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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中文翻译正在进行时】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9月 26日 13:40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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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23年德国革命》


作者:皮埃尔·布鲁埃(法国左翼史家)
中文译者:龚义哲同学



<h1>序言</h1>

  1970年,在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主要城市之一——莫斯科的工艺技术博物馆里,在大讲堂里正在上一堂历史课,这一课讲的是俄国革命,它开辟了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讲课的教授刚刚向听众介绍了苏维埃政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斗争的状况是多么的困难,而俄国的农业性和落后性、以及俄国革命初期的孤立又造成了多大的障碍。他解释说:

  <BLOCKQUOTE>“如果西方的革命迟迟没有爆发,这种情形就可能会引起俄国发动一场进攻性的、反对资本主义西方的社会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会得到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持。这场战争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这是由于它自身的内部发展所决定的。”[1]</BLOCKQUOTE>

  在长时间的双重政权状态——这种状态在德国特别明显——之后,工人苏维埃在几个工业中心夺取了政权,这标志着一场艰苦的内战的开始,德国工人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但他们的胜利,立刻招来了法国和波兰资产阶级政府的进攻。苏联红军对此作出了响应,他们汇入了德国革命的火焰中,与此同时,在革命的宣传攻势面前,帝国主义军队被成团成团地从内部瓦解了。现在轮到法国工人和波兰工人站出来了。欧洲革命胜利了,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成立了。讲师总结说:

  <BLOCKQUOTE>“新生的苏维埃欧洲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篇章。德国的工业技术同俄国的农业结合在了一起,在欧洲大地上开始了高速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种巩固、统一的新型经济机制,显示出了巨大的可能性,还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曾经在政治上超过了欧洲的苏维埃俄国,现在也随之谦虚地退居到经济落后国家的地位上,居于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先进工业国家后面。”[2]</BLOCKQUOTE>

  在1922年,年轻的共产党领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想像过,在半个世纪之后,该怎样去教育新一代人,让这代人了解这场最后的斗争是怎么展开的,让这代人了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一代人曾经历过的最初一段岁月。在那时,这仍只是以文学幻想的形式描绘出来的未来图景。但是,一年之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领导之一——共产国际主席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在俄国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其中写到:

  <BLOCKQUOTE>“德国的事态,正在按照无情的命运发展着。俄国革命花了十二年时间——从1906年到1917年——所走过的路,德国革命将只用五年——从1918年到1923年——就能走完。在最近几天中事态发展得甚至更加迅速。首先,是‘联合政府’,然后是‘大联合政府’[3],接着是科尔尼洛夫时期,专家名人的内阁,而现在又是某种类似‘大联合政府’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像走马灯似地上台又下台,换来换去换个没完。这就是‘上面’所发生的事情,而在‘下面’呢,群众正兴奋地沸腾着、骚动着,不久,一场战斗,一场即将决定德国未来的战斗,就要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敲着德国的大门;你们也许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即将发生的事件,将具有<b>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意义</b>。要不了多久,每个人都将看见,1923年秋天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不但将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也将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无产阶级正颤抖着手,翻过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关键一页。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就要写下新的篇章了。”[4]</BLOCKQUOTE>

  共产国际主席补充说道:

  <BLOCKQUOTE>“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革命将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列宁的话仍是正确的,他说过:‘在西欧,首先是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但继续进行和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则要比在俄国容易得多。’……德国无产阶级不会再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去冒险夺取政权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早就已经成熟了……德国革命将拥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它将得到俄国经验的全面帮助,并不会重复俄国革命曾犯过的错误……两千万坚定的、受过教育的、有组织的德国无产者,将能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中展示出他们强大的能量,对于他们的能量,我们甚至还没有哪怕是最模糊的概念。”[5]</BLOCKQUOTE>

  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同志们领导了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仅仅是先头部队的一场前哨战,而主要的战斗还没有打响,俄国的先头部队仍然被孤立着。德国革命——当时一切革命的关键阶段——经过了五年的起伏之后,最终失败了。

  从那时起,已经有过很多评论家对此作出过结论,这些结论都是符合他们的思想或政治活动的;有些人看到了俄国人民——新弥赛亚[6]——的卓越的革命性;有些人发现了德国人民心灵深层的民主情绪——有些人的发现则刚好相反,他们发现德国人民天生具有军国主义思想;而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一个幻想:即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能够移植到西方国家——先进社会的心脏地带里,他们都指出:这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一位著名的德国文学专家在他的著作里,对失败的德国革命下了一个判决,他认为德国革命“不过是一段混乱时期,造成这种混乱时期的原因,可以从焦虑失衡的临时性危机中去找,这种危机是由战争导致的物质匮乏、以及德意志帝国的战败与解体导致的现实崩溃造成的。”[7]其他人曾企图用“围城中的群体性精神病”来解释巴黎公社。但这位显然倾向于民主思想的作者对德国革命的失败,给出了更细致具体的政治上的解释:

  <BLOCKQUOTE>“有组织的德国工人很快就明白了德国和俄国的根本区别,并觉察到了——德国是一个发达国家,拥有科学地组织起来的工业,如果突然把已经在俄国建立起来的那种纯种的共产主义在德国建立起来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8]</BLOCKQUOTE>

  看来,回忆一下这些评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德国革命被反革命颠覆之后,过了十几年,这个反革命就顶着“希特勒主义”这个名字,向全世界发动了一场野蛮的攻击,这场攻击是如此的野蛮,使我们不得不问:还有什么“灾难”——甚至是有组织的工人所造成的“灾难”能比得上它?在本书中,我们将会遇到一些反革命的名字:曾经欺骗了士兵苏维埃派出的代表的总参谋部军官法乌佩尔[9],二十年后在西班牙指挥了“秃鹰军团”[10];卡纳里斯,一个曾经帮助杀害罗莎·卢森堡的凶手逃跑的海军军官,二十年后负责指挥“阿布维尔”机关[11] ;库尔特·冯·施莱赫尔[12]少校,他是那些比他更出名的将军们背后的真正主使,在1932年当了一阵子总理;还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13],克虏伯公司[14]、蒂森公司[15]和I.G.法本公司[16]。1918年至1923年之间在德国进行的这场战斗,塑造了我们的过去,当然,也对我们的现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也影响了我们的未来。从1918年到1923年,当革命在德国进行时,它的战斗并不是每天都以街头武斗和进攻街垒的形式进行的;它不是只通过机枪、迫击炮和火焰喷射器来进行的。在工厂、矿山、社区中心、工会、政党中、在公众集会和各种委员会中、在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中、在游行示威、辩论和理论争辩中进行的各种隐蔽的斗争,同样是战斗,而且是最重要的战斗。这就是阶级斗争,而它首先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在德国,在全世界,建设一个坚定不移地要去改造世界的革命党,已经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是艰苦曲折的,就连认识到这一点都是很不容易的。在“极左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在“宗派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在“行动主义”和“消极被动”之间,德国革命者来回奔波,忙忙碌碌,想找到通往未来的出路,想找到能确保德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他们有时候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反面教训来寻找,有时候是通过俄国同志的成功榜样来寻找。),最终却没有成功。

  为了描述他们的尝试,我们需要许多关键的文件,但能入手的却很少:出于政治需要,这些文件暂时被迫静静地躺在那些拒绝我们进入的档案馆里。在描述一个“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流产中所提出的问题里面,共产国际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俄国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内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很重要的。

[1]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 Preobrazhensky),《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From NEP to Socialism),伦敦,1973年,第99页。

[2]同上,第123页。

[3]“联合政府”和“大联合政府”是指俄国临时政府成立的两届联合政府。——中译者注

[4]格·季诺维也夫(G. Zinoviev),《德国革命问题》(Problem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汉堡,1923年,第1-2页。

[5]同上,第7-11页。

[6]弥赛亚(Messiah)是基督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为“救世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俄国人民由于深受东正教影响,其民族性格中具有“弥赛亚”情结,深信自己是被选中的、注定将要去拯救全世界的救世主,正是由于这种“弥赛亚”情结,才使得俄罗斯人民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中译者注

[7]亨·利希藤贝格尔(H. Lichtenberger),《新德国》(L'Allemagne nouvelle),1936年,第12页。

[8]同上,第11-12页。

[9]威廉·弗莱赫尔·冯·法乌佩尔(Wilhelm Freiherr von Faupel,1873——1945),一战中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至1921年间曾任右翼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领导,后来曾在阿根廷和秘鲁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至1937年间曾任德国驻弗朗哥政府代表。1939年晋升为中将。1945年5月1日于柏林自杀。——中译者注

[10]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1936年10月,德国空军为了干涉西班牙内战,支持弗朗哥叛军,派出部队组成“秃鹰军团”赴西班牙参战。秃鹰军团人数最多时约有55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航空联队的规模。原书中的说法有误,秃鹰军团的指挥官是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少将,法乌佩尔并未直接指挥过秃鹰军团。——中译者注

[11]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Wilhelm Franz Canaris,1887年1月1日——1945年4月9日),1905年参加德国海军,一战中即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任陆军部长副官,参加过自由军团。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乱。1935年1月1日起任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首脑。1944年初被希特勒解除了阿布维尔机关首脑的职务。1944年7月20日,部分德军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并发动政变,事败之后,卡纳里斯因涉嫌此事被逮捕,并于1945年4月9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12]库尔特·冯·施莱赫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年4月7日——1934年6月30日),1900年参加德国陆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魏玛共和国国防军中步步高升,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曾任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中,施莱赫尔被纳粹党暗杀。——中译者注

[13]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oe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战犯。1922年参加纳粹党,并任冲锋队领导。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逃往奥地利。1927年回国,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任国会议长。纳粹党上台后,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受刑前戈林服毒自杀。——中译者注

[14]克虏伯(Krupp)集团是德国著名的军工产业集团。——中译者注

[15]蒂森(Thyssen)集团是德国著名钢铁与机械企业,1999年蒂森集团与克虏伯集团合并为蒂森-克虏伯集团。——中译者注

[16]I.G.法本公司(I.G.Farben AG),全称“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成立于1925年,它是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集团之一。——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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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本书中若干缩写词:</h1>

AAU:全称“工人总同盟”(Allgemeine Arbeiter-Union),简称“工总”,一个极左派“工联主义”组织。

ADGB:全称“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简称“全德工联”。

AfA:全称“自由职员总联合会”(Allgemeiner freier Angestelltenbund),简称“自职联”。它是一个白领职员工会。

Agit-prop: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简称“宣传部”。

Bezirk:党的支部,支部下设若干分支部(Unterbezirk),若干个支部组成总支部(Oberbezirk)。

Comintern:共产国际。

BL:党支部领导层(Bezirksleitung)。

DMV:全称“德国五金工会”(Deutscher Metallarbeitverband),简称“五金工会”。

IKD:全称“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Internationale Kommunisten Deutschlands),简称“国际共产同盟”,它是1918年成立的一个“激进左派”组织,其前身是国际社会同盟(ISD)。

Inprekorr:《国际通讯》(Internationale Presse-Korrespondenz),简称《通讯》,它是共产国际的信息期刊。

ISD:全称“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同盟”(Internationale Sozialisten Deutschlands),简称“国际社会同盟”,它是1918年以前的一个“激进左派”组织,并且是国际共产同盟(IKD)的前身。

ISR:全称“赤色工会国际”(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ur Unions)。

KAG:全称“共产主义社”(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简称“共产社”,它是于1921年夏天由保罗·勒维(Paul Levi)及其支持者组成的一个集团。

KAP(或KAPD):全称“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共工党”,它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1920年成立的政党。

KJVD:全称“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Kommunistischer Jugendverband Deutschlands),简称“共青团”,它是德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

KO:全称“战斗组”(Kampforganisation),它是德共(斯)的作战部门。

KPD:全称“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德共”,它是1920年11月至12月之间、以及1921年8月以后的共产党的名称。

KPD(S):全称“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usbund]),简称“德共(斯)”,它是1919年1月至1920年11月之间的共产党的名称。

KPO(或KPD-O):全称“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oOpposition]),简称“德共(反对派)”,它是以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为首的“右派”共产主义者的组织,1929年成立。

Leninbund:列宁同盟,它是以胡戈·乌尔班斯(Hugo Urbahns)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组织,1928年成立。

Oberbezirk:总支部。

Orgburo:中央组织局。

Orgesch:埃舍利希组织(Organisation Escherich),一个以格奥尔格·埃舍利希(Georg Escherich)为首的极右恐怖主义集团。

Orgleiter:政党的组织工作者。

Polburo:中央政治局。

Polleiter:共产党的政治工作者。

Profintern:赤色工会国际。

SAP(或SAPD):全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社工党”,它是1931年成立的一个左派社会民主党。

SED:全称“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统一社会党”,它是由东德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的政党。

SPD:全称“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社会党”,它是1922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的名字。

Teno:全称“技术应变组织”(Technische Nothilfe),它是一个工贼组织。

Unterbezirk:分支部。

USPD:全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ae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独立社民党”。

USPD(Linke):全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Unabhae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Linke]),简称“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10月,在哈勒(Halle)召开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和右派发生分裂,后来左派与德国共产党合并。

VKPD:全称“德国统一共产党”(Vereinigt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统一共产党”。1920年12月,德共与独立社民党(左派)合并,称“德国统一共产党”,在1921年8月的耶拿(Jena)代表大会上又改回“德国共产党”的名字。

VSPD:全称“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Vereinigt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统一社民党”,1922年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民党(右派)合并之后的名字。

Zentrale:中央,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由党的中央领导成员组成。

Zentralausschuss:中央委员会,党的主要领导机构,由来自各地的代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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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中文翻译正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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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一章 战场</B>

  <BLOCKQUOTE>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我们差,但是它无能为力。</BLOCKQUOTE>[1]

  上文引用自马克思的战友、与他一起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分析德国工人运动的前景的文章,他认为在德国工人运动面前,只有一个严重的障碍,那就是战争:

  <BLOCKQUOTE>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无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BLOCKQUOTE>[2]

  因此,恩格斯希望德国能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场,在这场最后的战斗中,无产阶级将与资产阶级在战场中央进行面对面的厮杀。

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集中化、以及无产阶级培养自己的阶级觉悟和建设自己组织的能力。根据这一分析,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是先进国家中,革命胜利的前景最为接近、最为现实的国家之一。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德国具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当时煤是工业经济的基础),它的人口迅速增长(1913年时人口达到了六千七百八十万人),它的商业历史悠久,为它积累了足以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这些条件使得德国在几十年时间里一跃进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1913年德国生产了一亿九千万吨煤,居世界第二位;生产了二千七百万吨铁——而这些铁还满足不了它的需求——居欧洲第一位;它在1913年开采了一千万吨煤和钾矿,使它的化工产业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从1890年起,德国是第一个在整个工业中采用新能源——电能和内燃机的欧洲国家。在1914年年初,它在电器生产方面领先全欧洲。德国工业的优势是如此明显,在这方面只有美国可以与它相比,而且德国工业运用新技术和新工艺的能力也是非常优秀的。此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建立起一个跟工业应用结合得如此紧密的科研体系。在建立研究所、建立技术教育方面,以及科学地组织生产方面,德国都走在世界前列。[3]

  德国经济跟英国经济或美国经济一样,可以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尽管由于德国经济发展得比较迟,使得德国没有成为英国或法国那样的殖民帝国。1913年,德国的外贸额为两千两百五十万马克,是法国的两倍,英国的百分之八十五。[4]它同全世界都建立了商业联系,由于德国的国内市场已经无法吸收它的全部产品,所以它要在世界范围内为自己的产品寻求市场。

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德意志国家的形成是很晚的事,很长时间里,这只是“各德语国家”[5]的问题。在十九世纪,民族运动风起云涌,震撼了欧洲,到了1848年,民族运动似乎要将德意志引上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统一的道路了。但是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没有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勇气和自信。在民主运动的极左一端,无产阶级运动开始形成了,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运动的威胁,宁可安稳地躲在君主制国家的城墙后面,也不愿意去进行人民性的和民主性的冒险。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利润(通过普鲁士的拳头进行的国家统一,为它的利润提供了保障)之间,它作出了选择。据说,在1852年至1857年间,是“铁与煤”[6]撑起了德意志的统一,还有人说,“在新生的德意志帝国的洗礼仪式上,为它施洗的教父是圣曼彻斯特。”[7]但是,把德意志的统一以国界和法律的形式落实下来的,正是由俾斯麦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普鲁士以这种方式,在统一的德意志身上留下了两方面的烙印——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烙印: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对追逐利润比对“毫无结果的政治游戏”更加热衷,另一方面是德国东部的贵族地主,也就是容克(junkers)的烙印,他们戴着头盔,穿着皮靴,从1860年起,他们的傲慢和军事力量使整个欧洲为之颤抖。

  《帝国宪法》的复杂反映了这两方面。德意志帝国不是单一制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联邦制国家,它由二十五个邦组成——从拥有超过全国一半的人口,并拥有十分之九的矿产资源和金属资源的普鲁士,到只有五万名居民的小公国,有巴伐利亚(Bavaria)、萨克森(Saxony)和符腾堡(Wuerttemberg)这样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邦,还有汉堡(Hamburg)、不莱梅(Bremen)和吕贝克(Luebeck)三个“自由市”。[8]每个邦都保持有自己的宪法。普鲁士有自己的国王,普鲁士国王身兼德意志帝国皇帝的职位。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也有自己的国王,巴登(Baden)和黑森(Hessen)有自己的大公,三个自由市有他们自己的参议院。每个邦都有自己的立法议会,立法议会中有通过提名产生的上院和通过选举产生的下院。每个邦的选举制度都不同:符腾堡实行普选权,而在巴登,只有缴过税的人才有选举权。在巴伐利亚和黑森,任何人付了费就能参加投票。普鲁士邦议会(Landtag)是通过复杂的“等级”选举制产生的,在议会选举中,选民要根据他们的财产数量来编入不同的“等级”里。[9]在1908年,这种选举制度使得科隆(Cologne)的第一等级中的370个富有的选民在选举中所投的选票的分量,相当于第三等级的22324个选民之和——还有,在1903年的柏林第58选区选举中,一位黑夫特(Heffte)先生(他是一家香肠厂的老板,当地唯一一位第一等级的选民),拜这种选举制度之赐,得到了为他一个人单独组成一个等级参选的权利。[10]

  帝国政府负责全国性的事务:外交、陆军、海军、邮政、电报、商业、海关和通讯。皇帝握有巨大的行政权力,他把这些权力委托给向自己负责的帝国首相。立法权被由来自各邦的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和由普选产生的全国性议会——帝国国会(Reichstag)分享。在实践中,划分选区的方式(这种方式得到了农村选民的赞同)、在工作日举行选举的传统(这种传统能阻止许多以工资为生的选民去参加投票)、“官方的”候选人,以及被选上的代表没有报酬等情况,限制了选举原则的有效性。帝国议会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不能提出立法的议案,没有联邦参议院的同意,它什么立法议案也通过不了,即使它的绝大多数议员都反对首相,它也罢免不了首相。[11]

  此外,这个政体——它既不是议会制的也不是民主制的——的特点是由在帝国政府内占据了支配地位的普鲁士决定的。普鲁士国王身兼帝国皇帝一职,普鲁士首相同时就是帝国首相。在联邦参议院中,普鲁士有十七个代表,任何措施只要冒犯了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给这十七个代表下一道训令,这十七个代表就能阻止任何措施实行。[12]在德意志帝国里,没有普鲁士政府的同意,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而普鲁士政府又是由通过“等级”选举制选出的普鲁士议会产生的。普鲁士仍然是容克军事贵族的堡垒。德国的军官团,是一个充满骄傲的武士阶层,他们身上既有身为封建贵族的傲慢,又有身为技术专家的优越感。他们向皇帝个人宣誓效忠,并坚信自己负有保卫国家的神圣任务。在国家的上流阶层中,容克占有绝对多数,在军队的统治集团中,它们的思想是主流。在德意志帝国的官僚阶层中,情况也是如此。联邦公务员大多是普鲁士人,他们跟军事长官都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他们跟军事长官们有着同样的权威观和同样的傲慢态度。皇帝可以通过实施戒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把全部权力交给这个阶层,实施戒严后,宪法中规定的各种自由、以及对这些自由的保障都将被暂时中止,并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

前社会主义社会

  在实践中,这套政治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德国社会的进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那些使得革命成为必需的矛盾之一。德国的社会结构所呈现出的特点,表明德国社会已经为进入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下列事实:在1871年,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居住在城市,而1910年时则有三分之二的德国人住在城市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集中在大城市里,而在1910年,有23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二十万。大柏林有四百二十万人,汉堡有九十三万人,慕尼黑(Munich)和莱比锡(Leipzig)有六十万人,科隆有五十万人,埃森和杜塞尔多夫(Duesseldorf)的人口都在三十万到三十五万人之间,不莱梅和开姆尼茨(Chemnitz)的人口都在二十五万到三十万人之间。[13]在德国中部和南部,有许多中小型庄园,但在全国有三百三十万农业工人,而大庄园——其中369个大庄园面积超过一千公顷——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14]这种中世纪的残余物使得城市无产阶级和贫农、农业无产阶级的联盟成为可能,而这种联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

  通过剥夺资产阶级的中等阶层、把生产工具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等手段,经济被集中在了少数工业巨头手中,这种情况似乎已经为工业的社会化创造了条件。采矿业被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矿山总经理、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Rhineland-Westphalia)煤矿辛迪加(在1913年,这个辛迪加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七的煤矿生产[15])董事埃米尔·基尔多夫(Emil Kirdorf)所主宰。弗里茨·蒂森康采恩是纵向集中的样板,它拥有煤矿和铁矿,高炉、轧钢机和冶金厂。克虏伯雇佣了七万多名工人,这些工人中有四万一千多人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里工作。那里的克虏伯工厂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有它自己的街道、警察、消防队,还有长一百五十千米的内部铁路。[16]在化工业中,巴登苯胺公司(Badische Anilin)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雇佣了一万多工人。[17]其余的化工生产由两家企业所控制,这两家企业在1916年合并,后来又组成了I.G.法本公司。[18]主宰电器的是西门子(Siemens)和拉特瑙(Rathenau)的通用电器公司(AEG,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通用电器公司在柏林地区的十家工厂里雇佣了七万一千名工人。两家船运公司,汉堡—美洲航线(Hamburg-Amerika Line)公司和北德意志劳埃德(Norddeutscher Lloyd)公司控制了海运量的百分之四十。[19]

  除了美国之外,德国是世界上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得最彻底的国家。各家银行主宰着经济活动,百分之七十四的银行业务集中在柏林的五家大型金融机构里。[20]

  这些巨头——基尔多夫、蒂森、克虏伯、胡根贝格(Hugenberg)、施蒂内斯(Stinnes)、冯·西门子、拉特瑙、巴林(Ballin)和赫尔菲利希(Helfferich)——构成了一个人数非常少的阶层的最上层部分,这个阶层大概有七万五千个家庭,共有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人,根据桑巴特[21]的看法,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年收入超过一万二千五百马克的阶层是富有的资产阶级。而中层资产阶级则有六十五万个家庭,共有两百万到两百五十万人,年收入在三千到一万二千马克之间。这两部分组成的统治阶级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在1907年,桑巴特算出,在社会结构的另一端,是八百六十四万产业工人、一百七十万在商业和运输业中工作的工资劳动者、以及二百三十万在工业和商业中工作的低级白领工人,总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他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广义上的、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无产阶级,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到百分之六十八。爱德蒙·维梅尔(Edmond Vermeil)在他那本研究德国社会的著作结尾写道:“在1914年年初,在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德国里,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已经无产阶级化了。”[22]

  到了1908年的时候,只有相对较少的一部分高级技术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这批高级技术工人是名副其实的“工人贵族”,[23]这个阶层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保守的,因为许多社会主义教育者和组织者都来自这个阶层。但是,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不再是工业革命刚开始时充斥着工厂的还没有成熟起来的、不幸的、还没有站起来的无产者了。德国无产阶级是现代的工人,他们受过相对较高的教育,熟悉技术和机器,富有集体工作感和责任感,了解组织的作用和必要性,他们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能献身于积极的斗争,并开始认识到这个社会只把他们当成工具,他们还意识到了:只要自己团结起来,就能汇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也可以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过程中被打垮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出于某些理由,工人认为小资产阶级能在斗争中成为自己的盟友。

不是走向战争就是走向革命

  德国作为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特征,及其政治体制,使得德国成为了一个对工人斗争有利的战场。工人阶级不但是唯一一股有能力通过摧毁地主贵族的不合时代的权力、摧毁军队的特权、摧毁国家官僚等手段,把德国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社会力量,而且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宣称它有权从旧的统治阶级手中接过权力,并以所有被剥削者的名义为自己提出政权的要求。争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扩大普选权的斗争,需要打破宪法框架;这需要一场阶级斗争,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摧毁国家的壁垒——军官团,这场阶级斗争才能结束。宪法第68条清楚地体现了它的本质,因为这一条文消除了通过议会道路进行和平演变所需的前提,当时有人根据英国政治体制的演变,提出通过议会道路进行和平演变的建议,但德国的情况却正好与英国相反。

  从这个观点来看,其他先进国家都具有一些“社会安全阀”:基于普选权的政治体制、议会制和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而德国却没有这些安全阀,其原因就在于:使德国得以统一的军事、社会和政治条件,以及俾斯麦为了在保存容克地主的权力的同时,扩大资产阶级的活动范围所做的种种努力,换句话说,德国的统治者自己丢掉了保护资本主义财产最好的手段。

  德国帝国主义的国际地位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在德国发展工业的那段时间里,世界的财富几乎都被瓜分完了,其他强国都建立起了殖民帝国,在殖民地拥有市场,而德国帝国主义就没能得到殖民地市场这个额外安全阀的好处。历史学家们总是强调:英—德竞争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从1890年起,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就出现了不稳的迹象。美国和德国在几个部门的生产方面超过了英国。英国的出口越来越多地指向工业落后国家,在这方面,英国工业与德国工业发生了冲突。德国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几乎肯定是能赢的,但世界上很大一片地方对德国关上了门,不让它进行直接的扩张,而与此同时,它不通过战斗就无法得到它所需的殖民帝国。英国和德国在海军军备方面的竞争,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即英国反对德国在欧洲建立霸权地位,所以英国的外交活动都是系统地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场斗争的赌注是整个世界——它太小了,容不下这两个竞争者。这场斗争是由资本主义自我扩展的需求而引发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因为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而德国帝国主义这个姗姗来迟的竞争者面临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进行战争。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德国就面临着选择:是走向内战和世界革命呢,还是走向帝国主义战争呢?而如果德国选择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话,那就像恩格斯曾预见过的那样,还是有可能反过来转变为革命与内战的。

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1912年,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大会上,同意重申它自己、它的各国成员党和各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的任务:

  <BLOCKQUOTE>一旦战争爆发,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社会党国际局的帮助下,通过有力的、一致的行动,尽一切努力,用他们认为最恰当的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当然,办法将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而定。</BLOCKQUOTE>
<BLOCKQUOTE>如果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而仍然爆发战争的话,他们就应尽一切努力尽快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人民,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BLOCKQUOTE>[24]

  德国的统治阶级生活在一个正在不断地广泛采用机械和不断地无产阶级化的国家里,生活在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国家里,他们面临着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不得不死命地通过让无产阶级相信自己是民族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方法,来——用维梅尔的话说——“让无产阶级同帝国和谐共处”。[25]为凯特勒阁下[26]和斯托克大人[27]的“社会基督教”、弗里德里希·瑙曼[28]的“民族社会主义”和威廉二世的“社会政策”摇旗呐喊的那帮鼓吹者所做的一切努力,为的就是这个。[29]这样我们就能看出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了;德意志民族直到完成统一为止,曾经不得不为了民族统一而战,因此它具有一种狂热的、焦虑的民族感;巨大的经济成就所带来的自豪感;作为“上天选民”的优越感文化;以及一个迟迟才参加瓜分世界的国家的挫折感,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德国在教育、媒体和宣传中灌输着这种信息。

  统治阶级为了阻止无产阶级群众接近任何国际主义的、革命的思想,做了大量的工作,维梅尔阐述了民族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如何从这些工作中诞生的。在大资本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被大资本击败、破产,并遭到了沦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威胁,在二十世纪初,反犹主义(倍倍尔称其为“傻瓜的社会主义”)就成了转移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怒火的手段。德国的统治阶级要想生存下去,就只能去征服全世界;德国的统治阶级要想战胜无产阶级,就只能把无产阶级——维梅尔写道——“引入狂热的民族主义氛围之中”。[30]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通往德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第一步,是通过斗争,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进社会党——第二国际的支部里。人们都认为,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功——首先是工人的伟大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设,证明了恩格斯的乐观看法,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以前的表现来看,没有人能对此提出怀疑。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人民出版社,第291-292页。

[2]同上,第293-298页。

[3]皮·勒努万(P. Renouvin),《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L'Empire allemand de 1890 à 1918),第1卷,第11-25页。

[4]同上,第17页。

[5]从神圣罗马帝国成立开始,在现在的德国的大致疆界里,形成了许多说德语的小邦国。早在神圣罗马帝国崩溃之前,这些德语国家中间就出现了统一的倾向。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各德语国家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和同盟,终于在1871年形成了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中译者注

