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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史料专辑】(附有若干讨论)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7日 19:59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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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1981.4

——“波兰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


小点 译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1981年8月25日出版


【波兰《团结工会》的纲领草案,由工会特别委派的委员会起草,在本年2月25日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讨论;4月17日,在“团结工会周报”第三期全文发表,让一千多万工会会员进行广泛讨论。
  这份纲领草案提出了团结工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问题上的基本建议,包括结束对民主权利的限制,结束官僚特权,建立工人对工厂的监管,建立整个社会对重要经济和社会决策的积极参与,等等。这些建议如能实行,将会是波兰迈向建立工人民主的一大步。
  纲领草案名为《我国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谈及“团结工会”的基本目标,它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评估,及它就经济变革提出的建议。第二部份谈及“团结工会”就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提出的建议,及它对工会的作用、结构和运转的界定。
  《洲际通讯》于1981年6月22日刊载了第一部份,在6月29日刊载了第二部份。本刊特译为中文,分两期刊出,供读者参考。】

大纲:

(一)基本价值观
(二)危机的经济根源
(三)经济问题
  1、周期性的政治危机
  2、经济改革
  3、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
(四)对未来的保证
  1、法治
  2、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
  3、选拔官员的基础
  4、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会”
(五)工会生活
  1、工会的地区性和行业性结构
  2、工会民主和活动的主要原则
  3、工厂组织的主要职责
(六)结语


(一)基本价值观

  我们工会仅仅在半年间,由于工人的斗争和全国的支持,才得以成立。今天,我们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团聚了几百万的会员。正因此,波兰所有劳动人民终于可以有尊严地和有效地推进他们的共同目标。
  从反对不公义、羞屈和凌辱的抗议中,我们产生了。我们是来自所有地区和行业的劳动人民的独立、自治的工会。我们保卫所有工人的权利、尊严和利益。
  我们想根据爱国理想、社会公义和民主权利来和平地塑造我国的生活。作为一个工会,我们目标不是取代政府来执行其任务,但我们想代表相对于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将会保卫个人、公民和工人的权益。同时,我们并不逃避我们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责任。

  1、最好的民族传统,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民主的政治旗帜,及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这些是启示我们的四个主要源泉。
  我们对整个波兰文化传统怀有深厚的感情,它根基于欧洲文化,与天主教有紧密关系,也与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有关联。我们对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公义的许多世代的波兰人怀有非常密切的感情上的联系,他们留给了我们开朗坦率、兄弟友爱的感情、对波兰共和国的公民责任、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支持等等传统。因此,我们能够容纳任何人,不管其哲学、国籍或政治信仰如何。

  2、劳动人民应该团结一起的观念,表示我们非常重视集体行动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它们包括团结(我们的工会以此命名)、友爱、牺牲精神、以及为工会利益和更广泛的为社会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最后,其中一个价值观必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友爱,他们要联合起来反对剥削者,不管剥削是以何种旗帜和口号作为掩饰。

  3、我们的基本任务——保卫劳动人民——是基于奉行社会公义的原则的。我们将努力使这个原则成为所有国家活动的基础。我们要它成为解决所有社会政策和群体生活的组织的基础。
  对我们来说,社会公义基于的,是个人内在的正直忠诚,是工人及其劳动的尊严。我们希望个人尊严的原则,能洋溢于工会的整个生活,并成为新社会的基本栋梁。
  从社会公义和个人尊严的原则出发,是人人基本上平等的原则。因此我们将会坚持要求实现社会的平等主义。
  我们承认一个原则,就是工资要看劳动的质和量,也要看工作的难度和危险程度(即按劳取酬的原则),我们努力改正在这方面不合理的不平衡。可是,另外一个原则比这个原则更占优先地位——要提供“社会最低标准”。这个意味不仅要满足衣、食、住等基本需要,还要满足所有令个人可以有满足的生活和作为人而发展的社会和文化需要。
  在争取合理工资的同时,我们呼吁各人在工作中诚实,保持高度工作道德、可靠性和良好效率。拙劣的工作——生产有缺点的货品或无人愿意购买的惯见的次货——令工人的尊严被贬,又有损于社会。
  随着平等的原则的,是必须在公众生活中确保充分民主。只有在真正民主的制度下,我们才能够有效地作为工人和工会争取我们的权益。只有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才能实现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因此,我们将会坚决要求扩大作出公众决策的社会参与形式和对当权者活动控制的形式。

  4、我们要作为工会而活动,需要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得到严格遵行: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言论和报刊自由,得到准确消息的权利,集会和自由结社的权利等。我们将会保卫任何行使这些权利而遭受镇压的人,因为我们认为镇压是违反法纪的。由于同样原因,我们将会努力争取解除所有对结社自由的限制,与新闻检查制度有关的限制,特别是那些与公众重大利益毫无关系,而只是保卫领导圈目前利益而施行的限制。

  5、我们工会恢复了波兰工人运动的传统,复兴了加强了我们的社会公义、民主、自由、独立等理想的传统,我们纪念1956年波兹南的工人示威、1970年波罗的海海岸工人及1976年拉多姆和乌苏丝工人的流血牺牲,他们丰富了这个传统。
  五一劳动节扮演着特别的象征性角色。我们必须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注入这个节日里,使它成为我们的节日,劳动人民的节日,而不是国家雇主的节日。因此,它必须成为劳动人民在团结、和平等的精神下喜庆的聚会。

  6、我们认识到,民族价值观是我们集体意识中宝贵的、活跃的一部份,而波兰爱国主义是团结和为国家作出社会牺牲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注意到,民族价值观是将我们今日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主要联结物,而归根到底,它们是我们民族独立和自主的保证。导致我们工会诞生的去年夏天的社会抗议罢工,矛头也是对准将民族价值观摒出公众意识之外的企图的。

  7、我们工会这个组织,能够容纳许多观点,也欢迎任何信仰或没有信仰的人。但我们的会员的绝大多数(正如我国公民的大多数一样)是作为基督徒长大的。基督教的启示是我们写入纲领内的其中一个主要思想价值观。在许多工会办公室墙上悬挂的波兰雄鹰旁也挂着十字架,提醒了我们的会员他们道德的源泉,并灌输了一个信念: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正义的。我们希望保持这个启示的源泉,但这绝不意味我们会放弃本组织的非宗教性质。
  
(二)危机的经济根源

  我们必须合力克服正威胁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经济危机。但如果我们不揭露和消灭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就不可能将它克服。危机的核心,在于民主架构的消失,而与此有关的,是在直到目前为止存在的社会行政制度中存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此外,促进危机的还有关于农业的不正确观念和决定(它要消灭农民私有制),生产重心是发展工业而损害了消费品的生产,及政府接管了合作社和小型私营商业。

  1、这个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缺乏民主地作出决策的途径,又缺乏处于行政地位的人作出决定或改变后要负的责任。影响整个社会的决定,全由党和行政机关作出,并不置于任何社会控制之下。作出这些决定之前,并没有自由讨论,因此解决问题的其他可能方法无法出现。独立的专家意见没有发表机会,关于国家或经济情况的必需资料也不在考虑之列。因此,社会被排斥于作决定的过程之外,各决定由官僚层的一些个别成员作出。

  2、政府的官僚作风,使错误不可能得到改正,许多时甚至不能对错误的决定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预作警告。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所有的新闻检查和关于国家、经济、官方等秘密的法律。但不可能的原因,也是由于整个制度,它倾向于阻碍所有制订其他纲领、发表独立意见或分析的努力。这些障碍不但加于有政治和社会重要性的问题,也加于经济和纯技术性问题。结果就导致重大的损失,耗费了国家以千亿计波币。

  3、在政府和经济管理制度里,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统治者阶级,它不受被统治者任何控制。权力机构内的人,作出决定时着眼于个人利益、物质特权和职位更多于社会的利益。投资的错误决定(例如建筑新卡托维兹方案)和外国贷款的挥霍,时常都是源于统治架构内为本身利益而行动的互卫或互斗的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1976年至79年,官僚管理令到采取步骤去避免危机爆发变得日益困难。一般来说,官僚架构反对任何可能摇撼它的地位、财富或势力的改变或改革。

  4、这些的结果,做成波兰没有任何机会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来将我们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现存的政治制度,没有能力或是没有力量自我纠正。只是通过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抗议的爆发、和“团结工会”的成立,才重新打开了走向改革和变革之途。

(三)经济问题

1、周期性的政治危机

  我国深刻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于整个经济领域中货品和服务等的供求关系上巨大并日增的不平衡性。危机并非在过去几个月或几年才发生,而是十年来已一直稳定地增长。它源于生产架构的严重退化,令到无法满足需求,不论是在数量或品类方面的需求。危机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目前,当危机仍继续加剧,这些已经低微的工资实际上在下降。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危机,影响了它的结构、经济政策和制度。而且,在过去几年来,不利的事变因素也出现了。

(A)困难的近因是经济结构的缺点

  危机的结构性性质,表现于经济两个部门之间的不断和日增的不平衡,这两个部门就是提供人民需要的经济部分和朝向发展工业生产的经济部分。国家经济潜力过大的部分,被用于生产一些机器和工具来生产更多的机器和工具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品,后者被置于次等重要性。在农业方面尤其如此;农业这个经济部门提供人民的基本需要,又雇用了四分一的人口,但它被推到国家经济的次要地位。明显地,这类结构的经济甚至不能为劳动人民提供合理的生活水平。

(B)经济政策的长期缺点

  经济的结构性不平衡,是由一小批人和机构在脱离任何社会控制之下,以过于野心和不切实际的做法实行的长期经济政策所造成。无论如何,权力主要中心集中了决策权、帐目没有记录、厘订价格政策紊乱,这些都令社会绝不可能进行控制。
  因此,过去的情形是经济决策完全是武断和不负责任的,导致有害的经济决策。巨额的投资没有足够理由就作出了,也没有首先确保有必需的运输、能源、和其地经济部门的联系以令它们可行。在这个情况下,随意志作出的政策,对个别农民特别歧视,尤其是在低价格和机器配给不足的问题上。
  为了弥补这些效率低的经济政策和这个效率低的制度,国家借入了更多外债,期望资本主义银行家资助这个经济上衰朽的、中骨计划的国家经济。可是,债务需要偿还(并加利息),而只有有效率的经济才能做到这点。于是,这种弥补效率低的方法不能久用,相反地,它会成为导致经济崩溃的附加因素。
  最后的结果是,巨额外债超过二百四十亿美元,短期贷款和预算会再增加的债务已不计在内。国家必须用来还利息和信用贷款的钱,更多于出口收益。这就意味着每一进口货物要由更多信贷支持。这类信贷日益难于从外国银行取得,条件也比以前苛刻了(利率更高,偿还期限更短)。很简单的,我们被视为破产,而受到这样的对待。
  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济不保证从西方有足够货物入口。因此,就必须大力削减原材料、半制成品和零件,这就是我们经济的生产能力使用不足的首要原因。

注:本节第二段“和其地经济部门的联系”——“其地”疑为“其他”,否则应为“当地”。

(C)制度内在的因素

  危机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制度本身。所有经济决定权由主要权力中心垄断,官僚向个别企业发号施令,指出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生产的方法。这就是所谓以命令——分配制度来管理经济。在这个情况下,个别企业不能自由决定生产计划或选择生产方法,于是导致企业所有层面都做出不切实际的经济计算。经济账目在中央计划中也不起重要作用,因为缺乏真实成本的准确资料,这就加剧了企业将成本提到最高程度的倾向,并使它们在估计计划的实现时(包括将成本加以膨胀)促进自己的利益。决策权越加集中,最终将导致激发人们积极性的途径完全不能发挥。
  所有这些导致了劳动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只要指出,要生产国民收入的一个单位,我们比起法国或西德的经济要多耗用原料、能源运输和劳动力。

(D)其他因素

  有一些因素是产生自过去几年来我国遇到的事态性局面的,例如1980年的农业歉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记着,任何经济都应该为事态性困难作出准备和必须有储备,使它不会在这类困难的影响下崩溃。但假如它真的由于不利情况的临时冲击而崩溃的话,那么,不利的情况就不再构成崩溃的客观导因,而是不完善的经济制度、错误政策及极不平衡的经济结构的产物。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运转一直很糟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率减缓,而超过两年已有国民收入剧烈下降的情形。结果是,国家正经历一个严重的危机,威胁着带来国民经济的完全崩溃。

