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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人民文革史】湖南省无联纲领: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25日 23:13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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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  1968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著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著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著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1965年1月25日〈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著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90%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物件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著“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像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著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 “四大”,而且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著“彻底胜利” 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著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仲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要实现五 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著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大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禁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沾污。同时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怠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干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的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象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弁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份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  “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著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  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  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著人民的新生的阶段。 
 
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1967年11月12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付主席10·24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著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著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11·12讲话,10·24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11·12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的重新组合问题)。

10·24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著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谁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11·12指示,林彪同志10·24指示就是对反动的 “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90%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

但是必然随著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

“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著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3·24)。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主义万岁!





转自http://nov17_11.blogbus.com/logs/33692864.html
(略做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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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人民文革史】湖南省无联纲领: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25日 23:32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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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君后来成了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宪政学者。




杨小凯:我的一生

2009年06月13日 15:50经济观察报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 。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 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 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 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我向同时被关押的一位陈老师借了《资本论》,这样我就在左家塘读完了厚厚的三卷《资本论》。《资本论》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学术味道浓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把经济理论数学化的观点,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看到的。那时另一张刺激我的大字报是关于中国已形成特权阶层,需要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国社会。那个刺激是我后来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起点。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的时候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监狱里我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想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这十年的经历都写在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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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人民文革史】湖南省无联纲领: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26日 00:01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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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文革」

作者:杨小凯



  共产党语系的阴影看到最近在《九十年代》和《开放》杂志上刊出的郑义关于文革的文章和《中国之春》最近刊出的关于文革中的“道县事件”的文章,发觉中国人对文革的看法至今仍在共产党的观念专政下,深受共产党关于文革的政治宣传的误导。我特别欣赏苏炜关于打破共产党“话语系统”的观点。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批评共产党的人,甚至是不少香港和海外作者的意识形态和辞典都没有跳出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和意识形态专政的阴影。郑义对广西文革中大屠杀中人食人的惨剧的政治背景作了非常有趣的回避。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广西的大屠杀是保守派“联指”在军区和地方新政权支援下杀造反派“四.二二”。而湖南发生的杀死数千人的道县事件也是湖南省当时有周恩来直接支援的保守派组织“红联”杀出身不好的人和造反派。这本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但在文章中,却被作者们有意回避。而我们一般听到的故事却与共产党的宣传一致:“文革”是造反派“杀人放火”。

  这种故意回避起的效果与欺骗和弥天大谎一样。我在《中国之春》发表的我的“囹圄中的精灵”中的一章“复旧和斩草除根”(发表时误印成“复仇和斩草除根”)的几个关键印刷错误说明了这种弥天大谎的深广影响。我在文中用两个道县事件的活证人的故事说明道县的大屠杀是湖南的保守派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得势时,为了防止在大城市里得势的造反派(他们中很多是出身不好或与共产党有隙的人)与农村里出身不好的人合流推翻他们的“红色政权”,由保守派组织“红联”动员共产党和骨干分子成立贫下中农法庭,对出身不好的人进行家族灭绝性的大屠杀。而在《中国之春》发表时,却误为“造反派在道县杀人”。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政治冲突


  当时这件事之所以被人知道,是因为林彪和毛泽东支援城里的造反派,与支援“红联”的周恩来有政治冲突,所以林彪以此事发难,攻击周恩来支援的在“二月逆流”中成立的“红联”。林彪的四十七军在湖南夺了“红联”和湖南军区的权后,曾一度支援调查道县事件,而一九七二年林彪垮台,周恩来势力复旧后,对道县事件的调查又再度受阻。文革后,“红联”的势力成了“反极左路线”的正确路线,所以道县事件的调查更无法深入下去了。

  广西的情况更加复杂。由于周恩来派与毛泽东对韦国清的态度表面上没有大冲突,特别在一九六九年时,毛、林、周已取得共识,要停止文革中的结社自由状态,把所有非官方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下去,所以广西大屠杀是保守派在整个中共的支援下,以军队为靠山,屠杀造反派。文革后,造反派成了“极左路线”,自然没有人为被杀害的人说话。

  文革中的造反派也都不再承认自己是造反派。例如有名的造反派何维□,陈一咨,文革中都是利用中央文革反迫害的口号,与保守派唱对台戏的人物,文革后,他们都摇身一变,成了反极左路线的人物了。他们这样改变立场有其理由,但是,他们没有必要为文革中利用中央文革与周恩来的矛盾造反而自惭。他们那时的造反行为实在是保守派政治迫害逼出来的。

  有名的研究文革的学者陈佩华曾撰文分析为什么中国知识份子文革后会如此一致地认同官方对文革的歪曲宣传,昧著良心指鹿为马。陈佩华特别反对巴金的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她争辩道,目前中国人对文革的话语系统完全受官方宣传的操纵和误导,一旦建立文革纪念馆,整个话语系统无异于“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局面,而建纪念馆会把官方对文革的解释更加固定化,合法化。所以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独立于官方话语系统的对文革的反思。


  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


  她指出摆脱官方对“十年文革”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开始独立思考的一个条件。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劫”,而大致可分为至少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共通过共产党组织整肃政治的阶段,这大致从“五一六”通知到一九六六年八月。这个阶段中,非官方的群众结社都是非法或反革命,所有的批判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之下的。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发觉他发动的运动又像是一九六四的几次运动一样,完全被保守的政府系统控制。所以他在寻找新的政治牌。最后他发现中学出现了自发的非官方的结社“红卫兵”。这种自发结社马上被官方打成非法组织和反革命。毛泽东于是选择了“结社自由”牌,公然戴上“反革命组织”的袖章支援“非法组织”。“十六条”中关于学生可以自行结社和保护少数等条款对毛泽东的新战略已有明确说明。但我当时虽也是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却根本不相信“十六条”的诚意。我觉得大概又是一九五七年的那一套。但我当时不懂毛泽东与刘邓矛盾的确使毛泽东下了挺而走险,开放结社自由的决心。

  刘邓一旦发觉毛泽东公然支援被他们打成非法组织的红卫兵,于是马上又接过这张牌,支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企图煽动这种正统观念,把矛头转向四类分子。郑义回忆的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正是在这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刘邓及周恩来的国务院都直接支援鼓励老红卫兵打杀黑五类的行为。周恩来的爱将周荣鑫,后来还直接给杀人最凶的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财政支援。

  各地的党组织纷纷效法,把党团员组织成“自发的群众组织”,他们自称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高喊“只许左派革命,不许右派造反”。而那些对当局不满的学生组织被他们称为造反派,当时这是个贬义词。毛泽东发觉结社自由牌子被刘邓接过去,于是转而支援造反派,要陈伯达等人调查红卫兵杀人的行为。毛泽东利用市民、造反派对老红卫兵的不满,提出反迫害,支援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批判血统论等口号,于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野出现了。当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有多次反复,特别是林彪对镇压造反派和支援造反派有过几次大摇摆,周恩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而毛泽东是在不断摇摆,见风使舵。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毛主席支援红卫兵的消息传到长沙,官方将其解释成红色恐怖,有意将毛泽东打结社自由牌的策略按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利的方式解释。所以我当时虽然有顶反革命帽子却不敢乱说乱动。学校里的高干子弟组织了红色政权保卫军,我因为父母已被省委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以属于黑七类,没有资格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红色政权保卫军一成立,就把北京那一套,打骂出身不好的同学,鼓吹血统论,抄家等照搬过来。学校出身不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战斗队,支持反对省委的大学生造反派。我还不敢参加。但直到串联学生传来消息,毛主席真的支援造反派,我才动了心。这个消息是由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所证实。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的学生在长沙市委示威,喊打倒“三相信”和罢市委书记官的口号。市委马上调动几十万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把“右派学生”打得头破血流。而几天后的人民日报公然指责市委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支援造反的学生和工人。


  不能把帐算在造反派身上


  在这同时,红色恐怖波及长沙,而红色恐怖的行刑队主要就是红色政权保卫军。所以把红色恐怖的帐算在造反派身上的确是颠倒黑白。正如陈佩华所说,陈云在文革后清查三种人的一个批示中说,对老红卫兵中干部子女在红色恐怖中杀人打人的,不但不追究,而且要重用。所以共产党批判所谓文革中的打砸抢也是个骗人的口号,对打砸抢最厉害的高干子弟,他们要重用,他们真正要清查迫害的人是对共产党不满,在文革中造了他们反的市民。

  以中共的历史而言,老红卫兵的打砸抢,道县大屠杀,广西大屠杀都与共产党土改中的大屠杀是一脉相承的。文革中的造反派也有暴力行为,但这种暴力行为一是分散和无组织的,二是不少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三是根本没有共产党的系统暴力那么惨无人道。而现在在官方的宣传中,文革的暴力全成了造反派的罪行,而保守派个个升官,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具讽刺意味的是,文革中以反迫害为名,批判血统论,和下令禁止联动(高干子女红卫兵)杀人暴行的还是陈伯达和中央文革。他们眼看刘、邓、周接过结社自由牌,为了打击他们的政敌,由陈伯达出面发难,批血统论,解散联动的劳改营。无庸讳言,我们这些“狗崽子”,那时的确高兴,而且都打著支援中央文革的招牌揭露联动令人发指的暴行。

  北京当时的“狗崽子”遇罗克和同情他的“四三派”都打著支援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口号,利用江青关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那个讲话与同情“联动”和“血统论”的“四三派”据理力争。而那篇代表这种造反派“新思潮”的有名的“四三派宣言”,也成了我的“中国向何处去”批判特权阶层的思想来源之一。不庸讳言,在那个阶段,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确是相互利用。


  中国政治的几个关键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为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二月之间。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制度有几个关键变化。一个是“十六条”正式规定学生可以自发结社。而这种非官方结社在中共历史上都是反革命。有人说“红卫兵,造反派的意识形态都是共产党的附属品,因此不能算真正的自由结社。”但是在中共历史上,如果结社是非官方的,意识形态越接近共产党,这种非官方结社受的迫害越厉害。因为这种结社被认为更危险,是所谓“托洛斯基”分子。我在坐牢时碰到过很多自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的政治犯,他们的下场比反共的反革命要惨得多。所以,不管文革中的红卫兵相信什么意识形态,三人为伍就可以成立“战斗队”,这本身是个很大的制度变化。

  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左右,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布文件,正式允许工人和农民自组政治组织。接著毛泽东又亲自下令停止军队以外的共产党组织生活。所以到一九六六年底,政治结社是有相当的自由了。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恩来再三提醒毛泽东,全国性组织像政党一样出现了,如不及时镇压,共产党江山会危险,他还特别用“风起于清萍之末”来警告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默许下,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发动了一个全国性镇反运动。所有全国性组织,不分青红皂白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各省的造反派政党型组织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很多有经验的老人告诉我,那次镇反比共产党历史上任何一次镇反规模都大。而文革中真正的大动乱应由这次镇压而始。一个大规模镇压自发结社的政权,怎么可能用合法和和平的方式提供秩序?那次镇压与“六四”一样,受到市民激烈反抗,很多地方军队开了枪,有记载的就有成百上千人被军队杀害。这还不包括中央文革没有透露的数位。中央文革后来在与周恩来夺权,把青海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杀人的事实公布出来。

  文革之后,二月逆流成了正确路线,而中国的知识份子附和中共的宣传,声称二月逆流中反对政治迫害的造反派是极左派,带著军队抓人的保守派是正确路线。这种“文革反思”有什么独立思考,有什么声张正义的良心。