[6]俾斯麦曾说过,要用“铁和血”来统一德意志,这里是对他这番话的戏仿。——英译者注

[7]洗礼是基督教的一种传统仪式,基督徒的婴儿或新入教的信徒都要接受洗礼,在洗礼仪式上,要有神父为婴儿或新信徒施洗,施洗的神父一般就是婴儿或新信徒的教父,不过每个教派进行洗礼的具体方式都不完全一样。——中译者注

[8]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2卷,第104页。

[9]同上,第105-106页。

[10]这个典型案例引用自H·穆瓦塞(H. Moysset)的《俾斯麦下台二十年后的德国的公共精神》(L'esprit public en Allemagne vingt ans après Bismarck),巴黎,1911年。

[11]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2卷,第107页。

[12]同上,第109页。

[13]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69-70页。

[14]同上,第71页。

[15]同上,第31页。

[16]加·拉菲尔(G. Raphael),《克虏伯与蒂森》(Krupp et Thyssen),巴黎,1925年,第211页。

[17]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27页。

[18]夏·贝特兰(C. Bettelheim),《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经济》(L'économie allemande sous le nazisme),巴黎,1946年,第67页,

[19]皮·勒努万,《1890年至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1卷,第28页、第65页。

[20]同上,第32-33页。

[21]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年1月19日——1941年5月18日),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22]爱·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L'Allemagne contemporaine, sociale, politique, culturelle [1890-1950]),第1卷,巴黎,1952年,第92-94页。

[23]昂利·布热郎(Henri Burgelin)写过:“工人中某些阶层,尤其是非技术工人,很可能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什么提高”(《1871—1968年间的德国社会》[La Société allemande,1871-1968],巴黎,1969年,第91页)。自从1934年起没有新的研究能够涵盖在J·库钦斯基(J. Kuczynski)的《Die entwicklung der Lage der Arbeitschaft》(巴塞尔,1934年)这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材料。

[24]这两段引文出自1907年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大会第181号文件《军国主义与国际冲突》,原书中引用的英文译文与中文版《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会议文件选集》中收录的第181号文件中的相应段落略有出入,故根据原书中引用的英文译文重新译出。——中译者注。

[25]爱·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第1卷,第114页。

[26]威廉—爱玛努埃尔·弗莱赫尔·冯·凯特勒(Wilhelm-Emmanuel Freiherr von Ketteler,1811年11月25日——1877年7月13日),德国神学家、政治家,曾任美因茨主教。——中译者注。

[27]阿道夫·斯托克(Adolf Stoecker,1835年12月11日——1909年2月2日),路德宗的神职人员,曾任威廉皇帝的宫廷牧师,反犹主义神学家,成立了德国第一个反犹政党——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中译者注。

[28]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年3月25日——1919年8月24日),新教教士,1890年参加基督教社会党,1896年退党并创立民族社会协会(Nationalsozialer Verein),他鼓吹“民族社会主义”。——中译者注。

[29]爱·维梅尔,《当代德国的社会、政治与文化(1890—1950)》,第1卷,第101页,第104页。

[30]同上,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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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中文翻译正在进行时】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9月 26日 13:44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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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第二章 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h1>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党都支持本国政府参战,从此埋下了导致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分道扬镳的种子,1919年,随着共产国际的成立,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从此分道扬镳,这件事给共产国际的历史投下了一道扭曲的光。许多作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企图找出这一重大分裂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些人认为这次分裂本来应该是可以被预见到的。尽管在1914年以前,第二国际内部的争论、及其内部的紧张状态已经呈现出了分裂的苗头,但当时还没有社会党人想要分裂,就算有,也只有很少人会这么想。未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当时也认为:自己只是俄国的一个派别,是一个要在沙皇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的派别。列宁在1905年跟彼得·司徒卢威[1]辩论时,生气地否认了他要分裂党的说法:

<BLOCKQUOTE>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做机会主义的?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B>不相同</B>的特别派别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即使是就严重性来说,和倍倍尔同考茨基——例如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稍微有点近似的分歧呢?[2]</BLOCKQUOTE>

  在1905年时,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在遭到不公的批评之后会发这样大的火,是合理的。在1914年以前,尽管列宁同许多人进行过讨论,同许多人存在分歧,他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而且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致敬(在列宁心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他希望能在俄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党),并反对那些被他认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人,他认为应该把这些机会主义者驱逐出党,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拒绝承认党的存在之必要性、并企图“消灭”党。

<h2>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h2>

  直到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前,列宁一直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3]在他抨击参加这次大会的德国代表的机会主义时,他完全同意考茨基对这些代表的批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立场。在1913年8月6日的《真理报》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奥古斯特·倍倍尔及倍倍尔所做过的工作,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

<BLOCKQUOTE>培养和集结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没有一个人像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个工人,他冲破了一切障碍去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成为资本的雇佣努力为争取人类社会的美好制度而进行群众斗争的代表者和参加者的典范。[4]</BLOCKQUOTE>

  1914年4月4日,列宁尖锐地抨击了工会领袖卡尔·列金[5]在访问美国时所坚持的机会主义立场,但他还是再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巨大的功绩”、它的“严整的理论”、以及它的“群众组织、报纸、工会、政治社团”[6]欢呼致敬。

  在成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位居核心地位的那些人中间,也许只有托洛茨基曾关注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在1905年革命后,他在自己的著作《总结与前瞻》中写道:

<BLOCKQUOTE>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具有一种内在的惯性。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当中,首先是在其中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中,随着广大群众转向社会主义并变得愈来愈有组织和有纪律,党内保守主义也愈来愈发展了。结果是,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公开冲突的直接障碍。[7]</BLOCKQUOTE>

  其实,在第二国际内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并不是革命者,而是法国社会党人之类的机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没有人能对考茨基[8]或倍倍尔[9]这样的人所拥有的“继承权”提出质疑。在这两个人当中,倍倍尔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里德国工人阶级组织的活生生的化身。倍倍尔曾是一名五金业车工,1871年,当梯也尔的军队向巴黎公社的战士们进攻时,俾斯麦的军队也在帮梯也尔,此时倍倍尔是帝国国会议员,他喊出了“向王宫开战”这个口号。他曾两次入狱、两次被判刑,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里,他是社会民主党人抵抗《反社会党人法》[10]运动的主心骨。他是一个耐心的建设者,一个宽肩膀的战士。他在辩论中能进行可靠的论证,他在斗争中能保持沉着的自信,坚信工人必须把握自己的命运,靠着这些东西,他不知疲倦地吸引、训练和说服了工人群众。

  卡尔·考茨基是奥地利人,出生于1854年,比倍倍尔小十四岁。他是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雄心的化身。他是实践家倍倍尔身边的理论家、学者,他给党和群众指出清晰的道路。他曾在瑞士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在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还有效的时候,党的活动家们秘密地这份报纸散发到全德国去。他是恩格斯的朋友和门徒,在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在党的理论月刊——《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的专栏上继续进行着恩格斯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工作。他的对手把他叫做社会民主党的“教皇”,还说他自称自己一贯正确[11]。事实上,他具有巨大的权威和高尚的声望。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敏锐的大脑,控制着一只健壮的胳膊。

<h2>一个新世界</h2>

  四十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怕迫害,不畏坐牢,成功地在每一方面把工人组织了起来,他们不但把工人组织到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中去,而且还把工人组织进了各种为短期要求而进行的活动中去,还把工人组织进各种娱乐、教育和文化组织里。社民党的活动家们给工人阶级提供了一整套真正的组织结构。这些活动家叫做“党信得过的人”(Vertrauensmänner),他们是得到党的信任的人,在各地、各职场、各工会中代表着党,并被当选为各级工会、合作社和群众组织的职员。在德国这个国家里,反对德国政权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建立起的党是如此强大,它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国中之国。

  1914年,社民党有1085905名党员。在1912年立法机构选举中,它提出的候选人获得了四百二十五万张选票。它所建立并领导的工会有两百多万会员,年收入高达八千八百万马克。它的活动家知道如何围绕着它建立起一个由各种并行的组织组成的广泛的网络;他们在不同层面上,把几乎所有工资劳动者都组织起来了,而且他们的组织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中去:社会主义妇女协会、青年运动、人民大学、图书馆与读书社、娱乐组织和户外运动、出版社、新闻、报刊杂志。社民党的行政和技术机关富有现代管理和宣传经验,这些称职能干的机关所组成的坚实的架构,撑起了这个广阔的世界。党拥有90家日报,其中雇用了267名全职新闻工作者和3000名体力工作者、文职职员、管理人员、商务经理和代表。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特别是执行委员会(Parteivorstand)和中央部门的干部、党在各邦的所有负责人、大部分地方组织的书记都是党的全职工作人员,他们是由党任命的专职人员,要把他们自己的一切时间奉献给党;而党在各级选举中当选的代表、党在帝国国会中的110名议员、各邦议会中的220名议员、地方议会中的2886名议员中的大部分也都是党的全职工作者。各工会联合会、各行业工会或各地区组织的领导多年来已经变成了专职工会活动家,他们在党内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对于以阶级为基础、在德意志帝国里组织起来的这样庞大的一个运动,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政治机构来看待,甚至也不能把它当成是议会民主制中的一个模范“工人党”来看待。路特·费舍[12]写道:

<BLOCKQUOTE>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得以建立起这样一种类型的组织,它不仅仅是许多个人为了临时目的临时聚到一起的松散的组合,也不仅仅是一个保卫劳工利益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意义远不止是一架政治机器;它使德国工人有了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尊严和地位。工人个人生活在他的党里面,党渗入了工人的日常习惯。他的思想、他的反应、他的态度,都产生于他个人和他的集体的这种融合。[13]</BLOCKQUOTE>

  不管把它当成是一个世界也好,当成是一个反面的社会也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他们的传统、实践与仪式(有时这些东西看起来跟宗教很像)提供了一种政治态度,或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不至于此,他们还提供了一套体系,一种生活方式和感受方式。所以我们才能解释说,为什么那些分歧巨大的派别,比如分别以爱德华·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那些派别,能够在同一个组织里共处。这样我们才会明白,身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领袖的卢森堡,在反驳列宁在《怎么办?》中发展出来的关于党的概念时,为什么要这么写:“事实却是,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同无产阶级组织<B>有联系</B>,它本身就是无产阶级。”[14]

<h2>改良还是革命?</h2>

  尽管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每一场有关战略和战术的重大思想斗争中,德国社民党都全身投入了进去,但这些斗争却从来没有影响过它自身在组织上的团结。

  虽然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常会在拜占庭[15]式的争吵中分裂,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表现得像是一个团结的党,在它里面各种不同的派别能够共存,如果换了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党分裂成多个互相竞争的小党。1875年,在哥达(Gotha)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6]创立的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与费迪南德·拉萨尔[17]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合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那时起,社民党内就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派别,一个专门研究法国工人运动的专家轻易就能认出这些派别是“可能派”[18]、“盖德派”[19]、“布朗基派”[20]和“阿勒芒派”[21]的德国版。但这些派别却都共存在同一个党内,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这种情况使他们之间的争论具有一种特殊的局面,因为如果能通过妥协来解决争论,并能把争论引向行动的话,那要比各派互相争吵、谁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要好得多。

  在《哥达纲领》中,马克思的追随者对拉萨尔派做了重大让步,马克思对此很担心。[22]1878年,俾斯麦企图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来打垮这个年轻的党,当时党内有一派人,声称自己愿意接受非常法中对社民党的各种限制。这个派别受了卡尔·赫希伯格[23]的影响,他们自称自己的想法是“现实的”,马克思派很快就战胜了他们。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否认合法活动的可能性(尽管党内一些急性子的人——他们是未来的极左派的先驱——认为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他们也发动了非法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活动,使党在镇压之下依然得以继续成长。[24]

  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1891年废止后,社会党人必须重新调整他们的活动。党内一方面出现了号召抵制选举、并提倡永久性的进攻策略的“青年派”,另一方面出现了以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25]为首的、要求党走“可能派”路线、专门从事选举斗争的右翼,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党的领导层按照考茨基所发展的设想,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被爱尔福特(Erfurt)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纲领确定了下来。考茨基没有否认最高纲领(maximum programme)——即社会主义革命,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前景,所以党要先放下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才能——也必须——去为最低纲领(minimum programme)的要求(即各种局部的目标)而斗争,为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良而斗争,党还必须巩固工人运动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还要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26]

  把最高纲领(革命与社会主义)和最低纲领(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框架内实现的改良)截然分开的一道鸿沟就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截然分离,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主宰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

  1898年,爱尔福特纲领的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第一次遭到了理论层面上的猛攻,而对它发动进攻的,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恩格斯的朋友、在非常法时期曾组织过地下出版活动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他抛出了“修正主义”,对这一基础进行攻击。他根据自己二十年来的观察,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段时间中都是和平地发展着的,所以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这一远景产生了怀疑。同时,他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对于由工人阶级的自觉斗争所造成的那些矛盾,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它们的辩证的解决办法了。他现在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与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无关,他把社会主义当成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而不是社会的必需。他把那些被他认为是过时的革命词句,跟为改良所进行的现实研究对立起来,并认为,工人阶级应该为了改良,同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阶层一起参加到广泛的民主运动中去。[27]

  这次辩论叫做“伯恩施坦事件”,它就是这样开始的,它进行得很尖锐,成果也很丰富。考茨基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反击伯恩施坦的经济论点的辩论中去[28],在他身边有一批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罗莎·卢森堡便是这批人中的翘楚。她对爱尔福特纲领提出了新的解释,把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结合了起来,给革命力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她认为“选择改良还是选择革命”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争取改良的斗争,只能通过革命才能完成,只能由社会民主党按照这样的前景来完成。[29]1903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决定谴责修正主义者“将通过胜利夺取政权的政策替换为与现存秩序相调和的政策”[30]的企图,(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这次辩论。

  虽然如此,这次辩论却仍然继续了几年。1905年俄国革命像惊雷一般震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考茨基写道:“在为它(革命)徒劳地等待许久之后,我们中很多人认为(俄国革命)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31]俄国革命与工人阶级中间自发的鼓动同时发生,就在同一年,鲁尔(Ruhr)矿工广泛地发动了非正式罢工,将这种自发的鼓动推到了顶点。[32]在工会中,全职工作者与激进分子之间发生了新的冲突。全职工作者们害怕冒险主义,企图阻止工人的斗争,拒绝让工人政治化。激进分子们则同意卢森堡的观点,即“政治总罢工”可以有效地提高广大落后工人的政治觉悟,因此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武器之一的观点。在1905年9月举行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提议发动政治总罢工。[33]激进派似乎战胜了新修正主义者,随后这些新修正主义者在工会里重新集结起来,他们的首领是列金,他曾说过,在他看来总罢工“完全是胡闹”。

  其实,在那几年时间里,战场已经变了。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已经不再能忠实地把它反映出来,因为真正的斗争已经半遮半掩地在党和工会的机关开展起来了。在1906年的曼海姆(Manheim)代表大会上,工会领袖得到了倍倍尔的支持,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党和工会必须就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事项进行磋商,使得工会具有了与党平等的地位。[34]此举使得耶拿代表大会上的投票结果失效了。一家激进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写道:“我们在党内消灭了修正主义,可现在修正主义又在工会里复活了,而且更加茁壮了。”[35]对于党和工会的新关系,卢森堡打了一个比方:农夫(工会)对他的妻子(党)说:“哪些事你同意我的,你做主;哪些事你不同意我的,我做主。”[36]修正主义者爱德华·大卫[37]高兴地说:“革命主义的兴盛只是昙花一现,它能兴盛一时多半是出于好运,现在它已经过去了……党现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积极地利用和扩大它在议会中的力量的工作中去了。”[38]

  当社民党领导层用耶拿大会上的决议来跟工会领袖做了妥协后,它就明确地背弃了党对革命的认同,此后它在辩论中就很少提到革命了。从那时起,就有了“中派”(centre),它同新修正主义的距离(新修正主义是靠帝国主义的成功滋养成长的,它企图把党同它所说的“新”经济调和起来),与它同激进主义(从1910年起,不断增长的经济困难、以及工人针对这些困难所进行的罢工,都对激进主义产生了影响,它承受了这些影响)的距离一样远。

  而且,党还在1907年大选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党的领袖们让自己相信:在他们能去思考重大问题或保持成功之前,他们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他们认为过分革命的词句会把这些小资产阶级选民吓跑。考茨基是这个中派领导层的理论家。但是,在关于民族问题和反军国主义问题的辩论中,右派和中派走得越来越近,在其他辩论中,比如在与摩洛哥事件[39]相关的帝国主义问题、如何在普鲁士争取选举改革和普选权等问题的辩论中,它们就走得更近了。由此引发了各左翼派别的联合,这些左翼派别越来越强调党的内部机制的问题,在1912年,它们对这个问题的强调,甚至招来了“进行派别活动”的指责。

  欧洲经济得以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德国与它的欧洲同伴们一起,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了、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变得尖锐起来。此时的改良主义实践,已经再也无法通过改良来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了,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中派仍然对革命的可能犹疑不定,又对越来越多地卷入各种有可能威胁到党的团结的事件感到焦虑不安。中派企图通过继续进行日常的合法活动,并在形式上把革命前景附加到合法活动上去的办法,来遏制所有离心倾向,就像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时期所做过的那样。但形势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h2>党的官僚阶层</h2>

  马克斯·韦伯[40]和罗伯特·米歇尔斯[41]之类的社会学家所做的分析[42],以及夏尔·昂德勒[43]之类的法国社会党人所进行的猛烈攻击,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勾勒出了一幅概略性的图示。他们把社民党描写成一个僵化的、官僚化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根基上就是保守的,屈从于由政治能力有限的工作人员构成的机关,并因此同社会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个组织原本声称要推翻和改造这个社会。这些人试图以此来解释修正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国社民党内获胜。

  这些人的批评确实有现实根据。在进行反修正主义斗争期间,根据激进派的要求,党的执行委员会得到了加强,执行委员会被全职工作人员统治着,这些全职工作人员在实践中是不会屈服于控制的。执行委员会任命区域一级和地方一级的书记,并支付他们的工资,这些书记组成了一个阶层,通过精心构建的网络来控制着各级组织的一切活动。党纪是严格的,在群众组织中当选的党员或代表,必须服从于党团的控制,而这些党团又是为领导层中的全职党员所控制的。执行委员会还要在选举中提名候选人,安排全职工作者的工作、调动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指导员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还要领导竞选活动,而竞选活动就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就像军事行动一样。

  对于机关的彻底集中化和用严格的纪律来统治党这两个特点,米歇尔斯是这么解释的:自从1906年起,保守主义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赢得了主导地位,所以才产生了这些特点。可是,正是这些特点使列宁把德国党当成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在列宁看来,倍倍尔和他那一代活动家们实现了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遵守纪律的、集中的群众党,通过这样的党,能牢固地建立起一支工人大军的框架,而这支工人大军则要由专业的总参谋部来领导;布尔什维克也宣称要实现这个目标,但它当时还未能实现它。一些有幸熟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运作的俄国流亡者,对这个党抱着羡慕之情——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嫉妒之情。

  这种矛盾仅仅存在于外表上。卡尔·肖尔斯克在阐述这些社会学家,特别是在阐述米歇尔斯的看法时,曾做过这样的评论:“官僚阶层据以创设的那些目的——及那些目的所依据的情势——这两个因素对保守主义在官僚阶层中的得势所起的作用,比工作人员要支薪这一事实更有力得多。”[44]那些为了把革命觉悟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带给俄国工人阶级,而成立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职业革命家们也是这么做的,但他们得在非法状态下冒着镇压的危险去这么做,这使他们几乎没有让自己融入沙俄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的可能,甚至连这样想一下的念头都几乎没有过。他们在自己的一般宣传中保持着自己的革命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在俄国可能比在德国更难实现),并强烈地把自己的组织集中化——保守主义没有机会渗入到他们的日常实践中去。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却刚好相反,党虽然在原则上不否认革命是它的长期目标,但它的机关却完全是在1906年至1909年之间建立起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相对比较平静,工人阶级处于退潮之中,党希望能加强其竞选能力,增加得票数量和当选的候选人数量,党要全神贯注于不让党内冲突影响竞选,不让党内激进派的革命词句或最不受欢迎的工人提出的要求,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中最保守的阶层中可能投自己票的选民给吓跑。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与工会领袖的改良主义源于一种经济形势。这一经济形势助长了对于通过和平手段让社会继续进步的乐观信念。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竭力去揭示的,他通过统计,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1907年大柏林地区的组织出版了他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章。事后,他曾试图解释党为什么会变质、党的领导在1914年为什么会“叛变”,他着重指出,当时的党员中,大约有百分之九点八根本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自雇劳动者”(self-employed workers),这些“自雇劳动者”包括旅馆老板、酒店老板、理发师、手工艺者和商人,甚至还有一些人是小工厂的老板。这部分人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加,因为党正以选举成果为目标,修改辞令以赢得这些客户。。与之抗衡的力量是很脆弱的;在统计中,党员里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九能算作单纯的“工人”,说得更准确点,应该是“非技术工人”,事实上,这些非技术工人构成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45]

  党的支持者中的核心,是由具有一门手艺的技术工人组成的,季诺维也夫把这些技术工人叫做“工人贵族”。[46]党的全职工作者就是从这些人当中提拔上来的,党的机关是由这些有特权的全职工作者[47]组成的,这些全职工作者往往有不只一份工作,拿着不止一份的工资,党的机关——党的出版社、财政部门和群众组织——中的工作人员的晋升也是由他们控制的——季诺维也夫简洁地把这些人叫做“工人官僚”。他是这样来描述“工人官僚”的:“工人官僚”是一个阶层,它企图隐瞒自己已经存在这一事实,但它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利益。这个阶层的目标是“秩序与和平”,维持社会现状,而社会现状使党的政策越来越保守。他的结论是:这个阶层的成员实际上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间的代理人。[48]

  卡尔·肖尔斯克所做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季诺维也夫的很接近,尽管他表达得不一样。在他研究保守主义是如何渗入党内的文章中,他写道:

  <BLOCKQUOTE>党的负责人所要的,首先是组织内的安宁与统一。在党发生的分裂的情况下,他自然会反对批评和改革。随着左派要求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负责人也就越来越倒向右派。[49]</BLOCKQUOTE>

  他着重指出,这种现象在党的运作中——特别是在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特别明显。大城市里的工人基本上都属于激进派,但在代表大会上,他们的代表却占不了多数,占多数的反而是代表着不那么无产阶级化、不那么革命的党组织的代表。在1911年的符腾堡邦代表大会上,拥有八千六百五十九名党员(这些党员几乎都是工人)的斯图加特党组织,只有四十三名代表,而乡镇中的七百二十三名党员却拥有四十九名代表。在1912年的符腾堡邦代表大会上,斯图加特和坎斯塔特的一万七千名党员只有九十名代表,而来自其他非无产阶级中心的五千名党员却有二百二十四名代表。[50]因此,邦执行委员会要依靠占大多数的来自半农业部门的代表的支持,而这些半农业部门所承受的来自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压力更重,所以,在一个不再根据工作场所、而是根据选区制定的制度下,邦执行委员会抑制了工人中心的当地组织。

  《多特蒙德工人报》(Dortmunder Arbeiterzeitung)当时是非常激进的矿工的一个据点,这家报纸有一位激进派编辑叫康拉德·黑尼施(Konrad Haenisch),在1910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尽管矿工组织一再投票,一致表示信任”,在他所谓的“高级官僚(Oberbonzen)”的控制下,他的工作环境还是变得难以忍受,逼得他要辞职。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他被选去担任一个重要职务,但后来在工会全职工作者的直接要求下,地区执行委员会免去了他的职务。[51]

  在对党的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的组成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1911年,百分之五十二的党员来自人口在八千人以上的地区——大体上就是工人阶级的中心,但他们的代表只占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代表比例很不一致,党的小组织中,每五十七人就有一名代表,而在大型工业城市中,每五千七百人才有一名代表。[52]在决策机关中,工业无产阶级的的代表所占比例过低,激进派之所以在1905年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屡遭挫败,这一点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这种情况,正是在机关里控制着党的那些人所希望,并系统地加以利用的。这些人以前大多是无产者,后来被提升去当脱产的专职干部,对他们来说,这是社会地位的真正提升。

  在历史上,社会民主党官僚阶层的化身是弗里茨·艾伯特[53],1906年,他在三十六岁时当上了党的总书记[54],1913年,倍倍尔逝世后接任党主席一职。艾伯特以前当过马鞍工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入了党,在组织工作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起初在不来梅码头当体力工人,后来负责管理福利社(这是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中心)。1900年他成为了全职工作者,当上了不来梅党组织书记处中负责工人问题的书记,在那里他赢得了称职职员的名声。当选总书记后,他提倡使用现代组织手段,给充满灰尘的办公室里引入了电话、速记员和打字员,增加了大量的报告、问卷、卡片索引和报单。肖尔斯克是这样来描写他的:“艾伯特是个乏味、冷静、坚定、勤劳的人,他非常注重实效,他身上所具备的一切特点,稍加变动,就会使他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斯大林。”[55]

  正是艾伯特建立了这样的机关,并最终成为修正主义者们的信心所系。1911年,老激进派保尔·辛格尔[56]逝世后,艾伯特得到了列金和工会领袖们的支持,想同得到倍倍尔支持的哈阿兹[57]竞争辛格留下的党主席一职,结果艾伯特失败了,[58]但两年之后,倍倍尔逝世后,他毫无困难地继任了党主席一职[59]。他的副手——党的机关的其他重要人物,给人的第一印象没他那么乏味。奥托·布劳恩[60],工人阶级出身,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左翼反对派集团,曾在柯尼斯堡当新闻工作者,后来他与党内的理论争论保持距离。菲利普·谢德曼[61],曾当过排字工,后来在黑森党新闻工作者,他是一个有才华的鼓动者,在入选执行委员会之前曾被人当成是激进派,但他也同重大争论保持距离,在1906年到1911年的三届代表大会上,他都被选为代表,但他并未发言。在帝国国会里,他成为了社民党党团中的畜牧业专家。[62]

  这些如此平淡乏味的人,居然能在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广泛、重要的运动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人们可能一开始会对这一点感到很惊讶。事实上,艾伯特、布劳恩、谢德曼和其他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两股对立的阶级力量之间的一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特权地位。德国经济的转型,欧洲社会的相对平静(这种平静只在1905年被沙皇俄国的革命打断了一下),社会立法的进步,这些都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争取得来的成果。这些成果,同社会进步与个人成功——这种个人成功,是工人组织及其封闭的世界提供给工人阶级中有能力的成员的——的前景一道,都助长了种种修正主义倾向。

  这些倾向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赞成“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倾向。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认为,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同“德国工人的”资本家的繁荣、以及德国帝国主义的扩张相联系的。

  这类观点是随着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提出而发展出来的,但它们要赤裸裸得多、犬儒得多,而且不包含有曾启发了伯恩施坦的理想主义和道德成见。[63]对这些“社会主义者”来说,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同伙,也是德国的殖民政策与军事政策(原则上进行防御,必要时实行进攻)的盟友。如果德意志帝国卷入了战争,无论这场战争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德国工人都绝对不能希望德国战败。

  曾当过伐木工,后来当上了党的工作人员、议员的诺斯克[64],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基,否定得比谁都厉害,他在帝国国会内宣称社会主义者不是“没有祖国的流浪汉”,并要求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们拿出能说服工人的理由,让工人去为德国当兵。[65]在背后推动着诺斯克的那股力量是不会掩饰自己的。

  出身容克地主的普鲁士国防大臣冯·埃涅姆[66]抓住诺斯克这次演说提供的机会,并要求倍倍尔批判他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反军国主义著作。[67]实际上,通过诺斯克和这位普鲁士大臣这两位中间人的穿针引线,社民党内进行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特别是关于国防问题——的争论。帝国最高法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它判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十八个月监禁。[68]


[1]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 ,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中译者注

[2]弗·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8页。

[3]弗·伊·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67页。

[4]弗·伊·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88页。原书中此文刊登的日期和刊物有误,这篇文章其实发表在1913年8月21日的《北方真理报》上。

[5]卡尔·鲁道夫·列金(Karl Rudolf Legien,1861年12月1日——1920年12月26日),德国工会活动家。——中译者注

[6]弗·伊·列宁,《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4页。这篇文章其实写于1914年5月5日。

[7]列·达·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新苗出版社,2004年,第115-116页。后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引用了这段话,并在后面加上了下面这句话:“我不曾期望第二国际的正式领袖在战争期间能有任何重大的创举,但我也万万没有料到社会民主党居然能对本国军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

[8]见卡尔·列纳(Karl Renner)的《卡尔·考茨基:德国工人阶级精神与政治发展简史》(Karl Kautsky. Skizze zur Geschichte der geistigen und politischen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Arbeiterklasse,柏林,1929年。

[9]至今还没有一本倍倍尔的传记能配得上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见他的自传《我的一生》(Aus meinem Leben),柏林,1910年至1914年。