2、经济改革

(A)改革要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得到支持

  这个分析显示,现今的经济制度并不相符于现存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在长期基础上克服危机和将经济导致平衡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对制度作根本改革,除去经常地周期性地出现的危机的根源。我们工会完全支持经济改革,认为它有益于工会会员和整个社会。
  我们表示我们支持改革的方法,包括广泛地初步讨论改革的基本原则,明确地界定它的方向、形式和目标。我们要通过讨论来澄清我们希望得到的改革的明确性质,防止它们被轻略或歪曲。
  但是,“团结工会”将不会提出自己的改革纲领,因为它认为所想要的改革形式可以通过对现存的建议作讨论然后得出。可是,是可以问一个问题的:“团结工会”是否应该积极地参与改革的发展和实行,方法例如可以是制订自己对解决主要的问题的建议?
  改革应该产生自专家的自由、公开的讨论,但它们应该由控制整个经济的政府当局实施。另一方面,工会的任务是保证使改革会真正改善劳动人民的境况。因此,工会支持的经济改革,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并会有最大可能带来长期的(不只是即时的)我国经济形势的改善。
  我们在界定改革过程中必须实现的条件时,认识到要达到真正的、深远的改善,有时候意味着要牺牲眼前的利益。但我们接受这个风险的前提,就是要所有有关改革的决定都征询了我们和整个社会,每一个解决方案的优劣点都全部向我们描述,以及政府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我们合作得出并会加以严格遵守的。

(B)我们期望的改变的性质

  经济改革应该重新制订中央计划机构、主要权力中心、社会化企业及经济制度其他成份的结构和运转。
  中央计划不应再带有司令官发号施令的性质。即是说,它不能以发出命令和禁制令来给企业配给任务。用以劝使企业采行某些政策的方法,必须是经济性的方法(如使用价格、税收等等)。
  中央计划应该顾及全局;它不只关心目前的运行,更应该包括几年的期间。中央计划的目标,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全面方面,应该通过社会的积极参与而得出。
  社会对计划过程的参与和对计划的控制,应该通过国会、社会组织、地方自治组织以及各工会的公开讨论和决定来加以保证。这个控制应该关心到经济发展的全面方向、生长率、国民收入分为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包括社会消费的主要趋向),等等。这个社会控制也应该保障自主的社会化企业和家庭商业,使之不受经济和社会行政机构的命令限制。企业与中央经济权威之间的中间性联系,例如某些工业的部门,或是某些工业的企业联合会,应该大大削减。
  社会化企业应该被赋予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方法的自由。在这方面,原料及其他生产零件的中央化分配,应该受到限制并最终废弃。自企业应自负盈亏,即是说,它们应该能够以所赚取的钱支付其支出。对它们的评价,应该基于它们的经济效率而非基于它们是否完成计划。一个企业应该有自由处置它通过更高的效率而赚来的资源,指定它们将用来作更多投资,特别是用来维持设备。
  企业如何运转、它的自主程度、它由社会如何管理,这些都要看企业的性质和规模。在新制度下企业能正常运转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市场非垄断化及相互竞争的生产者在某程度出现。
  价格制度的改变,对于“团结工会”来说将会是严重的两难困境。在改变的同时,也需要有工资补偿;此外,将需要使整个工会和一般舆论相信改变是有用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广泛的讨论。
  在新制度下,处于不同所有制形式下的生产单位应该有同样的法律和经济的条件来发展。社会所有的、合作化的、公社化的以及家庭所有的企业,应该在市场价格、供应、雇用和税收政策上都得到平等对待。尤其需要的,是取消所有加于家庭式农场和家庭所有的手工业和服务商店之上的限制。
  我国面对的其中一个主要经济任务,是基于波兰农业本身的力量,发展一个全国粮食方案,方案的要点必须包括:充分尊重个别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大量地增加提供给他们的农场机器、工具、化肥、及其他增加农产所需的物料。
  实行这类自由市场的计划经济,将会产生某些社会问题,而我们工会必须对这些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
  工会认识到企业将有权在需要时改变它的雇员人数,但是,政府当局将仍要负责执行一个全面就业政策,虽然这政策不能再妨碍生产性企业了。政府必须拨出足够的金钱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支付将人们从一个工业或办公室调去另一个经济活动或行业时的重新训练或调任费用;企业的自负盈亏,可能也会导致一些企业要裁员或关闭。可是,在这个情形,工会将会事先要求工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工人实际分离一个企业的利润,也有可能增加不同企业间工人收的差距。这点也是应该在工会内讨论的。
  广泛地采用企业自主制及依赖市场制度,可能会导致一些经济和社会困难(价格更高、就业问题、等等)。改革的过程因此必须加以密切注视,以便能消除将会出现的不正常情况。
  社会化企业被赋予自主权,就同时令到发展真正的工人自治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必需的。我们工会认为在社会化企业内成立工人自治组织,是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
  这些企业内的自治组织,应该有足够法律权力来作出关于企业的运转和经营的实际决定。因此,它们应该有权控制企业的资产,决定生产和销售的目标,选择生产方法和投资目标。它们也应该决定企业利润的分配。
  这些问题的特别解决方法,将决定于有关企业的规模和性质及其他情况。但有一点是特别必需的:工人自治组织参与对厂长的招聘和革职(通过竞争性考试、评价、或直接任命)。工人自治的问题应该成为工会内广泛讨论的题目。
  我们工会将会在社会上从属于工人自治组织,并将全力支持它们。但工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分界,所基于的原则是:工会将主要是保卫工人的利益,而自治组织则将会代表并负责企业的经济和生产利益。自治组织必须在所有影响到工人的分发企业收入的问题上征询工会意见。
  工会认为经济改革应该尽量快速、全面和民主地实行。但我们特别认为改革不能推迟到我们经济已达到完全稳定之后。因此,必须快速起草一个纲领,停止经济衰落的趋势。为了令经济改革可以开始,也必须恢复工作的正常步伐和寻求真正合作的地方,例如改善企业的经济运转,找出最合适的自治形式,反对酗酒情况,等等。

3、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

  现在有一个危险,是1981年人民的生活情况将会变得更坏。而首先,外贸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国不确定是否会取得今年所需的一百至一百一十亿美元的额外贷款,这笔款项中六十至七十亿要用来还贷款,三十至四十亿还贷款利息,十亿要支付目前的赤字。
  如果取不到这项贷款,生产可能会大量下降,对消费水平会有即时的影响。将国民收入的分配改变而增加消费(即减少投资增加消费)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因为不能再限制一些重要的非生产性范畴如住屋、医疗、教育等的投资。
  有一个威胁是消费市场会完全打乱。1981年人口的财政收入比1980年增长了,但制成品的供应并不满意。此外,1981年的农业收成可能不好,因为仍未能补充1980年消耗了的牲畜。实际来说,人口收入的总年增长将不会有相应的可供购买的货物的增长。

(A)国家对危机损失和改革的法律责任

  我们工会认为,国家要对危机的影响和对改革负上责任,无论经济改革是否保证了经济企业有真正自主或会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因为在实际上,国家直接组织了波兰的经济生活。保卫人民不受危机后果损害的义务落在国家及其机构身上,不管各工会和社会组织进行了什么活动;工会将以这个基础来评价国家机构。
  政府并未提出一个纲领来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国会最近通过的1981年的计划,并没有处理关键性的问题。早就应允了的稳定化计划仍未存在。我们工会和一般大众甚至没有收到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这样的迟缓不行动肯定会令危机加深。政府应该立即提出一个纲领,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并将纲领提交全国讨论。
  面对当局的冷漠,我们工会迫于要发动本身的主动性。我们目标不是要取代政府。我们只是想在原则上指出经济和社会政策应该采取的方向——这个方向从劳动人民的角度看是有着根本重要性的,它同时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经济情况的许多方面。
  “团结工会”明白到国家经济处于真正危急的困境,因此,将不会在1981年提出重大的工资或社会要求。但它却期望:
  ■政府经济政策(尤其在有关工会最直接利益的问题上)的基础,将会在征询工会的情形下建立;
  ■政府将会致力于一贯地执行一个改革纲领,它将会保证未来有颇快速和平衡的经济发展步伐(我们将在下一节提出这个改革的一般原则);
  ■政府的经济政策将会不只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尊重以下原则——人民实际收入的平均水平将会保持,而优先会照顾处于最弱经济地位的人们。

(B)自由市场的原则

  签署了罢工协议七个月后,劳动人民的主要不满是市场灾难性和不断恶化的情况。空荡的商店橱架和商业用品货仓,令我们怀疑到工资增长的成果。越排越长的购物人龙和黑市的出现,破坏了家庭生活。
  在这个情形下,增加日用品的供应是必需的、不可少的。但现在仍未可能快速地改善所有配给物品的供应。在这个情形下,应该考虑和讨论两个即时解决方法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提出扩大市场调节的可能性(通过使用配给证);第二个建议是明确地反对实行和维持这个配给制度的。
  
  第一个建议认识到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尤其是要支付农民的要求时将要改变批发和零售价格。但是,它视配给证为必需的不幸。在严重缺乏物资的情况下,不能以金钱为唯一方法去调节物品的分配。没有配给证,就会难于保证基本货物的最低限度的供应,尤其是对于收入低的人来说。
  第二个建议是反对将配给制度扩展到包含更多的物品,这个建议更提出快速消灭现存规例的可能性,因为实行配给证制度导致一些家庭囤集物品,另一些家庭则缺乏,而这制度也损害了工资作为诱导良好工作表现的作用。据这个建议,比使用配给证更好的调节市场方法,是使用厘订价格的途径,而每个情形都应在社会同意下实行。
两个建议都应该在工会内广泛讨论。

(C)最低限度福利的原则

  我们要求在1981年能完全实现所有列于罢工协议内关于社会工资方面的政府履行的义务。我们尤其希望有很快速的行动,在工资、退休金和屋租方面在收入里实行社会最低标准的原则,另外扩大家庭津贴和处长分娩假期。我们却不想提出工资水平的新改变。
  特别重要的是,改革的损失不会以任何形式落在最贫困的公民肩上。要界定不同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人们的最低平均需要是必要的。这个最低额应该考虑到市场物品的供应、价格和消费情况而加以控制、调节。
  我们社会的贫穷情况不能容许扩大。我们应该坚持政府要保证波兰每一个人得到最低限度的福利,不论那人是工作还是不能工作。同时也需要的,是在这个最低标准下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获保证有国家的经济和物质援助。工会本身将会监督为保证这个最低水平而支付的款项,也监督决定这笔款项的标准以及国家如何实行一个方案来保护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福利。
  我们知道即使这样节制的方案,也会增加供应给人民的钱而没有相应的物品供应的增加(亦即通货膨胀)。但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因为这是人口中物质境况最差的一部份人唯一可以改善境况的方法。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记得,(虽然颇大量的金钱将会用来提高现在处于最低水平以下的人的生活水平,增加家庭津贴,延长分娩假期,重新订定租金和退休金,等等,)这笔款项只会代表人民手上的金钱的很小一部份。因此,取消这些方案只会极轻微地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化,而这点是会以牺牲物质情况最坏的人的情形下达到的。我们工会永不会同意这类节约。
  要正确地、实际地实行最低水平福利的原则,需要公众积极地参与这事件。
  与最低水平的问题有关的,是最高水平的问题。必然地,必须在收入水平上有限制,不能容忍超出这限度。在这方面,我们的其中一项要求,是取消1972年的法令,它给予特权的个人及家庭很高的退休金和津贴,这是违反我们的一般原则的。

