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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土地流转变革和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与农村居民的无产阶级化【观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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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4-27/091717696390.shtml


河南信阳土地流转引来外资承包中国土地

2009年04月27日09:17 中国经济周刊

  新闻背景

  河南土地流转热 吸引各路资本


  今年春天,信阳农村土地流转“新事”不断。诸多突破性的举措先后实施。

  先是3月27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江湾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揭牌”。这是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土地流转政策以来,河南省内由村委会和部分农户发起、正式登记注册的第一家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

  该土地信用合作社实行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拥有土地承包权、合作社拥有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离。农户按入社存入的土地面积从合作社获得分红收益。合作社通过社内集存土地,实行土地发包集约经营,面向社会吸用能人、大户、企业家等以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特色农业。

  4月22日,信阳市获批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在内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即将展开。

  诸多“新事”,掀起了信阳市以多种形式进行土地流转的新一轮浪潮。

  其实,在此之前,信阳市各地已经自发地出现了以不同形式进行土地流转的探索和实践。据信阳市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信阳市共流转土地109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3.5%。而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商业空间和创业机会,吸引了包括城市资本和外资在内的各路“资本下乡”。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前往信阳进行实地调查采访中发现,在信阳,由返乡农民、城市工商业经营者、甚至外国承包户以“资本下乡”方式进行土地流转的现象较为集中或突出。

  河南信阳土地流转调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陈佩忠/河南信阳报道

  “日本农场主”立松国彦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浒湾乡游围孜村是一个普通的山村,有140多户人家,四周群山环抱,村子周边是山区难得一见的开阔田地。2008年11月,一个日本人的到来,使这个山村立刻“声名显赫”起来。

  这个日本人叫立松国彦,来自日本爱知县,是位农场主。去年11月刚来时,立松国彦借住村里的农民家里。他一有空,就到村子周边“转悠”,物色他准备承包的田地,而能够用机械化进行耕种是他承包土地的基本标准。

  据村干部介绍,当看上了某块田地后,他就告诉村干部,村干部就做农户的思想工作,如果农户同意将土地流转给立松国彦,立松国彦便以相当于每年500斤/亩水稻的“费用”承租下来,水稻价格按照当年水稻的实际价格计算。

  由于最初农户对立松国彦不熟悉,也缺乏信任感,他们纷纷要求提前支付承包费用,以免“节外生枝”,立松国彦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乡村两级干部便根据双方的意愿、条件制定成规范的合同文本,经过认真商讨后,立松国彦同每个农户一一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有效期为10年,到期后农民可根据需要决定续租还是回收。

  目前,立松国彦承包经营了200多亩土地。他准备用机械化方式种植水稻,同时发展温室大棚蔬菜,已累计投入100多万人民币,拥有了挖掘机、施肥机、插秧机、履带式拖拉机等全套农业机械。

  村民廖宗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村里的绝大部分青壮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妇孺老幼,种田对他们来说,其实就是为了“糊口”,村里的土地大都处于粗放式的耕作状态,很少有人愿意在种田上花费更多的心思。所以,大部分农户都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省得自己“操心”。

  “况且,每亩每年500斤水稻的‘费用’并不低,因为每个农户每年除了种子、化肥、农药、机械耕种和劳动力外,实际每亩收入远低于这个数。”村支书游华金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但也有少数农户不愿将土地承包给立松国彦,觉得自己的田地还是“自己耕种更好、更放心”,村干部多次登门做工作无效后,也只好作罢。于是,立松国彦不得不绕过一块块小田,将拖拉机开进自己的承包地进行耕种,显得“相当不便”。

  当土地流转基本结束后,立松国彦开始制定相应的种植规划,并按照自己的规划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每天早上天不亮,四、五点钟就起床了,自己亲自下田干活,平整土地、施肥、挖水渠、修路等。

  在承包地旁,立松国彦取出他流转的200亩土地的种植规划图,向记者指指点点地介绍道,这里是稻田,那里是蔬菜大棚;这边建水渠,那边修道路等等。很显然,规划图思路清晰,线条流畅,一目了然,而且构图严谨。

  为了便于机械化耕作、提高耕作效率,立松国彦准备把200亩地整合成每20亩一个耕作单元,配有道路与水渠,方便灌溉与施肥,全面进行土壤改良,像他在日本的田地一样耕种,建成高效、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

  立松国彦表示,他不仅会引进日本的优良稻种、带来日本的许多先进大型农业机械,而且已在村子里招募了数名研修生,也是长年雇佣的劳动力,将传授他们如何科学种田、精细管理及最新的稻田耕作方法等。

  据中共新县县委办公室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县近年来大力发展国际劳务输出,并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稳定的劳务关系。家住游围孜村的虞春霞就是其中一位赴日打工妹。在立松国彦的日本农场务工期间,她吃苦耐劳的品质得到了立松国彦的大加赞赏。同时,立松国彦也从虞春霞口中了解到,中国农村的耕作水平还比较低下,于是便萌生了到中国种地的念头。

  对于立松国彦来到新县浒湾乡游围孜村转包土地,村干部表示,此举不仅把土地盘活了,而且还解决了村里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

  当记者问起他的家人是否支持他来中国从事农业种植时,立松国彦表示:开始家人不了解中国,是反对他来中国的,特别是他的夫人,十分不赞成。当家人逐渐了解了中国后,就开始支持他到中国进行创业。

  谈到来中国的感受时,立松国彦连连点头说好。他赞赏村民们的勤劳淳朴,干部们的热心帮助,以及当地政府给予的很大支持。

  他说,有了大家的帮助,他有信心把流转的土地管好、种好,回报大家。

  “茶园老板”潘万勇

  二月的信阳,正是初春时节,春寒料峭,乍暖还寒。

  在罗山县潘新镇齐家村,记者却看到漫山遍野的绿色茶园,给二月的早春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里就是在信阳闻名遐迩的信阳申林茶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申林茶业”)的“万亩茶园”。

  “为加强公司的规范化经营及产业化发展,公司计划五年内发展薮北茶生态示范园20000亩,其中有机茶园5000亩,绿色茶园15000亩,年产干茶达2000吨,年产值达1.6亿元,实现年利税3000万元。”申林茶业董事长兼总经理潘万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这位“豪言壮语”的申林茶业“大当家”并非当地农民,而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在2004年以前,潘万勇主要从事建筑行业,曾担任罗山县建筑公司经理,是位深受好评的当地建筑业“大亨”。

  2004年,罗山县原中日合资企业“河南申林茶业开发有限公司”由于种种原因,濒临倒闭。在企业进行全面改制之时,潘万勇果断投入数千万元资金买下公司的全部股份,并及时进行企业重组,救活了企业,也完成了自己从“建筑业大亨”到“农场主”的成功转型。

