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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红草:1970年代至今韩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经验与重大教训(2008年3月)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0月 7日 14:19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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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communismabc.googlepages.com/hangong(青年工人注:上述标题“1970年代至今韩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经验与重大教训”为转载时本人自行所加。

首发于左畔学社
2008-12-收录
※2009-2-14 略改其中不符事实的一些文字
2009-2-14作者注:文章中第四节提出的问题是“不依靠工人政权,能实现起码的改良吗?”——这个问题需要再次说明一下。实际上,不依靠工人政权,在资产阶级政权下,当然也能实现很大的、真实的改良,例如允许建立工会和一定限度内的罢工,以及对合同工待遇的大幅改善等等。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篇文章这里应该做一个修改。

但是从另方面来说,即使这样的改良(姑且不说这是80年代工运的巨大牺牲来争取到的),由于操在资产阶级政权手上,因而随时可能被取消——就像现在,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时,从韩国首尔到欧洲巴黎的工人福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持续侵犯。也就是说,改良是不稳定的,以资本统治阶级的需要为转移,在没有工人政权情况下,工人运动再怎么强大也处于绝对劣势。就拿韩国工人来说,具海根先生在《韩国工人》第八章第三节特别提到1996年底至1997年初的全韩总罢工——“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P249),这次罢工组织很成功,三个多星期里有300多万工人动员团结起来还得到了国际劳工运动的强有力支持,却“最后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这足以发人深省!(我文中第四节也专门谈了这一重要斗争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依靠工人政权,即使能“实现起码的改良”,但由于这改良是不稳定的、随时可根据资本统治者的口味和需求改变的,所以也算不得真正的实现。不必在这问题上咬文嚼字,但应看到现实中,这种不稳定性是越来越大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是一个摆在我们身边眼前的活的例证。既看到真实的改良、承认它并争取它,又拒绝把改良自限为目标,而是以改良来启发、促进工人追求本阶级政权的革命觉悟,把一般改良斗争与革命阶级斗争有机融合起来,这是韩国工人目前应该去做、而中国工人应该即将去做的。



红草




韩国工运的启示。中国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应从中学会什么?



红草
2008年3月11日



对于中国人来说,韩国似乎并不陌生。在最近的十年里,韩国的流行音乐、泡菜、三星手机、汽车、影视剧已为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城市里的中国人生活之一部分,越来越多人跑去韩国留学、旅游、考察或偷渡到那里打工“淘金”(过去只懂得往美国欧洲跑)。中韩官商界的交流合作更是愈加频繁密切,2007年中韩贸易额就达到1600亿美元。但是,只有不多的中国人知道(知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部分涉韩人群),韩国还是一个以强有力的工人运动著称的国家。1970年代至今的近四十年内韩国工运迅猛发展,表现出了惊人的斗志、首创性和牺牲精神,已发展成当今亚洲最具有组织性和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运动。



为要了解韩国工运的历史经验,韩国学者具海根的《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版中译本)是一本很好的著作。它的价值在于对典型的工人斗争事件的具体记述是基于许多种韩国本土著作以及对当年工运学运骨干分子的访谈的;并且它有系统地记述了韩国工运的整个历史和主要特点。同时我们应看到具海根作为职业知识分子的缺点:许多地方纠缠于无用的学术和纯粹观念讨论,政治分析的贫乏、粗钝和偏颇。正由于此,我们还应该辅以阅读80年代及其后港台左翼刊物和其他一些左翼有关韩国工运的报道、访谈、译介。这些材料的优点是把韩国工运和学运的最重要政治倾向呈现出来并对当时局势和历史成因作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和阶级的分析,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至于这些材料的不足之处即缺乏对工运内部运动微生态情况的观照又可从具先生的著作得到弥补。笔者正是在这两类材料基础上写作本文。作为一篇读记,本文将重点总结探讨韩国工运的正反经验和对中国劳工解放奋斗者的启示。
【文中括号内“P数字”均表明《韩国工人》引用页码】



笔者深信,这些材料在潜在的和未来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中将比在其他地区和人群中获得更为多样化和更为深广的理解,这些理解必定会具有催人奋进的实践意义。不过,本文决不想也不可能代替中国工人阶级对韩国工运的理解和本阶级自我实践,但本文明确无疑的阶级倾向和提法将力图成为这些理解中的一种,力图给中国工人和进步青年朋友们以一种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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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红草:1970年代至今韩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经验与重大教训(2008年3月)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0月 7日 14:20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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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70年代——韩国现代工运的重大开端



根据具海根的严格考察,韩国现代工运的起点应是1970年代初。1970年11月13日,年仅22岁的裁缝(服装厂工人)全泰壹在种种维权努力失败的情况下在一次工人集会时自焚以示抗议,他想以这种令人震惊的壮烈牺牲来唤醒千百万工人的觉悟。正是这位可敬的工人斗争烈士的鼓舞下,当地服装厂工人不久后组建了韩国朴正熙独裁时代(1961——1970)第一个独立工会“清溪工会”,初创时曾拥有500多名活跃会员,代表该工业区2万多名不同服装厂的工人。清溪工会发扬了“全泰壹精神”,坚强不屈地与资产阶级国家做抗争,“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以前的(韩国)基层劳工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P91)。



不过,这并不是说1970年之前韩国尚未有工运。作为工运主体的工人阶级,本身是工业化的产物。早在日占时期(1910——1945),伴随迅速工业化和劳工数量激增,20年代的朝鲜半岛已出现首批工人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范围激发了好几波阶级斗争与革命高潮,三十年代尤烈,朝鲜半岛也不例外:“30年代劳动争议的数量甚至超过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数量”(P31)。然而作为日帝在亚洲的桥头堡,朝鲜半岛工运终于被打压到地下。1945年随着国家光复,空前强大的半岛有组织左翼工运浮出水面。此后一年半60万劳工频频示威,与美韩军警激烈冲突。“这是1987年以前韩国劳工运动史上暴力性最强的时期”(P32)。但1947年初一场铁路大罢工期间,美韩军事政权、警察和右翼工会把南方的工运血腥镇压下去了(“数百人被杀死或被处决,数千人被监禁”,P32)。



此后12年(1945——1960)韩国工运几乎被窒息了。1960年学运推翻李承晚独裁后,张勉的短命民主统治下(1960——1961)劳工骚动和工会运动有所复苏,并取得了不小成就。1960年出现了与官方工会相对立的全国性的独立工会以及激进左倾的教师工会运动。但朴正熙1961年6月兵变使这一工运活跃局面旋即销声匿迹。反共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构建和国家主导下本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强势发展,构成了1960年代后韩国的显著特征,从而极大压抑了工运发展。整个大气候“在工人脑子里播下了深深的恐惧,害怕因参与劳工活动而可能受到政治迫害”(P33)。[1]



尽管如此,韩国工运还是在1970年代资本极权高压下顽强地抬头了。以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为核心的典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造产业工人的成倍增长(从1963年的42万增至1985年的315万,P43),这些都构成了工运兴起的最重要物质基础。另外,60年代末严重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工人苦况和资产阶级对劳工的勒索,以苏中阵营为靠山的北方工人朝鲜与资产阶级南韩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严重政军危机也加剧了后者的政治保守。这些因素构成了70年代工运兴起的外部诱因。