(D)对危机的损失负上比例性责任的原则

  社会公义要求危机的损失和必需的改革的费用,平等地由所有公民分担,亦即按他们的收入比例。波兰这个国家的不同社会集团间的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损失应该多由高收入的人负担,少由低收入的人负担。工资和税收的增加制度也应考虑这点。
  没有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政府职位)可以不受这个原则约束。它应该在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下实行。鉴于每一个别职业有特别需要、愿望和传统,因此需要有详细的讨论。这首先意味着在执行这个正确原则的过程中,某些高资格、自我牺牲的专业工人必须不能被剥夺他们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对增加生产性努力的刺激。
  旨在恢复平衡的纲领的费用,首先应落在富裕的人们身上,尤其是那些因拥有权力而取得特权的人们。工会应该冷静地但坚决地坚持这个政策,因为在七十年代,开始了社会不平等的剧增,而有权位的人的特权膨胀到更大尺度。但是,正是这些人直接要对我国目前的情况负上责任。维持这些国家官员的特权,在社会上是危险的,在目前形势是极为不道德的。由于他们的特权,行使权力者与人民的日常实际脱离了。他们与社会疏离,无法了解社会的问题。
  鉴于经济局势和社会公义的要求,我们觉得有必要向当局提出以下的要求:
  ■在家庭总收入超过平均每月工资的情形下,采用普遍的、强迫性的、累进的税制,令收入趋于平均;
  ■对过高的财富(豪华汽车、渡假别墅等)抽税;
  ■限制统治架构内的官员享受。未经授权的物质特权(楼房、职用汽车、特别医疗服务、等等),公布架构内居要位者的收入和财产。
  上述建议的重新分配收入的措施,以及补助人们支付更高昂的物价的制度(只对物质情况最困难的人提供全部补助),将促使社会不再接受的不平等情况消灭,并资助最需要的社会方案。实行所有这些措施,将同时开启恢复稳定市场的道路。
  工会知道市场必须逐步加以稳定化,但这点必须尽快做到。我们也知道只通过增加生产和增加输往市场的货品,是不能达到这点的。物价上扬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已考虑了这点。但物价上扬可以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
  这个情形令工会采取一个立场时遇到困难。国家应对收入属于最低的人实行全面补助。可是,对于收入属于平均水平的人,即大多数情形,就必须考虑两个选择:或是补助部分的生活费的上涨,这样会改善市场的稳定,或是给他们全面补助,因而加剧市场情况的严重性,令危机的终结要延迟。这两个解决方法应该在工会内广泛讨论。
  当然,对奢侈品以及烟草、酒类的价格的上涨,是不应提供补助的。
  决定补助价格上扬的问题,必须按照罢工协议上的有关条文,以全面的方法实行。这个补助的制度,应该与工会一起详细制订,并提交公众讨论,因为补助更高生活费的任何一种计算和支付方法,要能得到社会接受并产生效用,都要看人们是否对最适合他们的方法有所选择。

(E)普遍就业权

  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困难已显现,随着危机的恶化,我们可以预见某些地方和某些人口的部份出现失业。我们必须记着,在实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问题将会是特别困难的,需要工会致力于与工厂厂方和中央经济当局紧密合作。
  失业问题将要求企业与中央经济当局分工合作。一方面企业将会有权改变它们所需的雇员人数,同时中央当局要负责保持整个劳动大军能全面就业,方法是推行制造新职位的积极政策,筹款支付工人的重新受训和对被企业解雇的工人提供援助。同时,必须开启重新调整就业的方案,由国家资助,但要得到工会的同意和受工会控制。
  同时,一个重要的但很困难的问题,是为从各种学校毕业的学生提供合适的工作。这就需要分析如何利用有资格的工人,将未受正当训练的工人取代,谨慎地调任有经验的工人,保证在全国平面工人更大的动员,等等。今年和来年一个特别的困难,将会是从职业学校和工业学校毕业的年青人所面对的局势。
  上述建议的实行,可以是严重的紧张甚至社会不公义的源泉,需要特别的专业人士有事先的考虑和讨论,也要看各特别范畴的就业困难有多严重。工会也应该考虑是否应该或需要以其权力来筹划一个广泛的、长期的调整就业方案。

(F)改善劳动情况

  进行经济改革以导致自主的企业能脱离命令制度而成立,必须同时有步骤去达到劳动大军工作条件的基本的改善。目前,很大部份的工人的工作条件是令他们紧张甚至健康有危险的。企业应有义务将它们的资产摊提和发展基金的一个比率用于改善工作条件。这个比率应该由工人自治组织决定,最低水平应由法律界定。
  关于在工作间被健康监督机构发现的无数有损健康和安全的情形(有毒剂、尘埃、噪音、高温等等),必须要求波兰认可国际劳工组织1977年第148项关于保护工人免于污染空气、尘埃、震荡、拥挤等条文,并要求现存的波兰条例(它们根据该协议的条文来保护工人)得到严格遵守。
  要恰当地组织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缩短工作时间。这会提供一个强烈的刺激,令企业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并鼓励工人更有效地工作。在下一次谈到缩短工时的阶段时,将必须要求企业和经济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制订具体的计划,达到组织上更大效率,以及实行技术措施缩短工作日的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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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刊于第57期,但我手头没有,有劳丁一新老哥查找了

(四)对未来的保证
1、法治
2、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
3、选拔官员的基础
4、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会”
(五)工会生活
1、工会的地区性和行业性结构
2、工会民主和活动的主要原则
3、工厂组织的主要职责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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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共新攻势与工会内部的发展

作者:小点(部分取材自法国《红色周报》及《国际通讯》法文版)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1981年8月25日出版


  波共第九届特别大会终于如期在7月14日召开。1964名经由党内第一次不记名投票选出的代表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些代表以不记名的投票选出新的200人的中央委员会,并选出卡尼亚续任党第一书记。由新的中委会选举的15名政治局成员中,更包括了一位团结工会的女会员。大会通过了一些民主改革措施,例如限制任期和党政职能分离,而最重要的是肯定了卡尼亚一派的中间路线。由于选举程序上的拖延,大会延期了两天,在7月20日闭幕。
  各国统治阶层,从苏共到美国政府,都对大会结果表示满意,认为卡尼亚的中间路线普遍得到党员支持,可以继续施行。这个结果,与大会之前的普遍不稳和党受党内民主化要求冲击的情况比较,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特别是在党的三百万党员之中有一百万是团结工会会员,而1900多名大会代表中也有21%是工会会员,甚至在200名中央委员之中,也有五分一是工会会员。所以对于大会以1300多票选出卡尼亚及其代表的政策,而只有60票反对,是令各国观察家大跌眼镜的。种种迹象显示,今年春天的党内民主化改革运动大体是失败了。事实上,这个运动的确争取到一定的民主改革的措施,但总的来说,只是客观上帮助了卡尼亚一派将提倡立刻镇压团结工会运动的强硬派排除出动但对于改变党对工会的基本态度,甚至是对卡尼亚的对工会的怀柔政策,却起不了作用,反而巩固了对卡尼亚一派的实力,让他更能推行其政策,以瓦解独立的团结工会。
  还在党大会未召开之前,党内民主改革运动的先锋伊凡诺(见《十月评论》81年5/6月号)已在团结工会一份刊物上坦白承认改革运动已经失败。实际上,很少基层平面组织的战士能出席大会,能在党担任重要职位的更少了。大部份人在党的强硬派和苏联发言攻击党领袖的压力下,走向支持卡尼亚一派。伊凡诺当时已预见党高层的变动不会大。毫无疑问,党的中层领导受改革运动的冲击最大,党基层单位的书记有一半被换掉。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一未能获选为大会代表。这些变动主要显示了保守派的惨败,但离任者的特权和职务等仍然保持,表明了党改革的限度。伊凡诺指出,在政治局之内并没有基本的分歧,有的只是在如何摧毁团结工会方面出现歧见而已:格布斯基和沙宾斯基(强硬派的领袖)的计划是短期性的,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计划是中期性的,而韦布朗的计划是长期性的。现在卡尼亚似乎得到足够支持来全面展开他的计划。

卡尼亚对工人的进攻

  卡尼亚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主要集中在他的经济节约政策上。党特别大会闭幕后,政府便宣称要减少肉食配给四分之一,和要将主要物品的价格提高二至四倍。政府并以重组经济的名义,准备实行大规模的解雇行动。
  政府对工人的攻击,最明显表现在日常供应品方面。最近几个月来,大部份商店的陈列架都空空如也。人民排队轮购的长龙越排越长,往往等了一整天也买不到任何物品。肉食、面包都缺乏,甚至拿着配给券也没有用。普通用品更加缺乏,火柴、牙膏、肥皂、食油都不见了,连香烟也买不到。但另一方面,在古斯瓦兹市的一场火灾中,却有五百万包香烟被烧毁。很多人愤怒地说:“他们不但囤积货物,迫我们为我们的斗争运动付出代价,甚至他们囤积的方法也坏透了。这简直是破坏行动。”人民都普遍相信政府实行破坏活动。而不断因为大雨、火灾和高温而损失了囤积品的消息,都加强人民的这个想法。
  虽然政府官员极力否认进行破坏,但他们却不可避免地承认无能。例如内政部向团结工会解释:“如果个体农民继续增加供应牛奶的话,则我们或者有可能满足所有需求。而这五月份的乳酪的供应,将会比去年五月的少六成。至于下半年的供应计划,则现在还未知道。”人们可以清楚见到这些官员的计划,如果有的话,也只是数日的计划而已。这即使不是公然的破坏,也算是极端的无能了。
  尤有甚者,团结工会收到的一份匿名的资料,显示了官僚的一些策略:“制造供应上的紧张,将货品囤积起来,即使它们会因此腐烂。令人们疲倦,将这种情况的责任推在团结工会身上”,“容忍捣乱者生事,特别是流氓捣毁橱窗、公共通讯设备、电话等,散播谣言说这是团结工会所为。”无论这些资料真实与否,都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恶劣生活条件及他们因此感受到的情绪紧张和疲倦。
  面对官僚的这些攻击,很多群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波兰中部城市库特诺出现了去年夏天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示威,有三千多人参加,抗议食物短缺和政府无能及组织不力。其他城市也有工人集会讨论。一些公共运输司机驾车游行,以示抗议。团结工会的一些地方支部更表示要发动罢工。另一方面,团结工会领袖与政府举行谈判,商讨削减肉食配额及加价事宜,结果答允在八月份装饰肉食配额减少,但到九月份便要恢复正常。对于物品加价数倍一事,工会则坚决拒绝,并要求举行全民投票决定。

政府要工会负担经济责任

  另一方面,经过很长时间的犹疑之后,波共政府终于决定实行某些经济改革。这些经济改革首先要取得工人的支持,令他们参与决定一些政府不敢单独作出决定的事,以避免引起社会危机的爆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准备将工人议会在法律上制度化,但其做法是剥夺它的所有决定权和对经理的控制权,只让它对所有决定共同承担责任。此外,由这种“自治”管理的企业将成为独立自治,即是说它们的经济成绩不再以计划的指标来衡量,而是以它们的个别利润来评价。因此,所有不受欢迎的决定,例如加价、裁员等,将会得到个别工人议会的参与而作出,但议会却没有办法作出其他决定。
  波共官僚希望藉此强加自己的决定予工会,以解决各项迫切的问题及粉碎工人的独立组织,办法就是在企业之间制造矛盾,迫使一些企业作出损害其他企业利益的决定。这套方案就是卡尼亚一派“扭转局势”的方案。如果团结工会接受了这个“经济改革”的逻辑,它将会变成无能,工人便会迷失方向。
  但这个解决危机的方法,并非是唯一可行的。在团结工会之中已开始就工人议会和自治的角色进行辩论,从而得出另一种方法,虽然明显地有缺点,但仍是与第一种方法相对立的。

