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问题 - 阶级参考【资料专辑】

青年工人

由于民族问题错综复杂，且可供无产阶级革命参考的文字资料十分缺乏、难找，即使在同样的革命社会主义阵营里具体结论也常常莫衷一是，而先锋工人网也无力做出评论文章，因而特设若干资料专辑，按一定立场原则搜集资料，供大家参考。本帖在以下立场上搜集、组织各方面资料，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奋斗者思考、批评、研究。

工人阶级左派-革命社会主义者在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包括新疆、西藏、蒙古等问题）上的立场参考
（以下立场仍有待随着作者的认识不断修订完善）

一基本立场

1.承认民族自决权，力图打消各族无产阶级之间的民族偏见，实现民族平等——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

2.反对民族压迫政策——它应由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负责，支持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这种支持首先具体表现在支持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反抗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对民族解放的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

3.但工人阶级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不论是民族主义的思潮、政党组织还是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反对压迫民族一方的爱国主义（思潮、政治组织及政治运动）。因为各类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代表着“民族”中的有产阶级的利益。

4.上述立场并不意味着中立，而是意味着采取积极前进的工人阶级独立立场的可能性。
打个比方，一个大黑帮打击迫害一个小黑帮，小黑帮帮主的豪宅和妻妾被强占，小黑帮地盘上的工人遭到超额压榨。小黑帮为夺回豪宅和妻妾，鼓动自己地盘上的工人去反对大黑帮，工人革命者当然不是抽象地“支持小黑帮的共同斗争”（这个口号根本就是混淆视听），而应该区分“同一个民族”人群里的不同阶级，以具体的工人团结反抗黑帮的纲领、口号和措施，来帮助工人进行反民族压迫斗争，使这种斗争有机地包含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中。

5.“批判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只会使被压迫民族的工人阶级在更向前进一步时被绊住脚。这甚至比单纯支持民族主义运动更危险，因为它更精致细微。
例如，本来只是为了反抗政治压迫的被压迫民族工人，在联合罢工中成立了工厂委员会或工人代表会，大有侵犯包括本族资本家（而他也是民族主义积极分子）的财产特权之势，民族主义运动必定要约束甚至必要时打压扼杀工人的“激进过火行为”，长期“批判地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革命说教”将被迅疾的事变打得措手不及。应该注意的是，“反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不必常挂嘴边，但至少不应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给工人丝毫幻觉，让人以为“某些民族主义有时还是有进步性的”。

二若干具体探讨

1.对“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之辨析。这个观点是左派里争论的焦点。
我认为，民族压迫的实质是有产阶级（特权集团）对劳动阶级分而治之、方便统治的政策和思想，同时它也反映了有产阶级（特权集团）内部的利益相对分化（特别是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民族压迫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的阶级压迫，或者说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因为是特殊形式，区别于一般的阶级压迫，例如工厂主对工人的压榨、开发商对农民的强拆、公司高管在工薪职员头上颐指使气。

2.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民族压迫的阶级基础被铲除了，但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和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工人阶级而兴起的官僚特权阶层，仍保存了民族偏见的精神文化因素，通过官僚特权统治表现出来，形成新的民族压迫，更准确说是资本主义下的民族压迫的精神文化映像，它不是实质意义的民族压迫。（不论是否给这个词加上双引号）
但畸形工人国家的民族压迫与资本主义下的民族压迫有本质不同，政治内容不同，解决办法也很不一样——前者要通过一场政治革命来改变，后者则要更深刻的社会革命（连带政治上的翻天覆地）。

3.即使在畸形工人国家，由于民族压迫失去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只是一种映像），民族的经济文化隔阂在大的范围内仍在逐步消失——尽管是常常被官僚统治所扭曲的形式。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国（资本主义国际）境内民族冲突日益加剧，与下半叶前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畸形工人国）境内民族融合缓慢曲折地前进（很多少数民族，例如满族和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思想文化差别都在淡化），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而1980年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复辟后，民族问题不断加剧升级，甚至大有“新民国”超过旧民国之势，又再次做出一个十分明显的对比。

4.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民族的定义和合法性不值得详细争论。
资产阶级热衷于这些争论，只是为了用一些神圣的概念、抽象理论和“民族感情”去欺骗被统治阶级，争夺统治地盘。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定义的确有问题（特别是那“五个共同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必需一定区域内、较独立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才能够在舆论文化和群众意识这些方面建构起来（即马克思主义传统定义中的共同地域、共同市场、共同心理文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概念定义不管有什么问题，它还指出了民族利益/民族主义/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实质、发展规律，以及工人阶级应有态度，在今天仍完全适用，具有强大生命力。

5.现实中的“民族感情”“民族义愤”“爱国情感/义愤”都扭曲地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阶级仇恨，共产主义者既不应简单盲目地否定、嘲笑、蔑视这些感情，也不应停留于对其抱以模糊含混的同情，或抽象地认为它“多少有点进步性”，甚至自欺欺人地将之作为“批判地支持民族主义”的理由。而应以具体的分析澄清这种“感情”，帮助被压迫阶级将其阶级仇恨，导向反对民族压迫和一般阶级压迫的共同解放事业。
（另外需要说的是，无论压迫民族还是被压迫民族，其统治阶级比被统治阶级更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民族感情/义愤”，但他们仍要借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对失去的生意、利润和特权的痛惜，这是他们唯一的“感情”。）

6.相当一大部分资产阶级舆论将重点放在了“大汉族主义”与少数民族利益的冲突上，部分在野资产阶级舆论重点讨伐“大汉族主义”。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混淆视听的成分，似乎问题只在于“大汉族主义”。
应该指出，大汉族主义的确构成了老的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本（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反满的汉族独立革命），老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无法完成土改而不能统一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革命的任务落到了无产阶级革命身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改和大规模工业化正好完成了民族统一的任务、但它同时更延伸为消灭民族差别的历史进程（如上述第3点所说，它是扭曲的，但毕竟是朝着这个方向）。这个历史进程却很快又被1980年代资本主义复辟打断，但新生资产阶级取得了过去工人国家实现的成果（主要是土改建立起的全国统一市场与体系化的工业技术基盘），从而使一个不同于“大汉民族”的新民族——“中国民族”具有了物质基础。而这种“中国主义”的民族观念是当代中国资产阶级更为需要的、更具现实性的意识形态，但中国资产阶级还未完全认清这一点，而且大汉族主义有更熟悉的文化传统（贯穿二十世纪），于是出现了“中国主义”与“大汉族主义”同时发展的景象。（国内文化界里，读经和汉服运动、对岳飞等人是否民族英雄的解读争论等，反映了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潮同时发展、初步交锋的情况。）
这个具体差别并非不重要，共产主义者应该清楚认识资产阶级敌营的情况，特别是更认清“中国主义”的危害，而不是尾随自由派只知讨伐大汉族主义。

7.造成民族问题的原因需要具体分析，固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实行了特殊的阶级压迫政策——打压民族文化、宗教、习俗所造成的，但更大一部分原因实质上是一般的阶级对立、阶级压榨所造成的。民族主义舆论往往夸大了作为特殊的阶级压迫的民族压迫，并且极力掩盖一般的阶级压迫，这是共产主义者必须高度注意的。这一点，需要详细的社会经济观察和分析，也是本专辑资料搜集的重点之一。

三对现实中各派的看法

1.鼓吹驱逐买办、国家自立富强的自强派和国家主义者是资本统治阶级的帮凶，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死敌；尾随自强派之后的毛派充当了统治阶级的奴才走卒。

2.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主流（包括海外民运主流），出于本阶级特殊利益有限地反对CCP当局的爱国主义，但仍维护中华一统（近似于某种“中国主义”），从思想上看仍抱有压迫民族的偏见（但更隐晦、更“温和”），从实质上看是试图代表以亲美资本和部分“非官方资本”为重点的本土资产阶级利益。它们也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3.部分毛派的左翼（即毛左派）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复辟导致了民族问题的加剧，但却无视民族问题的特殊性——抹杀民族压迫，或者看不到民族压迫这种特殊的阶级压迫与一般的阶级压迫的差别，甚至进一步主张反对将民族自决权适用于今天中国，客观上是用左的分析来为中华资产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辩护。另一方面，毛左派对畸形工人国家的民族压迫政策毫无反省，反而一味吹赞毛时代的民族政策，这只会增进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的不信任。

4.少数激进的自由派分子（他们中包括少部分海外民运）支持完全的民族自决权，但这仍不敢越资本产权的雷池一步。而且，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高度发展、国内外资产阶级高度融合的今天，他们的政策并没有可行性。

5.境内民族主义运动（包括疆独、蒙独和达赖的藏人流亡集团）的不同程度的主流实际上已经、或正在、或倾向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妥协媾和。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融合的全球大形势所决定的。

6.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相对要劣势得多，不过疆独有可能成为一个例外，得到邻近的蒙古国同情的蒙独也具有潜在的优势，它们也得到上述第4点激进自由派的支持。
可是当它们一旦真正争取得独立，国家的经济仍不可避免要依附于邻近的资本列强，仍不可避免要两极分化——上层有产阶级勾结外国资本列强作威作福，而下层人民与压迫民族的人民本质上毫无差别地受压榨（以哈萨克族为主导的哈萨克斯坦、以藏传佛教立国的不丹、以蒙古族人为主导的蒙古国，都是最明显最生动的事实例证）。
真正追求民族自由与平等的被压迫民族奋斗者，特别是民族主义的工人，只有跳脱资本主义及其民族国家疆界的牢笼，团结各民族各国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不断强化工人阶级民主、把工人革命发扬光大，才能实现民族自由的理想。在实现真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革新后的民族文化也将成为没有政治属性的真正全人类精神文化财富。

7.最近五年进入中国政治斗争的工人国际委员会CWI，自称托派，但实则扮演了政治立场模糊的激进泛左机会主义角色。在民族问题上CWI特别采取了投机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简单说就是见风使舵：当境内民族分离主义壮大乃至成为当地工人阶级的主要政治倾向时，就支持它，但要加上一句“支持社会主义的独立新疆/西藏/……”；还不壮大时，对它“最坚决批评”（实质只能是有限批评，因为保留了“壮大后转变态度”的尾巴）。
CWI的这种政策，表面上看是粗制滥造的投机主义，很容易遭到中国左派特别是左翼青年的反对。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特别是当民族分离主义在某地区高涨起来的时候，也因为“民族感情”扭曲地反映了被压迫阶级的阶级仇恨。CWI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本质上是不要原则，为上层“随机应变”的叛卖权谋准备理论基础。

2009年7月31日

青年工人

双重压迫

——略谈新疆

廖化

在新疆骚乱发生之后两周，7月21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吴仕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民族政策实质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和谐的政策，所以它和暴力事件毫无关联。」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没有丝毫错误；有错都是别人，是三股势力的错。

错在民族自治？

中国政府当然大错特错。首先，它连所承诺的民族自治都没有落实；其次，它也没有落实宗教自由。而它这样做的背后原因，就是暗中推行强迫汉化。

两位大陆学者徐晓萍、金鑫所著的《中国民族问题报告》没有根本质疑中共的民族政策，但是在谈到1984年的区域自治法的时候指出，「这部法规还是过于笼统」，后来虽然有再制定补充条例，但是基本上只涉及「婚姻、继承、选举、计划生育、义务教育等」，而「自治地方特别需要的财税、金融、外贸、资源开发等经济领域的补充规定尚付阙如。」其次，自治法所规定的自治权，「其实这些权利在任何一个其它非民族自治地方也都毫无争议地享有。甚至在沿海一些地方，他们的经济自主权要远远大于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对资源的开发，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有限。」关于后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今日的民族危机非常重要。

在七五事件之后，有些汉人评论家，往往不论思想倾向，在所谓反思民族冲突的时候，不是循名责实，批评政府拒不落实民族自治，而是迁就政府埋葬民族自治的现实，进而怪罪于民族自治本身。他们不约而同地说：

「民族自治造成民族隔阂，加深民族对立，阻止民族融合。民族自治实质是民族隔离、民族分化。」（署名「华北电力」）

「经验表明，即使是民族自治制度仍然过于理想。过于理想式的民族政策不仅不利于国家的整合和民族的融合，反而经常会演变成民族分离的制度基础。」（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拿民族自治不利于民族融合的所谓理由来反对民族自治是非常可笑的。首先，民族融合是用来形容历史上各民族在日益密切交往下、互相同化的情况。所以民族融合涉及的时间跨度非常长，并非靠特定时期的统治者可以人为达成的。我们这一代人最多可以采取一些促进融合的政策，而不是幻想可以在这一代人去完成。而促进的政策，必须以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为前提，而民族自治是最起码的权利。促进的政策也可以包括族群共融（ethnic integration），就是推动各族群在职业、教育、居住各方面共融，并为此保证机会平等，反对任何隔离政策（从前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隔离——例如在学校分为藏人、维人班和汉人班）。任何人靠否定民族自治来造成「民族融合」，其实是民族融合的促退派，是打着民族融合的旗子来实行强迫汉化而已。

郑永年所说的「完全实现自治，就和自决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而自决又和独立可以等同起来」更加离谱。出于大学教授之口实在匪夷所思。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容许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不就等于邓小平主张香港独立吗？邓小平说台湾的自治可以高到保留自己的军队，就更加是搞台独了。或者郑永年会自辩道，「我只说完全自治才变成独立，没说高度自治也会」。问题是谁主张过等于独立的「完全自治」？何谓「完全自治」？如果学者可以随便把自己发明的无限夸大之词强加于对手，那么任谁都可以拿「完全民主等于无政府主义」来证明民主行不通。这还有甚么认真的辩论可言？

更可笑的是有些评论者把中国的民族自治当成是中共当年从苏联那里学回来的、不切实际的东西。其实中共那种有名无实的民族自治根本不用向谁学习。稍微涉猎过当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苏联当时在民族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最为重要和大胆的不是关于民族自治，而是民族自决；在这个原则下，沙俄统治下的原有各少数民族，都享有加入或者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的权利。这不是鼓励分裂，而是保障苏联各民族的联合是真正建基于自愿而非强迫的原则之上。后来在斯大林的专制主义下，苏联的民族自决权名存实亡。到了中共，早在抗战时代更是彻底抛弃其早期的民族自决的主张，而后退为主张民族自治；建国后中共更实际上将之阉割。现在这些汉人评论家不去责难中共背弃原则，反而说民族自治不切实际，实际上是助纣为虐。

那些反对民族自治的人爱举出美国为例子：人家都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啊，结果令到美国变成民族大熔炉，没有民族分裂主义了。的确，对于大汉族主义者来说，美国是典范：先把美洲原住民杀个八九成，你们还能不「融合」吗？

根据民主原则，人类社群联合为国家，都应该以自愿同意为基础。少数民族，特别是有明显聚居区域的少数民族，理所当然享有民族自决权。如果经过民主谈判之后，少数民族愿意加入这个国家，但保留区域上的自治，也是很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共对少数民族连低度自治也否定，就是民族压迫和强迫汉化，罪在中共。

宗教不自由

宗教自由的落实情况也基本一样。例如禁止18岁以下的公民进入清真寺，就违反宗教自由。其实，在政教分离原则下，只要做到所有公立学校都不能规定任何宗教为必修科目就够了，根本没有需要也没有理由对未成年人的宗教自由作出这种限制。

中共的官方文件总是吹嘘自己怎么尊重宗教自由，其实一看细节就会露出马脚。而再落实到基层，就连纸上的尊重也谈不到了。王力雄在他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记载了他在一间乡村学校看到的宣传画和文字，标题是“关于非法宗教活动的二十三种表现”。其中包括：

一、私办经文学校；

二、按传统方式主持婚姻；

三、纵容学生礼拜；

四、在官方之外组织朝觐；

五、擅自兴建宗教场所；

六、没有官方证书主持宗教活动；

七、跨地区宗教活动；

八、印发宗教宣传品；

九、接受国外宗教捐赠；

十、到国外进行宗教活动；

十一、随意发展教徒；

十二、攻击爱国宗教人士；

十三、国外的宗教渗透；

十四、散布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

十五、集会示威游行等；

这十五条无一不违反基本公民权利，而这就是维吾尔人日常所享受到的「宗教自由」了。

官僚资本主义下的新疆

中共的民族矛盾并不始于今天，为甚么现在会越演越烈？这同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资本主义道路越走越远直接有关。当它自己也变成为官僚资本的党之后，它就越来越把新疆看成为大发资源财的对象。这种动机是毛时代没有的。为了做世界血汗工厂，中国已经从过去石油自给自足变为一半消费量依靠入口。争夺世界石油资源成为重要国策。那当然也意味加强开采本国石油资源。目前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占新疆总工业产值，已经达到34.1%，石油及和原料处理则占22%。两者相加超过工业产值一半。而新疆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存量估计分别达到209亿吨和10.85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中国内陆石油储存量的25.5%和27.9%。近年来中油和中石化公司均雄心勃勃加快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如果再加上每年用管道从哈萨克经新疆送到全国的2千万吨原油，那么，到了2010年新疆就成为全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基地。

可是当地人民从自然资源的开采中获益很少。上引的〈中国民族问题报告〉提供这样的数据：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补偿问题，根据1986年颁布的〈矿产资源法〉，虽然石油和其它各种矿产的矿山企业必须支付属于所有者权益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然而两项相加平均只有1.8%，远低于美国陆地石油12.5%，海上石油16.7%和其它矿产5%-8%的资源税率。……绝大多数当地群众没有从资源开采中获得相应的利益，但却要承担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

据8月底的金融时报的报道，2005年新疆自治区政府仅从石油业所上缴的148亿元人民币的各种税款中获得2.4亿元人民币。

就是连石油企业或者其它国企的就业机会也很少留给维族人。这是维族人失业严重的原因之一。最近无理被捕的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新疆经济发展与民族关系》，其中谈到失业问题：

「其实新疆劳动力就业矛盾早就发生了，在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聚居的城镇和乡村尤其严重。同时，国家在新疆兴建的一批批工业企业及新垦区，新城镇总伴随着东部大量人口的移入，而几乎没有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劳动人口。而与此同时没有能够或忽视少数民族聚居的老城镇和乡村的各项投入。在制定地区发展计划，预算分配方面和资源使用等方面，新疆少数民族处于被边缘化的极不平等的态势。根据中央和自治区政府的发展计划，经济发展落后的新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城乡没被列入任何发展计划，工业化未给予任何考虑。在广大南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未开办一家有规模的企业。因此，拨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预算仅占预算总额的极小部分。某种意义上讲，新疆少数民族没有很好的分享新疆经济发展的果实。」

改革开放之后，新疆维吾尔人中间无疑也出现了两极分化，更有像热比亚那样的大资本家。但是同汉人资本家比较，特别同官僚资本为背景的来比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实力上真是小巫见大巫。据王力雄说，拥有七成矿泉水市场占有率的「新疆雪百真冰川水」就是由新疆书记王乐泉的女婿开的。这些官僚资本也从近年来的各种基础建设和改建旧区中发了大财。新疆的旅游业也由汉族企业占主导。连一些生产清真食品的大企业也是由汉族人、而不是维吾尔族人经营的。

对于少数民族中的劳动群众来说，除了一层民族压迫之外，还加上一层阶级压迫。但由于种族歧视，在就业上百般排斥维吾尔工人，所以这种阶级压迫比较少表现在直接的雇佣劳动关系上，而是较多表现在对新疆的资源掠夺和霸占市场上。在这点上面，新疆可能比较西藏情况更为严重。