[10]《反社会党人法》,又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全称《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ae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它是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了镇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规定:一切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从事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的组织均予禁止,其集会、活动、游行予以解散,印刷品予以查禁;禁止为社会民主党印刷宣传品和提供集会场所;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城市或地区宣布实行“小戒严”;“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者”要被驱逐出居留地,参与受禁活动的人将被处以罚款或被判刑等。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同《反社会党人法》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最终使《反社会党人法》在1890年9月30日期满后失效。——中译者注。

[11]1870年,天主教会在第一届梵蒂冈会议上,将“教皇永远正确”(Papal infallibility)列为正式的教条,所以考茨基的对手才会攻击他自称“一贯正确”。——中译者注。

[12]路特·费舍(Ruth Fischer,1895年12月11日——1961年3月13日),本名路特·爱尔芙丽德·艾斯勒(Ruth Elfriede Eisler),191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8年同俄国代表在维也纳建立联系后,得到一笔资金,在维也纳创办了《警钟》(Der Weckruf)周刊。当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3日成立时,她是第一名党员。1919年5月被免去在革命的领导层中的职务,1919年8月离开奥地利前往柏林。她与德共(斯)的领导——特别是列维——合作,后来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后来成为她的长年伴侣——的影响下参加左翼反对派。从1921年起,她用路特·费舍的化名领导了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的工作。她在1921年开始成为“进攻论”的热烈倡导者,反对莫斯科的妥协。她作为德共左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3年初,她激烈的发言引发了德共的党内危机,但1923年5月,她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接受了妥协,并参加德共中央。1923年7月起重新进行反对派活动,在莫斯科进行组织暴动的工作,宣称赞成继续保持武装起义的口号,但在开姆尼茨大会之后反对进行总罢工。1924年,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德共党内反对布兰德勒(Brandler)的派别的支持,赢得了党的领导权,并支持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但在1925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她支持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一事曝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否定了这种做法。1925年至1926年间被迫居住在莫斯科,而她在柏林的地位则被台尔曼(Thälmann)所取代,后来于1926年8月被开除。她参加了列宁同盟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工作。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6月流亡到西班牙,然后流亡到古巴,最后在1941年流亡美国,开始参加反共活动。1956年返回法国,1961年在巴黎逝世。

[13]路·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0—21页。

[14]罗·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出自《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0页。

[15]拜占庭(Byzantium),即现在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历史上拜占庭曾是东罗马帝国首都,故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在西方,“拜占庭式的”常具有“诡计多端的、爱耍阴谋的”的意思。——中译者注

[16]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年3月29日——1900年8月7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中译者注

[17]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中译者注

[18]1879年,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er Français)成立后,党内以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和贝努瓦·马隆(Benoît Malon)为首的一派主张将理想目标分成若干阶段,集中力量争取眼前可能实现的某些要求,把自己的政策称为“可能的政策”,故被称为“可能派”(possibiliste)。1882年,可能派从法国工人党内分裂出去,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同盟(Féd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s de France)。1902年可能派加入了以绕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19]儒勒·巴西尔·盖德(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中译者注

[20]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监狱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中译者注

[21]阿勒芒派是法国工人运动中以让·阿勒芒(Jean Allemane)为首的一个派别。可能派从法国工人党中分裂出去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后,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内以阿勒芒为首的一派因意见分歧,于1890年分裂出来,成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 ouvrier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统称阿勒芒派。该党强烈倾向工团主义,是后来的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根基之一。该党于1901年解散。——中译者注

[22]马克思于1875年写了《哥达纲领批判》,该书后来由恩格斯于1891年出版。见弗·梅林(F. Mehring)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第2卷,柏林,1960年,第48-51页。

[23]卡尔·赫希伯格(Karl Höchberg,1853—1885),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改良主义者。生于法兰克福一犹太银行家家庭。大学毕业后获博士学位。1876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在经济上支持过党。创办和资助出版过《未来——社会主义评论》、《经济政策通讯》、《政治经济文丛》、《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等杂志,传播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批评其试图把党引向改良主义轨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时期,同施拉姆、伯恩施坦结成“苏黎世三人团”,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是该文主要发起者和执笔人)的右倾纲领,鼓吹党应走改良主义道路,放弃党的最终目标,同资产阶级结盟并依附于资产阶级。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给予了批判。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解除其所担任的职务。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狂热支持俾斯麦政府的殖民政策。恩格斯称,此人已无可救药。——中译者注

[24]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556页,第577页,第579-81页。

[25]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福尔马尔(Georg Heinrich von Vollmar,1850年3月7日——1922年6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和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议会活动家。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任地方党报《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主编。1878年被当局逮捕入狱,随后被驱逐出境。1879年到苏黎世后,任秘密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因“左”倾主张受到批评,1880年1月辞去主编职务。188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重要发言人,此后除1886—1890年外,一直到1918年均为国会议员或邦议会议员。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宣扬搞资产阶级改良和走议会道路。为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中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1896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多方为之辩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26]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563-564页,第676-678页,第681-683页。

[27]卡·埃·肖尔斯克(C. E. Schorske),《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剑桥,马萨诸塞州,1955年,第16-20页。见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斯图加特,1909年。

[28]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9-20页;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个反批评》(Bernsteine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Eine Antikritik),斯图加特,1899年。

[29]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1-22页;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莱比锡,1899年。

[30]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3-24页。

[31]卡·考茨基,《政治性群众罢工》(Der politische Massenstreik),柏林,1914年,第89页。

[32]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5-37页。

[33]同上,第42-44页。

[34]《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1905年,第131-132页。

[35]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2页。

[36]《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1906年,第315页。

[37]爱德华·海因里希·鲁道夫·大卫(Eduard Heinrich Rudolph David,1863年6月11日——1930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 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一月革命后,在1919年6月21日至1919年10月3日之间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内务部长。——中译者注

[38]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3页。

[39]1911年5月,法国帝国主义将军队开进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于1911年7月1日派遣“豹”号和“柏林”号炮舰开往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从而引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经过英国有利于法国的干预,德国被迫让步同法国达成妥协。——中译者注

[40]马克西米利安·卡尔·埃米尔·韦伯(Maximilian Carl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41]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年9月9日——1936年5月3日),德国社会学家,曾师从韦伯。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退党,一战后参加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中译者注

[42]罗·米歇尔斯,《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莱比锡,191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及其社会成分》(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Parteimitgliedschaft und soziale Zusammensetzung),《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第23卷,1906年,第471-556页。

[43]夏尔·菲利普·特奥多尔·昂德勒(Charles Philippe Théodore Andler,1866年3月11日——1933年4月1日),法国日耳曼学家。——中译者注

[44]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7页。

[45]格·季诺维也夫,《战争与社会主义的危机》(Der Krieg und die Krise des Sozialismus),德语版,1924年,第548-549页。该书第一版于1917年出版于彼得格勒。

[46]同上。

[47]季诺维也夫估计这些有特权的全职工作者大约有四千人(同上,第510页)。

[48]同上,第507页,第532页。

[49]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7页。

[50]同上,第130-131页。

[51]同上,第134页。

[52]同上,第138-139页。

[53]格·柯托夫斯基(G. Kotowski),《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政治传记》(Friedrich Ebert.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第1卷,威斯巴登(Wiesbaden),1963年。

[54]原书有误,艾伯特出生于1871年,他是在1905年(三十四岁)时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中译者注

[55]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4页。

[56]保尔·辛格尔(Paul Singer,1844年1月16日——1911年1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1862年参加德国进步党,当时是民主主义者。60年代中期结识倍倍尔等人后,转向社会主义。1868年参与创办柏林民主工人协会,投入工人运动。1870年后,曾和哥哥合办大衣制造厂。1873年捐献巨款,资助社会民主党,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3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1884年创办《柏林人民报》(《前进报》前身),同年起当选为历届国会议员。1885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887年被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担任党的执行委员会两主席之一达19年。——中译者注

[57]胡戈·哈阿兹(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中的社民党党团主席。1914年反对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但由于党的纪律要求,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少数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至12之间担任人民委员。他是独立社民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

[58]K·R·柯林斯(K. R. Collins),《胡戈·哈阿兹当选为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主席之一的选举》(The election of Hugo Haase to the Co-Chairmanship of the Prewar German Social Democracy),《国际社会史评论》,第2期,1968年,第174-188页。

[59]在1892年至1916年之间,社民党一直实行双主席制,1892年至1911年之间由倍倍尔和辛格任主席,1911年至1913年之间由倍倍尔和哈阿兹任主席,1913年至1916年之间由艾伯特和哈阿兹任主席。——中译者注

[60]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872年1月28日——1955年12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1913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19年在魏玛参加立宪会议,1920年——1932年间三次出任普鲁士邦总理,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61]菲利普·谢德曼(Philip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魏玛共和国成立后任首届总理。——中译者注

[62]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06-208页,第280页。

[63]跟伯恩施坦的观点相似的观点是从那之后发展出来、并得到运用的,发展并运用这些观点的派别,被夏尔·昂德勒叫做“新拉萨尔派”。

[64]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社会民主党人,1906年当选议员,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利用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并且是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的幕后黑手。——中译者注

[65]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77页。

[66]卡尔·冯·埃涅姆(Karl von Einem,1853年1月1日——1934年4月7日),一战爆发之前曾任普鲁士国防大臣,一战中任德军第三集团军司令。——中译者注

[67]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78页。

[68]瓦·巴特尔(W. Bartel),《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Die Linken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m Kampf gegen Militarismus und Krieg),东柏林,1958年,第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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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中文翻译正在进行时】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9月 26日 13:45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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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第三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h1>

  在1914年以前,尽管社会民主党人有时会批评党的领导层,但是敢指出党的领导层已经抛弃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最高纲领前景的,一个都没有。但是,在左派内部形成了一个激进派集团,这点也是否认不了的。这个集团还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见,但它仍然表现出了党内的普遍的不安。

  对党的领导层的批评已经达到了这一步,在1913年的代表大会上,批评的数量很多,批评者也很踊跃。一个代表走上讲台宣称工厂里有许多工人认为领导们“跟资产阶级的理想太近了”。[1]另一个代表宣称:“随着组织巩固和集中化的进程……个别来看,同志们现在已无法把握全局,而那些全职干部和书记却越来越多地拥有了单独控制整个机构的权力。”[2]

  而且,在一战爆发前的最后一年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号,显示出领导和“被领导的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坏。1910年,在关于改革普鲁士选举制度的讨论中,《前进报》[3]和《新时代》杂志拒绝刊登卢森堡赞成群众罢工的文章,由此开了由党的领导层进行报刊审查的重大先例。[4]1912年,考茨基趁着重组《新时代》编辑部的时机,成功免去了老激进派弗兰茨·梅林[5]为《新时代》杂志写社论的工作[6]。接着执行委员会在1913年开除了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卡尔·拉狄克[7],开除他的理由很站不住脚,而开除他的程序又是追溯性的,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是史无前例的。[8]

  另外,就在同一时候,当时被叫做“左翼激进派”(Linksradikalen)的反对派已经开始倾向于挣脱对党的效忠,这种效忠一直使他们束手束脚。1912年,在改革党的体制的讨论中,格奥尔格·累德堡[9]和他那批激进派代表们组织了一个事实上的左派派别。执行委员会指责他们破坏党纪,并非没有根据。[10]一战爆发前夕,左派激进派在各级党组织内集结了起来,并在组织中拥有了强固的力量。斯图加特激进派的领袖弗里茨·维斯特麦尔[11]把激进派阿图尔·克利斯平[12]介绍进了《士瓦本日报》(Schwäbische Tageblatt)编辑部里。[13]最后,这份由尤里安·马赫列夫斯基[14]、弗兰茨·梅林和罗莎·卢森堡主办的刊物于1913年12月出版了,这清楚地标志着坚定的左翼反对派要重整旗鼓了。[15]


<h2>富有才华但并不身居要职的人</h2>

  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已经名垂青史,一战中他们共同斗争,在1919年1月,他们在同一个晚上悲剧般地牺牲,他们的战斗和牺牲将他们两人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伯恩施坦事件”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一批记者和理论家汇集到了考茨基身边,后来,从这批人中间一步步地分离出了一个流派,他们俩其实只是这个流派中最重要的两个人而已。

  后来成为了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化身的卡尔·李卜克内西[16],是党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职业是律师,他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者,他是反军国主义斗争的积极拥护者(特别是在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上),他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提交给了1906年在曼海姆举行的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17]在这本小册子里,他阐述了反军国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和若干原则。由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使他遭到起诉,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这使他成为了同军队斗争的社会主义者的象征,也使他成了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

  在党内,他反对执行委员会对青年组织的控制,捍卫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并提倡呼吁青年参加革命斗争的主张。他也是所有离开东欧、到德国寻求避难的社会主义者的保护人和辩护人。托洛茨基就是在那几年里认识李卜克内西的,对于李卜克内西,托洛茨基写道:“他天性冲动、热情、忘我,有很强的革命直觉,对群众和局势的嗅觉敏锐,有大无畏的首创精神。”[18]在战前的社会民主党里,他出众的品质并没有换来多少威望。在他身上,旗手的成分比领袖的成分更多些,鼓动家的成分比理论家的成分更多些。他还没有碰到配得上他的能力的大场面,而他也不是机关里的人。那些巧妙地操纵着党内的(我们今天称之为)“公众舆论”的负责人和议员对他抱着一种屈尊俯就的假殷勤态度,因为在他们眼里,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像一个仗着自己有个响亮的姓氏到处胡闹、而别人也拿他没办法的顽童。[19]

  在1910年前后,弗兰茨·梅林[20]是柏林左派每周例会上的中心人物。[21]梅林出生于1846年,是一位文学史家和著名的批评家,他起初是民主派,到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才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他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并为《新时代》杂志写社论,但在1910年跟考茨基决裂,向卢森堡靠拢。他无疑是所有左派评论家中头脑最清楚的,[22]尽管如此,他的年纪和他所受的知识训练,使他无法成为一个思想流派或派别组织[23]的真正领袖。

  另一个社会民主党激进派的领军人物是克拉拉·蔡特金[24],她走上激进派道路的历程跟梅林很像。[25]她也是在非常法时期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出生于1857年的她曾在法国流亡过几年,在法国她见过大部分欧洲社会党领袖。她是社会党纪妇女组织的领袖,也是妇女组织机关报《平等报》(Die Gleichheit)的编辑。她跟卢森堡有很深的交情。她跟梅林一样,是那些仍忠于革命传统的德高望重的人之一。

  尽管如此,这些人虽然广受尊重,并且在党内和党的外围中广为人知,却形成不了一个能把反对派组织起来的核心。这个核心其实是由国外出身的活动家们组成的。

  闻名世界的荷兰天文学家安东·潘涅库克[26]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起着重要的作用。1906年,柏林中央党校邀请他去讲学,但德国政府威胁说要驱逐他,所以他拒绝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在不来梅定居了下来,在那里住了几年,并致力于在当地培养一代革命活动家。[27]1909年他写了《工人运动中的战术分歧》(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在这篇文章里,他着重指出工人阶级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阶层,在工人运动中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

  他是第一批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特权阶层,这是产生机会主义的主要根源”这个观点来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人之一,此前马克思主义者只用这个观点来分析英国工人运动。[28]1912年,他与考茨基发生论战,他主要是通过《群众行动与革命》这篇文章来同考茨基争论的。在论战中,他批评了党的领导层的实践活动,批评了考茨基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这些实践活动所做的理论辩护。他针对考茨基,特别着重指出通过无产阶级群众行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29]他坚持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开展反军国主义活动,并强调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工人阶级必须立即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同时他也是德国党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与荷兰的“论坛”集团的同志们保持着密切联系;[30]“论坛”集团是1909年从荷兰的正式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反对派,它的纲领是革命的,后来“论坛”集团成立了社会民主党。[31]

  在整个国际运动中,只有布尔什维克支持“论坛”集团,在“论坛”集团里,除了潘涅库克之外,还有诗人赫尔曼·哥尔特[32]和作家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33]。从那时起,许多评论家都强调列宁所描述的分析与观点,同潘涅库克所描述的分析与观点有紧密的联系。这使得他们被当作是(正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形成的)国际左翼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34]

  尤里安·卡尔斯基(Julian Karski)——真名马赫列夫斯基——是另一位著名流亡者帕尔乌斯[35]的同志。帕尔乌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在一战前做生意去了。[36]卡尔斯基发挥过重要作用:他曾是记者,先后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人民报》工作过,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的普及者,也以东欧社会主义运动专家的身份为党的领导人工作。1910年以后,他也开始批评考茨基的机会主义转变,考茨基这种转变表现在他的政治活动、理论辩解、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上,以及为通过议会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而采取的渐进主义与和平主义口号。[37]1913年他跟卢森堡和梅林三人联名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读起来简直像一篇判决书:

  <BLOCKQUOTE>“这就是全部实情。我们三人——特别是我——坚持认为:在我们看来,党正在经历着一场内部危机,这场危机要比修正主义第一次出现时所经历过的那场危机严重得多。这些话看起来可能言过其实,但我确信:党要是再这么走下去的话,就会陷入彻底衰退的危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通过提出一个口号来争取党的重新革命化,这个口号就是:进行最激烈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38]</BLOCKQUOTE>


<h2>罗莎·卢森堡</h2>

  不过,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那个体弱多病的外国出身的女人那样,赢得如此之多的尊重——有时则是来自党的领导层和工会的恐惧和仇恨,这个女人是在二十世纪初,同考茨基一起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大理论家之一而登场的。

  罗莎·卢森堡[39]于1870年出生在波兰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里。少年时即信仰社会主义,1888年流亡瑞士,在那里联系上了另外一名波兰流亡者、活动家列奥·约吉希斯(化名蒂什卡)。[40]他们一起建立了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至1906年的俄国革命中,他们在华沙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此被监禁了好几个月。

  但是,从1898年开始,除开1905年到1906年在波兰参加俄国革命的那段时间,卢森堡就一直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并参加过多次重大理论论战(其间她通过假结婚获得了德国国籍),为此赢得了资历、名望和深厚的友谊,当然也遭到了对手的敌意。她的名字,是同“伯恩施坦事件”、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密不可分的。在这些斗争中,她出版了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41]也正是她,通过《群众罢工、政党与工会》这本小册子,[42]在德国党内发起了关于“群众罢工”及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结果与教训的论战。

  1910年起,潘涅库克、梅林和卡尔斯基先后与考茨基决裂了,卢森堡也停止了同考茨基的合作关系,尽管两人在合作中建立起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她自己对帝国主义和群众行动的分析,同考茨基越来越修正主义的分析和观点是对立的。1913年,她由于在波肯海姆(Bockenheim)的社民党集会上做了反军国主义的发言,遭到起诉,[43]在1914年头几个月里,在一系列抗议活动和保卫党的活动中举办的大型群众集会上,她以镇压的受害者和演说家双重身份出现,成为了集会上的焦点人物。[44]这期间,她曾在柏林中央党校教过几年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连学生跟她意见不同时也是如此。[45]

  在第二国际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她都是重要人物,而且流亡中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般也要通过她来投票。她也是社会党国际局成员。但她在社民党内,从来没能通过报刊的支持建立起稳固的发言阵地,也没能拥有固定的、广泛的听众——她的固定听众,仅限于身边的几个好朋友和支持者。但在这样一个基本上对她持敌意的,作为一个外国血统的女人难以溶入的环境中,她却能让别人清楚地认识她。她同倍倍尔、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关系都很好,同考茨基的关系也同样好,她通过在辩论和演说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力量,赢得了所有这些人的尊重。她敏感,富有艺术气质,又拥有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所应有的勇敢。列宁后来曾称赞过她,认为她“是一只鹰”。[46]在1907年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就战争问题提出了一个决议案,针对这个决议案,列宁和卢森堡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修正案,[47]这样,从事后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在一战之前,列宁和卢森堡就已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领军人物。

  尽管如此,他们俩都是有主见的人,在许多重大的理论或实践问题上,他们都有分歧。在列宁出版《怎么办?》之后,卢森堡认为,这本书中体现出了趋向集中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她把这种倾向叫做“布朗基主义”和“雅各宾主义”,在反驳列宁的文章中,她写道:

<BLOCKQUOTE>然而,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则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它在历史上是从基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它的扩大和发展符合于以下的辩证矛盾。无产者大军是在斗争过程中吸收进来并认识到自己的目标的。党组织的活动、无产者对斗争目标和斗争本身的日益认识,并不是在时间上互相机械地分割的不同的事情。它们只是同一进程的不同方面。除了斗争的总原则外,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许多细节策略可以由中央委员会象军队训练营里训练士兵那样来教导党员的。而且,社会主义党的影响范围是经常随着组织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斗争起伏而变动的。</BLOCKQUOTE>

<BLOCKQUOTE>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员对党的领导中心机械从属和盲目服从的基础之上。……</BLOCKQUOTE>

<BLOCKQUOTE>……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只能是工人阶级中最有阶级觉悟、最有战斗性、最先进部分的个人和集体代表的集中意志。……它……是党内的少数服从多数。[48]</BLOCKQUOTE>

  她非常坚决地反对列宁所支持的集中制思想:

<BLOCKQUOTE>显然,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之点,并不在于为未来的政策准备好一整套指示。重要的是:一、鼓励对各个有关局势的斗争形势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二、当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接近的时候,对当前阶段的相对性和革命紧张形势的必然加深保持了解。……</BLOCKQUOTE>

<BLOCKQUOTE>……把这种消极性质的绝对权力如列宁所希望的那样去交给党的最高机构,我们就把这种机构所固有的保守主义加强到了危险的程度。……列宁所要求的极端集中制是充满监工式死气沉沉的精神的。那不是一种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精神。<B>列宁所关心的,主要不在于使党的活动更有成果,而在于控制党——把运动缩小,而不是使运动发展,去束缚它而不是去统一它。</B>[49]</BLOCKQUOTE>

  她那个著名的结论有时会被人当作是她的思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本质区别(尽管这些人错得厉害),那个结论就是:“从历史上来说,一个真正革命的运动所犯的错误,比起最聪明的中央委员会的一贯正确,要无可比拟地富有成效得多。”[50]

  这次论战很快就成为过时的了,它并没有许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说的那么重要。[51]虽然如此,它还是能让我们去评价卢森堡的思想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卢森堡的政党思想同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思想的区别又在哪里。但是同时也应该记住,卢森堡忠于德国社民党,并同样地忠于它在民族和国际层面的团结。事实上她从未放弃这样想,就如她在1908年写给老朋友亨丽爱塔·罗兰—霍尔斯特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BLOCKQUOTE>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分裂——不要把这种分裂同意见分歧相混淆——是致命的。你们现在想脱离党,我愿意尽一切努力来阻止你们这么做……你向社会民主工党提交辞呈一事,只意味着你将离开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以你不能这么做;我们谁都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能站到组织外面去,同群众脱离联系。哪怕有一个最糟糕的工人党,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52]</BLOCKQUOTE>

  尽管卢森堡在集中制问题上、在党的作用问题上同列宁有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1907年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向机会主义斗争,在那之后也没有破坏他们之间的友好的个人关系。但是,卢森堡在1910年同考茨基决裂,批评考茨基为新修正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后,她并没有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任何人的支持,甚至连列宁也不支持她,因为列宁认为她的批评太夸张了。[53]1913年,卢森堡把她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师时的思想概括提炼出来,写成了《资本积累论》,这本书出版后遭到了尖锐的抨击,批评她的人不但有潘涅库克,而且还有列宁。列宁认为,卢森堡提出的“在封闭的经济制度内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以资本主义要想实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掠夺处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的观点,[54]“从根本上就错了”。

  卢森堡认为,自己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以及帝国主义面临它自身所造成的群众反抗时的脆弱性,但列宁却批评她,说她把革命行动变成了一种客观现象,而且忽略了社会民主党的革命领导层的作用。到了1914年,社会党国际局终于关注起俄国党的问题来了,这正是列宁想要的,他为此从1912年起就跟孟什维克——这些人被他称作“破坏分子”——进行斗争,而卢森堡则赞成考茨基对所谓的列宁的“分裂”政策的批评,并发言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新统一。[55]社会党国际局本来打算在1914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但由于一战爆发,这次大会没能开成,如果它开成了,那么人们肯定会见到卢森堡和列宁就俄国问题再次发生对立,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

<h3>左派内部的分裂——拉狄克事件</h3>

  德国左派的分裂,是与国际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分裂相联系的,这种分裂,在所谓的“拉狄克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卡尔·拉狄克本名叫卡尔·索贝尔松[56],出生在奥地利控制的加利西亚[57],从这次“事件”之后,开始被人们叫做“拉狄克”[58]。在德国党内,他是个自由人,说得更准确些,是个“局外人”。他起初是波兰社会党的活动家,1904年参加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5年革命期间,他在华沙负责主办党报《红旗》(Czerwony Sztandar)。革命失败后被捕,然后又逃了出来,在德国避难,居住在莱比锡。他从1908年起为《莱比锡人民报》工作,1911年又去了不来梅,为《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工作,在那里,他尖锐的文风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不仅和社会民主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论战,而且还与中派的和平主义幻想进行论战。这个年轻人是在1912年5月的《新时代》杂志上的专栏里批评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的那批人之一。[59]

  “拉狄克事件”是1912年捅出来的。那年拉狄克应好友塔尔海默[60]的邀请,暂时接替塔尔海默,去接管哥平根(Göppingen)的一家激进派报纸《自由人民报》(Freie Volkszeitung)。这家报纸长期处于财政困难状态,主要是因为符腾堡党组织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对它怀有敌意。拉狄克痛批执行委员会,说他们同修正主义者勾结起来,企图扼杀这家报纸,捅出了一场全国性丑闻。与此同时,由于他在华沙党委问题上支持反对派,[61]波兰党于1912年以盗用同志的钱财、书籍和衣物的罪名将他开除。[62]在1912年的德国社民党代表大会上,有人对拉狄克的党员资格提出了质疑,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休,最后没有得出结果。1913年的代表大会注意到了他已被波兰党开除的事实。根据第二国际的成员党不能接受被另外一个成员党开除的人为党员的规定,大会决定将这条规定追溯用于拉狄克,把他从德国党中开除出去。

  在波兰党和德国党中央执委会的交流中,卢森堡担任联络人,在这次事件中,她支持拉狄克的敌人,因为她也讨厌拉狄克。马赫列夫斯基支持卢森堡。但潘涅库克和他在不来梅的朋友们无条件地支持拉狄克,而卡尔·李卜克内西原则上也是拉狄克的,因为李卜克内西认为执委会是想拿拉狄克来“杀鸡儆猴”,吓唬其他批评机会主义的人。在国际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则为拉狄克辩护,拉狄克则向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提出了上诉。[63]由于一战爆发,这事不了了之,但它还是对后来产生了影响。

  这次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在党内发生的对左派力量的第一次考验——党内有人企图惩罚一位左翼反对者,在这次考验面前,德国左派的领袖却分裂了——左派中有些人乐于看到一位左翼同伴遭到惩罚。左派分子并没有团结到足以形成一个派别去反对官僚机构的程度。在德国社民党党员看来,确实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任何具有凝聚力的、持久的左翼集团存在。

<h3>但左翼势力确实存在</h3>

  人们很容易匆忙下结论说,左派基本上是由保尔·伦施[64]、康拉德·亨尼施、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保尔·弗洛里希[65]、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 Ströbel)和恩斯特·麦尔[66]之类的知识分子、党报记者、作家和教师等人组成的,这些人曾在报界跟卢森堡、梅林或马赫列夫斯基合作过,或曾在中央党校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但这种观点过于狭隘。左派中有从不来梅迁居到柏林任中央党校书记的威廉·皮克[67]、斯图加特的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尔、哈勒的威廉·科嫩[68],这三个人都是党务工作者、全职干部,接受过机关专业工作人员的训练。左派中还有富有战斗性的工人、工会活动家和党员,在一战爆发之前,他们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普遍的“野猫罢工”[69]中让工会领袖们吃了不少苦头。[70]这些人当中还有来自波鸿(Bochum)的矿工海因里希·托伊贝尔[71],开姆尼茨建筑工人的领袖弗里茨·赫克特[72],还有斯图加特的技师罗伯特·迪斯曼[73]、鲁尔区哈根城(Hagen)的技师约瑟夫·恩斯特[74]、雷姆沙伊德(Remscheid)的奥托·布拉斯[75],以及柏林的车工里哈尔德·穆勒[76]。

  这些左翼激进派活动家们在一战爆发之前拥有很强大的阵地。在一些工业中心里,他们在当地党员和当地党机关中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们享有巨大的威望,通过他们的出版物,他们在党内和工人阶级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1914年,当局对卢森堡采取法律手段之后,卢森堡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取得巨大成功,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威望之高。[77]尽管遭到党内官僚阶层和国家政权的两面夹击,他们还是在党内外的青年社会主义者集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卡尔·李卜克内西对这种环境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中,许多青年活动家受到了他的教诲,培养起了反军国主义情绪,这些青年活动家通常都在柏林党校当过卢森堡的学生,这些人有:维利·明岑贝格(当时流亡瑞士)[78]、瓦尔特·施特克尔[79]、埃德温·亨勒[80]、雅可布·瓦尔赫尔[81]、威廉·科嫩、保尔·弗洛里希和格奥尔格·舒曼[82],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在这里列出来。