  但潘万勇这位“农场主”并没有“小农意识”,他在公司成立之初,就着手建立了罗山县薮北茶专业合作社。他们与同一产业的农户进行联合,建立合作组织,从事薮北茶的专业生产经营,实现技术、信息共享,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以增强市场竞争力。

  短短几年内,申林茶业公司茶园已由原来的200亩发展到8000多亩,年产值8000多万元,创利税2000万元。同时,带动周边三个乡镇2000多农户发展薮北茶种植,辐射发展茶园5000多亩,目前已成为河南省最大的无性系茶叶繁育基地。

  2008年,为增加入社农户的收入、降低生产成本,罗山薮北茶叶专业合作社购进茶苗24万株,按每株低于市场价0.3元分销给500户社员,共计节约成本7.2万元,平均每户节约成本144元;同时合作社以按每斤高于市场价30%收购社员鲜叶75万斤,为每户社员增收8100元,初现规模效益的优势。

  据信阳市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信阳市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吸引“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已扶持、培育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3500多家,其中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117家,共带动了全市一半左右的农户。

  这些农业产业化组织涉及畜禽养殖及加工、茶叶生产、花卉苗木、粮油加工等行业,转化了全市80%左右的农副产品。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效益,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大地主”柳学友

  作为信阳市种粮的“能人”和“高手”,柳学友也是土地流转“大户”。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居然能够得到国家总理的关心。

  去冬今春,一场席卷华北黄淮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全国性持续干旱,给我国夏粮丰收带来严峻的考验。严重的旱情,也让日理万机的温家宝总理牵挂不已。

  2月7日,温家宝总理亲临我国第一粮食大省——河南省检查农业抗旱工作,并于当夜在许昌市召开会议,听取河南省部分地市的旱情和抗旱情况汇报。作为种粮大户代表,信阳市息县农民柳学友也参加了会议。

  “总理问我包了多少地,哪一年开始包的,当时包了多少,每亩地租价多少。我说,我包了3000多亩,2002年起开始包。当时包了200多亩,那时,租一亩地80块钱,现在是330块钱。总理问,为什么现在租价贵了,你反而包多了呢。我说,那时粮食卖不上价。现在粮价上去了,政府关心我们,各种补贴多,种粮赚头大了,我们也包得多了。”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起会议发言情况,老柳依然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他回忆说,总理还勉励他种好粮、多种粮,为国家、社会多做贡献。

  在柳学友家门前并不宽畅的场地上,摆满了拖拉机、打药机、收割机、打井机等农用机械,这些就是他种粮依赖的“全副武装”。

  “这是我发明的‘打农药机’,那是政府奖励给我的拖拉机,旁边是自己买的收割机”柳学友兴奋地向《中国经济周刊》逐一介绍着自己的“现代化装备”。

  在河南信阳,当地不少人把柳学友称为当代的“地主老财”——他手上已有3000多亩地,每年收入上百万元。但他好像并不知足,近期又签下4000亩地的承包合同。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老柳就开始转包土地了。那时,他联合一帮种田能手远赴新疆、东北、河北、天津等地转包土地,曾把上万亩荒地改造成良田,自己也获得丰厚的回报,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4年,积累资金与技术后,“腰包鼓鼓”的老柳回到信阳息县老家。他没有把资金用在建房盖楼等家庭消费上,也没有用来开商店、建工厂等兴办实业上,而是干起了“老本行”,继续联合一帮“种田能手”转包土地,进行农业开发。

  他们投资上千万元,把家乡息县数万亩地(包括部队农场和乡镇撂荒地)悉数收入囊中,予以转包下来。通过平整和改良土地、推广良种、科学管理等措施,老柳自己承包的400多亩地,亩产均超千斤,当年获利数十万元。

  现在,当地的县乡干部、甚至中共信阳市委书记王铁都亲切地称柳学友为“老柳”,他当之无愧地成了当地的“名人”。据介绍,通过土地流转,信阳市已培育了一大批像“老柳”这样的农业规模经营企业和种养大户。2006年以来,信阳市涌现了17个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和两个河南省粮食生产标兵。

  记者手记

  “资本下乡”初现“双赢”格局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城镇工商业积累了庞大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而我国农村却面临着“土地、劳动力、资金”三大要素持续外流的问题。如何引导这些庞大资源 “上山下乡”反哺农业,成为解决困扰中国多年“三农”问题的“关键”。

  有专家认为,“资本下乡”进行“城市反哺农村”和“工业反哺农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方”,因为资本是现代工业社会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资本下乡”必然会带动人才、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向农村和农业,而这些具有“自动组合能力”的生产要素一经“落地”,就会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发展。

  近年来部分地区的实践表明,土地流转不仅为“资本下乡”进行“反哺”提供了运行载体,实现着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和效益最大化,而且带来了人才、技术、资金与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效率更高的生产模式。

  对农村经济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中共信阳市委书记王铁认为,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其利用的好坏是农村经济能否获得发展的关键所在。但在原有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中,农户分散经营,土地无法自由流转,产出效益低,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没有被完全发挥。

  他分析指出,一方面是土地资源稀缺,人均耕地少,另一方面土地“撂荒”、“闲置”的情况又时有发生;一方面是规模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需要把土地集中起来,另一方面土地分散在千家万户手中;一方面是懂技术、会管理的高素质农业人才急需土地经营,另一方面是文化程度低的农村留守人员按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粗放耕作土地。

  “要解决这些问题,建立新农村土地银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他进一步解释道,“新农村土地银行是指农民将土地像货币一样存入银行,获取存地利息,土地的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变,但经营权改变,土地的经营要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

  然而,就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地依然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来源,没有土地,农民就无法生存。而且,多年来,农民已经在改良土地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同时,有能力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还是少数,对大多数民工而言,乡村老家的家庭承包地和宅基地才是他们生存基本保障,也是他们留守家人的生活保障。因此,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让农民放心流转。

  “我们承包农户的土地,讲信誉,从不赖帐。而且我还会随着自己收入的提高,主动提高农户的土地转包费,不让农户吃亏。”作为“土地流转大户”的柳学友如是说。

  据信阳市有关方面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户土地流转以后,每亩土地可以实现500元左右的收入,另可享受国家各种补贴约100元,外出务工每年还可收入上万元。即使不外出务工,也可以在当地农业企业务工,每年人均收入也近万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农民反映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遵循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较小,实现了自愿流入流出“双赢”的结果,农民基本满意。但也有少数农户不愿流转,从而给土地连片耕种带来“不便”,还有极少数存在着利益纠纷问题,这些还有待于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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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土地流转变革和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与农村居民的无产阶级化【观察资料】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0月 22日 17:26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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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8-11/20/content_2956733.htm