对现代的韩国工运来说,70年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艰苦创业时代。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电子等轻工业)的工人——而主要是年青女工,她们和一部分男工人一道挑起了改组腐败的官方工会和创立新的独立工会的历史重任。我们应清醒认识到,70年代的那些重要斗争仅局限于韩国西北部“首尔—京仁”轻工业地区,直到“80年代初……全国其他地区几乎很少发生劳工骚动”(P155);而且70年代女工主导的工会斗争与80年代男工主导的工人运动缺乏直接活动和组织方面的联系(以至于观察家们普遍忽视70年代工运意义、更看重80年代韩国工运),1980年5月光州起义的惨败还说明了70年代工运并未打造地区之间的运动联系和全国工人的阶级团结,更未产生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领导力量[2]。但我们更应看到,70年代工会运动是在阶级意识、先驱精神、典范经验等方面对后来的工运作出了十分重要的无形物质启示。“70年代妇女领导的斗争,对提升工人意识、阶级认同和团结网络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在这种基础性工作之上,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迅速发展。”(P124)因此想要理解80年代韩国工运的爆炸性发展,离开了对70年代工运的认真考察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在提示我们:今天在中国发生的那些凤毛麟角的坚强的工人工会斗争,(无论成败)将对未来中国工运产生深远的精神影响,劳工解放奋斗者务必对这些斗争工人予以最大关注和文化帮助乃至应尽量身体力行地参与。



韩国的青年俊杰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树立了令世人惊叹的榜样。在70年代和80年代都出现了大批大学生进工厂融入产业无产阶级、帮助工友争取自我解放斗争的动人景象。两种社会群体在70年代给过韩国工人阶级很大帮助:左倾的青年学生和进步教会。不过,由于教会在斗争高涨时进一步暴露了为资本暴政打掩护的反动本质和温和的妥协路线[3],80年代更为进步的工运与教会渐行渐远;激进的学运则更多与工运相互鼓舞互动。1979年朴正熙之死激发了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光州起义惨败(直接致使新独裁者军人全斗焕上台)使更多大学生铁了心到工人中去组织地下工运。“其中有些人辍学,,有些人则已经毕业,另外一些则因参与非法的反政府示威而被学校开除”(P132)。据深入韩国工人布道的前美国传教士奥格尔估计,“到80年代中期,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出身的工人”(P132)。但据首尔一位不具名的学运领袖1987年的说法:当时毕业生工人约有2万名,都有组织,大多是地下组织。[4]



这些最初受“全泰壹精神”感召诞生的毕业生工人群体在80年代对韩国工运的重大贡献使70年代工运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80年代工运的大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毕业生工人以及很多参与70年代工会活动而被开除的普通工人”(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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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红草:1970年代至今韩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经验与重大教训(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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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0年代——韩国工运的爆炸性发展和严重的政治弱势



1987——1990年是韩国工运大爆炸时期。南部沿海以男工为主力的重化工业地带打破多年沉寂异军突起。尤其是1987年7—8月、1988年12月—1989年4月南部城市蔚山现代集团工厂群(韩国最大汽车厂、最大造船厂、最大企业集团)爆发的极具战斗性的工会运动和武装罢工乃至阶级战争,使重工业工人一跃成为韩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而韩国工人阶级又成为全韩被压迫劳动群众的事实上的领袖阶级[5]。同时间,伴随1987年6月底统治层民主化政策,全韩发生了宏大的群众运动,学生、店员、职员、工人、城市贫民、小业主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在后续三个月中,120万工人参与了3311次劳动冲突(P197——P198)。值得注意1987年工运大爆炸的自发性质:这一局势中各运动有相对的内在独立性(例如当时发生的现代集团工会运动开始时与外界的社会运动完全没有直接联系),这是广泛的基层自发运动。



不过,具海根谨慎而确切地指出:“大多数纠纷是在没有预谋、计划或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是从这种意义上,才能说1987年的劳工起义是自发性的,工人并不是在以前没有做过组织集体反抗的努力的情况下,以一种纯粹冲动性的和非理性的方式对情况做出反应,因此不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劳工起义是自发性的。”(P205)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最早组建工会的现代发动机公司,一小批工人曾通过各种小组活动积极培育同志关系和阶级意识。……现代公司的小组是在工人自己的创议下发展起来的,与外部知识界团体只有很微弱的关系”(P206)。在这些小组中,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权容睦领导的地下工人小组最为重要。权容睦通过自身工厂劳动生活、与政治异议分子接触及博览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形成了高度的阶级意识。早在80年代初,他就组织了工人小组,讨论工人阶级自身问题、研究劳动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86年权容睦及其工友成功改良了资方的一个工人管理机构;不久后他们积极筹划了创建新工会的工作,这使得恰巧于1987年6月底的民主化转变发生不到一周后被这批工人们利用来发起了勇猛的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年的暴风雨时代里,权容睦成为韩国工人斗争风暴中心的最重要领袖之一。



不难发现,权容睦这样的先进工人之所以被大规模群运推到历史前台并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在于他长久以来就艰苦奋斗积蓄了出众的阶级觉悟和斗争能力、正反经验,以及他作为潜藏于本阶级核心并深得周围工人群众信任的一员,使权容睦们在时机到来之际从此前星星之火般的小组织中迅速脱颖而出,卷入巨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中。劳工解放奋斗者应该由此认识到阶级意识的长远宝贵的价值。当工友们正在从事一场艰难的群众斗争时,我们应当尽力肯定、鼓励乃至(若有条件的话——)帮助工友们斗争下去,同时充分估计消极方面和失败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设法使工人们明白启发、捍卫、发展独立的阶级意识(包括阶级独立自主意识、工人权利意识、集体奋斗意识)的根本意义——而不论当前斗争的暂时成败。回头看韩国工运,正如具海根所言:“1987年大斗争表现出来的战斗性和阶级团结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过去历次斗争、少数几次胜利和多次失败累积的结果。通过这些胜利和失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工人觉悟的这种逐渐变化很大程度是在平静的表面下悄悄发生的,但它为1987年的火山爆发积蓄好了能量。”(P234)



1987——1990年现代集团工人的激烈劳资斗争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焦点,值得详细评述。我们通过这一历史可以看到韩国工人的惊人战斗精神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强悍武力,然而工人们却在政治上处于显著的弱势,当韩国工人面对强大的资产阶级政权和资产阶级反对党时,却缺乏以建立工人政权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和为之战斗的本阶级先锋队,导致了三次斗争高潮均以失败无果告终,1989年之后工运能量开始消散。



1987年7月5日,以权容睦为代表的约100名现代发动机工人秘密组织了工会;随后整个七月内,现代集团其他112家企业都发生了工会化斗争。8月8日,12家现代集团企业的独立工会组成了协议会,权容睦被选为议事长。为了迫使现代集团老板们承认工人阶级的自主工会,8月17日和18日接连爆发了威武雄壮的现代集团各企业工人大游行:17日数千名工人——到18日达致4万名工人如同一支自觉的军队一样极富组织纪律性地游街示威,在喧天锣鼓声、群众歌唱声和“打倒郑周永”[6]的勇敢口号声中向预定地点进发,走在最前面的是翻斗卡车、叉车、救火车、混凝土搅拌车等重型车辆;领头人群戴防瓦斯面具和安全帽为护卫。4500名韩国警察对这支重工业工人大军无可奈何,只好让示威工人继续前进。但这场斗争的后续发展暴露了韩国工人的严重政治弱点:工人的工会轻易接受了政府劳动部的空头承诺,撤回了大部队,而现代集团资本家配合韩国当局的调虎离山计,依旧干着侵犯工人利益的勾当,韩国现代集团工人第一次全副武装的威武大进军竟然就这样被资产阶级的两面派伎俩挡回去了。后来现代集团的两次劳资斗争高峰更大程度地暴露出韩国工人的战技、勇气、斗志高超和严重政治弱势之间的巨大矛盾。后两次劳资斗争很有代表性。