  在1914年,尽管这些活动家还没有形成一个集团,但他们在号召举行群众罢工、抨击帝国主义和军备竞赛、批判考茨基提出的关于裁军的和平主义口号的宣传中团结得更紧密了。在不断增加的经济性罢工、反战集会和工人示威游行、以及保卫卢森堡的活动中,他们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使这些人作为社会主义活动家去斗争的共同基础,是他们的坚定信念,他们深信: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能解决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方法,群众的自发行动是政治活动中唯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过正如卢森堡所写的,社会主义革命要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来进行,而她认为社民党正是这样的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83]

  多年来,德国左翼激进派一直在跟他们自己的党的官僚组织起冲突,他们得出结论,认为集中制是阻碍群众的激进化、阻碍革命行动发展的最大障碍。他们对集中制的看法同列宁相反。他们注意到修正主义是从党的队伍中间、特别是从党的领导层中出现的。他们知道工会官僚和官僚们的保守观点正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他们也注意到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革命性质,并不倦地批判领袖们的机会主义和领袖们专断的秩序。他们跟卢森堡一样,认为对于组织来说,并没有什么万灵秘方:

<BLOCKQUOTE>我们无法预先保护自己免于机会主义偏向的任何可能性,这种危险只能靠运动本身来加以克服——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帮助之下——但只是在有关危险已经在实践中具体成形以后。[84]</BLOCKQUOTE>

  这种关于行动的基本概念,这种对党及其相应的群众运动的认同,以及他们对组织的深深的忠诚(尽管组织上出现了官僚这个肿瘤,他们仍然看到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组织内的体现),使他们拒绝了建立一个派别组织这种前景。他们拒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或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成立一个革命流派,尽管这个流派可能是非正式的、松散的,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的话,可能会使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因此他们甚至还有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党或第二国际内的任何分裂。

  直到那时都还没有人面对过(建立一个左翼派别)这个问题,就连把它当成是一个可行的假设的人都没有。这个问题,是由兰道尔[85]之类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和弗兰茨·费姆费尔特[86]之类的记者(仅仅是暂时地)提出来的,这两人都是工人运动的局外人。[87]但是,首先是一战的爆发,然后是第二国际各国支部的领导人对本国国防的支持,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考茨基在他于1913年10月8日写给自己的长年合作者维克托·阿德勒[88]的信中写的这番话,并没有错:“这里现在有种不安,有种对新道路的犹豫的探求,从中一定会产生出什么东西……就连罗莎的支持者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怎么办。”[89]

[1]《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1913年,第287页。

[2]同上,第246-247页。

[3]《前进报》(Vorwärts)是社民党中央机关报,1891年根据哈勒代表大会上的决议而创刊,1933年停刊,1948年复刊,称《新前进报》,1955年改回《前进报》的名称。——中译者注

[4]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82页。

[5]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

[6]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3页。

[7]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被处决。1988年恢复名誉。——中译者注

[8]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3页。

[9]格奥尔格·累德堡(Georg 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社民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有人控告他的叛卖,共产党指责他的盲动主义。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社民党左派决裂。1922年回到社民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

[10]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17—219页。

[11]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尔(Friedrich Westmeyer,1873——1916),工人,斯图加特党组织的书记,符腾堡激进派的领袖,卢森堡与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的私人朋友。1914年开始组织反战活动,被逮捕并被征召入伍,后来死于军医院。

[12]阿图尔·克利斯平(Artur Chrispien,1875-1946),社会民主党人,当过油漆工、装修工,后来当了记者。“国际派”成立时即参加了这个集团;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中派反对派成立时即参加该派,独立社民党成立时即参加,并成为党内右派的领袖。1918年11月至12月间任人民委员。1922年回到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最后在瑞士逝世。

[13]威廉·凯尔(Wilhelm Keil),《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Erlebnisse eines Sozialdemokraten),第1卷,斯图加特,1947—1948年,第262页。

[14]尤里安·巴尔塔扎·马赫列夫斯基(Julian Baltazar Marchlewski,1866年5月17日——1925年3月22日),出生于波兰,当过染料工人。1888年成为地下活动家,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1893年移居德国,继续同卢森堡合作。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派,1916年至1918年间被监禁,后来作为俄国公民被释放给苏俄政府,成为苏俄政府的客人。1919年2月返回德国,后来又逃回俄国,然后去了波兰,在那里成为了共产党领袖。1921年拒绝了担任德共领导的邀请。后来定居于莫斯科,担任国际工人救援总会的领导。

[15]这份报纸的第一期出版于1913年12月27日,它谦虚地自称为“新闻通讯”周报(彼·耐特尔[P. Nettl],《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删节版,伦敦,1969年,第313-315页)。

[16]卡尔·W·麦尔(Karl W. Meyer ),《卡尔·李卜克内西:没有国家的人》(Karl Liebknecht: Man Without a Country),华盛顿,1957年。

[17]卡·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与反军国主义》(Militarism and Anti- Militarism),剑桥,马萨诸塞州,1972年。

[18]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87页。

[19]同上。

[20]托马斯·霍勒(Thomas Höhle),《弗兰茨·梅林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869年—1891年》(Franz Mehring. Sein Weg zum Marxismus 1869-1891),1958年;约瑟夫·施莱夫施泰因(Joseph Schleifstein),《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891—1919》(Franz Mehring. Sein marxistisches Schaffen 1891-1919),东柏林,1959年。

[21]这种例会于每周五在“莱茵金梦”(Rheingold)饭店举行(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84页)。

[22]他不承认第二国际中有真正的革命者,认为只有俄国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同上)。

[23]思想流派(tendency)与派别组织(faction)都是政党内的派别,这两种派别的区别在于:思想流派是由具有某种共同思想、或在某些问题上具有相同看法的人组成的,它的成员并不那么固定,结构也比较松散,没有自己独特的纪律;而派别组织则具有比较紧密的结构,成员比较固定,一定程度上还有自己独特的纪律。——中译者注

[24]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年7月5日——1933年6月20日),出身于教师家庭,在丈夫奥西普·蔡特金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1880年至1890年之间流亡西欧,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工作,在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报告,任第二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创立了《平等报》(Gleichheit),并任其主编。她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左派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从1914年8月起是国际主义者核心成员,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之后立刻被捕,1916年被免去《平等报》编辑职务。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同盟,宣称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她没有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但在几个月后参加了德共(斯)。1920年起当选为国会议员,德共中央委员,1921年支持列维,1924年支持布兰德勒。德共出于保持威望的考虑,将她留在党内,尽管她明显对此不同意。她在莫斯科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同情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1932年8月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说,激烈抨击纳粹主义。1933年逝世于莫斯科。

[25]路易斯·多耐曼(Luise Dornemann),《克拉拉·蔡特金传》(Klara Zetkin. Eine Lebensbild),东柏林,1959年。

[26]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1873年1月2日——1960年4月28日),出生于荷兰,在天文学上有很高造诣,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从1905年开始组织了荷兰社民党内的左翼,并领导“论坛”(Tribune)集团;1909年被开除后,成立了左派社民党。1905年后定居德国,在不来梅住了很多年,在那里培养了很多活动家。一战前曾同考茨基进行过论战。1914年返回荷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创立了荷兰共产党,支持德国的国际共产同盟,随后成为德国极左派的理论家。1920年对共工党的纲领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共工党的理论家。在共工党的一系列危机之后,继续从事科学活动,出版了许多权威著作;并继续在荷兰和其他地方宣传委员会共产主义。

[27]塞尔日·布里西亚涅(Serge Bricianer),《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Pannekoek et les conseils ouvriers),巴黎,1969年,第45-46页。

[28]安·潘涅库克,《工人运动中的战术分歧》(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汉堡,1909年;摘录自塞·布里西亚涅的《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52-98页。

[29]安·潘涅库克,《群众行动与革命》(Massenaktion und Revolution),《新时代杂志》,第30卷第2期,第541-550页,第585-593页,第609-619页,摘录自塞·布里西亚涅的《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06页至112页。

[30]塞·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42-43页。

[31]第二国际的荷兰支部是社会民主工党(Sociaal Democratische Arbeiders Partij),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修正主义逐渐控制了党的领导层。1907年,马克思主义者戴维·怀恩科普(David Wijnkoop)创立《论坛报》(De Tribune),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集团,这个集团就被叫做“论坛”集团。1909年社会民主工党开除了“论坛”集团,“论坛”集团随即成立了社会民主党(Sociaal Democratische Partij)。1919年,社会民主党加入共产国际,改名为荷兰共产党(Commu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中译者注

[32]赫尔曼·哥尔特(Herman Gorter,1864年11月26日——1927年9月15日),荷兰人,出身于牧师家庭。曾学习过古典文学,当过中学教师,写过有关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论文。1896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反对修正主义,支持“群众罢工”,1907年参加《论坛》的编辑工作。1909年被开除,共同创立了左派的社会民主党。1914年反对一战,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共同创建了荷兰共产党。1918年年底在德国,1919年至1920年间成为了德共(斯)极左派的理论领袖。后来当选为共产国际阿姆斯特丹局成员,先后同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1920年4月共同创立共工党,撰文回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11月在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共工党的“同情党”地位。1921年4月批评统一共产党的三月行动。1922年同共工党分裂之后,领导共工党埃森派。在比利时旅行期间逝世。死后他的文学作品和诗集得以出版。

[33]亨丽爱塔·戈维尔丁·安娜·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Henriette Goverdine Anna Roland Holst-van der Schalk,1869年12月24日——1952年11月21日),荷兰女作家,社会主义者,著有《森林中的妇女》(1912)和《两个世界之间》(1923)等诗集;曾参加过“论坛”集团,但在“论坛”集团同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的斗争中采取了调和立场。——中译者注

[34]详见H·舒勒(H. Schurer)的《安东·潘涅库克与列宁主义的起源》(Anton Pannekoek and the Orgins of Leninism),《斯拉夫与东欧评论》(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第41卷(第97期),1963年6月,第327-344页。

[35]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凡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中译者注

[36]Z·A·B·蔡曼(Z. A. B. Zeman)与W·B·沙尔劳(W. B. Scharlau),《革命商人:亚历山大·赫尔凡德(帕尔乌斯)的一生,1867-1924》(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The Life of Alexander I. Helphand [Parvus] 1867-1924),伦敦,1965年。

[37]霍斯特·舒马赫(Horst Schumacher),《他们叫他卡尔斯基》(Sie nannten ihn Karski),东柏林,1964年。

[38]致汉斯·布洛克(Hans Block)的信,1913年12月16日,见E·麦尔(E. Meyer),《与战前的中派决裂》(Zur Loslösung vom Zentrum in der Vorkriegszeit),《国际》(Die Internationale),第5期,1927年,第153-158页。

[39]罗莎·卢森堡的主要传记有:保尔·弗洛里希(Paul Frölich)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伦敦,1940年;彼得·耐特尔(Peter Nettl)的《罗莎·卢森堡》,两卷本,伦敦,1966年(1969年出了删节本);还有一本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之一弗莱德·奥尔斯纳(Fred Oelssner)的《罗莎·卢森堡,简要评传》(Rosa Luxemburg. Eine Kritische biographische Skizze),柏林,1952年。

[40]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叫列昂·蒂什卡(Leon Tyszka),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社民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领导人。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

[41]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42]罗·卢森堡,《群众罢工,政党与工会》(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kschaften),汉堡,1906年。

[43]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481页。

[44]同上,第482-484页。

[45]同上,第390-396页。

[46]弗·伊·列宁,《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54页。

[47]参见列宁的《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64-75页和第79-85页。——中译者注

[48]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出自《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0-551页。

[49]同上,第552页。

[50]同上,第558页。

[51]这种观点详见列宁在1907年为自己的一个文集写的序言中提到《怎么办》的那部分(弗·伊·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92-100页)。

[52]这里引用的卢森堡的信的内容,翻印自亨·罗兰—霍尔斯特·范·德·沙尔克,《罗莎·卢森堡的生平与事业》(Rosa Luxemburg. Ihr Leben und Wirken),第221页。

[53]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1卷,第433页。

[54]这是由耐特尔所总结出来的观点,见《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532-534页。

[55]同上,第592-595页。

[56]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Radek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概览》(Survey),第53期,1964年10月。

[57]加利西亚(Galicia)是东欧一地区名,现属波兰。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时,西加利西亚被奥地利占据,1867年东部亦被占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加利西亚被归还给波兰。——中译者注

[58]“拉狄克”和波兰语中的“盗窃”发音相近,拉狄克是用这个笔名来抗议对他的污蔑。——中译者注

[59]卡·拉狄克,《我们的反帝斗争》(Unser Kampf gegen den Imperialismus),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In den Reihe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第156-176页。

[60]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年3月18日——1948年9月19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9年在哥平根担任报纸主编,同拉狄克、卢森堡、梅林和维斯特麦尔交好。一战爆发后成为国际派,积极参加斯巴达克派的活动,1916年至1918年间被征召入伍,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发挥了重大作用,并曾在邦政府内短暂任职。1919年至1920年间是极左派,但在1921年为进攻理论辩护。1918年起入选中央。1923年成为德共理论家,对革命的时机表示怀疑。他和布兰德勒要对1923年起义的失败负责。1924年至1928年间居住在莫斯科,在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被开除,随后与人合作创建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法国,1939年被拘留,1941年流亡古巴,因为得不到返回德国和法国的批准,1948年在流亡地逝世。

[61]在1908年12月5日至13日举行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华沙区党组织批评了党总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波兰党从此产生了裂缝。党内分歧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以华沙党委为首,波兰党的几个党组织开始向以蒂什卡(即列奥·约吉希斯)为首的总执行委员会造反,总执行委员会则于1912年3月1日宣布解散华沙党委,波兰党自此在事实上分裂。在这一事件中,拉狄克站在以华沙党委为首的反对派一边,反对总执行委员会。见《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22卷,第309-314页。——中译者注

[62]这是波兰党在此事中开除拉狄克的具体理由,见耐特尔的《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574-577页。

[63]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55-256页;路·费舍,《斯大林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上册)》,第235-237页;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拉狄克的自我辩护见《我的声明》(Meine Abrechnung),不来梅,1913年,鲁道夫·弗兰茨(Rudolf Franz)在《Der Fall Radek von 1913》(《论坛》[Das Forum],第4卷,第5期1920年2月,第389-393页)里充分阐述了拉狄克的理由。

[64]保尔·伦施(Paul Lensch,1873年3月31日——1926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08年至1913年间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1914年8月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中译者注

[65]保尔·弗洛里希(Paul Frölich,1884年8月7日——1953年3月16日),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18年参加创立德共,1928年被德共开除,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2年加入社工党。——中译者注

[66]恩斯特·麦尔(Ernst Meyer,1887年7月10日——1930年2月2日),出身于火车司机家庭,曾与社会主义者论战,后来于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初开始在《前进报》当记者,负责文艺部门。他是卢森堡的朋友,1914年8月反对战争。因患有结核病,未被征召入伍,一战期间是坚定的斯巴达克派,曾多次被捕。1918年德共(斯)成立时即成为中央委员。他和列维是党的主要领导,曾任《红旗》主编,1921年任政治局书记,后任党主席。他很敌视左派,但出于机会主义立场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8月让位于回国的布兰德勒。1923年未被选入中央。1923年在准备起义时任南方总支部书记。1924年成为中派倾向领袖,然后又成为了“调解派”领袖。1929年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1930年初逝世。

[67]弗里德里希·威廉·莱因霍尔德·皮克(Friedrich Wilhelm Reinhold Pieck,1876年1月3日——1960年9月7日),出身于木工家庭,1894年参加工会运动,1895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6年以前一直在不来梅当木工,1906年至1910年在当地党组织中工作。1910年起在柏林负责党的教育工作。他虽然同艾伯特一起工作,但支持社民党左翼。1914年成为国际派成员,1915年5月被捕,1915年10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8月因抗命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918年1月逃到荷兰。1918年11月返回德国,被李卜克内西拉入革命工长组织。先后当选为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共(斯)的中央委员,1919年1月成为李博内西的亲密助手,同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捕,后获释,1919年7月再次被捕,同年9月获释。1921年根据中央的命令尽力在鲁尔进行妥协。后属德共右派,支持布兰德勒,1924年支持中派倾向,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的工作,1926年领导柏林地区的工作。1929年做了自我批评,并向斯大林屈服,1928年起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1年起任共产国际书记、主席团委员,长期担任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人书记。1933年至1938年流亡巴黎。1938年回到莫斯科,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中工作。1945年回德国,任德共主席。1946年起任统一社会党主席,从1949年至逝世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68]威廉·科嫩(Wilhelm Könen,1886年4月7日——1963年10月19日),1904年参加德国社民党,1907年起任全职干部。1911年在党校学习。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任哈勒—梅泽堡(Merseburg)工人士兵苏维埃特派员,1919年领导了德国中部的罢工。在独立社民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起草章程。保卫三月行动和莫斯科协定。后来参加了中派倾向,1929年屈服。1933年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1945年返回德国,任要职。1953年受批判,被贬去做次要职务。

[69]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是指没有得到工会正式领导的自发罢工。——中译者注

[70]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478页。

[71]海因里希·托伊贝尔(Heinrich Teuber,1872年2月23日——1927年9月1日),矿工,1910年起任工会主席,工会内左翼反对派的领袖。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后来跟马尔赞(Malzahn)和布拉斯(Brass)一起被开除,回到独立社民党中,1922年回到社民党。

[72]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克特(Friedrich Carl Heckert,1884年3月28日——1936年4月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建筑工人。1902年参加德国社民党,当过流动工人,1908年至1911年间先后在柏林、不来梅和瑞士定居,在瑞士通过妻子的关系联系上了布尔什维克。1912年在开姆尼茨领导建筑工人工会,并认识了布兰德勒。建立起了强大的斯巴达克派组织,独立社民党成立后领导当地的党组织。1918年10月被捕,同年11月任开姆尼茨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把开姆尼茨的独立社民党组织并入了德共(斯)。1919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1921年成为中央委员,在中央的工会部门任副负责人。在1923年秘密准备起义的工作中发挥重大作用。1923年10月在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政府中任经济部长。后成为德共右派成员,参加过中派倾向,1928年入选政治局。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担任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1931年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后来逝世于莫斯科,遗体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73]罗伯特·迪斯曼(Robert Dissmann,1878年8月8日——1926年10月30日),车工,22岁时当上巴门—艾贝菲尔德(Barmen-Elberfeld)的五金工会领袖。1905年当上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的五金工会书记,1908年当上社民党哈瑙(Hanau)党组织的书记。1914年参加反对派,独立社民党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10月当上五金工会主席,成为工会内左翼反对派领袖,后来因坚持工会的独立性、在哈勒代表大会之前和哈勒代表大会上反对独立社民党参加共产国际,因而同独立社民党左派决裂。独立社民党左派同德共合并后,继续留在剩余的独立社民党内,1922年同列维合作,反对独立社民党同社民党合并。1923年同列维在社民党内组织左翼反对派。

[74]约瑟夫·恩斯特(Josef Ernst,1882年3月30日——1959年8月19日),曾当过水手,后来在五金业工作。1909年至1914年在哈根的五金工会中工作,1911年至1914年任当地工会主席,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31年起参加社工党。——中译者注

[75]奥托·布拉斯(Otto Brass,1874年12月21日——1950年11月13日),锉销工,1897年参加社民党。后来当过保险公司出纳员、报社行政人员。领导过鲁尔地区的激进派,参加了独立社民党的创建。1919年任雷姆沙伊德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魏玛政府中当过独立社民党的议员。1919年在鲁尔组织罢工,1920年反击卡普暴乱,由此导致有人指责他叛变。在独立社民党内属左派,在哈勒代表大会任联合主席之一。独立社民党左派和德共合并后被选入统一共产党中央,1921年2月和列维、多伊米希(Däumig)一同辞职,三月行动之后作为少数派代表参加了莫斯科的谈判,在列维被开除后几个月里公开支持列维,并与弗里斯兰德(Friesland)和马尔赞共同组织新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同年与列维回到独立社民党,随后回到社民党中。此后直到1933年未发挥重大作用,纳粹上台后遭到监视。1945年以从事地下活动的罪名遭到逮捕,后被红军解放。然后参加了苏占区的社民党组织的领导层,在呼吁重建自由工会和争取社民党与共产党合并的号召书上签名。参加了统一社会党的创立。

[76]里哈尔德·穆勒(Richard Müller,1890——?),出身工人家庭,当过车工。负责领导柏林地区的五金工会的车工部门。1914年领导了反对战争的反对派,组织了革命工长网络。1916年6月、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组织过罢工。后被征召入伍。1918年11月任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反对召开国民议会。反对让革命工长组织参加德共(斯),抗议诱发一月起义的起因。1919年3月在柏林领导罢工。领导工会和独立社民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支持列维,后辞职,放弃政治活动,后来的生平不详。

[77]参见《罗莎·卢森堡反对德国军国主义》(Rosa Luxemburg gegen den deutschen Militarismus),东柏林,1960年。

[78]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1889年8月14日——1940年10月21日),出身于旅馆老板家庭,12岁起在全国巡回打工。190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0年起流亡瑞士,在那里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瑞士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并重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领导层。曾多次被捕,1918年被驱逐出瑞士。1918年11月起在斯图加特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12月在柏林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左派)全国会议。被选为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被监禁五个月,在海德尔堡(Heidelberg)代表大会上组织了介于列维和左派之间的“缓冲集团”。1921年起任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几次同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争执。1921年负责组织国际工人救济总会。为帮助共产国际,组织了商业网络“明岑贝格托拉斯”。1933年后流亡法国,当接到要他去俄国的命令时,拒绝前往,1938年被德共开除,1940年被扣押,法军崩溃时获释,在圣马塞郎(Saint-Marcellin)附近被暗杀。

[79]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her Stöcker,1891年4月9日——1939年3月10日),出身于工程师家庭,1908年参加社民党,活跃于青年运动,1912年起在科隆领导社会主义学生组织,1914年同明岑贝格建立联系。1915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至1919年领导科隆的苏维埃。1919年6月任独立社民党副书记,成为党内左翼的领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届大会。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列维辞职后任党主席。1921年至1923年退休。1923年被选入中央,1923年任西部总支部书记。后加入中派倾向,在1924年至1932年任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在“国会纵火案”中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被关押过,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里死于斑疹伤寒。

[80]埃德温·亨勒(Edwin Hörnle,1883年12月11日——1952年7月21日),出身于牧师家庭,学过神学。1909年里当过三个月牧师,1910年参加社民党,同梅林和卢森堡合作,然后在斯图加特同维斯特麦尔一起当记者。一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派,几次被捕,被征召入伍、送上前线并负伤。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1919年1月至6月被捕入狱。专门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开展工作。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1924年支持中派倾向,但抗议开除左派,1928年至1933年在中央竞选活动部工作。1933年流亡苏联,二战中在自由德国委员会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至逝世前一直担任重要工作。

[81]雅可布·瓦尔赫尔(Jacob Walcher,1887年5月7日——1970年3月2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车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1910年至1911年间在党校学习。之后在斯图加特当记者。后成为左派组织者,1914年在斯图加特组织斯巴达克集团,1915年被捕,被征召入伍。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主席,把斯图加特的独立社民党组织争取了一半过去。1920年入选中央,支持用总罢工来抵抗卡普暴乱,并担任罢工领导,支持工人政府路线。1921年任中央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在1923年代表德国出席赤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把有关德国形势的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因右派身份遭到降职,在1924年至1926年间住在莫斯科,1928年被开除,参加了德共(反对派),然后参加了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曾短暂接近托洛茨基,随后又与托洛茨基拉开距离,参加了伦敦局。1939年在法国遭到扣押,1941年抵达美国,参加了民主德国委员会。1946年返回东德,被接纳加入统一社会党,1949年被免除一切职务。1956年平反并恢复职务。

[82]格奥尔格·舒曼(Georg Schumann,1886年11月28日——1945年1月11日),出身于石匠家庭,当过工具工人。1905年参加社民党,领导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至1913年在党校学习,后成为记者。一战中加入国际派,1915年被捕并被征召入伍。后被军事法庭判处12年苦役。十一月革命爆发后获释,在莱比锡领导斯巴达克同盟的工作,后来领导德共(斯)。他是德国中部最受欢迎的领袖,属右翼。1924年转入中派倾向。1925年至1926年间在莫斯科为赤色工会国际工作,1926年至1927年在德国入狱。1929年成为调和派,后做了“自我批评”。1933年被捕,1939年前一直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后被释放,返回工厂工作,很快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导,这个组织宣称反对苏联的自由德国委员会,并赞成社会主义。1944年被捕,遭受了酷刑,1945年1月11日被杀害。

[83]耐特尔,《罗莎·卢森堡》,第2卷,第479页。

[84]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出自《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7页。

[85]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1870年4月7日——1919年5月2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一战中坚持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立场,1919年7月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任公众教育和启蒙人民委员,后辞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入狱,1919年5月2日在狱中被杀害。——中译者注

[86]弗兰茨·费姆费尔特(Franz Pfemfert,1879年11月20日——1954年5月26日),作家,《行动》(Die Aktion)周刊编辑,战前是社民党左派批评家,一战中成为表现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1915年成立“反民族社会党”(Antinationale Sozialistenpartei)。德共(斯)成立时即入党,让《行动》为极左倾向工作,1920年4月参加共工党,为“同盟”辩护。1921年初被共工党开除,继续对工人政党进行左翼批评。1923年申请加入“第二斯巴达克同盟”,同托洛茨基建立了个人合作关系,在为国际左翼反对派辩护过程中同托洛茨基接近。1933年先后流亡布拉格、巴黎,1940年流亡伦敦。1941年定居于墨西哥,在那里当摄影师,后逝世于墨西哥。

[87]弗兰茨·费姆费尔特从1911年起出版《行动》周刊,他支持卢森堡身边的左派力量,但号召“成立一个新的工人党”(汉斯·曼弗雷德·波克[Hans Manfred Bock],《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1923),麦森海姆/格雷因,1969年,第47页)。

[88]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89]引用自维·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Briefswechsel mit August Bebel und Karl Kautsky),维也纳,1954年,第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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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中文翻译正在进行时】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2月 24日 14:55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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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第一部 从战争走向革命:极左主义的胜利与失败</h1>

<h2>第四章 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危机</h2>


1914年7月31日,社会党国际局号召进行反战斗争,就在同一天,让·绕勒斯[1]倒在了拉乌尔·维郎的枪下。 8月1日,德国政府向俄国宣战,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8月2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召开了会议,讨论该党的国会议员是否应该投票赞成由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2]提出的战争拨款议案。

党的领袖中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老牌修正主义者大卫和党的书记谢德曼发言赞成战争拨款[3]。而哈阿兹和累德堡则号召坚决反对战争拨款,认为这样才与党的原则立场相一致。双方争执不下,结果得拖到第二天才能做出决定。而在社民党国会党团会议上,右派先发起了攻击。大卫列数了俄国的独裁统治会给德国的自由造成的种种危害,他着重指出:在笼罩全国的战争狂热气氛中,如果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就有可能被宣布为非法。他宣称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在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他不会接受组织纪律[4]。(意思就是说:就算社民党决定投票反对战争拨款,他也要投赞成票。——中译者注)

而反对战争拨款的人则远没有大卫那么坚定。在议会党团以七十八票赞成、十四票反对通过了赞成战争拨款的决议后,这十四名反对者——其中有哈阿兹、累德堡、李卜克内西和奥托·吕勒[5]——在第二天同意遵守纪律(投赞成票)。此外,在8月4日的帝国国会会议上,把社民党一致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的消息通知首相的,不是别人,正是党主席兼议会党团发言人——胡戈·哈阿兹。

哈阿兹为此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出于关心国防,因为有了国防,才能保卫人民的自由和文化免遭沙皇专制统治的威胁。他还表示,在用武力巩固了德国的安全后,各交战国就有可能达成持久的和平,而这种和平是由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来保障的。在社民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赞成战争之时,它又表示自己忠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与和平。世界历史又翻过了一页[6]。

<h3>八月四日的意义及其后果</h3>

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地得出马后炮式的结论:八月四日的投票,与社会民主党在投票之前的好几年里的政治演变过程是一脉相承的,它是这个演变过程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然而在当时,投票的消息传出来后,就连许多消息灵通、见多识广的人都不免大吃一惊。当列宁收到刊载有八月四日议会投票结果的那期《前进报》时,他一时不敢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还以为这是德军总参谋部炮制出来的赝品[7]。就在不到十天以前的7月25日,社民党还在一份声明中赌咒发誓说:

<blockquote>具有阶级意识的德国工人,以人道和文明的名义,向战争贩子发起了强有力的抗议。……绝不让德国士兵为了满足奥地利统治集团的狼子野心而流一滴血!绝不让德国士兵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利润的渴望而流一滴血![8]</blockquote>

7月30日,在一系列似乎无法阻挡的事态面前,执委会举手投降了,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终归徒劳无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即使是那时候的执委会也还没有拿起号角,跟着资产阶级吹起“保卫危机中的文明”的战争进行曲[9]。