工会对危机及工人自治的看法

  团结工会一位专家表示:“国家和经济的行政管理已完全瘫痪。社会应该起来取得生产工具的控制权,废除国家对生产手段的处理权。在各处成立工人议会。在与党基层更新运动合作下,发展保卫各企业的纲领。充分利用工会的消息渠道。取得生产工具及零件的资料,试图为农业而生产。这是我们份内的工厂,要永远控制它们,不单只是在罢工时期。在目前的情形下,取得企业的权力是我们的责任。在中央的层面与我们无关,让他们继续存在和幻想执政吧。”
  这个看法——虽然有缺点——代表了解决危机的另一种方案,在工会内正受到广泛讨论。同一时候在罗兹市的工会,亦讨论出一套有相似前景的工人议会规章:“工人议会的前景是企业自治的永久性组织。但现时来说,它是工人为争取自治和工人控制企业活动的一个战斗组织”。在更清楚明白到与官僚政权的对抗是不可避免后,这些规章特别指出要:
  ■ 在各人员之中发展自治的意识。
  ■ 组织工人的压力以达致民主及激进的社会及经济改革。
  ■ 在企业内设立存货检查系统和对抗浪费。
  ■ 覆核由工人委任的领导人作出对企业的经济情况的报告。
  ■ 在可能的情形下建议改变企业的活动。
  ■ 确立企业的未来的规章。
  ■ 确立目前及长远的行动纲领,以求在改革运动之中及之后实行。
  ■ 参与企业的共同管理,如果这会帮助将来工人管理的话。
  这些规章的其中一个作者三月份在华沙发表对工人议会的目前的角色的意见如下:“社会经济改革有极大重要性。它会决定国家的前途,因此它必须是民主和深刻的。它只能在基层的压力下进行。唯一能将工人的要求与实现经济改革连在一起的,是争取自治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胜利了,我们在改革运动上也同样胜利。因此,现阶段工人议会的任务,首先是设立企业内的存货检查系统及准备在数月内以企业的工人的名义夺取权力。”
  这些规章更包括企业的工人议会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及加入议会代表机构的工作和协调各项活动。
  在一次研讨会中,团结工会另一位专家提出了“在国家议会中成立一个自治院”的计划,“以保证工人议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有可能在中同影响各项经济决定”。
  但在团结工会内也不是全部人都抱有相同看法的。有人指出:“要从基层开始征服现代经济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一个较稳定的市场经济存在的话,则基层取得企业的控制权仍是可能的,虽然有一些危险性。”
  不少的方案对企业之间的必须的合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他们认为推翻官僚层是不可能的(因为据说会刺激苏联立即入侵),所以他们寻求在卡尼亚的经济改革与工人的愿望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这个限制下,广泛出现对市场作为生产的中立的调节者的错觉。
  由于团结工会实际上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导致一些工人抱观望的态度。在物品供应特别差的比斯高市,工会更提出“对发展工人议会不采取任何行动”,只“积极等待改革”,因为他们恐怕工会对物品供应问题的指责会被官僚利用来迫工会对现状负担责任。

工会全国大会前夕的广泛歧见

  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性大会已定于8月31日在格但斯克开始举行。议程包括选举全国联合委员会、讨论纲领等问题。在目前的准备阶段,团结工会内部出现了广泛的辩论。众多的会议,不断而有时混乱的讨论甚至是争吵,都是这个年轻的组织的不可避免的特色。参与者大都是工人,从来未参加过真正的选举。但这些情况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这次团结工会省领导人的选举,是波兰几十年内首次自由选举,而一千万工会会员选出来的代表,会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工人的代表。在争取改善这个组织的民主运行的努力之中,工会的战士更广泛推进了工人民主的内容。最后,这次大会会让工会思考各项基本和策略性的问题,其后果会决定波兰革命的前途。
  大会前的讨论在工会内部产生了各种意见的组合和分裂。在罗兹市还出现了似乎是第一个正式的派别。分裂首先是环绕着工会的结构问题。在数达五十万会员之中首先出现了由十四名来自各企业的工人组成的“独立派”。其后出现由当地社会自卫委员会活跃份子组成的“民主派”。前者要求团结工会不单只是一个工会,还要是一个强大的社会运动,而它的地域性结构保证了它的团结性及力量,让所有工人可以为各种整体利益动员起来,补救了个别部门的不足。而后者强调团结工会的地区性组织重心应在各部门之内(这个意见是与华沙的社会自卫委员会的意见相反的)。
  这两个派别的意见分歧,更发展到日常的工作上:“独立派”认为应从分析整个形势出发而在这个范围内提出解决各项问题的方法。“民主派”则集中在地方上的问题,例如交通、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等,着重妇女工人的状况(这个区域的大部份受薪者是妇女),而以一系列要求为终止。
  但“独立派”并没有这样停下来,他们进而分析现行的制度:“我们认为现在的制度并不能当作是社会主义。目前的危机显示了它的真正面目。这个制度的思想假设了社会掌握了主要的生产手段和将政治权力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六年来,所有政治和经济权力都被一个集中的、在社会以外的官僚掌握了。”
  从这个观点出发,“独立派”制定工会的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首先,工会应该争取一个全体的、民主的、深刻的国家和经济的改革”,废除当权者对消息的垄断,争取成立工人议会,将这些议会地域性组织起来,在国会成立一个自治院。这个自治院会决定所有关于经济的问题,而现有的国会则维持处理外交及军队事务。“独立派”还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及经济改革独立委员会”,对经济状况作出报告,提议一个改革计划。这个委员会事实上已刚成立。
  最后,“如果工会被迫再发动罢工”,“独立派”提议一个新的斗争形式:“积极的占领式罢工,即是说继续生产,而将产品的分配完全由罢工委员会控制”。
  在罗兹市的工会大会前的辩论是一个例子,表明不同的意见怎样可以发展和在纲领上更得到澄清。而在团结工会内已开始讨论如何从这些分歧的意见中取得最大益处。在华沙的省际工会大会开完之后,工人报的战士发表一篇题为《现在是开始发展分歧的时候》的文章。文章作者列天斯基写道:“以表现我们的团结力量和使用罢工为手段以达到我们目的的阶段已经过去。任务已变得更为复杂。而在工会人员中,我们不只见到不同思想的出现,还见到不同利益的出现……我们必需一些整体的纲领以显示出不同的提案及其效果。”
  工会面对的任务的复杂性迫使战士们寻求共同的重要策略性的选择。一些工会领导层更极力为作出这种选择创造条件。例如在哥素市,工会最高委员会任命了五个独立小组,分别研究五个不同的纲领,以便省大会可以作出有意义的选择。
  面对波共重整了内部后的卡尼亚派的新的攻击及国家政治经济矛盾不断加深的压力,团结工会八月底的全国大会的任务是重大的,大会作出的纲领性及策略性的选择,会对现时在波兰展开的政治革命的前途影响极大。任何摇摆或对波共党的幻想都会对工会运动造成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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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评论》1981年7月第八卷第7期(总第55期)

波共党大会前夕的局势

作者:小点


  波共党基层强烈要求召开的特别党大会,将于7月14日举行。这次党大会与所有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党大会有很大的分别。它是由党基层主动要求和向领导层施压力而召开的。背景是风起云涌的社会基层的运动。
  团结工会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震撼了整个波兰社会的所有层份,党亦不能避免卷入漩涡,而且由于党在整个社会占有特殊政治和社会地位,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最大。波共在社会施行的由上而下的统治,在党内亦反映为党基层要求民主化的运动。基层党员要求党自由化,所有党领导和代表由基层民主地选出,要求清除党内腐败的官僚。有些激进的党员甚至提出要重整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肯定团结工会的作用。无疑,绝大部份基层运动的党员,都是期望和相信党有能力自己进行改革,变成一个纯洁的党,继续施行对社会的“领导作用”。这次党大会及其发展将会显示这个党自我改革的能力的限度。
  不久之前召开的第十届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宣布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今后党内的选举会采用秘密投票的形式;规定任何职位都不能连任超过两届任期,以保证干部的轮替;不得同时兼任党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职位;纪律委员会由全体党员选举,而不是由领导层选出。
  这些改革措施似乎十分壮观,但党领导层事实上仍然操纵了支配权。例如:党领导仍然维持对所有被称为重要的职位的委任权。这些职位只能由一份名单上的人员担任。职位包括国家的中央官职,省领导,以至企业的领导人,报刊的负责人等等。
  另一方面,党基层四月在土轮举行的大会选出的十八名代表,要求在党中央委员会帮助工作,却被拒诸门外,尽管党称这些基层组织为“党生活活跃的表现”。
  这次中委会会议的局限性,亦可从人事方面见到。只是前总书记盖莱克的一派被撤换,而新加入的又是简尼亚的一派,加强执行拉拢团结工会的路线的力量。相反,基层所要求撤换的强硬派领袖和比得哥什暴力事件中的负责人,却仍然保留职位。
  事实上,现在的领导层所推行的策略并没有改变。他们寻求工会运动妥协,共同进行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的内容,是一个反工人阶级的紧缩节约的政策,藉口改造经济而制造大量失业,打击工人的战斗性和团结性,让工人肩负经济危机的苦果。此外还会搁置去年八月协议中的随生活指数调整工资的条文。到目前为止,团结工会仍然未能提出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以作对抗政府这个政策。即使如此,政府如果推行这个政策,仍会遇到波兰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反抗的危险,甚至会发展到普遍提出社会主义工人自管的情况,从根本动摇波共统治的基础。
  工会运动除了动摇了党基层,还促使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团结工会式的农会,及鼓舞了全国学生运动。它甚至在政权的镇压机构,即军队、民兵和警察之中,造成震荡,出现初步分裂的迹象。以死硬斯大林主义教条闻名的一份军队的日报,透露了军队中出现士兵和军官“广泛讨论”军队制度的漏洞和困难,抱怨没有开会讨论问题,要求在军队中可以进行辩论,参与“重整社会主义”。该报指出军队中出现分化,有些为强硬派,有些是年轻的改革派,并要求加强军队中的平等主义,缩短上级及下属的距离,及收集集体意见然后作出所有决定。这些报导都显示了军队中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要求改革的力量。
  对于军队中的基层力量,团结工会一直没有企图作出影响。只有在社会走向直接对抗的危机的时候,才向军队呼吁和支援他们的要求。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藐视国家认为军队和其他镇压机器没有民主权利的规定,积极组织军队基层的民主化要求,提高他们的觉醒,令他们认识到真正阶级利益所在,而成为保卫工人阶级和团结工会的另一股力量。
  正当党内及军队内的危机严重影响党领导层对即将召开的党大会的控制力时,党外的局势又再呈现紧张。在国会要求禁止罢工的六十天还未过去之际,罢工的阴影又再次笼罩着波兰。在三月底政府与工会达成的协议之中,政府答应对比得哥什事件中要负责任的官员施以惩罚。但直到六月还未见确切执行。于是引起团结工会的不满,决定举行警告式罢工。事实上,政府这种违背协议的行动已屡见不鲜,不只影响了工会及普遍工人阶级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亦会动摇党内改革派对党高层的信心,促使他们走向更激进。
  在较早时候,波兰亦出现了一个为政治原则而进行抗议的行动。为了抗议政府继续拘禁几名属于一个右派波兰民族主义党的成员,一些工会会员进行绝食行动。这个行动获得工会普遍的支持,终于在绝食十多天后,迫使政府释放其中几人,并答允假释其他人。正如工会一再强调,他们的抗议行动不是因为赞同这些右派份子的观点,但他们觉得保卫每一名政治犯不受政府的迫害,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工会义不容辞的事。团结工会这种做法,显出他们在政治上更趋成熟。
  经过七个月的斗争,波兰的农民终于在5月12日成功注册为“个体农民独立自治团结农会”。团结农会的成立,会进一步帮助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实行由下而上的管理及互相合作。在与团结工会的紧密合作下,会容许波兰发展基层控制的分配网,消除了官僚的浪费及从中作梗的机会。这个发展的趋向是不容忽视的,亦是国家一直拒绝让农会合法注册的主要原因。
  党内基层普遍要求民主,作为国家支柱之一的军队、民兵及警察,又开始现出裂痕;而在党外,团结工会继续克服本身的障碍而巩固下来,更与新成立的农民力量互相呼应,这便是波共特别党大会召开前的局势。不但波共现行路线的追随者没有信心能控制局面,苏联官僚更表现得不安。苏联及东欧宣传机器渲染所谓波兰强硬派发表的卡托维兹宣言,制造军事入侵的威胁,正是最明显的例子。苏联及波共领导层是不能眼看党由于基层民主化而失去控制整个社会的能力,影响特权官僚的利益,更害怕这个例子会蔓延到其他东欧国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当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受控制时,官僚层是不惜作垂死挣扎的。只有主动组织基层力量,正视及对抗这个可能,才能避免工会活动被打败。毫无疑问,波兰局势正面临另一次关键性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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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译--(已校)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波共党内的争论和基层党员的意见,本刊今期特译以下三份文件,作为七月十四日波共党特别大会的参考资料。]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完整组成部份

[在1981年3朤9日至30日的波共九中全会上,哥密达GROMADA(候补中委和米力飞机厂五多多工人)宣读敢该厂党组织致中全会的公开信。以下是《华沙生活报》3月30日登载该信节录。《洲际通讯》5月18日加以译载。]