泉港:土地流转催生新农业工人


2008-11-20 08:29:19 来源: 新华网福建频道

新华网福州11月19日电(郑伟伟 、梁少金)11月18日,泉港区界山镇东张村利农公司蔬菜基地里,54岁的林好利正和村里其他农妇忙着为大棚里的青椒除叶。 站在这片耕地上,林好利心中有股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说熟悉,她家的田地本来就在这里,多年在此耕作;说陌生,这块地已流转给了业主利农公司,她与许多村民也成了在自己土地里上班的新农业工人了。


“每亩耕地年租金600元,家里两亩多地,一年可以拿到租金1300多元;而且我每天在蔬菜基地上班,干的还是一样的农活,每个月却能领到七八百元工资,这样一年下来能拿到一万元左右。比一比,还是将地租给公司划算”,林利好掰着手指算。林利好告诉我们,土地出租后,丈夫陈国全赚起了“外快”,到附近工厂帮人看大门,一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媳妇也有时间跟儿子一起到区里的工厂打工。“出租了土地,不用那么多人绑在地里,全家一年多赚个2万多元没问题”,林利好兴奋地说道。


东张村党支部书记陈和春告诉我们,从1993年开始,村里就开始探索土地流转经营,至今已有15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只是几个村民的小打小闹,流转承包的面积不过几十亩上百亩。由于个人的市场信息不灵、产品结构不合理,出现了产品销路差、丰收不增收的现象,承包经营户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大量蔬菜烂在地里。“自己关起门来搞有困难,不如引进现代农业公司一起合作经营”,陈和春介绍说,2003年,在区镇两级的支持下,村两委召开两次村民代表大会征求村民意见,通过了统一出租土地给现代农业企业经营的事项,全村95%的村民都投了赞成票。“村里统一出租土地600多亩给利农公司经营,还有150多名四五十岁的妇女在蔬菜基地上班,光租金和工资这块,一年就能给村民增收近200万元”,陈和春晒起了村里土地流转的大“红包”。


利农公司泉港蔬菜基地负责人叶全乐呵呵地说道:“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规定,区镇有关部门主动为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协调服务,这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公司准备再投入2500万元,将东张村这600亩耕地全部改造成大棚基地,并准备与泉港区其他村子合作,扩大蔬菜基地经营面积,让更多农民收获土地租金,成为新农业工人,实现企业与农民利益的双赢。”(完)




http://ny.peoplexz.com/29062/20090627132255.htm


泸溪土地流转催生万余“农业工人”

作者:黄海龙 陈仕权
2009年06月27日 13时22分 来源:《团结报》


笔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湖南泸溪县优质椪柑种苗基地从浦市镇马王溪村租赁稻田130亩繁殖优质椪柑苗,稻田每亩每年租金580元,出租田土的农民大多在基地打工,月工资1000元左右,他们成了家门口的“打工族”。

  近年来,为进一步发展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产业集约化程度,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泸溪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州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规和政策,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和信息服务平台;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实施土地流转契约化管理;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该县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加速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使土地逐步发生了向大户、基地、协会、企业流转的聚集效应。

  招商引资企业四川超人公司成功在该县白沙镇岩头河村租赁流转土地208亩,投资9000万元发展椪柑精深加工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州最大椪柑精深系列产品加工基地;潭溪万山果树协会以土地入股方式把350多名会员、8000亩椪柑基地聚拢来,由协会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去年创产值7000多万元;龙头企业通过“企业+基地+农民”定单农业方式实现了土地集聚,县椪柑公司每年初都要与白羊溪万亩绿色椪柑基地农民研究、修订定单合同,围绕市场需求制订技术标准、产品质量标准,跟踪提供全程技术服务,去年基地创产值1400万元。

  该县每年土地流转逾万亩。土地流转发展了规模基地,催生了特色产业,该县发展椪柑大户500多户,创建了武溪五里洲“省定放心菜基地”、兴隆场永兴场3万亩无公害玻璃椒等一批优质基地,打造了26万亩、5万亩规模的椪柑和玻璃椒产业。部分“失地”农民在基地打工,目前该县有万余名“农业工人”活跃于城乡,实现了就近转移就业。





http://www.foods1.com/content/796140/

2009-7-4 来源:贵州日报 作者: - 编辑:健康


贵州雷山土地流转催生万余“农业工人”

雷山县望丰乡排肖村采用“反租倒包”的形式,将200多亩土地租给茶场和茶加工企业规模化种茶,参与茶园的管理与生产,人均年增收达3000多元。村民成了家门口的“打工族”。
  
近年来,雷山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州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规和政策,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和信息服务平台;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实施土地流转契约化管理;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该县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加速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使土地逐步发生了向大户、基地、协会、企业流转的聚集效应。丹江镇长丰村流转土地20多亩,每年以每亩租金1100元价格与大华木业有限公司合作粗加工林产品,现在村民不仅可以拿租金,还给企业打工,人均月收入达1500元。
  
该县每年土地流转逾万亩。土地流转发展了规模基地,催生了特色产业,目前,该县已建起了茶叶、畜牧、果品、山野菜、中药材等为主的特色产业,步入规模化生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种植、产业化经营进程。2009年,种植面积在万亩以上的作物主要有:茶叶面积40000亩,果品面积12600亩,山野菜10079亩,中药材11360亩。特色经济形成区域化。在丹江、大塘等乡镇形成了集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和专业市场带动为一体的中心区域经济带。永乐、西江、达地等乡镇,形成了农副产品流通集散地;望丰、丹江等乡镇初步形成茶叶和果品基地建设为主的区域经济带;郎德、西江等乡镇形成了以旅游开发为重点的区域经济带;方祥乡初步形成了以特色药材为主的山区民族区域经济带。结构调整出现专业化。经过近几年的培植,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远近闻名的专业化示范村,形成了以芦笙制作为主导产业的水电村,以杨梅为主导产业的乌秀村,以豆腐为主导产业的阳常村,以果品为主导产业的大固鲁村,以折耳根种植为主导产业的黄里村。据统计,目前,全县专业村占75%以上。
  
目前该县有万余名“农业工人”活跃于城乡,实现了就近转移就业。



http://www.fj.xinhuanet.com/zhkjw/2009-09/15/content_17699329.htm


武平土地流转催生“农业工人”

2009-09-15 09:56:32   来源:闽西新闻网
 
正是毛豆上市的时节。9月8日一大早,武平县岩前镇三河村村民陆续来到田里忙碌,他们将采摘下来的鲜毛豆卖到广东省揭东宏大食品有限公司设在村里的收购点。

望着粒粒饱满的毛豆,承包353亩土地的揭东宏大食品有限公司的派出代表张建军,和丰收了的农民一样高兴。半年多的交往,他不仅与农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还顺利完成了公司下达的收购任务。张建军告诉笔者,这一切得益于该公司和岩前镇共同推广的土地流转新模式。