1988年底,现代集团工人斗争发生第二次高涨。纠纷缘起现代重工的新工会主席徐太守背着工人与资方签了一份集体合同,普通工会会员愤怒否决了集体合同并强烈要求4名被解雇劳工领袖复职,但遭到资方拒绝。于是现代重工工会号召12月12日举行罢工,这场延续了128天的大罢工成为韩国工运史上最持久的罢工。工人还集体投票改选了工会主席。工人与资方激烈对抗至1989年春,期间“充满了工人与管理方之间、反对管理方工人与支持管理方工人之间的暴力斗争”(P215)。面对现代集团资本家武装威胁,罢工者也不甘示弱地向新闻记者们展示汽油弹、迫击炮和工人自行生产的其它土制武器。在罢工第109天(3月30日)黎明,政府派出15000名警察从陆、海、空三方调集镇压现代重工的工人,现代其他企业工人纷纷以罢工支持战友,劳资冲突在当天下午演变为大规模街头冲突和巷战。持续十天的阶级战争中工人及其家属(甚至男工人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愤怒地齐上阵)表现出了彻底斗争决心和献身精神,直接参与了街头战斗。“她们阻止警察进入街道胡同追赶逃跑的工人,他们筹集资金将前来援助工人的学生藏在家里,他们收集空瓶子用于制造燃烧瓶”(P216)。现代重工的一位工会领袖更介绍说:“当时,我们的家属、居民都一齐参与静坐抗议。学生替我们筹了不少捐款,居民送给我们不少食物,而农民也送给我们不少米粮,因此,我们与当局及资方的斗争,能持续下去”[7]。但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到4月18日,这场韩国历史上最为壮阔的工人斗争以惨败告终:52名工会领袖被捕,59名工人被开除。而后不久,现代重工工人要求出席被捕领袖的法庭听证会和要求在上班时间举行工会会议,又遭资方拒绝。由此引发了1990年春的被广泛视为全体工人阶级反对国家和资本的“政治斗争”(P220)的现代重工工人罢工,这是现代集团发生的第三次工人斗争高潮。很快其他地方工人领袖组织了同情罢工。到5月4日,全韩146家企业大约12万名工人卷入总罢工,但同情罢工只延续了数天。罢工很快陷入颓势,5月10日终于以惨败而终。当初爬上离地面82米高的戈利亚牌(Goliat)起重机的最勇猛的几十名核心斗争工人终于放弃绝食、一个个地爬下起重机阶梯,“无法控制的眼泪从他们的眼中夺眶而出”(P220)。



韩国工人令人痛苦的失败并非偶然。作为在韩国“扮演着工人运动的先锋角色”(现代集团工会领袖语)的现代集团工人,他们并没有一个以建立工人政权为核心的政纲,因而不能把全国的民主和革命力量有效地汇聚起来。单是提出工会层面上的一般改良要求是不能吸引全国不同阶层和不同斗争议题的进步力量的,尽管现代集团工人及其他韩国企业的工人在这一时期的劳资斗争都得到了全国许多进步团体和周边群众的支持,但这种支持还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相对于强大的全国资本家政权,韩国工人缺乏本阶级的以革命政纲武装起来的政治先锋队,因而无法把每一次工人斗争产生的政治影响和革命决心积蓄起来,最终使得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利用群龙无首的韩国工运局面将其各个击破。



正是在韩国工运发展到高潮阶段暴露了其严重的政治弱势。囿于职业学者的局限性,具海根停留于对韩国工人的一味赞美(包括把失败说成胜利,这其实极不利于工人进一步前进),却忽视了韩国工运的真正薄弱之处,更不必谈分析原因了;而正是在这里,蕴涵着韩国工运的若干重大教训。我们不禁要问:截止1987年,有着近二十年卓绝斗争传统的韩国工运为何未能锻造出为自我阶级解放而奋斗的阶级先锋队?从一国工运史中总结教训,提炼经验,是为该国及其他国家共产主义者义不容辞的任务。本文下面将对此重点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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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红草:1970年代至今韩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经验与重大教训(2008年3月)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0月 7日 14:23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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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级斗争与一般改良斗争的机械脱节

——韩国工运的最大教训与俄国革命工运的启示




1988年4月韩国“民众党”成立。这个党的诞生被当时一些国际左派认为“显示了南朝鲜的政治舞台不再由资产阶级各派系霸占”[8]。但从其建党宣言来看,民众党充其量只是小资左倾政党;它并没彻底的反资本主义与工人民主纲领,只是代表了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的要求[9]。直到2000年1月,才出现了一个被公认为工人党的“韩国民主劳动党”。但该党力图通过资产阶级选举上台执政的政纲和对性质庞杂的各种社会势力的包容,足以说明它是一个左翼改良主义主导的资产阶级政治大杂烩[10]。



如果我们再稍微看看韩国的主流资产政治史会感触更深。在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之后,1997年自由派资本的政治代表金大中上台时,“南朝鲜群众曾经对他抱有巨大期望”;但正是这位金融危机时期上台的领导人大力推行极不利于劳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群众愤然反击。2002年,卢武铉原封不动地接管韩国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再度地,“被压迫人民对他报有非常高的期望”,于是在经历伊拉克战争的韩国沙文主义政策和新一轮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群众再度失望了。[11]2007年12月,韩国另一位大资产阶级代表李明博上台,据主流媒体报道他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了压倒性的1149万票,不久前的主流民调更显示79%韩国国民对他抱有良好预期,这是否意味着相当部分劳动群众的又一次受骗或迷茫无望?[12]



毫无疑问,韩国工运基层表现出的惊人战斗性相比整体较低的政治水平,显然是矛盾的。在1987年9月工人斗争和社会运动空前高涨之际,韩国学生领袖认为工运仍难以接受激进学生的政治斗争主张[13]。不单学生领袖这样看,处于当时斗争前沿的工人代表也认为“说到政治斗争,目前,我们还未有足够力量”[14]。



不过,我们需要提醒读者们地这两点予以最大关注:工人表面上“较难接受政治斗争”不等于工人实际上没有参与政治斗争中并怀有政治愿望诉求;事实上韩国工会运动部分地被迫承担了政治斗争的功能。理论上,每一次自下而上的工人罢工都包含了革命的萌芽。因为每次罢工都意味着工人中止当前生产、违抗以往的“正常”秩序。因此自下而上的工人罢工很容易引起老板及其政府的恐惧、关注甚至压制——在专权的国家尤为如此。最有勇气的工人罢工——即使其动机只是经济的要求——都会对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实行的压制进行抵抗,除非这些工人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就是这种针对政权暴力的抵抗已包含了政治斗争的性质[15]。回顾韩国工运史不难发现,1970年代后期韩国工运已被拉进政治斗争,间接表明了韩国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斗争巨大潜力。