直至今日,我们还是缺少足够的档案材料,来了解当时的社民党领袖的真实动机(不管他们是否说过),以及他们在那关键的一周里的个人想法。谢德曼后来在自传里做了坦白,说自己被在柏林举行的沙文主义游行的规模给吓怕了[10]。艾伯特在一封信和一些笔记里,透露出了他的恐惧:他害怕战争,害怕战争最终会造成俄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害怕俄国工人运动的复兴会给“罗莎集团”的计划增加分量[11]。这种恐惧,显然是当时的社民党领导心中最主要的情绪。7月30日夜里,艾伯特和奥托·布劳恩带着党的金库去了瑞士[12]。在实施紧急状态的过程中,军方掌握了独裁者般的权力。在当时看来,军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摧毁社民党多年来苦心建设的伟业、毁灭工人阶级多年来争取到的胜利果实、消灭社民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关闭各种媒体;说不定什么时候,军方就会逮捕社民党党员和领袖,让社民党通过几十年的活动所争得的一切化为乌有。

新闻媒体中传来的可怕的压力、现有的军事当局与国家机关,与重新抬头的野蛮而强大的沙文主义凑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似乎无法抵挡的逆流。在这股逆流面前,有许多党员被打懵了,他们对自己现在所面临的孤立状态感到很不习惯,不懂得怎么同这股逆流斗争,更不用说在非法状态下同野蛮的镇压斗争了,对这些党员来说,向沙文主义情绪屈服,成了一个甜蜜的诱惑。有的人经受不住诱惑,就投降了。多年来曾站在激进派的队列前头坚持斗争的康拉德·亨尼施,在几个钟头内之内就背弃了他的过去,投靠了护国派阵营,他宣称,通过这种方式,他解决了“两颗心之间的冲突”[13]。这种现象,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并不新鲜;卡尔·肖尔斯克提醒他的读者: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个“八月四日”,那是1789年的一个晚上,在那个晚上,法国贵族交出了他们的特权,并“公开同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原则断绝了关系”[14]。

1914年8月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从那时开始,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武装冲突的时候,德国社民党人和法国社会党人就再也不能指望还存在着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了(至少是在可见的一段时间之内)。新的形势把沉溺于日常公事的领导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些领导们恐怕无法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抉择具有什么意义、面对这些抉择作出的决定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在他们恐怕想都没想过的事态前面,这些领导们疑窦丛生、犹豫不决、惊慌失措了。而剩下的事情,就由政府来做完了。就在不久之前的七月里,内务部忙着安抚各工会领袖,向工会领袖们保证说:他们不用担心什么,祖国需要他所有的儿子效力,特别是他们(即工会领袖——中译者注)[15]。

右翼社民党人把这说成是德国资产阶级提供的大好良机,他们认为这是个能保全党组织的办法,更妙的是:根据这一办法,资产阶级肯定是需要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有可能参加政府,因此在面临来自外部的危险时就应该维持“国内和平”。既然工人的领袖们已经开始鼓吹“国家利益,劳资共享”,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同德意志祖国这个民族共同体结合起来,以此来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那么德国的统治阶级自然会再次在这个社会中给这些领袖们留下位置,不过这次找的借口听起来更有理。

8月2日,各工会同老板们达成协议,工会同意不再进行罢工,老板也同意不再进行闭厂(lock-out),而且只要战争继续进行,所有的集体协议就会一直生效[16]。8月3日,三十来个支持大卫和谢德曼的议员决定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他们确信工会领袖们会支持他们[17]。至于政府,它则许下了一系列诺言,答应将在战后实行“新国策”,向工会保证只要它们按政府的规矩行事,政府就不会为难工会,而且还向工会领袖们暗示“听我的,将来包你前途无量”,使得社民党及工会的领袖们进一步倒向资产阶级一边。

领袖们犹犹豫豫地倒向右派。至于反对战争拨款和战争的那十四名议员,他们把“团结”看得太重了,他们对党太忠诚了,在“爱党主义”的强烈驱使下,他们中没有人敢违抗议会党团的纪律。哈阿兹——甚至连李卜克内西——都表示尊重大多数人的决定,尽管议会党团中某些人曾预先声称:如果党团作出的决定与他们的相反,他们就不会遵守党团纪律。

那些屈服于“党”的人没有想到,这一转变,要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社会民主党参加了战争,为战争祈福。社民党号称忠于原则、忠于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忠于和平与社会主义,如今这副假面具已被揭下;它一再赌咒发誓说这场战争是纯防御性的,一再愤怒地否认会有任何吞并他国领土的事情发生,如今这些鬼话已经被揭穿了。枪林弹雨、毒气漫天,再加上帝国主义进行战争的目的,无情地揭穿了社民党的花言巧语,粉碎了他们粉饰现实的努力。社民党领袖们很快就变成了跟德国的军政头目一样的“吞并主义者”(annexationist)。他们想让德国工人相信:威廉二世的军队在同沙皇专制制度和英帝国主义作战时,是在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保卫社会主义未来在欧洲的胜利。而在法国,社会党人也转而宣布:如果要确保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就要摧毁德国军国主义与泛德帝国主义。就在1914年8月4日,第二国际死了。

<h3>最初的反抗</h3>

没有人曾怀疑过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或党的转变的重要意义。但在对其进行分析时,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弗兰茨·波克瑙(Franz Borkenau)在争论中,把“社民党领袖的背叛”这个论题,叫做“共产党人的”论题,他对这个论题提出了质疑。他致力于论证横扫德国及其他地方的“爱国主义狂潮”力量是如此之大,冲击了党的自信。他从自己的论据出发,得出了一个观点:在现代世界中,民族之间的对抗,要比阶级之间的对抗,更能促成政治激情的爆发。关于德国的形势,他写道:“领袖们所做的,正是群众所要的,而如果他们做了别的事情,就会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被证明是一个神话。[18]”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跟考茨基在1914年以后的说法[19]没什么两样。然而只要做一番深入的考察,就能发现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考茨基和波克瑙所说的“群众的冷漠”,确实没什么好争论的。赞成战争拨款的决定在工人中间(无论是不是党员)并没有遭到公开的反抗。没有人进行任何运动、罢工、示威来反对这个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拒绝征兵的行动,也没有预备役士兵发动兵变。尽管如此,这些现象终究不过是表面现象,不能拿来当成解释。

很显然,波克瑙所说的“群众”不过是一大批人,他们对事态的看法和反应,以及无论反抗还是投降的意愿只能通过一个组织来整体地表达。在1914年8月4日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个组织——德国工人的组织。就在1914年8月4日,党和工会的领袖们以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态度,没有征询过“群众”的意见,就决定接受和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这正是长期以来群众对自己的组织的控制权被逐渐剥夺所造成的恶果。在群众失去了对自己的组织的控制之后,群众又能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反对这些决定呢?在1914年8月4日之后,革命者们——特别是列宁——立刻提出了这个问题。

其实,德国工人阶级对于战争的态度,根本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通过召开各种大会,在会上进行公开的讨论所得出来的。德国工人阶级受着两方面的压力:在上层,领袖们之间的聚会遭到了戒严状态的威胁;另一方面,动员令则把基层工人强征入伍,如果他们举行罢工或示威,(罢工和示威不但遭到了政府的禁止,也遭到了党和工会的禁止),就要面临遭到军事法庭的威胁。在逮捕和简易审判的威胁面前,想表达反战态度的社会主义工人,会发现他的组织不但不支持他,反而还跟他的阶级敌人站到了一起!事实上,对于“群众”的态度这个问题,不应该孤立地考虑,而应该把它同“领导”的态度联系起来。

1915年,列宁在同考茨基论战时,着重指出:认为“群众”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制造出一个革命,以此来“回答”战争,并实行“社会主义”,否则“群众”就是表现出“无主见和叛变”,这样来提出问题是荒唐的。他写道:

<BLOCKQUOTE>……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b>发展起来的</b>,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b>完全能够</b>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b>自己的</b>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20]</BLOCKQUOTE>

从这个角度来看,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在1914年的德国,只有在那些激进派能有效地负责的地方、只有在被激进派控制的机关和媒体阵地里,以及在那些能让活动家和部分“群众”表达出对国家领导层的沙文主义政策的反对意见的组织(或其一部分)里,才存在着对阶级合作和“国内和平”的反抗——换句话说,就是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不伦瑞克,由塔尔海默负责的《人民之友报》(Volksfreund)进行了反抗;在符腾堡,由维斯特麦尔控制的斯图加特党组织和由克利斯平经营的《士瓦本日报》进行了反抗。各大激进派报纸,如《莱比锡人民报》和《不来梅市民报》(Bremer Bürgerzeitung)也进行了反抗,就连《前进报》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反抗[21]。第一份表达了无产阶级反对世界大战立场的地下出版物是由柏林选区的下巴尼姆[22]党组织印制的,这并非偶然;同样的,这份出版物是由三个有办法碰头、印刷和分发消息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组织的萌芽)制作的,这亦非偶然。其实从1914年12月开始,《前进报》编辑部成员保尔·施文克[23]与下巴尼姆党组织书记、装订工人奥托·加贝尔(Otto Gabel)以及柏林地区的社会主义妇女领袖玛尔塔·阿伦泽[24]就开始翻印各种文件,通过翻印和传播文件的活动,他们形成了一个小组,尽管这个小组的活动受到很多限制,但他们毕竟还是使参加了这个小组的积极分子们了解到了反对“神圣同盟”[25]的政策的思想。[26]

罗莎·卢森堡的老同志尤里安·马赫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到:有一段时间,卢森堡曾考虑过,有多大可能通过出版和传播一份由党内著名人物签名的宣言,在勇于斗争的积极分子中间促成一次猛烈的爆发,并把她认为已经暗中存在的零星自发反抗组织起来。但列奥·约吉希斯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这种“漂流瓶”式的手段代替不了有组织的活动。为了起草这份宣言,卢森堡曾向几十位积极分子发出邀请,请他们到她家去,但后来只有七个人去了她家,而这七个人里又只有两个人是全国闻名的,这两个人就是弗兰茨·梅林和保尔·伦施,而伦施无论如何都不肯在任何宣言上签名,很快就又倒向党的领导层一边去了[27]。至于李卜克内西,他在国会内没有同意接受党纪投票赞成战争拨款,结果马上就破坏了党纪。尽管如此,卢森堡还是坚持要这么做。他们决定召开另外一次会议,为此他们发了三百多封电报。只有克拉拉·蔡特金毫无保留、没有回避地发了回电。卢森堡只好把这个主意搁置下来。[28]

德国革命者发现,他们被彻底地分割、孤立了,变成了原子般的个体。此外,他们在付出代价之后才认识到:不单只有国家和警察镇压他们,就连那个他们一直以为属于自己的党,竟然也跟着国家和警察一起来镇压他们了!8月1日发布的禁止一切示威和公开集会的禁令,是一系列阻止人们发出反战声音的措施的先声。社民党执委会在党内也实施了戒严。在这方面,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经历,对于他自己,以及对于德国左派的未来,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八月初的时候,李卜克内西还以为反对派在党内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仍然原封未动,所以还是有可能通过内部的政治讨论来使党获得重生的。出于这种幻想,他向执委会建议组织一次反对吞并他国领土宣传的集会,他希望这次集会能成为一个起点,从这次集会开始一步步地纠正他所认为的“8月4日错误”[29]。执委会拒绝了他的建议。

八月底,李卜克内西去了被德军占领的比利时,了解到了德军在当地犯下的暴行。9月3日,由于一家不来梅报纸在报道中歪曲事实,把8月3日的社民党议会党团讨论结果说成是所有人一致赞成战争拨款,李卜克内西再次向这家报纸进行了抗议[30]。9月21日,他应一些政治伙伴的邀请去了斯图加特。他们原本打算举行公开集会,但遭到军方禁止,不过李卜克内西还是跟活动家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讨论中,活动家们对李卜克内西在8月4日对战争拨款投了赞成票的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李卜克内西向他们做了解释,揭露了有关议会党团内所进行的讨论的真相,揭示了反对战争拨款的反对派的存在,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说道:“你们的批评完全正确……我本来应该在国会全会上大声喊出‘不!’的。我犯了大错。[31]”

由于公开了这些消息,李卜克内西遭到了执委会的批评。李卜克内西于10月10日通过诉诸党的民主传统来回应,他写道:“(这一传统)允许任何同志……采取哪怕是反对最高权威的立场。[32]”10月7日,军事法庭针对他从战前开始的一系列活动,对他启动了诉讼程序。11月10日,由修正主义分子温尼希(Winnig)主编的建筑工会机关报要求将他开除出党。正如肖尔斯克所写的:“(社民)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改变了,这一改变要求党控制住党内的反对派,让工人运动停滞在休战状态。[33]”

军方和党的机关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早在8月5日,党的执委会就以非常时期为由,把党代会推迟到战后举行,从而掌握了临机处置的大权[34]。军方阻止了9月21日的斯图加特活动家集会、11月4日的门兴—格拉德巴赫(München-Gladbach)活动家集会、11月24日的莱比锡活动家集会和11月29日的阿尔托纳(Altona)活动家集会,但在其他地方阻止了群众集会的,却是党的各位书记,这些书记们拒绝号召群众参加集会,从而轻易地阻止了集会的举行。

在汉堡,激进派绕过党组织的各级领导,自行号召集会,成功地举行了一次有来自四个区的群众参加的大会[35]。在两面夹击之下,激进派报纸一家接一家地沉默了:《莱茵新闻》(Rheinische Zeitung)从9月11日起被迫停刊两天,波鸿的《人民报》(Volksblatt)于9月20日被迫停刊,《莱茵瀑布回声报》(Echo vom Rheinfall)和《但泽新闻》(Dantziger Zeitung)于9月25日被迫停刊[36]。《前进报》的几位编辑——居诺夫[37]、多伊米希[38]和希法亭[39]宣布自己不赞成执委会[40],结果《前进报》从9月21日起停刊三天,从9月28日起无限期停刊[41]。10月1日,哈阿兹和里哈尔德·费舍尔[42]求见军方,代表党保证《前进报》再也不会提到“阶级斗争”之后,军方才允许《前进报》复刊[43]。在十一月里,党执委会在符腾堡把克利斯平等激进派领导人同瓦尔赫尔的《士瓦本日报》扫地出门,任命修正主义分子威廉·凯尔(Wilhelm Keil)为负责人[44]。

在反对派中间,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已经看穿了:这些招数都是冲着反对派来的,招招都是为了要让反对派闭嘴,这样他们就会失去同普通党员之间的一切联系。因此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尽快开始公开的活动。这也就意味着要破坏纪律。作出这个决定,让他们觉得很痛苦,因为长期以来,党就是他们的世界,是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觉得自己在践踏自己的一部分,而这又往往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很坏的影响[45]。

李卜克内西最后的幻想破灭了,他决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决定的重要性,使他的神经为之颤抖;但他明白,他对那些仍不放弃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亏欠了很多,为了报答他们,他必须这么做。他只剩下一种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手段,那就是投票反对战争拨款,这也就是要投票反对他自己的党做出的决定。12月1日至2日夜里,在累德堡家里进行了一场戏剧性的讨论,李卜克内西竭力想说服其他社民党反对派议员,让他们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作出这一意义重大的表态,但他没能说服其他人[46]。12月3日,在国会就增加战争拨款进行表决时,李卜克内西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这一壮举,使他成为了反对派的象征,各种分散的反对派势力也开始向他靠拢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从此开始了,尽管还要过上几年,这一分裂过程才最终结束,而使分裂过程最终结束的各种条件仍是一团乱麻,这反映出了反对派的犹豫:那些不赞成党的领袖在8月4日转向支持战争的人们,在同这一转变进行斗争时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坚决果敢起来的。

<h3>布尔什维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h3>

第一批对八月四日转变的后果明确表明立场的人,是列宁和流亡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8月24日前后,列宁起草了一份文件《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在未来几年中的实质方针[47]。

在列宁看来,这场战争“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立场是“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48]。这不是因为他们本来可以通过采取其他态度来避免战争,而是因为他们在帝国主义战争面前抛弃了工人阶级的阶级立场:

<BLOCKQUOTE>……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不但没有起来反对政府的罪恶行径,反而号召工人阶级<b>使</b>自己的立场同帝国主义政府<b>一致起来</b>。国际的领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他们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重复“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爱国主义”)口号,为战争辩护,参加交战国的资产阶级内阁,等等……对于这样玷污社会主义首先应该负责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是第二国际最强大和最有影响的党。[49]</BLOCKQUOTE>

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领袖们倒向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边,这一背叛具有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意味着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50]。列宁毫不迟疑地指出:“这种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在第二国际中占优势的事实上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对于它的资产阶级性和危险性,世界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早就已经指出过了。[51]”在列宁看来,这种机会主义倾向早就已经存在了,在战前,这种倾向就以改良主义、阶级合作、和平主义及企图通过合法议会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等形式存在着,而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领袖在战争面前采取沙文主义立场,则是机会主义倾向的登峰造极的体现;列宁认为,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其实由于无产阶级内的特权阶层——工人贵族、党的官僚以及工会的全职干部——的社会压力而造成的:

<BLOCKQUOTE>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和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b>特权</b>、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52]</BLOCKQUOTE>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们卖身投靠了帝国主义阵营,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就必须重新寻找一条出路。帝国主义战争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前途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列宁写道:

<BLOCKQUOTE>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越过了局限于狭隘民族范围的比较和平的阶段。它随着1914—1915年的战争而进入了革命行动的阶段,因此同机会主义彻底决裂,把它从工人政党内部清除出去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53]</BLOCKQUOTE>

至于欧洲大战,它本身意味着“新时代的开始[54]”,在这场战争中,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

<blockquote>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所启示的,是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规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55]</blockquote>

这一新的前景,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以“统一”为借口,继续容忍机会主义派存在于工人政党内。

另外,列宁明白,如果各种工人组织被解散了的话,社会民主党诸领袖——“瓦解了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的“几万个被合法主义腐蚀的领导人、工会官员和特权工人[56]”——即使从他们狭隘的本位利益来看,也会损失很多。

因此,无产阶级的统一并不是问题,无产阶级的统一仍然是“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中的最伟大的武器[57]”,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统一,为了实现这一统一,就必须把机会主义和阶级异己成分清除出去:“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是1914年国际蒙受耻辱和遭到破产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58]”

1914年9月,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认为第二国际已经破产,它发出号召,呼吁成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第三国际,它在号召中说:“现在,在1914年以后,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统一,要求工人政党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分开。[59]”

它还宣布:

<BLOCKQUOTE>第二国际死亡了,它已被机会主义所战胜。打倒机会主义!不仅清除了“变节分子”……而且清除了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万岁!</BLOCKQUOTE>

<BLOCKQUOTE>第二国际完成了它的有益的准备工作,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和20世纪初这一资本主义奴役最残酷、资本主义进步最迅速的漫长的“和平”时代里,把无产阶级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第三国际面临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向各国资本主义政府发起革命进攻,进行反对各国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以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60]”</BLOCKQUOTE>

但是布尔什维克几乎遭到了彻底的孤立。为了建设革命的政党,建设革命的国际,就必须同机会主义者的政党决裂,但是在1914年的时候,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一决裂。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写道:

<BLOCKQUOTE>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b>国际的</b>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b>各个</b>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61]</BLOCKQUOTE>

出于在国际层次上行动的需要,列宁与布尔什维克派尽了一切努力,尽量在国际运动中多争取到一些同盟者,参加到他们这个小小的阵营中来。他们的同盟者有荷兰的“论坛”集团(开战时返回荷兰的潘涅库克也参加了这个集团),有同《不来梅市民报》合作的一批不来梅活动家(他们同拉狄克和潘涅库克有联系)[62],还有柏林的一个以尤里安·博尔夏特[63]——他是《光线》(Lichtstrahlen)杂志的主办者[64]——为首的小组织,这个小组织也同拉狄克及不来梅活动家们有联系。

在列宁写给拉狄克的信中[65],可以发现列宁曾经对成立一个叫做“明星”(Stern)的革命组织寄予厚望,但它最终还是没有成立。他花了很大力气与各派活动家合作出版了一份国际性杂志《先驱》(Vorbote),这份杂志由潘涅库克负责出版,在这份杂志上,对于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列宁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的研究性论文[66]。尽管如此,在1915年7月写给荷兰人戴维·怀恩科普[67]的信中,列宁还是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即德国社民党内左派同机会主义的决裂——中译者注)的最有利的时机也许还没有到来,因此更有必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在一切国家内同机会主义的决裂[68]。与此同时,他催促拉狄克,让拉狄克去跟德国左派要一份能明确、完整和准确地阐明德国左派的原则、表明德国左派的思想立场的声明,列宁还写道:“……荷兰人+我们+德国左派+0,这样也不要紧,<b>以后</b>将不是零,而是所有的人![69]”。

列宁与他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的盟友之所以在1915年9月参加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会议,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后来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核心,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由他们组成的。拉狄克把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发表在《光线》杂志上,在这个报告中,他认为这次会议是“走向重建国际的第一步”,尽管许多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说了不少暧昧的和平主义昏话,但是支持重建国际的革命斗士们“这么做是出于一个信念:想要立刻抛开旧国际的残余部分,建立一个战斗的组织,是不可能的。[70]”。

<h3>镇压与激进化</h3>

1915年2月7日,尽管李卜克内西已经过了服兵役的年纪,他还是被抓了壮丁,被编入地方部队[71]。军方害怕他的影响力,不停地把他从一个部队调到另外一个部队。不过,对他的行动自由的限制,也减小了他对党的领导的威胁。

但这并没能阻止他在1915年5月发表那份传单,在那份传单里,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主要敌人在国内![72]”,列宁称赞这个口号,说这个口号表示“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73]”几天后,当局逮捕了卢森堡,以执行她于一年前被判处的一年徒刑[74]。各家报刊和新闻工作者们遭到了一个接一个的打击。2月,柯尼斯堡(Könisberg)的《人民报》(Volkszeitung)被停刊三周。3月,马格德堡(Magdeburg)的《人民之声》(Volksstimme)被停刊,《贝尔吉施工人之声》(Bergische Arbeitsstimme)和雷姆沙伊德的《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cratische Zeitung)被查禁。5月,曾在《自由报》工作过的一名编辑被捕[75]。镇压在不断进行。1916年4月,《光线》杂志被查禁[76],同年10月17日,军方占领了《前进报》并将其交给了党执委会[77]。

总的来说,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扮演了维护“国内和平”政策的辅助警察的角色。重工业资本与总参谋部携手组织了战时经济,把战时经济的重负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公共支出在财政上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支付的。战争头两年里,食品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五十,而工资却还跟以前一样[78]。可是工会领袖温尼希竟然宣称:“民族独立和全体人民的经济要求,高于工资劳动者的眼前利益。[79]”

没过多久,大家——包括技术工人——的收入,都渐渐只能勉强糊口了,限量配给和物资短缺又加剧了这一情况。从1915年2月1日起,面包开始限量供应,接着食用油、肉类和马铃薯也要限量供应了。1915年至1916年的那个可怕的冬天,被人们叫做“芜菁之冬”,每周人们凭配给证可得1.5千克面包、2.5千克马铃薯、80克黄油、250克肉、180克糖和半个鸡蛋——假如商店里还有货的话。这些东西总共只能满足人们所需热量的三分之一[80]。劳动人民、士兵和水兵,还有市民在忍饥挨饿,而前激进派保尔·伦施却认为配给制是“战时社会主义[81]”的措施。至于战争带来的红利则超过了一般的程度[82]。

认为战争将是一场新奇快乐的、直抵巴黎的远足的人,早就绝迹了。战场上遍布着道道战壕,每一道战壕里都是泥浆满地,每一道战壕里都是冰冷彻骨,让所有的人都再也无法自吹自擂,再也吹不出英雄主义的豪言壮语来。医院让伤病号挤得不堪重负,全国到处都能见到令人触目惊心的残废青年,死亡与失踪名单上不断增加着“英勇牺牲”的名字,这一切,为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竭力鼓吹的种种幻影敲响了丧钟。不会有什么“新国策”了,那些在各条战线上送了命的几百万德国青年永远得不到什么“未来”了。如果镇压不是一天天加剧的话,群众当中也许早就会表达出对和平的渴望了。

1915年5月28日,一千多名妇女在国会门前举行示威,争取和平[83]。1916年12月2日,国会通过了动员法案《战地服务组织规则》(Hilfsdienstgesetz),把工人束缚在车间里。该法案规定,所有不在武装部队中服役的17至60岁男子,都必须向当局出示自己的被雇用证明或由前雇主提供的无业证明。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按照指示,在两周内到某个地方去工作,假如他拒绝,或是离开工作岗位的话,就要坐牢,刑期最长为一年[84]。

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号召他们用战争去保卫经过多年斗争所争取到的各种胜利果实和自由权利,然而这些胜利果实和自由权利早已荡然无存。尽管镇压无时不在进行,工人阶级的怒火越来越高涨,他们的愤怒越来越明显。1915年11月,斯图加特爆发了骚乱,妇女们也举行了抗议物价高涨的示威。同时,在莱比锡,也有人试图举行抗议肉价的示威,但被警察破坏了。1916年2月2日,由于商店的货柜上空空如也,柏林也发生了骚乱[85]。1916年5月1日,国际派[86]号召举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游行[87]。李卜克内西在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发表了演说,有几千名工人和青年围在他周围听取了演讲[88]。当局逮捕了李卜克内西,但是,就在6月28日,也就是他出庭受审的那一天,柏林多家军工厂的五万五千名工人举行了罢工[89]。不伦瑞克的劳动者们也跟着举行了罢工,同时在不来梅也举行了游行示威[90]。

1916年7月,鲁尔地区波贝克(Borbeck)的矿工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在随后的整个夏天里,鲁尔地区的罢工此起彼伏。8月16日,埃森的一队矿工在游行时喊出了“李卜克内西万岁!”的口号。在汉堡爆发了饥民哄抢食物的暴乱。对罢工的镇压也再次开始了。卡尔斯基于6月28日被捕,恩斯特·麦尔于8月3日被捕,梅林于8月15日被捕。至于李卜克内西,则在一审中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两年半,上诉后又被加为四年半[91]。

社会的裂隙正在越变越大,要把它隐藏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军政领袖们无法为“神圣同盟”求得胜利,只能代之以攻击“煽动分子”了。群众的反抗刺激了、有时则产生了一些非常初级的组织,这些组织使群众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并采取行动。社会主义运动在经过剧烈的震撼后,走出了1914年8月之后的停滞状态,重新恢复了生命力。考茨基在写给维克托·阿德勒的一封信中承认:“极端主义迎合了未受过教育的群众的当前需求。现在,李卜克内西成了战壕里最受欢迎的人。[92]”

<h3>左翼反对派</h3>

德国的革命派——左翼激进派尝试着组织起来,但进展很慢,花了很长时间才有实际效果。在1914年8月4日之后,卢森堡的朋友们立刻碰了头,这些朋友们围绕着她,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核心,这个核心坚持了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开始,这个核心有卢森堡自己、李卜克内西、约吉希斯和马赫列夫斯基(这两人是她在波兰社会民主党内的老同志)、梅林和蔡特金(这两人是她的私人好友)、保尔·列维(1913年后担任她的律师)、麦尔和施特勒贝尔[93](这两人是在《前进报》工作的新闻工作者)、还有被李卜克内西介绍进来的柏林活动家威廉·皮克(当时任柏林党组织的第二书记,作为机关干部,他的关系很有价值)、保尔·郎格[94]、以及赫尔曼·敦克尔[95]与凯特·敦克尔[96]夫妇[97]。

虽然这个小组内有东欧出身的活动家,但它的地下活动经验很少。这个小组全部成员的身份都暴露在当局眼里,他们受着严密的监视。直到几个月之后,敦克尔夫妇设法同下巴尼姆党组织领导接上了头,对方提出可以为这个小组提供技术帮助,这个小组才得以开展地下宣传活动。第一份传单是由马赫列夫斯基起草的,这是一篇反驳亨尼施的论战性文章[98],这份传单是下巴尼姆的同志们趁着晚上在他们家里用复印机印的,印好后,他们再把传单送到克拉拉·蔡特金的卡片索引上的地址去。

从那时起,这个小组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打破沉默,不然国外的活动家们就会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全体一致地赞同他们领袖的支持沙文主义的政策。第二个目的,就是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组织。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和蔡特金纷纷在瑞士的社会党报纸上撰文,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对修正主义者休特古姆[99]和里哈尔德·费舍尔的沙文主义宣言的谴责。在圣诞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梅林向伦敦的《工人社论》[100]发去了问候;梅林宣称,争取和平、反对领土吞并的斗争,不能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要在德国进行这些斗争,“(在斗争中)如果领袖们愿意,就跟他们一起斗争;如果他们什么事都不做,就把他们踢开;如果他们破坏斗争,就斗倒他们。[101]”

不久之后,下巴尼姆的同志们就在党内散发起了李卜克内西反对战争拨款的演讲文稿[102]。12月底,胡戈·埃贝莱因[103]开始着手建立一个组织的基础,他在党内建立起了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在各个工作场所都有一个人负责收集信息,在每个地区则有一个人负责同中央联络,散发反对派的著作。