  一九八九年的民运中,官方与学生的冲突还是集中在结社自由的这一点上。官方不承“学自联”,“工自联”。至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政见者被分成参加反动组织的和没参加组织的。据说内部文件划了一条线,对参加反动组织的一定不能宽恕。在结社自由这一点上,文革中造反派和官方的冲突与今天在朝在野派的冲突是一样。

  文革中的造反派像任何革命中的政派一样,经历了无数次分化。以我的家乡长沙而言,一九六六年“八一九”事件把市民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当时的保守派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共产党,共青团。但造反派只有学者有正式组织,工人因为还不能结社,所以支援造反派的工人都是散兵游勇,与学生联系。这些散兵游勇一个个都被单位打成反革命,不少人被批斗,被关押。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文革下了反迫害,为反革命平反,和允许工人自组政治组织的文件后,正式工人组织出现了。这种组织马上发展成跨行业的政党型组织。一九六七年二月这类组织全部被打成反革命。

  到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眼看压不住,又对周恩来,刘邓派的放肆不满,于是突然支援造反派平反。平反前,市民群情激愤,平反消息一来,市民兴高采烈。二月逆流中,就长沙而言,过去在“八一九”事件中造反的大学生转向支援当局的镇压行动,因此造反派分为高司派和湘江风雷派。前者支援军区,后者被军区打成反革命。

  湘江风雷派八月份平反后,周恩来搞了一个筹备小组名单,这个名单上有名字的造反派转而支援政府,叫工联派,这个名单上无名字的组织了一个在野联合组织,叫省无联。因此湘江风雷派又进一步分化为工联派和省无联。像法国大革命一样,自由结社和革命一旦发生,它就会朝激进的方向不断分化,直到一个军事强人用暴力恢复秩序为止。从这点而言,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治学中所说的革命,它的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原有的政府和共产党瘫痪,社会处于半无政府状态。政治是在军队,各派政治派别之间玩出来。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除了军队以外),自由结社自然会发展出自由的意识形态。


  结社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一种被称为“新思潮”的非官方意识形态发展的背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的人物,武汉三钢派中的北斗星学社,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湖南省无联等等。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虽还没完全摆脱中共意识形态垄断权的阴影,但他们宣称中国的政体不民主,形成了特权阶层。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一位人物指出“炮打司令部”应该形成一种制度,群众组织应该容许反对司令部,不论其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新思潮的发展说明,只要结社自由成了事实,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扼止。如果不是中共一九六八年用残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镇压下去,自由的思想就会从自由的结社发展出来。

  所以我与胡平强调的不一样。我认为结社和政党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一旦结社自由,就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个独立于共产党而共产党又吃不下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专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

  文革中造反派中的同乡知青造反组织和合同工组织是最具独立色彩的。以湖南为例,湖南一九四九年前,很多人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中任要职,有不少名门望族,文革前这些人的子女都因成份不好考不上高中和大学,被迫下乡。他们是一群对共产党丢掉了幻想,了解社会,又有能力的人。他们文革中回城造反,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大多参加了省无联)。这些知青创造了最早的伤痕文学。并排成话剧在长沙演出。我看了其中的一个,剧名是“姐姐你别哭”,讲的是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女儿,如何受共产党欺骗,在考试落第后下农村,如何被贫下中农欺侮的故事。那是个极其动人和令人伤感的故事,看戏的人无一不落泪。

  我的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文革后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不见得比文革中的造反派更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一九六七年中国的确是发生了一场革命,过去耀武扬威的当权派一九六七年一月后都成了平民,像其他老百姓一样提著浆糊桶在大街上贴大字报。而过去无权无势的人却可以通过他们的造反派组织,叱诧风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邓拓,黑帮的人在文革第二阶段大多参加了造反派,要求当局和保守派为他们在文革第一阶段所受的迫害平反。湖南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和文艺界红色造反团的成员就大多是文革第一阶段受迫害的知识份子。

  我认识的一位元(?)的右派朋友,文革后遇到我时大批极左路线,但一九六七年夏天,我遇到他时,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林彪刚有个讲话,说“分路线是非不看出身,而看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迫害是否立场坚定”。这位右派医生一九六七年与丈夫跳河自杀未死(她丈夫已死去)。文革第一阶段受尽保守派羞辱,第二阶段中参加造反派,反迫害,闹翻案。如果这些人真有独立人格,他们应该敢于站出来道出真象:在文革第二阶段他们曾经利用刘邓与毛林的矛盾反迫害和造反。当然那时右派造反都是打著江青的旗号,因为江青有一个“不但要批判七十天,(“五一六”通知至八届三中全会)的刘邓路线,还要批判十七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刘邓路线”的讲话,右派们就以此讲话为大旗,向十七年的“反动路线开火”。


  政治从来就是相互利用


  有人说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受人利用的。但政治中从来是互相利用的,毛泽东利用了造反派,而邓小平会说,造反派中的“坏人”利用了毛泽东。我在《中春》连载的我的回忆录中就用真人真事说明了,当时的确有不少有头脑的右派在自觉地利用造反派。他们不比现在一些自以为头脑清楚的人笨,他们一直在有意利用造反派反对共产党,但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人们没觉悟,而是因为毛泽东支援造反派反对当权派,使造反派从自己利益出发愿意与毛泽东联手刘邓代表的共产党 。

  如果你将大陆今天那些自由派人士打著邓小平的招牌反对共产党顽固派的行为与文革打著毛泽东旗号的造反派相比,他们的独立性(或不独立性)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就以“六四”事件中的学生而言,如果他们没有利用赵紫阳同情和让宣传工具自由化,学生运动也根本不可能搞得那么大。学生运动搞大很大程度上是市民在报纸报道赵紫阳肯定学运后,才真正发生的。“被人利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共产党套话,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

  一九六九年,军队把造反派用武力镇压下去,以此战备为藉口,把所有自由结社都取缔,然后通过“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军队和保守派联手发动的运动,用残酷的屠杀,才结束了革命和无政府状态,重建了共产党的秩序。这两个运动中共产党杀人无数,特别是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凡是造过反甚至只是同情造反的人都受到残酷迫害,西方研究文革史的,有人估计那次运动死了一二百万人。而人们今天所说的十年文革浩劫中的大多数悲惨故事是发生在保守派和军队当权派的这第三阶段。而其中令人发指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发动,而以周恩来为主要元凶。他自己一九七四年就不得不承认,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死人那么多,他应负主要责任。

  而文革后,“清查五.一六”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所有的政治运动都被否定,唯独这个运动不能否定。很多我的造反派朋友都愤愤不平地说,这个运动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这个运动不否定,他们死不暝目。“清查五.一六运动”之所以不能否定,是因为周恩来是元凶,也因为清查五.一六被迫害的人在文革后的清三种人运动(实际上是清造反派运动)中又成了被迫害的对象,很多人再次被判刑。

  我在这里讲的不少观点,已由大陆著名不同政见者刘国凯在其杰出文章“论文化革命”中表达过。他在文中气愤的问道,造反派绝大多数在文革中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害,不少人家迫人亡,而今天在官方的文革史中,造反派都是迫害人的人,而那些文革前,文革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犯人却在文革后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世道吗?


  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更重要


  今天再谈文革,不是想翻旧账,而是提醒中国知识份子,要摆脱共产党那一套话语系统,如“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十年浩劫”等等。有不少香港人对这种劝说无兴趣,而对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十分欣赏。但我却不敢苛同。要知道,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八大时是个比邓小平还彻底的唯生产论者。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就有非常彻底的唯生产力论。但一见他犯了错误,或上层内部产生政治危机,他们就不再提唯生产力了。

  从中国孔子的学说到当代政治学都指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的确更重要。英国的发达是因为自光荣革命建立代议制、两党制、内阁制后三百多年没有政治动乱,美国的发达也是因为她有民主制度保证其二百年长治久安。中国要有二百年不断政治动荡而中断,不要任何政治家去强调经济为中心,经济一定会世界第一的。但政治不动荡非有结社自由,政党自由,自由选举这一套民主制度不可。从这里而言,唯生产力论是极端错误的。而建立一个公正和禁止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才是长治久安和经济发达的根本大计。


  造反派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讲了那么多造反派的好话,我必须承认,造反派与其他人一样,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现在轮到我来讲造反派的坏话。造反派中的活跃分子据不少文革史专家研究,大多患有革命欢快症。他们中不少人是在秩序面前嫉妒权威,在动乱面前留恋秩序。一旦革命暴发,他们的形态就像一个初尝性爱的少女,全不顾日后分娩的痛苦。刘邓路线一九六二年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他们而言,似乎远不如毛泽东一九六六年给他们的结社自由更重要。为了结社自由带来的权力满足感,他们可以不惜毁灭整个社会秩序。

  从这个角度而言,保守派中虽大多是些唯唯诺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对秩序和既有权威的尊重的确有著可贵的价值。如果你看不出这种价值,你就去仔细研读一下日本和德国的近代史吧,在这两个民族中,正是这种保守主义,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尊重,使这两个国家至少在经济上比法国(他们大多是有革命欢快症的人)更大的成就。我自己对造反派的反思可以写本书,但是这种反思最有意思的是对革命的反思。文化革命第二阶段虽然暴发了毛泽东并不能完全控制的革命,但这革命却像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大革命一样,其丑无比。对于我们这些当时被革命欢快症感染的造反派,革命的确看似像盛大节日,小偷都成了圣人。但这个革命却充满著残暴,混乱,互相残杀,和黑暗。

  我们可以用一种诚实的态度来反省革命,但是,我却不能接受中共官方那种以迫害造反派为基础的反思文革。从我对革命的反思,我有几点最重要的心得。第一点是,共产党的秩序比革命中的无秩序更可怕。第二点是,共产党的系统的政治迫害在有秩序时会被人们故意地伪装遗忘,人们不再相信儒家的恕道和保护弱者的原则,而是群起欺侮迫害者。因为共产党的秩序是对连不迫害被迫害者的旁观者也要歧视的。但人们并没有真的忘记这种迫害,所以一旦政治控制放松,被迫害者就会混合著革命欢快症一下突然暴发出来。当“六.四”的学生说他们是和平非暴力时,他们并不明白,一旦革命真的暴发,其后果可能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


  共产党的反对派在帮共产党开阀门


  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共产党的反对派实际上是在帮共产党开阀门,把这种革命的潜力慢慢放掉,使社会能较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政治开放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主张反对派应提出一个诉求:通过人身保护法或人权法案,使四十年来受过政治迫害的一切人都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伸张正义,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要只提六四的问题,或只提文革知识份子问题。而要包括所有土改,镇反,清查五.一六等一切运动中的人权问题。对实行政治迫害的人,应该像纽伦堡法庭一样,追究个人的法律责任。这条法律应该对所有人都一样,不管他是文革初的红卫兵,文革中期的造反派,或一九五零年的土改干部。

  我特别希望大陆的文人们在反省文革时不但注意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而且特别注意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在文革前和文革第一阶段和文革第三阶段中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

  最后一点是针对反对派的。反对派不要以为真理全在自己手里,共产党的保守派也是有部分真理的,他们也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反对派要作好和保守派平等竞争的准备。不要像共产党批文革一样,把一派讲成绝对正确,而把另一派讲成妖魔鬼怪,十恶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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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人民文革史】湖南省无联纲领: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26日 00:02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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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凝成的价值——评杨曦光力作《牛鬼蛇神录》