张建军介绍,他们统一租下这片田后,农民除获得相应的租金外,还可以在这里打工:公司负责提供种子、农药、肥料,公司和镇里共同组织相关培训、提供技术支持,农民只管种地。张建军还与农民签订了保护价收购合同,让村民们吃下了定心丸。

张建军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这个春季村民们种的玉米收购价每公斤1.66元,扣除公司提供的种子、农药、肥料等成本每公斤0.46元,农民每公斤可得1.2元。春季玉米产量每亩有1000—1500公斤,一般一个劳动力可以耕作3亩以上的土地。也就是说,农民不用承担风险,打工一茬下来可收入4000元。按甜玉米—毛豆—甜玉米轮种,农民干三茬,一年下来收入不下1.2万元,对公司则可解决土地承包后季节工人难找的大问题。

为推广这种土地流转新模式,岩前镇农技站抽调了两个专业干部,通过蹲点服务,支持张建军把订单农业做强做大,以促进农民增收,达到企业和农户的双赢。目前,这个示范片的毛豆到了收获的季节,每天采摘的1200多公斤毛豆,均由宏大食品有限公司按保护价收购。三河村这种新型土地流转模式,既解决了土地承包方劳动力短缺问题,又让农民实现增收零风险,受到当地百姓好评。目前该县正着手推广这种模式,以促进土地有效流转。(通讯员 钟茂富 刘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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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土地流转变革和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与农村居民的无产阶级化【观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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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与土地私有化的趋势(乌有之乡“土地私有化”资料选辑)

注:许多文章做了节选,只选取合乎本题的有价值的资料。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909/102310.html

我用我村实例解读土地流转 (节选)

作者:湍韵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976 更新时间:2009-9-3


现在从我村里的实例来看看所谓的土地流转吧。  

我家住在河南省邓州市花洲办陈湾五组,我家所在的位置在市区。现在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土地房屋价格直线上升。在村子里100平米的土地有的就流转了实际上就是卖了10万,城市的发展,土地的升值确实给某些宅基地多的人家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前些年,中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中央本意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居住环境,而到了邓州,邓州的领导却理解成新农村就是要建新房,建新房就是要扒旧房,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引进了一个据说是香港的公司,要在我们村建香格里拉社区,要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村民能不答应吗?这个公司当时开出的条件具体的都没有看到,被几个性格暴躁的全部烧了。后来据说哪个公司在我们村建房得补偿标准是:每人10平米的住房面积,土地按一亩地四五万的价钱征收,(一般家庭的宅基地不超过200平米),房子按平方一个平方几百的标准赔付,一般家庭卖完土地卖完房五口之家能住上80平米?  

这样的标准,直接导致村民围攻了市委,村民们打着打倒###的旗帜,在我看来,好像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到来,最后由于村民的坚决反对,改造计划彻底破产了。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市委的计划破产了,但是市委却再也不再批准村子里建房子了,不管你的房子漏雨,不管你的孩子要结婚,总之一句话,再也不批准了。  

村民们不得已。在村子就随便乱建了,至此,村子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因为宅基地吵架的有,打架得有,建房断了村子路的有,建房占路的有,侵占集体土地的有,怎一个乱字了得?  

陈湾的村子自此之后没有了规划,所有的房子在市委的眼中成了违章建筑。有权有势在村子里随便的买卖村子里的土地,没权没势的失去了土地只能永远的过着穷苦的生活。没有了规划,雨天出门一身泥,没有了土地,家里的农家粪都没地方到。下水道不修,有没有道路,住在城市的我们,还不如离城几十里的乡下。慢慢的我们陈湾就会成为邓州的花园街(外人可能不知,邓州的市中心,典型的脏乱差)。
说说组长吧,想起来都好笑,一个二百多人的生产小组,组长竟然是文盲,每次需要签字的时候,还有带上一个会签字的代签。现在社会就业这么严重,农民工回家的有,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有,偏偏文盲当领导,还是组长会计一单挑,可笑可笑!!这也难怪,组长是个大家庭,一个家族在村子了能占六七十口人。家族势力的影响,在农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这样,他,一个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当上了村子里的组长。
他当上了组长之后,由于是文盲,法制观念极其淡薄。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村子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些情况,要是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枪毙都不为过,就是按现在的法律,也是要上刑法的,可是现在这个世道,民不吿官不究。就是民告了,牵扯到官员的利益也是不会追究的呀。
第一次,非法买卖土地二三十亩。去年年初,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还没有出台,有私人组织(姑且这样叫吧)就找到了组长,商量要把村子里的土地20来亩卖掉一块。身为组长,他确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商量的结果,是吧四位村民代表找到一起,由私人组织出面公关这四人,最后在金钱面前,阵地全部沦陷。就这样,土地就这样有这五人批准,卖掉了。价钱四万一亩,市价50万左右。现在这些地方已经盖起来两层的小楼,转手光土地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吧。就这样,没有土地部门的批准,没有村民的同意,上级部门已知(说不知是骗人的吧,几十亩地动工土地、城建部门不知道?)情况下,土地彻底的被卖掉了,这时候还不叫流转,因为流转政策还没出。
第二次,非法买卖土地三四十亩。去年年末,国家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土地可以流转了。又有非法组织找到了文盲组长,又采用相同的公关手段,轻松的搞定了村代表,听说一人得了一万的好处费,组长得到的好处我还不知情,不能妄加判断。土地流转,村子里这次是把所有权也给流转了。三四十亩地,转手又是上千万。
第三次,今年年初,八亩地。32万,卖给了私人,今年四月份强制往下分到的钱。这次是前任组长勾结的私人,伙同组长把地卖掉了。要是个人投资三十二万,转手三四百万,转眼就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人了,对他们来说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
第四,把村子里的耕种地以四万元的价钱卖给了村子里的两户村民。大约有两亩左右。其中一户买的土地少一点,不到一亩,转手就把自己低价买到的耕地,以数倍的价格卖掉了。像我这样的老实巴交村民是没有资格买的,村子里的土地成了他家的私有财产,想什么时候处理就什么时候处理!
前一短时间,我曾向市里反映过,这样搞土地流转,故意歪曲中央的意思,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会丧失的,国家回亡国的。
市里得回复实在让人大失所望。前两次卖地情况丝毫不提,可能关系太硬,可能于市里面有利益牵扯。(在市区低价购买数十亩没市里的关系我想是不行的,这叫黑白道都有人把),
针对第三次卖地,市里第一次的回复是你们已经将土地卖掉了,好像意思是你们自己卖的,与我们无关。再次反映之后,市里回复,说协商解决。违法的事情,竟然还要协商,难道这就是葫芦僧判案?
第四条,私人卖地市里可能觉得也是小事情,根本就没回复。

备注:土地流转,中央提出的又一项改革。还没有提出,有人就在积极地执行,国家的政策好像成了某些人犯罪的工具,难道不发人深省吗?,土地流转,可千万别像经济改革一样,造就了一小部分富裕,更大部分贫穷。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905/84779.html

决不能容忍土地私有化 (节选)

作者:江西李建军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5114 更新时间:2009-5-19


(江西李建军090319原创,转载注明出处)  

  

一、土地承包权资本化的后果不堪设想   

  

近三十年来,一些人利用社会主义改革之机,大肆鼓吹或推行私有化(买办化、半殖民化),私有剥削和帝国主义买办经济已经占中国经济份额的60%多!  

