到刺激之后会出现某些极端的想法.以至于作出某些过激行为.应该去做一个检查.看刘某当时是否有行为判断能力.毕竟他断了一只右手.已经可以说是丧失劳动能力了.而他还是家里生活的支柱.我们应该换位思考.毕竟没有人喜欢以杀人为乐.大家生活都有压力.如果他们肯做出公平的赔偿.那么一场影响了四个家庭的悲剧也就不会上演.在这里.我们不禁想问.现在的商人钱是越来越多了.他们的良心是否越来越少了.

广东佛山顺德网友[chenG]:219.128.*.*: 2009-06-20 13:33:22
来应该协商好就给赔偿的,拖到去法院就不够情理了,法院判下来还去上诉?穷人拖不起,挺而走险,打工者很无助......

四川网友[aozhen](119.7.*.*)
按工伤保险条令一只手没了最少四级伤残、十六万元就处理了是不合法的、相部们应好好学法、真正的为我们农民工兄弟说话。

广东佛山顺徳网友[284767780]:59.39.*.*: 2009-06-19 19:31:57
上述是借口,其实是为了托时间,对穷人来说时间就生命,等你上述完啦,说不定人早就挂啦!所以以上事件不发生都难!再说刘某黄家里没钱不说还需要钱,他本人也需要钱,就这个等待的阶段中间可能会导致精神失常,精神分裂,精神恍惚,所以在这期间发生命案,有可能不用一命换一命。所以大家应该鼓励刘某黄的家属,积极的面对此事!

广东深圳网友 [luoyuanping.]: 2009-06-18 19:23:57
手也没有了,该赔的钱又不给,一拖就是九个月,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不出事才怪.

河南平顶山网友 [binghua1109]: 2009-06-18 18:21:55
本来应该协商好就给赔偿的,拖到去法院就不够情理了,法院判下来还去上诉?说明这几个台商心肠坏,想拖,想耗,,,,,,现在好了,一了百了,也不用给钱了么。
换句话说:问问台商你剁掉一只手给你20万你剁不剁,还上诉、16万换两条命值!16万对富人不算什么对穷人那就是命。不过刘汉黄动刀杀人也不值得鼓励与支持。

火星网友 [xiaomei81042]: 2009-06-18 14:01:06
出了事厂方是该负全责的,上诉想不用赔,这下好了,搭上自个的性命了.不要只重视有钱人的生命.为什么厂里有200多人围观也不救死者,可想他们的为人是多么让员工憎恨啊.

广东网友 [art5g]: 2009-06-18 11:38:42
救个鸟啊!万一因为救他被卸下一只胳膊,他还不给赔那多冤啊

广西梧州网友[elsaliang2005]:116.9.*.*: 2009-06-18 12:15:37
个别台湾老板就是这样,宁愿在包厢泡妞叫两千多块一支的红酒,也不会多付工人一分钱的工资。
杀人者从去年9月份进厂发生工伤事故,到现在快9个月了,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残废了又不能谋生,家里等着他开饭,他能不被逼急了吗?

广东东莞网友 [jiangfang85]: 2009-06-18 11:34:28
恶意拖延赔偿,还冠冕堂皇说管吃管住,他当工人是什么???
这样的案例,最终的判决决定了劳动者权益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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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命案家属赴东莞 海基会副秘书长称是个案

董会峰 刘舒凌  网易新闻  2009年6月17日




  核心提示:17日中午,东莞台商命案遇害者的五名家属搭乘飞机,经香港前往东莞,处理善后事宜。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马绍章在回答本社记者询问时表示 ,相信这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刑事个案。

  中新网6月17日报道 十七日中午,东莞台商命案遇害者的五名家属搭乘飞机,经香港前往东莞,处理善后事宜。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马绍章在回答本社记者询问时表示,相信这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刑事个案。马绍章于十七日举行临时记者会,说明东莞台商遇害案协助处理情形。马绍章说,海基会于十五日晚间接获通报后,即与大陆海协会联系,启动两会紧急联系机制,海协会亦于十六日下午来函说明事件经过与处理进度。同时,海基会请东莞台资企业协会就近协助处理善后,掌握最新进展。马绍章还表示,十七日,海基会及中华旅行社相关人员将在桃园机场、香港机场协助遇害者家属通关,海协会协调部主任邓子超也会在东莞全程陪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宜。

   马绍章并向遇害者家属表达遗憾、慰问之意。对于有家属表示,事发后海基会似乎没有帮上忙,马绍章表示,谅解家属的心情。据报道,六月十五日,广东省东莞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厂发生一起因工伤赔偿问题引发的故意伤害案,致厂方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死伤者均为台湾人。犯罪嫌疑人刘某被当地警方逮捕,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网友评论:

四川成都网友 [x.ajax]: 2009-06-18 08:37:19
个案?台湾企业对中国的员工都是当奴隶一样使唤,经常被老板无故留下加班到2,3点也不算加班费,工资就1400,工厂工人基本工资790,每天加班2.3小时,对准时下班的员工很不满,经常无故把人留下加班,但没事干,就是不让人下班

广东网友[000](113.87.*.*)
传出去谁还来开厂,开厂就是玩命啊

广东深圳网友[cyccyccyc8410] ip:220.249.*.*: 2009-06-20 23:41:38,
在台湾的工厂工作就是玩命,建议玩命的工厂滚出中国

广东东莞网友[缘] ip:119.141.*.*: 2009-06-19 15:51:01
失去一只手,刘小弟这辈子将怎么生活,他还没结婚呢?你赔点钱算个屁。刘老弟这辈子都搭进去了

广东网友 [ucihai163]: 2009-06-18 19:35:24
不拖一年这么久,哪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现在不买社保的厂越来越多,珠海多得去了,更别说东莞,我没去过,我接触过的朋友都没有一个说东莞的厂好。我们打工一族苦啊!

广东东莞网友 [yangyuansong]: 2009-06-18 19:23:11
这事在东莞是很正常的.我这家公司也是这样的.加班没加班费(天天加班好晚的加班3-5小时).还是六天制(一个月要上26天).一来客户检查就要求我们说有加班费和给我们买了保险还有好我好的

广东东莞网友 [daydayup-ok]: 2009-06-18 13:35:52
法律是有钱人的,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法院是他们的打字员而已!!

广东东莞网友[同情工人](59.39.*.*)
现在的新闻都是断章取义,不说个清楚!
一、公司没有替员工买 保险 ;(买 了保险保险公司会赔)
二、去年9月受的工伤到现在还没处理完?(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谁知道)
三、法院判18万,公司才肯给9万!

广东深圳网友[1111] ip:116.30.*.*: 2009-06-18 13:08:39
我曾经做过的一个工厂,是个台资的家具厂,更离谱的事情是早上七点要求上班,八点才给算正班时间,也就是说早上这一个小时全厂一千多人是给老板白干的!一千多人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话的!这是为什么呢???

河南平顶山网友[知情] ip:123.5.*.*: 2009-06-18 11:06:46
平顶山有一"伟太"台商衣帽工厂,我的孩子就在里干活,白天干一天,夜里还被强制留下加班到23点多,月月加班150个小时,工资不到一千元,台商太黑,太毒.就象回到了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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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讨薪未果连捅5人的甘肃民工王斌余之内心独白【工人砍杀老板 - 专辑。王斌余,王衍芳,刘汉黄。。。】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9月 25日 16:20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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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展明五金厂工伤工人索赔遭拒,愤杀三高管

新快报  2009年6月16日



  新快报6月16日报道 昨日12时45分许,在东莞市大朗镇大井头社区第二工业区展明五金制品厂门口,一名右手伤残的工人在讨要工伤赔偿遭拒后,掏出弹簧刀捅杀该工厂的三名高管,致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警方当场抓获嫌疑人并缴获作案工具匕首一把。此案正在审理中。

  手持弹簧刀来回捅三人

  凶杀现场位于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厂,这是一家台资企业。昨日13时许,通往工厂两端的道路被警戒线封锁。记者透过警戒线看到,离工厂100米处的路上躺着一具尸体。因为下大雨,工厂的保安匆忙拿出塑料布盖住尸体。“杀人的是工厂的员工,叫刘汉黄。而躺在地上的死者是公司副总,还有两个已经送到大朗医院抢救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保安说。

  “刘汉黄先在工厂门口捅倒一人,另外两人惊慌失措逃走。刘汉黄再追出100米远,将其中一人捅倒,接着再折回来,在离厂门口5米远处将意欲逃回工厂的最后一人捅倒。”厂外的多名店主告诉记者,刘汉黄当时杀红了眼。连捅三人后,该工厂里的保安才跑出来制服住刘汉黄。

  手掌被压断曾跳楼索赔

  工人们透露,被捅的三人分别是工厂的总经理林某、副总经理邵某和生产经理赖某,他们均为台湾台中人。刘汉黄来自贵州省松桃县,今年26岁。工人们说,去年9月初,刘汉黄应聘进工厂,干了一个月后,在一次操控机器时,不小心右手掌被机器压断一半,最后被迫将右手掌全切掉。刘汉黄出院后进行工伤鉴定,工厂多给刘汉黄结算了几个月工资,并让其吃喝住都在工厂。

  据了解,刘汉黄的工伤鉴定中要求工厂支付大约17万元的赔偿,但工厂不认同赔偿数额,只愿赔偿9万元左右,双方每次协商均不欢而散。工人们说,协商不成的刘汉黄曾在6月13日当天以跳楼自杀相逼,但是工厂负责人仍不同意如数赔偿。