刘国凯
1998年11月


  星移斗转,十几个春秋过去,在海外,我与杨曦光取得了书信联系。年前,他给我寄来他的近作《牛鬼蛇神录》。当我只粗略地翻了翻这本书,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于是把极有限的工余时间全部投入,一页一页、一段一段地细读。读着读着,我心中如翻江倒海,想高声呼喊,想厉声怒骂,也想大声痛哭。这本书是用血写成的啊!有作者的心血,更有许许多多受难者的鲜血。血,层层叠叠,多么凝重、多么沉甸,它压在心头,几乎窒息。

  一页一页的文字把我带回到那似遥远又似很近的年代。二、三十年,足足一代人的岁月。构成当今中国人大多数的四十来岁以下的人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已极少记忆乃至一无所知,而对于我们来说,那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切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切。

  目睹了六八年夏秋以后毛泽东放手让军方和保党派对文革中冲击过共产党政治秩序的造反民众所进行的反复镇压清算,我已成为共产党统治的彻底反对者。从“中国向何处去?”中得到的启思和鼓舞,使我的思想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青年人的血气也促使我做过一些足够押上刑场的事情。但我十分幸运地安然度过那个恐怖肃杀的年代。我曾多次肃穆地目送载着“反革命死刑犯”的游街汽车消失在马路的尽头,心中充满了崇敬和悲愤。同时告诫自己须慎之再慎,决不可成为“深挖细找”的猎物。正由于自己是漏网之鱼,故对于那些陷入罗网的罹难者有物伤其类之痛。也基于同样原因,杨曦光的《录》书才会在我心中激起那等强烈的震撼。这有如物理学上的共振。据说当年有一队训练有素的皇家骑兵经过彼得堡的一座桥梁,其整齐的步伐所引起的共振使桥梁瞬时崩塌。可见共振的能量是多么强烈。而人类思想上的共振有时会比物理上的共振能量更大。

  杨曦光入狱时不到二十岁,出狱时将届而立。十年的大好青春就扔在那监狱和劳改场里了。但凭着他过人的毅力和罕见的聪慧,使这十年并没虚度。人们大多或许会认为他的成功在于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修完大学课程,出狱后可直升研究生。而我则认为他最大的成功是他得以写下《牛鬼蛇神录》这本价值无可估量的书。可以说迄今为止,除他以外,还没有任何人能以这种格调体裁来深刻揭示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的阴森。

  《牛鬼蛇神录》主要写了三十几个人物,涉及了百多名。作者通过书中人物的出身背景、经历事迹、表情言行,把一个偌大纷沓的社会浓缩得清清晰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而且字里行间满涵着作者的困惑、惊讶、恐惧、悲哀、伤感、同情、憎恨……这不是文艺小说,但却仍有令人神追的线索;不是史学专著,却纪录了许多第一手的历史事实;不是学术论文,却对文革事件作了深刻的分析;不是理论文章,却对某些社会伦理进行了探讨。这一切便是这本书的价值之所在。这价值是血凝成的。作为一个文革研究者,我最关注的还是这部著述对文革研究的价值。


  一、以确凿事实说明文革造反运动中四个层次的存在


  文化革命与过往历次政治运动截然不同之处,就是地方共产党组织的瘫痪和群众组织的大量存在,并且还分成“造”,“保”两大派。如何评判两大派是分析文革的关键。“造”是“造反派”,“保”是“保皇派”,又称“保守派”——其实这两个用了三十多年的词并不准确,应称之为“保权派”或“保党派”“保原有社会秩序派”更为贴切。

  对文革派性斗争的分析评判有这样一些谬误:1、文革两派无所谓“造”“保”之分。因为两派都在批刘少奇,都在揪斗本地区某些省、市领导干部,故都在“造反”,都是造反派。2、造反派的格调极低(造反动机、造反方式、思想水平、个人品质等)故应予以彻底否定。

  说两派都斗过“走资派”这或许是事实,但却少了个时间限定。造反派是从六六年秋冬就藉着“批资反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地方各级共产党官员。六七年一月革命进而斗“走资派”。而保党派则是在六七年三、四月后才斗“走资派”,并且往往是中央已将某个省、市领导干部定为“走资派”后才对其下手(关于这一类问题较详细的阐述可参阅笔者所撰《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更为关键的是,“造反派”与“保党派”的社会深层分野与冲突绝不在于揪斗“走资派”与否,而在于冲击共产党的政治秩序与否。毫无疑问,“保党派”是要维护这个社会秩序,“造反派”则要打破这个秩序。当然这个“打破”是借助着毛在文革中的异常动作——借用群众运动对中共高层的异已派系予以清洗

  “造反派”的“冲击”分几个层次。杨曦光在《录》书中作了清楚的记载。第一层次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而且“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杨曦光的这一论断来源于他向我们述说的“三毛伢子”、“向土匪”、“长沙青年”三个故事。

  “六七年春夏,长桥农场的劳教就业人员组织了一个政治组织,叫做‘长沙青年’,参加了造反派的造反运动。他们的一个目标是向那些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局干部报复。长桥农场的干部参加了支持保守派的政治组织‘公、检、法’。他们自然认为造反的劳教就业人员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长沙青年’是第一个带头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支的造反派组织。”

  三毛伢子是最典型的为报复过去受到迫害而加入造反行列的人。

  “三毛伢子有天得了病,早上不能起床。‘长桥农场’的干部认为三毛伢子是装病不出工,于是硬逼他出工,言语无效,干部开始用棍棒打他。三毛伢子一怒之下将木棍夺过来,反过来还击那打他的干部。这时众多的干部跑来,把三毛伢子绑起来,丢到夏天的烈日下。三毛伢子大喊大叫,‘总有一天你会掉到我手里的。我会十倍要你还债……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厉害……’三毛伢子在烈日曝晒下晕了过去。手上、臂上被绳子勒出很多永远不会消失的印痕。”

  三毛伢子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六七年八月间,“长沙的造反派占了上风,保守派向湘潭逃跑。‘长沙青年’趁机抓了几个长桥农场的干部。其中包括当年迫害三毛伢子的那个干部。三毛伢子把这个干部弄到‘长沙青年’的办公室,开始自己审讯他。这个干部进办公室后,被命令坐在三毛伢子的办公桌前。他坐下去时突然冲到办公桌前,抢夺办公桌上的一枝手枪。旁边几个人马上一拥而上,把这个干部按倒地上。第二天早晨,三毛伢子一个人到关押这个干部的房间,把他的一双眼睛挖掉了。”“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

  向土匪是“红五类”出身。在上海、广州一类大都会里,拥有红五类出身是在共产党权力金字塔结构中向上爬的有力筹码。然而在农村,“红五类”太普遍了。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是贫、下中农。非但无所谓向上爬,而且受着中共的工农价格剪刀差的剥削压迫。六零年的大饥荒中,向土匪的父亲饿死了,母亲改嫁,十来岁的向土匪走上逃荒的道路。在长沙,他认识了一群小扒手,成为其中的一员。由于扒窃多次失手,最终也被送往长桥农场劳教。向土匪其实并不粗蛮。他本名向远义,其绰号的来由只因他的家乡(湘西)过去多出土匪。向土匪是义贼,常在扒窃以后把银包中的工作证之类的东西给失主寄回去。显然,像他这样的本性潜质,倘在一个公正、正常的社会中,他能够为社会为自己都作出积极建树。然而,中共政权的统治秩序终于把他推向了对立面。文革中他有了报复这个统治秩序的机会。只不过,由于向土匪处事平和,没有跟哪个公安干部结怨,故也没有去挖某个公安干部的眼珠,但潜在的报复心理同样强烈,故他在接到指令后,毫不含糊地用高射机枪向对立派占据的大楼发射穿甲弹、燃烧弹,以至整个湘绣大楼起火烧毁。

  造反的第二层次是出于对文革前中共所实行的某些政治经济政策不满和对单位领导、政工人员的不满。但这不满并没有导致单纯的报复,而是设法消除这些政策给他们带来的损害。

  大学生章雨刚的遭遇相当典型。他在“文革前夕的社教运动中被省委驻大学的工作组划为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内控右派’。文革中这些‘内控右派学生’参加了造反派,并从党委的档案中抄出了这些划内控右派的材料里,把它们当众烧毁了。”六九年,章雨刚被判刑。罪名之一是“烧毁文革前的划内控右派材料”的反革命罪。显然,章雨刚们的这一造反行动并未冲击中共统治的根本,他们烧这些材料是想以此除去套在他们身上的政治紧箍咒,没想到共产党的“秋后算帐”使他们因此遭到更严厉的清算。

  建筑工人王师傅,杨师傅的情况也十分类似。“建筑公司一九六四年成立了政治处……很多军队干部被调到地方负责政治处。政治处设立后要求建筑工人每周组织政治学习,并下令取消计件工资,取消奖金。工人们的收入因此突然减少三分之一至一半。生产率也下降。建筑公司的工人恨死了这些政治处的干部。一九六六年他们成立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红旗战团’后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这些政治处干部。”

  这里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历史脉络:

  (1)各单位的政治部、政治处、政工办公室系在按毛的指令成立的。其成员大多由军队干部转业调任,军队干部在文革前夕被誉为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2)文革初期,政治干部大多与当权派协同执行刘邓的“资反线”,搞第二次反右,把无辜民众打成小吴晗、小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3)文革中,绝大多数政治干部都参加保权派。

  (4)文革后(六九年)重建共产党的政治秩序。这些保党派的政治干部大多成为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里的掌权人物。

  由此看来,王师傅们攻击政治干部粗看起来是因为政治干部的作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再细分析一下可知王师傅们的行动实质上是冲击着共产党的统治秩序。

  造反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以杨曦光及其“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造反派中的激进造反行动。(当时又称极左派、极左思潮。后被中共正式定名为形左实右、极右、反革命。)第一、二层次的造反在文革早期已经出现,而第三层次的造反则出现在文革中、晚期(六七年底至六八年夏秋)。

  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的杨曦光通过文革中的种种耳闻目睹省悟到:“文革前市民对共产党干部的尊敬全是装出来的。大多数市民对共产党的专横已是怀恨在心。”“他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也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合同工组成工会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他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

  这种思想,这种造反层次已远远超出了前两种,给中共政治统治以极大威胁。而且六八年间,它已在全国各地仍受压的造反派组织中,或造反派的激进一翼中产生广泛影响,故此立即遭到镇压。然而,尤其发人深思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更广泛传播是在“省无联”被点名取缔镇压以后。这说明了文革造反运动的深化,起码是思想领域的深化。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最终同意军方血腥镇压造反民众的重要原因。

  第四层次的造反是最高层次的造反,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彻底决裂,以民主政体为憧憬的造反。如果说,第三层次的造反已经否定了中共的政治秩序,但仍留在共产主义的框架内,以巴黎公社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原教旨自居去反对中共专政,那么,第四层次的造反就完全突破了这个框架。这也就是第四层次的造反都遭到中共最血腥镇压的原因。杨曦光判了十年,而造成的实际影响比杨曦光小得多的刘凤祥,张九龙,雷特超等第四层次造反的代表人物们都被枪杀了。