  在我国现正面临的困难局势下,日增的大多数人民焦虑的是国家的前途,而且是国家的存亡问题。有一些拙劣的人,向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的政府进行挑衅,他们企图操纵舆论,在日益沸腾的社会风暴中走钢索。
  热舒夫省[译注:波兰东南部最大公路运输中心]工厂党组织的大部份党员,表示了他们直接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政策和他的一般态度,即要以波兰自己的道路,通过社会的社会主义复兴和国家的经济复苏,取得合理和公义。同时,他们表示遗憾,因为党领袖与群众日益脱离,不能和不愿去了解群众。
  民主不能由领导恩赐。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完整组成部份,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
  社会主义不是给一个精英集团受益享用的。它不应该容纳一个由狭隘利益维系的垄断统治阶层的特权。社会主义意即人民政权,由工人阶级选出,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
  党必须是一个革命党,这是目前的要求。它的革命性,不在于流血,而在于思想和行动,它必须表现理智和决断。它必须清除坏份子——那些折衷的、违反法律的、或损害“党员”这名称的尊严的。
  但要恢复人们对组织的信心,已经很困难了。党最高层有些人,多年来都能够耍手段,渡过许多危机和革新,而他们仍然懂得怎样欢呼新的革新。
  我们要求九中全会取得解决危机的出路,避免力量的冲突。我们也要求实行大量措施,清洗党的队伍:尤其是所有领导位置均要民主选出,草拟一个政纲,将特别大会推进到底,根据法律审讯和惩处我国经济和政治危机要负责任的人。


[以下是波共九中全会上代表发言的节录,登载于《华沙生活报》1981年3月30日。《洲际通讯》5月18日加以译载]

高斯兆斯加(OSTRZEWSKA)

(中委会委员结果只罗茨瓦夫的美勒爱和电脑工厂的轮班管工)

  我代表我的党组织发言。美勒爱和厂的工人,觉得我国正处于悬崖边缘。社会焦虑日增,消费品的分配变幻不可测,而与这个不满相关联的,是对革新的抗拒日增,这点见于经常的挑衅。这些都明显地将我国推向灾难。
  我国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比得哥什事件,党内和党外人士都认为是对国家,对党,对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政府和对工人阶级的挑衅。我们的党组织认为比得哥什事件明显地侵犯了宪法、自由和公民权利。
  我的党组织参加了3月27日的星期五罢工,组织执委参加了罢工委员会。我们参加了罢工,虽然我们知道这样做违反了党纪律。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我们永不会做出反对这个阶级的事。
  我们并不鼓励罢工行动。可是,最近的罢工,罪责不在于决断的罢工者,而在于迫工人如此决断的那些人。

(译注:在3月19日,北部城市比得哥什的警察袭击数十名团结工会和团结农会的领袖和支持者。伤者被送往医院。团结工会接着呼吁在3月27日进行四小时警告性罢工,抗议殴打事件。数百万工人呼应罢工呼吁,全国陷于瘫痪。)

西比尼亚(YPPYNIAK)

(中委会候补委员;什切青波共省委第一书记)

  要改善经济的运转,必须精简生产组织,发动全体人民的干劲。
  可是,自去年以来,经济的运转每况愈下。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80年8月罢工后,我们并未有结束党的信任危机。结果是,党不能以全力来行动,动员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我们必须睁开眼睛,党一个月比一个月与政治事变脱节。党的管理和中央控制在削弱。基层党员与党领袖之间的不信任加深。这个负面现象不会自行消失。它必须加以消灭,而且要快速进行。重建党的思想和政治结合性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彻底进行检讨和党内选举,并召开波共第九次党大会。
  事实上,工会在我们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角色和地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就做成紧张关系和社会冲突的上升。这种含糊性,不利于尤其是掌权人士和团结工会人士的相互间的信任。党基层发觉这个形势做成社会关系紧张和混乱,同意工会不论现行工会法例如何也应界定工会活动的范畴。由于工会承认我们政府的原则,它们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占一席位时就不应受到阻遏。
  另外有一些人做成社会冲突的另一来源。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散播对党、社会主义政府和国家机构的憎恨。这是破坏性的。因此,我们应该继续限制对当权者的压力,并加强理智和全国的协调。
  有人说被指为反共产主义的分子正试图通过团结工会来行动。但团结工会是从工人阶级反对当权者的抗议中生长出来的,因为它的行动在群众眼中是合法的。
  为了要看到和意识到这个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记着,团结工会首先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这个阶级从经验中学会了反抗任何滥用其信任的人。

史华克(IWAK)

(中委会候补委员;东华沙市建筑企业的管工)

  为了恢复对党的信任,必须改变党政纲和运转方法,并完成领导者的更换。
  党正继续趋于衰弱,许多党员和一个一个的党组织迷失了方向。它们没有了战略性方向,党高层的错误行动又将它们解除了武装。我们的领导同志没有任何概念知道如何领导党解决危机,他们只是在玩策略性手段。领导层的同志只信任他们自己;他们没有能力以现代方式按照现今形势的需要来思考和行动。
  我们不断在为最高层领袖掩饰。可能这不过是怯懦和无能。
  党内的冲突往哪儿发展?最高层同志为何避免与省里的党组织会面?为何他们不愿意倾听为党在前线战斗的人们的意见?
  党内的感觉,是我们无法维持社会对党的信任,除非我们快速地清洗了那些败坏了党名声、滥用了权力的那些人。党员和一般人民之间的感觉,是我们未能兑现去年八月作出的承诺,即我们会站在变革的前线。
  不幸地,过去七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都可能没有对领导层的行动有积极影响。事情正向前发展,我们需要决断力;但如果我们不能追上当前局势,那么党的命运只有衰落。这次中全会必须作出一些重大的决定,带来党作风和运转方法的彻底改善。
  现时,工人阶级很大一部份反对我们,反对党领导。旧的口号、方法和活动,国内不再有任何人接受了。党领导必须了解真实的形势,改变它的处理方法。现在仍有时间,仍有一个党在许多事情上是坚决的,是有能力协助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政府的。但我们要求党领袖有理智和决断力。他们应该停止将头鸵鸟地埋在沙堆里。
  在3月28日,在华沙理工学院举行了华沙党组织一个支部的会议,它决定向波共中委会九中全会作出直接呼吁。我们要求尽早订定召开党特别大会的日期。我们要求大会不会延迟举行,革新过程也不会延迟进行。这些迟缓只会增加社会的紧张关系,可能导致社会分解和党本身的分解。


达碧(DRABIK)

(中委会委员;凯尔彩省一间冶金厂工人)

  在七十年代,党的内部工作被削弱,而官僚层则巩固了自己。党内缺乏团结,影响了宣传和思想工作的组织。当党和国家面对一个全国灾难时,党不知道如何有尊严地、基于民主集中制来行动。
  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有许多人任职各种位置,他们只想保着这些位置,本身不作积极参与,只以牺牲工人阶级来换取。他们是准备使用武力的。
  团结工会的活跃分子能够将当权一些人的恐吓和镇压行为转为有利于他们,并非是偶然的。为什么要迫使他们采取绝望的行动,激发起工人呢?
  这类行动已影响了一部分党员。他们认同团结工会的立场,多于认同党的立场。罢工是明显的例子。

巴迪斯(BALDYS)

(中委会委员;卡托维兹省一个煤矿场矿工和爆石指导员)

  波兰百万计的人极为焦虑。他们要排长龙轮候食物,火柴和其他日用品。他们常常问:这些什么时候才结束?这个基本的问题,令我和其他同志觉察到罢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由于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享有强大威望和信任,人民因此期望事情会改变。简单地说,应该由波兰的政府来统治,而且是果敢地统治。
  除了其他千百问题外,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党内的自我鞭挞何时会终止?我们何时能够正确地说谁是谁非,以恢复党的威信和对政府的信心?
  我们不能总是在团结工会指出时才作人事上的改变。我们要自己做。这个工作常常是不讨好的,而我们要对党活跃分子表示完全的尊重。但出现破坏或违反法律的情况时,我们必须强硬;我们必须公开行动,而且不管犯法者的地位或职位是什么。

————————————————————————————————————————

党基层质询党官僚


(在波共九中全会上,高层党领袖奉命到工厂巡行,与基层党员见面。许多领导人受到基层的严厉抨击。基层反对最激烈的,是格斯基GRABSKI,他是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成员,曾公开表示反对独立工会。本文是描述他与比察图BELCHATOW(华沙西南一百哩外的小城)党员在4月9日的会谈。原文刊载于《华沙生活报》4月10日。《洲际通讯》译刊于5月4日。)

  主持会谈的党干部,并不饶恕书记,他们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明确地批评政治局的政策和九中全会的最后决议。
  “请解释为什么你和其他政治局成员一起递交辞职信!”“北部电机装配厂”工人里柏斯基问。
  最主要的抨击,集中于党高层官员和基层之间的不和谐。有人说,党始终是要属于群众的。
  近期的事件,显示了党领导官员的成员之间有无数分歧。中全会显示了这点;在会上,格斯基同志抱怨地谈及党内崩溃和心理危机,说党员今日“意志消沉”。
  在比察图会谈上,一名电机工程企业的工人沙林柏说:“我站在工人方面,我现在什么都观察,我的感觉有了改变。我们基层党员一次又一次被错误领导。我们已经历了四次革新,党内四次变换。前党领袖盖莱克对我们说:‘帮助人民’。我们欢呼这个呼吁,相信它,以为它是必需的。但现在我在你们中间寻找,究竟你们有谁可以将这个付诸实行?我们领导国家走到了哪里?”
  比察图电力厂党支部书记史维说:“我非常悲痛地发觉,一些党领袖和党员缺乏前瞻远见、合宜行为和迅速行动的能力。我们并没有好好地利用机会,以群众参与来采取防卫性行动。
  “在比得哥什危机和警告性罢工前夕,我们在日常的电视广播上看到了什么?当时我们需要的是有能力的有威信的领袖出现,但我们只看到华沙两名政府雇员出现,其中一人给我的印象是个无赖。这是理智的吗?我并不反对平庸的人士上电视,但我们要有常识。”
  史维宣读了比察图电力厂党组织草拟的一份决议。决议批评了新闻媒介(尤其是电视)歪曲国内发生的事件。该厂党组织要求成立一个公众团体,监管电视上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收集和散播。
  中委会为什么封锁比得哥什事件的消息?
  一名煤矿工人奥泽说:“我不是演讲者,我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人。事情都是官僚地组织起来的。工厂内人数比办公室人数多得多,但官僚层不断膨胀。负责的人在哪儿?他们怎样处理这次危机?”
  许多人谈及即将举行的波共第九次特别大会,代表的选举,大会的准备工夫和议程。
  北部电机装配厂党支部党员里柏斯基提出一个动议:党大会应该中途休息,让代表们回去与选出他们的党员会面和重新讨论大会上的问题和建议草案,然后代表们再回去开党大会,其背后有党基层的支持。
  讨论激烈地进行了四小时。
  比察图电力厂的团结工会支部主席和特的结语是:“我作为团结工会代表被邀参加这次讨论。这次讨论令我非常高兴。我以前对党的认识很少,只是基于我所谈到或听到的。但见到今次的党内讨论,我相信党正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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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7日 20:02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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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


团结工会全国大会第一轮会议文献

译者:小点

大会宣言
(1981年9月10日通过)

  独立工会“团结工会”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主的波兰,建立有尊严的生活条件;这种生活是没有贫穷、没有剥削、没有恐惧、没有诈骗的;这个社会是民主地、基于法律组织起来的。今天,我国期望的是:
  1、食物供应增加:--在与个体农民的“团结农会”合作下,建立对生产、分配和价格的监管。
  2、经济改革:--在工厂成立真正的自治委员会,废除由波共提名委任的制度。
  3、明瞭真相:--社会控制大众传播媒介,取缔教育和波兰文化上的虚假东西。
  4、民主:--推行对国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自由选举。
  5、公义:--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犯获释,保卫由于政治、出版或工会活动而被控诉的人。
  6、公共卫生受到保护:--保护环境,增加用于医疗服务的基金,保证伤残人士在社会上应该享有的权利。
  7、煤供应予人民和工业--要保证矿工有良好生活和工作条件。
  我们将会通过工会的统一和工会会员的团结,来达到这些目标。制造着外来威胁感觉的各种活动,都不能使我们放弃争取1980年8月的理想,争取实现格但斯克、什切青和耶斯特斯比协议的愿望。


向东欧工人呼吁

  在格但斯克参加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的代表,向所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东德、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所有组成苏维埃联邦的民族的工人致敬礼及表示支持。
  作为我国战后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工会,我们深深确信我们的未来的共同点。与你们国内散播的谎言相反,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是工人的真正代表,有超过一千万会员,经过工人罢工后建立起来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所有工人的生活条件而斗争。
  我们支持你们之中投入争取自由工会运动的艰辛道路上的人们。我们热切期望,你们的代表和我们的代表很快就能会面,互相交换工会经验。