  赔偿存分歧两人已遇难

  据东莞市公安局通报,刘汉黄在上班期间发生工伤事故致右手手掌残断,因工伤赔偿问题一直与厂方进行协商。6月15日上午,刘汉黄再次与林某等人一起在该厂办公室商谈工伤赔偿问题,因双方存在分歧未达成协议,故约定当日下午15时继续协商。当天12时20分许,刘汉黄在该厂门口拦住正要外出的赖某,双方发生争吵。林某、邵某闻讯赶来理论期间,刘汉黄突然掏出一把弹簧刀,将三人捅伤。其中邵某当场死亡,林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赖某现正在抢救中。 (本文来源:新快报 作者:林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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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讨薪未果连捅5人的甘肃民工王斌余之内心独白【工人砍杀老板 - 专辑。王斌余,王衍芳,刘汉黄。。。】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9月 25日 16:22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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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台湾劳工人士对刘汉黄事件的看法

陈素香,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工作人员  2009年6月22日



  这几天看东莞职灾工人杀台商的新闻,颇有感触。

  因为对照着自己手边正在处理的一件移工职灾个案,心想着那名失控的中国职灾工人究竟经验了什么过程而走到这样毁灭性的地步?我正在处理的这个移工会不会也终将抓狂失控?

  这个移工叫HADI,印尼籍,29岁,男性;2008年一月六日入境台湾,在林口一家塑胶裁切工厂上班,一月十八日因机器操作错误,几乎完全切断右手臂(仅剩少许的皮肉相连),紧急送医后,做了截肢结合手术,二月二日出院,过农历年,然后二月十二日春节过后开始上班,完全没有医疗期间的休养期。因为右手无法工作,雇主要他使用左手。长庚医院的复健安排均在白天,雇主也不愿意给他工伤假,于是安排他上夜班工作,白天用自己的时间去做复健。

  由于使用不习惯的左手工作,裁切工作也非单手可以完成,HADI经常要用受伤的右手臂去协助左手的工作,因不当使力,他的右手截肢接合手术复原不佳。2008年八月三十一日主治医生再次帮他做重植手术,九月四日出院,九月十四日又开始上夜班。

  这一次手术,医生还从HDAI的脚上取了一小段神经去接在右手臂,因此影响的不只是手部的工作,还包括站立的问题。然而HADI还是没有机会休息,白天去复健,晚上上夜班。

  这个情况持续到2008年十一月十一日,HADI因身心无法负荷,向天主教希望职工中心申诉,然后辗转被转到TIWA的庇护中心成为我处理的个案。HADI来了之后,我发现他不仅没有获得休息,连他住院手术期间,雇主也完全没有支付工资,但是仲介照样扣仲介费(而且还非法超扣)。从协助个案着手,我们先向桃园县劳工局提出三项诉求:1.给付住院期间工资;2.遵照医生建议,给劳工休养三个月;3.准许收容安置。

  十一月二十八日,桃园县劳工局召开劳资争议协调会,经过八个小时的协商,对于我们提出的第一项诉求,雇主勉强同意先代垫住院期间工资24192元,将来申请劳保伤病给付时还要再扣回去。

  但对于第二项诉求,雇主仍坚持HADI用左手也可以工作,而且长庚医院诊断证明写的是「宜休养三个月」,并不是「不能工作」,仲介也在一旁帮腔:「美工刀一只手拿不动吗?一支螺丝起子有那么重吗?」──为了能不能给HADI休假养伤,协调会僵持了七八个小时,我们几次与雇主、仲介拍桌互骂,TIWA的工作人员屡屡被质疑:「你是不是台湾人啊?台湾人要帮台湾人才对啦!」;劳工局的承办官员亦毫无担当,回过头来压迫HADI,「医师证明没说不能工作,你可以做轻松一点的工作啊!」还好我们长期跟官僚/仲介/雇主缠斗,勉强达成「雇主同意让劳工休息两个月」的协调纪录。

  在第三项诉求上,雇主坚持HADI要住在工厂里,不可以住在庇护中心;劳工局也以雇主同意照顾为由,不同意收容安置。于是,HADI又被迫回到工厂居住。

  工厂位于林口偏僻的山区,荒郊野地杳无人迹,而雇主并不提供伙食,HADI需自己打理三餐,若非自己煮食,则须走半个小时的山路去山下商店买食物,而HADI为了隐瞒家人职灾的事实,仍将大部分的钱寄回家去,假装工作正常,以至于后来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对于身心受创的职灾移工HADI来说,所谓接回工厂照顾,实则是恶意的折磨。好几次HADI打电话给TIWA的双语志工,透露心情极为沮丧,想回家又怕家人看到他的断臂,留在台湾又深受折磨,而有轻生之念。

