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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呼唤阶级复仇:从王斌余到刘汉黄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9月 29日 22:47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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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阶级复仇:从王斌余到刘汉黄


普罗之火
2009-9-29


今年6月15日,26岁的贵州籍青年工人刘汉黄由于去年在东莞的台资展明五金厂落下的工伤问题(机器导致断指,为防感染被迫截掉整个右手掌),又由于在这个工厂所遭受的种种惨重压迫,激愤下用左手举起水果刀,单手怒捅台商,致二死一伤,死者为该厂的台商老板林堃地的儿子和妻弟。


图片
(照片:刘汉黄。取自“工人新闻网”)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立刻想起了四年前的王斌余案。前者是28岁的甘肃民工王斌余讨薪未果(追讨拖欠一年的5000块工钱,老板只给50块打发过年并恶言辱骂),拿刀连捅5人,四死一伤。在王斌余案发生时,我清楚记得我的内心受到很大震动,并且参与了乌有之乡等网站发起的联署声援、要求改判的网络活动,网络上由此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澜,国内外大概有几千人参与了联署。当局竟以封闭乌有之乡网站作为回应,并且最终还是判了王斌余死刑,毕竟王斌余杀了工头老板而且杀死四个伤一个,不杀一儆百怎能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稳定(所谓“维稳”)?

而在刚听到刘汉黄事件发生时,我却没有特别关注这件事,只是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觉得这事也会不了了之。但是,细看刘汉黄案的特点,及本案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关注和议论,却颇为有意思,而还有些话则不吐不快。(先说明下,本文不对事件做综述,而是一篇评论。若读者对事件不了解,又有兴趣,请自行查找先锋工人网或毛派锤子工人社区等网站上的相关专题合集。)


刘汉黄依法斗争的启示

与王斌余不同的是,刘汉黄在捅杀老板之前,尽了最大努力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权益,比如刘汉黄打官司取得法院判决支持,又通过法院来迫使厂方同意让他回厂,以及申请法院对工厂实行财产保全,这些都取得了一定实效。在申请劳动仲裁前刘汉黄又在律师指导下解除与厂方的劳动关系,因而取得了依法争取一次性工伤赔偿的主动权。诸如此类,刘汉黄的确从现行法律体系里取得了一定好处。

但是,刘汉黄还是落到今天要赔偿“受害者”家属140多万元才能免死的地步。那么,先前的一系列依法维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充分运用资产阶级自己制定并具有公信力的法律,有助于公开揭露整个法律过程(从立案、调查到审判,到执行)中的本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正如我们在刘汉黄案中所看到的,刘汉黄认真运用有产法律,却遭来资方反复多次的非法驱赶和暴打,有产法律的制定者——国家政权睁眼闭眼地偏袒资方,这些图景的鲜明对照是震撼人心的,是一种有效的公开的阶级教育。

其次,充分运用资产阶级国家法律,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斗争的主动权,鼓舞无产者的信心和斗志,不至于完全绝望、束手无策转而径直采取极端方式(跳楼、自焚,个体复仇,甚至同归于尽的方式)。有人说9月7日东莞中院的庭审上,刘汉黄有投降屈服表现——指的是他当庭含泪向死伤家属下跪,并求死。但我认为,刘汉黄是不屈的,他的求死本身就意味着抗争,他面对死伤家属大概在感情上软弱了——我想这也是大多数被压迫的奴隶的原始心理特点,这种阶级压迫印记虽然实质上是对奴隶的精神折磨,但不应由被压迫者承担,而他在理智上更坚持“是他们先不公正对待我,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又不是我主动去杀人”(他的当庭发言)。

最后,利用合法的组织(场地)平台和公开的合法维权讨论,有利于群众集体规模的联络互动、斗争协调。这一点在刘汉黄案里只见一点端倪,那就是据说积极声援刘汉黄的一些国内民间组织和个人受到了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关注,但是只要拿捏好维权斗争的合法尺度,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公开参与和公开关注的人越多,“有关部门”就越不好“乱来”。合法斗争的主要好处之一就在这里。


“台湾人该死”?或“反对台独分裂祖国”?