在1915年中期,这个组织已经同三百多个地区建立起了联系[104]。1915年1月5日,中央核心的另一位成员阿图尔·克里斯平向那些被认为是可靠的党员发去了建立组织的传单,几天后他就接到了来自德累斯顿、杜伊斯堡(Duisberg)、慕尼黑和但泽的回音,响应他的人中还有像维斯特麦尔和迪斯曼这样具有影响力的活动家[105]。3月5日[106],在皮克位于柏林的家中,左派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组织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已经足够让活动家们初步建立起一个区域性组织,这样就能进一步完善党内秘密网络的结构机制了[107]。

在这些卓越的活动家们的地下斗争中,时有成功,时有打击。卢森堡的上诉被驳回后,她从1915年2月起坐了两个月的牢。尽管如此,她还是在监狱里给第一期《国际》(Die Internationale)杂志写了文章;《国际》杂志是由这个组织出版的,由她和梅林任编辑。这本杂志是在鲁尔一家党报的出版社里印刷的,上面还刊载有蔡特金、塔尔海默、施特勒贝尔、凯特·敦克尔、保尔·伦施和李卜克内西的文章。但它刚出第一期就立刻被当局查禁了[108]。与此同时,符腾堡活动家雅可布·瓦尔赫尔也被捕了,当局指控他散布煽动颠覆国家的传单。法庭在对他的判决中,强调指出他的政治路线违背了党的路线[109]。

1915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克拉拉·蔡特金在参加完于伯尔尼(Berne)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后,在回国途中被捕[110]。尽管她在十月获释,但她的健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此后几乎没有参加反对派的活动[111]。在斯图加特有七名活动家被捕并遭到了指控,这七人中有弗里德里希·维斯特麦尔和一位名叫汉斯·蒂泰尔[112]的青年[113]。在柏林有位来自萨克森的建筑工人叫弗里茨·格洛比希[114],他在当地的一些青年工人中间有些影响,皮克同这些青年工人接上了头,但在妇女在国会外举行示威之后,皮克被捕了[115]。麦尔和埃贝莱因也在那年秋天被捕了。最后,当局不顾维斯特麦尔已过服役年龄的事实,将他强征入伍,结果他死在了前线附近的医院里[116]。

在流亡者中间和瑞士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活动对德国的运动有密切的影响,因为第二国际的左派就是在瑞士进行了最初的重组的。好几年里维利·明岑贝格一直在领导瑞士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并一直同不来梅和萨克森保持着联系。一战开始时,他正在同莱茵兰人瓦尔特·施特克尔一起工作。1915年4月4日,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在伯尔尼召开,来自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德国代表,是由斯图加特、哥平根、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地方组织选派的。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草案以三对十三票未能通过。但大会决定同维也纳局[117]决裂,宣告自己为独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由明岑贝格任国际书记。1915年9月1日,这个国际组织的第一份杂志《青年国际》(Jugend-Internationale)出版了,上面登有亨勒、李卜克内西、柯伦泰[118]和拉狄克的文章。这份杂志在德国的传播工作得到了李卜克内西、梅林、保尔·弗洛里希和格奥尔格·舒曼的帮助[119]。

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反战派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主要由中派分子组成的多数派,他们倾向于和平主义;另一派则是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的左派。有五名德国代表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他们是:阿道夫·霍夫曼[120]和累德堡(这两人属于中派),麦尔和塔尔海默(这两人代表国际派),这四人都赞成多数派;剩下的一位德国代表——《光线》杂志编辑博尔夏特则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中唯一一名站在列宁一边的德国代表[121]。

1915年6月,七百五十多位著名活动家、报纸编辑、全职干部和工会领袖联名向党执委会的政策进行了抗议[122]。这份抗议书是在李卜克内西家里,由他自己、麦尔、施特勒贝尔、马赫列夫斯基、赫尔曼·敦克尔、梅林、劳坎特[123]、海因里希·劳芬贝格[124]和累德堡起草的[125]。1916年1月1日,国际派在李卜克内西家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十二名代表[126]采纳了卢森堡在狱中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将其作为自己的行动方针。这份文件激烈抨击了“国内和平”政策与和平主义的幻想,并宣称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才能争取到和平[127]。3月19日,国际派在柏林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这次有来自柏林的十七名代表参加[128]。这次会议同新出现的中派反对派[129]划清了界限,并在事实上成立了未来的斯巴达克派。

针对国际派的文件、特别是卢森堡在狱中写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进行了细致的批评。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德国的国际派把和平——而不是内战——作为他们的目标。列宁抨击“尤尼乌斯”,说尤尼乌斯虽然认为战争已经开辟了一个革命的时代,但尤尼乌斯的分析却是建立在过去之上的,是围绕着退回战前形势的前景而进行的,而且尤尼乌斯把阶级斗争局限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之内[130]。尽管如此,在战争期间发出开展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行动。当斯巴达克派追随着李卜克内西,宣称“主要敌人在国内”时,它就在革命派(这个革命派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逐渐形成的)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另外,在这次会议不久,奥托·吕勒在《前进报》上刊登了一篇支持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的文章,引起了轰动[131]——要知道,在《前进报》刊登这篇文章之前,只有博尔夏特的杂志才支持这一分裂[132];奥托·吕勒随后被捕。左派活动家们一直努力使青年组织中的左派与机会主义决裂,就像柏林的弗里茨·格洛比希所作的那样——他和他的同志们组织起了一个独立的青年工人组织[133]。在复活节的时候,他们装成大自然爱好者,在耶拿(Jena)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举行了全国青年反对派大会。李卜克内西、吕勒、亨勒和舒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决议[134]。革命派成功地出版了合法报纸——比如不来梅的《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和斯图加特的《社会民主党人》(Sozialdemokrat)[135]。他们还出版了一些地下刊物,这些刊物虽然是非法的,但却多少都能做到按时出版,这些地下刊物有《斯巴达克书信》,还有在杜伊斯堡和汉堡出版的《斗争》(Der Kampf)[136]。

随着左派反对派的成长,它开始遇到各种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时中派反对派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多、在议会党团内很活跃,该如何同中派反对派打交道,就成了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它内部对于未来的前景的认识也不一致。一些人要求成立新党,与社会民主党彻底断绝关系。卢森堡反对这种看法,她认为他们应该留在党内,能待多久就待多久,要避免变成一个孤立的、脱离群众的小宗派,并尽量引导工人参加斗争[137]。一月的时候,吕勒、林道[138]和不来梅人约翰·克尼夫[139]就已经宣布要与党决裂[140]。1916年5月1日的示威游行,是与卢森堡的“群众行动”概念相符的,与此同时,青年活动家们印刷和传播了李卜克内西起草的传单[141],这表示他们有了一定程度的组织。

1916年6月28日的罢工,似乎印证了这条路线;没有受到革命派直接影响的工人群众,在战争期间发动了政治性罢工(修正主义者认为这种罢工即使在和平时期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尽管约吉希斯和列维(列维去了瑞士,并同当地的德国流亡者建立了联系[142])做了很多组织工作,斯巴达克派(当时已经改叫这个名字了)的人数依然很少,李卜克内西的的威望所赢得的同情,并未能使斯巴达克派在人数上增长多少[143]。斯巴达克派的一些成员,比如赫克特和在开姆尼茨的布兰德勒,能发挥真正的影响力,但他们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他们在工会中的职位[144],而不是因为斯巴达克派本身具有影响力;此时的斯巴达克派仍是一个很不牢固的、松散的网络,逮捕和入伍通知书随时都能破坏这个组织内部的联系。

其实,当时已经有了几个组织。在柏林,有人围绕着《光线》杂志,组成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但是当局对它的镇压,以及它的核心人物博尔哈特的转变,很快就让那些曾对它寄予厚望的人(特别是列宁)失望了[145]。在德国东北部,一些小组开始同国际派结盟,与此同时,这些小组同当时在瑞士的拉狄克保持着联系。在汉堡,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劳芬贝格(战前曾是中派)转到了反战立场上来。他与弗里茨·沃尔夫海姆[146](曾参加过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鲁道夫·林道、威廉·迪维尔(Wilhelm Düwell)和保尔·弗洛里希等活动家一起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地下小组。在这个小组身边,有一个在社会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青年”组织,以开展户外休闲娱乐活动为掩护,开展了宣传鼓动活动。由于得到了地下领袖们的支持,它在青年工人中间招募到了不少成员,但它与其他地下小组没有联系[147]。

激进派在不来梅一直拥有可观的影响力——皮克曾担任过当地党组织书记,潘涅库克也在那里住过六年——曾当过学校老师、后来在党校任教、在《不来梅市民报》编辑部工作过的约翰·克尼夫在青年工人中间很有影响力。当地党组织的干部跟拉狄克有私人交情,而拉狄克也通过通信继续保持着对他们的影响。克尼夫能每周举行一次党内讨论会,在会上他为革命思想辩护、传播刊登在瑞士报刊上的拉狄克、列宁、托洛茨基的文章[148]。他组织了一个主要由青年活动家组成的地下核心,这个核心小组在码头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

他的一个支持者——青年记者艾尔德曼[149]同德累斯顿和斯图加特的青年组织保持着固定的联系,艾尔德曼甚至还跟第75步兵团的一群士兵保持着固定联系,这些士兵是由不来梅鞋匠卡尔·雅纳克[150]组织起来的。1915年秋天,雅纳克趁休假之机告诉克尼夫,他的同志们赞成同党决裂,成立新的革命党。1916年,不来梅组织选派艾尔德曼作为代表参加了耶拿大会。就在1916年里,不来梅的革命派已经同经营《不来梅市民报》的中派彻底决裂,革命派从在海军码头上工作的工人中间筹集到了一笔经费,买下了一家出版社,很快就出版了一份新周刊《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他们的领袖参加了国际派的会议,与博尔夏特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保持着联系,并且通过拉狄克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保持着联系。1916年复活节期间,恩斯特·麦尔从柏林出发,去了不来梅,在那里,他同不来梅的革命派就他们的工作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151]。

在柏林,下巴尼姆的活动家们是从党内开展工作的,但他们的工作很快就被从工会内产生的新反对派取代了,新的反对派是由“革命工长”组成的,他们是社民党在柏林各工厂内著名的“党信得过的人”的继任人[152]。战争塑造了他们,赋予了他们鲜明的个性。其实,当党的领袖宣布“国内和平”政策时,社会民主党人、五金工会车工分会领袖里哈尔德·穆勒就邀请了柏林五金工会的几位领袖,召开了会议,讨论绕开支持战争政策的改良主义领袖——即奥斯卡·科恩[153]和威廉·谢尔林[154]等人,在工会内组织反抗雇主的活动事宜。他们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在1916年3月,穆勒几乎当选为柏林工会领袖,但他坚决谢绝了[155]。

后来,穆勒对这次错失良机后悔不迭,但此时这个小组更倾向于在工会机关内开展半地下活动,而不是直接接管工会。这个小组最初的核心(1918年,他们的存在让许多人吃了一惊)是在密谋的气氛中活动的。它系统地从各工作场所、各行业的工会代表中招募可靠的成员。这个网络的成员们把自己隐藏在各个关键岗位上。他们利用车工工会提供的合法掩护,以组织良好的派别的形式在工会内活动,但一直同各工厂、各车间的工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逐渐拥有了控制代表大会的能力,并坚持要求彻底的讨论自由。

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组织,既不是工会,又不是党,而是一个既像党又像工会的地下集团。作为革命工长组织的领导班子,他们曾有几次成功地表达出了工人反抗国家和党机关的意愿,在活动中具体地表达出了他们的要求和他们随时准备斗争的决心。它的主要核心——即“中央”——的人数,从来没超过五十个人[156],但由于车工被很好地分配在各个工作场所里,车工便在各种代表大会上形成了一个虽然规模小、但却紧密团结、纪律严明的集体,所以这个集团在几百个受他们直接影响的人的帮助下,使几十万柏林工人能够做出符合他们愿望的积极行动的决定,从而推动了几十万柏林工人。

这些五金工人都是技术能手,收入相对较高,因为雇用他们的企业都在为了应付战争订货而全力开工。他们无疑是社会民主党和战前工会运动中最优秀的分子。在1914年,他们并不出名,但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柏林工人接受了他们的领导,尽管他们年纪还不大,但却成了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干部。他们的主要领袖里哈尔德·穆勒与累德堡有联系,倾向于中派反对派,这使得他尽量避免让反对派中的两个派别之间爆发论战[157]。他们中有三人——布鲁诺·佩特斯[158]、奥托·弗兰克[159]和赫尔曼·格洛特[160]本来就已参加了、或不久就参加了斯巴达克派[161]。而剩下来的人则接近斯巴达克派,后来他们大部分在1919—1920年间参加了共产党,比如保尔·埃克尔特[162]、保尔·维格曼[163]、里哈尔德·诺瓦科夫斯基(Richard Nowakowski)、汉斯·菲弗尔[164]、保尔·诺伊曼[165]、海因里希·马尔赞[166]、诺严多夫(Neuendorf)、奥托·托斯特[167]、保尔·肖尔策(Paul Scholze)、弗里茨·文古特[168]、里哈尔德·舍特勒(Richard Schöttler)、保尔·维尔[169]和安东·格利列维奇[170]等人。后来,又有一些不在工厂里工作的活动家加入了他们的圈子,比如奥托马尔·盖施克[171],他是一家青年工人旅馆的经理[172]。由于时常有人入伍和退伍,这个圈子的成员经常变动,在1916年6月,他们与李卜克内西一起领导了有五万五千名柏林五金工人参加的罢工[173]。

它是一个灵活的网络,靠着在合法组织中工作的活动家彼此之间的信任而存在着。实际上,革命工长组织已经成了柏林工人的候补领导层。它曾有几次成功地向社民党和工会发起了挑战,但是,它却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导机关的雄心,也没有同工会决裂的胆识。

<h3>反对决裂的革命派</h3>

德国的革命反对派所表达出来的立场,与布尔什维克所期望的相差很远。当然,不来梅的小组确实有时会出版布哈林、拉狄克或列宁的文章,并乐于全面接受列宁关于第二国际的破产及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的分析。而国际派虽然也同意第二国际已破产的论断,认为建立第三国际具有历史必要性,但拒绝通过与机会主义决裂来为此做好准备:

<BLOCKQUOTE>当旧的国际破产后,新的国际必将诞生,但只有在最重要的几个国家的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诞生出新的国际……新的国际必须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破产,只能证明它本身是存在缺点的(这些缺点是它长久以来的痼疾),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想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履行它的历史使命,去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的话,它就必须经受彻底的内部变革。</BLOCKQUOTE>

<BLOCKQUOTE>要想把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变成为一支积极的革命力量,光靠拟定几份纲领、发表几份宣言,光靠机械的纪律或过时的组织形式,是办不到的,只有通过广泛地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依靠群众坚决的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首先要把党的官僚机构转变为民主的机构,在这么一个民主的机构里,全职干部将成为群众的工具[174]。</BLOCKQUOTE>

其实,卢森堡从第二国际的破产得到的经验教训,几乎没有使她在组织问题上向列宁靠拢。她写道:

<BLOCKQUOTE>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强大组织及其备受赞扬的纪律偏偏表现在这里——这个有四百万党员的大党在一小撮议员的指挥下,在二十四小时内回转身来,被人驾在一辆大车前面,而过去它是把猛烈攻击这辆车当作终身目标的。……德国的教育和组织越是好,越有闻名的纪律,……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战争的帮助也就越……有效[175]。</BLOCKQUOTE>

她相信革命者们必须组织在一个党和一个国际里,但她却不认为,在任何形势下都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尤其是在没有任何群众运动的时候:

<BLOCKQUOTE>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们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无产阶级是否采取行动,取决于当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但社会却不是超然于无产阶级而自行向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原因,同样也是它的产物和结果。无产阶级的行动本身是它要参与决定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如果说我们不能跳跃历史的发展,正象人不能跳跃自己的影子一样,那么我们毕竟能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发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称为人类从动物界向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这样的“飞跃”也是同铁的历史规律、同从前的充满痛苦而又十分缓慢的发展的千百次萌芽相联系的。但是,如果从所有由发展积累起来的材料即那些物质前提中,迸发不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意志这种闪闪发光的火花,那么这一飞跃是绝对无法实现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命中注定要从天而降的[176]。</BLOCKQUOTE>

所以,国际派的革命者们所接受的革命前景,与布尔什维克的很不一样。国际派的任务是把老房子修好,把艾伯特和谢德曼之流赶走,并且还要为了普通党员把党夺回来。为此,在等待着必将到来的群众起义的同时,他们的宣传要能帮助启发群众,并为群众提供一种纲领。但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及受其影响的那部分德国革命者所鼓吹的那种“机械的”立即决裂,是一剂比疾病还糟糕的猛药。约吉希斯写道,这么做可能会导致革命派与“党内最优秀的同志们”隔绝开来,使他们陷入虚弱无力的状态[177]。卢森堡写道:

<BLOCKQUOTE>对于小派别及其秘密集会,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脱离”它们,去建立新的派别和组织秘密集会。但是,企图通过简单的“退党”,把无产阶级全体群众从资产阶级的这一最严重最危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通过这一途径以勇敢的模范行为给无产阶级带头,这只不过是不成熟的幻想[178]。</BLOCKQUOTE>

实际上,她宣称这样的倡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得先把自己从“议会痴迷病”和“党证”迷信中解放出来。她写道:

<BLOCKQUOTE>清除那些今天自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堆有组织的腐败尸体”,不是靠个人或个别集团的决心就能解决的私事。它将作为对世界大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补充而紧跟着它发生[179]。</BLOCKQUOTE>

其实,正如1914年8月的决定,宣示了社民党已经不仅是“阶级本身的运动”,而且还成了一个可以叛逃到阶级敌人那边去的一个机关一样,1917年的各种事件,也揭示了各种企图修复或改良社民党的设想都是徒劳无功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在事实上分裂了,这自然有部分是“群众的压力”所造成的,但终究是由机关的行动造成的。不仅仅是革命派与改良主义派决裂了,改良主义派里头也发生了分裂。就这样,在革命派的行列当中,再次出现了思想混乱,因为革命派并未预见到这一点,也未为此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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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中文翻译正在进行时】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2月 24日 14:59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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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绕勒斯(Jean 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后,绕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绕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1885——1936)暗杀。——中译者注

[2]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国首相。——中译者注

[3]卡·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Klassenkampf gegen den Krieg),柏林,1919年,第14页。

[4]同上,第55页,第87页。

[5]奥托·吕勒(Otto Rühle,1874年10月23日——1943年6月24日),教师、心理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2年成为新闻工作者。1912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7年国际共产同盟公开存在时参加了李卜克内西的行列,赞成脱离社民党。1919年11月辞去了他在德累斯顿工人士兵苏维埃中的职务。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极左多数派发言。他为“工联主义”辩护,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作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发言反对“二十一条”(即加入共产国际所需的二十一个条件——中译者注),拒绝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11月被共工党开除。他积极支持“工联派”,参加了反极权派。1923年重归社民党。做出过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贡献,1933年流亡国外,1936年流亡到墨西哥,协助组织了对莫斯科审判进行调查的杜威委员会,与托洛茨基发生过争论,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潜心于绘画。

[6]弗洛里希(Frölich)、林道(Lindau)与托马斯(Thomas)主编,《德国革命插图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柏林,1929年,第99页;菲利普·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Memoiren eines Sozialdemokraten),第一卷,德累斯顿,1928年,第257—258页。

[7]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

[8]转引自卡尔·格吕恩贝格(Carl Grünberg),《国际与世界大战》(Die Internationale und der Weltkrieg),第一卷,莱比锡,1916年,第51页。

[9]同上,第63—64页。

[10]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一卷,第235页。

[11]弗·艾伯特,《文集》(Schriften),第一卷,德累斯顿,1926年,第309页;又见迪·库·布塞(D.K. Buse),《艾伯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艾伯特日记中的一个月》(Ebert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One: A Month From his Diary),《国际社会史评论》,第3期,1968年,第430—448页。

[12]谢德曼,《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回忆录》,第一卷,第245页。

[13]转引自欧根·普拉格(Eugen Prager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Geschichte der USPD),柏林 ,1921年,第34页。

[14]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0页。

[15]保尔·乌姆布莱特(Paul Umbreit),《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工会》(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im Weltkrieg),柏林,1917年,第21页。

[16]同上,第21—30页。

[17]卡尔·格吕恩贝格,《国际与战争》,第73页。

[18]弗·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World Communism),密歇根,1962年,第58—59页。

[19]详见考茨基的《社会主义与战争》(Sozialismus und Krieg),布拉格,1937年。

[20]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57—258页。

[21]参见《德国革命插图史》里的大事记,第515—518页,这一部分记录了媒体所遭受的迫害。

[22]下巴尼姆(Niederbarnim)区是柏林的一个地区,当地居民主要是工人。——中译者注

[23]保尔·施文克(Paul Schwenk,1880年8月8日——1960年8月22日),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4年至1933年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纳粹上台后流亡苏联,1937年至1941年遭到关押,1945年返回德国,任柏林市议会的计划部门负责人,后来在民主德国多个机关中任过职。——中译者注

[24]玛尔塔·阿伦泽(Marta Arendsee,1885年——1953年),曾在书店工作过,1907年参加社民党,1907年起成为妇女运动组织者;1914年是反对派成员,参加了下巴尼姆小组,出席了1915年的伯尔尼会议。1917年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20年参加德共。1922年起参加《共产主义者》(Die Kommunistin)编辑部,当选为莱比锡的工会委员会委员,同德共右派比较接近,在国际工人救济总会工作。1933年被捕,1934年获释,与丈夫保尔·施文克一起流亡苏联(施文克后来在苏联遭到关押);后来在莫斯科为苏联电台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7年以前是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成员之一。

[25]这里的“神圣同盟”(L'union sacrée)并不是指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各君主专制国家成立的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那个组织,而是指一战爆发后法国左翼同资产阶级政府相互勾结、放弃国内的阶级斗争、驱使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去充当炮灰的同盟关系,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同本国资产阶级结成了类似的同盟关系,所以这里的“神圣同盟”也是指德国社民党同德国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的状态。——中译者注

[26]玛·阿伦泽,《在红旗下》(Unter der roten Fahne),东柏林,1958年,第75—81页;保·施文克,《列宁、梅林与下巴尼姆的参考资料》(Lenin, Mehring und das Niederbarnimer Referentenmaterial),《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第1期,1960年,第158—163页。

[27]参见马赫列夫斯基的回忆录,《共产主义者公报》(Bulletin communiste),第3期,1921年1月20日,第40—45页。

[28]《革命》(Die Revolution),第2期,1924年,引用自热尔贝·巴迪亚(Gilbert Badia),《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战争初期的态度》(L'Attitude de la gauche socialedémocrate allemande dans les premiers mois de la guerre),《社会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第49期,1964年,第84页。

[29]同上。

[30]同上,第85—86页。

[31]《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Dokumente und Materia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第一卷,东柏林,1958年,第35页。

[32]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17页,第23—24页。

[33]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7页。

[34]格吕恩贝格,《国际与战争》,第41页。

[3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36]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98页。

[37]海因里希·居诺夫(Heinrich Cünow,1862年4月11日——1936年8月20日),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学家,经济史学家。早年经商,后参加了工人运动。从1898年起担任《新时代》杂志编辑。1905年参加《前进报》编辑工作,在一战爆发初期反对战争,但后来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战争。1917—1923年他继考茨基之后负责编辑《新时代》杂志,1933年移居法国,1936年逝世。——中译者注

[38]恩斯特·多伊米希(Ernst Däumig,1868年——1922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参加过法国外籍军团。一战前参加社民党,1911年起任《前进报》记者,1914年参加反对派。与人共同创建独立社民党,1917年至1918年间任《自由报》(Freiheit)主编。1918年被选入革命工长组织核心,负责筹备十一月起义。十一月起义期间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反对成立德共(斯),拥护革命工长组织,在1919年一月反对盲动主义,未成功。他是独立社民党左派的领袖和“委员会制度”的理论家。在卡普暴动之后,坚决拒绝列金提出的成立工人政府的建议。作为代表列席了共产国际三大,支持“二十一条”。1920年12月同列维一起当选为统一共产党主席,1921年与列维一起辞去主席职务。此后参加了列维的“共产社”,在列维和共产社加入独立社民党后不久逝世。

[39]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中译者注

[4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41]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30—32页。

[42]里哈尔德·费舍尔(Richard Fischer,1855年—192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党的新闻工作者,排字工人出身。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他担任秘密发行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排字工长,1890—1893年,他进入党的执行委员会,任书记。1893—1903年,他是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和出版人,1893年起被选入德国议会,担任议员一直到逝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持中派立场。——中译者注

[43]《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44]凯尔,《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经历》,第一卷,第306—317页。

[45]在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反对派领袖,从哈阿兹到卢森堡,还有蔡特金和梅林,都得了大病。

[46]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41页,第89页。

[47]弗·伊·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1—7页。这篇文章实际写于公历9月5日—6日(俄历8月23日—24日)。

[48]同上,第1页,第2页。

[49]弗·伊·列宁,《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14页。

[50]弗·伊·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2页。

[51]同上。

[52]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59—260页。

[53]弗·伊·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66—267页。

[54]弗·伊·列宁,《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5页。

[55]弗·伊·列宁,《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26卷,第18—19页。

[56]弗·伊·列宁,《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8页。

[57]弗·伊·列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5页。

[58]弗·伊·列宁,《警察和反动分子是怎样保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9页。

[59]弗·伊·列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7页。

[60]弗·伊·列宁,《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5—46页。

[61]弗·伊·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54页。

[6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66—72页。

[63]尤里安·博尔夏特(Julian Borchardt,1868年1月13日——1932年2月16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曾在多家社会民主党报纸担任编辑,1907年至1913年间在社民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工作,1911年至1913年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拨款,主张左派脱离社民党,同年退出社民党。1915年,柏林和不来梅的一些激进派推他为首领,成立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后来改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这一派别公开反对战争和沙文主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派。博尔夏特是该派唯一一个出席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人。1916年他主办的《光线》杂志被停刊后,他又主办了《灯塔》(Leuchtturm)杂志,而《灯塔》很快也被停刊了。1917年起,他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同盟内的主流派意见不合,便辞职了。1918年12月,他被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后来同德国共产党接触,但德共对他态度冷淡。此后他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政党。1921年他重新主办《光线》杂志。他还曾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任教。1931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学院邀请他去讲学,他原本打算赴任,但因病重未能成行。——中译者注

[64]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2—77页。

[65]弗·伊·列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29页、第156页、第157页。

[66]详见《导言》(Zur Einführung)和《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任务》(Die Imper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s Proletariats),《先驱》,第1期,1916年1月,关于以上两文的摘要,见布里西亚涅,《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第121—128页。

[67]戴维·怀恩科普(David Wijnkoop,1876年3月11日——1941年5月7日),生于阿姆斯特丹一犹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907年代表荷兰社会主义者出席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同年10月,参与创办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机关报《论坛报》,并任主编。1909年,因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内右翼领导人的机会主义路线,脱离该党。同年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党,任该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和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荷兰社会民主党改建为荷兰共产党,仍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因对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工会等问题决议有不同看法,1926年被开除出荷共。1930年恢复党籍,1935年重新当选为荷共中央委员。1918—1925年和1929年后,均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68]弗·伊·列宁,《致戴·怀恩科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42页。

[69]弗·伊·列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06页。

[70]卡·拉狄克,《第一步》(Der erste Schritt),《光线》,1915年10月3日,第3—5页。

[7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72]传单的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162—166页。

[73]弗·伊·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50页。

[74]《前进报》,1915年2月20日。

[7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76]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3页。

[77]《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490页。

[78]《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23—126页。

[79]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80]《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25页。安·萨尤(A.Sayous)就食品供应问题进行了完整的研究,详见他的《1914——1918年间德国的经济损耗》(L'épuisement économique de l'Allemagne entre 1914 et 1918),刊载于《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1940年3月1日,第66—75页。

[81]转引自《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13页。

[82]同上,第123—124页。

[8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167—168页。

[8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28页。

[85]同上,第516页。

[86]1915年3月5日,在柏林召开了有李卜克内西、梅林、敦克尔、皮克等参加的七个城市的左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出版《国际》(Internationale)杂志,由卢森堡和梅林任主编。这次会议使一些地方的左派之间建立起初步联系。4月,《国际》杂志创刊号出版,随即遭到了社民党执委会和德国反动当局的联合围剿,只出了一期就被当局查禁。此后左派就被称为“国际派”,“国际派”的形成,标志着左派从一种思想流派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派别组织,它也是斯巴达克同盟的前身。——中译者注

[87]传单的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373—375页。

[88]演讲的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376—378页。

[89]埃尔文·温克勒(Erwin Winkler),《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Die Berliner Obleutebewegung im Jahre 1916),《科学期刊》(Zeitschrift für Gewissenschaft),东柏林,第11期,1968年,第1427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23页。