2009年7月28日

青年工人

1980年代北京当局对少数民族实行“两少一宽”的政策是民族不平等的表现？

1、文章《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兼谈“两少一宽”》，转自维吾尔在线中文网站

2、毛派文章《人为制造民族矛盾的“两少一宽”》，转自乌有之乡网站

以下转自百度百科

两少一宽
对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两少一宽”政策，是《中发〔1984〕第5号文件》规定的，即：“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杀少捕’，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怎样理解这项刑事政策呢？我们认为：(1)所谓少捕，是指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所犯之罪的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外附加刑时，根据具体案情如果在可处徒刑也可适用更轻刑罚时，就应当坚持不适用徒刑，因此“少捕”仅指轻罪而言——这是从《刑事诉讼法》第40条关于逮捕人犯条件的规定中引导出来的；(2)所谓少杀，是指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所犯之罪的法定刑罚有死刑，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坚决适用“死缓”，因此少杀仅指性质和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3)所谓从宽，是指在法定刑范围内和法定刑基础上处罚从宽，不是宽大无边；(4)这项政策的要求是少杀少捕和一般从宽，不能理解为不捕不杀，也不是一律从宽。因此，对于那些罪大恶极，顽抗到底，或者罪行虽轻但拒不悔改的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该捕则捕，该杀则杀，也是这项政策的要求。

以下转自维吾尔在线中文网站

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兼谈“两少一宽”

2009-07-05 03:23:41 编辑：两年来源：维吾尔在线浏览次数：480

本来题目后还要加上“兼谈两少一宽政策”，太长，另起题目或另找时间撰文，对我这样懒于打字的人实在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任务。趁今天的闲暇，一鼓作气的完成之，可能略些啰嗦，不符合我行文当言简意赅的主张，难免有思虑不周或用词欠妥之处，见谅！

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常识，却长期被人利用拿来说事，说的且振振有词，一幅苦大仇深，深受迫害的样子。对社会的不公，对法治缺陷的批评以及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论区域，不论民族，我们都是受害者，，谩骂和怨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家团结在一起努力改善就是了。然而，近年来有一股幽灵已经冉冉升起，在中国大地上肆虐，他们把一些事例无限放大到民族的高度，借此来造谣，丑化，漫骂攻击其他的民族。有很多言论都已触犯了法律，遗憾的是相关部门对要求自由，民主，对呼吁完全实施宪法言论删除的敏捷动作，和对发泄种族仇恨言论经常性的迟钝和不作为，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的祖国需要靠这种种族主义的助力才能崛起吗？良性的民族主义是无害的，然而，民族主义却是把双刃剑，弄不好就会伤着自己，更何况是极端民族主义。这股幽灵不是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对应的是地方民族主义，这帮人其实是大汉族主义的变种即极端大汉汉主义，其实质是极端民族主义，它和少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一样是个危害性很大的东西，甚至比前者的危害性更广更大。这种法西斯种族主义的言论往往打着复兴某族的旗号，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容易和民族主义混淆。放任这种族言论其实就是犯罪，它伤害的不仅仅是维吾尔族人，满族人，藏族人，回族人等少数民族，它也会伤害到汉族。对这股幽灵，全国各族人民应团结起来共讨之，露头就打，绝不给予其生存空间。

上面提到常识，有些大汉愤怒青年经常觉得被歧视了，觉得不公平，甚至基于此来妖魔化少数民族，仇视少数民族。我归纳了一下大致有这几类《一》两少一宽政策《二》考试加分《三》计划生育其中对两少一宽政策意见最大，我也把此条做重点多打几个字。
可以享受的加分考生有以下几种，(1)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评出的省级优秀学生；
　　(2)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

　　(3)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发明创造奖或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以上者；
　　(4)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六名、获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的考生(须出具参加比赛的原始成绩)。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决定，可以在高等学校调档分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同一考生如符合多项降低分数投档条件，只取其中降分幅度最大的一项分值，降低分数不得超过20分。
　　(1)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2)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3)荣立二等功以上的退役军人；(4)烈士子女。
　　退出部队现役的考生，在与其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少数民族学生的录取优惠本是一种民族政策与教育公平政策，错不在对弱势群体实行教育补偿的机制。错就错在有人可以在这方面打主意，比如更改民族成分。如果我们注意到可以加分的考生种类，比如第1条，第2条，可以玩的猫腻那就大了去了。因为一些少数民族因为历史，语言，及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原因无法享受到大多数汉族所享受到教育资源，即使在同一地区，在教师及教材的获取上少数民族都处于天然的劣势。华侨子女，台湾籍考生加得，少数民族加分就不行了，就不公平，就是压制汉族，，显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国内确实有教育不公，考试加分只是小菜，比如教育投入的不均衡，比如教育资源的分配，比如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录取名额分配，如深圳金融界高层子女的加分，比如保送生制度操作过程中暴露出的官员寻租，这些都属于教育的不公，拜托各位大汉别只把那警惕的眼睛只紧紧盯住少数民族。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高考分数线、录取指标地区间的不平衡，是代表议论的焦点之一，河南的人大代表们发出疑问，北京有１６００万左右人口，去年北大、清华的招生指标有８５１个；河南有９７００多万人口，两校的指标却只有１７１个。北京１．８８万个人中就有１个人能上北大、清华，而河南５６．７万个人中才有１个人能有这样的幸运，机会相差３０倍。我个人认为，对少数民族的加分不能搞一刀切，对居住在大城市的少数民族可以不加分，当然，于国内教育不公制度的全面改善未完成前，各种鱼目混珠的公与不公平交织在一起，确实令人迷惑和反感。
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大致可分为四类 1类香港不限制生育，（提醒香港也是中国人，居民大多数可是汉民族）2类西藏的藏族有限限制型（可生3胎） 3类新疆，宁夏等少数民族有限限制型 4类北京山东，广东等的只准一胎胎型。每个地区城市与农村又有不同，这只是大致分类，如一些一胎型政策的汉族也有准予生2胎的特殊规定，准予生多胎的民族地区也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只生一胎。

关于《两少一宽》

要点提醒：它是政策而非成文法律，而且是80年代的，它和许多那个年代的政策一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刑事立法正在探索之中。它针对的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少数民族犯罪分子中的刑事犯罪

两少一宽指的是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五号文件，这个政策本身具有当时时代的鲜明特点，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1983年严打斗争开始一段时间后，严打政策是邓小平民主张的，他不仅对严打斗争的必要性、严打斗争的重点对象、严打意义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而且还指出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艰巨性。

中共中央基于我国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与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为了既体现国家的民族政策，对突出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在〔1984〕5号文件中提出了两少一宽政策。这是根据我国民族地区的特点，首次明确提出的处理民族地区刑事犯罪的一项基本政又作了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的“两少一宽”刑事政策。
（2）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从宽的政策，亦即两少一宽政策。

现在的小年轻可能对80年代的严打了解的不多，很多人，因为很小的一件事就锒铛入狱，甚至被枪决。现在回头来看，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真是百般滋味在心头。但那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两少一宽”是与严打政策一起提出来的，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士的刑事处罚，调节的对象是少数民族。回顾当时的局势，文革刚结束，四人帮被打倒，后面又有一系列的政治变动。邓刚掌权并在巩固其权利，少数民族对政治社会大局的影响构不成威胁，对少数民族进行严打可能会适得其反。加之包括乌兰夫等少数民族官员还具有一定的实力，所以在严打斗争种特别提出了对少数民族两少一宽政策。实际上两少一宽政策在本质上仍属于民族政策的范畴，在当时也可以视为一项刑事待遇政策，对少数民族中犯罪分子的定罪和量刑，提出了明确的原则的要求。。但是它与严打政策相比，却存在明显差异，即它的提法过于原则，无法和严打政策丰富的内容相提并论。实质上，两少一宽政策只是一种政策思想的原则表露，缺乏可操作性。97刑法典颁布后，罪刑法定的原则已确立，虽然在讨论草稿中也有人建议将两少一宽政策写入刑法典，让此政策具有法律效力，但最终没被写入，至此，两少一宽政策已名存实亡。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也无操作可能。目前也仍然有学者在研究此政策的法律化，但不被大多数的法律人士所认同。国内法治建设中虽然有种种不足，但利用这种80年代的已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的政策造谣者，散播少数民族有犯法特权，少数民族强奸汉族女孩可以不被追究者，如果不是无知，就一定是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挑拨，破坏各民族的关系。至于对那些还不到追究刑责法定年龄或还未达到立案标准的如（新疆小偷）或不具备关押条件{如艾滋病等）的少数民族公安机关不予追究，和两少一宽，和少数民族身份无关，此种情形，对待汉族，警察其实也不予追究，这方面少数民族并无特权。部分办案警察存有语言困难，有畏难情绪，不是迎难而上，负责任地解决问题，这只是警察的素质和责任感有关，与两少一宽的政策扯不上关系。其实，利用“两少一宽”造谣少数民族在法律上高人一等，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造谣者们手段也并不怎么高明，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手段达到离间民族关系，激起普同百姓之间的仇恨。他们的自我膨胀已经到了天下老子第一的地步，他们忘了中国是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个事实，觉得自己享有的还不够多。“真理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谬误。”健康的民族主义是有益的，当这种民族主义向极端民族主义发展时，当这种幽灵在祖国开始汇集时，所有的国人都应当引起警惕，不管这种极端主义是什么民族的，我们都应当对其痛击，绝不能让他们成型。否则，受害的不只某一族或某一人，首先受害的一定是中国人。以往我们的目光多被少数民族的极端主义所吸引，极端主义没有申请专利，以大汉族主义为依托而变种的新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我们现在就应当预防，让它死于萌芽中。对网络上散播种族言论，造谣中伤其他民族的言论，要下决心坚决打击。否则，后患无穷，韶关事件已经敲响了警钟。很普通的常识，其实，寻求答案者只需亲自打个电话，假装自己或者妹妹被某位少数民族强奸了，向当地的公安，检察院，法院或免费的法律热线问个究竟，真假立判。如果真有哪位大汉汉自己或者亲属被某个少数民族人士杀了，强奸了，而当地司法部门以两少一宽为由不作为的话，，请提供证据，但千万别弄个什么“据说”“好像”之类的词，也别发挥想象力写推理小说，我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对这些在自己的祖国各方面都具强势，有着如此众多高官，学者，有着众多智慧热血青年的声称被我等少数民族欺负的大汉同胞深表同情。

对于那些极端民族主义的吹鼓手们，送上一句话作为结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玩火者必自焚！

————————————————————————————

以下转自乌有之乡网站

人为制造民族矛盾的“两少一宽”

作者：sdgm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点击数：0 更新时间：2009-7-17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团结至关重要，而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民族平等。　　

毛泽东时代，各个民族之间平等相处，各族儿女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偶有矛盾发生，各级政府也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亦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指导。一碗水端平，只看事情的是非曲直，而不看当事人的民族成份。　　

然而“改开”后，某些人为了推行自己的那一套路线，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居然拿民族问题做文章，在民族问题上玩火。这些人，为了达到彻底否定毛主席的卑鄙目的，不惜采取当年满清当局分化各民族的那一套。　　

当年满清当局为了达到“以满蒙制汉，以汉制四夷”的卑鄙目的，刻意挑起汉族同其他民族的矛盾，清政府规定：“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这种民族不平等的政策使得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　　

好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逐渐消除了民族矛盾。但是，那些想否定毛泽东的人，居然将清政府挑动民族矛盾的伎俩当作了自己拉拢少数民族以支持自己那一套的法宝，将满清当局制造民族不平等的那一套用“两少一宽”加以包装后于1984年重新推出。　　

自此，地方民族主义日益盛行，伴随着阶级矛盾的加深，民族矛盾也逐渐加深。这一政策，毒化了民族关系。正如网友猪大肠在《热比娅其人其事》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清朝时，清政府为了挑起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矛盾曾颁布了这样一个法令“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现在正好反过来，但是效果是同样的，这种不平等只会加深民族矛盾。　　

最近新疆发生的“七五事件”，许多网友从阶级矛盾层面加以分析，固然很有道理。但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的纪念日——七月七日，新疆乌鲁木齐的众多汉族民众走上街头，不是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而是向参与“七五事件”的维族同胞示威，不能不说跟这个“两少一宽”制造的民族摩擦有关！　　

最后，再次强调：民族团结只能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　　

那个人为制造民族不平等的“两少一宽”必须予以废止！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 乌有之乡

青年工人

转自先驱社劳动民主网

新疆经济发展与民族关系

作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联系方式：ilhamatush@126.com

后冷战时代，长期被掩盖的民族问题由于世界格局的转换而凸现，冷战时期建立的国家，民族关系准则随之发生动摇，全球政治生活由此发生强烈震撼。民族关系问题成为影响国家乃至地区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因国情不同，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存在明显的区别。一般而言，引发和构成民族问题的基本要素是经济，民族、宗教和文化传统等面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的不平等待遇及权益的缺失，因此，谋求平等和自决权（自治权）往往成为民族问题的核心内容。就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言，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大量以汉族为主的移民的涌入以及民族结构的急剧改变。民族成分从自治区成立之初的13个民族增加到54民族。新疆史居少数民族人口在新疆人口的比重急剧下降。当今新疆各个民族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上，有着不同的发展条件和需求，各自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他们面临的是同一种挑战：现代化的挑战，争取的是同一个前途民族发展的前途。各民族在社会经济方式，宗教，文化层次，教育，气候地理条件等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特别是在发展新疆区域经济，尤其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环境中，新疆不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地区和民族发展战略其结果是新疆史居少数民族或是在封闭，越来越边缘化的状态下保持贫困的恶性循环或成为竞争较量中的牺牲品。我们应清醒认识到，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现代化，也谈不上新疆的发展和现代化。新疆少数民族总是处于贫困和落后，就很难保证新疆的长治久安。估计新疆民族关系现状时，我们必须站在新疆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充分注意民族关系广阔的区域历史遗产，各民族发展的总体态势和格局并从更长远的趋势出发。我相信新疆少数民族乃至世界将会新疆少数民族从新疆社会经济乃至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多少实惠是否公平来评判新疆民族关系。形势迫使我们把新疆民族关系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发展进程中新疆少数民族群体的境遇和宿愿的剖析，来解释新疆民族问题的多元性和独特性。

本报告中影响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的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民族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2、新疆人口分布情况及特点及民族关系，3、新疆少数民族群体的资本积累能力，4、知识贫困和教育的不平等，5、权能信息获取能力，6、制度歧视，7、集团博弈的受害者。

一、关于民族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国家在民族问题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通常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所采取的模式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民族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存在巨大民族差异，甚至严重分离倾向的国家“偏爱”某个民族群体甚于其它民族群体。在实施“民族模式”的国家中，民族主义的体现在本质上是民族的，而不是国民的或领土的这些国家即便拥有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在公民待遇和权益问题上，民主则让位于优先考虑的民族利益。还有一些国家采取的是极权主义体制，即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来对付居于从属地位的（或少数人）群体，以保持和维系居统治地位的（或多数人）群体的绝对优势地位上述两种情形都是在国家的作用下，赋予某个民族群体及其个体成员比其它群体及其个体成员优先或特殊的权益。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被排除在国家的整体民族目标之外，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生存上面临困境。然而，任何民族群体，谋求平等，归属和认同都是其最基本的准则，是不能被长期忽视或遭受长久压制的无可商议的人类需求。第二种是“民主模式’，民主是在特定的政治构架内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他有两条基本原则：自由和所有社会成员或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缺失这两个要件中的任何一个，都将造成社会的不公正、不民主。除此之外，在存在严重民族分离的国家中建立的民主政体，还必须确保国家及其政府机构严格执行平等政策，并设立相关的专门机构，监督和惩处社会内部的民族歧视行为。民主模式的宗旨是，废止任何一个群体的支配地位或国家对他们的特殊认同，一视同仁地赋予所有群体完全平等的权利，保持国家在不同群体间竞争中的中立。也就是说，国家务必以相同的标准认同所有的群体。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宪法明确保证全体中国公民，不分宗教，信仰，民族与性别法律面前最充分享受平等。同时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它有关民族政策赋予自治区和自治民族的各项权利已有明确的规定，其中包括发展本地区和本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权利。其目的是让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调整本民族内部的关系和其它民族的关系，以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促进民族的发展，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客观地讲，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的半个世纪里，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不断发生的明显的变化，与他们的祖辈相比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新疆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情况方面也有了改善，例如，每一届中国政协，和全国人大有新疆少数民族的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和新疆多数县市的第一把手由新疆少数民族干部担任等等。把新疆称为维吾尔自治区，我国在政体上还是全体中国社会是认同的。但新疆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有些部门和单位，领导在这些方面认识不清，认识不够。国家与地方，集体与个人，民族自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民族发展利益关系方面认识模糊。

二、新疆人口分布情况及特点及民族关系

新疆目前正面临着西部大开发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中国21世纪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基地之一，新疆具有其它省区不可比拟的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光热水上条件，具备加快发展的有利物质基础条件和发展向西开方的地缘政治，经济，人文优势。但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现，除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还需要具备较好的人口环境条件，包括人口数量规模及其变动、合理的人口结构以及良好的人口素质。除此之外，人口的分布与迁移状况，尤其是新疆各民族人口的区域分布和变动，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新疆的发展和民族关系。这在西部开发中将会变得日益重要。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各个民族地域空间的分布及其变动，不仅反映出各不同区域人口在出生、死亡等方面的变化，也可以反映人口，劳动力在区域间和部门间的流动情况，反映出新疆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

新疆各地州人口密度差异悬殊（表1）单比较各地州伊犁州直属县人口密度最高，为44.60人/平方公里，其次是喀什地区（25.1人/平方公里），最低的是巴州，仅为2.4人/平方公里。如果将三个单列市（乌鲁木齐、石河子和克拉玛依）再考虑进来，那差异会更大。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共有54个民族，其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其中汉族占约39.87%少数民族占60.137。

1）少数民族人口中又以维吾尔族为主。其占少数民族人口的75.88%占新疆总人口的45.62%。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南疆，北疆的伊黎地区和东疆以及散居在北疆的昌吉州，塔城地区。

2）汉族人口的地区分布特点
新疆汉族人口表现为非常明显的广域性分布特点，全疆15个地、州、市都有分布，有一定比重。北疆的汉族人口，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73.29%，南疆的汉族人口只占26.71%。从各个地州市来看，受到地区范围大小以及汉族人口木身分布状况的双重影响，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和昌吉州的汉族人口比重较大，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比例均在10%以上，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2.72%，44.71%和74.88%，三地汉族人口合计占全疆汉族总人口的58.22%，其它如北疆的克拉玛依，石河子、和奎屯市，东疆的哈密地区内汉族人口，到75%甚至98%以上，在汉族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在20%以上。

3）哈萨克族人口的地区分布特点
哈萨克族作为新疆第二大少数民族，在人口分布上与维吾尔族有相似之处也是人口分布的集中化程度较高，不过不是主要分布在南疆，而是主要分布在北疆。北疆地区的哈萨克族人口，占全疆哈萨克族总人口的94.27%，南疆仅占5.73%。其中以伊犁地区为最集中，全疆哈萨克族总人口的36.76%，占本地总人口的22.88%。此外，阿尔泰地区和塔城地区的哈萨克族人口，占全疆哈萨克族总人口的比例也都在17%以上，占本地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49.31%和24.63%o昌吉州、乌鲁木齐市、此外哈密和博州也都有零散分布。