1978年3月,韩国东一公司工人为保卫自己的工会,在一所教堂集会绝食。他们提出要求包括“保证工人三权!”(即工会结社权、集体合同谈判权、罢工权)和“停止压迫宗教!”——这些显然属于政治斗争范畴了(P108—P109)。1979年8月韩国Y.H.商事工人抗议更富于政治化,工人们为了反抗警察迫害工会,跑进了金泳三的新民主党总部大楼。此事件虽然暂时被朴正熙政权残暴地压下去了,但却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地震,两个月后朴氏因上层内斗被暗杀(P111—P115)。——诚然,这些政治斗争虽然极有限地表达了工人的政治诉求,但实际的全部得利者却是有着欧美资本背景的基督教会和自由派资本的政党,而不是缺乏本阶级政治代表的韩国工人。所以可看到,1978年东一公司工人斗争只是争得了教会和政府间达成的空头承诺,教会却从中为国际资产阶级捞得了进一步干预韩国有产坛的政治资本。1979年Y.H.商事工人遭到惨败,资产阶级的新民党和政客金泳三却在暂时失败的同时从工人斗争及后续风波社会影响中获取累积了政治声望,为这个资产阶级小党日后政坛平步青云做了准备。但韩国及国际的工人先锋分子恰恰应该从这些重大教训中认识到韩国工人需要自己的政治先锋队,摆脱被资产阶级政治愚弄、摆布、踩着头顶当苦力当炮灰的政治处境,同时要奋力为开辟通向本阶级自我解放的政治道路而斗争。



上述观察蕴涵着一系列深刻启示:阶级斗争(即革命的政治斗争)和一般改良斗争不是截然分开的两部分或两个独立发展阶段[16];阶级斗争的巨大潜力其实就孕育在工人的日常的一般改良斗争中;觉悟无产者必需结合着一般改良斗争(包括争取自主工会的斗争)把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和政治斗争汇聚起来,形成阶级斗争的核心政治旗帜和动力;即使这个政治核心暂时很微小,但只要它把握了哪怕少数工人且存在于一般改良斗争的行动中(比如说几千万工人的地区里只有一个暂时仅几十名革命工人构成的共产主义斗争团体),就可能在工人阶级斗争中扮演“一两拨千斤”的政治杠杆支点角色,甚至对整个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有着十分重大的战斗意义。



如前所述,在八十年代韩国,学运稳定地从事政治斗争,工运则稳定地从事一般改良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分裂局面其实就间接说明了韩国工运的深刻弊病。韩国工运的最大教训就包含于这个简单事实。就这一点,拿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的韩国工运与十九世纪后期至1917年的俄国工运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思考的是,同样受“两阶段革命论”的不利影响[17],同样深受资本和专权国家双重压迫,同样富于惊人的牺牲精神和“知青到民间去”的勇气,同样(从发端算起)有着近四十年斗争史,为什么俄国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劳动民主政权而韩国工人至今仍在苦苦挣扎呢?而且俄国工运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建立起本阶级政权并给被剥削劳动群众带来巨大福利的工人运动,它的“秘密”是什么呢?拿俄韩两国工运来说,问题就在于俄国工人一开始就把革命社会主义的原则与产业核心的工人群体紧密结合起来,并始终坚持捍卫和发展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政治独立性和相应的组织独立性,而韩国工人却只是坚持一般改良斗争,机械地把政治的阶级斗争视为身外之物或将来“废除一切限制我们活动的法律”之后才可拥有的权利[18]。担心政府镇压不能成为工人不参与政治斗争的理由。工人之所以拒绝政治斗争仅仅是因为他们尚未意识到革命的政治斗争恰恰是因为生存斗争的进一步需要,或许是阶级斗争发展的水平,或许是文化水平和权利意识的暂时缺乏,使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可是一旦在群众斗争激化时,一般改良斗争的组织框架(例如工会或其他类似组织)就会严重束缚工人阶级放开手脚进行全面斗争。韩国工运最显著的例子是现代集团工会运动在1988年2月组建了“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P214),这个包括权容睦和其他强硬工人领袖的组织实际上成了现代集团各企业工会的作战指挥部,承担着类似工人先锋党的职能(P219)。可是,这个可怜的“工人先锋党”!——它既没有阶级旗帜、路线、政纲和政治战略,又把自身局限于现代集团一般改良斗争的狭小空间里,只是现代集团工会的附属领导机构。现代集团的战斗工人们一方面以消极地以“我们没有搞政治,只是正当地争取切身经济利益而已,我们也追求社会和谐”这样的话来抵挡政府的政治指责[19],另一方面却悲愤无奈地坦陈:“我们工人之间不禁要问,为何资方要用恐怖手段对待我们?谁是幕后指使人?当局为何置诸不理?等等问题却使我们认为政权保护着资本家,利用政治权力来打击我们,镇压我们。”[20]事实很明显:资产阶级用巨大的国家暴力和政治威压来对付现代集团的工人,而工人却缺乏明确的本阶级政治武装——尽管罢工者拥有汽油弹、迫击炮、各种土制武器以及重型车辆——但严重的政治弱势无可回避。结果就是全韩资产阶级依靠它们的国家政权,把技术上全副武装但却连本阶级政治组织都没有的韩国工人大军摧毁打散。



100年前,德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在观察俄国1905年革命时就敏锐指出:“工人阶级并不是有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一种经济的和一种政治的,而是只有一种阶级斗争,既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剥削,同时又是为了彻底铲除剥削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21]。正是以列宁派为首的俄国革命工运把这一原则落实在了处于社会经济枢纽的产业工人群体中,锻造出富于战斗精神的阶级先锋队。当1890年代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俄国的大城市工厂群里建立地下工人小组时,广泛的经济斗争和主要由民意党人推动的政治斗争就已同时存在。列宁等人在深入工厂组织工人研读马克思《资本论》正是为了同时更好地进行一般改良斗争,并把与资产阶级不调和斗争的阶级政治教育贯彻到日常活动中。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急躁地建党或发展与第二国际党的组织联系,也不是在工人阶级之外“干政治”,而是扎扎实实地首先在大城市产业工人中建立秘密小组(有不少是在严肃理论斗争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了民意党人的工厂组织),继而在1895——1896年组成以革命政治斗争为宗旨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把独立的政治斗争与一般改良斗争融合起来(正是这个并不大的但在主要产业中心拥有一小批骨干工人的政治组织的主导力量,使不久后发生的工潮成为工人阶级迫使沙俄政府改良劳动立法的实际力量)[22]。概括而言,列宁派工运的特点是:先进工人或已无产阶级化的革命者既与其他普通工人一道从事基础工作,又承担阶级斗争政委的职责,维护着理论、政治和组织的独立性,这样的人构成了阶级先锋队的中坚力量;在任何一个具体斗争环节都注意揭露资方和国家某一政策步骤最终都利于资产阶级的实质,指出与敌对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启发引导工人从当前焦点考虑到根本出路,即只有建立了领导全体被压迫劳动群众的工人政权才能实现工人解放。



当然,应承认1917年之前的列宁派并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政权已经不可能实行传统所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废除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的革命)。但正是坚定不移的独立阶级路线使得列宁派工人在阶级斗争高潮时意识到肩负领导无产阶级建立本阶级政权的必要性;也正是1917年工人革命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只有建立工人政权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已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及其他一切社会改良。而在1980年代后期推行了所谓民主化以后至今的韩国,劳工阶级却以自身的痛苦经历第N次证明,没有自己的政权,要在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政权的眼皮底下实现最起码的改良(反帝、资产阶级民主)也不过是做白日梦。