关于自治的决议

  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的代表,呼吁工会的战士和所有工人保卫工人自治。被自治的发展和加强引起恐慌的政府,剥夺了工人议会管理企业的权利,特别是提名和撤换领导人的权利,企图使自治胎死腹中。
  在保卫集体和国家财产的掩饰下,他们企图保卫的是党和国家官僚架构的自私利益。最近受保护的提名委任制,是企图维持选择干部制度的另一行动;由于这个制度,以政治条件选出来的经济负责人,把我们的经济带进目前的灾难中。
  官方宣传声言政府的计划是被社会大多数人明白及赞同的。在这个情况下,大会运用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段第一点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劳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表现”,向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呼吁,要求议会同意就工人议会的能力问题组织一次全民投票。这次全民投票明显地应该在议会对企业法律和自治法律表决前进行。工会应该参予制定全民投票的问题和程序。
  大会同时议决,如果国家机构拒绝进行这个全民投票,工会便会组织企业人员之中的全民投票。
  全国首届大会的代表期望议会代表考虑到工人的愿望,和作出符合他们意愿的决定,所以全国首届大会的代表向议会呼吁;不要依循政府强加的程序对这些法律表决。对一个违反工人愿望的计划投票,会导致紧张关系的加深,使经济更难重建,将社会对议会的信心完全摧毁。
  议会这种做法拒绝了走向民主改革的历史性的机会,而社会将会被迫自己开始自治和活动。大会代表宣布工会不会取消为争取真正自治的斗争,及以一切办法保护它的会员,抗拒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改革带来的后果。我们特别强调,如果对自治法律的投票造成与工人愿望相冲突的话,工会将被迫作出杯葛行动,并为保证真正自治委员会的活动不受限制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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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校)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要点

译者:汝点


本文译自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外务部”1981年9月30日发出的<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讯>。这草案要经由大会逐点投票通过。最后通过的纲领将于下期刊登,读者可作一对照比较。


  大会第二部分会制订工会的行动纲领,并通过各项决议。以下是大会“纲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要点:
  1、我们要求在所有管理平面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改革,并推行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使经济计划、自治和市场得以协调。
  2、正来临的严冬需要我们作出强烈的立刻的行动,工会向所有善良人民提出此警号。
  3、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共同努力阻止生产下降。
  4、工会将会同意逐渐恢复市场调节,但这只能是在一个纲领的范围内进行--这个纲领在应付危机的同时,将无条件地保卫各贫困无力的人民。
  5、在顾及所有人的福利的同时,工会将会特别照顾最贫困的人。
  6、必须尊重工作的权利,必须改革工资制度。
  7、食物供应是今日最重要的问题:配给证必须能够换取到食物,食物的分配必须受到社会控制。
  8、克服危机及进行经济改革这两个斗争,都必须在社会监督之下进行。
  9、工会正努力将从社会抗议孕育出来的社会主动导向解决人民最即时的需要。
  10、工会会发动行动,反对不公义的不平等和不应份的特权。
  11、工会将会保卫各家庭有权取得基本需要和有安全感地发展。
  12、工会将会保卫老人和伤残人士的权利。
  13、工会将争取雇员有权规限工作条件以使健康不会受损。
  14、保卫健康是工会特别关注的,因为我们面对着我国生态所受到的威胁。
  15、工会将争取有效地保卫人类的生存环境。
  16、工会承认居者有其屋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权利,工会将参与制订合理的房屋政策。
  17、工会将制造条件,令人民享有文化,并为每一名工人提供不可缺少的闲暇时间及利用这些时间的各种机会。
  18、世界观、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应该成为自治的波兰的民主基础。
  19、工人自治是自治的波兰的基本组成部份。
  20、在法律上、组织上及经济上自主的地方自治团体,必须真正地代表地方的社团。
  21、经济自治和行政自主的发展,将需要国会成立社会及经济性质的第二议院。
  22、社会制度要保证公民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3、司法制度必须独立,执法机构必须受社会控制。
  24、任何人将不会因其信仰而被迫害,或被迫做出违背其良心的行动。
  25、那些对社会犯了罪行的人,必须为这些罪行负上全责。
  26、文化及教育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它们值得工会的协助及支持。
  27、工会将会支持并保卫国家旨在实行民族文化和教育的自治所进行的任何独立行动。
  28、关于我们的过去及现在的真相,是我们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基础。
  29、大众传播媒介必须可靠、自治和受到社会控制。
  30、工会会员有权自由表示意见和意愿,并自由组合以贯彻共同的目标。
  31、所有平面的工会领导所作的决定和行动,应该基于对工会会员的意见、意愿有彻底的认识。
  32、谈判、协议和(如果它们失败时的)抗议行动,是实现工会成员作为工人和市民利益的基本方法。
  33、控制和批评工会的领导,是“团结工会”每一个成员的权利和责任。
  34、“团结工会”要求一个新的社会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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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7日 20:04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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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政治革命的新进展


《国际通讯》社论


  在严重经济危机冲击下,波兰群众运动变得激进,与波兰官僚政权的冲突变得尖锐和有力。例如在选举企业领导,争取自治运动,质疑波兰议会有没有权力单独决定关于自治的法律等方面。团结工会第一届大会标志着波兰工人的行动和组织踏进新的阶段。苏联和波兰官僚亦更趋强硬,对团结工会公开恐吓。大规模的对抗正在预备中。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继续加深。无数必需品需要配给,并且严重短缺,例如肉、糖、奶、牛油、肥皂等。人龙越排越长,甚至要轮隔夜,无产阶级的反应是清楚而强烈的,巨大的反饥饿游行在罗兹市及其他城市爆发。无数的罢工显示了工人拒绝接受恶劣的生活及工作条件。记者与学生抗议官方的检查制度。国家航空公司的雇员争取委任公司的领导。在所有这些行动中,都暴露了官僚的寄生虫式和反动的性质,显示他们要控制权力支配,以保持特权,而对解决危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另一方面,受激怒的官僚企图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游行,使警察对付工会活跃份子。在九月中,政府再次拒绝释放波兰独立联盟的政治犯,更宣布比德哥什事件因为“找不到行凶者”而结束调查。

[译者按:政府在十月宣布香烟等物品再加价,也可看成是政府对工会的一连串行动的延续。这些行动加速了社会分化,迫使大部份工会会员走向更激进,小部份则向官僚的压力屈服。]

  争取自治的运动继续发展,在企业内成立工会议会的数字在最近增加了很多。例如在罗兹市,在六月还只有几个工人议会,到了九月中,大部份的工厂已出现了工人议会;在西里西亚煤矿,矿工亦正在成立工人议会。此外,省级的联系亦开始建立起来,并讨论如何解决危机。正如罗兹市团结工会的一群战士在八月宣称:“从1956、1957年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中,及意识到工人的统一及团结的行动的力量,我们相信必须采取主动,在全国省级的工人议会引起辩论和共同工作。我们相信工人自治运动的自然发展及其潜力的来源是共同工作,互相支持,在省以至很快地在全国层面上统筹工作及共同代表的组织。因此我们主动呼吁成立罗兹省区的工人自治省际制订委员会。”
  企业的工人议会与省及全国性自治组织的关系仍在讨论中;省际的统筹应该是简单的交换经验的地方,还是决策的组织呢?但自治运动进展的快速速度反映了工人深信要解决现在的危机,一定要在经济及政治层面将事情抓在自己手中。这也是团结工会首届大会的标志之一。
  很明显地,最后日子日渐迫近。社会及政治过程的加速发展,令群众运动与官僚之间的总对抗看来已是不可避免,大会中的辩论显示了工会中不少战士现在已明白到这一点。由自治运动实际带出的权力的问题,在大会中表现出来,不单是在讨论全民投票方面,且在各代表提出的建立自治组织的中央机关、第二个自治的国家议会方面。一个来自卡高维的代表说:“团结工会不应害怕介入政治决定的道路。我们知道人民等待我们。要求对自治进行全面投票,已经实际上超越了工会的范围,闯进政府的禁区了。但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如果我们拒绝这样做,便无法解决危机,并会令我们的运动慢慢走向死亡。”
  一些代表提议不向国家议会呼吁:“团结工会应该自己组织全民投票,我们知道当局只是说了就没有下文。我们没有期待政府做什么。我们知道它什么也不会做。”罗兹及韦克劳的代表向大会解释一定要就这个问题向国家议会和政府挑战:“必须令群众信服。一定要令人民清楚见到国家议会拒绝组织一千万人要求的全民投票,这是让全体工人加入我们运动的条件。”在技巧上倚靠宪法以鼓动自治运动而支持全民投票的代表证实了他们的深刻的政治意识。

[译者按:团结工会领导层在大会休会期间与政府就委任企业领导达成了妥协。除了一些所谓重要的职位由政府单独委任外,一般企业领导由政府与工会共同委任,双方有权作出异议。工会领导并放弃坚持全民投票。这个妥协事前未得到大会或全国代表委员同意,而且不符合大部份代表的意愿。到了大会第二轮召开时,工会领导层受到大会代表抨击。大会并通过议案,对这种破坏工会内部民主的独裁行动加以谴责。事件反映了工会基层的激进化及对民主的重视,和工会部份上层领导对波共的妥协性。]

  代表从大会开始便坚持立即讨论纲领,显示了他们明白到必须以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危机。“我们必须为解决危机,提出解决方案。起码一定要在本月底决定纲领的主要路线,令工作委员会能在休会期间知道在什么基础上工作和令我们能在自己区域证实我们提出的道路是反映了基层的要求。”
  大会向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呼吁,反映了群众的政治化和准备向苏联及其傀儡官僚战斗的意识。在宣读呼吁时大会所表现的热情,说明了工会一年来的进展,苏联官僚层清楚明白到这些含义。所以立即在各方面施加新的压力,包括对工会温和派的压力,要求他们制止大会第一轮会议的政治动力,在第二轮会议压制直接的政治要求。
  工人的激进化与官僚的顽抗令所有人都看到对抗的可能性,每个阵营都在准备,包括希望对方作重大让步而避免对抗。幻想正走下坡的官僚与日渐上升但仍未集中起来的工人力量在“国家利益”底下妥协,是不切实际的。双方只能在一个上升中的革命时期共存。长远来说,他们是不可调和的,一方只能靠消灭另一方而生存下去。
  推动工人议会在地区、省及全国走向中央化的力量表现在立即选举基于工人议会的国会第二院的要求上。再加上对自治性质的明确化,即应该民主地计划而排除市场调节的控制性,这些要求是群众对政治的权力、阶级力量、工人力量的问题的答覆。
  波兰政治革命的新进展更加强了国际工人运动对波兰工人的支持的必需性:
  反对波兰和苏联官僚的镇压的威胁!
  反对帝国主义、国际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经济压力!
  支持勾消波兰的所有债务!