  实际上第四层次的造反是不能公开进行的。公开表现出来的大多是第二层次,顶多是第三层次的造反。一九六七年十月,刘凤祥“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一些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迫害右派的党内文件。他与他的右派朋友们把这些文件抄成大家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并动员所有右派起来闹翻案。”“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方小报,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无联’教师联合会的报纸为长沙有名的右派杨美南翻案就是一个典型。”这是很典型的第二层次的造反——不反中共的政治根本,只反某个方针政策。他们进行这些造反行动时,绝不会说要反对“反右运动”,因为谁都知道“反右”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搞的。他们一定会说是那些中央和省、市的走资派执行“资反线”,把忠于毛主席的干部、群众打成“右派”。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技巧的又一具体实施。使用这一技巧,使当局在文化革命的特定环境中不能立刻给他们定个罪名,但他们的这一诉求又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从这里其实可以悟出,那四个层次的造反都是不为毛中央所容许的造反,都超出了毛为了借用民众力量搞臭清洗刘邓体系,而其内心所规划的民众“造反”应有的、恰到好处的形式和内容。

  《录》书中最震撼之处就是记述了刘凤祥、张九龙、雷特超、侯湘风等人可歌可泣的事迹。

  “刘凤祥是在国民党时代受的高等教育。”共产党建政初期“采取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很多青年学生参加共产党,马上做了县长、局长。刘凤祥就是那时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五零年才二十来岁就当上浏阳县县长。”一九五七年刘凤祥成了右派。刘凤祥告诉杨曦光:“我和我的朋友们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中一直没有直接卷入文革。直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我们认为军队介入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逐步转为林彪与周恩来的冲突。特别是刘少奇垮台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利益会冲突。……正是估计到林彪毛泽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判断文革可能导致重大政治变动,我们才决定卷入文化大革命,支持造反派。”

  与刘凤祥一起被作为中国劳动党的首要人物遭枪决的有两名右派学生和右派分子。其一是前省公安厅干部雷特超。“雷特超是个极有激情的人,他喜欢看关于社会民主党职业革命家的书。”雷特超和他的同志们“讨论了好多次介入文化革命的策略后决定参加‘湘江风雷’,首先掌握他们的小报。”刘凤祥也认为“如果一种政治思想没有通过群众性政派影响一大片人的利益,则不会形成政治力量。”这些“右派”革命党人一致决定:“参与造反派,把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变成文革中的准政党式的活动”。“把他们的右派政治观点和主张变成公开的群众性政派活动。”

  侯湘风是幸存者。本来在刘凤祥、雷特超等被处决后不久,侯湘风也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就在即将行刑前,中共中央电令各省:杀人审批权回收中央。各地已判死刑案停止执行。将案情呈报中央侯审批。侯湘风由此逃过死劫,后改判15年。经过如此惊心动魄的鬼门关前之行,一个人的精神无疑受到极大的刺激,甚至有可能改变他的性情和人生观。然而杨曦光所看到的侯湘风仍然“是位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行为举止像个刚出大学校门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人……他一边做事一边与身旁的犯人高谈阔论……古今中外,社会和科学,无所不谈”,以至“犯人们讥笑地称他为‘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很明显,曾被判死刑的恐怖遭遇并未使他变得胆怯消沉。并且从他对杨曦光友善的态度可推知他内心对杨的钦佩,而这钦佩的后面则是他对所尊奉的政治信仰的执着坚持。然而当他在晚饭后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拉《春江花月夜》时,把这首“并不凄惨的”曲子“拉出来却变成了一种凄惋动人的曲子。”,可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深沉。当他与杨曦光谈及刘凤祥时,“目光似乎凝视着前面什么地方”,“眼里流露出一丝深深的凄切,他的《春江花月夜》也显得更加如诉如泣。”从这些表情可以窥见在侯湘风行为举止似乎是少不更事的背后,潜藏着深切的哀伤和愤慨。而那平素大大列列的举止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表达了他对中共政权残酷屠杀“政治犯”的蔑视和矢志不渝的反抗信念。

  张九龙的造反历程同样令人惊叹。他简直是个神童。“不到十六岁就考取了当时有名的重点学校,西安航空学院。”“反右运动后,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变了,他被当局要求转到其他非军事院校去,原因是他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不适于从事涉及军事机密的事业。张九龙一气之下,干脆退学回到长沙。与他一块回到长沙的还有一些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学籍的大学生”。“他们这些学工程的大学生回到长沙后进入下层社会,成了无正式职业的‘机械流子’。他们自己承接国营工厂的机械加工活,半合法,半非法地赚钱。”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从自身所受不公正的待遇出发,开拓了对中共政权本质的追究。张九龙告诉杨曦光:“他的右派朋友在反右运动前希望通过议会道路使中国走向民主。反右运动给他们的教训是,中国实现民主,议会道路行不通”。那么该怎么办呢?一个秋雨傍晚“淅淅沥沥的雨声令人愁思万缕……凝着铁窗外的丝丝细雨,张九龙象是自言自语地细声说:‘一九五七年后很多人对议会民主完全失望后,都想走格瓦拉道路……’张九龙沉思着,他的思想似乎在漫无目标地漂移,又重复道:‘这些右派学生提出走格瓦拉的道路’。”

  在文革大波中,这些“右派学生”实践了他们的计划。“张九龙和他的朋友们利用这个机会参加了造反派。武斗最激烈时他们控制了一些枪支弹药。”然而“由于武斗时张九龙等人的活动已过于暴露”,“当局重新控制局势后,在造反派中发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张九龙及其朋友们终于陷入了当局的罗网。

  无独有偶,张九龙跟雷特超一样都崇拜当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下职业革命家。张九龙给场曦光讲了一些他喜欢的小说。“其中有本俄国小说是关于一个名叫青鸟的职业地下政治家。他参加了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的活动,用单线联系的方法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地下政党组织。张九龙口里的青鸟如此令人崇敬感动,看得出他自己曾被青鸟感动而立志要成为地下职业政治家。”

  然而,中国的“国情”毕竟与俄国和欧洲有极大的不同。俄国最具能量的职业革命家列宁、斯大林等人在被俄国沙皇警察捕捉后,惩罚是流放。法国的暴力革命鼓动家兼领袖布朗基多次被捕后都是判以徒刑。中共对敢于设想组织起来反对其政权的人的处理方式干脆利索得多——死刑枪决,而不管这个组织是否使用了武力。张九龙与刘凤祥、雷特超等一样都死于一九七零年的疯狂大屠杀。

  张九龙三十岁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中共屠刀残杀于阴森恐怖的刑场上,令人永远地叹息。只是他唯一幸运的是,在他死前碰到了杨曦光。二十年后,杨曦光把这段秘莘陈述出来,让世人得知张九龙故事的梗概。否则,张九龙就会象在那个恐怖年代被屠杀的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一样,其姓名和事迹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四个层次的文革造反尽管在客观上都冲击着社会上原有的共产党政治秩序。但由于造反的宗旨不同,彼此并不等同。情况往往是高层次的造反认同、支持低层次的造反,反之则不行。譬如“省无联”的思想家杨曦光们当然会支持各工厂、机关的造反群众去查抄当权派整群众的“黑材料”,及把这些中共官员推上批斗台,而后者却未必会支持前者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化下去,要以巴黎公社民选行政长官的原则来把包括90%的原共产党官员所组成的“特权阶级”全部清除出社会领导层的主张。在杨曦光的《录》书中有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就是“省无联”副司令张家政对“007案件”和“省无联”内反革命组织的追查。

  张家政本人职业是电影院画家,其父因系国民党官员于五一年“镇反”运动中被中共枪决。在文化革命初期,张家政很自然地因其“黑七类”出身被“标准”地打成“反革命”。稍后,文革转入“批资反线”,张家政“与其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准政党型的跨行业政治组织‘湘江风雷’,要求当局为他们平反。一九六七年初在军方发动的镇压造反派准政党组织的运动中,‘湘江风雷’被当局定为“反革命组织”。张家政被捕入狱。后来这个运动被造反派称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支持‘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被释放后马上参加指挥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武装冲突。”

  “湘江风雷”属于激烈型的造反派组织,张家政是“湘江风雷”的副司令,其“造反”情绪当是相当强烈的。由于“湘江风雷”是“省无联”的成员组织,故张家政起码在某一程度上接受以“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省无联”核心观点。然而事实是张家政对刘凤祥、雷特超等的第四层次(最高层次)的造反采取了绝对反对的态度。

  刘凤祥、雷特超等一班老右派分子、前中共干部,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共产党的政治制度。他们的造反是想彻底改变中国的政治结构。《录》书中尚未具体载明他们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有一点明白无误的是,他们的诉求是终结整个中共统治而不是象“省无联”那样寄希望于毛泽东、中央文革派会支持他们打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这就肯定与张家政们的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然而他们的人数、力量有限。因此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参加到“湘江风雷”和“省无联”中去。“首先掌握他们的小报,同时争取影响张家政。”他们认为“如果一种政治思想没有通过群众性政派影响一大片人的利益,则不会形成政治实力”。他们还想“通过发展与造反派领导人的关系,把他们的右派政治观点和主张转变成公开的群众性政派活动。”

  然而,雷特超们太轻率了,政治上不够成熟,没有洞悉张家政的政治观念与他们有着根本的不同,就贸贸然与张家政有所联络。“张家政不但不合作,还在他们内部追查007密件的活动中注意到了一些从劳教单位出来的右派分子对湘江风雷的渗透。他为了表明他是与‘反革命造反派’不同的‘革命造反派’竟秘密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破获这个右派分子的‘反革命组织’”。

  刘凤祥评价张家政“不懂政治,人格低下”或许有其缘由。但张家政的那一作为却不能成为这一论断的根据。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完全终结中共统治的可能。(甚至三十几年后的今天也未能办到)刘凤祥、雷特超等人的激情、理念非常值得钦佩崇敬,但雷特超的具体做法却极不可取。如果他们的活动都在暗中不动声色地进行,所取得的成果即便相当有限,亦可避免暴露、减少损失。然而他们为了“形成政治实力”,主动与张家政联络,这就把张家政推向一个尖锐的选择。要么与雷特超们共襄大举,要么把雷特超们交给当局。第三层次的造反尽管比第二层次的造反尖锐得多,但基本仍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中国向何处去?”尽管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已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但保留了一个10%的比率。即把毛泽东、中央文革派等中共高干列入非“红色资本家阶级”之中。张家政们所向往的是凭藉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支持,尽可能多地打倒中共干部,并由自己去填补由此形成的权力真空。(事实上,同属第三层次的造反,张家政们与杨曦光们的理念与诉求也会有所差别。)张家政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忠于毛主席、中央文革的革命行动,而且有成功之望,雷特超们所从事的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行动,而且毫无成功可能。故此无论从思想意识上抑或是从实际功利上去考量,张家政都会认定不可与雷特超们合作。于是他在两个选择中毫不犹豫地属意后者——把雷特超们拿获并交给当局。

  事态的发展表明张家政的意向只是一厢情愿。毛泽东并不因“省无联”声称忠于他就认可“90%的中共高干已形成红色资本家阶级”的说法。他反复强调,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六七年底毛已决意要依靠“绝大多数”的干部去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于是在“省无联”和干部之间,毛当然地选择了后者。于是“省无联”的头头们也就成了阶下囚锒铛入狱。

