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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民间杂谈:在平等旧梦与新民国之间恍惚(整理者:南方星火)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7日 14:10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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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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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附黔进派评论。
转自http://communismabc.googlepages.com/z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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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杂谈:在平等旧梦与新民国之间恍惚




访谈整理者:南方星火





访谈时间:

主要根据2007年二月中下旬(春节期间)若干次访谈整理

(2007年10月进一步整理。2009年春节期间再次调整后发表)



访谈地点和方式:

广西某些山村,以及南方某工业城市。分别访谈和集中访谈结合,综合整理。



主要话题:社会变革 市场经济 毛泽东时代以及文革 今日民生民情



主要人物:



①星火——在南方某工业城市成长起来的“80后”青年学生,思想左倾。访谈主持人、本文整理者和注解者。



②乡干——本文贯穿始终的谈话者。其父是中国1949年革命中的基层土改骨干分子,后任乡党委干部。他本人:1959—1969年,某乡村小学民办教师。1966年曾参与红卫兵大串联运动。1969—1972年在某县负责“清查干部的历史遗留问题”。1972—1976年在某县负责插队知青的财政开支管理。1976—1982年在某乡党委先后工作于“监委”“组委”,1982年任乡党委副书记,直到90年代初因年迈而退休。



③城老职:1950年代初生于乡村,高中文化,非党员。(她是“乡干”的妹妹)。1966年作为农村初中生参与红卫兵运动,在广西、广东、湖南串联。1971年因“三线建设”被招工修铁路,1976年得以成为某城市大型国企的一个普通基层工人,后做办公室技术职员之类工作,21世纪初退休。



④老农:1919年(民国八年)生于广西某一闭塞山村(与上述“乡干”无血缘关系,在另一地区),从小给地主放牛种田。早年做些小本生意,曾小有积累,但好景不长又逢兵荒马乱年代,加之家庭人口众多终难脱贫(他辛苦供养其弟读书,解放后他弟做了某乡小官)。解放后作为贫雇农分得田地。一辈子大字不识,但勤勉憨厚。2002年逝世,享年83岁。其身份和经历具有相当的大众性、典型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村里朴实憨厚、默默无闻、惯于忍耐的相当部分底层农民。

(※访谈中仅有几处的老农的点滴发言,实际上来自1999——2001年老人与本篇整理者几次关于其个人历史的长谈。)



⑤农科系:老农的二儿子,50年代出生,70年代赴某城市进修农业技术方面的大学专科,在校期间曾以辩论和演讲积极支持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部分因此入党,是当时该校一个较活跃的毛左分子。至今仍为当年毛派立场辩护,他认为今天中国是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且有殖民化倾向。70年代末成为一名农业技术干部(技术干部编制,并无权力,但直到90年代之前“干部”“工人”“农民”这些身份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象征)。后来在南宁某高校工作,目前是一名实际上挂闲职的公务员。

值得一提的是此人的现实心态,很有几分像托洛茨基描述的:“他们回顾自己较早时期的激进主义,就好像看到了他们青年期的罪孽—— 一种既令人讨厌,却又令人喜爱的错误。作为本人年青时期记忆的一个结果,这位学生便一生过着二重生活。他自己相信仍旧保持着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其实他所保留的乃是某种自由派的表皮。而这层薄薄的表皮只是他那实体的一种外饰,它掩饰着一个心胸狭隘的、社会上向上攀爬的小资产者,它的真正的利益只归结于他的职业”。

应该说,这位朋友似乎更不把过去的激进言行当做理想主义怀念,而是当作纯粹的荣耀,无异于在电视机荧幕前闪光亮相那样。“那些观点口头上讲讲是可以的,但今天你们年轻人千万不要学我当年那样,只管自己学习工作好就行了”,他在谈话中补充道。他对当今有渊源的中国老左派毛派或网络左派一无所知,但在现实中与一些愤世嫉俗的基层、中层老干部有所交流。他是本文所有访谈群众中唯一一个较有政见观点的人。但其生活经历、心态和精神面貌却颇具有某种代表性。
(顺带提下:本篇整理者与这位毛派群众在对话中发生过几次激烈的思想争执,但本文着重让当事人用自己的话阐述其经历和见闻,以及谈历史事实。故本文不专谈“纯理论”。)



⑥城学:50年代出身于某城市职工家庭,在毛泽东时代的某工业城市里长大,党员。70年代初至今一直任某中学语文老师。三年文革(1966—1968)时期系某中学学生。



⑦城工:50年代出身于某城市家庭,在毛时代的某工业城市长大。文革时曾参与红卫兵运动。70年代初进入某集体工厂,做了三十年的产业工人。后来在工厂私有化中被买断工龄,被迫参与集体抗争。



*其他一些人物发言较集中,因而文中提及时再顺带介绍。





1、社会变革: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





(1)从相对平等到显著的阶级分化




星火:你认为最近几十年以来是否发生了社会分化?例如经济上的不平等?

乡干:是很不平等。在农村社会,贫富差距很明显,而且越拉越大。



星火:这个趋势可以说是“不可逆转”吗?