1981年9月19日

(节译自1981年9月28日《国际通讯》法文版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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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中的波兰政治革命的初步教训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摘要)

(小点节译自1981年7月6日的《国际通讯》法文版)



筹款呼吁:以波兰文出版社会主义文献(已校)


  经过三十六年的官僚统治,波兰国内连文字也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真实性。我们常听到工人说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但赞成工人权力。波兰的战士想知道世界各地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便思考问题,但这样做时,他们不只碰到官僚的消息封锁,更遇到官僚层在他们与社会主义之间树起的虚假障碍。
  幸而我们知道今日波兰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些消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歪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层与社会主义民主(工人在每日的斗争中复活了社会主义民主)之间进行的生死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波兰工人要取得国际阶级斗争进展的资料时,遇到极大的困难:关于中美洲的革命,关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抢掠,关于法国左派竞选胜利的确实意义,关于在中国或在东欧国家的反官僚斗争,等等。
  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斗争不限于波兰国土之内,知道其他政府也如波兰官僚一样对他们的斗争感到极不安,简单来说,知道他们的斗争是有着全球性意义的整个运动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完整的一部份。
  为了尽一分力协助打破官僚消息封锁和歪曲的石墙,第四国际决定了出版《国际通讯》的波兰文版,这是一份分析和报导国际动态的评论月刊。
  第四国际也正在进行出版波兰文书籍,其中包括捷克七七宪章民主运动领袖彼得.欧尔的著作《被囚禁的社会主义》——这本书是反对官僚权力的斗争武器。
  这些努力都需要物质资源。
  因此,我们呼吁你们——第四国际的成员及同情者,工人和工会战士,所有支持波兰革命的人——协助推进这个工作。
  请捐助第四国际的“波兰文出版基金”。
  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让我们一同采用波兰工人的革命口号:“为了争取你们和我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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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波兰——新时代的开端

作者:(法)于迪


  当波兰工人提出“工人解放将是工人自己的任务”这个口号时,官僚层大为振荡,整个欧洲稳定的维护人大为震惊。
  自从工人阶级开始动员,击退政府提高食物价格的决定后,至今已有两个多月。工人很快赢取了大幅度加薪,这些初期的胜利,更增加了他们的自信。斗争令他们有机会在组织上跨进一步。工人基于这些胜利,提出远超于肉类价格的要求。官僚层本身的权力也受到质疑。

打击官僚制度的中心

  格但斯克船厂工人打开了铁闸,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向前急涌。占人口49%的体力工人是独立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这个发展是“人民民主国家”前所未有的。这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事实上,自1970年以来,尤其是更急剧地自1976年以来,波兰工人一直在工厂和工作间团聚其力量。自1976年六月事件以后,工人围绕越来越特定的要求进行了无数次动员,集中于要在工厂内成立自治的工人组织。
  整个过程已经取得了成果。《工人报》等报刊的传散,帮助建立起许多不同斗争和组织经验的联系(即使是薄弱的联系),不同的工人团体因而得以在要求和策略上精益求精。
  格但斯克、什切青、禾路高、罗华许达(钢铁厂)和乌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围绕明确提出的要求和以高度的自我组织而进行的行动,冲击着官僚控制制度的核心。
  官僚特权阶层能够幸存,基本上是将工人阶级保持非政治化,因而阻止工人阶级的活动。镇压、官僚层对消息的封锁、严厉地控制例如工会等组织、一党政制、组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所有层面(基朗和莫西里斯基称之为“组织起无组织状态”)等等,构成了官僚层的武库,阻止工人任何新的行动和组织。
  然而,斗争经验的积累,容许了一个受斗争磨练的工人层份艰苦地形成;它能够利用官僚层的弱点和经济危机的深化(后者对官僚领导层又产生反响)。这就造成了条件,使能开始克服官僚层树立起的障碍。
  成立自由独立的工会、废除新闻检查,这些要求为所有罢工委员会所提出,代表了对官僚特权不可容忍的攻击。官僚层僭取了许多物质特权都依靠这些;因此,盖莱克宁可作出任何物质让步,甚至答允建造一座纪念碑纪念警方在1970年谋杀了的“煽动者和反社会主义分子”,而不愿意容许能发挥效力的自由独立工会。

有组织的工人和经济管理

  工人取得了许多有关企业的知识,吸取了高木加、盖莱克、巴比乌奇等人无数允诺的教训后,就走到危机的根源——官僚政权。他们明白每次工人阶级指出来时政府被迫承认的“错误经济决定”,实际上是官僚管理的必然结果,即是说,这个计划制度的动力,是一个特权经理阶层的利益和党国不分的架构的领导人的需要两者的结合。这就不得不扩大各式各样的扭曲和浪费,它们转过来又受到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压力所影响。
  当一个经济制度里所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拥有、宪法禁止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掌有外贸垄断、计划由中央推行,那么,要令经济能最有效地运作,就唯有通过联合工人对计划、生产和分配的民主控制。这就是波兰工人本能地明白到的,他们解释说:“工会必须能够讨论每个企业内的生产计划。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避免一些灾难性的错误,例如在格但斯克建立一个新的预制房屋建筑材料的工厂,可是头两个这类工厂的开工率还未到三或四成。”
  无疑地,最觉悟的工人经过多年的经济困扰,已认识到加薪甚至是工资随物价上升而调整等,都是不稳定不可靠的。为了要对抗剧烈的危机,他们要为自己提供自己的工具。要不但能保卫他们的物质利益,而且能令他们在经济平面的权利和选择取得力量。工人要求自由和独立的工会,要求有能力相互联系并公开发表意见,尤其是针对经济政策的大问题和它所意味的基本选择。
  面对经济危机,官僚层的反应与工人的反应截然相反:工人必须更艰苦工作,增强劳动纪律,接受“波兰所必需”的牺牲——为的是盖莱克、巴比乌奇和瓦盖斯斯的波兰!
  应付危机的上述两个答案的根本差异,揭露了今日波兰的分界线:一方面是一个少数层份——特权的和寄生的,它自称代表着工人,而这些工人正是被它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和独立组织;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它的数量上的增长和日增的教育和文化,已令它成为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候选人,它目前的行动立即显露了它担负这个任务的意愿和能力。这就是真正分离着波兰的东西,而不是天产教意识的歪曲镜子所反映的错误前景,也不是“经验与前景”组织的改良主义演讲。

权力的问题

  再一次地,波兰工人蜂起显示了:工人运动每一次增强,工人阶级进行的每一次有组织的行动,都朝向恢复社会主义民主。它的意义是:这政权的政治权力将操在无产阶级手中,通过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和人民代表会而运作;在代表会中,所有意见都可发表(这需要一个多党制度和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而计划是从属于工人的战略性抉择和民主控制。
  许多事物显示这个广泛运动的基本动力正朝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走:直接的群众民主,标志了罢工的组织过程;不同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开始进行联系协调;对罢工者印行的工人报纸进行讨论;工人的要求本身;工人对保存生产工具的关注;等等。
  但要成立这样的政权,就表示要废除官僚层的控制,即要推翻当权阶层,将政治和经济权力交到工人手中。正在波兰进行的冲突,将这个问题——政治革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就是这个,令盖莱克们和华哥斯基脸色转为苍白,正引起波兰统一工人党架构上层严重危机,引起党基层的不满、请愿和重组,使教会官僚热烈同意支持党(《人道报》宁可让波兰大主教发言而不让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发言,并非意外之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专家”呼吁要温和节制——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提出权力的问题。也正因此,舒密特、卡达以及戴斯唐等都向波共第一书记表明他们乐意帮忙——“由于政治原因”,正如德国大使所强调的。
  也因此,西方银行同意提供新的巨额贷款给盖莱克政府。
  这次工人的蜂起浪潮,如布拉格之春在六八年所做到的一样,在客观上要求在议事日程上提出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需要;该代表大会可作为集中化和行动的途径,以表达工人的意愿。这个代表大会将会是对于重要的权力问题的初步反应。
  工人正确地宣称经济危机因政府无能而加剧。政府没有群众的支持。盖莱克本人不是说过:“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已被深深摇撼”吗?所以,工人在进行讨论后公布他们解决危机的方法,不是比什么都更合逻辑吗?最有效做到这点的工具,不就是从工厂和街坊委员会选举工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讨论不同意见流派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吗?
  波兰的工人先锋迟早会需要对这个权力问题发展一个答案。不能做到这点就会是容许官僚层——不论它有什么遁词、妥协或暂时的反应——最终将它的“解决”方法强加于劳动群众。

要利用有利的力量对比

  目前,工人采取了主动。他们已令“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获得承认,并已取得不少其他方面的大量让步,尤其是取得政府承认他们成立“自治的、自己控制的工会”的权利。这个形势越是持续,格但斯克、什切青、罗域许达和西里西安矿区的联系就越得到发展;垄断性消息系统的缺口越是冲得大,一个重要工人层份的政治觉悟趋于成熟的可能性也越大。这就是官僚层所有派系都最为害怕的。他们都尝试而且永不会放弃保持运动的分立状态。“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就是为了阻止他们扮演将斗争不同区域联系起来的作用,这个目的。波兰官僚层将会试图将让步限于最能控制的制度性架构内。当工会条例草案提交国会讨论之时,这点将会明晰。因为如果官僚层现在同意接受所有必需的事物以便能快速回复正常局面,那么明天它就会立即发动一个反攻。正如过往一样,它将会同时采取贿赂、分化,和最终镇压运动最不妥协层份等手段。
  这并不表示工人将不能够利用结束初步冲突的不稳定妥协,以便能组织他们的力量。波兰工人阶级发动的全面斗争已经达到了第一个平稳停滞时期。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苏联军事介入的威胁一直被引用。当然,这点以前和将来仍继续会对所有罢工者和对整个波兰工人阶级有影响,即使它未能瘫痪工人采取主动的能力。(后者的情况,将会对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提供一个极重要的教训。)
  盖莱克和所有官僚流派都运用了,而且将继续运用苏联入侵的威胁(他们中不止少数会承认这是他们本身生存的最后保证)。因此,他们寻求增加对群众的压力。《真理报》已经发动战争呼喊,攻击“渗透工人中间的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罗马尼亚共党机关报《火花报》猛烈抨击工人采取罢工的途径。而捷克的《红色权利报》则呼吁本国的工人委员会对基层要更为敏感。这些“姊妹”官僚层的紧张,只加强了呼吁“友好装甲部队”协助的威胁。
  要将这个威胁的重担子从格但斯克工人肩上取下来,最有效的援助就是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群众活动。但目前更为直接的,就是发展工人声援的最广泛运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欧洲,这是最不可或缺、最可行的支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最迫切的任务,是推动各种主动性,鼓励工人政党和它们领导的工会(尤其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流派)参与无产阶级和国际团结声援的联合阵线。这就是第四国际一直做而且将会继续做的。


【本文是法文《国际通讯》双周刊本年9月11日的社论,执笔者为于迪U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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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史料专辑】(附有若干讨论)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7日 20:05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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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如何在波兰成长

作者:霍理


  波兰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人士所达到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水平,远超于今日苏联或东欧的其他地方。
  即使在八月和九月罢工胜利之前,由围绕“社会自卫委员会”的反对派成立的地下工人报纸《工人报》已有三万份的销路。
  反对波兰官僚层的权力和特权的群众斗争的经验,由近期罢工浪潮的主要领袖华里沙自卫笥地概括如下:“波兰在1956、1970和1980年都发生了蜂起,因此机器必须加以修理,但这点似乎不可能,所以何不尝试寻找新的一个?”
  波兰工人和反对派运动的活跃份子也有不少经验来应付克里姆林宫介入打击波兰官僚层所不能阻止的反官僚动员。
  上述威胁笼罩着所有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主要蜂起浪潮——在1956、1970、1976年和今年。这是波兰人民和反官僚斗争的领袖必须长期考虑的。在1956年,波兰工人开始武装起来,以便面对苏军进占华沙的威胁。他们迫使克里姆林宫退下来。
  据说,在最近的罢工中,禾路高的波兰军队自己主动开始驻守保卫性岗位,以抗拒在邻近地区驻守的苏军的可疑行动。
  基于过往的经验,工人运动和反对派组织的领袖有必要发展一个推进和保卫斗争的前景和战略,包括如何应付苏联的威胁的策略。
  近期罢工的纪律性,工人运动和反对派组织的领袖的审慎、自卫性声明,都显示了他们的政治才能。
  在几个星期的波兰群众与斯大林主义政权力量的紧张对峙中,罢工者及其支持者并没有任何一次暴力行动。工人及其领袖的声明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波兰官僚层或克里姆林宫作为藉口来纠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或苏联国内的支持,以发动对自由工会运动的进攻。
  罢工的纪律证实了自1970年的浪潮以来,已发展了一个拥有强大权威和政治成熟性的工人领导层份。如果缺乏自觉的政治过程、缺乏一般前景和策略性方法的探讨,是不能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狭隘的工作份子?