在我这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看来,把一场非常明显的工伤工人反抗资本家压迫的事件作为“中国人反对台湾人”的“国族(族群)事件”来看,真是奇闻,或者近乎搞笑的娱记八卦。当我看到网络转载的台湾《自由时报》某日头条为《东莞工人杀3台商 喊“台湾人该死”》时,只是一笑了之。

但更没想到的是,7月20日毛左派的锤子工人网(http://chuizi.net)竟捣鼓了一篇煞有介事的“声明”《强烈谴责东莞台商,强烈声讨台独势力》(而且长期放在网站首页较显著位置)。之前这个毛左锤子网曾简洁而正确、有力地指出:“台湾媒体沸腾了。台湾报纸头条报道了。台湾资本家的声音说:东莞工人杀三台商,喊‘台湾人该死’。错了,错了。工人喊的是,台商该死!资本家该死!”(见先工网相关专辑第5楼)而经过一段时间后风向就变为“反台独”了,或者说“暂时纯粹”的阶级立场,变成了反台独的中华爱国主义倾向的半吊子阶级立场。

先前毛左锤子网的那个论调,可理解为反映着一种健康的努力:揭露台商压迫大陆劳工的阶级实质,反对民族主义的曲解和摆布。可是借刘汉黄事件喊出“反台独”的声音,就凸显了不同于真正阶级立场的政治性质,使阶级斗争模糊在中台资本斗争的纱布后。固然,锤子网的毛左分子也有对台独势力和台湾工人的民族意识的粗糙、勉强的“阶级分析”,其中倒有些启示性的分析(石秋:《从刘汉黄事件看台独的阶级性》,见先工网编的石秋文集),集中揭露批判台独的资产阶级政治属性。从力量对比上看,台湾相较于中国显然是弱小民族,且二十年来处于受到“文攻武吓”的受迫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单反对台独势力,而不反对大中国主义的压迫,必然倾向于“反对台独分裂祖国”的大中华爱国主义——而且毛派向来维护资产阶级国家统一、把民族利益作为自己的政治底线(不管涂上什么色彩),锤子网只不过碍于自己标榜的阶级立场而只提“反对台独”。

工人斗争的阵线如果只反对台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阵营,却放过与台独势力形式上对立的更强大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台湾盟友,就会使中台工人被爱国主义迷惑和牵制,乃至导致分裂、混乱和困惑。这次事件中,中国资本代理人(如国台办、海协会)的表现充分说明了中台资本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如果工人阶级左翼自以为能从中台资本的掐架扯皮中取得好处,那只会起到扰乱工人阶级阵脚的作用——阶级斗争将是公开席卷亿万工人无产者的巨大战斗,不是权谋专家和左圈军师的“策略”耍杂场。我们来做一个完全可能出现的假设情况:如果一群东莞工人明确地反对台独、坚决捍卫大中国一统,就很可能使这群东莞工人在阶级斗争中无法与那些认真追随台独的台湾工人形成紧密团结。就像在去年西藏三月暴动期间,许多毛左扯破喉咙狂吠誓将藏独势力赶尽杀绝,试问如果部分内地工人追随了这样极端的民族偏见,又将如何与主张本地居民自决权的藏族劳动者团结一心奋斗?又如今年新疆发生的一系列动荡,那些面对刻意制造的民族仇杀时一味袒护中国的民族压迫政策的汉族劳动者,又如何能与支持本族群自决权的新疆少数民族工人团结,共同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在各种民族主义和中国主义(或者叫大中华主义)喧嚣尘上的时代,共产主义者更要高度警惕并且公开提醒先进青年和觉悟工人注意呵!