乡干(略忖思一下):对,可以说“不可逆转”了。其实改革初期也就是解散人民公社时,各家各户开始自己经营,有门路的、会做生意的很快就富起来了,其他没有门路的或劳动力少、非劳力多的家庭就不行了。特别是当官的,把好处都给了那些亲信朋友,他们有权有钱。



星火:那过去——比如七十年代就很平等吗?

乡干:是这样的:当时是在人民公社里,最穷的人也分得360斤谷子。这是给他们活命的。在劳动人口中,是按工分来算的。工分是一个比例,根据每年收成,每年的一分都不一样。但工分(分配的)差别不是很大,它有个上限,你达到了计最高工分,超过了也计最高工分。



乡干:这里的人民公社是在1982年开始解散的,开始时我们作为地方干部是抵制解散的,但周围解散的人民公社越来越多,我们感到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你不能不服从上面的命令呀!所以我们就跟着解散公社了。编制上,公社等于后来的“乡”;公社下的生产大队在当地一般有十几个,每个大队包括几个“村”;大队下是生产队,一个或几个生产队组成一个“村”。



星火:“最穷的人也分得360斤谷子”——你觉得这合理吗?有一种流行看法是:平等养懒汉,降低经济效率,不利于经济发展。

乡干:有一种情况叫做“一劳带几非”,就是说一个劳动力要养活几个非劳动力,包括不能劳动的老人、伤残、小孩。那就会出现有的人家吃不饱的现象了。这时上面就补贴他们,这是合理的。现在改革了,就没有(这种平等主义)了。



[注:不可否认当时的人民公社制度,有某些合理而重要的平等改良,以及包容了自下而上的部分基层群众民主倡议。(整理者以前曾与一位从农村出来、在城里摆小摊的中年妇女聊天,她饶有兴趣地谈论了70年代村民投票选举她担当生产队会计的情形。这其实是后来自由派和新左派知识分子们大吹特吹的80年代“村民自治开端”的前身)。



但是应该指出,人民公社制度在1958年开始时着重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抽象来看的确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但却不符合当时普遍贫穷落后的小农经济现实,也不符合多数农民小生产者群众的具体利益。因而在当时造成了死亡人数难以统计的严重饥荒。访谈者中的老农当时去修某大型水库,就像今天民工搞建筑一样是支付工资的劳动力,但被老农的妻子拉回来,因为当时发生了普遍的浮肿;再到后来老农一家都陷入了饥饿的窘境,靠吃木薯粉度日,老农一个儿子吃这种食物时还曾差点噎死。1960年代初国家开始调整政策,以后又多次调整政策,使人民公社制度的所有制形式发生过几次重要变化:由原来的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极左冒险政策,降级为以生产大队、最终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较合理政策。而到七、八十年代,人民公社制度已与1958年时同一个以人民公社为名的制度有很大不同了,很大程度上已经改良化了。



1982—84年全面解散人民公社制度,转向家庭小生产经济,实则是一个重大倒退。它为全面实行市场经济打开了大门。后来鼓吹的许多邓小平时代伟大创新和改良,实际上都是对七、八十年代版本的人民公社制度的继承。例如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是对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全面继承,而且后来倒成了私有化的大好缺口(因为集体企业的产权比国企模糊得多)。又例如上面所说的“村民自治”也是对过去群众实践的再次承认。]





(2)小生产者 – 农民 之趋向商品经济与自由市场



老农:但我觉得邓小平(在位)的时候要比毛泽东(在位)时好过。

老农的女儿补充:父亲是村里最勤快的人,他几乎每年都拿最高工分,母亲虽也做很多家务却不擅长种田劳动,但能说会道,可以说很有口才,替人说媒得礼品,有时还做些小买卖小生意。
[注一:此处提及老农的妻子,是旧民国时期一个富农乡绅的女儿,有产阶级思想观念比较深。]

[注二:老农的女儿,高中文化,90年代后在城里做生意,是一个至今仍起早贪黑、辛辛苦苦的小资产者,实际上仍有着典型中国乡村妇女任劳任怨的传统保守心理。]



[注:实际上,实行“分田到户”从而取得占国民最大多数的小生产者——农民的大多数的民意支持,是邓小平改革前期的主要动力。接着,改革者把农村小生产中的市场经济推向城市(1984),写进宪法(1987),全面推行(1992),乃至把私有化钦定为基本国策(1997)。]



老农的女儿:有一次爸带我去赶集——我不记得年代了,只知道当时这是违法的,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是在凌晨,天上还有星星、月亮时就出发了,因为我们要躲开民兵纠察队,他们有枪——

星火:哪里的民兵纠察队?他们专管这事吗?

老农的女儿:就是我们村里的民兵纠察队,他们平时维持治安秩序,同时也种田。



星火:你们当时是要去卖什么东西呢?