[90]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23—324页。

[9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312页、第331页、第516页。

[92]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第630页。

[93]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 Ströbel,1869年6月7日——1944年1月11日),1889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为多家党报撰写文章。1908年起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10——1916年间任《前进报》编委。一战初期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属于国 际派,1917年加入独立社民党,曾与其他编辑一起企图将《前进报》置于独立社民党的控制之下。1918年11月14日至1919年1月4日任普鲁士邦总理。独立社民党分裂后,回到社民党内。1931年参加社工党,但1932年初又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瑞士,1944年逝世。——中译者注

[94]保尔·郎格(Paul Lange,1880年1月5日——1951年6月14日),办公室职员,1900年参加社民党,曾任职员工会领导。一战中参加了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进入中央。1920年因不同意德共的工会政策,在德共与独立社民党左派合并之前退出德共。后加入独立社民党,1922年回到社民党。后来他和列维一起成为社民党左翼反对派成员,没有太突出的表现。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

[95]赫尔曼·路德维希·鲁道夫·敦克尔(Hermann Ludwig Rudolph Duncker,1874年5月24日——1960年6月22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得过哲学博士学位。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3年成为新闻工作者、巡回演说家,1911年在中央党校与卢森堡一同执教。1914年8月参加国际派核心小组,后来参加了国际派和斯巴达克同盟。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1919年1月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20年未能连任。后任哥达地区独立政府书记。由于患有哮喘病,他便致力于脑力工作和培养活动家的工作。1933年被捕,在集中营内被关押了一年,1936年设法逃到丹麦,1941年抵达美国。反对1939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1947年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在大学执教。

[96]凯特·敦克尔(Käte Duncker,1871年5月23日——1953年5月2日),娘家姓多尔(Doell),当过教师,1898年同赫尔曼·敦克尔结婚,1900年参加社会民主党,与克拉拉·蔡特金一起担任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在战争期间同丈夫一起参加了国际派,1918年进入中央,负责妇女工作。1919年被选入中央,1920年未被选入中央。此后未担任重要工作。1938年流亡美国,1947年与丈夫一起返回东德定居。

[97]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190—191页;海因茨·沃尔盖穆特(Heinz Wohlgemuth),《德国共产党的成立》(Die Entstehung der KPD),东柏林,1968年,第64—65页。

[98]霍·舒马赫曾在书中写道,保尔·施文克曾误以为这份传单是梅林写的,见《他们叫他卡尔斯基》,第134页。

[99]阿尔伯特·奥斯卡·威廉·休特古姆(Albert Oskar Wilhelm Südekum,1871年1月25日——1944年2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者。1900—1918 年是帝国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宣扬帝国主义观点,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译者注

[100]《工人社论》(Labour Leader)是英国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创刊于1887年,原名《矿工》(The Miner),1888年改名为《工人社论》,后来改名为《新社论》(New Leader),最后于1947年改名为《社会主义社论》(Socialist Leader)。——中译者注

[101]《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33页、第77页。

[102]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17页;《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64页。

[103]胡戈·埃贝莱因(Hugo Eberlein,1887年5月4日——1940年或1944年),工业绘图员,1905年参加工会运动,1906年加入社民党。1914年8月参加社民党反对派核心,组织了柏林的一个重要的社民党组织。1917年加入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入选中央,负责财政,活跃于柏林市诺伊克伦(Neukölln)区的工人苏维埃中。德共(斯)成立时被选为中央委员,用马克斯·阿尔布雷希特(Max Albrecht)的化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一大,曾为德共(斯)批评共产国际“过早”成立的观点进行辩护,未成功,并投了弃权票。共产国际执委会很信任他,并把财产交给他保管;并曾领导德共的M机关(Militärapparat,即军事机关——中译者注)。在三月行动中,为“挑拨活动”出了很多力。他的不光彩的事被《前进报》曝光后,流亡莫斯科,后来返回德国,继续在地下机关中工作。后来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底支持中派倾向,1928年同调解派合作,被开除出政治局,然后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下放到国际机关中工作,但保留了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的议员席位(1921年至1933年)。1933年流亡法国,被法国当局逮捕后驱逐出境,逃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在被引渡给德国之前因哮喘病逝世(另一说死于1944年)。后获平反。

[104]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IML ZPA),东柏林,《威廉·皮克。德国共产党档案文件,1914年》(Wilhelm Pieck. Mappe, Dokumente du KPD 1914),1929,NL 36/2。摘要见热·巴迪亚,《斯巴达克运动》(Le Spartakisme),巴黎,1967年,第326—337页。

[105]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98页。

[106]原文为5月5日,经查证改为3月5日。——中译者注

[107]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22页;IML-ZPA,NL36/2。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有皮克、李卜克内西、梅林、凯特·敦克尔、赫尔曼·敦克尔、盖特纳(Geithner)、吕勒、保尔·列维、克里斯平、贝尔滕(Berten)、梅克尔(Merkel)和盖贝尔(Gäbel)。

[108]详见《国际》杂志在翻印重版时由沃尔盖穆特撰写的序言,《国际》,东柏林,1965年。

[109]《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

[110]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50页;《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6页。

[111]《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

[112]汉斯·蒂泰尔(Hans Tittel,1894年9月1日——1983年8月8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平板印刷工。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时成为符腾堡激进派领袖之一,他支持斯巴达克同盟,被监禁八个月,后被强征入伍。后成为斯图加特的德共(斯)党组织领袖,并成为党内右翼领袖之一。1923年成为图林根(Thuringia)政治书记,1923年至1924年间被关押,1926年起领导中央出版局,1928年年底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参加德共(反对派)。1933年流亡国外,1939年被德共(反对派)开除,逃到美国,1962年返回西德定居。

[113]《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201—206页。

[114]弗里茨·格洛比希(Fritz Globig,1882——?),出身于工人家庭,四岁时被电车撞伤。当过雕刻师,1908年参加了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一战中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同时继续在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活动。1922年在苏联大使馆工作。1923年在不来梅当记者,此后一直在德国搞新闻工作,直到1930年迁居莫斯科为止。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在集中营中被关了许多年。1955年返回德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1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515页。

[11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2页,第515页。

[117]指1915年4月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在维也纳召开的代表会议。——中译者注

[118]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认为是女权主义的先驱之一。——中译者注

[119]维·明岑贝格,《第三条战线》(Die Dritte Front),柏林,1930年,第43页,第156—165页,第204—207页。

[120]阿道夫·霍夫曼(Adolf Hoffmann,1858年3月23日——1930年1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后来当了记者,从1893年起当起了社民党的出版家。1900年入选普鲁士邦议会;非常受人欢迎。1904年入选德国国会。1914年时是和平主义者,即反对党内多数派也反对革命派。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在1918年1月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任教育部长。后来跟随独立社民党左派一起并入德共,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后支持列维,追随列维一起退出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社民党,但没有回到社民党,逝世前一直是独立社民党的一个保持独立的残余小派别的党员。

[121]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37页。

[122]全文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169—173页。

[123]古斯塔夫·劳坎特(Gustav Laukant,1869年9月22日——1938年10月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战中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创建独立社民党,任《自由报》编辑。——中译者注

[124]海因里希·劳芬贝格(Herinrich Laufenberg,1872年1月19日——1932年2月3日),出身于莱茵兰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曾获哲学博士学位,参加过天主教中央党,后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04年至1908年间在杜塞尔多夫当记者。1914年组织左翼反对派。1918—1919年任汉堡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在1918年12月的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组织了“统一共产主义者”。后支持革命“工会”,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后参加共工党,1919年在同沃尔夫海姆(Wolffheim)发展出了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后被开除。他被指控同发动1920年卡普暴乱的将军们有联系。1922年后因病重退出政治活动。

[125]在这份抗议书上签名的有许多未来的共产党领袖,比如布兰德勒、布拉斯、多伊米希、埃贝莱因、赫克特、郎格、梅尔格斯(Merges)、保尔·诺伊曼、吕勒、塔尔海默和瓦尔赫尔,还有未来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克里斯平、罗伯特·迪斯曼和累德堡。

[126]这十二位代表是凯特·敦克尔、埃贝莱因、克尼夫(Knief)、李卜克内西、林道、梅林、麦尔、明斯特(Minster)、吕勒、舒曼、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与贝尔塔·塔尔海默(Bertha Thalheimer),详见《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5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70—275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67—171页。

[127]《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279—282页。

[128]1948年,一位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代表的笔记被发现后,这次会议才开始广为人知,详见奥洛夫·乌·普莱纳(Orloff.U.Plener),《斯巴达克派的三月会议:德国共产党成立道路上的里程碑》(Die Märzkonferenz der Spartakusgruppe, ein Markstein auf dem Wege zur Gründung der KPD),《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东柏林,1961年,第4期,第812—841页。

[129]随着一战的进行,工人阶级的处境不断恶化,群众对社会民主党领导越来越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部分中派也开始反对党的领导层,形成了一个中派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主要领袖是哈阿兹和累德堡。——中译者注

[130]详见弗·伊·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15页。

[131]《论党的分裂》(Zur Parteispaltung),《前进报》,1916年1月12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301—307页。

[132]波克,《1918年至1923年的工团主义运动和左派共产主义运动》,第74页。

[133]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3页。

[134]《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31页;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307页。

[135]这几家报纸是由瓦尔赫尔、亨勒、克里斯平和吕克(Rück)控制的(《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3页)。

[136]同上。

[137]弗洛里希,《罗莎·卢森堡》,第277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86页。

[138]鲁道夫·林道(Rudolf Lindau,1888年3月28日——1977年10月18日),出身于马具商家庭,当过运输工人。1907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战期间是汉堡左翼激进派领袖,后参加德共(斯),当共工党脱离德共时继续留在德共内。1921年任瓦塞尔坎特(Wasserkante)区书记。他在德共内属于左派,持温和立场。1923年入选中央,在组织部门工作。1924年参加中派集团。1933年至1945年流亡苏联,返回德国后任柏林党校领导,1950年被解职,此后编写了多部史书。

[139]约翰·克尼夫(Johann Knief,1880年4月20日——1919年4月6日),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教师。1905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不来梅当记者。曾师从潘涅库克。1914年曾组织反对派,赞成反对派同社民党右翼决裂,并宣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与拉狄克保持着联系。1917年(或1918年)流亡荷兰,与哥尔特和潘涅库克合作,与斯巴达克同盟进行论战,拒绝出席德共(斯)成立大会。后因病重开刀,术后不治而死。

[140]弗·格洛比希,《……但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aber verbunden sind wir machtig),东柏林,1958年,第138页;沃尔盖穆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69页。

[141]阿伦泽,《在红旗下》,第101—102页。

[142]夏洛特·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保尔·列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Paul Levi.Ein demokratischer Sozialis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法兰克福,1969年,第17页。

[143]在李卜克内西被判刑后,他的威望不降反升。

[144]西格弗里德·贝克特(Siegfried Beckert),《开姆尼茨左派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建立新党的斗争》(Die Linken in Chemnitz im Kampf gegen den Opportunismus fuer die Herausbildung einer neuen revolutionaeren Partei),《德国工人运动史论文集》,第1期,1967年,第190页。

[145]列宁曾对这个组织寄予厚望,详见《致卡·伯·拉狄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56页。

[146]弗里茨·沃尔夫海姆(Fritz Wolffheim,1888年10月30日——1942年3月17日),记者,1912年至1913年在旧金山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会的工作。1913年返回德国,一战中与劳芬贝格一起领导汉堡的极左派。后成为产业“工会”的理论家,参加了德共(斯),在德共(斯)内竭力维护极左理论(这些理论是引发各共产主义政党论战的重大问题之一)。后成为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的反对派的代言人。后来当了出版商,与劳芬贝格一起鼓吹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被人指控与参加了卡普暴乱的部分军官相勾结(这些军官想同苏联结盟反对西方)。共工党成立时即加入。1920年8月被开除出共工党。与人一起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后与民族主义者一起创建德国共产主义研究协会。1923年同纳粹党有联系。领导过多个小组织,同纳粹党内由施特拉塞(Strasser)领导的左翼有明显的联系。纳粹上台后被捕,死于集中营里。

[147]《向前迈进,不要忘却》(Vorwärts und nicht vergessen),东柏林,1958年,第235页,第253页。

[148]同上,第142页。

[149]维利·艾尔德曼(Willi Eildermann,1897——?)出身于社民党全职干部家庭。当过青年组织者,1914年的时候是国际主义者。1916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1919年参加德共(斯)。曾为共产党报纸当过记者,主要是在1923年为哈勒的《阶级斗争》(Klassenkampf)工作过。1933年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1937年至1938年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参战。后被拘留到1942年。1942年至1944年在英军中服役。后返回苏联。返回民主德国后任历史教授,参加了统一社会党,他所支持的关于德共起源的观点遭到了乌布利希的批判。

[150]卡尔·雅纳克(Karl Jannack,1891年1月23日——1968年5月27日),私生子,曾当过农场工人、补鞋匠。1909年参加社民党。1913年至1916年参军,中了毒气后退伍。在服役期间同不来梅的“工人政治”集团合作。后被捕,自愿参军服役,直到十一月革命为止。与人共同创建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集团,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后成为不来梅苏维埃共和国领袖,随后当选为德共(斯)西北地区书记。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与极左派一起被开除,但未参加共工党。重新参加德共(斯)后继续原来的工作。1920年后入选中央委员会。1922年起任全德工联的雷姆沙伊德组织的书记。1923年起任德共负责莱茵兰—南威斯特法伦地区工会工作的书记,坚定地支持布兰德勒反对左派。1924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1925年再次加入德共,在国际工人救济总会工作。1933年纳粹上台后转入地下,随后被指控参加纳粹党。1940年被捕,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二战结束后获释。1945年定居民主德国,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51]《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143—148页,第169页。

[152],关于这一点,详见瓦尔特·托尔明(Walter Tormin),《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Zweischen Rätediktatur und sozialer Demokratie),杜塞尔多夫,1954年,第40—44页;皮特·冯·奥尔岑(Peter von Oertzen),《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苏维埃》(Betriebs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杜塞尔多夫,1964年,第71—78页;温克勒,《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第1422—1435页。又见里哈尔德·穆勒的回忆录《从帝国到共和国》(Vom Kaiserreich zur Republik),柏林,1924-25年。

[153]奥斯卡·科恩(Oskar Cohn,1869年10月15日——1934年10月31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当过律师,后参加社民党。1912年当选议员。1914年时支持党内多数派,并在前线任士官。1917年退伍,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在审判中为水兵和罢工工人辩护。1917年任俄国大使越飞(Joffe)的法律顾问。1919年1月期间进行调和活动。随后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右派,1922年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国外,1934年于日内瓦逝世。

[154]威廉·谢尔林(Wilhelm Siering,1875年3月28日——1945),出身于铁匠家庭,当过铁匠学徒,1904——1919年任德国五金工会铁匠分会干部。——中译者注

[155]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59—60页。

[156]托尔明认为,这个核心的人数有八十到一百人(《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42页),但冯·奥尔岑不同意这一数字,他在《在苏维埃专政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74页)中提出了可信的论据。

[157]里·穆勒,《从帝国到共和国》,第66页。

[158]布鲁诺·佩特斯(Bruno Peters,1884——?),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战前参加社民党,1916年成为夏洛腾堡(Charlottenburg)小组书记,参加了斯巴达克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在1917年4月领导了DMW工厂的罢工。1918年1月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担任了奥德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n-der-Oder)工人苏维埃主席。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后在监督委员会内任职。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长时间担任次要职务。

[159]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1877年9月15日——1953年12月12日),柏林建筑装配技工。1898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担任革命工长组织和斯巴达克同盟的组织者。1918年10月担任过李卜克内西的代理人。后任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在德共机关中任次要职务。曾与皮克合作过。1933年被捕,后获释,流亡英国。1946年返回东德,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60]赫尔曼·格洛特(Hermann Grothe,1888——?),五金工人。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应征入伍,1916——1917年住院,后退役。参加了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e)的革命工长组织,受命筹备十一月起义。1919年在失业工人当中很活跃。1922年起任工人苏维埃全国委员会主席。1924——1933年任德共全职干部;希特勒上台后被监禁了两年半;战后定居东柏林。

[161]冯·奥尔岑,《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苏维埃》,第73页;又见收录于《向前迈进,不要忘却》第269页和第349页上的最早一批活动家们的回忆。至于格洛特的生平,参见赫尔曼·韦伯(Hermann Weber),《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Der Gründungsparteitag der KPD),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317页。

[162]保尔·埃克尔特(Paul Eckert,1883——?),五金工人,1914年前参加社民党,一战中组织和领导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十一月革命后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12月任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但仍留在独立社民党内,领导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加入统一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工会部门工作。支持列维,在被开除出德共后参加了共产社,随后于1922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后回到社民党。从1922年起在社民党内任次要职务。1945年后定居东德,以“老革命”的资格参加了统一社会党。

[163]保尔·维格曼(Paul Wegmann,1889年10月17日——1945年4月3日),柏林五金工人,战前参加社民党。与里哈尔德·穆勒一起组织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1月任行动委员会委员,随后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2月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左派发言。在工会和独立社民党内领导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列维辞职后入选中央。后参加了弗里斯兰德(Friesland)和马尔赞的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返回独立社民党,随后返回社民党。后来成为了柏林市政当局的青年问题专家,放弃了一切政治活动。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后因斑疹伤寒死于伯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

[164]汉斯·菲弗尔(Hans Pfeiffer,1895年4月24日——1968年4月3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机械工人。1913年参加社民党,在瑞士时曾接受无政府主义,1914年前回到社会民主党。一战中被解雇,在柏林积极同明岑贝格周围的青年团体联系,后参加斯巴达克派。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德共(斯)成立时即加入。擅长组织建设,1919年起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书记,负责组织建设。1923年1月被选入中央,4月时同左派决裂。1924—1925年被监禁,后反对左派,在柏林负责组织工作,随后去了莫斯科和布拉格。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1934年被判三年监禁。后回厂工作。战后参加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未担任重要职务。

[165]保尔·诺伊曼(Paul Neumann,1888——?),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年轻时即加入社民党,1916年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月参加革命委员会,在五金工会内组织了反对派。在独立社民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反对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3月通过的决议,支持列维,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代表“右派”。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右派反对派;与布拉斯一起在中央的工会部门工作。后支持弗里斯兰德,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返回独立社民党,随后返回社民党。此后的活动和生平不详。

[166]海因里希·马尔赞(Heinrich Malzahn,1884年12月10日——1957年4月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在五金工会内属于左翼反对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任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任柏林工厂苏维埃委员会主席。1920年被选为独立社民党议员,与人共同领导独立社民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和工会委员会。反对三月行动,但在鲁尔组织了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列维辩护。与布拉斯和弗里斯兰德组织了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返回独立社民党,后返回社民党。此后未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1940年—1945年被纳粹监禁。

[167]奥托·托斯特(Otto Tost,1883年1月4日——1954年1月30日),柏林五金工人,曾参加海军,后退伍。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4月和1918年1月参加了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后再次被征召入伍,在库克斯港(Cuxhaven)组织了人民海军师(volksmarinedivision),并短暂领导了该部队。1919年10月任五金工会主席和柏林工会书记,属于独立社民党左派,支持迪斯曼,反对参加共产国际,在哈勒代表大会上决定留在独立社民党内,1922年回到社民党。

[168]弗里茨·文古特(Fritz Winguth,1892——1948),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8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中成为青年组织者和斯巴达克同盟组织者。1917年任诺伊克伦的独立社民党副主席,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任五金工会全职干部。1920年入选德共(斯)中央。支持列维,1921年随列维被开除出党,追随列维一起返回独立社民党,后返回社民党。1933年任五金工会书记,1933年纳粹上台后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抵抗小组,1945年后在东德工作,但未参加统一社会党。

[169]保尔·维尔(Paul Weyer,1887年4月18日——1943年10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同时成为革命工长组织领袖。接近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仍留在独立社民党内,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德共内属于左派,领导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组织。1924年领导了脱离工会的运动,1924年9月被开除出党,后重返社民党。

[170]安东·格利列维奇(Anton Grylewicz,1885年1月8日——1971年8月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在东线打过两年仗,后因伤退伍。在柏林的工厂里当机械工人,参加了独立社民党和革命工长组织。后来在柏林警察局里担任艾希霍恩(Eichhorn)的助手,在1919年1月发挥了重大作用。1920年任大柏林地区的独立社民党副主席,后任主席,在独立社民党内领导左派。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党组织书记。1923年在莫斯科准备起义。在德共内属左派,1924年入选中央,多次被判刑。1927年被开除出党。成为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袖,在德国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著作。1933年被诬告为间谍,被捕,后脱身,1937年抵达法国,1941年抵达古巴,在那里当木匠一直当到1955年,后返回西德。

[171]奥托马尔·盖施克(Ottomar Geschke,1882年11月16日——1957年5月17日),化名埃斯拜尔(Eisbär),曾在铁路上当五金工人,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后参加反对派,领导一个青年小组。后参加斯巴达克同盟,独立社民党成立时即加入,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21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曾任柏林铁路职工工会主席,在工会领导宣布选举无效后,三次被重新选上,最后被赶出工会。1921年任柏林—勃兰登堡地区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支持左派。1923年5月被选入中央工作,在M机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德共负责组织工作的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随后同左派决裂,支持台尔曼。1933年纳粹上台后被捕,曾在多个集中营里坐过牢,1945年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国际委员会主席。战后参加了德共和统一社会党,任次要职务。

[172]冯·奥尔岑在《十一月革命中的企业苏维埃》(第73页)中指出,保尔·肖尔策是斯巴达克派成员,这确实有可能,但缺乏文件证据。不管怎么样,保尔·肖尔策没有在1919年1月参加德共(斯)。雅科夫·萨莫伊洛维奇·德拉布金(Yakov Samoilovich Drabkin)认为,弗兰克、舍特勒、诺瓦科夫斯基和汉斯·菲弗尔四人是“在革命工长组织中间工作的革命派活动家”,见《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Die Novemberrevolution 1918 in Deutschland),柏林,1968年,第448页。

[173]温克勒,《1916年1月的柏林工长运动》,第1429—1430页。似乎在整个一战期间,警察都没能打入这个圈子,这看起来有点奇怪;无论如何,在列奥·施特恩(Leo Stern)出版的档案《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产生的影响》(Die Auswirkungen der grossen sozialistischen Oktoberrevolution auf Deutschland)没有关于他们的报告。

[174]《斯巴达克通信》(Spartakusbriefe),柏林,1958年,第137—139页。

[175]罗·卢森堡,《国际的重建》,发表于1915年4月15日《国际》第1期,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20—32页,中译者为袁成,校对者为常正文与殷叙彝。 

[176]罗·卢森堡,《社会民主党的危机》,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51—83、109—121、132—152页,中译者为唐春华与周家碧 ,校对者为殷叙彝。


[177]详见约吉希斯于1916年9月写给赫克特和布兰德勒的信,沃尔盖穆特在《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193页中引用了这些信。

[178]罗·卢森堡,《致志同道合者的公开信》,发表于1917年1月6日《斗争》第31号,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4年柏林德文版第4卷,第232—236页,中译者为肖辉英,校对者为周懋庸。

[17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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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中文翻译正在进行时】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2月 24日 15:01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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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五章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h2>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代表德国出席会议的除了《光线》杂志的博尔夏特、代表国际派的恩斯特·麦尔和贝尔塔·塔尔海默之外,还有两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是格奥尔格·累德堡和阿道夫·霍夫曼,这两人都是德国国会议员,由于战前他们经常在论战中反对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以成了激进左派的著名人物。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他们两人支持多数派(这些人被列宁描述为“中派主义者”)的观点。弗兰茨·波克瑙认为,战争促使社民党内的各种派别在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组[1],但事实恰恰相反,除了少数几个临阵叛变的人之外,在1914年8月后立刻站出来表示反对的人,还是那批旧反对派。在8月3日表示反对战争拨款的那十四名议员的态度跟激进派阵营极其接近。他们反映出了激进派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忠诚,以及对号召所有社会主义者拒绝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任何合作这一原则立场的忠诚。

但是,战争所揭示出来的各种矛盾的尖锐性,再加上李卜克内西的行动,提出了新的问题,并揭示出了一种旧左派阵营从未设想过的新前景。在李卜克内西拒绝向党纪屈服,并呼吁群众踢开党进行独立行动时,他有力地把激进派阵营打碎了,而这正是他所关心的:“现在要做的,是进行公开的鼓动和澄清,而不是和稀泥、搞调和[2]。”

其他反对派议员的反应不可谓不剧烈。1914年12月1日晚上到2日凌晨,李卜克内西同其他反对派议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李卜克内西决定同他们(这些人后来被叫做“中派分子”)分道扬镳,此后,在前激进派分子中间,也爆发了激烈的论战。哈阿兹和他的朋友,比如累德堡和阿道夫·霍夫曼等人,认为李卜克内西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宗派主义行为,他们认为李卜克内西的行为只会给执委会提供采取纪律措施的借口,而如果执委会真这么做了,只会给必需的内部讨论添乱。李卜克内西反驳说,当反对派急于表现自己的忠诚,屈服于执委会的决定时,他们就成了执委会的帮凶。中派则愿意冒这个险,在他们看来,尽管党会犯错——在8月4日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正是这样的一个错误,而此后在吞并领土问题上又是一错再错——党还是他们的党。他们认为,必须在党内开展政治斗争,以此来使党获得新生,开展这种政治斗争时必须尊重党的章程和传统。


<h3>忠诚反对派[3]</h3>

执委会非常了解这种形势。此时,执委会需要拖住那些不打算闹出丑事的反对派分子,利用他们来孤立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把李卜克内西及其支持者打成破坏统一的“党的敌人”。忠诚反对派的存在,可以被执委会用来反驳李卜克内西关于他的违纪行为是唯一能表达他的反对态度的方法的指控。因此,执委会在1915年2月3日决定以某种方式承认反对派的公开存在,并允许那些从良心上不愿接受党纪、不愿赞成战争拨款的社民党议员,在进行投票表决时退场。3月20日,在德国国会就战争拨款问题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奥托·吕勒和李卜克内西一起投了反对票,而哈阿兹和他的朋友们则在表决前就退席了[4]。

在社民党多数派的支持者强调战争的爱国主义性质、强调通过“国内和平”巩固国防的时候,中派少数派则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应寻求达成光荣的妥协,求得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并表现出自己对于民主自由的忠诚。李卜克内西及其同志们则拒绝参加这种勾当。他们批判了“不割地的和平”这个观点,认为这个起源于考茨基战前提出的“全面裁军”思想的观点,不过是一种为多数派的战争政策打掩护的左翼伪装罢了。

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态似乎证明了李卜克内西的正确。1915年里,战争明显陷入了僵持状态,而社民党执委会根本不想批判德国的统治者们的吞并计划。对民主权利的攻击、警察的镇压、以及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使得所有反对派的工作好做了一些,而中派反对派加强了他们对党的批评,并首次在党外表达了他们的批判。三月,哈阿兹与施塔特哈根[5]在国会内向戒严状态、新闻审查制度以及当局的国内政策的反工人阶级性质进行了抨击。累德堡谴责了对占领区上少数民族的镇压[6]。哈阿兹指责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阶级分化。这些批评赢得了一片附和,开始有人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这些批判仍然仅仅局限于战争政策的框架内。哈阿兹坚持认为,对祖国保卫者的士气构成了威胁的各种酷刑,必须得到纠正[7]。

三个月后,政府公开了自己的吞并政策,而社民党执委会对此表示支持,面临着这一局面的中派为了阻止李卜克内西正式反对他们,便决定再向前迈出一步。就在1915年6月9日,由李卜克内西、施特勒贝尔、马赫列夫斯基、麦尔等人起草的抗议书[8]发表之后,伯恩施坦、哈阿兹和考茨基也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当务之急》的文章[9],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忠诚反对派的宣言。在这篇文章里,他们没有批判党在1914年8月采取的立场,但却宣称,由于德国的安全已经得到确保,德国的边境已经安全了,所以,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那些此前一直被忽视、但现在却具有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义的部分上,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不割地的和平”回到1914年以前的情况去。

文中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但却认为党应该拒绝信任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并建议党应该采取行动争取和平。尽管他们的提议的态度是谦卑恭谨的,政府还是恼火了。毕竟,这三个人一起构成了战前社会民主党的象征。《莱比锡人民报》被查禁了[10]。至于执委会,它则把最后的伪装撕下了;12月15日,谢德曼就首相的吞并计划,向首相提出了质询[11]。谢德曼的质询的调子,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答复的内容,给中派的印象是:谢德曼和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一唱一和地演一出戏,其实执委会早就已经批准了吞并计划。受此刺激之后,一些中派决定违反党纪,在1915年12月29日就战争拨款问题再次进行表决时,社民党议员们集体退席,不参加投票,但还是有二十名社民党议员留下来投了反对票[12]。

在执委会和忠诚反对派之间,第一道明显的裂痕就这么出现了。12月29日,忠诚反对派发表了一份声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声明中说,根据党的传统,对一个执行和平政策的政府表示信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现在德国的边界已经安全了。执委会对此的反应是在1916年1月12日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议会党团,以此来杀鸡儆猴[13]。