  然而即使事到如此,也还可看见第三层次造反和第四层次造反的极大区别。虽然都被判定为现行反革命罪,但是在社会上造成极大影响的“省无联”的头头们被判处的是徒刑,而在社会并无多少影响的刘凤祥、雷特超等均被枪决。可见在当局心目中,对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造反是有一把清晰的磅称。

  应予以指出的是,内容宠杂的文革造反运动当然不止《录》书记述的内容。它起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王洪文、聂元梓式的造反。这些人本来已属中共统治阶级或其延伸,但由于种种原因(不满目前职位,与上级有龃龉等等)他们亦起而造反。尽管他们的造反并无改变中共政权性质及结构的本意,而且很快被毛中央纳入为其清洗刘、邓体系的钦定“造反”序列。但因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亦冲击了原有正常的中共政治秩序,以及介入了中共党内派系斗争,故此在七六年“十月事变”后,(即所谓打倒“四人帮”)他们都遭到肃整。

  2)、文革初期,以中共官员子女为主体所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搞了一场所谓“破四旧”和“红色恐怖”活动。这些亦是在“造反”的旗号下进行的。即所谓造“封资修”、的反,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但是“造反”的根本涵意是在某一政治秩序下的受压迫者起而反抗这一秩序。红五类出身的人,尤其是中共官员子女其实是中共政治秩序下的受惠者,并无受政治压迫,又何有造反可言。而且他们的具体行为完全是在摧残毁灭中华文化遗产(“破四旧”)和进行赤裸裸的阶级歧视、阶级虐杀,(“红色恐怖运动”)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施予暴行。较之古希腊世界斯巴达人对希洛人的残杀更甚。压迫者将其对被压迫者的施暴诡称为“造反”,这就在那残暴之上再增添了一份虚伪狡诈,显得更加卑鄙龌龊。这种暴行在文革后期六八年夏秋更血腥地重演了一次。(笔者持三年文革论)只是施暴者从贵族红卫兵换成军队和保党派的武斗组织。被施暴者除了经典性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外,再扩充为公安六条二十一种人”和《录》书所记述的那四个层次的造反者。

  3)、正统的造反行动,这包括文革初期学生揪斗“黑帮”的行动,反工作组的风潮,以及文革中期批斗从中央到省、市各级被毛林集团钦定为走资派的中共干部。这个批斗行动保党派亦有参加。思维混沌和别有用心的人就是藉此否认文革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别,或把文革中所有群众组织都说成是造反派。

  毫无疑问,从民主的角度去审视,这三种“造反”与《录》书中所记述的那四个层次的造反有着本质的区别。多年来,中共政权利用其垄断宣传机器的优势,在文革评判上系统地制造了有利于其政治统治的论调。其中重要组成部份就是全面否定文革造反行动。在中共政宣官员及其御用文人的笔下,根本没有《录》书中所记述的那四个层次的造反行动,同时又对刘邓体系搞的第二次“反右”,军方搞的早春镇反,保权派的夏季屠杀以及高干子女的“红色恐怖”活动一律讳莫如深,而把中共高官、文艺名人遭揪斗的情况大加渲染。并把揪斗恶行全扣在造反派身上。(实际上这些恶行,尤其是凌辱文艺名人,主要是保党派干的。)对文化革命的社会大波缺乏深层了解的文艺界名人,则按着给他们平反和恢复文革前优渥待遇的中共高官的腔调去评述文革。向社会控诉造反派凌辱他们的“暴行”。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移花接木栽脏诬陷的大冤案由此发生。其最典型的事例是广西造反派在文革后期(六八年夏)遭到军队和保权派联手大屠杀。有些人还在被杀后再被肢解挖心取肝烹食。这段史实经转述后,变成了造反派杀人吃人肉。在黑白颠倒取得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但那些在中国大陆一直处于中共秘密警察监控下的前造反派突出人物绝口不言往事,而且在海外民运阵营中的前文革造反者亦都不愿提及昔日的造反经历。至此,中共评判文革的论调算是取得了极大成功,以至它只要把任何敢于反抗现今中共统治秩序的行动(如八九民运)说成是搞文革式造反,那么,那些有反抗行动的人就立即慌了手脚,忙不迭地表白自己绝非是那等不法之徒。自然,他们的行动亦就必须有所收敛了。

  物极必反,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那是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一批当年的造过反至今仍然关切着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站出来道出当年事实的真相,并“供认不讳”——我们就是当年文革造反队伍中的一员。杨曦光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录》书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文革中确有正义的造反行动存在。受中共欺骗的善良人会因而逐渐省悟过来,而中共政工官员及其御用文人会有胆量就此与杨曦光们进行辩论吗?经过了一番较量,“人民文革”,“文革中有人民线索”等观点终究站稳了脚根。在这个过程中,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所立下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二、以事实说明“保守派”(保权派、保党派)无可置疑的存在


  文革保皇派又称保守派。其实这两个由毛宗派所制造出的名称都很不贴切。毛宗派曾于六六年夏秋含混地把所有对毛的文革清洗采取抵制态度的人指斥为保皇派。后又曾于六七年春将某些对批评省市党委的行动持迟疑态度的群众组织指称为保守派。

  文革造反派群众习用了毛宗派制造的这两个名词。在六六年秋冬批“资反线”高潮中,把一些领导所信用的政治红人、“资反线”的打手指责为保皇派。又在六七年的派别斗争中将保省市委或保军区的群众组织指责为保守派、“老保”。这保守派大多由前阶段保皇派传承而来。

  其实这两个名称并不贴切。共产党里谁才有资格为皇?只有一人,那就是毛泽东。省市委书记、军区司令算不上是皇,各单位领导更算不上是皇。毛宗派制造这一名称无非是要笼统地抹黑和震慑反对者。至于保守,那并非都是坏事。因为有时保守比激进更可取得实效。但是在文革中被称为保守组织的人们所做的事情基本都乏善可陈。称之为保守派是拔高了他们。对文革中这一社会群体以称之为“保党派”、“保权派”、“保既有统治秩序派”较为贴切些。因为这样可言简意赅地高度概括诠释了这类群众组织的性质。

  由政治质量较“高”的人为骨干和主导的保派,其行为宗旨与造反派截然不同。造反派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官方:省市委、军区头目、各单位领导。而保派的斗争矛头则是指向造反派。只有在某些省市领导被毛中央点名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混进党内的坏人”之类,或单位领导被查出确有政历问题时,保派才会去批判他们。

  换言之,造反派是作为地方各级和各单位官方的对立面产生,而保派则是作为造反派的对立面产生。它是保既有统治秩序的社会群体在文革大波的特定历史时期中,为抗衡、打击造反民众而应时产生的。它是共产党及其卫星组织(共青团、工会、武装民兵等)的临时综合性组织。

  保派的行为方式也与造反派大不相同。造反派使用的手段是毛宗派在文革时期临时给予民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和他们自主进行集会、游行示威、绝食。保派不屑或不惯进行说理斗争。他们抗衡、打击造反派的具体作法很快从谩骂升级为暴力行动。当然,保派的一部前身——贵族红卫兵还在六六年的“红八月”中虐杀了许多无辜的“黑五类”民众。

  有人辩称说文化革命中不存在什么保皇派、保守派,都是造反派,因为都声称在造反,组织名称里都有革命造反的字样。持此观点要么是肤浅到了极至,要么是假装糊涂,别有用心地想把水搞混。仅以声称就可确定其实质,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那样共产党岂不是民主到家了吗?因为它将其政权称之为人民政府、将其的理念称之为人民民主。整天把人民、民主挂在嘴上,共产党岂不全世界最民主?

  好了,我们不妨暂时撇开理论上的探讨,来看看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是怎样用具体事实说明文革保派存在的吧。

  《录》书中记述“保党派”人士言行事迹的篇幅比记述“造反派”的少得多。这不是杨曦光的偏心。而是,无论在左家塘看守所或建新劳改农场,因政治问题被抓进来的人中,“造反派”远远多于“保权派”。不过,毕竟还是有“保党派”人物被抓。

  象在两广这种“保权派”一直占优势,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省份,因政治问题被抓进监狱的绝对不会有“保党派”。湖南的情况则不同。湖南省最原始的“保权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因保湖南省委,早已于六六年秋垮台。继起的“保权派”组织叫“红联”。与之斗争最激烈的一系“造反派”组织叫“湘江风雷”,另有一系叫“工联”。行动较为“紧跟”。在“湘江风雷”与“工联”联手斗垮了“红联”后(当然这个胜利是暂时的)他们之间展开了斗争。出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和人事原因,“工联”成为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前进的正统造反派,而“湘江风雷”成了没认真听毛主席话,错误缺点多的过激造反派。六八年春,局势趋向稳定后,湖南是正统造反派“工联”掌权。(当然,“工联”最终亦难逃厄运,这是后话,不表。)“工联”成立了治安指挥部“与军队一起负责地方的治安和秩序。”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像“红色怒火”和“省无联”的头头都被他们当成政敌抓捕。杨曦光笔下的两个“保权派”人士——毛火兵和程德明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进了“左家塘看守所”。前者是因杀人凶狠,后者是因持有“联动”观点,攻击了江青。

  “毛火兵”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在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红色怒火一兵’。‘红色怒火’是当时长沙保守派中最极端地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毛火兵是长沙一间有名的大矿山机械厂的学徒工,共青团员。他的阶级成份是红而纯洁的,父兄都是产业工人,父亲还是劳动模范。”文革中,这间厂里的员工也分成了保党派和造反派。跟许多大工厂一样,前者力量远远大于后者。

  “保守派成员大多数是党团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象毛火兵这类家庭的人。而造反派大都是与领导关系不好,受政治歧视的人。”毛火兵告诉杨曦光他们厂里有三人参加“红色怒火”。临行时,厂里举行了隆重的、激昂的,类似送参军的欢送仪式。他妈妈还对他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现在那些右派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推翻共产党,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们在全力支持你。”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尽管保党派对造反派有非常深的阶级歧视和政治歧视。“总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说成是想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但毛火兵却对杨曦光十分友善。毛火兵自己对此亦作出了解释。他对杨曦光说:“你们学生不一样,你们很单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固然说明了毛火兵并不只是个上阵厮杀的莽汉,他其实也是有思维、有分析鉴别力的。能够区分学生与非学生有不同的造反动机。然而人们仍然要问,如果杨曦光是出身一般平常家庭,甚至是黑类家庭,毛火兵是否仍会对他这么友好?幸而杨曦光的头脑还算清醒,他从毛火兵的许多言谈中悟出,虽然发生了文革中的种种变故,但“并没有改变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对我父母那样的高干的尊敬态度。他看来从不区别高干中有实权的人与无实权的人,也不看重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共产党的高干,总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这才是毛火兵对杨曦光十分友好的根本原因。

  毛火兵被“治安指挥部”抓获时被吊打得遍体伤痕。但“一进左家塘看守所,他便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因为“公检法是我们一派的,他们会保护我们的。”毛火兵的看法很对,他在左家塘看守所的处境不差。这说明尽管社会上是正统造反派“工联”掌权,但专政机器仍然掌握在保权派手中。“毛火兵明白秩序迟早会恢复,这个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这些忠于共产党的保守派最后会被保护,至少是被原谅的。”“正如毛火兵所料,随着秩序的恢复,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好。”“后来,他们所有‘红色怒火’的人都被转到一个条件好得多的地方去了。”“他们一直没被判刑。”