1987年12月,韩国举行16年来第一次全民投票直选总统。在这次直选总统之前,韩国主流左翼(当然,主要是学生活动分子们)提出了“批判性地支持两金”(金大中和金泳三)的竞选策略。对此策略,左翼学生们解释道:“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争取的是‘人民民主’。我们绝对不信任反对党,我们只是利用他们。目前军事独裁的镇压力量非常大。对我们的运动是不利的。我们支持反对党,只是策略考虑。反对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是有可能反人民的”[23]。共产主义者认为,当时韩国主流左翼这种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批判性地支持”实际上是先锋分子对工农大众的蒙骗和麻痹,只是力图使他们离开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组织,使他们“曲折地依附于资产阶级”。正是可耻的韩国主流左翼故伎重演,诱使韩国工农群众在后来1993年(“批判地”支持金泳三上台)、1997年(“批判地”支持金大中上台)、2002年(“批判地”支持卢武铉上台)一再“策略性地”、“批判地”支持资产阶级上台,使韩国劳工奋斗者一再背离自己的工人阶级政治路线,为资产阶级政治的稳固统治奴役作出阶级牺牲,使韩国劳工解放事业陷入了原地打转的奇怪僵局。这再一次极其惨痛地证明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靠工人阶级自己来实现,首先在政治上就要坚决捍卫和发展本阶级的独立性。然而,韩国主流左翼为什么会一再放弃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呢?除了工人阶级斗争离开了政治斗争、工人阶级被异己阶层(例如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精英们)“代表”这个很重要的物质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于理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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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依靠工人政权,能实现起码的改良吗?

——韩国工运的又一大教训




1987——1990年阶级斗争激化时以及此前,绝大多数左派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也就是说大多是坚持“两阶段革命论”[23]的。韩国斯大林主义者的两派,亲朝鲜金正日的民族解放派(NL),以及亲苏联东欧的人民民主派(PD),实际上就是所追随国家的官僚阶层海外支部,而并非韩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因而在苏东剧变后,“PD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瓦解了”;而NL派至今还在紧随朝鲜官僚层的指挥棒[24]。需要略微指出,前苏联东欧和至今仍在的朝鲜属于被官僚专权阶层统治的工人阶级国家,之所以说它是工人阶级国家,是因为它们仍然坚持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由此具有社会主义的历史前途。官僚专权阶层能够为了自保而暂时保管工人阶级的财产制度,也能够为了自保而出卖社会主义公有制度摇身变为资产阶级、尽管有可能面临群众起义的危险(正如中共官僚集团在1980年代后期所做的那样),一切因具体条件而变。种种迹象表明朝鲜官僚阶层正在效仿它的邻居向资本主义蠢蠢欲动[25],在它向资产阶级开放越来越多特权的同时却死死压制朝鲜工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真正关心朝鲜工人利益和国际劳工解放事业的同志应该对朝鲜现政权持独立的批判态度。朝鲜半岛的民族问题只有靠朝韩两国工人大众的共同奋斗建立起本阶级民主管理的统一政权才能解决,靠官僚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或两种社会制度的拼凑调和都是不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事实上金正日正倾向把朝鲜当作他个人的财阀同南方的财阀做交易。



目前,从韩国民劳党中能看出各种不同的倾向,主流的,有NL、议会主义、社民主义等。据说不久前民劳党内占四成势力的“平等派”对NL大加批判,主要是批判其亲北路线、多数民主霸权。另,在党外有对议会主义的批判和关于运动形式的争论。[26]在这些主流左翼的理论流派和批判中,竟然看不到一个以建立工人政权为目标的观点[27],这似乎很符合当今韩国的改良主义大气候。可是,工人不依靠自己的政权,能实现起码的改良吗?



1987——1990年韩国激进工运实际上在1989年就开始退潮了。1989年春,政府集中警力大规模镇压了凤山金属公司、汉城地铁站和现代重工的罢工(P238)。1990年初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刚组成时大多数领导人已在牢房里,或躲藏起来了。政府迫害加之小企业因经济危机遭受的打击,使其在成立后一年内损失了团体会员的48%和工会会员的45%(P238)。



其后,韩国资产阶级及其国家采取了多种方式进一步侵害工人阶级利益,总结如下:



1、“恩威并用”,给工人的工会以小恩小惠,从而有效地将工会限定在了资产阶级法权框架内。一方面修改法律使工会结社和集体谈判更易于进行,另一方面依然不允许同一企业建立多个工会和第三方介入工会事务,以图将工会控制在单个企业内部,并防止形成与政府控制的韩国劳总分庭抗礼的全国性工会。同时利用压倒性的物质和文化优势在立法、司法、舆论、游戏规则上限制工人的罢工权。



2、对工人阶级的分化,以及利用这种分化进行更大更多剥削。那些曾经发生了最激烈工人斗争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投入相当大的资金,用于实施教育计划、休闲俱乐部和其他群体活动、节日、歌咏比赛、休养、工会领导人国外游等……还在不同等级身份人员之间培养团队精神和家族成员的意识”(P242)。1987年后大企业还竭力向工人提供住房补贴、上下班班车、医疗保险、孩子学费补助、丧葬费和其他与家庭有关的补助。在工作条件和工资方面大企业工人与小企业工人之间形成了重大的经济差异。其二,“那些受到长期雇佣、得到法律契约和工会保护的工人与那些非长期性雇佣、工作不稳定和很容易遣散的工人之间的分野”也越来越大,而非经常性就业工人(日工或临时工)在1999年占全部就业工人的一半以上,实际数目还要大,因为政府统计排除了雇员5人以下的小企业。“另外,很多被归类为全日制雇员的工人可能只是签订了短期的劳动合同”(P259)。其三,女工和男工之间的差别也扩大了。因为妇女是弹性就业战略的主要受害者。国家的弹性劳动政策(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核心政策之一)无疑使得老板们能更疯狂地剥削压榨非经常就业工人(包括越来越多的国外移民工人)、女工和小企业工人,从其中的比以前更大得多的利润中抽出一小部分用作掌握着社会经济最大力量的大企业工人的福利,从而尽力驯化整个工人阶级队伍。



3、资产阶级社会(包括稳固化的领导岗位)对工会领导人的物质利诱和驯化。“很多雇主尽管憎恶工会,但也开始接受工会……他们不再企图摧毁独立工会,而是试图驯化和拉拢工会领导人”(P241)。其结果是造成了工会的不断快速的官僚化,使当初一些最富于斗争精神的先进工人成为腐败堕落的官僚。如韩国左翼所批评的:“那些领导了1987年罢工的勇敢的基层活动家后来成为了韩国工会联盟的领导层。但是最近联盟的代理主席和现代汽车工会和KIA汽车工会的领导人,这两个工会都是联盟的重要成员,都因行贿和腐败被捕。除此之外,许多联盟的领导人,放任右翼领导人公开宣扬他们的改革方向。比如,拒绝保障不规则就业(偶然的和临时的)工人的权利。所以现在基层对领导人存在非常强烈的不信任感。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抛开领导层独立行动”[28]。这对于韩国工运来说是惨痛的损失。