  我很怕HADI真的自杀,因此藉着追讨仲介超额扣款的协调会,强烈要求劳工局应该准许HADI的收容安置请求,并指出雇主并未照顾职灾劳工的生活需求,无视HADI自理生活的困难,且未给付工资,也让HADI生活陷入困境。极力争取,劳工局才同意HADI的收容安置请求。他一直住到今年五月五日才回工厂去上班。

  说起来TIWA也算有经验且凶悍的团体吧,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收容安置外,我们帮HADI争取到的职灾补偿几乎是零。

  从2008年一月十八日发生职灾至2009年二月十日,中间经历两次住院手术,数次劳资协调,一再要求雇主应主动帮劳工申请劳保伤病给付,但是雇主始终没有做。不得已HADI只好以自己名义提出申请,之后劳保局查证雇主职灾事实,雇主表示HADI早就复原可以上班;劳保局遂向长庚医院调查病历资料,并依据病例书面记载,请劳保局的「专科医生」按医理研判,也判定HADI于2009年一月二日之后应可恢复工作能力,职灾伤病给付只能给付到一月二日止(两次手术住院医疗期间及2008年11月12日HADI申诉后至2009年1月2日期间,共88日,金额35482元;而雇主还在想要扣回之前代垫的24192元)。

  劳保局所谓「专科医生按医理研判」这回事,真是让人无言的设计。职灾工人的状况难道不是他的主治医生最清楚的吗?但是主治医生开的证明无效,反而是从没见过病人的专科医生按医理研判的才是劳保局采信的依据。真是荒谬至极。但是我们也别无他法,只能继续跟劳保局提出异议,结果也不知会如何。

  TIWA无意自我标榜,但HADI至少还算有点运气,找到我们帮他。但是能争取到的也不过尔尔。

  那么那些找不到资源协助的职灾移工呢?(本地工人其实也一样)

  如果HADI没有找到希望职工中心、没有找到TIWA,他受伤住院期间的工资可能一毛钱都要不到,而仲介按月照常超额扣款,他可能得不到任何休息机会,最后身心受不了选择回去印尼。或是,面对巨额仲介债务,且又难以残破身躯面对父母家人,退无可退之时,他会做什么呢?轻生或抓狂失控?

  若是HADI抓狂失控,杀了台湾老板,台湾媒体又会怎么报呢?

  因为HADI的职灾个案颇为棘手,我们特别请工伤协会的工作人员念云和小卍协助,也因为这个个案归纳出两个结构面的问题:

  一、移工的劳安训练和教育,几乎是零。HADI第一次来台,完全不懂中文,上工操作危险的机械,只有台湾工人比手画脚讲解,机器也没有任何印尼语的标识;雇主认为职灾发生是因为HADI自己操作错误,责任并不在雇主。但是关于这一点,劳工局是完全不处理、不追究雇主责任的。而HADI追究刑事责任的六个月期限早已过了。

  台湾的职灾发生率高已非新闻,但是近年来因为外劳取代了危险行业的工作,移工发生职灾的情况日益严重,而政府/雇主只管引进移工,却完全无相关职灾预防措施及移工劳安训练等等。

  二、奴工化的移工政策,使受职灾的移工难以无顾忌的力争权益。以HADI为例,当职灾发生后,雇主未给予休养时间要求HADI恢复上班,HADI不敢拒绝,因为仲介威胁,不上班就送你回去。直至HADI身心俱疲,终于申诉;但是在过程中仍处处受制于资方,而不敢与资方完全撕破脸,因为孤立无援在工厂的HADI,好像资方的人质,使我们在拟定争取策略时,不能不顾忌HADI的生存处境,谨慎盘算采取行动的时机。这种制度性的把移工变成雇主人质,恐怕也是使人抓狂失控的结构面因素吧。

  东莞职灾工人杀死台商的事件,我相信背后定有一个使他抓狂失控的结构面因素和退无可退的过程,如果没有人要面对这个结构面因素,那么何止被台商拖累的「台湾人」该死,中国人也一样该死。

  回到台湾的状况,如果台湾社会继续无视于奴工化的移工政策,无视于移工职灾的严重性,无视于职灾对工人身心摧残的难以弥补,无视于职灾预防/劳安训练严重缺乏的事实,如果我们放任这个现状继续存在……那么有一天若是有一个移工抓狂失控,也砍人了(事实上已经发生过好几起了),也说「台湾人都该死」,我们有什么话好说呢?像自由时报一样,把它说成国族仇恨或种族仇恨吗?

  处理HADI个案已经七、八个月了,目前仍未结案。看到职灾工人杀台商的事件,特别觉得有难以消解的悲哀,自由时报故意导向国族仇恨的报导,让人不齿;但是对于自认为不该死的台湾人,我们要做的事情真的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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