现在,还是这些人正在策划和实施一整套土地私有化的阴谋:  

1、推行有土地承包权的资本化、私有化。  

首先,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推行单干。随后,走资派、右派参加制订出台的《物权法》宣示:使用土地的农民永久地获得公有土地的“占有权”,农村集体丧失土地的占有权。接着,大肆鼓吹和推行土地承包权的资本化,并扣上一个土地承包权流转的帽子欺骗党和人民,但实质上就是土地承包权的资本化、私有化和土地地租收益的资本化、私有化。  

现在各地又在明地或暗地以土地流转为名,推行土地承包权资本化或土地的实际私有化,土地交易市场正在各地成立。一旦土地几经流转后,永久的私人占有权就会转化为永久的实际私人所有权。全面实现剥削阶级的理想:土地所有权的全面私有化。  

如,天津电视台09-04播报:私人可用宅基地换房;百度网2009-05-1019:57《支持土地私有化》;如凤凰网09-03-16 19:09:“浙江正式推行土地承包权的资本化”。  2009-1-2 天涯论坛《强烈支持土地私有化》  

QQ网友09-03-18 20:48给我发来一音频文件,听后才知,华中科技大学吴毅,别有用心地鼓吹土地永佃制(永远个人占有制),说白了就是要实行土地永远私有。  

中央党校教授徐祥临 2008年10月10日 ,做客新华网时说:“土地承包权流转并不意味向土地私有化方向走”。明摆着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就是向土地私有化走,还要否认,这是为土地私有化当说客。  

凯迪网络等各类网站有一系列鼓吹土地私人占有权的资本化的文章。  

为批驳土地承包权的个人永久占有、土地承包收益的资本化、私有化,我曾写过日志:《081019由承包、到占有、到流转、到私有是精英设想的农村全面私有化的全过程》http://blog.people.com.cn/blog/c3/s93544,w1224412234014211   

《081016要坚决制止土地非法流转行为》  

  

2、鼓吹和推行宅基地资本化。  

鼓吹和推行:私人可将宅基地抵押到银行贷款,这实际上是由宅基地私有化,走向土地的全面私有化。如,中国经济时报, 2008年05月22日 08:13国家行政学院韩康:启动农村宅基地的市场化改革。  

经济参考报2008年07月31:南京农民宅基地确权“破冰”, 探路城乡建设一体化。  

搜狐网 2008年09月03日 12:00,厉以宁建议:“试点宅基地抵押融资”。  

网易网2008-10-09 07:42:18,厉以宁:南方都市报(广州) :“开展宅基地及住宅抵押试点”。  

为批驳宅基地资本化和私有化的谬论,我曾写了日志《090107国内外窃贼下一个目标就是窃取公有土地!》http://blog.people.com.cn/blog/c1/s93544,w1231391296713481  

3、直截了当明目张胆鼓吹土地私有化。  

如,360doc网 08.12.29 北京邮电大学许志永:中国农村的土地应该私有化。  

中国新闻网2008-09-28 11:05:13:厉以宁:林权制度改革要走超越农业承包制之路。  

大道网 2008-11-23 刘军宁:“土地,不是国家的,不是执政党的,而是每个中国公民的”;  

凯迪网络2008-10-15 19:38:42,童大焕:农民物权不容以集体的名义肢解。  

凯迪网络huangsi2001: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  

凯迪网络2008-10-3 12:14:33,henanyanlin1:土地私有的理由;  

为斥责明目张胆鼓吹土地私有化的言行,我写了日志《090203警告鼓吹土地私有的敌人多行不义必自毙!》   

……  

虽然,右派、走资派和阶级敌人鼓吹和推行土地私有化花样翻新。但是,不管骗子手法如何千回百转化,其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私有剥削经济,全面垄断中国,全面剥削和奴役中国劳动人民!如果如其所愿,中国将回到动荡战乱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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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土地流转变革和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与农村居民的无产阶级化【观察资料】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0月 25日 22:32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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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知识分子谈土地流转改革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903/74570.html

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伤农倾向值得关注

岛夫
2009年03月13日 来源:《南方日报》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中国农业结束小农林立,农田经营过于碎片化,以及提高农业产业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土地流转如何才能避免伤害农民的利益,如何有益于“三农”的发展,仍然是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

  农民的利益被低端固化是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突出问题。最近看到新闻报道,广东高要南村通过竞拍的方式,把土地的年租金提高到每亩1300元的水平。这在全国是较为少见的。著名的小岗村的水田年租金才每亩500元,在广东的许多农村尤其是山区,土地租金更低得可怜。一般情况是水田每亩的年租金为250元左右。在我调研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中,某镇有一片1000多亩的水田,年租金每亩仅为30元,而且租期长达26年。直到去年年底,我还看到有以年租金60元一亩的价格获得连片80多亩农田经营权的。土地租金如此低廉,而且是发生在人均仅有五六分田的地方,农民的收益状况不难想象。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另一重要对象是林地,其价格有些也低廉得令人咋舌。某县山地使用权已经流转的情况是,流转期限为30年。第一个十年,每亩山地农民得到的是6元,第二个十年是8元,第三个十年是10元。也就是说30年农民平均得到的每亩年租金为8元。这个价格的确定,据说是参照当年国家对于生态公益林的补助标准。在这里,不仅公益性用地与开发性用地的区别被抹杀了,而且现在国家对于公益林的补助标准已经大大地超出了这个标准,并呈现出进一步提高的趋势。广东某大型木本油料专业种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更是低得令人眩晕,老板自己说的,每亩仅为1-2元。以这样的年租金就得到农民林地长期的使用权,无异于对农民的剥夺。

  土地是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是目前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更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性要素。在实现土地使用权流转时,这一要素的收益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为什么土地租金如此低下?原因是复杂的,各地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有两个方面不容忽视。一是政府部门在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和保护农民利益之间,缺乏应有的平衡。这些年来,一家一户耕种若干块小田地的生产关系和劳作方式,确实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政府部门希望能有农业的示范性种植基地或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因此,往往倾向于迁就投资者的意愿,直接或者间接地充当对农民的引导和劝进角色,在利益的权衡上,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迁就了资本的要求,而忽视农民的应有权益。前述提及的林地使用权流转的例子,据我所知,就有某些政府职能部门积极撮合的背景。二是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博弈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最为明显的是单个农民与投资者的信息极度不对称。许多农民无法判断土地的增值前景,因而也难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人们说服农民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甚至卖出土地的,往往就是以当下农民耕种土地的低下收益作为参照的。因此,虽然有所谓土地经营权流转必须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但是,仅有这种抽象规定,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利益在交易中得到公平的对待。