  因此,资本主义报刊将华里沙和其他波兰工人领袖描绘为狭隘的、非政治化的工会份子,明显地反映了报刊的政治偏见和盲目。
  维系这个错误观点,对资产阶级报刊是有利的,因为西欧和北美的读者一般不了解反对派领袖需要在一个仍受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极权控制的社会的狭窄限度内活动。于是,就有一个倾向是从字面意思理解一些声明,例如华里沙在九月八日接受英国伦敦电台访问时说:“我纯粹是一个工会分子,我对任何任何都没有兴趣。”
  但华里沙继续解释说:“我将我们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胜利完成。我们现在到达第二个阶段,这将会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不知道它会如何结束。”
  至于第三个阶段,他说:“如果我谈及这个会对我很危险。我的工作只是将人民的意愿公之于世。我们所希望的其中一样东西,是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
  工人渴望“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就是社会主义。
  华里沙要以自卫式方法提出他的前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要考虑官僚层的反应。官僚层不会也不能容忍任何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尤其是左派的反对派。
  即使当官僚层面对八、九月的罢工而仓惶退让时,它仍坚持要新的工会同意它们不会组成一个政党或是向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挑战。克里姆林宫在1956年介入匈牙利、在1968年介入捷克,它最终的辩解是说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不再发挥它们的“领导作用”。
  所以,自由工会同意尊重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华里沙在9月23日向华沙数千工人的一个集会演说时,解释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工人承认党的领导作用,但只是当党不在工会运动内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形下。”

社会自卫委员会

  自1976年以来,波兰反对派内部一直进行有关战略和策略的广泛讨论。
  “社会自卫委员会”(简称“社卫会”),尤其是库伦(KURON),所提出的方法,是呼吁发展独立的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工人的组织;它们要能够战斗和争取到具体的目标,但不与官僚层的政治权力迎头碰撞。
  据库伦说,反对派的中心目标应该是鼓励人民不同层份组织起来,冲破斯大林主义政权为阻止人民动员和团聚而设计的极权束缚。
  库伦在第一期《声音报》(“社卫会”在1976年6月罢工后协助创办的一份地下报纸)上解释这个基本概念:“在1960年代一段时期,我以为我们必须首先改变政治制度然后再转向社会行动。与‘社卫会’联系的独立组织主动性令我们明白我是错的。事实显示,如果这类社会行动削弱了国家对主动权、决策和消息的垄断,而同时在社会上取得支持,那么,它就可以继续进行,即使统治者反对。”
  “社卫会”始于如库伦之类的反斯大林主义活动分子,他们差不多全在1968年3月的学生示威中起了作用。它成立时,是作为保卫委员会,保卫在1976年6月的罢工中受害的人士。
  在进行保卫行动时,“社卫会”发展了与1970年和1976年浪潮冒的工人领袖层份的联系。它开始鼓动波兰社会其他层份组织起来对抗官僚层。
  于是,“社卫会”推进了“学生团结委员会”的成立,并推进了一个独立农***动。两者在八、九月的罢工中都起了作用,农***动发表了一份公开信,表示支援工人;学生也为罢工者筹款。

工人运动

  库伦在一份名为《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的纲领性长文中,尝试概括“社卫会”在1976年以后的经验,并基于这些作出前瞻。
  “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工人运动,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运动。为了达到它的目标,这个运动必须最低限度在工厂平面组织起来。
  “这个运动的要求必须要在独立于政府的专家的协助下草拟出来,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工程师、法理学家、社会学家。这些要求必须公开于全国和全球。在这里,工人运动与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运动必须有联系。”
  “社卫会”本身是一个例子,说明这类联系如何能建立起来:“在1976年9月21日,‘社会自卫委员会’在华沙成立。它的任务是提供经济、法律和医疗援助,给予在6月25日以后被镇压的人士。委员会是由几十个曾工作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的团体组成。
  “但‘社卫会’很快就在周围团聚了数千人,他们整理委员会的公报和资料。在委员会周围发展的社会群众行动暴露了政府对罢工者进行的恐怖程度和形式,引起了国内国外的舆论,迫使政府停止镇压。”
  库伦继续解释“社卫会”的实际政治处理方法:“这是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活动的第一步。可是,要达到汇合就需要更多走几步。我们需要在工作队和工作间建立工人运动的小组。我们需要从讨论中草拟要求和提出它们。
  “但工人的团结比起要求更为重要。如果当局让步,然后却开除活动分子,那么各让步将无形地消失,新的行动将更困难。如果当局不作让步,那么最低限度工人组织会维持下去,工人迟早会争取到他们的要求。
  “因此,在现在,最重要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可被提出的要求,是要所有在1976年6月25日以后被撤职的人都得以复职……和要所有因参与示威而被判罪的人都得到特赦。我们要在工作队和工作间讨论这些要求,令真正的工人领袖走出来。”
  作为“社卫会”建议的策略的例子,库伦引述了乌苏斯巨型拖拉机厂工人给政府的公开信:“我们认为将因参与6月25日罢工和示威而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是必须的,因为我国现处困难情况、工厂内气氛紧张、以及在工厂队伍内缺乏有经验人士的情形下,生产计划难以完成。”
  库伦认为为达到联合,也需要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一个运动:“保卫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是必须的。我们需要新闻业、政治思想、和在所有社会运动中有受过良好训练的活跃分子。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和知识分子一个增长的运动,它创造自己存在的条件,即是说,创造独立的科学和学术、新闻业、和政治思想。同时,它协助所有其他运动。”
  库伦的结论是:“所有这些的要义是:社会必须以社会群众运动来组织,各运动共同行动,和以最大可能的程度表达所有市民的意愿。这是一个纲领,一个基于社会群众组织而建立‘第三个波兰’的纲领,实际上即建立唯一可能形式的波兰——公民责任和社会行动的波兰。”
  “第三个波兰”意指一个新的独立的波兰国家;第一个波兰指中世纪的波兰,它被分割所消灭;第二个波兰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共和国。第三个波兰同时明确地意指一个由动员了群众(主要是工人)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

对苏联威胁的回答

  库伦在他的《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中,同时谈及莫斯科介入的问题:“运动的限度和波兰群众的主权的界定,一方面是他们的社会行动的程度,另一方面是苏联领导随时的武装介入。”
  库伦强调因这个威胁而引起的警惕的需要,这点在大部份波兰人脑中盘旋:“没有人可以说最高限度是什么,而那些说最好早些而不是迟些止步的人是正确的。”
  可是,库伦问:“现在避免进行反对派活动是否会减少介入的机会?”他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深信介入的威胁是真实的,但介入将会是因为反对派的活动弱而非强。今日最严重的危险——存在于波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政权瘫痪的结果。”
  因此,库伦以自卫方式提出反抗官僚统治的斗争。极权统治的制度已将波兰引入一个社会和经济危机,这危机不断加深,并威胁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在近期罢工中的作用

  在近期罢工之前和正进行的期间,“社卫会”推行的行动和策略纲领极类似库伦在《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所描述的。
  例如,许多由“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在八月提出的要求已经以一般的形式预先见于在1979年在波兰发表的《工人权利宪章》(见本刊本年十月号)。其中一些发起人是与《工人报》有关连的,而《工人报》是“社卫会”的刊物。签署者包括华里沙、华伦蒂乐维斯(两人都是波罗的海沿岸罢工的领袖)和《工人报》编辑波路西域和尼丁斯基。
  “社卫会”在导致八、九月蜂起浪潮的七月罢工中所起的作用,《洲际通讯》9月1日报导说:
  “在7月2日晚上,以主要反对派组织的姿态出现的‘社卫会’发表了一份简短公报,报导罢工的情形。如果工厂没有‘社卫会’和《工人报》的成员,他们就会访问该厂以证实所收到的消息,并传散他们的声明和第56期《工人报》(出版于7月1日,即罢工前夕)。它与华沙几个地方建立了不断的电话联系。‘社卫会’还每日通知外国报刊有关罢工的情形,但只提供它已经证实了的消息。
  “在7月11日,‘社卫会’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接着是第二日《工人报》第57期,刊载了声明全文和有关正开展正进行的罢工的文章,并描述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和已出现的组织形式。另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乌苏斯的经验,反对派活跃分子认为乌苏斯事件是当时最先进的经验。
  “‘社卫会’投身于援助因进行罢工而受到镇压的工人。它开始替几间工厂筹集罢工基金。
  “同时,‘社卫会’刊印了一系列眼前的要求,包括要求实行肉类配给,认为这是唯一解决分配不足的平等供应方法……
  “‘社卫会’一名负责人库伦在电话上对我们说:‘我们认为在这个罢工浪潮中,我们可以吸取经验,而最重要的是可以将最先进的经验普遍化。由于我们期望着“热秋”,我们认为这个秋天将会达到自我组织在整个社会散开,尤其是工人的自我组织。
  “在8月17日的斯得哥尔摩《每日新闻报》的访问中,‘社卫会‘在瑞典的代表巴路士嘉强调说,反对派组织寻求推进群众行动的形式和自卫性政治策略。该报概括说:
  ‘让巴路士嘉说,“社卫会”发挥影响的另一迹象是罢工者有着严格纪律,在《工人报》敦促工人以有组织和民主的形式作出行动。”
  据该报报导,巴路士嘉还“强调‘社卫会’的呼吁主要是向左派发出的,而且是反对回复到资本主义的。”
  巴路士嘉解释说:“我们许多成员都受到例如工人代表委员会等形式所吸引。”

两个处理方法

  波兰反对派内许多有关战略和策略的辩论,在过去四年来都集中于如何对付莫斯科的军事势力的问题,因莫斯科在背后支撑着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当波兰独裁政权被推翻或被决定性地削弱时,就有莫斯科军事占领的威胁。
  两个基本的处理方法出现了。一个是“社卫会”的。另一个对立的意见由“波兰独立联盟”最明确显示出来。后者认为反对派的中心目标必须是争取波兰国家真正的主权。这个组织的文件倾向于强调道德和爱国教育的需要,教会要起更大的作用,现存架构(例如司法机关)要改变。它的基础文件包括了反苏联的声明,并坚持波兰与西欧的历史一致性。
  另一个最近发展的“主权第一”流派,是“争取独立的波兰同盟”,其中一名创始人是莫索斯基,他同时是“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的创始人,后者是除“社卫会”外另一个主要的反对派联盟。莫索斯基曾谴责库伦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库伦对公开工作的坚持,他甚至暗示库伦类似运动中的特务。
  “主权第一”的意见,在“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内的表现,更强于在“社卫会”内,但两个组织间似乎仍未有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
  地下刊物《意见》,最近被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收了二千份,它是与“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有关联的。这个组织最闻名的人除莫索斯基外,还有斯舒密(最近被捕和被拘禁48小时)和史永顿(当罢工进行时在西里西亚被捕的活跃分子)。
  在《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中,库伦回答主权第一流派提出的问题:
  “极权制度强加于波兰人民头上,是三十多年前由苏联的武装力量进行的。当时,西欧强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是同意这个行动的。为了要保证这个制度的稳定,苏联三次表现了她随时会用武力对付任何想将它甩走的人……
  “波兰政府并无主权。因此,难怪大部份波兰人将缺乏主权视作我们社会的罪恶的根源。”
  可是,库伦反驳人们认为主权可以脱离争取波兰社会基本民主化的斗争而存在:
  “扩大人民的主权意即扩大国家的主权。国家当局要能独立‘于外国控制’,就要依赖大众。“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就是争取人民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可是,人们可能会争取国家的主权而不争取人民的主权。
  “我再次强调:这个社会的罪恶的根源是极权制度,它拒绝人民呼吸的自由。这个制度就是我们正经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瘫痪的首要根由。决策如果是在华沙做出,就等于什么改变都没有。”
  在第一期《声音报》的声明中,库伦等人同时强调如果将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仅仅视为波兰的民族问题,就会有惧外心态的危险:“极权制度培养惧外主义……如果不是助长相互的仇恨,‘官僚层’就无法阻止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和俄国人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击退存在于我们自己人民中间的惧外心理和沙文主义,推进人民了解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要求独立的意愿,并推进人民了解到我们与俄国的民主人士,因共同的目标而连系起来,基础是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这是走向波兰主权的现实的道路。”
  尽管有上述政治歧见,库伦仍寻求维持反对派的联合阵线,共同争取民主权利。对于所有倾向于破坏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对消息和组织权利的极权垄断的活动,他都给予积极 的评价。这包括天主教教会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只要它们能协助将消息传散和保卫在官僚层镇压下的受害者。
  库伦和“社卫会”尝试基于波兰人反对多世纪以来的压迫和分割而抱有的正确民族传统和感情。他运用“第三个波兰”这个名词来形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就反映了这个关怀。
  库伦也回答一些批评,后者认为“社卫会”的前景是乌托邦的或是煽动性的,因为它所主张的波兰将被克里姆林宫视为不可容忍的威胁。
  反官僚的战士并无兴趣去威胁苏联,库伦说。苏联政府几十年来一直与分兰保持良好关系,而芬兰不但有政治民主而且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库伦问:为什么苏联不能与“由群众组织成的第三个波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波兰共存?


说明:KURON,文中译名“基朗”统一改为“库伦”,亦即库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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