4）回族人口的地区分布特点
新疆回族人口有广域分布特点，全疆各地均有分布，但以北疆为主，占全疆回族总人口的83.27%，南疆占16.73%。从地区来看，昌吉州最多，占全疆回族总人口的21.45%；伊犁地区第二占20.86%；乌鲁木齐第三，占18.71%；以后依次是塔城（7.68%）、吐鲁番（4.58%）、巴州（6.69%）、阿尔泰（2.57%）。

5）柯尔克孜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疆，占全疆柯尔克孜族总人口的88.38%，其中76.98%的人口分布在克孜勒苏自治州境内，集中化程度非常高。其次，北疆的伊犁地区分布有9.54%的柯族人口，阿克苏有5.07%的柯族人口。

6）蒙古族人口的地区分布特点
蒙古族人口在新疆的分布表现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南北疆均有分布，但相对集中在某几个地区内。蒙古族人口的地区分布以北疆，占全疆蒙古族总人口的68.02%，南疆占31.98%。蒙古族人口在北疆主要分布在伊犁地区、塔城地区和博尔塔拉蒙占自治州境内，比重均在10%以上，在南疆主要分布在巴州，占全疆蒙古族总人口的27.88%。此外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也有少量分布。从1982年至1998年少数民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02%，而同期汉族的为1.53%。不过汉族人口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2.12%）明显高于80年代（0.94%），这主要是机械人口增长所致。在12个少数民族中满族和俄罗斯族人口的增长率大大高于其它民族。这主要源于80年代民族成分的更改，这不说明这两个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或机械人口增长率奇高。从1982年到1990年满族和俄罗斯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竟分别高达9.21%和14.86%。从1990年至1998年两个民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回落到了1.47%和1.74%的水平。90年代以后民族成分更改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人口最多的维吾尔族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逐步走低，人口最少的塔塔尔族和乌孜别克族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不到1%其它少数民族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基本上高于全区少数民族的平均水平。

表1　新疆各民族人口数量及其增长（巾一位：万人%）

这半个世纪以来，新疆地区的人口迁移的规模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疆成了中国吸引移民最多的地区，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为了新疆的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国家有计划地先后多次组织以内地青年、复转军人及其它人口稠密地区人员向新疆的移民活动。例如1949-1953年进入新疆的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和起义部队陆续转业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之后，津，京，武汉、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市33万人各类人员来疆；1962-1966年，上海共组织了15万青年进入新疆等。他们的艰苦劳动塑造了一些新的“移民城市”。如奎屯，石河子，阿拉尔，北屯等等。为发展经济和巩固国防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除国家有计划地组织的人口迁移外还有国家实行鼓励东部地区广大农村人口向边疆民族地区的自发流动政策而迁移。以上人员中农民比重大，劳改，劳教，刑满人员的比重也不小。1949-1984年国内其它省、市、区迁入新疆的人口统计数总计为306.91万人。推算数为955.65万人，约占新疆总人口数的1/4。大批移民的进入缓和了当时新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带来了内地先进技术和文化。使新疆城市人口数量大增，不仅绝对改变了新疆的民族人口结构，而且改变了新疆发展的方向，也改变了新疆的城镇特征以及民族关系。新疆的多数城镇具有很强的移民特征。据统计数据显示1953-1964年新疆城市人口净迁移量为84.63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62.43%；1964-1982年间新疆城市人口净迁移数量为86.06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32.91%。这正是前30年新疆成为城市化水平增加幅度较大的省区的原因，也是新疆城镇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主要原因。新疆是中国经济不发达民族区域自治区，移入过多的人口必然加大人口压力。到2003年，新疆人口为1933.65，占全国的1.05%，国土面积为1664897.17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6，人口密度为11.62人/平方公里，为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8.6%。但是新疆区域人口分布主要受区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97%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仅占新疆土地总面积3.5%的绿洲上。2002年，新疆劳动力资源总数达1309.72万人，占总人口的68.74%；从业人员为701.49万人，占劳动力资源的53.56%，劳动力资源供大于求。这种状况势必使就业问题越来越来突出，继而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其次人口的过快增长也会对资源环境造成巨人压力。据资料统计新疆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从1990年的0.20公顷/人减少到2003年的0.17公顷/人部分落后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1公顷/人），如和田和克州在1990年人均耕地面积分别是0.17公顷/人和0.16（公顷/人，2003年减少到0.10公顷/人和0.07公顷/人。这种日益减少的趋势会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速增长持续下去。绿洲人口密度为207人/平方公里，这种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地区转移可以说是增加了自治区就业工作的难度，只是在当时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引起的严重后果还不容易被察觉出来，其实新疆劳动力就业矛盾早就发生了，在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聚居的城镇和乡村尤其严重。同时，国家在新疆兴建的一批批工业企业及新垦区，新城镇总伴随着东部大量人口的移入，而几乎没有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劳动人口。而与此同时没有能够或忽视少数民族聚居的老城镇和乡村的各项投入。在制定地区发展计划，预算分配方面和资源使用等方面，新疆少数民族处于被边缘化的极不平等的态势。根据中央和自治区政府的发展计划经济发展落后的新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城乡没被列入任何发展计划，工业化未给予任何考虑。在广大南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未开办有一家有规模的企业。因此，拨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预算仅占预算总额的极小部分。某种意义上讲，新疆少数民族没有很好的分享新疆经济发展的果实。新疆实施的名目繁多的发展计划，实质上不是出于新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索取资源更好地为全国经济发展服务，同时确保移民安置和大量的资源储备，以待日后大规模开发。

相关政策的探讨

在新疆民族人口的问题上政府的相关政策主要体现为移民政策。数据显示政府对城镇和农村移民的直接参与程度都很高。国家一直是实行移民的最重要动力。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改变了新疆的民族人口结构。汉族从1949年，占新疆总人口的6.71%，居第三位发展到1997年，占新疆总人口的38.41%，居第二位。中央政府进行大规模移民的目的主要是推动民族融合，边区开发和稳定。从目前看预期的目标基本达到。但是，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也给新疆其它民族造成就业，咨询，资源，教育，城市化以及使用公共机构和设施方面巨大的压力。

即使是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一一建国后新疆每四个新增人口中就有一个是从内地迁移来的。新疆的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仍是不均衡的。南疆喀什、阿克苏、和田仍然是维吾吾尔族的聚居地区；汉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北疆的城乡和南疆的各个城镇。此外，超过三分之一的人（1997年占汉族人口的36.11%）生活在相对隔离的兵团（占新疆总人口的13.88%）。这种聚居带来的相对隔离的民族分布格局，过去，今天乃至将来都影响着新疆民族关系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在区内外应该停止鼓励或支持移民活动；国家不应该阻碍新疆维吾尔族人或其它任何群体可能发展成为多数人群体。对于新疆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来说，新疆的地区性质更可取的定义是“新疆是维吾尔族自治区和全体已经在新疆或将来在新疆定居的全国各族公民的地区”。

三、新疆少数民族群体的资本积累能力

资本积累能力是最根本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能力。无论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地域分布，行业和职业分布还是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在新疆，约九成少数民族群众靠农牧业吃饭。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收入跟农村和农业有关。农民的资本积累能力取决于农业剩余和外部输入。而农业剩余=农民收入—农民负担；外部输入主要有国家财政支农和贷款。所以下面将从收入能力，减负能力等2个方面来衡量和分析少数民族农民的资本积累能力。

1.新疆少数民族获取收入能力

先让我们审视一下新疆少数民族的收入的现状。我们主要看收入增幅和城乡收入差距两方面。根据一些报导和政府统计的资料，和学者的研究发现：⑴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全国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降，新疆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收入为0的新疆少数民族的农牧民数量更进一步扩大，收入为0和负增长的农户数量居然也在增加，一些地区返贫现象严重。新疆的26个贫困县市都是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的⑵北疆与南疆，兵团与地方，城市与乡村，汉族聚居与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进而汉族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资料统计，新疆城镇居民家庭全年人均纯收入是9061.72元/人，位列全国第14位，而农村居民家庭全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06.19元/人全国排名23位。可见新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与内地许多省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些发达省区相比，还是相对落后，居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都相对较低1999年，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是新疆同类收入指标的2倍与3.7倍尤其是新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从1990年以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由负的2.8元增至负的737.1元，人均纯收入由1980年在全国排第13位降至1999年的第25位。新疆共有16个地、州、市，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居民收入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以喀什地区为例，1990年喀什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乌兽木齐市的70%，1999年仅为57%；1990年喀什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昌吉回族自治州的72%，1999年仅为33%.南疆的和田，喀什、克孜勒苏和阿克苏四地州是维吾尔族高度聚居区，也是全疆相对贫困的地区，全疆92.5%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这里。据自治区农村调查队的抽样调查，1999年和田地区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仅够生活费支出，而喀什地区还远远不够，两地农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家庭用于食品的开支在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60%以上。（新疆史居主要少数民族2000年城镇人口比例：维吾尔族19.44哈萨克族15.25柯尔克孜族11.55，塔吉克族9.16，新疆为约35%）。现状如此，客观存在了的。我们的着眼点放在今后的增收能力上。
在新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环境的制约下，无论即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发展的空间都是很狭窄的。如果小农经济，即一家一户耕种一小块土地，还继续存在的话，再怎么挖潜都将是徒劳的。可行的出路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按照是否转移（迁徙），我们将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分为在家务农的和外出打工的两部分。

对于前者，即在家务农的农民，他们收入的途径主要有：⑴规模经营；⑵农业产业化、产品结构调整；⑶融入“公司+农户”的所谓农业产业化之中；⑷农业技术创新；⑸农产品价格上升。对于⑴，理论上虽然讲得通，但仍需要两个条件的支持：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力度要充分大；二是土地私有或是说农地有偿转让制度的形成。这两个条件对新疆少数民族来说由于制度和政策等多种原因两个条件同时达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假定两个条件都能达到，少数民族农民由于资本积累能力弱，投资和经营能力不够等诸多原因，也只能在自己的原来的土地上当一个农民工的宿命。少数民族农牧民依靠规模经营增加收入并非理论上那么简单。当然我们能够想象其中极少数成功的典型。对于⑵，有一定的潜力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并非说要调整就能调整的，比如一些地区只适合种植某种作物，如果硬要种另外一种不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作物，无易于自讨苦吃。有一些地方就是这样做的。对于⑶，我们并不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尽管在一些地方农业产业化搞的好，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谓的农业产业化实质上就是工商业资本投入到农业领域，在市场条件下，资本所有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他不可能盲目“搞派对”将资本投入到没有效益的地方去的。此外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新疆投资开垦新的土地，新疆耕地面积大幅扩大。但主要作为兵团用地安置移民，但新疆少数民族聚居的绿洲耕地并未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相应的增加人均可种耕地减少，人地矛盾很突出。所以农业产业化并不是有些人说的那样是解决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出路。对于⑷新疆不是没有好的农业技术，也不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排斥新的技术，而是难于推广。技术如何推广，政府有没有推广的意愿和决心，谁来推广是一个难题。再说，技术转让是要支付成本的，且不论单个农户能不能付的起这笔费用，有没有必要都成问题。有那么多劳动力有剩余，又转移不出去，何必用技术替代劳动。对于⑸，由于我国已加入WTO，农产品，尤其是一些常见的，如玉米、小麦、水果、棉花等价格上升的空间几乎为零。因此，对于上述5点，我不是很乐观的。这并不是说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的人就不能致富了，少数民族就不前进了。我只是强调一点：他们收入的能力在现有的环境制约下是十分有限的。

对于后者，收入途径只有打工一条，即工资收入。然而，这条路有是何等的崎岖。首先，户籍制度的障碍。这种“制度歧视”的弊端我向大家都很清楚。其次，行业进入壁垒，这里主要指的是学历或是说知识壁垒。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整体素质差，文化水平低，这是事实。即使是户籍制度取消了，广大的少数民族农民工也只能从事一些服务业、建筑业、小商业。因为你知识积累不够，进不了报酬高的行业和部门。突破知识壁垒取决于新疆少数民族的知识获取能力。而这种能力又是很有限的。此外，有些职业和行业，少数民族群众哪怕学历和学识等各项条件都具备，甚至优秀的情况下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表现在诸多领域，例如，新疆少数民族很少招募入伍，在军队，警察，财政，银行等金融部门以及石油，天然气，党组织（书记），组织部，化工，通讯等诸多领域新疆少数民族担任高官要职收到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新疆少数民族的教育机构和语言都受到了与我国的法律和政策都不允许的，不应有的轻视。更有甚至卡车司机，清洁工，采棉农，都被当成援助新疆，开发新疆的专家从遥远的内地农村招聘。石油天然气，化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几乎不用当地少数民族劳动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在诸多方面影响了少数民族居民的包括收入获取能力。少数民族缺乏取得收入的管道就会丧失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和融资的能力。市场条件下，资本是趋于收益高的领域或区域流动的。新疆的农村金融组织，如“农村基金会”、“信用合作社”面向少数民族农牧民的金融服务呈收缩趋势。农民的存款也纷纷向城市集中，而同时农民却告贷无门，“就是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小额借贷，也与农民无缘”。银行等金融机构是嫌贫爱富的。由于农业生产效益低，甚至负效益；再加上面对的是高度分散、贫穷的农户，资本是不会进入农民手中的。当然农民有时又必须借款，不得以只好求助于高利贷了。很明显新疆少数民族农民通过正常管道融资的能力几乎为零。如果仅仅靠农业剩余，新疆少数民族农民的原始资本积累什么时候才能完成？遥遥无期，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但又能怎么样哪？

2.减负能力

中国农民的负担现在是非常重的，这个大家都清楚，我不打算在这里论述。我将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表述对新疆少数民族农民负担问题。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政策失败怪圈。这里我们不讨论少数民族农民究竟被拿去多少钱。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新疆南疆少数民族农民快被那些负担压死了！问题在于造成这个怪圈后面的原因。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通常任命毫无农村工作经验，不懂当地语言文化的人当乡里的第一把手。另外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知识的匮乏、基层政权和地方恶势力的相互勾结以及愈演愈烈的腐败，还有民族工作方法有问题。重视形式和宣传的效果：中央和地方派出民族访问团，慰问团，工作团，到民族地区，传达党中央和国务院和全国各族人民对少数民族的关怀，表达汉族人民对他们的兄弟情谊，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民族团结，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党和国家派出短期医疗队，工作队等等。更为严重地是近年来出现一种趋向，无论发生任何事情，解决任何问题与民族关系联动在一起，其结果少数民族同胞不敢反映情况，不敢提意见，更不敢批评，抨击政府的政策，怕遭到惩罚。把民族区域自治仅仅理解为政治制度的问题，着重于这一制度本身的政治因素的任务，而忽视了还有具有经济因素的方面。中央政府政治高度集权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冲突，虽然有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法律上对民族区域自治给予切实保证，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条例至今还未出台，自治地方许多应有的权力仍集中在中央和地方一级政府，法律所规定的自治权利不能完全兑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能完全落实。相当程度上地方行政当局已经丧失了协调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职能以及促进发展的政策优势。不改变这些作为原因的现状，新疆少数民族农民负担就不可能减下来。少数民族群众有些不知所措，困惑，有时冲动，茫然，感到失落。农民期望费改税。如果这一制度建立起来，有可能将农民负担减下来，但并非治本之策。这一制度在新疆具体执行中会不会走样呢？会不会达到应有的目的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案例：“在叶亦克乡我了解到，每户早己分得了15亩土地，但农民不能自主经营。在这里，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存在，整个农业生产始终要按上级党政部门的指令来执行。后来到了和田的其它县属农村和喀什、阿克苏地区的一些农村后，我才知道这种政策在南疆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执行。在农村有五个统一即统一耕地，统一播种，统一管理，统一灌溉和统一收割。而且像种子、化肥、塑料薄膜和农药等也必须县乡政府统一购进后，按乡里确定的价格统一销售给农民，农民不得自行购置。农民没有钱，可以从乡信用社贷款。夏收之后，农民所用的全部费用及贷款等一并扣除后，剩余的才是农民的实际收入。叶亦克乡的一位村干部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一户农民种10亩小麦，那么按当地的收成标准和粮食销售价格，可以有4500-5000元的收入。但当年的耕地费、播种费、水费、施肥费、管理费、地税、乡和村基金、公益金等支出就将达到4000元左右。扣除这些费用后农民实际能得到的也只有500-1000元”。{拜合提亚尔吐尔逊《新疆南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对策及其意义》，《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四、知识贫困和教育的不平等

那么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他们的子女的知识状况以及在获取知识的能力和途径又如何呢？那么他们改变这种状况的能力又多大呢？

根据，我国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有关新疆教育人口素质资料，我们不难发现新疆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新疆少数民族同胞受教育年限普遍提高，（看表）。但问题是区域内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分布极不平衡。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和地区差异，南疆与北疆，城市与农村，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差异。少数民族，尤其是广大的南疆地区的处于严重的知识贫乏状态。人口素质指人的智力，体力，知识与科技水平等，是制约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人口素质又人口分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健康素质方面，据全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新疆平均预期寿命只有67.41，低于全国71.4的平均水平，位列全国倒数第五。文化素质方面，虽然新疆文盲和半文盲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每万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每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等指标看，新疆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新疆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居民中有80%以上是新疆本地院校培养的，少数民族中这个比例更高。而本地院校，其人才素质，教育水平远不能与内地院校相比。就受教育居民的实际素质而言，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乐观。新疆从事科研活动的人员不少，但成果极少。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新疆。如2003年，新疆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数为25246人，占全国从事科研活动总人数328.4万人的0.77%，专利申请仪为1473件，占全国308487件的0.48%，专利批准数仅为752件，占全国182226件的0.41%。。总之，新疆人口文化素质总体不高的状况，势必影响新疆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大多数新疆少数民族只能一辈子呆在农村，自生自灭了（当然我不否认少数有文化的农民的存在）。把目光转向少数民族农民子弟。他们接受知识的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接受学校教育。首先看义务教育。状况并不乐观：由于学杂费高，学校乱收费，很多学生读完小学就辍学。读不起书的现象比比皆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普九”检查。很多地方的学校都是临时雇人当“学生”。所以，尽管表面上“普九”达标；其实学生流失严重！乡村的义务教育，是一种公共商品，理应有国家公共财政来支持，但却让农民集资来承担大部分费用。不出钱，有要乡村学校硬性达标，岂非怪事！城乡二元教育体制造成城乡教育的严重不平等。我们看一下1986年9月11日颁发的《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22条意见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地方人民政府对经济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由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金兴办。制度设置造成的教育的起点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平等。当一个少数民族农民的子弟问我电视里的计算机是什么时。我不知怎样回答，只能说“等你上了大学就知道了。”他如果知道城市里的孩子已经在利用计算机上网玩游戏，学习文化知识时会作何感想呢？无论从校舍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师资的配备来说，农村的教育和城市的差距很大（同一个城市的民汉学校基础设施，人员配备，政策待遇上的差距更是不能理解）。差距主要在预算内经费上，而其余差距主要在预算外经费支出上。据有关统计资料和自己的长期观察，农村县与一般城市市区在初中预算内和预算外经费支出上都存在着明显差距，以预算外上的差距更突出。而市和直市县的生均预算内经费较低，但其预算外经费支出则显著高于农村县。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事业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县、区级政府具体负责义务教育的实施。但是在我国的贫困地区，县、乡级财力有限、赤字严重的情况十分普遍。新疆最贫困的广大少数民族高度聚居的南疆地区除极少数县市外，在财政上靠上级的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的行政职能的运转，经费大量用于人员开支，对教育的投入、开支少而又少。据报导，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强烈关注，这两年自治区和中央每年都有专款资助贫困地区，而且过去几年中教育转移支付的力度由于“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实施得到加强。在转移支付的政策框架的设计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各级政府的职责的分担。目前，在“义务教育工程”这样的大型项目上中央起着主导和决策的作用，而一般性的教育专款的设置省级政府也基本在中央的教育专款的框架之内操作。在这样的体制下，省级政府在平衡地区间教育不平等上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受中央政府的影响。考察发现，自治区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项目中，资金量的一半是为了满足中央政府项目的配套资金要求的。当然，这样的安排是与我国整个的财税体制，以及当地政府的行政体制和能力分不开的。