  防止土地经营权流转造成伤农的倾向,还必须防止农民在农村发展中主体地位的失落。时下一些干部在宣传土地流转对于农民增收的意义时,都提到通过土地流转,农民不仅得到租金,还可以在老板经营的农场上打工赚钱。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农民把土地出租后,多数就成为无事可做的闲人。老板主要雇佣的并非本地农民,而是来自广西和贵州等地的外来农民工。变化之一是村庄旁边多了一个供外来农民工居住的破漏不堪又有些乌烟瘴气的大棚屋;变化之二是,无所事事的本地农民,经常扎堆小赌。在这样的农村,几乎难以看到像中央文件所希望的那样,让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而这一地位的失落,会孕育着许多消极的社会后果。

  此外,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中,还有一个防止投机商人“跑马圈地”,垄断土地资源的问题。提出这一问题并非出于想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阅读到一家投资公司关于并购某县木本油料基地的可行性报告。报告敏锐地指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必须在以管理入股接管该基地的同时,趁时下林地租金低廉的有利条件,实现“跑马圈地”,并借助政府积极发展木本油料产业的政策,获取资金支持,通过打压和竞争的方式,消除竞争者,形成相对垄断,然后实现公司包装上市,并从二级市场上卖掉公司获利等等。这个报告明白地提示我们,投机商人正在把手伸向低廉的土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有可能被纳入商人投机的范畴。

  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新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中国确实没有必要让那么多的人去种田,也必须实现农业的集约化和产业化。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更为积极的方式去解决?但不论采用何种方式,至少应该做到:第一,谨慎地把握好农业、农村与农民之间的张力。因为片面地追求农业的集约化和产业化,而不顾农村的政治生态与农民的生存状况,甚至出现变相地剥夺农民,其政治后果是难以想象的。第二,认真建构相关方的利益格局,平衡好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方与承租方的合理权益。在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的同时,政府必须从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担当起保护农民利益的责任,积极探索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政策与办法,维护农民应得的利益。任何放任损害农民利益的倾向,不仅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违背,最终还将会给政府留下无数的麻烦。第三,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投机商人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投机炒作行为,确保这一过程真正朝向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发展。要实现这一点,我认为需要正确地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以消除和校正“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消极影响。(岛夫/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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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土地流转意愿与后果简析

作者:贺雪峰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2689 更新时间:2009-5-6


  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承包经营,按户承包,按人分地,农村土地细碎化成为问题,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一直以来是中央农村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途径是土地流转。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看来中央是决心在农村土地上做些文章了。 
  土地流转至少涉及三方面的主体,一是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流出方,一是愿意租入土地的土地流入方,一是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村社集体。本文从用于农业经营的土地流出方和流入方的流转意愿,及土地流转可能造成的后果方面,对农村土地流转作一简要分析。

  一、土地流入的三种类型及其表现
  在流转土地不能改变用途的情况下,一般的农地流转,只能从事农业种植,从流入方来讲,有三种理由流入土地,一是从事小规模的家庭耕作,比如因为家庭承包耕地太少,而租种一些耕地,以达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从事大规模农业经营,比如通过租种上百亩乃至数千亩耕地从事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三是租入土地从事高效农业,比如种植中药材、西瓜、蔬菜、苗木、花卉等,以获取高额收益。这三种理由的土地流入,构成土地流入的三种类型。我们对这三种土地流入类型分别作些分析。
  先来看第一种土地流入的类型,即租种土地用于从事小规模家庭农作的土地流入类型。这种类型可以有三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家庭耕种土地少,通过租种土地来获得适度规模经营,这种租种的土地要支付租金,但租金不可能太高,因为家庭土地经营的收益不可能太高。在当前农村,这种形式的租种已经十分普遍,主要是那些外出务工农户将土地流转到亲友,或租给本村本组人耕种,租金并不高,但外出务工农户可随时要回自己的土地。这种流转可进可退,方式灵活,是当前农村最主要及最普遍的土地流转形式。
  第二种表现。在外地租土地耕种,如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到东部发达沿海地区租种土地,这种租种一般只是短期租种,种地农民户口并不能迁移。这种租种也是短期的可逆的土地流转形式。
  第三种表现。家庭土地流转也是跨地区至少是跨村庄集体的,是一个农户家庭到另外一个村社集体租种土地,其租种土地的规模与所到村社集体农户平均种植规模相当,这种租种的土地,往往是所到村社一个农户因为外出务工赚了钱,而在城市购买住房,且有了稳定就业和收入之后,将住房和耕地转让给非本村社农户,自己收取一定的转让费或租金。外来农户因为已经购买住房,而可能将户口迁入本村,从而获得村庄成员权。比如我们在湖北京山县调查,京山县农村就存在大量这种外地农户在本地购买农民住房和耕地,并将户口迁入的情况。我们调查过的孙桥镇沙岭湾村,自1990年以来,已有50多户(全村500户)本村村民将住房和承包耕地卖给(转让)外来农户,这些外来农户因为在村里买了住房和承包地,而将户口也迁入进来。到沙岭湾村买地的外地农户,大多是经济条件更差的山区农户。这种形式的土地流转是不可逆的。这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并没有形成土地规模经营,仍然是村庄平均的土地经营规模。值得注意的是,沙岭湾村50户卖地和住房的农户,相当部分并未能真正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条件,做生意失败或打工不赚钱,他们目前的生存状况要比在村庄务农家庭的状况差。
  再来看第二种土地流入的类型。这种类型的土地流入远较第一种少,原因是大规模租入土地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的收益有限,而租入土地的成本很高。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并无超额的收益,大规模经营并不比家庭经营的效率高。大规模种植业的好处也许是可以通过机械化来减少劳动投入,降低投入成本,却很难获得比家庭经营更高的产量。大规模种植的农业生产管理也是难题。与一家一户小规模农户谈判流入土地也是难题,因此,除非恰好有大块的耕地可以流入,单纯从事大宗农产品种植的规模经营似乎难以形成气候。湖北大冶农民侯安杰从一家一户租入土地,规模竟达到2万亩,且主要从事粮食生产,也算是一个奇迹,但很难持续。这样一种从小农家庭中流入土地而从事大宗农产品规模种植的情况,在目前的中国农村只可能是少数,将来也只会是少数,因为没有效益,不赚钱。
  第二种类型流入土地的情况,除非大宗农产品规模种植的同时,可以发展高效农业,比如种植蔬菜、花卉、西瓜等。侯安杰租入2万亩耕地,2007年就有约5000亩种了南瓜。我到成都农村调查三个村,村里的龙头公司将全村大部分土地租种下来,除部分耕地种粮食以外,相当部分耕地种了西瓜和中药材。西瓜和中药材的比较收益高于粮食种植。这样就形成了第三种土地流入的类型。
  通过将分散农户的土地租入以从事高效农业,除非具备良好的先决条件,否则,高效农业本身的高风险,就可能使租入土地方破产。成都三村的龙头公司以每亩每年给农户500斤大米的价格租入土地,而从事缺少技术含量和只有很低进入门槛的西瓜与中药材种植,就可能因为市场风险而亏本,一旦亏本,龙头公司无以为继,就不再可能支付农民的土地租金,事情就会变得糟糕。
  高效农业的特点除了高收益和高风险以外,还在于高效农业往往只是大宗农产品以外的农业,是农业中的少数,也是农地中的另类。若全国农地都发展高效农业,都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则高效农业和经济作物将极大地供过于求,高效农业也就变成了低收益农业。
  随着资本下乡,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发展高效农业,这些资本可能首先挤垮小规模从事高效农业的农户。同时,高效农业所可以容纳的资本及土地都会较为有限。
  换句话说,发展高效农业,虽然可能有流入较大规模土地的要求,但高效农业本身的规模不可能太大,而不会成为影响中国农地经营的主要类型。
  以上三种类型的土地流入,第一种土地流入类型即从农户到农户的土地流转,是过去、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这种土地流转特点是可逆、不规范、灵活。较为特殊的是京山县出现的外地人到当地买房买地并将户口迁入的情况,这种土地流转的性质是转让,其土地流转不可逆,但这种类型的土地流转在全国应不占太大比重。
  第二、三种类型的土地流入,是从农户到公司或家庭农场的流转,是由小农经营到规模经营的流入,这种土地流转,因为存在资本投资及稳定预期的问题,无论公司或家庭农场能否赚钱,公司或家庭农场都需要有相对稳定的土地经营权,因此,他们希望可以长期租赁农民的土地,从而可以在土地上投资,因此,这种土地流转不仅十分规范,而且时期要求较长。
  总结一下就是,从土地流入方来讲,除极少部分土地会被不可逆地流转外,绝大部分流转的土地都是可逆的。资本下乡从事高效农业,即使没有政策限制,也会因为市场总规模的限制,而使资本下乡经营土地局限在并不庞大的规模。