  中学生保党派分子程德明的美好结局,杨曦光看得更清楚。曾有一位新进左家塘看守所的人给他们带来一个新消息,说中共中央刚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认错悔过,然后释放。终于有一天,这个消息”果然在程德明头上实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的预审员,一个年轻的军官和徐络腮一块儿开了九号的牢门……”“程德明一直相信我会和他一样被释放。”“但是以学生身份为由,保护造反派的文件却一直没有贯彻下来。”程德明在“教育释放”后“按照他的诺言,给我寄来了好些当时出版的群众组织的报纸……”“但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出监后一两个月,我就被判刑了。”

  程德明堪称文革保权派的思想家。在他的思想中不无闪光的东西。如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因的分析,对毛一些方针政策的评价等。然而他的北京之行,所了解和参与“联动”的一些活动则令人震惊厌恶。他告诉杨曦光:“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印象最深的是‘联动’的纪律之严……他们的纪律是共产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分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干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我在红鹰家里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西纠’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露出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在当今一些评议文革的文章中,必有“造反派”一词,鲜有“保皇派”、“保守派”(保权派)的提法。仿佛文革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类群众组织。回避乃至否认文革中有保权派的存在,其原因和动机是多方面的。姑且暂不去分析这些原因和动机,而我们深感庆幸的是,杨曦光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文革保权派的存在。《录》书陈述了当时社会上两个层次的保权派的存在。一个是社会基层,一个是社会上层,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毛火兵,后者是红鹰。说来毛火兵及其父兄等都不是统治集团中人,为何有如此强烈的保权派意识?这应归功于中共文革前十七年愚民政策的成功。作为一名普通工人,当然与政治权力沾不上边。但他们被告之: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他们又是这个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有的已入了团,入了党,有的正在接受党的考验,将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一骄人的政治荣誉使他们完全与既有的政治秩序认同。更何况有的还被提拔为班、组长,工段长或基干民兵班、排长职务,身上已负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事实上,只要再往上一步,成为一名车间主任或车间党支部书记,就正式跻身于统治阶级了。尽管这关键的一步可能要他们付出毕生的岁月和精力。

  五、六十年代的中共政权实行着高积累低消费的国策。在这种治国政策下,中国人民都过着贫穷的生活。国营工厂的工人也并不例外地处于被中共政权榨取剩余价值的地位。然而,对于毛火兵们来说,则有另外的参照系。首先,由于中共政权实行的工农剪刀差,使工人的生活比农民好许多。其次,国营工厂的尤其是大型国营工厂的工人又比集体工厂工人、临时工和个体劳动者等城镇居民更有保障,再次,在国营工厂中,毛火兵及其父兄这类“先进分子”会受到党组织在升级、发奖金、分宿舍等方面较多的“关怀”。显然,毛火兵们在这个社会秩序中不但享有政治荣誉、政治优越感,而且在实质性的物质利益上也属于“既得利益者”的社会群体,这就造成了他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对那些冲击破坏这个秩序的造反者的无比憎恶。造反派攻击的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代表这一秩序的中共各级领导干部,保权派攻击的则是造反派——“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而且在用文字语言攻击无效后,进而使用武力。这从毛火兵向杨曦光的描述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我们厂里有三个人参加了‘红色怒火’”“一辆卡车在厂外等我们,很多厂里的同事和家属都来送行。杨曦光,你想像不出那场面有多动人。很多人都流泪了,和电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的场面一样。”而且“毛火兵所在的车间主任向他们三个青年人致了欢送辞,致辞的末尾口号是‘誓死保卫红色政权’”。可见文革中造反派与保权派的武装冲突是保权派首先挑起的。亦可知保权派对造反派的政治歧视和敌视是何等之深。

  如果说毛火兵们的“保”是来源于被中共政权称之为“朴素的阶级感情”,那么红鹰们的“保”则是来源于一种鲜明的血统高贵观念和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折射效应。毛火兵们的斗争矛头指向社会基层的“反对共产党的坏人”、“右派”,而红鹰们的矛头除指向社会下层的“黑鬼”、“狗崽子”以外,还指向陈伯达、江青等乃至林彪。毛火兵们对造反派进行的是政治镇压,而红鹰们对“黑鬼”所施加的是兽性的虐待狂大渲泄。

  文化大革命几经反复纷乱,终究以共产党政治秩序的重建恢复而告落幕。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冲击过这个秩序的造反派自然要受到清算。这清算从1968年夏季以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的大镇压开始,继以“清理阶级队伍”。甚至在文化革命已经结束(笔者持三年文革论)共产党政治秩序业已重建后,曾经造过反的人们还一再被1970年的“一打三反”和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反复清算,直至1976年秋冬被彻底肃整。而毛火兵、红鹰们也在重建的秩序中找回他们优越的位置。



  三、对如何评判“十月事变”启思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清洗中共高层的刘势力,以重树其绝对权威。他们使用的手段是,允许广大群众有限度地使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民主权利。并且,这些权利的使用是旨在攻击刘势力。因此,一旦文革的进程已达刘势力被清除,那毛的文革就应曲终。所使用的手段亦应予以弃置。

  情况确实如此,1968年8月下旬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刘被彻底肃整——“永远开除出党”。九月,北京举行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十万人大会。与此同步,1968年夏季,全国许多省市军方对造反民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屠杀,继而全国铺开“清理阶级队伍”。群众组织遭取缔或被瓦解,民众曾一度有限使用的各项政治权利被收回。兔死狗烹的古老戏本又得以上演。1969年3月,九大召开,各级党组织重建,共产党的政治秩序全面恢复,毛的文革也就画上了句号。

  然而,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共高层内斗的结束。毛刘的矛盾解决后又产生了毛林磨擦。在林暴死蒙古沙漠后,以王张江姚为代表的新贵集团又与老官僚集团争斗不休乃至势同水火。只是,如果说毛林磨擦隐蔽在铁幕后面,而且进程较短,不为黎民百姓所知,那么,新贵集团与老官僚集团的争斗则旷日持久,并几经较量数度反复,牵动社会各阶层,故情况为民众所熟知。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以1976年“十月事变”为根本标志——新贵集团彻底败北。

  如何评价“十月事变”?如何评判新贵集团?对此,至今似乎除了中共官方的标准答案外还没有其他任何说词。杨曦光亦没就此直接阐明他的见解,但是他的《录》书中所记述的两个事例却很能够促使人们去重新思索。湖南大学数学系“模范老师”陈光弟的心历路程尤其发人深思。

  陈光第是被当局认定为操纵“省无联”的黑手而被捕的。他很反对毛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认为那都是一些非理性的东西。他赞成造反,但不是造刘少奇走资派的反,而是造毛的这些非理性的东西的反。同时他又认为,造这个反的时机尚未到。因此他对大学生的造反派说:“你们应该造当局的反,来争取更理性的政策。但现在并不是造反的最好时机。最后当权派总会在这次文革中把你们镇压下去。你们应该积蓄力量,准备在下次文化革命时进行成功的造反,把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改变。”于是,他被判定为“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企图在下一次文化革命中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他又姓陈,与康生信口开河杜撰的那个“在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的陈老师”同姓。于是就又成了黑手。被判处五年“强劳”。

  陈光第在狱中依然保持他那儒侠的风度,待人极友善,而对自己的理念极执着。“仍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告诉杨曦光,要改变这个非理性的政权,一是需要理论,二是需要组织”。显然,“他并没有放弃等待下一次机会改变中国的非理性的政治的希望。然而陈光第心目的“下一次机会”是什么呢?他一直没有对人谈及。”

  1974年,陈光第刑满释放,但湖南大学把他开除,并被强迫在新生水泥厂——劳改工厂留厂就业,做看门人。“他每个星期天都来五一路新华书店外文部看一些最新的外文数学期刊和著作”,“风雨无阻,从未误过”,以至“那里的店员都知道陈老师”其人。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自从四人帮垮了后,陈老师再也没有来过新华书店了。”不但如此,陈光第还从此不知所踪。他无声无息地在这个社会上消失了,连他唯一的亲人——胞妹也不知他的去向,多方设法寻找,也终不知其下落,真是生死两茫茫,迷底在何方?

  1978年,一个刑满出狱的政治犯向人们解说了部份迷底。在“四人帮”与老官僚集团争斗得火红火热的时候,陈老师曾对他说:“毛泽东一死,江青等激进派会与共产党内保守派官僚发生冲突,如果激进派成功,中国可能有机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甚至爆发革命。如果共产党里的保守派占上风,中国又会回到苏联体制,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对此,杨曦光判断:“陈老师可能一直把彻底改变共产党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江青这些激进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认为中国大变没有希望了,于是逃出新生水泥厂,企图越境出国或是在社会上流浪。在这个过程中他遭到了不测而不幸身亡。否则在1978年以后的形势下他应该会回来的。”

  杨曦光的判断是否准确,见仁见智,但有一样可以肯定的是,陈老师确对江青等“激进派”抱有希望。然而这似很费解,因“激进派”是奉毛指示为圭杲,而毛的思想政策在陈老师心目中是非理性的,是应予以否定和改变的。怎么他又会对毛的传人抱以极大希望呢?要细致解答这个问题颇费周章,非此短文可以承担。但有一点可以判定的是,陈老师对时局的判断有短程的正确,又有较长程的失误和更长程的准确。

  “十月事变”之后,政治气候非但未见缓和,反而更趋严峻。当局对人民的镇压更加严酷。许多在此之前只被关押判刑的政治犯,此时都被拉去枪决。(如张志新、史唐枫、王申酋、贺春树等)故此,陈老师的失望是有根据的。但是他亦和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在1976年10月至1978年春的一年半里,都没有料到时局在1978年夏季以后会出现巨大的变化。邓小平体系重新主导中共高层权力后,一种宽容、务实的政策迅速取代毛林蜜月时期延续下来的“阶级斗争”基调。可以断定,如果陈老师此时回去叩湖南大学的大门,那么他得到的绝不仅是平反,而且还会恢复教师工作,乃至礼遇升迁及各种优渥的待遇。不用“在下一次文革中造反”,毛的许多非理性的东西都由邓小平们改变了。故此,陈老师的判断失误了。

  然而,许多年后,当站在二十世纪末的高度回顾从七十年代末至此足足一代人的岁月,又会感到,当年陈老师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随着“改革”的进展,邓小平们保守及至反动的本质不断暴露出来,并在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中彻底亮相后,把权柄交给江泽民们。邓小平们慧眼识人,所托堪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治秩序的江泽民们还把中国掌控在邓理论,其实也就是列宁主义、毛思想一脉相承的观念之中走向二十一世纪,在苏联东欧诸国的共产党已脱胎换骨服膺民主政治之时,中共扛起了一党专政的大旗。“苏联体制”在苏联瓦解,却在中国香火延续,且目前仍未见穷期,这不正是陈老师所预测的“长时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吗?