其次看高等教育。且不论高校招生上巨大的城乡和民族差别，即使一个少数民族农家孩子考上了大学，能否供得起就是一个大问题。自从1997年高校收费并轨以来，学费连年上涨。一个一般的农村家庭根本供不起一个大学生。2000年的高校学杂费一般都在3000-4500圆之间，住宿费在500-1200元之间，一些艺术类学校更高。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约85%以上的新疆数少数民族家庭有一半即使拿出所有的现金收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新疆高校除塔里木农垦大学，喀什师范学院都分布在乌鲁木齐，石河子等等天山北坡地区的城市。离少数民族地区1000-1500公里，又增加一笔大的费用）考上了大学，家长也只能"望学兴叹"！也许会有人说，我们有奖、贷、助、勤的措施，能够保证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能不能保证所有的贫困学生都能完成学业是一个问题。奖学金是给成绩好的学生，并不必然给贫困学生；至于国家助学贷款，银行也只青睐一些名牌大学，如北大、清华等一般的院校是很难贷到的，即使贷到也只有一小部分；学校助学款和勤工俭学数量有限。越来越高的学费却将很多的少数民族子弟拒之门外。难怪很多少数民族父母祈祷自己的孩子考不上大学！此外，极少数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也只能报考少数内地高校，而受到严格的名额和专业限制。硕士，博士等更高的学历教育招生体制对新疆少数民族来说也是很不公平的。

评论：1教育严重匮乏。⑴适龄儿童入学率低，不能在可接受教育的年限及时入学；⑵孩子随家长四处流动，其中许多人有过辍学的经历；⑶流动子女失学情况普遍。2基础教育的边缘化。新疆少数民族及其子女在接受教育上是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少数民族的教育资源是何等的贫乏。

五、权能信息获取能力

权能信息是指控制、调节、协调全社会生产一切具有流动单向性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信息，都属于此类信息。比如国家的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法令，经济宏观决策等等。它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它的获取意味着知情权的获取，为进一步做出反映和决策提供信息基础。举个例子来说，知道了哪些费该缴，哪些不该缴，就会做出缴什么，不缴什么的决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等等。

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是集权型的，而权能信息的传递是单方面的，必须要经过多个环节（各级政府），并且信息信道狭窄。比如中央的政策往往是采用下发的形式，一级级地向下传达。这就有很多问题了。在每个环节都存在类似“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状况，只要在每一个环节做一点小手脚，比如说某一级政府将上级政府的决策改动一下，隐蔽一点，下一级政府再改动一点，到最后，这个政策就变样了。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太高。欺上瞒下能屡屡得逞就是由于权能信息信道关口一些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控制了，好政策下不来，坏消息上不去。所以一个对一些官僚不利的政策连续过几道关口，到头来要么“消失”了，要么变样了。再加上自己文化素质低或语言不同，缺乏直接接受权能文化（如看报，上网查询，等）的能力，即使知道什么政策，也只知道一个大概。南疆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政策失败怪圈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获取权能信息能力的极度缺乏。权能信息，尤其是一些有利于少数民族的政策、法令被大大小小的官僚垄断。

六、制度歧视

户籍制度，兵团制度，资源开发体制像一堵无形的墙，将城乡分割开来，它带给新疆少数民族的最恶劣的影响莫过于发展机会的狭窄。新疆少数民族无法融入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系统中排斥在新疆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之外，始终难以融入新疆城市的发展系统，尤其是先进生产力系统中去。这固然有他们文化水平低等他们自身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少数民族有大量的发展机会被惯性的制度限制了。所以农民干得是“脏、苦、重”得活，职业选择范围的缩小，极大地影响新疆少数民族的发展机会。新疆少数民族也没有成为新疆石油天然气，化工工业等资源垄断性，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的招工对象因此更不能成为训练对象。因而他们很难转化为训练有素、有技术、具有现代化观念的工人队伍”。试想收入低不用说，最重要的是因此而失去了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先进的文化、信息、技术、方法等）的机会，难以融入先进的生产力系统，意味着少数民族综合“素质”将难以提高，也只能充当“边缘人”的角色了。很多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因此从中国社会经济边缘中寻找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只能唱着流浪者之歌，甚至走向犯罪。（看附1）素质低，无能，道德质量差，不可信任，脏，贫穷，犯罪，好斗，酗酒，吸毒，罪大恶极，无可救药。例如：我的坐出租车的亲身经历。“新疆人”身份先天性地低人一等。“新疆人”或“维族人”本是称呼，在我国却越来越具有“身份”的另一层含义。“新疆人”二字只和“小头，毒贩”相联结，人就是这样给“新疆人”定位的。因此，无论一个人干什么事，只要他（她）是一个“新疆人”“维吾尔族人”，就免不了要受歧视。被排斥感由此而生。天然地处于“身份”劣势的他，她想出人头地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后果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灾难性的，影响是长久的。我的新疆同胞问：我们的民族会被抛弃吗？。其实新疆少数民族宽容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创造力完全可以在新疆乃至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七、集团博弈的受害者

兵团制度，户籍制度，资源开发体制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利益关系。谈户籍制度：这种不合理制度取消与否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口头呼吁和书面的批判，而是取决于它所涉及到的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这两个利益集团一个是农民群体，包括；另一个是城市居民，“包括人数广泛的工商企业家、企业员工、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等”。我们知道城乡差别的收益者是城市居民，受害者是农民。城市居民为了维护他们的工作岗位、福利、安全等既得利益，是倾向于不让农民进城的。但农民是倾向于进城的。

谈兵团体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它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的大部分，1954年，10.5万官兵就地转业，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生、支边青年、复员军人组建兵团。它担负着中央赋子的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历史使命，既是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国家实行计划中一列，是国内最大的特殊的农工商经济联合体。设有自己的法院，检察院，公安，银行，保险，大学…。它下设14个师、174个农牧团场以及517个独立核算工交建商企业和3215个社会事业单位。到2002年底，土地总面积7454.21千公顷，其中耕地面积1057.08千公顷；总人口250.12万，其中汉族约占89%，兵团人口自然增长率4.17%，是历年来最低的。其中从业人员95.5万人；实现GDP 222.51元。兵团是强大的，在我国，新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有绝对的发言权。而兵团的成长环境的封闭型和外生性以及又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因此他尽力维护，争取，发展自己的集团利益。近年来兵地之间争夺水土资源，矿产资源，资金分配，…行政管辖权等方面竞争加剧，纠纷不断，难以协调。

谈资源开发体制：我国宪法规定：所有资源（部分土地集体所有）都归国家，全民所有。但至今为止，却缺乏与其配套的资源管理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机制。目前新疆自然资源的管理仍然沿用的是行业管理模式，在自治区，地州，县三级政府对资源产权界定，国营，集体，个人对资源开发利用的使用权限界定，部门之间对官属权限的界定方面都还有许多不确切之出。造成在资源的产权问题上模糊，混乱的状况，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源的合法代表是谁，是地方政府，新疆各族人民，还是全体中国人，还是中央企业，作为国有资源的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中央企业是不是有权无限期，无偿的占有资源，资源归全民所有，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权开采矿产自然资源。在新疆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形成目前中央，兵团及地方等部门条块分割比较复杂的状况，各利益主体都把加速无偿资源储备转化成大量有价产品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而我们长期实行的是“产品高价，原料地价，资源无价”的价格体系。这种价格体系对新疆是很不利的。新疆把高成本的原料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调拨出疆的同时等于把部分巨额利益也转移出去了。资源无价造成的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浪费现象也很严重。“无偿”的价值观念客观上助长了追求狭隘的经济效益观念的种种行为。宝贵的有限资源被超过一定承载能力的人口分享时，每个个体，每个群体都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当地少数民族也不例外。而新疆的资源产业基本上是采用由国家投资在新疆建立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建立起来的，虽然表面上看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开发模式开发的冲动，计划，资金，各类人员，技术，设备都来自区外有没有吸收当接劳动力的直接参与开发活动，产品也主要输往区外，也与当地产业无法弥补，达不到产业联动，他与当地少数民族社会几乎处于“隔离”的状态。因此不能促进周围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的经济“高地”。当年对吐哈油田刚刚进行开发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应该说是不得全体新疆民众的民心的，新疆石油管理局不在参与开发之列；塔里木油田的会战，也主要是内地大石油公司之间的地盘争夺，最多是库尔勒市靠“为石油服务”得到一些利益，可是对整个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远没有宣传的那么大。

虽然新疆少数民族为这些利益集团的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他们拒绝以新疆少数民族作为国有资源的可能受益人，不仅偏袒内地劳动力，而且想方设法把各种发展计划的实惠留给自己独享。“改革以来发生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城市居民，大型企业对于自身利益的表达和寻求动力加强了，管道拓宽了，更容易被反映在政策之中”。而新疆少数民族多数聚居在乡村，再加上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不高，缺乏表达利益的代表和畅通的管道。在内外环境都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加上及其悬殊的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新疆少数民族要求变革的意愿和呼声被忽略，其影响力似乎没断奶的宝宝的哭声。尽管他们是各项政策的拥护者，依然是失败者！因此渴望国家法律框架内区域自治，要求给予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上或法律上规定的自治权，在新疆发展进程中承认维吾尔族是中国新疆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重要性。但这种愿望不能得到利益集团的支持，因为现行体制对他们有利。

注：（维吾尔族在国家民委连一个工人都没有；至今没有一家研究新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的专门机构，缺少发表学术成果的平台）

当然影响少数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因素很多例如：文化，宗教，历史，国际政治环境，三股势力等等。不过我所分析的是其中最重要的。需要说明的是：总体上只是分析了它们作为相对于新疆少数民族个体的环境之意义上的主要方面。勾画了一幅限制、束缚新疆少数民族发展的有关制度、体制、政策、资源等联结在一起组成的简明的图画。所以对一些问题并没有深入分析。只求总体清晰即可。至于新疆少数民族自身的状况，如技术技能低，思想保守、目光短浅，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劳动价值观点，竞争意识不强，安于现状，很少或是基本没有谈。因为我认为通过政策的调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进一步完善，有关自治条例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少数民族发展环境的改善，如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拓展，平等国民待遇的实现等，他们自身的弱势地位是会改变的。因此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发展环境上。构成新疆少数民族的发展环境的诸因素的相关性是相当大的。比如说收入低，就会影响他及其子女受教育的程度；知识贫困又影响他收入能力；制度壁垒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机会，发展的机会的缺乏又会影响他们获取“素质”的能力，增加收入的能力等等。因此虽然我们在形式上是分开讨论几个因素的，但事实上它们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它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回答“新疆经济发展与民族关系”的问题，不仅要一个一个因素的分析，还要从总体上考察。

结语

我们看到，在所注意到的几个方面确实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障碍束缚着新疆少数民族的发展也严重影响着新疆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那么是不是说他们就一定会被抛弃呢？我们可以说已经有部分被抛弃了。问题在于会不会继续抛弃。如果答案是是，我的回答就是：不会，绝对不；如果答案是不，我的回答就是：未来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但如果新疆少数民族的发展环境能得到充分的改善，我可以肯定的是：最美丽的还是我们新疆。

附1
据对新疆流浪儿童中心所作的问卷调查分析，去内地流浪的儿童人多是来自新疆南部城乡的维吾尔族男孩在97名新疆流浪儿童中，维吾尔族儿童占到85%，在内地流浪的儿童中，维吾尔族儿童更占到了98%，83%来自南疆，（在新疆流浪儿童中心救助的915名新疆各族流浪儿童中，来自喀什、阿克苏两地区的也占到45%）54%的维吾尔族流浪儿童来自城镇，北京市收容遣送站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收容维吾尔族流浪儿童达382人与515人分别占到当年收容16岁以下儿童的12%和11%。

当地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对遥远的异地、异族文化陌生，因此流浪儿童的个人行为，成为内地一些地方出现歧视与排斥新疆人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因此影响到新疆与内地、维吾尔族与汉族的关系。谈谈这方面的影响近几年在一些内地城市中，“新疆人”似乎突然成为避之不及者的代名词，在宾馆、商场、市场、火车、公共汽车等公共场所，人们对来自新疆的人或相貌类似新疆一些少数民族的人百般防范，甚至公然拒绝提供服务，令不少去内地的新疆人心寒新疆人的名声为什么如此了一些人认为，一是新疆人中贩毒、吸毒的多，一是新疆人中偷窃、抢劫的多人们总是凭借社会记忆（或经验）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建构自己对周围的认识没有社会记忆，人们在互动上就找不到一致性，就缺乏行动的规则也正是因为不同的记忆，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困难，因为这样的记忆影响着他们彼此的认同，他们很容易被当地人辨识，他们的行为进而被夸人许多内地人通过亲身经历或各种传媒，形成对新疆人的思维定势，将其定格为“偷、抢、毒”，从而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甚至形成为一种社会记忆，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新疆人的声誉一些地方就干脆避而远之，采取怀疑、防范甚至是拒绝等过激态度对待新疆人并波及合法流动、合法经营的新疆人

李晓霞（1964830011女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青年工人

转自先驱社劳动民主网

民族分裂事件与中国民族政策思考

（劳动民主编者按：这篇文章有助读者了解大汉族主义对于新疆骚乱的看法，特转载此文。）

转载自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7/94870.html
作者：华北电力2009-7-19

新疆事件，令人痛心。国家好，个人才好，子孙后代才好。不希望国家动荡、分裂，乱世人不如狗。十分珍惜我们得来不易的安定局面。面对惨痛的民族分裂事件，痛定思痛，有必要痛思、检讨我们的民族政策，从根源上杜绝民族分裂事件的发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进行“教育”，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是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思想的。如果没有解决民族分裂的根源问题，在未来，民族分裂事件将有可能此起彼伏，让我们应接不暇，并且一旦国力衰落（任何国家都难免有低潮时期），我们就没有能力解决民族分裂问题，民族分裂就可能成为事实。一定要以此次惨痛的事件为契机，彻底反思、改革我们的民族政策。这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甚至中华存亡的大事。

我认为民族分裂的根源主要有：

一、我们的民族政策需要反思

世界上处理民族关系有两种导向，一种是民族关系政治化，如苏联、南斯拉夫，具体表现为强化各民族意识，设立“自治共和国”、“自治区”；另一种是民族关系文化化，如美国，表现为淡化民族意识，强调国家认同，把民族只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把各族各种族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美利坚民族。这种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认为，民族自治是苏联、南斯拉夫解体的根本原因，政经危机只是诱因。任何国家都有衰落的时间，为什么苏联、南斯拉夫一遇政经危机就刚好按民族成份解体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有人说是民族自治做得不够，我认为说“民族自治做得不够”的是因为在头脑里已先入为主的建立了“民族自治必然是正确的”的观念，或者根本就是民族自治的利益既得者，或者是别有用心的。民族自治做得“够”的后果就是加快分裂成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自治区”天然就是“民族独立国家”的雏型。

民族同罪不同罚的结果是纵容犯罪，助长嚣张气焰，萌发分裂念头。没有民族平等，哪来民族和谐？法律上特殊待遇，处处强调民族身份让我们面对普通的治安犯罪事件也缩手缩脚；民族优惠反而使其生存能力降低；民族语言文字政策使其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小圈子融不进大圈子，融不进主体社会，无法在主体社会竞争、活动、经商、就业，造成贫困，萌发怨恨，无所事事，滋生事端。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后果就是把少数民族推向边缘化，而萌发分裂念头，这是十分危险的。民族政策并没有达到照顾少数民族的目的。民族自治造成民族隔阂，加深民族对立，阻止民族融合。民族自治实质是民族隔离、民族分化。民族自治，从道理上分析就是说这个国家不属于这个民族。如果各族属于同一个国家，各族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为什么还要搞什么自治？少数民族自治，汉族又不自治，那这个是谁的国家？民族自治反而使少数民族认为中国是汉族的国家，自己不属于中国，所以才需要自治。民族自治本身是个带有“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潜意识认为这个只是汉人的国家，是不属于少数民族的，所以才需要另建一个政权给少数民族。如果这个是全民族的国家，还有必要再搞一个自治吗？民族自治政策把少数民族引向了追求“政治独立”的道路，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不认同，种下民族分裂的种子。如果外面有个与这个民族同样民族的国家，那么情况更糟，导致国内的这个族的人“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是我们国家的灾难。这个“民族自治区”以及户籍、简历表等中的“民族成份”，不断提醒和强化其自身的民族意识；而“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采用同一个“民族”的词，当我们宣传中说到实现“民族振兴”、“民族独立”，边疆少数民族想到不是“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民族独立”，而是“自己民族振兴”、“自己民族独立”，从而造成严重的分裂误导。民族政策让我们吃力不讨好，左右不是人。民族政策已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民族政策已经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了。民族政策并非只有“民族自治”一条路。

平等，一体化，族群融合才是根本之道。我们应当淡化民族成份，强调国民认同。反观美国，为了防止在就业和其它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种族、族群歧视，美国人的身份证明中没有“种族、族群成分”的内容，人口普查表中的“种族、族群身份”由被调查人自行申报填写，政府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个种族、族群之间的边界，鼓励族际通婚，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没有民族融合，哪来民族和谐？

民族不是永恒不变的，民族融合是历史趋势。正因为民族融合，才造就了我们千年不败，分久弥合的中华，才形成我们主体人群。中华其实是一种文明现象，而不是一种民族现象。中华文明是由各族共同创造的，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财富，并不是由汉族独享的。汉族，其实是各族的融合体，融合了中华大地上的各族各种族。如果历史上就实行民族自治，那么各族彼此将走得越来越远，就不会有主体人群——民族融合体，也不会有统一的中国，分开就不会统一了。一个统一的主体——民族融合体，是最坚强的，最团结的，是不可战胜的，是符合各族利益的。而民族自治阻止了民族的自我融合。

中国社会本来就跟欧洲社会不同，不是以民族为认同的社会，而是以文化为认同的社会，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才形成了我们伟大的中华。中国人本来是最不在乎什么民族的，只要你认同了这种文化，你就是一家人了，就是平等的，不受歧视的。中国本来没有欧洲那种狭隘的民族概念。这本来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传统，但我们采用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引进欧洲的民族概念，反而造成了本来没有的民族分化、民族分裂，制造了巨大的社会裂痕。