  二、土地流出的收益与流出意愿

  我们来看一看土地流出方的情况。
  首先来看土地租金情况。湖北大冶农民侯安杰租种农民土地,每年每亩支付150元;我所调查的湖北京山县农村,农民的土地租金一般在200元/亩左右;2006年到辽宁调查,土地租金为300元/亩;在成都调查过的三个村,村民土地入股,除每年可得到500斤大米/亩以外,还可以参与年终分红;记者调查的成都市袁山村,村民将全村约一半耕地租给一家农业龙头公司搞农业规模种植,农户每年不仅可以坐收600—900斤大米的租金,还被“返聘”到该农业基地当农业工人,每月领取近千元的工资(见侯大伟等:“成都用金土地工程打开统筹城乡新局面”,《成都商报》2008年11月2日);河南尉氏县庄头村将千亩耕地租给公司生产面向香港的供港优质蔬菜,2006年租金上调至600元/亩(转引自昆明池:“一篇关于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与思考”,见乌有之乡网站(http://www.wyzxsx.com)昆明池文集)。等等。
  从以上引述租金资料来看,在正常的用于生产大宗农产品(而不是生产供港蔬菜,及不是农业龙头公司搞开发)的情况下,土地一年的租金也就在200—300元左右。
  如果大多数农地只能用于种植大宗农产品(事实上也只能如此),则农民将自己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出去,农民每亩所可获收益也不会很大。以当前农村民间年利息10%计算,3000元现金一年需支付300元利息,则只需每亩投入3000元,土地流入方就几乎可以永久租用农地了。
  即使在3000元基础上再增加一倍,每亩农地的永佃收益,也只有6000元。换句话说,若有农户希望将自己的耕地承包经营权永久地流转出去,他每亩所可以获得的收益也就在5、600元,不大可能超过1万元。若他有10亩承包地,他将这10亩承包地永久地转让出去,也只能得到约5万元的收益。我们在京山农村调查,2004年—2006年,京山县沙岭湾村有约30户农户将自己的住房和承包地(平均在12亩左右)一并转让给外地来的农民,转让价值一般在2—4万元之间,其中主要是住房的价格,承包地的转让金每亩仅在一千元左右,是相当低的。
  换句话说,即使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久地流转出去,农民也很难从中获得太多收益,我们万万不可以城郊农民的土地来想象一般农业地区土地的价值,也不可以非农建设用地的价值来考虑农地的价值。
  在这样的农地租金及农地价格下面,农地流出方的情况就颇为有趣,具体我们可以分出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外出务工经商,而不再方便耕种土地的农户,临时将土地流转给邻里亲友,这种流转并不考虑收益的多少,而是考虑将来外出务工经商不可持续时,回来种田,还有田可种。因此,这种流转土地的租金并不高,往往是送给亲友耕种,但可随时要回。土地流转无固定合同,无规范协议。这是最大多数的土地流转形式。在农民负担高时,外出务工农民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而愿意倒贴税费给流入农户耕种。
  但并非所有外出务工经商农户都会将土地流转出去,因为土地收益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对于增加农户家庭收入,是重要的一翼,农民可能在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回家务农,家庭收入依靠务工和务农的两块收益。另外一种应对方式则是男子外出务工,女子在家务农。再一种应对方式是年轻人外出务工,年老的父母在家务农。无论哪种方式,在一个农户家庭中,因为存在着劳动分工,而使家庭可以兼顾务工和务农的两个方面,从而使得当前农村虽然有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却只有较少农户将土地流转出去。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往往是全家都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户,这种全家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户,只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极小部分。
  土地的租金,不仅与种地的年收益有关,也与农地的劳动投入方式有关。在当前农业剩余劳动力极多,而市场价格却相对较高(与城市务工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有关)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种地往往不按市场价格计算劳动投入成本,所以每亩年收入可能达到1000元,而若将劳动力投入计算进去,每亩年收入只有不到500元。农民将土地租出去不大可能获得超过500元的租金,而自己种地,每亩却可以获得上千元收入。虽然自己投入劳动未算钱,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全家外出务工经商并因此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情况又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外出务工只是临时选择,自己随时准备回来的情况。这样的土地流转,一定不可能彻底,虽然他们也在乎土地流转出去的租金收入,他们却并不会为了多一点租金收入而放弃随时收回土地的权利。也因此,这种土地流转必然是不规范及临时性的,这样的土地流转不欢迎资本下乡或其他任何正规协议基础上的流转,而多选择邻里亲友,租金收入多少并非最关键。
  第二种举家外出务工经商农户,已经小有资本,在城市也有了临时性的就业,但经济基础条件仍然较差,尤其是希望在城市购买住房或投资小本生意,而现金不足,这一部分农户就成为农村中最愿意将土地永久转让出去,以换取在城市立足资金的农户。他们愿意以正式的协议,以较长的年限,将自己的农地转让出去,或京山农村农民连住房带承包地一并卖出去。这种土地流转的最大特点是其不可逆性。
  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急需用农地承包经营权来换取立足城市生活费用的农户不会很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很少有农户敢冒这么大的风险。不过,如果政策鼓励,比如重庆市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一些地区曾进行的蓝本城市户口实验,鼓励农民进城经商而建工商一条街等,都可能会吸引相当部分农民去冒这个不可逆的土地流转的风险,以获取进城准备金。而一旦进城失败,这部分农户的处境就可能十分糟糕。
  第三种举家外出务工经商或因为子女在外工作而到了城市生活的农户,可能因为有了稳定的城市就业和收入,且已经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他们并不需要依靠农村土地来换取进城准备金,他们并不需要依靠承包地的租金来补贴城市生活,他们因此会对土地采取相对超然的态度,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卖掉耕地,他们可能将土地送给亲友耕种,更可能的则是将土地租出去,每年固定收取对他们家庭收入也许不多也不重要却可以构成租入土地农户重大负担的土地租金——而在集体土地制下面,本来这部分人理应放弃土地而不再应该当这种城居地主的。
  换句话说,举家进城的两类不同的农户,对土地会采取相当不同的流转态度,一类是勉强可以进城,进城后处境不稳的边缘性的农户,他们急需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永久流转来获取虽然不多但对他们进城却至关重要的土地流转收入。这种流转大多采取不可逆的形式,因为这样可以一次性获得相对较高的土地流转金。这类进城农户难经风浪,若进城失败,就会处于进退两难境地。若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的城市化战略,这种处于进退两难农户数量将大增,农户的个人问题就会转化成为政治社会问题。另外一类是在城市已获稳定收入,土地收入对于其家庭收入并不构成意义的农户,这类农户反而不大会一次性将自己土地卖掉,而是愿意将土地留在那里,土地是要流转出去的,但并不是规范的长期的合约,能收些租金就收些租金,不能收租金也没有关系。这一部分人的数量若多起来,农村中的不在村地主就会严重地影响村庄内部的整合,农村的情况就会变得糟糕,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尤其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难度加大。