  如果认为,只有象陈光第这样具有深遂思想的知识分子才会如此洞悉未来,就大谬不然了。起码在《录》书中,杨曦光还谈及了另一个人物,“反革命集团首犯”,岳阳临乡的一个矿工周裕德。“他自从1959年共产党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后就开始与一些朋友定期聚会,批评共产党的政策……但这个集团的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以外的力量可以推翻共产党,却相信共产党上层有“阴谋分子”可以代表对现政权不满的人的利益。”他曾与杨曦光讨论时局。当杨曦光论证中共政权“极难垮”时,他则认为:“不过象江青这样的人会从里边造反,我1969年就预计林彪会从里边造反,后来果然不错。”

  1976年10月,江青等垮台的消息传来,人人都高兴。劳改场里的反革命犯高兴是“觉得应该是比较右的政策出现的时候了”。(这个高兴是虚幻的)劳改管理干部高兴是“他们把四人帮看成是向当局挑战的造反派的象征,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共产党正统派的胜利,当然也是共产党机器中最保守的部份——公检法的胜利。”(这个“高兴”才是有根据的)然而周裕德却公开地表示他的不快。“他本来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很少说话,对干部绝对顺从。”但自从听到江青垮台的消息后,他“顶撞干部,讲话颠三倒四,拒绝出工”。并对人吼道:“你们高兴什么?江青垮了,改变共产党的江山就是死路一条,你们高兴什么?”当他被医生诊断患了精神病,他又吼道:“我没病,只有你们才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死到临头还兴高采烈。”

  事实上,在“十月事变”后不久,持有与陈光第、周裕德相同或相近见解的人颇多。只是由于时间的流逝,环境的变迁,人们都着力于适应新的现实,或在新的形势下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实现自己的愿望,鲜有人再执着于当年的见解,遑论作进一步思考了。更何况在邓小平体系主导了中共政权后,它尽力把江青妖魔化。在这种情况下,若有人再重拾当年的思想线索,就显得太不识时务,成了周裕德第二——也会被人认为是患了精神病。

  记得当年在一片欢呼声中,笔者就表现得十分冷淡,笔者还看得出有些人的高兴是真的,这些人是共产党的干部,而许多工人群众的高兴是随大流、应付式的,甚至是不得已装出来的,当然亦有些是出于一种朦胧的希望。有人向笔者表示对“四人帮”倒台的高兴,笔者冷冷地说:“高兴什么?老官僚未必比四人帮更好。”这句话不久之后成了批判笔者反动思想时的罪证。

  1976年岁末,社会气氛趋向冷峻。中共高层势同水火的两派之争,因“四人帮”的突然倾覆而迅速淡化。这使得中共政权得以腾出手来专门对付来自民间的挑战。“再不老实,就不客气了”。这是出自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当权派的口头禅。街头抨击某些地方当权派或为自己鸣冤的大字报日渐稀少。

  笔者从未对江青等报以不切实际的期望,因为无论从政治思想或从个人品格上去看,江青都不可能“改变共产党政权”。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新贵集团与老官僚保守集团激烈内斗乃至兵戎相见却会极大地削弱中共的镇压机器,从而使民间反专制力量有了存在聚集发展的缝隙。基于这一设想笔者与陈光第、周裕德一样都在翘首以待毛死后那两个集团火并乃至大战的到来。

  然而,由于汪东兴的反水,文革新贵集团土崩瓦解于倾刻之间。笔者虽也与陈光第、周裕德一样,心头都充满了失望,但却没有象陈光那样“企图越境出国或在社会上流浪”。也没有象周裕德那样“得了精神病”,而是在那日趋冷峻的社会气氛中,抓紧街头的大字报还没有完全被煞绝之时,到广州闹市贴出了万言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探讨——致华主席暨中共中央的公开信”。此大字报被中共最高层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并责成广州地方当局严加追查。于是笔者被查获,并遭关押、审讯、批判。而那句“老官僚未必比四人帮更好”,此时成了笔者思想反动、仇恨共产党的有力罪证。

  二十二个春秋过去,经过了无数篇批判文章的抨击和詈骂,王张江姚都成了铁定的千古罪人。从1966年到1976年的一切社会祸水都倾倒在他们头上,并被宣布为必须对这十年间社会上的一切坏事负责。如果说升斗小民为基本衣食已挣扎得筋疲力尽,根本没有心绪去关切那等是非曲直,那么,不事物质生产,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领受着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所供给的优渥待遇,专事精神产品生产的文化人就有责任去求解种种疑难。从对“十月事变”本质的研究到对张春桥思想的评述,再到对“十月事变”发生与否对中国社会变迁走向的分析,等等都应该拿出他们的答案。然而没有,什么都没有。“十月事变”的胜利者们掌控着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王张江姚在人们心目中的形像已经定格,这双重的原因,使文化人绝不去碰那些雷区。于是无论是从史学的角度上还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上,中国的当代史都留下了一段空白。

  幸亏还有杨曦光的《录》书,通过陈光第、周裕德这两个压缩在历史阴影之中的人物之口道出了与当今世上最具权威解释权的学阀们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无疑具有震聋发聩的意义。希望有人会继之而起,锲而不舍,填补中国当代史上这段空白。


  四、杨曦光,您人生最大的成就与意义何在?


  杨曦光为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身陷十年大狱。十年磨难、历尽艰辛、死去活来,他又写出了厚厚的一本《牛鬼蛇神录》,按这样的人生轨迹,人们有理由推测杨曦光会成为一个为社会公正、正义倾尽心血的不倦战士,如果他是学者的话,也会是位社会学或政治学系的博士。然而令人颇为惊奇的是他拿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这与《中国向何处去?》以及《牛鬼蛇神录》有什么相关?人们有理由感到困惑。

  不过,细心的读者会不太意外,因为《录》书中有记载,还是在左家塘看守所时,杨曦光在读完了三卷《资本论》后“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了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中去,第三个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着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好多年后,我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高明得多的理论了。”杨曦光在劳改营拜何老师为师,刻苦钻研“高等数学”,这显然为日后成为经济学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然而,如果要问究竟是撰写《中国向何去?》、《牛鬼蛇神录》的杨曦光的成就大,还是著述《经济控制理论》、《递增效益和经济组织》的杨小凯的成就高呢?答案似乎不易取得。或许外人不应该去作这样的比较,倒不如从杨曦光自身的感觉中去寻求信息。

  《录》书一开头杨曦光就在“自序”中说:“自从一九九零年本书部份篇章发表以来,收到不少来自读者的反馈。每年来美国开会,碰到朋友,总会提起这个连载。令我扫兴的是,即使是遇到经济学同行,不一定会提起我在JPE或AER发表的得意的经济学文章,却一定会提到这个连载。特别是碰到太太们。甚至会说他们收到刊物时最先读的文章就是这个连载……”如果说经济学的同行关心的竟不是杨曦光经济学上的成就,却对《录》书的先期连载兴趣盎然,那么一般人更可想而知了。经济学专业性极强乃至枯燥无味,而《录》书则涉及社会多个阴暗层面,它把铁幕撕开,让人们窥见过往鲜知的内容。因此它在人们心灵中能激起比经济学新论大得多的震撼。

  此外,尤应洞悉的是《录》书的价值与成就实与当今中国的现状有极大关系。这也是人们对它兴趣如此之大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当今中国已转型为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那么《录》书所述则完全是些与当代毫无关系的历史故事,大概只有那些对历史情有独钟的人才会对它格外注目。而且一旦民主转型完成,一个大解咒大解密的时代必随之到来。“黑匣子”一打开,多少锁在密室暗房里的档案都彻底爆光。文人墨士们以此为素材将写出无数篇报告文学或演释为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录》书再也不会一枝独秀了。

  然而,当代中国离民主制度实在还十分遥远。杨曦光出狱时曾感慨道:“刘凤祥预见的中国赫鲁晓夫出现的这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一个新的时代所代替。”二十年来的事实证明杨曦光当时作了错误的判断。然而这是应予原谅的。因为在那个变动之初,别说他一个刚熬完十年大牢出狱的人,就算我们大家也都对邓小平的“改革”寄予了过高的评价和期盼。可是,邓小平的确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恶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抨击,不管他本意如何,事实上他确实动摇了苏共统治的根本。而邓小平则仍极力在表面上维护毛的形像。他能按下心中对毛的个人仇恨而着眼于毛的余荫对维护中共统治这一根本性的需要。从七十年末延续至今的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都在坚持中共一党独霸社会公权力的政治制度。都在实行恐怖统治。只是毛泽东时代实行的全面恐怖,被邓小平时代所实行的有选择恐怖所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屠刀仍然在砍向敢于责难中共政治制度的人。只是由于千千万万的刘凤祥、张九龙的热血和肉体与那屠刀碰撞,使屠刀已卷了口。它已不能砍下反抗者的头颅,只能把他们“砍”成十几年徒刑。在魏京生、王希哲、刘青等一大批七九民主青年身陷囹图以后,当今,王有才、查建国、高洪文又一批人被投入黑牢。其中徐文立、秦永敏是在熬过十几年牢狱之苦后,再次面临十几年的漫漫刑期。因此,《录》书所描述的情形,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过时。在当今的中共监狱和劳改营中还时时上演着《录》书中的故事和情节。这就是《录》书能激起许多人极大兴趣的现实原因。

  杨曦光把《录》书寄给我,请我写篇书评。我以为,“书评”者,当是专家学者们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斋里的挥洒之物。而我每日劳作之余拖疲惫之躯岂有资格和能力作那等居高临下的高雅文字?想来也只能是在再三细读之后写点“读后感”,只是通过它那细腻流畅的笔调,娓娓道来的各种故事和刻划的人物形像来品评出它的非常价值之所在罢了。

  行文到此即将缀笔之际突然感到有些“读后感”的题外话,不吐不快。

  《中国向何处去?》的撰写说明了杨曦光——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关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说明了成年的杨小凯对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醉心和成就。完成从杨曦光到杨小凯的转化,这是他的自由,他完全有这个权利,并且他这个转化并非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而确实系其志趣之所在。只是问题在于,对于一个有相当内涵的人来说,规范他的社会行为和人生道路,除了志趣之外,是否还应有责任。

  当然,杨曦光并没有忘却他的责任。他写出了《录》书,实践了他那“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看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的承诺。然而坦率地说,我仍然认为杨曦光还没有尽够他应承担的责任。

  《中国向何处去?》以巴黎公社民选行政长官的原则否定了中共的政治秩序,确实是那个时代能够公开拿出来的最尖锐文字。由此激动了千千万万的造反者的心弦,也使其作者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推崇。三十几年过去了,巴黎公社原则仍然在中国付之阙如。对此,有必要提许多问题:巴黎公社原则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何异同?巴黎公社革命方式是否适于建成完善的民主制度?当今的中国应向何去?……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一般人可置之不理,但对于在中国首先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巨大历史问号的杨曦光来说似乎是责无旁贷。《录》书的高价值当毫无疑问。杨曦光所推测的“此书在五十年后我已不在人世时,还会被人记起”,当定成事实。然而我希望杨曦光还将写出《录》书的续篇。我想很多人都会想知道,侯湘风、周国辉、郭中柱等一大批熬尽铁窗之苦的政治犯出狱后的人生历程。因为从追踪他们的人生轨迹,可从侧面洞悉这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正负两个方向的变迁,以及提示人性之复杂。这或许会有助于今后有志者所致力的中国民主转型的事业。

  文革之发动已过去了三十三年,结束也已三十年了。(笔者持三年文革论)但文革史的研究还很初步。文革三年中,各省情况有所不同,故在修全国文革史之前,应先修各省文革史。我们很难指望中共俸养的大学士们会拿出真正的文革史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时期的小青年。如果在我们的手中没能编撰出文革史,那么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就只能以书面资料为根据去撰写了。活生生的事例已不在他们的脑海中,一些惊心动魄的场景失去了原有的光谱和神韵,只留在一堆干巴巴的铅字里。更为可虑的是居心叵测者还会在文字上动手脚。

  杨曦光,难道你不觉得你有撰写湖南三年文革史的责任吗?能力你当是有的。或许,过于谈“责任”有在情操上自我拔高之嫌。似乎涉及一点功利主义还更贴近一般人性。即使从功利主义着眼,说雅致一点,从个人成就感上着眼,杨曦光也不应放弃对文革和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

  经济学上的钻研,使杨曦光获得博士学位。各名牌大学的聘书纷沓而至。高薪、赞许、优裕的生活工作环境令杨曦光接应不暇。然而,到底哪样才可在历史上留下更深一点的痕迹呢?