近年来学术界对民族问题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马戎教授的文章（马教授是回族，曾在内蒙插队，在美国留学）。他对民族问题研究十分透彻，提出了真知灼见，民族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都在文章里面了。
马教授提出：世界上处理民族关系有“政治化”和“文化化”两种导向。我国实行的苏联模式的“政治化”导向。我国建国后为各“民族”设立的“自治区域”则催生或加强了各族的“领土”意识，以“民族”整体为对象的各项优惠政策也使民众的“民族意识”不断强化。这就是近年来在中国一些地区出现的民族关系问题和民族分裂思潮的国内思想政治基础。这种“民族意识”主要体现在接受了“民族理论”教育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干部当中，而接受教育较少的普通农牧民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情感还是十分纯朴的。

马教授提出：有“民族”和“族群”两个词汇，“民族”的对应英文词汇应当为“Nation”，“族群”所对应的英文词汇则是“Ethnic group”（或Ethni city）。当我们同时使用“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提法时，因为前者包含了后者，实际上是把两个层面上的东西用同一个词汇来表述，混淆了两者之间在概念层次上的差别。“Nation”和“Ethnic group”在国外文献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从这两个英文词汇各自出现的时间和具有的内涵来看，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人类群体，表现了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认同形式。“民族”（Nation）与17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族群”（Ethnic group）这个词汇则出现于20世纪并在美国使用较多，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并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归类于这些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当我们讲到中国的56个“民族”和地方“民族主义”并把这些词汇译成英文的Nationalities以及Nationalism时，国外的读者从这些英文词汇中很容易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决”并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分裂主义运动，从而在国际社会造成严重误导。

马教授分析：

1、民族关系“政治化”阻碍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强化其“民族意识”，催发“民族自决”、“民族独立”愿望，成为民族分裂运动的思想基础，并成为国外干涉我国的借口。

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族群”身份，这一做法就是把“族群”和“族群边界”制度化，使之成为一个正式制度，任何跨越这个身份的行为（一个公民改变自己“族群身份”）都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需要经过一个正式的官方审批手续。这种安排对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族群融合，无疑制造了制度性障碍。族群边界的“清晰化”和个体“族群身份”的固定化，使得族群边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当族群身份与某些优惠政策或歧视政策相关联时，族群边界就进一步成为政治问题。

族群关系的制度化可能会出现“正”和“负”两种作用，优待弱势族群的政策可能会改善族群分层（族群间在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的状况，歧视弱势族群的政策则可能会强化族群分层。尽管“制度化”政策强化了族群意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和一定的条件下，优待政策可以缓解因此而带来的族群隔阂与矛盾。但是优待政策既不会淡化族群意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与平衡因制度化造成的族群意识的加强，所以优待政策带来的局面会是增进族群合作，缓和族群冲突，但是无法真正推进族群融合。前苏联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族群关系“制度化”，实施了大量优待少数族群的政策，明显地改善了族群分层状况，缩小了各族群之间在社会、经济、教育、福利发展方面的差距，一度形成了族群合作的局面，但是族群意识并没有弱化，而且在“制度化”的基础上通过“联盟制”反而强化了族群的政治意识。一旦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强化了的族群政治意识就会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族群与地域正式挂起钩来，使各个少数族群获得了某种独立的政治身份、政治权力和“自治地域”，确保了“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自治地区内当家做主”，确保了在行政体制、干部任命、财政管理、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少数族群可以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优惠政策下得到较快发展。但是在这些制度的建立和推行的过程中，当我们以族群为单位强调政治上的“民族平等”而不是“公民平等”时，当我们以族群为单位从制度上保障少数族群各项政治权利时，也不可避免地把我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一些族群向加强其“民族意识”的方向发展。

中国政府采取族群问题“制度化”的措施，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和50年代苏联的影响外，其它外部势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少数民族问题始终是西方国家批评其它国家的核心议题。面对西方舆论批评和外交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政府也在努力提高本国少数族群的“政治地位”并使他们得到更多的政治权力，而这些措施将有意或无意地使本国的族群问题“政治化”。这些国家的政府期望通过这些做法来平息或缓和西方国家的批评，但是其结果最多不过暂时缓和了外部的批评，而少数族群在新的政治基础上会不断提出新的政治要求（笔者注：步步进逼，直至建立独立民族国家），而且这些要求也将毫无例外地将得到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本国族群问题上所做出的政治让步非但没有缓解国内的族群问题，反而使随后的“民族分裂运动”具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2、民族关系“政治化”使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非常脆弱。

在汉人的头脑里“，中国人”“、中国公民”的身份意识是自然而然的，是他们群体意识体系中属于核心层面的关键认同。但是我国的其它族群（如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是否都具有同样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呢？在这些族群的广大民众当中，在“中国人”和自己族群这两个层面的认同意识方面，哪个层面的认同更为核心和更加重要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与研究才能确定，而不能靠“想当然”。同时，民众中的认同意识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加以引导和改变的，如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人对于“中国”的认同意识即在不断加强。人们的族群意识和认同格局依环境和各类影响因素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承认有些族群在对“中国人”、“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与汉族之间存在着差别，确实存在着有些人在意识中把对本族群的认同置于对“中华民族”认同之上的现象，我们就需要注意在少数族群成员当中培养与加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由于汉人通常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看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以汉族为主体的政府部门在重视落实少数族群政策的同时很容易强调少数族群的“自我认同”而忽视对他们进行“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巩固。这样，政府在落实“民族政策”、宣传“少数民族权益”的同时，很容易在客观上淡化了原来就比较淡漠与脆弱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造成“矫枉过正”的偏差。

在建立和巩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民认同”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两种偏差。

第一种偏差，是强调某一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各族群之间共同的“国民认同”，忽视本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文化方面的认同基础。这样，在意识形态出现变化、政治结构出现松动时，各个族群原有的以本族文化（语言、宗教等）为基础的“族群认同”就会发展成为以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就是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之一。

第二种偏差，是想当然地把“国民认同”视为已经存在并且具有“牢不可破”的共同基础，因而为了协调和改善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而片面强调发扬（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强调保护（少数）“族群”的政治与经济权益、强调和维护（少数）“族群”的人口边界和传统居住地，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但是同时却忽视了在各少数族群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中对“国民认同”的培养与巩固。这第二种偏差是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之二。

马教授分析：

各国在处理民族关系实行“文化化”的成功经验

1、美国

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新兴国家，在“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框架下，在这些具有不同种族、族群背景和不同语言宗教文化传统的公民们中逐步建立了新的“国民认同”。在今天，尽管历史遗留下来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仍然存在，有时也会发生种族矛盾和族群冲突，但是国家的统一自“南北战争”后从未受到真正的威胁。考虑到历史上实行的黑人奴隶制和对土著印第安人、华裔等的种族歧视使得美国族群关系的先天基础很差，我们应当承认美国自“民权运动”以来在协调种族关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在一些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特别是移民国家中，“民族”（Nation）越来越显示出作为一个稳定的政治实体的特征，相比之下，“族群”（Ethnic groups）则逐渐淡化了政治色彩。随着族群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相互通婚，各族群成员之间的界限也在模糊化，有部分成员处于被其它族群同化的过程中。所有族群的成员都被视作平等的国家公民。对于少数族群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政府从“公民”这一角度予以保障，针对每个成员的具体情况采取个案处理的形式，尽可能不把他们视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政治群体。对于一些少数族群成员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不利状况（如英语水平差或教育程度低），美国主要不是通过政府政策来保护其群体的“政治权益”，而是通过民间和半民间的社会福利项目来对需要帮助的个人或小群体（而不是“族群”）予以救助和支持。这就使与族群相关的各种问题主要以个体成员和个案的社会问题为形式表现出来，而不表现为以整体族群为单位的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一直实行着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政策导向，但并不采取行政强迫手段来推动文化同化。强迫同化实质上是族群“政治化”的另一种表现。在政治一体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极力引导人们把族群差异、宗教差异看作是“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文化差异”。

考虑到社会中的族群差别将长期存在，美国学术界在20世纪中叶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的目标，努力把族群问题向“亚文化群体”的方向上引导，具体做法有三条；第一是坚持国家在政治法律的一体和主流文化的普遍性（英语、基督教文化）；第二是允许各少数族群保留自己的部分传统文化；第三，为了防止在就业和其它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种族、族群歧视，美国人的身份证明中没有“种族、族群成分”的内容，人口普查表中的“种族、族群身份”由被调查人自行申报填写，政府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有意地淡化和模糊各个种族、族群之间的边界，鼓励族际通婚，并以各种方式来促进族群之间的相互融合。

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讨论与处理种族、族群关系时十分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同时，“文化多元”首先并不意味着各族群在政治、地域上实行任何形式的“割据”而危害国家的统一，美国的“文化多元”之上有十分强大的“政治一体”，各州和联邦都是很强的政治实体。美国虽然允许成立以某个族群为基础的、不具有排他性的文化团体，但绝不允许建立在种族、族群方面具有排他性并具有“自治倾向”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同时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非常重视各种族、各族群的“政治一体化”，只是在讨论族群问题时不公开这样提而已。即使是在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美国，处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少数族群（黑人、土著印第安人）及其组织依然存在着“民族自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倾向，这种倾向当然会受到美国政府的严密监控与全力压制。

美国不仅仅坚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实际上在文化层面上也存在着强有力的“一体化”措施，如正式的公共语言是英语，在作为“文化”最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方面必须追随美国的主流社会。事实上这些少数族群成员如不会讲英语，在美国就寸步难行，不接受美国的基督教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在美国社会里与其它人和各种政府机构打交道就十分困难，更谈不上就业和发展。所以，“文化多元主义”并没有保留真正独立的“文化群体”，只是允许在接受“美国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传统文化某些特点的各“亚文化群体”的存在。如果允许发展有族群背景、真正具有自治倾向的“文化群体”，有可能最终会危害美国的政治统一，这是美国政府和政治家们所不可能接受的。

简而言之，美国政府这些年来在处理国内种族、族群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和指导思想就是把各少数种族和族群引导成多元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即把这些族群“文化化”和“去政治化”。

2、印度

印度在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存在无数个大小不同、彼此独立的土邦，是英国殖民政府把这些土邦组合到了一个政治架构之中。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印度政府自独立后就积极致力于在全体国民中发展“印度人”的共同认同，从历史文献和文化传统中努力缔造一个可以凝聚各个族群、各个宗教群体的“印度的共同文化”，以避免第一种偏差。所以尽管印度存在多种宗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耆那教、基督教等）、多种语言（但都以英语为族际共同语）、多个族群（孟加拉国人、泰米尔人、旁遮普人、比哈尔人等）、多种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现在仍有三个邦由印度共产党执政）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问题，印度各族民众逐步把“印度”看作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和历史的共同体，各个群体在文化传统上是密不可分的，而印度的电影业在建立这一创建新的文化—历史共同体的努力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印度政府积极克服第二种偏差，在尊重各种宗教和族群平等权利的同时，竭力建立全体印度人的“国民”意识，明确地把国民意识置于各个族群、宗教群体之上，极力淡化族群意识。现在虽然印度各地仍然存在各种因族群文化差异、宗教差异、语言差异以及地方利益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带来的各种矛盾，出现过政治领导人被刺杀的恶性事件，但是没有出现真正威胁印度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在族群关系上努力克服这两种偏差，可以说是印度建国以后重要的成功经验。

马教授建议：对我国民族关系实行“文化化导向”，即有意识地引导民众把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异（语言、宗教等）主要视为“文化差异”，把群体边界“模糊化”，努力淡化各群体的“民族意识”，同时积极强化“公民—国民意识”。在思考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冲突时，采取的是把民族关系“文化化”的思路，具体做法就是努力在全体国民中构建一个核心认同，即让所有的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国家公民的身份，而把族群身份、种族身份、宗教信仰淡化为“文化特点”，是次要的、非核心的、不关键的。这样把主要的认同问题解决了，矛盾就成了内部矛盾，成为国家内部公民个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也就可以在内部来协调解决。

根据把中国的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文化化”的思路，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的概念，并在这一概念下重新开始“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以“中华民族”为核心认同建立一个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国家”，同时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简称××族），在这样的概念框架下强化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步淡化目前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共同凝聚起来，以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来面对和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国传统中把少数族群“文化化”的成功思路，没有被我们继承下来，却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种历史错位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中国人应当从祖先们几千年处理族群关系的传统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在“民族（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这两个层面中，应当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把我国的56个“民族”改称为“族群”的建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思路下提出来的。

我们今天在思考中华民族族群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时，可以参考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国家的体制与处理族群关系的思路，进一步把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多元一体”具体化为“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两个层面的结合，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族群关系问题。如果接受这样的一个整体性框架，我们的许多观念和做法也就需要进行反思和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思考少数族群的有关问题时，应逐步把它们更看成是“文化群体”而逐步减少它们作为“政治群体”的色彩。族群“去政治化”的思路应当在21世纪引起国人更多的思考，也有可能在未来把中国的族群关系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

二、民族分裂第二种根源——国外势力利用宗教灌注分裂思想

据了解，很多维族儿童从小接受的不是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而被送进一些有严重分裂主义思想的阿訇所私自开设的经堂。一些维族孩子从小接受的不是爱祖国、爱共产党的思想，而是被灌输这样的观念：长大后不反对汉族人，死了以后“胡大”不收。许多清真寺里的阿訇在念“三反”经。这已经不是宗教问题了，而是民族分裂问题，我们要坚持制止，坚持取缔，决不能手弱，不要怕国外的反对，我们分裂动乱才是他们最高兴的。

还有一点，新疆一昧对西边开放，是不是引进了更多的分裂？对西开放，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我们得到了什么？是不是该实行有限开放？未开放前，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的分裂思潮？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

青年工人

维吾尔族人在经济上失去地盘
作者：来源：华尔街日报　日期：2009年07月21日

在中国领导人寻求防止再次爆发民族暴力事件之际，他们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在少数民族正逐渐失去对自己的产业、甚至是最传统产业的控制时，如何将中国不断增长的财富扩大到少数民族。

政府表示，本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发生的骚乱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大部分受害者都是遭到维吾尔族人攻击的汉族人。

尽管这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看似是中国南方一家工厂中两名维吾尔族人的被杀，更长期的问题已在酝酿之中。很多维吾尔族人觉得汉族人正在接管新疆的经济。令一些维吾尔族人最为烦恼的是，汉族人看来还在维吾尔族传统产业上取而代之，从传统市场到穆斯林食品。

举例来讲，在乌鲁木齐市中心，主要市场是由汉族人控制的，尽管市场外面立着维吾尔族商人的雕像，并自称是可与伊斯坦布尔或萨马尔罕相媲美的中亚大集市。甚至一些生产清真食品的大企业也是由汉族人、而不是维吾尔族人经营的。新疆的旅游业近年来因维吾尔族文化的异域风情而繁荣起来，但在这个领域，汉族企业看起来占了主导地位。地区航空公司也卖给了一家中国南方的航空公司，看来很少有服务人员来自少数民族。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黄靖说，对维吾尔族人来说，那里是他们的故乡，不过从经济增长和发展中获益的并不是他们。

中国人口有90%以上是汉族人，剩下的分属55个少数民族。中国旨在通过一系列慷慨的政策帮助少数民族，从高考加分、到低息贷款和较低的聘用要求。其中一些政策帮助催生了一小部分富余的维吾尔族人，他们在政府的顾问委员会任职，升到了自治区政府的高层。

获得少数民族的收入和就业的精确资料不太可能，因为虽然政府收集这些资料，却不公布。不过可以获得的数据显示出难以消除的差距。2002年至2008年，新疆的经济翻了一番，但经济产值的60%仍依赖能源，特别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这些行业中的企业由汉族公司经营，对油田的走访显示大部分员工是汉族人。

农村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了民族间的不平等。大多数维族人生活在农村，特别是新疆的南部地区。去年，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称，整个新疆农村地区的人均年收入为3,800元（560美元），但南疆农民的收入要低得多。例如，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和田地区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226元。在干旱程度不太严重，可以种植棉花的北疆，农业主要由以汉族人为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制。这是一个为了保持地方稳定的准军事化组织。
政府采取了旨在缓和这一不平等现象的措施。向维族人为主的小农户提供的低息贷款使他们能够扩大生产。政府还鼓励大型食品公司同小农户签订长期合同，以给他们带来一些经济上的稳定。

新疆社科院经济学家王宁说，政府的确做出了真诚的努力，来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这是领导层关心的首要问题。

但个别例子显示，汉族人的控制已超出了能源和和大规模农业等领域。比如，霍兰兰是一位出名的汉族企业家。她经营的新疆佳雨工贸有限公司（Xinjiang Jiayu Industrial & Trading Co.）提供46种清真食品，包括羊肉、马肉、骆驼肉和鸡肉。这家公司现在是新疆最大的清真食品加工企业，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Air China）飞往新疆和穆斯林国家的航班提供食品。

不过她说，公司的300名员工主要都是汉族。她说，公司里也有少数维族员工，比如一位做清洁的女性，但所有的高级职位都是汉族人。她说，所有清真食品公司都要有维族员工，这是一项要求。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大巴扎。这里曾是维族企业家的聚集地，但大巴扎的主要部分在2003年由一家香港开发商和汉族人经营的新疆宏景集团（Xinjiang Grandscape Group）拆除重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丝绸之路重镇喀什，那里的老城区被汉族市长拆除，许多维吾尔人似乎对这些开发感到不安。

现在，新的大巴扎里的主要租户有肯德基和法国连锁百货店家乐福，这两家企业都是由汉人经营的。据接受采访的汉族和维族商人说，位于乌鲁木齐市维族人核心居住区的大巴扎还未重新开业，因为许多租户都是汉族，他们不敢回去。

在马路对面就是过去的大巴扎，破落的小巷子的两旁排列着一些维族人开的小生意。这是乌鲁木齐最后一个布满防暴警察的地区，新旧巴扎间的道路依然限制车辆行驶。

一名在摊位上出售牛仔裤的维族人说，我们不如汉族人那么有组织，现在大巴扎是他们的了。

青年工人

内地新疆籍流浪儿童犯罪问题研究
2008-10-14 14:30:01作者：亚尔买买提　维吾尔在线

一、问题的提出

流浪儿童问题已经成了世界性的社会问题。而流浪儿童犯罪问题已经成了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几乎都可以见到新疆籍的未成年人从事扒窃等犯罪活动。这些人员主要是在一些车站，集市，繁华街头等人群比较多的地区，采取尾随行人扒窃包的方式进行犯罪。在犯罪中，出面作案的主要是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成年人一般在旁边掩护，如果孩子被失主发现，大人就出面使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将孩子带走。这些孩子成为了当地黑势力的作案工具。如果孩子被警方抓走，由于语言不通，警方无法跟孩子沟通，无法取得更多的证据。由于年龄未满14周岁，警方无法处理孩子，将孩子释放。当孩子走出派出所门口，幕后的“老大”就接孩子回去。这样的恶性循环下，犯罪分子越来越猖獗，光天化日之下就进行扒窃活动。由于孩子很小就从家里拐卖出来，实时得到了解救，孩子也无法提供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给当地警方和行政人员带来难题。