另外资产阶级还通过自己阶级的民主政治来收编招安工会领导层。为了让工人阶级为严重的资本经济危机买单(资产阶级从来都是自己少赚钱了就让工人来勒紧裤袋),金大中政府1998年初建立了“劳工—管理方—政府”三方组成的机构,其间得到了民主劳总领导层的支持,通过了劳资妥协的“三方协议书”。不难理解,普通工会会员对这种上层腐败的做法抱有强烈不满。更大的影响是在资产阶级的选举政治方面,资产阶级的选举花招早已把主流左翼政治搞得天昏地暗了,民劳党本身就是个选举型的改良主义政党。对于衡量阶级力量对比和党派的价值,选举政治只是一种有限的方法,近来民劳党为选举失利进行的大争论和大分裂本身就说明了该党内各派别其实都是半斤八两,早已深陷“选举主义”泥潭无法自拔了。



1996年底通过了旨在给予资本家以更大社会经济权力(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的新劳动法,这立即引发了直到1997年初持续三个多星期、大约300万名工人参与的高度组织性和团结性的总罢工,但却没有什么结果,令人惊讶(P249——P252)。具海根如此解释道:“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和韩国在其中的地位不断恶化的影响,在最初造成了这次劳动市场改革的结构动力。而正是全球经济的迫切需要及其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预先决定了韩国1997年这场总罢工的结果。……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设定了韩国劳工力量在反对资本家和国家方面不能超越的限度”(P251——P252)。但是,具海根其实没说到根子上,反而说了一堆荒谬的话(照他的逻辑,面对新自由主义肆虐,工人只能乖乖地坐以待毙)。根子其实就在于韩国工人没有自己的政权,因而不能实现对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造。所谓“经济现实”——目前的全球现实生产力足以创造人类普遍过上较好生活的财富,但追求利润率至上的资本是不可能为满足大众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甚至要造成更多的饥饿、瘟疫和人吃人的血汗工厂才能维持自身。所谓“霸权意识形态”,只要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和剥夺了资本物质基础,那个意识形态就一文不值了。



当代韩国的主流左翼观点是把韩国看作某种程度的帝国主义殖民地,把反帝作为当前工人运动主要任务。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不仅没有使韩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更进一步,反而更紧密地协助韩国资本与国际资本勾结(对美国的侵略战争亦步亦趋、维持驻韩美军、签定韩美之间的新自由主义经贸协定、配合美日的反朝反共攻势等等);以自己政权为靠山的韩国资产阶级不仅不肯向整个战斗的有组织工运作一丝一毫的让步,反而(在设法利诱驯化部分最具斗志的工人群体之同时)更变本加厉地压榨大多数产业劳工。在现代阶级斗争史上,韩国工运第N次证明了不以工人政权为历史目标的革命工运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管反帝也好,民主改良也好,都无法实现。



毫无疑问,只有充满阶级活力的工人政权——因而这样的政权必须是实行充分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才能捍卫社会主义的事业。已稳步完成走资的中国和正向资本主义蠢蠢欲动的朝鲜这些事实就足以打破斯大林主义者们的神话——压制工人民主和独立阶级意志的官僚社会主义政权无法保证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事业。只有坚定不移地向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前进才是出路,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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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韩国工运与中国工运



要通过理论和历史论证推导出“只有靠工人政权才能完成反帝和民主改良”并非难事,但要使工人阶级的战斗部分把握住这一革命思想并在纷繁变化的政治形势中坚持理论、政治和组织的阶级独立性,却需要千锤百炼的阶级意识和斗争实践。1987年韩国工运风暴掀起后几年,一小拨人群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种理论(这是一个名为“All together”的组织,隶属于以英国社会主义工党为核心的国际托派组织IST即“国际社会主义潮流”;这个韩国托派组织1990年初创时有100多号人,历经警察迫害的地下斗争后参与了创建民劳党,2002年后的反战运动使它从300名成员增至2005年的1200人,在2007年一次选举中提出参选某重要国家职位的候选人得到了18%的选票[29])。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此种理论认为当代资产阶级民主失去了历史进步性,只有建立民主工人政权才能解决一切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但它将朝鲜这样的官僚化工人国家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而加以政治敌对,恐怕将使追随IST韩国支部的群众在国际资本与社会主义朝鲜(尽管是官僚专权的)之间的阶级对抗中陷于政治失利和被动。不过,更大问题或许在于该政派参与创建左翼改良主义的民劳党这一实践本身已使其政治命运迷茫混乱。另外该政派推崇从反战运动和学生“时政沙龙”中吸纳新丁,反映出走在理论战线最前列中的这部分人群不仅仍未吸取韩国阶级斗争“政经分离”教训,倒是先赶上了“多元社运”的国际左翼机会主义时髦。



一定会有人说,你这样看待韩国群运先进部分未免太苛刻、太绝了吧?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唯一(注意:是唯一)值得看重的社会变革力量在于工作场所的无产者,在于社会生产中枢的物质力量及相应的极大精神潜质;惟有依靠基于独立政治路线的广泛的产业扎根(哪怕暂时只有极少数阶级战士),才可能发掘出深藏无产阶级的伟力,使劳动工人获得为自身解放开道的可能性。韩国工人虽在自发起义后二十年历经资本和国家的进一步摧残,但尚未打造出本阶级政治的战斗先锋队,更未有过与资产阶级的决一死战。最重要的是韩国工运仍拥有相当一批极具战斗精神的产业工人。正如具海根所言,“1987年工人大斗争和1996——1997年总罢工的记忆也没有从他们脑海中消失。尽管工人失去了对受到非人对待的愤怒,但他们获得了更强烈的权利意识。他们不仅要求公正,而且要求得到参与工厂生活很多领域决策过程的权利。”(P268)



相对于正在路上的韩国工运,中国工运近几年才刚刚上路。两国工运在各自起步阶段有着惊人相似或相同的社会背景:大多数工人阶级都在国家主导的资本化进程中产生或重塑,都受到一个亲资本、反劳工的强大国家的压迫,都受到官方背景的黄色工会的压制,都深受资产阶级压榨、处于类似资本原始积累状态(血汗工厂遍地,超长工时、恶劣待遇、超低工资),国家都利用某种意识形态来压制工人抗争(形式上恰好相反:韩国当局给不满者扣上“亲共”帽子,中共当局则指控异议者“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企图颠覆国家政权”)。



但是两国工人的不同也是很明显的:



第一,中国工人受教育程度、比例和绝对数量都要高不少。这主要是因为——众所周知,中国曾经历过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它(通过土地和产业公有化、大规模工业化)造就了一个完整的自主工业技术体系及相应的科学教育体系,大批劳动人口经过了有系统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些革命成就在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资本复辟冲击下遭到沉重打击并客观上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财源;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工人越来越多意识自身的独立身份并全身心投入劳资斗争时,受过一定教育的头脑就会成为工人阶级争取自我解放的重要武器。在今日中国内地,工厂流水线生产不乏职校、技校、高中毕业的工人的参与,大学本科生也大批进入工厂企业的普通工作岗位;即使是上亿农民工,大多也受过小学初中以及某种专业技能培训。文化教育大大拓展了工人的眼界,使他们更能够发展斗争手段。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分子对互联网的利用尤能说明这一点。2004年重庆三四零三工厂工人占厂运动和咸阳国棉七厂工人反私有化大罢工、2005年重庆特种钢厂工人堵路斗争、2007年8、9月的成都云内动力公司工人罢工与占厂运动都有工人斗争者在第一时间主动上网发布消息和公开信,争取曝光和社会关注。山东烟台的澳利威公司工人中的斗争者甚至建立博客网站来即时报道他们的基层工会运动[30],尽管他们的网站上有许多粗鄙、投机甚至荒唐的思想[31],但先进工人争取公开舆论配合劳资斗争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第二,与韩国工人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工人阶级有一部分人(大概有几千万,四十岁以上者)先后经历过官僚社会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复辟时期,最深刻地感受到当今资本剥削残酷性,并怀有对过去社会相对平等和稳定职业保障的向往。但是他们也有过被官僚专权制度压迫的工作生活体验,即使他们自欺欺人地极力为毛泽东时代掩饰官僚极权罪恶,但他们一直以来的那些压迫感在新的复辟年代的集体抗争中有可能促成某种转化,催生具有战斗性的阶级意识。老工人的阶级体验、反私有化斗争实践和相关记录有可能帮助新一代工人和青年发展阶级斗争精神。



第三,与起步于冷战时代的韩国工运不同,中国工运起步于冷战后的今天;韩国工人在七、八十年代受到现实存在的官僚社会主义政治和理论左右(从80年代末韩国左翼最大两派PD和NL就可看出),而中国工人大多数特别是“体制外”的新工人几乎不了解官僚社会主义也难以受其影响,这种状况有可能使目前中国工人比七、八十年代韩国工人更容易发展出独立的阶级意识。



总而言之,中国工运的起点要比韩国工运的起点更高,但这并不是说其后的发展会更轻松容易。因为客观条件摆在那里,不代表它会自动实现。韩国工运走过的最近四十年并非白白过去的,中国的先进工人和进步青年应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教训:



其一,先进工人小组领导基层工会运动的经验。韩国早期最有持久斗志的基层工会运动相当大程度上都发端于工厂内的先进工人小组活动。“培育工人团结精神和意识的最重要手段,是小组(或者说小圈子)活动。从邻近工厂中招来的平均6——8名工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小团体,并为这些团体起上‘晨星’、‘松树’、‘青年俱乐部’、‘胜利’、‘钻石’或‘野牛群’这样的名字。……这些团体当中,有些仍主要保持为友谊或体育锻炼团体,但大多数最终变成了工人获得更强烈阶级意识和认识工会重要性的场所。导致70年代工会运动兴起的工会意识,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小团体活动的结果。正如东一服装公司的工人写道,‘……小组活动和教育课程,有助于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工人中间形成团结意识,并形成那种可以通过工会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新意识’。”(P93——P94)“这些小组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这些小组由7——12工人组成,他们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并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在80年代前五年,京仁地区估计有2000名工人参加了小组活动……那些80年代后五年在民主工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曾经积极参加这些小组活动的人士。”(P132——P133)韩国工运史上的杰出工人权容睦也是通过组成小组来推动工运(参见前文第二节或P206——P207)。



其二,从阶级斗争的长远利益考虑,中国的先进工人和有志于工人解放事业的青年应当从韩国阶级斗争“政经分离”在后来的斗争高潮时导致一系列失利中汲取教训,应当一开始就把政治斗争与一般改良斗争结合起来,并且把严肃的阶级理论研究和斗争带到工人运动中去。由于过去长期深受政治压迫,大多数中国工人很忌讳政治斗争这样的字眼。但是一旦工人介入艰苦的劳资斗争中并面临政治权力的威压时就很容易痛切感受到“国家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具海根语,见P237),正是斗争中的工人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我们建议指出,以建立工人阶级民主政权为历史目标的整套政纲根本不必一开始就全部暴露于斗争之中,当斗争水平还比较低、斗争工人的政治觉悟还比较落后的时候,应该把政治斗争暂限定于争取立法司法等制度的具体改良、争取(如韩国工人那样要求的)“工人三权”(即工会结社权、罢工权、劳动合同集体谈判权)等方面,这样是可行的。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山东澳利威工会2008年3月9日的博客对《组建基层工会的程序》的批评,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只不过这个具有法律政治性质的批评还只是在一般改良斗争(工会斗争)遇到巨大压力下万般无奈的被迫出击。我们共产主义者需要向初步有所觉悟的工人指出,即使胜利成立了工会还不是工人的最终胜利,因为资方还可能依靠警察和国家的强大力量把工会压垮或篡权使之变质;回避政治问题只能是死路一条,只会使工人阶级放弃自主权、依附于外在力量。先进工人应该有意识地推动形成如上文所说的工厂小组(或者说是能有效汇集工人民意的核心小圈子),以韩国工运为教训、以俄国工运为经验,用劳动工人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这些工厂小组,以这样的较稳定的工人核心来领导基层工会运动。韩国工运之所以能在不断的挫折后重新发起组建基层工会的工人运动,就在于他们一直稳定地、坚强不屈地维持了这种核心小组;但是韩国工运之所以不断被异己阶级党派当作政治垫脚石、却缺乏自己的政治斗争力量(如本文第三节所指出的),就在于韩国的先进工人在进行工会斗争的同时没有同时结合着本阶级的政治斗争。工人进行政治斗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工人阶级自己的独立性,指出统治者始终效劳于大资本家的实质,拒绝对其抱有幻想。唯一值得看重的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集体团结、自我组织和直接行动(直接行动指游行、罢工、拦路等一切中断资本生产的工人集体行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工运才刚刚起步,韩国工运已经经过了四十年风风雨雨,而朝鲜工人的阶级意识还在沉睡中,尽管各国状况和工人斗争水平如此悬殊,但是一旦任何一国的工人开始与整个资产阶级做斗争,工人们就必须首先实行本阶级不分疆界的团结和联合作战。2005年12月至2006年初,韩国的有组织工农在中国香港地区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WTO的资本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韩国战斗工人有必要更进一步打破群众的民族偏见、团结外籍移民工人,从阶级斗争的战略高度帮助各国首先是经济联系密切国家(包括中国和朝鲜)工人的阶级觉醒和斗争实践。中国工人则应认识到只有学习先进国家工人斗争的正反经验,而不是一味盲目地“反对洋人”(也不是盲目不加批判地追崇),才能提高自己的斗争能力、争取本阶级的胜利。



在中国工人自我觉醒的过程中,一切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应该设法首先提供思想文化帮助,力图帮助已起来斗争的工人进一步前进(应知道,工人阶级永远需要学习先进斗争经验和相关思想);最有理想的那些青年朋友应该向韩国激进学生学习,融入产业工人阶级队伍,与工人大众同呼吸,共命运,一道为本阶级兄弟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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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韩国工人的不利处境表现为:在东西方阵营尖锐对峙的冷战世界格局中朝鲜半岛正好处在最焦灼的位置上,资本主义南韩成为美、日帝国主义反对中苏红色阵营的前哨阵地。而且,西方阵营极欲通过推动韩国资本经济发展达到巩固反共第一线和向工人国家阵营“展示资本主义经济优越性”的双重政治目的。——无独有偶,西方阵营还向这些政权提供大量经援军援:西德(对抗东德),台湾(对抗中国大陆曾经的工人政权)。