台湾各色劳工团体声援刘汉黄的动机

刘汉黄案可能是有史以来海峡两岸引起关注度最高的劳资冲突事件,此外刘案在海外也引起了特别的关注。人们不禁会发问:除了被害者是台商,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关注刘案?特别是,除了台独势力的政治炒作之外,台湾各种色彩的劳工团体都联合了起来声援刘汉黄。而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声援刘汉黄的锤子网并没有分析这一点,而是透过锤子网编辑石秋的文章有这样的评论“刘汉黄事件被台独势力用以攻击大陆,而不久之后台湾一些有良知的清醒的劳工机构纷纷站出来为刘汉黄说话”(石秋:《从刘汉黄事件看台独的阶级性》,见先工网编的石秋文集)。“一些有良知的清醒的劳工机构”,如此含混朦胧的简短词语,自然什么也说明不了,但却可能是欺骗。我想结合台湾劳工界此次声援动作,来试做一些分析。

其一,是出于所从事劳工维权活动的相似性而共鸣,以及天然要求的联合互动性——因为与农民、其他小资产者不同的正是,工人必须集体改善权益,个体才容易争取到权益,否则必定困难重重。我前面说石秋的那篇文章有些启示性就在于,他看到了大陆“廉价劳动力”对台湾工人造成的冲击:大陆劳动力廉价→台湾工人要求福利→台湾资本家为避免“高成本”转厂到大陆→台湾失业→削弱台湾工人的权益及维权诉求。但石秋把这件事说成是台湾工人倾向台独政治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台湾劳工及其团体声援内地工人维权的一大原因。至于台湾民众(不单是工人)为什么倾向台独,这涉及到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般成因,这就是另个问题了。

其二,在今日世界各地实行了代议民主制的地区,改良主义工运无疑已成为该国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维持阶级统治的主要基石,台湾也不例外;应当指出此次台湾方面声援刘汉黄的主力正是改良主义牵引的工运,它表现了“新民国”部分资产阶级的深谋远虑——目前台湾资本正在融入大中华经济圈,除开部分台湾资本另起炉灶的情况不说,确实还有很大一部分台湾资产阶级和大陆资产阶级正在共建“新中华民国”,在这样一种唇齿相依的政经利益格局中,这部分台湾资产阶级必然要为整个大中国资本利益的安全着想,首先就得防范无产阶级复仇的大火烧毁国家的产业,就得为构建劳资和谐的体制添砖加瓦。

但资产阶级的这种利益考虑却不全由具体的资本家直接表现出来,而是由资产阶级政权的战略头脑与阶级智囊们代想,由各色改良主义工运代劳,至于寸利必争的资本家则会尽量抵触、警惕、时而打击具体的改良主义组织和积极分子。

总之,出于工人阶级内部联合斗争的角度,有必要与包括各种台湾劳工团体在内的台湾劳动阶级共同斗争,但这不等于先锋分子为此放弃公开的政治批判(当然,又不是因这种批判就走向具体工斗排斥改良派工运的极端)。毫不客气地说,在本文写就之前,刘汉黄事件都还没有公开的阶级分析和批判——尽管毛左对于“阶级分析”常挂嘴边。


个体复仇与阶级义愤的表达

对于刘汉黄事件,大陆这边的中国人似乎要平静得多,我想很大原因是资产阶级媒体及各种改良主义舆论的主流极力淡漠、或回避谈论此事,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这类事情其实已发生了太多。但是当越来越多本来不知道这件事的人了解了这件事——当社会目光聚焦在刘汉黄一个人身上时,我们看到所有相关的评论、感想、呼吁、投票、调查、声援文字都集中地表达了普遍的极其强烈的阶级义愤。特别感人的是网络上出现了几篇众多广东工人支持刘汉黄的联名书,其中还有联名书提出了针对刘案的具体诉求(参见《声援工伤工人刘汉黄》等,见先工网的相关专题汇编)。

声援刘汉黄的网络运动,从性质上看是阶级义愤的表达,却还不是阶级斗争力量的展现。但正是在声援刘汉黄的网络运动中,可以觉察出工人阶级的某种觉醒——初步意识到以自身阶级的集体力量援助个体的必要性,而且这一点是通过中国资本主义最前沿的广东地区的产业工人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点应该说是历史正在强烈呼唤阶级复仇——而不限于个体复仇的具体体现。