二、概念的界定
1.流浪儿童的概念

“流浪儿童”一词具有争议性，很难甚至不可能对它做一个公认准确的定义。一些国际机构将流浪儿童分为两类群体：在街头谋生的儿童和在街头生活的儿童。第一类是大部分时间在街头工作或其它方式谋生，晚上则回家（有家人或亲戚）的儿童；第二类是无家可归，并与父母，家人或其它成年人分离的，总是在街头生活的儿童。在中国，流浪儿童的类型是多样性的，有在街头擦皮鞋的，有卖花的，有乞讨的，有跟成年人一起的，也有独立的，当然也有从事犯罪活动的。这些孩子有的是自己离家出走的，有的是失去了家人和监护人的，有的是被拐卖或拐骗的。因此使用简单的定义来界定流浪儿童的概念是很困难的。

中国政府定义流浪儿童为18周岁以下离开家人或监护人在外游荡超过24小时且无可靠生存保障并最终陷入困境的人。由此定义来看，新疆籍流浪儿童的经历更加复杂。

2.新疆籍流浪儿童的概念

由上面的流浪儿童的定义来看，新疆籍流浪儿童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他们虽然都有父母或家人，但被拐卖或拐骗到了内地，离开了家人，从事犯罪活动。目前学术界几乎没有对新疆籍流浪儿童的统一概念，多数认为新疆流浪儿童是被拐卖到内地从事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群体。但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些流浪儿童大多是在被拐卖后在成年人的暴力威胁和逼迫下从事犯罪活动，即使有的孩子超过16周岁，有一定的刑事责任能力，但由于语言障碍，民族差异等客观原因而无法自救，有的是得不到解救，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犯罪者。综上所述，笔者自己给新疆籍流浪儿童做了定义“所谓新疆籍流浪儿童，是为未满18周岁，被成年犯罪分子用拐卖，拐骗，引诱等方式离开家庭（新疆），在成年人的武力威胁和操纵下从事扒窃，抢夺等犯罪活动的未成年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定义好像是把这些流浪儿童的犯罪看作是应该发生的，当然，触犯法律必然会受到惩罚的。但我们在惩罚的同时，要找出问题的跟根源，从根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循环打击。

三、新疆籍流浪儿童犯罪问题的产生背景和原因分析

流浪儿童问题的持续存在是现代社会中最不和谐的现象之一。是任何一个负责人的国家和政府想尽力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是，目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只是这些问题在有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表现的更加突出一些。那么，各地为什么不能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流浪儿童形成原因的原因错综复杂，牵涉到个人，家庭，学校，民族风俗，社会环境，犯罪成本，儿童福利乃至政府相关的政策与制度等方面，只有深入了解这些产生流浪儿童的根本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找到正确的预防和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才能够采取更加有效的教助与保护措施。

1.新疆籍流浪儿童犯罪产生的背景

新疆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公用47个民族，其中世居的有13个民族，民族成分比较复杂。由于新疆的地域辽阔，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形成的地区差距，城乡差别和民族差异很大。特别是新疆四地州，自然条件恶劣，人多耕地少，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人口相对比较多，多年来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流浪儿童。这些流浪儿童大部分流入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少部分流浪在乌鲁木齐为主的大，中城市，称为新疆流浪儿童的主要流出地。在20世纪80年代，新疆南疆地区由于贫困，形成了一次“口里潮”。在南疆，“口里”是指新疆以外的内地城市。由于维吾尔民族历史以来就是擅长贸易的民族，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家乡到了内地。这些人到了内地以后从事一些卖羊肉串，卖水果等正当生意。也有一部分人到了内地以后步入违法犯罪的道理，开始从事盗偷盗，抢劫等犯罪活动。由于语言的不通和民族的特殊性，内地警方在打击这些犯罪人员时很辣手，很多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部分通过犯罪致富的人员回到了新疆，利用在内地赚来的钱大吃大喝，吸引了更多天真的新疆农民。他们周围的老乡见到他们到了内地回来就变成了“有钱人”，就开始跟着这些人到内地。犯罪人员利用做生意的名义诱骗一些未成年人到内地。到了内地以后使用暴力威胁，逼迫这些未成年人犯罪。流浪儿童的产生于贫困相关度很高，但我们不能认为贫困就是产生新疆流浪儿童的直接原因，毕竟全国贫困的地区很多，我么只能说贫困为这些流浪儿童犯罪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起了“促进”作用。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新疆籍流浪儿童犯罪的产生？本文下面将进一步分析原因。

2.背后的犯罪网络是新疆籍流浪儿童产生的主要原因

这些流浪儿童基本上都是被背后的犯罪团伙所控制的。这些犯罪团伙一般组织严密，规章齐全，分工明确。少则几个人，多则几十个人，上百人。大一点的犯罪团伙一般有头目、管家（总负责、馆长）、监工、厨师、小孩组成。小一点的犯罪团伙一般由头目、监工和小孩组成。监工一个人管几个孩子，平时监视还在偷窃，也负责保释被抓小孩。老板每天为小孩规定一定数额的偷盗任务，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完不成任务就会受到惩罚。这些犯罪团伙是怎么样控制这些孩子的呢？一个原因是孩子被打怕了；一个原因是有监工；这些孩子白天在街上行窃，晚上回来有个流动食堂，由专门雇来的大师傅做饭，在内地少数民族吃清真饭不容易找到饭馆，贼头就用吃饭控制小孩；晚上回来以后，贼头让孩子们玩比石（羊的骨关节）赌博。小孩把一天偷来的钱向贼头上交完，有时老板给小孩一点奖金。小孩在宿舍玩赌博没钱的时候，老板就借给他们，有的孩子一晚上就输掉20万元，孩子每天玩比石赌博，每天欠老板的钱，小孩白天偷上钱就还债，而且老板还搞利滚利。若有哪个孩子要逃跑，就马上杀鸡给猴看，把脚筋挑掉。据新疆公安厅的同志介绍：“孩子偷抢都有大人在背后指使，孩子真正在内地生存很困难，这些孩子多数是被拐骗出来的，以卖羊肉串、烤包子、葡萄干的名义，进行偷包等轻微犯罪活动……成年人3~5人，操纵10个8个孩子，成年人操纵的团伙给每个小孩下任务，完成任务，给点钱花，完不成就挨打，有时用电线吊起来打。”

【案例】艾尼瓦尔，维吾尔族，新疆喀什叶城人，2岁时父母离婚，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笔者在学校安排的大二深圳实习工作中接触并成功从人贩子手中解救出来的孩子。正在上小学的艾尼瓦尔很懂事，在班里是班长，学习成绩一直居全班前3名。2005年4月27日。噩梦降临。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艾尼瓦尔放学回家的路上。一名中年男子走下里，递给艾尼瓦尔一块巧克力后一番嘘寒问暖，吃完巧克力的艾尼瓦尔不知不觉上了出租车，随后又换成到一辆白色面包车上。等艾尼瓦尔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兰州了。随后艾尼瓦尔被带到离家乡5000多公里的广州，后来又转到深圳。到了一个偏僻的住所后，艾尼瓦尔和另外两名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被严密看管。那个带他们来的男子让孩子们称他为“老大”。第二天“老大”带三个孩子到商场“实习”，这时艾尼瓦尔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偷盗”，艾尼瓦尔知道这是违法的，老大毫不留情的把不肯偷的艾尼瓦尔揍了一顿。第一次“实习”艾尼瓦尔跟另外一个孩子在商场偷窃，当另外一个孩子偷出一部手机并转接给艾尼瓦尔，让艾尼瓦尔跑，艾尼瓦尔双腿发软坐在了地上，被事主发现。事主发现并抓住了他，这时在一边监工的“老大”出现并把艾尼瓦尔带走。带回住处以后艾尼瓦尔又遭到了老大的毒打，用烟头烫艾尼瓦尔的手和背部，用电线打他，让他学会下次偷完东西以后要学会跑。2周后，艾尼瓦尔出道了，他不再怕偷东西了，他怕的是因为偷不着而被“老大”打。这些犯罪团伙是有很严密的组织性的，有的人专门负责拐卖儿童，有的人负责将儿童运输到内地，有的人负责看管，有的负责训练。他们是以在内地经营饭馆，买卖新疆土特产等名义诱骗这些孩子，甚至孩子的家人，将孩子带出家，送到内地从事扒窃活动。这些人将孩子带到内地以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实习”，就让孩子正是上街，并且给每个孩子规定了严格的任务。例如，笔者解救的艾尼瓦尔，每天的任务由600-2000不等，如果超额完成，“老大”就会给他们奖励，如果完成不了就要受到“老大”残忍的毒打。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流浪儿童背后的拐卖儿童的犯罪网络是形成新疆流浪儿童的重要原因，要想从根本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就必须完全解除这些犯罪团伙。

3.新疆籍流浪儿童犯罪问题产生的学校和家庭原因

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李晓霞认为，南疆维吾尔族聚集区相对较高的离婚率，失业率，人多地少的矛盾，极端贫困和基层组织涣散是流浪儿童出现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夫妻的婚姻质量和家庭的养育条件是影响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父母离异或亡故对孩子有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再婚家庭的情感交流障碍与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往往会将孩子毫不留情的推向社会。据新疆救助站的资料，父母离婚，继父母虐待，监护人不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是流浪儿童出走的又一大原因，由于这一原因离家的约占到10%。学校和家庭教育不当，使学生厌学出走。据新疆救助站的数据，由于这一原因离家的约占到7%。不少家庭因为家境贫困而造成家庭成员（尤其是成年家庭成员）的低自尊、易怒、脾气暴躁等不良个性。在人际交往中不善于表达，易冲动，用暴力来解决问题。而这种不良个性往往在家庭生活当中造成家庭关系紧张。紧张的家庭关系不仅对家庭当中的正常沟通产生阻碍，而且对孩子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个性暴躁，具有暴力倾向，不仅影响了自身，而且给孩子带来了负面影响。笔者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流浪儿童艾尼瓦尔的家庭就是典型的父母离异的家庭。艾尼瓦尔三岁时父母离异，他跟着母亲生活。后来由于家庭贫困，艾尼瓦尔的母亲离家到大城市打工赚钱，就把艾尼瓦尔交给了他奶奶。离开父母教养和监管，对孩子的成长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南疆的民族地区，有些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一家几个孩子，养活不了就成了负担。流浪儿童的家庭人口多处于多子女家庭，加上南疆地区因为地震等自然灾害，生活困难，这样的孩子经常受到父母的责骂，形成了一种把孩子往外推的推力。由于地理环境、传统习俗等的影响，南疆农牧区的妇女们仍然没有摆脱旧的生育观念。她们多早婚早育，认为：“多一个孩子就等于多往锅里添一碗水，一件衣服也可以接替使用，其余都是现有的，不需要花什么钱的。”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是将儿童从家庭引向社会的第一座桥梁。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向社会成员（不仅仅是儿童）系统传授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生活技能、科学知识的制度化机构。当儿童进入学龄期之后，学校的影响便取代了家庭上升到首要地位，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儿童在学校里进入了“社会结构”，扮演着学生、同学、朋友等社会角色，并在课堂里和其它公共场合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社会互动。这种互动不仅发生在学生之间，同样也发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的期望和看法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发展。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学生往往得不到老师的关心和鼓励，所以其厌学情绪会越来越重，加上家长对厌学儿童的责骂，更是儿童极力想摆脱这样的环境。学生学习费用高，贫困学生拿不出来几百元的学费，到学校被罚站，像这样的孩子很容易被诱拐。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孩子是因厌学而离家出走的。

【案例】流浪儿童穆巴拉克（化名），上五年级后，开始对学习不感兴趣，经过家长和教师的屡次教育，他开始安心学习了，可有一次，他因在课堂上与同学交头接耳，违反了课堂纪律，所在班级因此在纪律检查中扣了分，班主任老师知道后，非常生气，用锁子将他的头打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愿意去上学了。开始了出外流浪的生活。在新疆南疆的农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贫困，基层教育设施和教育水平也低，这就导致学校教师的综合素质也比其它地区的老师低。学校没有给学生进行自我保护，安全防范等教育，也是导致流浪儿童无法自我保护和自我救助的原因之一。

4.导致新疆流浪儿童受害的同辈群体原因

同辈群体，又称同龄群体或者伙伴群体。它是由地位相近、年龄、兴趣、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大体相同的人组成的非正式群体。这些人贩子感觉到了公安机关对自己的打击力量越来越强，于是其中一些“聪明”的人贩子想出了好办法，在拐卖儿童中他们自己不直接出面，而是让那些跟自己时间长的，信得过的孩子去勾引或拐骗孩子出来。有的人贩子把拐骗的黑手伸到学校，唆使儿童去拐骗其它的儿童。

【案例】2007年6月15日，11岁的艾克拜尔（化名）被认识的“哥哥”，以带他出去玩为借口将他拐骗至上海，3个月以来，他每天宁愿挨打挨饿也不愿意帮坏人偷东西，最终被犯罪团伙遗弃，在大街上流浪被人送到派出所。回到新疆时的艾克拜尔的左腿膝盖肿的老高，走路一瘸一拐，疗养了半个月后伤势才好。

四、新疆籍流浪儿童犯罪特点

大部分流浪儿童是犯罪团伙的利用工具，很少有孩子单独作案。这些犯罪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手法多样。这些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孩子，主要手段以盗窃、扒窃、抢劫、抢夺为主，不少儿童掌握多种盗窃方式，并有成年人在幕后操纵。一般多为大人望风，为成年人直接作案的方式，偷来的钱物全部上缴给老板。还有一种是大人利用小孩从事犯罪活动。大人利用七八岁的小孩，甚至婴儿，以掩人耳目偷钱，抓住后，因孩子还小无人带管，便无法处理大人，这样小孩就成了大人的保护伞。在内地，不少来自新疆的大人利用婴儿从事违法活动，不少来自新疆的妇女，怀里抱着孩子，以孩子掩人耳目偷盗。被他们利用的小孩，多是被拐来的，自己的孩子很少。

1.犯罪的团伙性和组织性

几乎每个新疆流浪儿都是一个背后犯罪团伙的成员。这些孩子背后一般有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少则4-5人，多则数十人。成员一般都是新疆人。这些犯罪团伙有自己内部的“规章制度”，谁违反了规矩就要受到其它成员和老大的惩罚。由于成员都来自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民族，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团伙的凝聚力比较强，比较团结。其中，“江湖”时间较长的作为老大来操纵整个团伙。有些地区，这样的犯罪团伙规模大到整个城市的新疆籍人员都在其中，都服从老大的安排。

【案例】新疆和田地区的人贩子阿依古丽（化名）及其丈夫、6个儿子及孙子，全家都参与了拐卖偷盗活动。从90年代初开始，他们每年都要带上20到30个孩子到内地，让他们偷窃。阿依古丽一家不但自己拐骗孩子，还雇了人，有翻译、管孩子的、做饭的、管帐的，还有专门负责到派出所交罚金领孩子回来的，俨然是一条龙服务。犯罪团伙把孩子骗到内地以后，一般不会马上让孩子去扒窃，而是对他们先进行培训，现有高手示范表演，从开水锅里拿钱，或买或各种包，训练开包的技巧。培训之后，再实地操作。

2.犯罪人员的低龄化和作案手段的伪装性

在内地的新疆籍流浪儿童犯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孩子年龄多数是在14周岁以下，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作为抵抗外部和警方的工具。作案时如果被发现或被抓获，孩子以听不懂汉语，语言不通相纠缠，甚至以民族矛盾相威胁，逃避打击和处理。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同志说：“这些拐骗人口的犯罪嫌疑人都谙熟我国的法律，所以他们拐骗的都是6岁到14岁左右的孩子。”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不满14岁的孩子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犯罪团伙利用未成年人为其敛财，正是钻了法律的空子。这些新疆籍小孩因年龄小，抓住后，往往无法处理，一般都是进行教育以后就放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违法犯罪势头。在长期与公安机关打交道和自身的体验中，他们也逐步掌握了公安机关不能处理他们的心理，大肆作案。许多被抓获的新疆籍小孩前脚出派出所大门，后脚又去作案，几进几出，形成了被抓——被放——再被抓的恶性循环。这次犯罪团伙屡次得手而不被公安机关处理，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隐蔽性，很多成年人在内地是以开餐馆，做生意的名义生活。在作案时，成年人负责观察情况，发现目标和转移赃物，小孩则具体实施扒窃等犯罪行为，得手后便将赃物转移给成年人。孩子一旦被公安机关抓获，成人就逃离现场，很难被抓。

3.作案地点，时间，对象的选择性

首先是在地点上，这些小孩子作案地点多选择在火车站附近、商业区、集贸市场等繁华区域及公车站、公交车上等。这些区域人流量大、人员结构复杂、易于作案，易于逃窜。其次在时间上，作案时间多在白天，通常是乡下居住，城里上班。据新疆公安厅的同志介绍，一个刚被打掉的一个犯罪团伙交代，孩子们在每天早上6时出门，晚上7时准时“下班”，双休日节假日更是繁忙。这样的日子是扒窃的黄金时间。每天早上，他们还会领到10元，当成一天的交通费、午餐费。晚上老板陪手下人美餐一顿，同时，根据小孩的偷窃数量，论功行赏，再给监工及小孩一点零用钱。再次在作案对象的选择上，专门选择一些反抗能力差的对象进行盗抢。如挎包的妇女、老年人和身材矮小者，这样作案更易于得手。即使失手，也能顺利逃离现场。

五、治理新疆籍流浪儿童犯罪对策
1.国家救助

救助保护流浪儿童，是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为社会减少不安定因素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党和国家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也越来越重视，目前全国已经成立了130个儿童救助中心，为流浪儿童提供紧急救助和临时性生存保障，帮助查找家庭、开展心理咨询及非正式教育等，并通过各种方式使其尽早返回家庭。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的统计显示，2005年，新疆青少年违法犯罪人数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重由2000年的14.2%，上升19.5%。特别是新疆籍的流浪儿童违法犯罪案件屡禁不止，2005年立案数比2000年增加了一倍。在内地流浪的新疆籍儿童一般会被送回到新疆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

该中心的工作内容有：

1、配合公安机关、兄弟省区救助站做好流浪儿童的接收安置工作。
2、工作人员生活上关心流浪儿童，让孩子生活有规律，让流浪儿童感到温暖。
3、广泛宣传、争取社会赞助，引起社会各界对流浪儿童的关注。
4、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比如，在1999年到2003年期间，新疆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与英国救助儿童会合作，先后在乌鲁木齐、伊犁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举办了“流浪儿童家长培训班”。培训班邀请了热心儿童工作的专家学者、教授参加授课，培训班采取了参与式教学，授课内容围绕着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话题展开，通过培训使家长们懂得了“什么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什么样的孩子最需要保护”。参加培训班的不仅有流浪儿童和流浪儿童的家长，还有基层各县市的民政干部、宗教界人士。培训班的专家，还在阿克苏地区中学向全体师生作了关于青少年保护权益的讲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新疆流浪儿童救助中心的书记介绍说，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阿克苏地区第二年流浪儿童的出走比例就下降了二到三成。