[2] 参见励思:《向英勇的南韩人民致敬!》,香港《十月评论》1980年6月第七卷第5期,总第46期。

[3] 1980年光州起义后,访韩的罗马教皇教训群众说“你们从悲苦之中解脱出来,宽恕那些对你们犯了罪行的人”,韩国军事独裁政府极为喜悦地接待了罗马教皇,而韩国基督教群众抱怨教皇“强烈要求光州受害者的家属和解,而不是向实行杀戮的政府作出要求”。参见韦斯纳:《教宗访南韩的讯息》,译者小点。刊于《十月评论》1984年6/7月第十一卷 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原载第四国际《洲际通讯》22卷第10期。又参见注释[2],据美国合众社1980年5月23日报道,在韩国光州,“基督教牧师和天主教神父逐门挨户要求市民交出武器”,以便与残暴的韩国军政府“和解”。

[4] 参见《学生领袖谈南朝鲜学运和工运》,译者凌翔。原载《十月评论》1987年12月第十四卷第12期(总第132期)

[5] 1985年大宇汽车厂罢工是韩国重工业工人第一次组织良好的战斗性罢工,取得了卓著成就。见P136——P139。

[6] 郑周永是韩国现代集团创始人和大总管,韩国大资产阶级的头号代表人物。

[7] 思齐:《现代重工厂民主工会访问记》。原载《十月评论》1989年7/8月第十六卷第5期(总第144期)。

[8] 蒺藜:《南朝鲜:国会选举与政局变化》。原载《十月评论》1988年5月 第十五卷 第3期(总第135期)。

[9] 参见《『民众党』建党宣言》,译者凌翔。原载《十月评论》1988年5月 第十五卷 第3期(总第135期)

[10] 参见杨伟中:《韩国民主劳动党的奋进与前途——2004年韩国国会选战分析》。

[11] 引自韩国左翼派别“All together”在2007年的访谈录,译者巡夜。

[12] 参见韩国最大日报《朝鲜日报》2007年12月21日主编评论:《国民为何选择李明博?》,《朝鲜日报》2008年3月5日文章《近八成韩国人认为李明博今后也会很好地履行职务》。据《朝鲜日报》2007年8月21日文章《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李明博是谁?》介绍,李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后在现代集团工作12年后成为总经理,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任过首都市长。李的经历被主流舆论吹捧为“工薪阶层的神话”。参见《朝鲜日报》中文网站http://chn.chosun.com/
据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19日报道,此次韩国总统大选投票率仅62.9%,创下1987年恢复总统直选后新低。见http://www.chinanews.com.cn/gj/yt/news/2007/12-19/1109387.shtml

[13] 同[4]。

[14] 同[7]。

[15] 1980年代崛起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斗争的显著性质,团结工会本身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工会;以至当它被镇压前时被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认为团结工会与波兰官僚政府造成了近似或趋向“双重政权”的政局。

[16] 共产主义者同样坚决反对把包括工会运动在内的一般改良斗争说成是阶级斗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运活动者或左翼分子把一般改良斗争冒充为阶级斗争,这是缺乏自信和缺乏觉悟的表现,只会进一步欺骗和麻痹自己的斗志。力图把一般改良斗争(工会斗争)提升为阶级斗争,倒是先进工人值得去做的。

[17] 简略地说:“两阶段革命论”即认为工人阶级首先要帮助资产阶级上台度过相当一段“民主革命时期”,完成废除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并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然后才能进入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实行彻底的反资本变革和产业公有化。20世纪初的托洛茨基等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已不存在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应一步步地奋斗,直至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在此政权领导下才能废除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和实行全面的社会改良,同时很快开始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革命的巨大发展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实践最雄辩地证明了不断革命论。俄国土地革命(即被传统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核心任务)的完成是在苏维埃工人政权建立之后的1918年。但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不久,“两阶段革命论”的定势思维曾给工人革命事业的发展带来很大阻力,列宁和托洛茨基等坚决主张利用革命高涨时机立即开始为工人政权而奋斗的人一开始时是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少数派。

[18] 同[7]。

[19] 同[7]。采访中的问话是:“最近政府不断说劳工问题渗入了“左倾势力”,还说“工人争议已上升为阶级斗争”。作为工人,你对政府的话有什么意见?”现代工人的原话如下:“我们工人为权益而斗争,是正当的事情。政府这样指摘是太过份了。什么左倾势力等难道可以发动我们整体工人罢工吗?我们的罢工都是由工人讨论过,一齐决定的,个人或什么左倾势力无可能发动这样庞大的罢工,安定社会也是我们所寻求的,但政权利用什么左倾势力为藉口,保护资本家,镇压我们的正当活动,我们必定会极力抵抗,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恕我不能回答了”。

[20] 同[7]。

[21] 参见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第八节。

[22]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

[23] 参见[4];又参见《南朝鲜革命斗争的路向》,译者凌翔。原载《十月评论》1987年12月第十四卷第12期(总第132期)。

[24] 参见[17]。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官僚集团(列宁时代的苏俄发生了蜕变)为了稳固自身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权保守利益,将“两阶段革命论”奉若圭皋,凭借十月革命旗帜在各国工运中的巨大影响力成功遏止了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了国际革命工人阶级的惨重损失,例如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1930年代初德国革命、1935——1937年西班牙革命和法国革命、二战中后期的法国和意大利革命、1958年伊拉克革命、1965年印尼革命、1968年法国革命等。

[25] 见[11]。

[26] 朝鲜自苏联解体后于90年代初开始就陆续设立经济特区并有意向市场经济过渡,2002年7月以后朝鲜更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市场化改革、设立几个向国际资本高度开放的经济特区、政治上向国际资本频频示好。只是苦于美帝始终坚持彻底反朝政策(而美国左右着日韩的外交政策),使得朝鲜难以迈出走资步伐,即使如此,金正日仍继续坚持走资大方向。中国走资已引发了极其严重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中国工人从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落到了社会最底层(甚至往往连农民都不如),极端专权的朝鲜如果复辟资本主义,只会使朝鲜工人更加深陷苦难。

[27] 参见[10],以及延光锡:《走到十字路口的南韩进步政党运动》(2008/02/06),中文校阅:Andre。原载台湾苦劳网。

[28] 这里有个疑点:延光锡的《走到十字路口的南韩进步政党运动》提及“老左派的列宁式革命政党路线”不知是什么意义上的“革命政党路线”。

[29] 参见[11]。

[30] 参见[10]、[11]。

[31] 澳利威工会一名活动分子(也是一名工人)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youyudzhongguoren

[32] 对此,一个想当然的解释是,刚开始起来斗争的工人用统治者的语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但是在事实上,这种保护话语有多大效力是十分可疑的。具海根在《韩国工人》第六章第五节《阶级的语言》中记述了这样一事:“甚至在抗议不公平的习惯劳动做法时,工人也感到有必要使用民族主义语言。例如,京城纺织公司工人曾写给雇主一封信,抱怨拖欠加班工资,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祝贺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做出的成功努力。我们祝你今年好运,并希望我们的京城公司更加繁荣’。而且,他们接着写道:‘我们与你一起,为京城公司的发展日夜辛苦工作,作为京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感到自豪’。这里,我们看到具有很大影响的家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渗透到了工人的语言之中。”(P177)尽管如此,韩国早期工人斗争仍是失败大大多于胜利。笔者认为,工人之所以用统治者的语言说话,更大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还没有建立自己的阶级自信和足够有力的阶级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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