呼唤阶级复仇——自我组织的自觉的阶级斗争、把握阶级运动并可能迅速走向激进化,彻底清算资产阶级的巨量罪行,这一前景正在迫近。而实际上,要真正保障工人刘汉黄的权益,乃至千千万万的工伤工人“刘汉黄们”的个体的权益,也只有自主组织起来的阶级集体的运动能逼迫资产阶级退让。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集体争取权益的斗争,工人群众才会意识到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整体的利益、尊严和历史前途。


青年一代与刘汉黄案

我感觉,青年一代中的学生群体并不那么关注刘汉黄案,至少不如工人和其他网民的关注。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因为我看到乌有之乡——大概高校泛左学生关注较多的网站——的刘汉黄专题的信息显然很少。当然很大程度跟整个主流泛左圈子的资产阶级化有关,乌有之乡几乎快变成带有一点泛左色彩的资产阶级爱国网站了,所谓的“左”只不过成了肮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的另类标签。但是青年学生被这样的主流泛左舆论所局限,根本还是在自身原因,在于自己所处生活环境的狭隘和极端无聊(这是资产阶级文化有意识地塑造的),而这种环境又产生了小资化、知识分子化的很大压力。

尽管那样多的青年学生(包括泛左的学生,本质都一样)更热衷花更多时间精力玩网游、看动漫、谈恋爱或其他各种各样的私事(当然这些事情也可适当搞搞),但我还是觉得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们不应该只限于苛责青年学生(因为我知道有这样的苛责甚至是挖苦嘲讽),更应该发挥引导青年的作用,而且这种引导不只是口号和呼吁,还应该是具体的,——就例如我写下了这篇不过5千字的评论,虽说并没有什么新鲜独特的分析,但至少尽力启发引导青年学生们做更多思考,更加关注我们的工人阶级的历史、现状和具体斗争。而有觉悟的青年学生们自己也应该更多地、切切实实地为工人劳动阶级的抗争而书写,而奔走,而尽自己的力量,哪怕这种努力还是很初步的。







附:捐款动员。本文笔者的个人呼吁

最后我还想特别宣传一下红花草网站上的捐款呼吁(http://honghuacao.com/thread-298-1-1.html)。捐钱积攒140多万元“免死费”似乎太渺茫,有人说捐款是“无力的反应”,并且太不公(对于憎恨老板的朋友来说是觉得很憋屈),但一来如果一传十、十传百,关注的数量很大,也并非绝对不可能,二来,虽然不公,但这是目前现状下唯一可能办法(具体数字是:1441951.4元,见小刘的辩护律师管铁流的《律师手记:非为一个人的辩护——关于刘汉黄案(十)》)。

不管这个呼吁的发起人有什么样的政治派别倾向或背景,这些都不是这次斗争的根本问题,关键的是这个活动已具有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并且在其所传播范围里已经成为一个微妙的实际检验。对于工伤工人刘汉黄来说,这意味着他,乃至他所属阶级目前状况下将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帮助;对于读者你——包括自认左翼或自认为追求阶级解放的人们来说,则意味着你是愿意少上几回网吧或“少抽半包烟少喝二两酒”,省下钱捐助一个怒杀老板、可能被处死的工人,还是反之?(个人力孤,也请众读者帮忙尽力传播这个捐款呼吁。本文笔者也是青年打工者,收入菲薄,拿出手的不多,只好聊表心意。)

必须指出,捐款动员只在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内才有效用。因为根据最高法院的一个司法解释,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刑事公诉案件审理期限为1个月,附带民诉案件的刑事案件(刘案即属此类,但扣除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经院长批准可延长2个月。虽说一审获死罪还可上诉、否则必经高院复核报请最高法院核准,但已公开表明求死态度的刘汉黄或许再支持不下去了,——不过我愿再次强调他的求死意味着抗争,意味着对这个于工人劳苦阶级而言毫无希望的秩序的抗争绝唱,但是各界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群众们自己能否通过关注和支持刘汉黄乃至催生新兴的阶级抗争运动(阶级复仇的开端),让这位本应风华正茂的年轻工人真切地看到斗争的实际意义和出路,从而以新的生活态度来表达另一种抗争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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