2.民间救助

1.维吾尔在线论坛——《关注新疆流浪儿童》“维吾尔在线”是笔者两年前跟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维吾尔族教授创办的民间网站。笔者在此网站曾经担任副站长职务。“维吾尔在线”（WWW.UIGHURBIZ.CN）是我国第一个关注新疆籍流浪儿童命运的民间网站。笔者在此网站上发表了第一个关注新疆籍流浪儿童的文章“我与内地新疆小偷的生活”引起了很多有关人士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在很多热心网友的帮助和建议下，笔者在网站上发起了建立“救助新疆籍流浪儿童协会”的倡议。笔者认为，目前在解救新疆籍流浪儿童问题上存在的很大一个障碍就是，内地公安机关，反扒队员抓获或解救的新疆籍流浪儿童，因为语言不通，年龄小等原因无法得知孩子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给当地的救助工作人员带来了麻烦。维吾尔在线想通过社会各界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难题，在双方（案发地的公安，救助籍贯和新疆救助中心）之间建立桥梁作用。全国内地如果有了流浪儿童的消息，维吾尔在线第一时间通过互联网和社会作用联系新疆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早日把孩子安全，健康的送回父母身边。佳泉反扒联盟既救助新疆流浪儿童联盟佳泉，河南安阳反扒队队员，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佳泉跟其它反扒队队员一样，一开始在打击新疆流浪儿童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抓住新疆流浪儿童以后把孩子送到当地的派出所。派出所接到孩子以后由于语言不通，年龄不够14周岁等客观原因不得不将孩子放走，孩子前脚出了派出所的门，后脚又开始扒窃。这样的恶性循环，佳泉所带领的反扒队几乎每天都抓到同一个小孩子，甚至有些小孩子跟他们成了“熟人”。佳泉发现仅仅靠反扒队和公安机关的打击，是无法从根源上解决新疆流浪儿童犯罪问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佳泉发现了“维吾尔在线”和它所关注的流浪儿童问题。于是，一只反扒组织和民间网络之间的合作开始，他们互相帮助，互相联系，组建了一个无形的救助模式。维吾尔在线与佳泉反扒联盟的联动救助机制是在维吾尔在线论坛里发帖，论坛上的志愿者看到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时候，会在第一时间在论坛跟帖或者利用电话、手机短信、QQ网络聊天工具等了解孩子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反扒联盟抓到孩子后，会跟维族的志愿者通电话，请他们在电话里翻译，并请他们发动自己的社会资源，帮助孩子找家人，或者给无家可归，甚至是不愿意回家的孩子找个正当的工作，让他们有个一技之长，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来。佳泉说：“我们有共同的合作基础，都同情这些维族孩子，痛恨那些可恶的贼头，那都是维族的一些败类，新疆的维族同胞也很痛恨他们。”

【案例】2007年9月18日晚上，反扒联盟在安阳南大街鼓楼广场上抓获了三名小偷。其中两个是12岁和14岁的女孩，还有一个监督她们的成年男子。佳泉在将三名孩子送往派出所的同时，第一时间跟维吾尔在线的热心网友联系。在热心网友的帮助下，佳泉联系到了孩子的家庭住址。在当地民政局和公安机关的帮助下，反扒队的队员将两名未成年少女送回了新疆乌鲁木齐并给她们两个找了个适合她们的工作，让她们去学习一门技能。

3.家庭，学校和自我救助

(1)家庭救助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这些内地流浪儿童中，大部分都存在同样的经历——家庭不健全，父母离婚或逝去，监护人不履行责任等。如果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孩子也不会轻易的被那些人贩子所勾引。因此，家庭无非是让孩子健康安全成长的第一站。因此，各地应该深入开展家庭教育，努力办好家长学校，让每一位家长认识到家庭的价值和责任，懂得教育子女的方法，用科学的育儿把子女教养成堆社会又有用的人才。建议自治区和各地方的教育部门，团委，妇联和老龄委等部门共同合作，深入到南疆和广大农村地区，用流浪儿童生动的事例和家庭教育的先进理论，全面做好家长的教育培训工作，以提高家长的整体素质和安全意识。

(2)学校救助

针对新疆流浪儿童主要集中在南疆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特点，笔者建议在南疆各个民族中小学中，开展一系列的法制教育活动，让每个学生都学会如何保护自己，遇到人贩子时如何逃离等最基本的安全方法，让每个孩子都养成放学按时回家，不跟陌生人说话等好习惯，加强思想品德教育。

(3)自我救助

很多孩子被拐卖到内地以后，试图逃离人贩子的魔掌。但能成功的几率很小。主要因为孩子年龄小，逃出来以后没与任何经济收入，无依无靠，不知道如何求助，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孩子多数不会说汉语，无法跟社会上的人交流，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不堪忍受罪犯分子毒打折磨的孩子，往往乘其不备，逃离火坑。有些孩子逃脱成功了，有些孩子被追回以后，遭到了更残酷的折磨，轻的被挑掉了脚筋，严重的因此就丧失了幼小的生命。

【案例】2007年7月，年龄还不到10岁的小哈斯木（化名），家住新疆喀什，被劫持到浙江嘉兴。由于不愿意帮助坏人偷东西，伺机逃出了贼窝。出来后，年幼的孩子不知道回家的路该怎么走，坚强的他，一路沿着钱塘江往杭州方向走去，走了五天五夜，一路的提心吊胆，但是回家的决心，让小哈斯木坚持走到了杭州下沙的大学城，最后昏倒在大学城的路上。遇见好心的大学生被送到派出所，终于获得解救。

作者：亚尔买买提，维吾尔在线管理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管理专业毕业生，文章系亚尔买买提毕业论文初稿）

青年工人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40000/newsid_8141300/8141325.stm

2009年07月09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7:16北京时间 01:16发表

分析：从新疆骚乱看中国的民族关系

BBC中文部记者蒙克

武装警察在乌市维族聚居区巡逻。

新疆乌鲁木齐民族抗议骚乱造成大批平民死伤使中国的民族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事发后中国政府立即将抗议骚乱说成是政治和刑事犯罪事件，试图作出超民族的中立姿态，但公众表现出的强烈对立的民族情绪显示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重重困难。

中国官方声明一开始就坚决认定新疆骚乱是境外分离组织策划的政治事件，而不是民族矛盾所致。当局努力淡化骚乱的民族色彩，避免破坏中国是民族团结大家庭的和谐形象。

在汉族人口占91%的中国，许多人认为国家在多方面对少数民族的优惠，诸如升学和计划生育方面，是对汉族人口的逆向种族歧视。这次乌鲁木齐发生的暴力，和去年在拉萨发生的抗议骚乱一样，令许多人感到困惑，他们不理解中共对少数民族政治、经济上的优惠政策何以没有能够增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

激烈对立的舆论

新疆的血腥冲突似乎同样激烈地反映到网络论坛中，中文网络言论大致按照民族界限，形成激烈对立的观点。许多网民批评中共过于优待少数民族，使很多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无法无天。不少人缅怀中共建国后在新疆主持移民开垦的王震将军，赞扬王震用高压手段平定新疆（王震处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问题采取激进手段被毛泽东指为左倾，后被调离新疆）。

中国作家王力雄在去年出版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一书中专门探讨过新疆问题。王力雄在新疆亲身感受到汉族人和当地少数民族对王震和30-40年代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盛世才有截然相反的评论。王震和盛世才在少数民族眼中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少数民族还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但在汉族民众的眼中却是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

还有人呼吁当局检讨偏袒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呼吁取消新疆和其他一些民族自治区，要求全国人大考虑在新疆设省。

超民族的极左政治

新疆最近的民族抗议和骚乱，和去年西藏拉萨抗议骚乱一样，都说明了少数民族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的认同存在的问题。从1949年开始到中共开始摒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前，中共一直实行一种淡化民族性的政策来加强少数民族对新国家的认同。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新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只是过渡性质，并非政治目标。但是这种民族政策和理论随着毛泽东时代结束而被忽视。

根据超民族的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理论，中共政权在否定否定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同时，还着重谴责所谓的大汉沙文主义，这包括对国民党、汉族军阀等旧政权和满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具体在新疆，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新疆，解散了新疆要求民族自决的革命政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后来在新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以超民族的意识形态和强调共同的阶级利益，以此作为统治新疆的合法性基础。

但在具体做法上，中国仍沿用传统做法，对新疆搞移民实边，组织大规模移民进入新疆。据人权观察公布的统计数字，在新疆的汉族人口从1949年占当地总人口6%，到2007年上升到了40%。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军队及家属，以及未注册登记的流动工人。另外中国在新疆建立了规模最大的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个以汉族移民为主的党、政、军、企合一的组织，在新疆主要的绿洲和战略要地建农场和城镇，被中国媒体报道称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威慑"。

民族性复兴

在过去20年中，显然"去民族化"的民族政策和理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和意识形态右转而失去影响。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强调。 "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各种"国学""国粹"的理论、概念纷纷出台，在意识形态真空中争夺一席之地。

中国意识形态右转的20年也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政治影响力猛增的时期。国力强大和中国崛起的概念产生国际影响的时候，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民族的民族认同得到强化，在对内民族关系中，进一步加强了少数民族面对文化同化压力和经济边缘化的不安全感。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一直拒绝承认少数民族集体诉求的正当性，把民族问题简化成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民族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中国领导人自邓小平开始一直到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问题上发表过类似内容的讲话。

就新疆的民族状况而言，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了许多跟新疆当地民族同源同种的独立国家，无疑加强了新疆境内许多民族的自我意识。过去20年也是新媒体和互联网通讯发展迅猛的时期，通讯和舆论传播无疑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民族化的过程。

民族偏见

许多报道说，互联网传播谣言煽动民族仇恨是新疆维吾尔人抗议的最初起因。中国媒体报道说，6月25日韶关汉族和维族工人斗殴系一名汉族工人散布关于维族工人的谣言、在网络煽动民族仇恨引起。韶关维族工人被殴致死引发了新疆维族人抗议。网络谣言具有如此的煽动力，也说明在当地公众中普遍存在对维吾尔族人的程式看法和偏见，比如许多内地人往往把维吾尔族移民同刑事犯罪相提并论。

2004年全国人大期间新疆政府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接受记者提问时，被香港记者特别问到维吾尔族人在中国内地的犯罪问题。司马义·铁力瓦尔似乎流露出对问题的反感，他提醒记者不要片面报道，他说民族人口流动是双向的，大批汉族人口去新疆，里面也有不少刑事罪犯。

前途未卜

中国民族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无论是极左时期还是搞资本主义市场改革的时期，都是在精英集权的体制下完成，并没有公众的参与。所以虽然中国对少数民族及地区的经营符合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整体利益，但他们并不能完全认同和理解中国在民族地区的政策。

对于各民族自治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来说，他们在本民族的革命的或者传统的精英的代表下作为整体加入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随后中国发生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斗争逐减破坏了少数民族的上层，民族干部成了各民族在体制内的唯一代表。但由于中国对民族分离主义的戒备和严厉打击，少数民族干部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远不像内地省份的汉族干部那样敢于向国家争取地方利益。

因此在中国各省地方利益形成的同时伴随着民族自治区的地方利益相对被削弱，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被进一步边缘化。随着中国政府对社会控制范围缩小，中国社会舆论对政策的影响力不断加强，而其中汉民族和小民族社会影响力的反差也越来越大。

此次新疆骚乱后中国当局表现出中立姿态以及尽快平息冲突的做法也受到来自汉族公众的非议。但是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中国当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控制社会舆论或者抵制舆论压力，维持有限的超越民族的姿态，直接影响他们整体的安全感和对国家的认同程度。

青年工人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8140000/newsid_8140600/8140604.stm

2009年07月08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3:32北京时间 21:32发表

分析：4000公里的导火线

乐安
BBC中文网记者

韶关发生斗殴的玩具厂已经复工。

新疆的骚乱事件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引起了新一波维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对立。

周日乌鲁木齐维吾尔人示威的直接起因是远在4000公里之外的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6月26日发生的维汉两族员工斗殴事件。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斗殴事件是因为有人“造谣”说该厂有汉族女工被维族工人强奸，结果数百人参与的斗殴导致两名维族员工死亡， 100多人受伤。

出事的旭日玩具厂香港老板蔡志明称，是响应政府的扶贫政策才聘用了这批新疆人。

不过，纵观新疆近年来向中国内地、沿海劳动力输出以及这一政策出现的问题可以发现，韶关事件固然可以说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但新疆少数民族对劳务输出的抵触由来已久。

从疏附到韶关

韶关斗殴事件中的维吾尔族人主要来自新疆喀什附近的疏附县。5月21日离开疏附的这400多名农村青年已经是这个只有36万人口的小县今年送出去的第七批外出务工人员。

在内地省份，河南也好，安徽也好，谁都无法想象一批青年南下打工会有当地党委、政府举行欢送仪式。但疏附县和新疆其它县市一样不仅举行了仪式，行前还由政府对他们进行了汉语、法律甚至礼仪方面的培训。

可以看出，和内地外出打工不同的是，新疆少数民族出去打工更多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政府的事；更多的不是一个外出赚钱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东西合作、“民族互助”的政治问题。

而更根本的不同还在于汉民族和当地少数民族不同的观念。

内地汉人相信“人挪活树挪死”，离家打工是多数人自然、自发的选择。而新疆农村的很多维族父母则担心，孩子外出打工会“学坏”，会“惹祸”。

对年轻穆斯林女子来说，外多打工则面临更大的来自传统习俗的压力，甚至会担心连未来找婆家都可能受到影响。

打工运动

正因为这样，劳务输出这个中国西部开发经济大战略的构成部分在新疆变成了政治任务。

至少从2006年开始，新疆各地各级政府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动员工作。

乡村干部（往往由经常是汉族的乡党委书记牵头）和青年团、妇联一起，不仅做可能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的工作，也去作他（她）们父母的工作；不仅作普通村民的工作，也作民族人士，比如阿訇们的工作，让这些有威信的人出来宣传外出打工的好处。（新疆有些地方过去曾用同样手法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尽管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并不严格。）

周日乌鲁木齐的骚乱已导致156人死亡。

不少地方都制定了劳务输出的目标和奖惩办法。有的县甚至把措施具体到了一个单位完成计划奖励几千元，具体工作人员输出一个劳动力奖励几十元的程度。

还有的县向同意外出的青年家庭奖励电视机，让人觉得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时代。

在真主和金钱之间

按照一般汉族人的想法，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常理”。这也是很多主持劳务输出工作的新疆汉族干部的自然想法。但是正如藏人把来世看得比今生更重要一样，对很多新疆穆斯林来说，他们贫瘠的乡土、他们去礼拜的清真寺比内地的高楼大厦、比数倍于眼前的收入更加重要。

何况，面对已经政治化、运动化的劳务输出，人们也可以问：内地也提倡的“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办法为什么在新疆不能大力推动，而一定要把劳力转移出来？

近年来，在大约有800万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包括各种年龄段）的新疆已经有十几万人次（青壮年为主）外出打工。而同时，每年在棉花收获等农忙季节又有大批内地汉族农民工进入新疆。

另外，在包括疏附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县，旅游资源也相当丰富，当地经济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劳力输出真的是脱贫致富的唯一灵丹？

一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后果

新疆少数民族员工在内地或者沿海地区工作的收入和待遇应该说还是过得去的。根据地区的不同他们基本都有1000元上下的月收入，他们一般也都每年给家里寄回数千甚至上万块的积蓄，也可见他们在打工地的消费并不多，生活并不宽裕。

接受和派出务工人员的地方也不能说没有意识到这些少数民族员工的特殊性，一般派出地也会有带队干部陪同。

在韶关，这批维族员工到来后，当地劳动和宗教部门就曾考察了他们打工的玩具厂的食堂和宿舍。

不过，现在我们仍无从知道这批维族人在厂里工作生活的情形到底如何。

韶关骚乱发生后，玩具厂老板、旭日国际集团主席蔡志明对香港《明报》表示，这次事件“主要由于厂内新疆人与广东人的生活习惯出现差异”。

近年，中国企业，特别是沿海加工企业经常发生因工资和劳动条件而起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汉族员工来说不过是劳资矛盾，但对少数民族员工来说就可能加上了民族矛盾。

而这一点，估计很难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企业主和以确保当地经济增长为要务的地方官员所愿意考虑的。一旦出了问题，还得上级、甚至中央政府承受后果。

占中国国土六分之一的新疆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民族关系，连“新疆”这个名字本身今天听起来也显得怪异，因为乾隆年的收复已经有250多年，新中国的自治区也成立了50多年。

新疆固然已经不新，但新疆仍然特殊。劳务输出如此，其他事情也如此。

中国各地近年拆迁纠纷不断。在新疆，南疆名城喀什的老城也不断在保护和改造的名义下遭到蚕食。

周日的骚乱已经暂时平息，但难保动荡下一次又因为哪个地方的“旧城改造”而再起。因为对地方官和开发商来说，中央政府的维稳大计远没有他们的政绩和金钱来得重要。

青年工人

本网编按：以下第一篇是CWI中文网站2009年7月6日对新疆事件的回应。这个回应的分析批判部分基本正确、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它的结论部分（即最后一节）则是机会主义的。参见先工网民族问题提纲第三部分第7点。

第二篇是对9月初针刺事件的回应，模式基本同上。

转自http://www.chinaworker.tk/zh/content/news/787/

新疆：残酷镇压引发致命暴乱
星期一, 6 七月 2009.