但党内的不满迹象正在不断增加。大柏林中央委员会(Zentralvorstand)以四十一对十七票通过了少数派的一份宣言,在柏林第六选区的三百二十名社民党干部中,有相当多的人属于少数派,累德堡争取到了他们,才通过了这个宣言。在莱比锡、哈勒和不来梅的党组织中也进行了类似的表决[14]。在党的机关里,有一部分人似乎正要加入忠诚反对派。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受到了追随他们的工人的压力。哈阿兹的职业是律师,他的职业使他每天都得面对镇压。他决定,自己再也不能在公民自由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了[15]。1916年3月24日[16],他在国会中发表演讲,激烈地抨击戒严状态,社民党少数派议员与他一起投票反对延长戒严。他们立刻得到了党的答复:社民党议会党团以五十三对三十三票将他们开除了[17]。


<h3>党在滑向分裂</h3>

被开除的三十三位社民党议员在国会内成立了“社会民主劳动派”(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党团[18]。社民党议会党团的分裂,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原则上来说,党还是统一的,但它实际上已经有了两个议会党团和三个思想流派。

革命派与和平主义派似乎还没有接近到能一致的地步。自1915年12月起,支持社会民主劳动派的议员一直躲着李卜克内西[19]。在诺伊克伦会议上,他们拒绝参加正由李卜克内西及其同志所准备的五一节游行[20]。在不来梅,哈阿兹派的一位议员亨克[21]同正在筹办《工人政治》的克尼夫和弗洛里希断绝了关系[22]。最初的一批斯巴达克通信里,有对中派的激烈攻击。从那时起,这两个流派就在不停地较劲,争取扩大在党内的影响[23]。

执委会的一系列行动迫使两派相互靠拢了。从三月起,执委会发动了一连串粗暴的进攻,企图恢复对组织的控制。在九月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关于党的统一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中,执委会的进攻达到了顶点。军方在十月强占了《前进报》编辑部(当时的《前进报》已经成了以希法亭为首的中派分子的堡垒),并将其交给了执委会,执委会派赫尔曼·穆勒[24]去掌管《前进报》,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主要机关[25]。

同情反对派的柏林工人党员不会忘记这一事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抢劫,标志着社民党领袖同社会主义原则的决裂。在国会就人力动员法进行讨论时,哈阿兹把这个法案叫做“第二部《反社会党人法》”[26]。对支持党内多数派赞成这项法案的人,以及接受了这项法案的工会领袖们,哈阿兹派进行了批判,他们批评这些人是在“给无产阶级身上绑锁链”[27]。这些法案在“芜菁之冬”里通过了,使得党内危机达到了顶点。在两股相互冲突的阶级力量的挤压下,党被撕裂了:统治阶级躲在执委会背后,让执委会充当他们的中间人,而劳动人民则推着中派,让中派表达出他们进行抵抗的意志。执委会发现,自己得面对自己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了。它唯一的做法,就是把早已在全国实行的戒严状态,搬到党内来。至于党内的忠诚反对派,则为了自保,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只反右派不反党”的做法。

1917年1月7日,在社会民主劳动派的倡议下,反对派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上就采取措施捍卫少数派、捍卫遭到开除的威胁的活动家、保护他们的报纸免受当局抢占的问题进行了协商[28]。各派反对派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在出席的一百五十七名代表中,有三十五名代表来自斯巴达克派[29]。会上没人提出同党决裂的倡议。代表斯巴达克派发言的麦尔建议,仿效斯图加特和不来梅党组织的做法,不向执委会缴纳党费[30]。大部分与会代表认为这极有可能导致党的分裂,没有同意他的意见。这次会议所取得的唯一成果,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反对派为了“在党章的框架内”发展自己的影响,在反对派之间保持“长期联系”[31]。对于这项决议,有一百一十一位代表赞成,斯巴达克派的三十四位代表提出了反对它的动议,博尔夏特派的六位代表提出了一份反对它的提案[32]。

反对派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分裂,然而执委会在十天之后做出的反应,却让反对派的深思熟虑都落了空。1月16日,执委会认为反对派召开代表大会的举动,表明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派别组织”,因此执委会宣布反对派“已自行脱党”。执委会命令各级党组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是与党章相悖的——同“破坏分子”作斗争,尽快把“破坏分子”开除出党[33]。这次清洗是以蛮横专断的方式进行的。在各级党组织中,如果执委会的支持者控制了当地的领导委员会,他们就把少数派开除出党;而如果地方党组织被反对派控制了,执委会就把被反对派控制的地方党组织<b>整个地</b>开除出党,然后再让自己信得过的人去重新成立地方党组织。有九十一个地方党组织就是这样被开除的,柏林、莱比锡、不来梅和不伦瑞克的活动家中,绝大多数也被开除了[34]。在执委会制造的既成事实面前,反对派也只能在这一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开展活动了。执委会把分裂强加给了反对派,在1917年4月6日召开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决定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h3>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立</h3>

就这样,社民党在战争的关键一年里分裂了,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在公开表态中,都不希望党发生分裂,然而事与愿违。这次分裂,既不是几个领袖的脱党,也不是几个地方党组织的脱离。党从上到下都分裂了。大概有十七万名党员留在老党里,而新党则自称有十二万党员[35]。在独立社民党里,有战前各种思想流派的最著名的领袖,比如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哈阿兹和累德堡,考茨基与希法亭,甚至还有伯恩施坦。对于这次分裂,反对派既没做好准备,也并不希望它发生;它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受到了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工人阶级不断上升的怒火,另一方面则是执委会为了替战争政策效劳,企图扼杀一切反抗所做出的决定。新党的领袖们曾宣称要避免分裂,并为此奋斗多年,如今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从分裂中产生出来的党的首领。

斯巴达克派的斗士们参加了独立社民党,这同样让人吃惊,要知道他们一直在同中派和忠诚反对派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从1915年12月起,在他们的一切文件中,都在强调必须在政治上同中派划清界限。在《前进报》上的一篇曾赢得列宁热烈赞扬[36]的著名文章里,奥托·吕勒表示赞成分裂,因为他觉得中派和革命派是不能在同一个组织里一起工作的[37]。

1916年3月,被社民党议会党团开除的社民党国会议员们成立了社会民主劳动派,斯巴达克派对此表示欢迎,但他们同时谨慎地同社会民主劳动派的和平主义政治活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斯巴达克派写道:“我们的口号既不是分裂也不是统一,不是成立新党也不是要维持老党,而是要通过群众的反抗,自下而上地夺回党,为此群众必须把他们的组织和工具掌握在手里。[38]”在1917年1月举行的反对派代表大会上,麦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立场:

<BLOCKQUOTE>反对派将继续留在党内,这是为了处处对多数派的政策进行讨伐和斗争,使群众不致为披着社会民主党外衣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欺骗,并且利用党作为无产阶级反帝阶级斗争的招兵站……我们留在党内的时间,只到我们能够发起反抗执委会的阶级斗争为止。自从我们的活动受到严重的阻挠开始,我们早就不愿意留在党内了。但我们并不拥护分裂党。[39]</BLOCKQUOTE>

然而,执委会的决定使党分裂了,结果,事态向着斯巴达克派所害怕的方向发展了。有许多人认为,同中派决裂的时机也已经到了。就在1916年12月1日举行的会议上,来自汉堡的鲁道夫·林道要求反对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设一个独立的革命党,来自不来梅的代表约翰·克尼夫也支持林道[40]。几周后,不来梅的活动家们决定停止向执委会缴纳党费,并自行开展活动[41]。在他们的报纸《工人政治》的专栏上,卡尔·拉狄克发表了一篇文章,为通过与中派进行决定性的决裂、建设一个革命党的观点进行了辩护,他写道:“与中派一起建党的想法,是危险的乌托邦。无论形势有利与否,如果左翼激进派想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话,他们就必须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党。[42]”许多斯巴达克派成员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这正是赫克特与他来自开姆尼茨的同志们的最初立场[43],也是约吉希斯成功争取到的符腾堡活动家们的最初立场。保尔·列维在1917年2月在《工人政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也持这种观点,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他属于国际派,他号召同中派进行彻底的、明确的决裂[44]。

目前的局势,是国际派从未预料到的,国际派也从不希望这种局势产生,但现在一切都得取决于国际派在这种局势中的做法。不来梅的左翼激进派承认了这一点:

<BLOCKQUOTE>左翼激进派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最重大的担子落在了国际派肩上,它是最活跃、规模最大的一个组织,尽管过去我们曾不得不批判它,但我们仍把它看作是未来的左翼激进派的党的核心。我们老实承认:没有了国际派,我们和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就无法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中,建设起一个有能力开展活动的党。左翼激进派如果要有条不紊地、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斗争(换句话说,就是要像一支小军队那样,但它迄今都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就得依靠国际派。否则,在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左翼反对派之间进行的划清界限、阐明立场的斗争,就要遭到进一步的拖延。[45]</BLOCKQUOTE>

可是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们没有做出决定。他们相信当局会不择手段来捂住他们的嘴巴,不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担心如果没有合法政党的掩护,他们就会同群众隔绝开来。于是尽管许多斯巴达克派成员对于参加独立社民党有保留意见,斯巴达克派的领袖们还是决定参加独立社民党。符腾堡的斯巴达克派成员对于参加独立社民党的保留意见特别强烈,因此约吉希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国际派明确反对成立独立的政党,因为这么做可能导致自己迅速蜕化成一个脱离群众的孤立小宗派[46]。

斯巴达克派甚至还在独立社民党成立大会上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来自杜伊斯堡(Duisberg)的斯巴达克派成员萝茜·沃尔夫施泰因[47]在发言中表示自己对中派非常不信任[48]。代表斯巴达克派发言的弗里茨·吕克[49]表示,他要求斯巴达克派能在新党内保持最大的行动自由,并表示他们必须为党的基层组织争取最广泛的自主权,以此来反对“机关”,还在口头上和行动上对“革命政策”表示了赞成[50]。

斯巴达克派的决定所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是导致了革命少数派的分裂(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和博尔夏特没有参加独立社民党)[51],比这更严重的,是让独立社民党能够利用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英勇的反战斗争中赢得的巨大声望。

乍一看,考茨基、伯恩施坦和乌尔姆[52]等人(他们被认为是中派里的右翼)会参加独立社民党,是很让人奇怪的。人们都知道,他们认为进行通过斗争、达成妥协、获得和平才是最基本、最关键的问题,而且这也是唯一能避免革命真正爆发的手段。人们都知道,他们相信没有旧的社民党的领导,这种斗争就不可能成功。即使是在社民党执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大清洗之后,他们仍然顽固地反对成立新党。

在他们那类中派分子里面,有许多人在哥达大会上希望避免宣布成立新党,并满足于给自己贴上“反对派组织”的标签,在他们看来,被人看作是“反对派组织”,而不是新的党,有两个好处:一方面既能保住让旧党重生的前景,另一方面又能与要求建立新党和新国际的革命派的路线相靠拢。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很可能是在同朋友们商量之后,为了制衡斯巴达克派、限制斯巴达克派在新党内的影响,才决定参加这个新组织的[53]。

在哥达大会上,考茨基与前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艾斯纳[54]最终决定同哈阿兹合作,坚持要求让新党保留老党的名字。考茨基声称新党“应该是老党的延续”,他表示“政府社会党人”已经抛弃了党,背叛了党的纲领,放弃了党的使命。被他当成是“倒退”立场的东西,正是大部分代表的真实想法。听了大会上的发言的哈阿兹则认真地要成立新党,他认为新党将纠正1914年8月的错误,并回到那条永远不该被抛弃的路线上去,“统一起来,有力地、卓有成效地领导阶级斗争。[55]”。

从这个意义来说,哈阿兹想要的,是让1914年以前的那个老党复活,而在这个复活的老党里,政治组成依然跟1914年以前一样,派别冲突也跟1914年以前一样;在革命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旁边的,是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累德堡则对斯巴达克派及被他称为“虚无主义”的那些人进行了尖锐的——甚至可以说是刻薄的——攻击,以此同他们拉开距离。他支持保卫祖国的原则,又号召群众向政府施压,以此迫使政府开始和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即为了各民族的自决、国际仲裁、全面裁军和废除秘密外交而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观点——这恰恰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路线不谋而合[56]。

绝大多数新党党员同意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的观点,即他们必须同时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换句话说,就是再次举起被“多数派”践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再次把最低纲领和革命目标结合起来。哥达代表大会庄严地重新采纳了爱尔福特纲领[57],这赋予了成立党的举动以完全的意义。代表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让旧的社民党获得重生,让旧社民党的斗争方式、旧社民党反对国家、拒绝同国家合作的传统获得重生,但他们同时也让旧社民党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怀疑主义获得了重生——旧社民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一直抱着一种既盼望它来临、但又觉得它遥不可及的态度。

新党的体制、集中化程度及其机关的角色与战前的老党有较大的不同,这方面的差异是很重要的。出席成立大会的大部分代表相信,一切不好的问题都是由于老党的组织方式造成的。他们决定限制各级领导委员会中的全职干部的权力,只让全职干部担任顾问的角色。各级领导委员会也改叫行动委员会(Aktionausschuss)。各级地方组织的书记也因此改为由地方组织任命,直接向地方组织领工资,而不是向全国领导机关领工资。全国领导机关也不再拥有党的企业——特别是党的媒体——的财产的所有权证书。而且还设立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Beirat),全国领导机关在作出任何重大决定之前,都要征询顾问委员会的意见[58]。

正如肖尔斯克所指出的,中派分子们即使是在力图革新的时候,还是死抱着过去不放。他们只是从战前几年那段时间里遇到组织问题的经历出发,来考虑组织问题的,他们是带着机会主义的观点来阻止官僚主义机构的重生的。不过,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严酷的镇压正在进行,正逐渐浮现的革命形势提出了对真正的集中制的要求。但是斯巴达克派在反集中制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要求把全职干部的数量和中央手里的财政资源减少到最低限度,还要求让各级地方组织拥有完全的表达与行动的自由。斯巴达克派的一位代表、年轻的弗里茨·吕克明确地说:“我们要求得到执行我们自己政策的自由。[59]”

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巴达克派会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独立社民党。李卜克内西后来说,他们参加独立社民党“是为了推动独立社民党向前进,尽量控制它,并争取到它最优秀的那部分党员”[60],而且也是因为对那些难以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来说,独立社民党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最好的开展工作的领域。

但这些解释只能说明部分问题。斯巴达克派对于新党的态度,只能由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来解释。在同官僚集中制的斗争中,他们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在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中,对于组织问题并不太关注。他们与其他派别——在国际层面上是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层面上是不来梅的左翼激进派——之间的分歧,源头就在这里。斯巴达克派认为群众能够在行动的过程中,自行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并认为党只能启发、鼓舞群众投入行动,如果他们不是这么认为的话,他们就会成立自己的组织,最起码也是在独立社民党内成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牢固的派别组织——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对于独立社民党在哥达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组织体制,肖尔斯克是这么评论的:

<BLOCKQUOTE>如果有了组织上的工具,只要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一开始,就能通过组织工具把它们汇聚成一股统一、牢固的政治进攻力量,然而独立社民党却自己丢掉了组织工具。过去的失败经验,让未来的革命领袖们失去了判断力。[61]</BLOCKQUOTE>


<h3>左翼的分裂</h3>

左翼激进派拼命地反对斯巴达克派参加新党的决定。在1917年2月的一次在不来梅召开的会议上,克尼夫号召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决裂:

<BLOCKQUOTE>社民党的社会爱国主义领袖强行分裂了党,因此必须同党内、工会内和合作社内的社会爱国主义与中派进行最尖锐的斗争。为此需要马上把工人政党内所有的左翼激进派进一步加以重组,最后组织一次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国际会议,把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62]的工作继续下去。[63]</BLOCKQUOTE>

1917年三月初,不来梅、汉堡、汉诺威(Hanover)和吕斯特林根(Rüstringen)的左翼激进派小组宣布支持同中派决裂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左翼激进派的党[64]。博尔夏特也持这种立场,他还以需要把所有“领袖”清除出工人运动为由,为这一立场辩护[65]。

哥达代表大会闭幕后,不来梅和汉堡的左翼激进派小组立刻发表声明,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派组织[66]。《工人政治》在七月宣布:“国际派已经死了……在德国存在着稳固的基础,足以在它上面建立起新的国际社会党。一群同志已经自己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向着成立新党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67]。”

1917年8月,各左翼激进派小组终于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不来梅、柏林、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吕斯特林根、默尔斯(Moers)和诺伊施塔特(Neustadt)的代表,他们怀着建设一个“国际社会党”的展望,在柏林举行了会议[68]。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必须阻止工人运动中各政党和各工会之间的分离。它宣称支持组织工人协会(Einheitsorganisationen),这个立场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有根本的不同,而这些左翼激进派小组在此之前显然是追随布尔什维克的。而就在同时,博尔夏特也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认为德国很可能不会爆发革命[69]。此时仍是国会议员的奥托·吕勒则和支持他的德累斯顿与皮尔纳(Pirna)活动家一起参加了德国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

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与独立社民党的成立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造成了革命左派的分裂,并产生了大量的混乱。但它也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对流亡瑞士的德国革命派的影响显著增长了。通过由维利·明岑贝格经营的《青年国际》杂志,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偷偷传入了德国,许多青年斗士,不论他们是斯巴达克派成员还是左翼激进派,都由此受到了列宁的影响
[70]。而保尔·列维则接受了季诺维也夫的邀请,作为德国代表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71]。

拉狄克向列宁介绍了列维,列宁认为列维当时“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72]。1917年4月,当列宁开始踏上返回俄国的漫长旅程时,列维是第一个在国际主义者宣言上签字的人,他签字时用的是保尔·哈特施泰因(Paul Hartstein)这个笔名。列宁这次回国,是在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许可之后组织的,国际主义者的宣言对列宁的这一举措表示支持,并宣称“要求回国的俄国革命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那里干革命”,“通过这一行动,他们将帮助一切国家,特别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开始反抗他们的政府的革命斗争”[73]。不久后,列维回到德国,在斯巴达克派的领导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以哈特劳布(Hartlaub)的笔名,同法兰克福的独立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合作[74]。

至于拉狄克,在列宁回国时,他也离开了瑞士,与沃罗夫斯基[75]和加涅茨基[76]一起呆在斯德哥尔摩。他们一起出版了两份报刊,一份叫《俄国革命信使报》(Bo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另一份叫《俄国通讯—真理报》(Russische Korrespondez-Pravda),这两份报刊是在德国出版的,上面刊登有布尔什维克的文件和来自俄国的消息[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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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1917—1923年德国革命》(皮埃尔·布鲁埃)【中文翻译正在进行时】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2月 24日 15:04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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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克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61页。

[2]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51—52页。

[3]“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本意是指资产阶级议会中反对某项具体政策或某个具体的执政者、但却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换句话说,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对派,在这里是指既反对执委会中的右派,却又不愿同右派决裂的中派分子。——中译者注

[4]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53—54页,第60页。

[5]阿图尔·施塔特哈根(Arthur Stadthagen,1857年5月23日——1917年12月5日),德国律师,1884年(一说1887年)参加社民党,1890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此后一直连选连任直至逝世为止。1905年至1916年任《前进报》编辑。1906年起在柏林党校任教。一战中属于中派,1915年在国会中反对战争拨款,1916年与另外十七位社民党议员一起被开除出党,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中译者注

[6]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03页。

[7]《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der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第306卷,第46页。普拉格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56—57页)中引用了这些会议记录,但他没有提到那些民族主义言论。

[8]《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169页,n.1。

[9]《当务之急》(Das Gebot der Stunde),《莱比锡人民报》,1915年6月19日;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72—74页。

[10]巴特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第240页,n.1。

[11]菲·谢德曼,《崩溃》(Der Zusammenbruch),柏林,1921年,第30—32页;《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6卷,第443页。

[12]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87—88页。

[13]同上,第87页、第90页。

[14]同上,第91页。

[15]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09页。

[16]原文为5月24日,经查证改为3月24日。——中译者注

[17]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94—96页。

[18]声明内容详见《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96页。

[19]李卜克内西,《用阶级斗争反对战争》,第90—92页;《1915年的十二月派》(Die Dezembermänner von 1915),《斯巴达克通信》,第86—91页。

[20]《斯巴达克通信》,第165—166页。

[21]阿尔弗雷德·亨克(Alfred Henke,1868年3月1日——1946年2月24日),当过卷烟工人,后参加工会运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参加社民党。1900年至1919年任《不来梅市民报》编辑,1912年至1918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最初在党内属于激进左派,一战爆发时反对战争,在他的领导下,《不来梅市民报》成了激进派的舆论阵地之一。1916年与哈阿兹等人一起被开除出议会党团。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十一月革命中曾任不来梅苏维埃共和国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中译者注

[22]《在红旗下》,东柏林,1958年,第90—91页。

[23]考茨基在1916年8月7日写给阿德勒的信中写道:“斯巴达克派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危险……假如议会党团中的左派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在一年以前就宣布独立的话,今天的斯巴达克派就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宗派。”(阿德勒,《与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卡尔·考茨基的通信录》,第361页。)

[24]赫尔曼·穆勒(Hermann Müller,1876年5月18日——1931年3月20日),1893年参加社民党,1906年在倍倍尔的推荐下,被选入党的出版机关。一战中支持战争。1919年1月被选为党主席。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任总理。——中译者注

[25]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16—119页。

[26]《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速记》,第308卷,第2290—2294页。

[27]《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Gründungsparteitages der USP),1917年,第88页。

[28]同上,第97—98页;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4页。

[29]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5页。

[30]《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99页;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5—126页。

[31]决议全文收录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6—127页。

[32]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26页。

[33]同上,第129—130页;《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1917年,第36页。

[34]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30—131页。

[35]《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8页.奥西普·库尔特·弗莱赫特海姆(Ossip Kurt Flechtheim)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德兰(Drahn)估计社民党有二十四万八千名党员,独立社民党则有十万人。弗莱赫特海姆还写道,根据艾伯特的说法,独立社民党在柏林有一万四千名党员,而社民党则有一万二千名党员(奥·库·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奥芬巴赫[Offenbach],1948年,第109页)。

[36]弗·伊·列宁,《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49—253页。

[37]《前进报》,1916年1月12日;翻印版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301—305页。

[38]《深思熟虑与当机立断》(Nüchterne Prüfung und scharfe Entscheidung),《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328—333页。

[39]恩·麦尔,《战争中的斯巴达克派》(Spartakus im Kriege),柏林,1927年,第14页。

[40]格洛比希,《……但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第138页。

[41]《在红旗下》,第90页。

[42]《在自己的旗帜下》(Unterm eigenen Banner),《工人政治》,第8期、第9期,1917年,收录于《在德国革命的行列中》第411页。

[43]贝克特,《开姆尼茨左派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建立新党的斗争》,第109页。

[44]保·列维,《我们与他人》(Wir und die ander),《工人政治》,第9期,1917年。

[45]《工人政治》,第10期,1917年3月10日。

[46]《德国革命插图史》第147—148页上载有他这封信的摘录。

[47]萝茜·沃尔夫施泰因(Rosi Wolfstein,1888年5月27日——1987年12月11日),出身于商人家庭,学过贸易。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3年在党校里当过卢森堡的学生。一战中活跃于青年组织和斯巴达克同盟。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1918年被选为杜塞尔多夫苏维埃委员,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任书记。1921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起与丈夫保尔·弗洛里希一起致力于出版罗莎·卢森堡的著作。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德共(反对派)和社工党。1933年流亡国外,1941年至1950年流亡美国。后返回法兰克福定居,并参加了社民党。

[48]《莱比锡人民报》,1917年4月15日。

[49]弗里茨·吕克(Fritz Rück,1895年4月15日——1959年11月18日),出身于木匠家庭,当过印刷工人。1913年参加社民党,在党内属于左派,活跃于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1915—1916年应征入伍,后退役,参加了斯巴达克派,后参加独立社民党,在斯图加特与人合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十一月革命期间在斯图加特领导革命。1921年起在《红旗》编辑部工作,1923年支持布兰德勒。1929年被当作右派开除出党。1932年参加社工党。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瑞士,1937年流亡瑞典。后参加社民党。曾写过多本儿童读物。二战后任西德印刷工人工会主席。

[50]《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19—23页。斯巴达克派代表在发言中赞同地引用拉狄克战前写的文章时,多次遭到打断(第62—67页)。

[51]关于不来梅和汉堡的反对派的声明,详见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605页。

[52]艾玛努埃尔·乌尔姆(Emanuel Wurm,1857年9月16日——1920年5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二十世纪初与考茨基一起编辑《新时代》杂志,并在柏林党校任教。后参加独立社民党。——中译者注

[53]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14—315页。

[54]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867年5月14日——1919年2月21日),出身于加利西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于柏林,1898年参加社民党,同年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撰写文艺评论。后成为修正主义者,1905年离开《前进报》编辑部,此后靠撰文为生。1914年出于和平主义立场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社民党,在慕尼黑的工厂里开展组织工作。1918年1月被判处八个月监禁,十一月革命中在巴伐利亚领导革命,后任巴伐利亚总理,1919年2月21日被暗杀。

[55]《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1917年,第39—40页,第49页。

[56]同上,第56页。

[57]同上,第47页。

[58]同上,第48页。有关组织体制的草案是由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提出的。新党的全国领导机关是由迪特曼、哈阿兹、霍菲尔(Hofer)、劳坎特、累德堡、温格尔斯(Wengels)和路易斯·蔡茨(Luise Zeitz)组成的。恩斯特·麦尔在全国领导机关的选举中落败。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迪斯曼、保尔·迪特曼(Paul Dittmann)、弗莱斯纳(Fleissner)、格吕茨(Grütz)、亨克、塞普·奥尔特(Sepp Oerter)和施奈尔巴赫(Schnellbacher)(普拉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第154页)。

[59]《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记录》,第22—26页,第29页。

[60]《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的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成立大会记录》(Bericht über den Gründungs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partakusbund] 30 December 1918 to 1 January 1919),柏林,未注明日期(1919年),第4页。

[61]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21页。

[62]昆塔尔(Kienthal)是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1916年4月24日至30日,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在此召开,这次会议又被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意、英、波、罗、保、葡和瑞士等国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44人。列宁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为结束战争而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对和平的态度问题。鉴于广大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和考茨基派鼓吹的社会和平主义日趋泛滥,列宁为首的左派联名提出《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草案明确提出,社会民主党唯一的和平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冲击,把武器指向资产阶级政府,指出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政策不过是替机会主义者助长声势。由于会上中派考茨基主义者居多数,草案未被通过。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采纳了草案中一些观点,揭露和批判社会和平主义,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机会主义立场,重申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持久和平。会议通过《告破产的和被迫害的人民书》,即《昆塔尔宣言》,号召人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争取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这个宣言比《齐美尔瓦尔德宣言》前进了一步。昆塔尔会议是列宁为建立新的国际而进行的尝试。会议没有接受成立第三国际的建议。但对团结左派起了积极作用,为第三国际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中译者注

[63]《工人政治》,第8期,1917年2月24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571页。

[64]《工人政治》,第10期,1917年3月10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573页。

[65]同上,第578页。

[66]《工人政治》,第18期,1917年5月5日,收录于《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1卷,第605页。

[67]《工人政治》,第30期,1917年7月28日。

[68]沃尔盖穆特在《德国共产党的成立》第219页中第一次记载了这次会议,此前从未有人记述过这次会议。

[69]尤·博尔夏特,《革命的希望!》(Revolutionshoffnung!)(版本信息未查明)。

[70]明岑贝格,《第三条战线》,第197—204页。

[71]根据昂利·吉尔波(Henri Guilbeaux)在《从克里姆林宫到谢尔什—米迪》(Du Kremlin au Cherch-Midi,巴黎,1933年,第106页)中的说法,列维是在奥尔腾会议上应邀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局的。

1917年2月1日,在奥尔腾(Olten)举行了只有部分人员出席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被邀请参加协约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1917年3月)的那些组织的代表(弗·伊·列宁,《一个社会党的一小段历史》,《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72页)。——中译者注

[72]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72页。

[73]《1917年4月7日伯尔尼国际主义者宣言》(Déclaration des internationalistes faite à Berne le 7 avril 1917),《未来》(Demain),第13期,1917年5月。

[74]夏·贝拉特,《保尔·列维》(Paul Levi),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第18页。

[75]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Воровский,1871年10月27日——1923年5月10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刊活动家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家。1890年起从事革命活动,1894年是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1902年为《火星报》撰稿人。1904年在敖德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局。1905年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的编辑之一、党的秘密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之一。1905年底是第一家布尔什维克公开日报《新生活报》的编辑之一。1906年先后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生活通报》、《浪潮报》、《前进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07年与列宁共同编辑《观察周报》、《新光线报》、《青年俄罗斯报》。1910—1914年参加党的理论刊物《思想》和《启蒙》的编辑部工作。1915年赴斯德哥尔摩在党的国外局工作。十月革命后历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全权代表、驻意大利全权代表、热那亚会议苏俄代表团秘书长。1923年作为苏俄代表参加洛桑会议时被刺身亡。写有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译者注

[76]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1897年3月15日——1937年11月26日),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移居德国,1903—09年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活跃于波兰,1907年起被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与德国政府进行交涉,最终使德国政府同意让列宁经过德占区回国。十月革命后先后从事银行和外交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77]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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