  三、土地流转的可能后果

  从以上土地流出与流入两个方面主体意愿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初步结论。

  1、资本下乡不会普遍,后果却可能严重。
  资本下乡之所以不会普遍,是因为中国主要农地将用于种植大宗粮食作物,而种粮食作物,资本下乡的规模经营效率并不比小农家庭强,资本下乡的收益会成问题。资本下乡一般会集中在高效农业,集中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这样的资本下乡会挤占过去普遍农户在经济作物和高效农业上的收益。
  资本下乡的严重后果是,资本必须与农户签定比较正式且往往是不可逆的土地流转合同,而绝大多数农户实际上只是愿意临时地将土地流转出去,资本下乡所要求的土地必须成片,而在一个大片的土地中,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农户,即使他们都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但如以上分析,不同农户对流转出去的土地有着相当不同的要求。资本对土地的稳定使用权的要求和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灵活要求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

  2、进城农民的不同处境决定了土地流转的不同方式。
  进城农民中,尚未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来源的农民,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而往往是临时性地将土地出租给邻里亲友耕种,这种出租的租金很低,合同不规范,大多为口头协议。这是现在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将来很长时间都会是农民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第二种进城农民,是已经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条件的家庭,如子女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有了稳定工作,或做生意赚了大钱,等等,这类家庭,因为在城市经济条件较好,他们并不十分地缺钱花,而土地流转收入不可能很高,他们因此倾向于出租土地,而非一次性地转让土地来获取收入。第三种进城农民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农民,他们在城市做小生意赚了点钱,但经济条件并不很好,为了让自己生意做得更大,或应对经常出现的危机,常常有急需用钱的时候,他们可能将自己的土地一次性流转出去,以获得在城市立足所急需的资金。

  3、土地流转会影响村庄整合。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进城农民会逐步增多,但可能有相当部分进城农民不会放弃自己的承包地,也大多不会一次性地将承包地转让出去,而多采用出租的方式,出租给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耕种。能够进城的农民,多是具有一定资源优势的有能力的农村精英,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则大多是经济条件比较差,掌握资源比较少的村民。这样一来,将来若干年,中国农村可能出现的一个局面就是,真正有能力进城的村民,虽然主要收入来源是在城市的就业收入,他们却仍然享受着农村土地的租金,而在农村种田的只有较少资源的农民,却不得不再向已经城市化的村民交租。更严重的是,之前的农村,往往是人地结合的共同体,即村庄、土地与人口是在村庄这个有限空间中汇聚交往的,现在,村庄内发生严重的人地分离,有地的村民早已搬到城市居住,而种地的农民却可能并非当地村民。这种人地分离,就使村庄共同体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基础。

  4、政府的城市化战略选择是决定土地流转速度的重要方面。
  一般情况来,农民未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他们不会轻便放弃自己在农村的土地。但若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就可能导致更多农民为了获取进城基础条件,而采用不可逆的土地流转形式。即是说,政府积极的城市化战略,会让更多农民期待通过更加彻底的土地流转方式来获取进城所需基础经济条件,但很多时候,政府的积极城市化战略仅仅为进城农民画了一个大饼,实际上却不能充饥。政府积极城市化战略的典型如1990年代,全国很多地方推出的蓝本城市户口,鼓励农民进城建商贸一条街,推动农民用土地换城市住房等等。这些举措的核心是,让农民将积蓄包括土地承包权转让所获收入,一次性地购买城市生活条件(比如住房、户口),而不管进城后是否还有(及能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条件。这种举措的严重的后果是,在地方政府积极城市化战略的鼓动下,农民进城速度远远超过城市吸纳农民的能力,农民进城后的基础生存条件反而不如之前的农村,但他们却因为已将土地不可逆地转让出去,而不再具有回去的可能。

  5、农村金融问题要注意。
  目前农村的土地流转,是以农村金融未与土地联结起来为前提的,若土地与金融联系起来,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抵押,则农村被动土地流转的速度,将大大地加快,农村人地分离的严峻局面会更早地到来。限于篇幅,此方面的讨论不再展开。


  2008年11月13日上午
  于江西上清镇

  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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