140人死亡，800多人受伤, 中国数十年来穆斯林地区最严重的种族冲突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由于警察的粗暴镇压导致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场由300名维吾尔族人举行的和平静坐抗议转变为这一突厥语人口占多数地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种族暴力冲突。

新疆也被众多维吾尔人称为东突厥斯坦, 由于“9/11”和全球“反恐战争”之后中国当局的镇压，对非汉语民族的歧视, 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当地原住居民一直处于社会底层，也导致当地的民族冲突日益激化。

7月5日(星期日), 数百名防暴警察冲击了由维吾尔青年举行的和平抗议导致抗议者大规模的愤怒。根据新华社报道，大约一千名维吾尔人参与暴动，推翻警方的障碍，攻击旁观者和捣毁车辆。

西方媒体援引目击者说，至少3000名暴乱者与约1000名警察和武装警察发生冲突。中国官方媒体提供的数字是，至少140人死亡， 816人受伤，并警告说，死亡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报告指出，共有 261台机动车辆和大约200家商店被攻击或烧毁。

《纽约时报》报道，如果这一伤亡数字得以确认，将是中国多年来发生的最致命的暴力事件。这是自1997年以来新疆最严重的暴力事件,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去年西藏地区所发生的骚乱。目前乌鲁木齐已经宣布处于戒严之中，所有的电话和互联网通信全都被切断。数十名伤者不分汉族和维吾尔族都被送到市医院接受治疗。

中央电视台（CCTV)播放了维吾尔抗议者攻击和用脚踢打倒在地面上人的影片。其他人茫然坐在那里血流过他们的脸庞。正如2008年3月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的骚乱一样，此类影片和图片将激起占中国人口92%的汉人中的反维吾尔族情绪。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统治精英的意图，他们无疑希望抓住在乌鲁木齐发生的热点事件转移人民对的注意力，从而避免影响执政党共产党庆祝建国60周年时所面临日益加深的权力危机。就如通常情况下，中央的主旨是官方宣传暴力活动是由新疆以外的流亡团体煽动的，所以华人应该联合起来支持“他们的”政府，以抗议“外国干涉” 。

任何人都不应被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宣传所欺骗。这一阶段的报告资料还并不完整，但乌鲁木齐发生抗议起初阶段是和平性质似乎很清楚。美联社报道说： “关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了什么还很难说清，但暴力似乎因为和平示威人群拒绝散去而造成的。美联社引用一个美国目击者的说法，“警察用催泪瓦斯,警棍和消防高压水枪把示威者驱散，而抗议者敲打警察障碍并捣碎巴士的窗口。“每一次警察动用一定力量，人们就会跳过障碍站回到街中。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那样。

广东的工厂发生的种族冲突

示威的诉求是要求官方公开回应6月26日发生在华南广东省的一个冲突事件。在广东韶关市的一家玩具厂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农民工之间的民族冲突, 冲突导致两名维吾尔人被杀害（尽管有报告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会更高）和118人受伤。这起事件起因是一汉族工人丢失了在当地一家玩具公司香港旭日实业的工作，并不指责管理层，反而迁怒于新近到来的600名维吾尔族工人。（香港旭日实业集团是香港的一家私营公司，目前在华南地区共雇用超过50,000工人, 老板姓崔是香港的'玩具亿万富翁')

据官方媒体报道，该失业工人在网上编造谣言声称6维吾尔族男工强奸了两名汉族女工, 日前已被警方逮捕。由此导致当地数千汉族工人使用刀具与棍棒袭击了维吾尔族工人宿舍, 与维吾尔工人发生流血冲突。

这一冲突事件在中国具有标志意义，由于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一直创新高（达到1949年后的最高纪录）与减薪（2亿多农民工不得不为越来越少的工作岗位和低收入进行恶性竞争）。而与此同时官员腐败几乎渗透到了社会活动的每一个领域，进行，可以用于表达抗议的渠道被彻底堵截和工人自我组织遭到取缔，对当局的愤怒正在上升，但同时也表现为种族主义，犯罪，吸毒，自杀，以及其他表达绝望的方式。作为韶关事件的脚注，旭日实业的老板资产超过10亿美元拥有一幢豪宅和停着30多辆跑车的私人停车场。韶关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500元（约合73美元），而这也恰恰是今天'两个我国'的极端景象。一个农民工不得不工作261年，并且不吃不喝不花费一分钱才能买得起他拥有得一辆法拉利。而为得到这样的一份低工资有时还会带来悲剧性得血腥后果。

而在乌鲁木齐爆发的冲突则是广东省韶关冲突的'反馈循环'。已经有报道显示，在韶关警方也有人参加了对维吾尔族工人袭击，有几个维吾尔人尽管受害者也被逮捕，传说所有维吾尔人的手机的已被没收，以防止他们传播信息。为这些报告所激怒且担心官员会有意掩盖真相，所以一群维吾尔族人走上乌鲁木齐街头要求官方明确答复，并且抗议显而易见的歧视性待遇。

韶关事件在互联网上甚至官方媒体上得到广泛的报道，无疑在维吾尔人之中引起了极大愤慨，他们目睹数百万汉族进入新疆，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私营行业（乌鲁木齐人口230万，现在其中70％是汉族）而维吾尔人如果迁移到其他地方,就容易遭到系统性的歧视和种族主义，受到警察的骚扰，一些汉族也认为他们'不可信'和'暴力倾向'。

种族主义思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自发地从群众中产生的，而是由统治者为促进他们自己的政策利益而蓄意植入和培育的。因此，这正如欧洲所存在的反犹主义，和美国 “白人至上”的思想及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几十年来中国官方一直对维吾尔族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化信仰和宗教而感到警惕，认为这威胁了“国家利益”。

这些偏见明显表现在对乌鲁木齐事件的官方描述中。声称总部设在美国的维吾尔族流亡集团发言人热比娅是骚乱背后的黑手。新疆自治区主席巴克利说， “在[韶关]事件发生后，三股势力[即分裂主义，激进行动派，和宗教极端主义]在国外努力挑起事端，攻击我们，煽动街头抗议。 “

这种说法就好比说去年的西藏骚乱是由达赖喇嘛策划的一样，而当时，他恳求被允许参加北京奥运会而被他自己的支持者所抵制。而同样当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工人进行罢工和街头抗议，政权经常点名认为“黑手”是激进知识分子，人权活动分子，左派，或法轮功学员，他们声称背后必定有人采取某种行动-仿佛工人太愚蠢而无法自己进行斗争。现在新疆虽然在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存在一定支持独立的倾向，但这还还不是一个普遍趋势，它也没有成为此次抗议的驱动力。目击者报告说，一些示威的维吾尔族还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的行动其目的是是确保基本权利和保证的维吾尔人在中国其他地方工作的权利，也是希望这将提供一些保护防止镇压和反对如今密集的“分裂主义”的宣传。在从广东到新疆，现在存在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危险-为政府进行沙文主义镇压的宣传与辩护-并可能导致在中国其他地区出现针对维吾尔族的种族主义攻击。

警察开枪射击

从来自于目击者的大致描述来看，是在警方发出多次警告试图清场时向示威者开枪导致把一场和平而愤怒的抗议活动转化成为数十年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即使没有全面了解事件（也许可能永远不会全面了解）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有几个证人分别说明，他们是在7月5日晚上听到枪声的。为什么在持续几个小时的和平静坐抗议之后突然没有挑衅就直接转化成一场冲突，而且还是在一个维吾尔人占少数的城市中，而警察人数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正如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乌鲁木齐多年来一直是新疆地区控制最严密的城市，因为汉族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大量安全部队的存在。 ”

是安全部队把一个“控制严密的的城市”变成流血之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看看他们在中国其他地方的纪录就可以。笨拙的治安管理能力是引发各地动乱和暴乱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主要原因。一年前瓮安事件（贵州省）如此，不到一个月前的石首事件（湖北省）也是如此，类似的案例举不胜举。

中共当局具有影响力新闻周刊《嘹望》在其6月15日的评论中指出：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 “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中央国家机关敦促地方政府采用灵活的办法应对危机因为担心地方性的抗议活动很容易失控，因此上文同样解释说： “社会矛盾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力量从而制造了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然而，尽管存在着体制内这些'明智的劝告',但当局机器如庞大的章鱼般充满着矛盾和不稳定，例如头脑虽然敦促需要谨慎从事，但其触角却做着相反的行为，习惯性地采用他们最了解的方式：暴力。这似乎也是触发新疆骚乱的动因之一。

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团结

骚乱本身的性质是一种盲目的和破坏性的行动，代表着绝望的行为。它不是真正能实现政治要求的方法，而且也没有遵循民主议定结构（当然在中国这本身是非法的，因此很难实现），如在新疆就很容易地导致因为他们的种族而将无辜平民作为袭击目标。社会主义这绝不支持或倡导将骚乱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我们也不会加入到由中国专制当局领导的“合唱团”中同声相应，将这一事态的发展完全归罪于维吾尔族示威者。该由北京政权及其安全部队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由于其对公众的抗议和任何形式的独立的行动和思想的零容忍态度是导致目前中国社会爆炸性局面的根本原因。而这正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早在一年前就提出的警告。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认为： “虽然这表面'平静'，但是新疆仍然是一个定时炸弹... ” [新疆的民族问题， chinaworker.info，08年1月15日]

社会主义者完全反对中共政权在新疆所执行的政策和目前正在乌鲁木齐进行的镇压。中共国家机器在新疆的所作所为与它在其他地方对骚乱的镇压没有什么不同的：其目的就是在于捍卫富有精英的利益和横行无忌的专制当局的统治。应该针对7月5日和6月26日事件举行独立的非政府的调查，调查人员中应该包括由维吾尔族社区自己选择的代表。工人阶级跨越宗教和种族界限进行团结是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充分实现民主权利，包括停止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内针对语言和种族的歧视，赋予少数民族完全的民族自决权，都将成为这一斗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独立工会组织为基石，将所有的工人不份论国籍，性别，宗教信仰，和户口状况团结起来，建立一场新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

支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疆和社会主义中国

下文来源于由文森特－科洛和陈励志联合撰写的《暴风骤雨将临——中国：世界的血汗工厂》一书中关于新疆问题的章节：

在这个阶段，不能肯定大多数维吾尔人想彻底独立。尽管今天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极端一面倒，很清楚新疆得益于与中国其余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并且甚至在维吾尔人中有一个可以理解的东突的独立国家会遭受到失去工作和投资的恐惧。不过，如果多数人选择独立，社会主义者将支持这个选择，但必须说明是"独立民主的社会主义东突厥斯坦" 的口号，并解释说要摆脱北京政权控制（以及中亚的反对独立的资本主义精英），只有通过在全中国和全亚洲的基础上的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

只有把他们的奋斗，换句话说，在中国和国际范围的一场工人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同结束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对维吾尔人的民族压迫才能加以克服。在民主的工人和贫困农民的政府的基础上，新疆人民将自由决定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是否独立（民主的保证包括自治权利或与汉族广大地区分离的权利）或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的真正的自治。这包括广阔的中国，中亚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联邦-在民主和自愿的基础上，为开发欧亚大陆巨大的经济潜力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基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新疆和更广大地区的民族冲突是不可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拒绝给予现有的民族主义政党和集团任何支持-世俗的或宗教的 -其中没有一个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因此，不管他们声称的目标如何，他们不主张废除压迫和贫穷而只是转变这种压迫的民族-国家形式。但我们是完全反对由中国国家发起的民族主义者或宗教组织的镇压并支持其合法的活动的权利，正如我们呼吁充分的民主权利：政治活动自由，信仰自由，集会权，新闻自由等。我们支持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和文化权利，包括：在与国家交流时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权利，在教育系统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和结束在就业、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各种歧视。

在新疆和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必须独立于所有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组织起来。为解放自己，它必须与中国其他民族和其他省份的工人联结起来。汉族中国工人阶级也必须把反对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压迫的斗争和他们自己的斗争结合起来。新疆已在国家镇压和'反恐'中成为用来对付所有那些站起来向中共专制政权斗争的-罢工工人，反污染活动家，民运和社会主义者的最新技术的训练场：只有建设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运动，其中的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成员将发挥关键作用，才能使资本主义，专制主义和民族压迫成为历史书籍记载的过去。

新疆：再现暴力冲突
星期二, 8 九月 2009.

中共当局正在失去对西部新疆的控制，5人死于新的种族冲突

中国劳工论坛报道（chinaworker.info）

几日来，数万新疆汉族群众走上乌鲁木齐街头游行抗议，要求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下台。如此前所未有的抗议始于9月2日，起因是由维吾尔族青年对以汉族和其他民族市民采取的一系列针刺袭击。维吾尔族是新疆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为突厥语系的穆斯林群体；但在乌鲁木齐市和其他几座城市中属于少数群体。汉族示威者们高喊"王乐泉下台"的口号，以表达他们对地方领导人未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与权益感到不满。人群中有强烈的沙文主义情绪而反维吾尔族的倾向，但同时也提出了政治诉求--要求中央政府的投入和就伤害作出赔偿，要求惩治官员腐败。

这一系列激烈抗议和汉族示威者企图冲击维吾尔族聚居区呈现出了新疆地区日益紧张的种族对立情绪，在今年7月发生的种族冲突中有近200人死亡。9月3日与4日，发生数起，汉族与维族的冲突，及汉族群众与警方的。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散人群。而且部分示威者还提出政治诉求，要求政府加大经济投入和严惩官僚腐败。按照官方的报道，冲突导致5人死亡，14人受伤，但没有说明伤亡者的民族成分。另在冲突中有3名来自香港的记者在采访时遭到武警殴打拘捕，也引起了香港群众的不满和民主派人士的抗议。

针刺袭击引发大规模恐慌

针刺袭击起始于2周前，并在乌鲁木齐市内引发大规模恐慌。由于一党专制对新闻媒体的严厉封锁，包括自7月以来对手机信息和互联网的监视希望来减少政治不满，但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却导致了新的抗议。在这种态势下，地方官员看起来无力向公众解释具体情况，那么各种传言也就不胫而走。虽然目前还没有人死于针刺袭击，但许多人相信针管内含有艾滋病病毒或者其他病毒。据报目前已经有531人遭到注射器刺伤，但还没有中毒或反应的报道。有一起袭击警察的案件中发现针管中含有海洛因残留，但吸毒成瘾在乌鲁木齐是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在维吾尔族青年其他人群中都有吸毒者，而且一起含海洛因的针刺袭击并不能证明是组织好的化学攻击。汉族是袭击的主要目标，但同时也有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成为袭击目标。

医院的专业人士警告说一些人以为自己也遭到针刺袭击，但事实上是遭到了昆虫的盯咬或者其他问题。但也无法排除那些遭受针刺攻击的人可能有中毒或者疾病的反映--潜伏的病毒，如HIV艾滋病病毒等，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发作。同时乌鲁木齐还流传菜场中的蔬菜和肉类可能被下毒的传言。无论最终的真相到底如何，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就是新疆所谓的"共产主义"地方当局的已经处于左右为难和手足无措之中。危机起始于警方对维吾尔族7月5日抗议活动的过度反应，而最终导致当局对新疆和其首府乌鲁木齐的局面失去控制。由于担心政府丢失颜面而采取的镇压与信息封锁最终导致更为紧张的种族冲突，当局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相同的错误。

如果希望用针刺袭击作为对抗中国政府的"斗争手法"的话，那将是极端错误的手法，并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也许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策划是希望通过散播恐慌而迫使更多的汉族离开当地。但这其实是严重的误判，无论是对维汉哪个民族而言，那些可能离开当地的人群早已经这么做了。而只有一个跨越种族的联合群众运动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只有改变当前的制度才能赢得民主权利和经济安全。类似于针刺袭击的行动只会导致种族冲突进一步加深并阻碍不同民族间的团结。最终这些行动只能有助于国家机器，并为更为严厉的镇压提供借口。同时，针刺袭击事件也反映出维吾尔族青年中恐怖主义的倾向仍然是初级和原始的，也没有来自于外界的直接武器援助和支持。

7月暴乱的后果

直到上周，虽然乌鲁木齐市内两大民族间对立情绪严重，但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抗议。不过即使警方发言人也承认"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新的冲突和对峙"。7月份所发生的暴乱事件是个转折点，原来依靠镇压维吾尔族和限制其独有宗教文化特征才维持的"脆弱"和平被打破了。从那时起，很多商店迄今仍未开门，而且日常用品价格飞涨。7月份的暴乱之后，导致乌鲁木齐市内出现大规模的逃离现象。数万汉族群众离开新疆前往中国的其他省份，而维吾尔族则逃往农村和新疆南部维族占多数的城镇。旅游业曾经作为当时主要收入来源的支柱产业彻底崩溃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汉族抗议者要求中央政府加大对新疆的经济投入。

至9月5日，抗议与冲突已经基本平息，但局势仍然非常紧张；数千军警被部署到乌鲁木齐市内各地，维汉民族社区之间情绪对立严重，执勤的警察也承认市面极为萧条，自7月份以来，第二次出现大量民众离开乌鲁木齐市的现象。作为新疆重要收入来源的旅游业状况更是大幅下降。悲剧性的事实是，这里缺乏跨越种族的草根式的工人运动，--可以将不同民族的群众联合起来并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毫无疑问，维吾尔族，尤其是青年一代，正变得日益激进化，但并没有合适的领导层和战略以建立合适的群众运动去实现转变。而汉族群众也放弃了很多遂愿国家当局和执政党的幻想。他们感到被"遗弃"，响应到西部来工作以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口号，但现在却被孤立地困于一个并不受到欢迎的环境中。恐惧成为了2个社区这些日子里共同的占统治地位的情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汉族群众示威的一周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才于8月25日结束其对新疆的视察以示当局对局势的掌控。而汉族群众愤怒的目标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曾经被视为胡锦涛的亲密盟友。而这可能成为幕后的共产党内部两大派别（胡锦涛的团派和江泽民的力量）的权力斗争的一个部分，包括王乐泉的未来、新疆的政策、以及其他非汉族聚居区。

为安抚汉族群众，当局于9月5日（周六）宣布免去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栗智和新疆公安厅厅长柳耀华的职务。这两人被免职似乎是为了保护更高级别的王乐泉。但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说法，王乐泉的职务也被遭到罢免。但可能会在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之中或结束后才正式宣布。这次全会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在会议期间党内双方会争取领导层中的名额和职位发生争斗，因为这将影响到2012年，胡锦涛下台后的接班人问题。

作为省级行政区域的一把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乐泉如因局势不稳和迫于群众的压力而下台，将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也反映出当局的中央领导人和省级领导人在新疆的群众中失去了基本信任，众多汉族群众的抗议表达了他们巨大的不安全感。他们正对整个新疆地区和他们所制造的政治混乱失去控制。正如罗素•雷•莫斯（Russell Leigh Moses）的评论，"正如所有关注中国政治的人所必须明白的，迫使王乐泉下台将被视为进一步动荡不安的征兆，而这本身就是从未有过先例的。"（彭博新闻社BLOOMERBERG，9月7日）仅是因为这个原因，王乐泉可能回在目前阶段仍然保住他的职位--因为他的下台对整个中共当局而言将意味着巨大的政治成本。但最终这个问题的结论将取决于乌鲁木齐街头的情况.假如在未来的数日或数周内出现新的群众性抗议活动能够，那么王乐泉的下台也将是注定的。

政策从一边向另一边急转

当局采用的遮遮掩掩左右摇摆的方式只会使汉维两族社区的恐惧与愤怒感与日俱增，而无法使任何一方感到满意。一方面，汉族群众认为政府在处理维吾尔族暴力袭击的问题上表现过于"软弱"，而维族群众的想法则正好相反，他们只见到的是7月5日暴力冲突后政府逮捕了超过1000名维族青年。如果当局希望将对维族的审判和处决推迟到10月1日国庆之后，从而避免国际上的指责而导致影响其"国庆气氛"，那么这将使汉族社区更加认为是某种偏袒。

最初当局不愿意公开说明针刺袭击犯罪嫌疑人的所属民族（有超过20名嫌疑人被逮捕），可能就是希望以此来减缓汉族的反应，但现在看来这一企图完全失败了。所以官方说法就成为了这是"分离主义分子"企图分裂中国的做法。但这样一来又会使那些并不支持这种惨无人道袭击的维吾尔族群众感到恐慌，他们会担心自己因此成为汉族报复的牺牲品。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王乐泉调集了7000名政府官员进行"和谐维稳"，走街穿巷，挨家挨户去解释政府政策和"解决争端"。但王乐泉从1994年以来，执掌新疆最高权力一直是宣扬强硬镇压路线的。他的外号被称为"稳定书记"，虽然如今好象并不任何贴切。是否这一政策的最新变化和是否能挽救其政治命运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社会主义者在此提出警告，--由于缺乏跨越种族的群众性工人阶级运动以真正应对危机--，这些抗议事件很可能会最终导致类似于昔日南斯拉夫的种族内战或者今天的伊拉克各地所发生的教派冲突和民族冲突。社会主义者和如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的任务在于必须清楚地向群众说明工人阶级跨越宗教和种族界限所进行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

失业、贫困和住房等等诸多问题只有通过联合的群众性运动进行斗争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专制当局的政治体制才可能实现。只有一个多民族的基层社区治安力量，通过群众在工作场所和社区内的民主控制，才可能打破仇恨和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从而保证汉族、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群众的安全。对内的人民武装警察力量和国家暴力机器早已失去在维族群众中权威，但如今也丧失了汉族群众的支持。为避免出现与日俱增的危险性--民族仇杀和大规模冲突的野蛮主义，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工人阶级先锋网旧版

新疆问题 - 阶级参考【资料专辑】

在线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