  经济学博士每年都不知可以从大学里制造多少个出来。走在曼哈顿下城华尔街上的经济学博士可以用网来“捕捞”。杨曦光的经济学研究是否能达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倾向理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那等高度?当然,以他的聪慧勤奋会有可能。但我总以为,既然他的经济学同行对《录》书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对他的经济学新论,那么,一旦《录》书、《中国向何处去?》皆有续篇,湖南文革史也出自他笔下,那么就不只他的经济学同行会一片惊讶,世间千百万人都将为之激动。

  杨曦光,您人生最大的成就与意义何在?望您三思。


  199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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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人民文革史】湖南省无联纲领: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26日 00:03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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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公案未了,杨曦光,你不能走



刘国凯
2004年7月10日



  杨曦光,听到你远行不归的消息,心中有说不尽的悲痛。年轻时的潜意识是世界永恒,生命也永恒,完全不曾意识到任何生命都会有终止的那一天。直到“知命”已届,才陡然省悟世界确是永恒,但生命却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男性平均年龄69岁,美国男性平均年龄74岁。这就是无情的“限”。而你56岁就远行别去,赵品路甚至还未及“知命”。天地万物间,人的生命有时会是多么的脆弱和短暂。

  生命的有限提示人们须抓紧现有的时间去作需要作的事情。何谓“需要”?各人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就社会范畴而言,除了一个经常性的事情——为国家的民主转型出一份微力外,就是为文革造反派正名。而这也就是我与你友谊的基础。

  1968年春寒料峭之时,我在广州看到你执笔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是广州造反派组织打着批判的名义印发的。我看了无比钦佩和极感振奋。钦佩你有如此敏锐的思维和述说出来的勇气,并由此激起坚持斗争的意志。我在广州造反派内部说:巴黎公社运动是马克思支持的。湖南“省无联”被中央点名是一回事,巴黎公社原则是正确的又是另一回事。为什么我们不能为实现巴黎公社原则继续奋斗呢?

  春寒料峭过后紧接着就是酷暑的血雨腥风。我们的“奋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面前显得实在是渺小不堪。六、七月间,两广造反派组织相继被共产党党军和保守派组织(应予正名为保党派或保权派)联手血腥踏平。广西造反派和四类分子被砍杀、枪决后抛入珠江的尸体顺流冲下,搁浅于各处浅滩,有的则直达香港埠头。

  在这大疯狂的乌风浊浪中,我惦记着你。湖南“省无联”的命运会比广州红旗派更糟。

  你——文革“极左派”,后被再更名为“极右派”的代表人物当局加给你的会是什么呢?六八年夏季的大疯狂后还有1970年“一打三反”的大规模冷血处决。这么多凶险关隘你挨得过去吗?

  七十年代未,中国浮现解冻生机,我在广州创办民主油印刊物《人民之声》。就在这时报纸上出现一则消息,“杨曦光刑满出狱”。啊!杨曦光,亲爱的朋友,你还在。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早已把你视为那个时代的灵魂和象征。你代表着我们这一代的理想和追求。我一直担心你已被那狂风恶浪吞没。你能侥幸熬过那个草菅人命的疯狂年代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

  杨曦光,你的才智也是出类拔萃的。你总是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前头。就象当年我们还只会就事论事地揭露抨击一些共产党官僚挥霍享乐欺压群众时,你已能清晰地指出中国出现了一个“红色资本家阶级”那样,当高考恢复和成人高校兴办,我们方得以补十几年前就该完成的大学课程时,你早已越过大学阶段成为一名数理经济研究人员。当我来到海外,只能以蹩脚的英语去谋取一份糊口的职业时,你已以纯熟的英文写出了深获导师高度评价的博士论文。

  后来,你又任教于美、澳的高等学府。人们对你的称谓已变成杨小凯教授。可是我与你联系时仍然称呼你杨曦光。是怀旧?是落伍?是陈腐执拗拒绝现实?应该都不是,那是什么?是对你当年杰出事迹牢嵌于心的记忆和发自肺腑的推崇,也是委婉地提醒你所身负的历史责任。杨曦光这是个充满着历史内涵的名字,它与那个时代青年社会变革者的心迹和磨难紧相联结。以这个名字署名的“中国向何处去”是那个时代进步思想的最高结晶。我珍惜这个名字、尊重这个名字、敬爱这个名字。世界上经济学教授成千上万。华尔街上的经济学博士多得可以用网来捕捞。可是,在多达八亿的人群中,在那个躁动而迷信的年代里,能石破天惊地指出“红色资本家阶级”业已形成的人有多少?只有一个,那就是年仅十九岁的小青年杨曦光。

  是的,我的提醒是多余的。你在继续堆高你的经济学造诣时,丝毫没有忘却你的历史责任。你在写出《递增收益和经济组织》等经济学专著时,也写出了“为文革造反运动恢复名誉”等文章。你敢于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你指出文革中反政治迫害的造反运动具有不可抹杀的正义性。你痛心中国民主浪潮的被割裂。文革造反派拒绝五七年的老右派;七九民主墙派排斥文革造反派;八九学运派又不接受七九民主派。你沉痛地指出,中国的民主能量总不能积累,每一次都要开头重来。

  为文革反政治迫害的造反运动正名是一件多么艰难危险的事情。你发表在《中春》上的文章遭到数倍文字的围攻。那是九十年代初,我正挣扎在维持生计的劳顿中。一天打两份工,十四个钟头。虽疲惫不堪,还是写了呼应你的文章。九十年代中,你出版了非同凡响的《牛鬼蛇神录》。我看了感奋莫名。我想那些出于对历史缺乏了解,或被中共伪文革史所蒙蔽的善良人们看了你这部著作后会有所省悟了。

  后来你给我来信,请我替你的《牛鬼蛇神录》写篇书评。我颇感意外,因为大凡写书评者的学识及社会坐标都应高于书的作者。而现在情形刚好相反,怎么你会请我写呢?我不方便问,但我私下推测是,那些更有资格写书评的人们对文革造反运动的评判尚未转过弯来。于是,我勉为其难地铺开了纸笔。我细细地再读,细细地思索。读着读着我钻到书里面去了。我回到了那个年代。那个光谱重叠善恶交织的年代;那个迷信和狂想同时盛行的年代;那个反抗者的呼喊淹没在屠杀者枪声中的年代。我震撼;我沉思;我时而拍案而起;时而泪水盈眶。我的笔无法收止,一节又一节,一章又一章,我把书评的题目定为“鲜血凝成的价值——评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反复修改写成后已是九八年了,不下三万字。这怎么是惯常的书评呢?你亦在越洋长途电话中向我发出疑问:“你写得这么长,有哪家杂志能够出呀?”。是的,我都不好意思向胡平等《北春》诸友要求刊登我这篇书评。而象我这样没有知名度,没有高学位的民运分子,除了《北春》,就几乎没有其它发表文章的途径。(近年多了个“黄花岗”)怎么办呢?有负你的托付,我心情十分忐忑。一拖几年。后来我决定自己出一本文集。定名为《草根蝉鸣》。“鲜血凝成的价值”收录其中。这本文集于03年11月正式推出。我向你报告了此事。算是对你的托付作了个迟到的交代。


  二、


  大约是前年,我听说你为病患所困,心里十分不安。去信慰问,你的回复安详豁达,我亦心安了许多。后来又在网上得知你病情得到控制,康复得很好,精力充沛,还能去讲学演说,我更为你高兴。当代医学高度发达,对这种病已有不少医疗手段。只要不是太晚期发现,医疗效果还是相当乐观的。我所认识的病人中就有五年以上的健在者。我相信你定会战胜病患。然而,没想到,噩耗竟突然传来了。

  你过早地离开给你周围的人们留下无限的悲痛.太太失去了好丈夫;孩子失去了好父亲;经济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朋友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在你的朋友圈中,我的沉重不知是不是会比其他人多了一重内容。那就是我一直期待着在为文革反政治迫害的造反运动正名的作业中,你来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段时期你投入经济学研究的精力是多一些,这很自然。我想,今后当你的时间周转过来后,你会再度上阵的。然而,现在我的期待被噩耗彻底击碎。

  癌细胞,你这可恶的癌细胞,我与你不共戴天!

  有的人见我们如此执着地要为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运动正名,以为我们曾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显赫一时。其实,我们都没有做过头头,更没有在所谓的“新生红色政权”占一席之地。也正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或了解到社会底层,使我们洞悉底层人民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反抗行为。现在这些反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正义行动正被共产党的御用历史学家抹黑为动乱,诬蔑为“暴民”。但是,当这些搞“动乱”的“暴民”被共产党定性为“反三红”的“反革命分子”并予以严酷镇压后,就不言而喻地说明了“动乱”的“暴民”恰恰是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正义反抗者。而那些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暴民——由共产党干部子弟为骨干的贵族红卫兵和工厂单位里的保党派骨干分子,他们虐杀黑五类和反抗民众的暴行却得到共产党的包庇、赏识。共产党不但没有责罚过这些文革中真正的暴民,反而在其后恢复共产党正常统治秩序的时候,提拔他们,任用他们。这说明文化革命中真正的暴民正是共产党暴政的基础和支柱。

  为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运动正名从历史角度来说是要还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真相,对之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是要为反抗共产党专制政治的行动冶炼合法性。现在共产党对民间的反抗动辄以文革动乱冠之,吆喝道;“你们又想搞文革动乱?”如果我们毫不含糊地为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运动正了名,那我们就可以干脆地回答共产党,我们就是要搞被你们称之为文革动乱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直至终结你们这个一直在实施政治迫害;一直在剥夺人民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专制政权。

  杨曦光,你走了,我感到空前的虚弱和孤单。戈贝尔效应已在中国文革研究中出现。在与已被共产党铺天盖地的伪文革史所熏昏的知识界乃至民间的辩析中,没有你的参与,力量将会是多么单薄。造反派公案未了,杨曦光,你是不能走的啊!

  可是,你还是走了,实实在在地走了。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百岁,究有一终。人人都终要回归自然,走入历史,即使是权倾一时、显赫无比的帝王也罢。可是,你毕竟走得太早了,“宴席”散得太快了。悲伤和惋惜不由得塞满了我的心间和胸膛。

  然而,人生虽有限,人世却无涯。历史在延续,生命在代接,黑夜之后总还有白天。悲痛使人感伤,但擦去泪水后还须面对现实。杨曦光,为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运动正名的工作我会坚持作下去。尽管我身单力薄、力不从心,但誓效精卫,愿为蚕蜡。你说过,相信文革反政治迫害造反运动终将在历史上恢复名誉。我确信你的预测一定会成为事实。

  杨曦光,我神交三十六年但终未能见上一面的好朋友,我永远尊崇你、怀念你!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愿你安息!


  2004年7月10日凌晨1点10分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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