老农的女儿:我爸种得一棵很大的大白菜,家里哪里吃得完?所以就拿去卖。那时爸就挑着大扁担,带我上路了。那天我们看到远处有“鬼火”在飘,那时我才十几岁,一路上很害怕,所以我对这事印象很深。



农科系(老农的二儿子):七十年代农村很穷,但父亲却省吃俭用、拉扯全家。最记得有一次父亲去集市,很晚都没回来,赶集的路很远;那天天也黑了,我就去找他。那时我沿着铁路线走了很久,终于在路边看到父亲伏倒的背影。原来父亲是饿昏了……我哭喊他名字把他摇醒,然后我们父子俩相互搀扶走回去。





(3)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与官僚专断僵化



农科系:人民公社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形式,比小农经济优越。举例来说,人民公社制度有利于推广科学技术。而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则不利于进行推广。70年代我是“农业学大寨”的积极分子,在我们那里,“农业学大寨”的首要内容就是推广种田科技。



[注:“农业学大寨”刚开始兴起时是作为一种对生产所有制的学习,是官僚集团鼓吹在农村地区推行高度公有制形式的政治化实践。但由于普遍收效不大,到70年代改变为推广技术或动员群众搞农业基建的生产实践。]



星火:但是,对农民卡得太严了,也是当时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对于“农民市场”特别是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的买卖,应该放宽,而不是上纲上线、越卡越死。农民太苦了。而计划经济和平等政策应该保留下去,但计划经济应该只在城市工商业的关键方面以及劳动力分配方面、基本粮食方面组织起来。

乡干(略想一下):有点道理。以前一直有“瞎指挥”的问题,比如这块地不适合种果,但上面为了达到指标偏要在这里种果。计划经济会存在这种问题。市场经济则给农民选择种什么的自由。



星火:你说的好象不是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权力太集中在官员身上,所以他们有很大决策权。如果权力多分些在群众、专家那里,就可克服“瞎指挥”问题。

[乡干听着,但没发言。或许是默认,又或许认为这种民主改良不可能。]





(4)今日新民国农民的忧虑



星火:社会变革已多年,你认为农村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乡干:政治腐败。不是有说吗——“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现在(人们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当官的有后台、有关系的,坑蒙拐骗的,贪污贿赂的,都去捞钱;不管用什么手段,社会都承认是致富,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但真正有钱的毕竟是少数,很多农民的生活长期以来没有改善,越来越穷的反而大有人在。

上面拨款搞建设,发到下面就被贪了,这种事也有。好几年前,这里就要建自来水管道,但工程款被乡党委书记贪了。这个书记被撤职后,才真正建起自来水管道。



星火:乡党委书记,这是一个乡的一把手啊。

乡干:是啊,所以当时影响很大。



星火:过去主流舆论总是说“腐败只是极个别现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也不想想腐败是从哪里出来的。最高领导带头贪污,不能不回避这对整个乡的干部阶层的影响。

乡干:所以说(政治)腐败是现在最大问题,也是农村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

现在农村流传着一个对子。大家不敢公开写出来,但讲起来都认同:“上正中歪下不正,勤贫懒富官发财。”



星火:但你好象也说社会治安也是农村最大社会问题。

乡干:农村的社会治安很恼火,这比(政治)腐败更直接(能让老百姓感受到)。你一个外地人,别说你是外地的年轻人,就连我这样的熟悉这一带的老人都不能轻易走夜路,你不知道晚上农村有多凶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人不明不白地打死。(星火插话:有人陷害吗?)人家不一定是冲你来的,可能仅仅只是别人私人之间的报仇或是别的什么事,就有拿刀、拿土制沙枪的,有的在晚上出动。晚上谁看得清楚谁!打错人或是走火,这都完全可能,要查也根本查不出来,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5)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星火:前面你讲的似乎不太对,你说,政治腐败、专权,与市场经济,哪个才是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乡干——沉思,沉默,好象不知如何回答。

星火:我换个角度假设来问咧,比如说毛泽东以及他那套干部管治政策还在,但是是搞市场经济,你觉得会比现在的局面好吗?

乡干:我觉得会比现在好。毛泽东时代,干部被管得很严。干部做得让群众不满意了,就会被撤换;当干部的犯了错误挨写检讨、做自我批评,反反复复,搞得你哭去!那时整干部厉害得很。这样的情况,谁敢贪污腐败?贪污很小的数目就被关起来了,上万块钱就枪毙了,哪像现在成千上万、上亿都还不死。再说那时贪污案非常少。



[注:期待并相信强权者,来结束当今社会纷乱和腐败现象,实则是多数普通群众的一般想法。]



星火:但那时能贪的财产很少,我是说进入商业流通的财产很少。但这不影响干部特别是高干有很大的权力。

乡干:的确有这个问题。但很多(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还是很清廉的,大家都一个地方的,平时走路都难免碰在一起,和群众生活相处在一起的。



星火:总结你的话,能否概括为“市场经济 + 政治专权 = 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乡干: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2、关于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时代——中国普罗大众的历史记忆





(1)对文革的总体评价



星火:怎么评价文革?

乡干:文革是一场浩劫。

城老职:其实文革的初衷是好的,当时毛泽东说是要反修防修,运动最初也是很好的,武斗是后来的事。不过整体来说文革的实际结果违背了它的初衷。

星火:你怎么理解当时说的“反对修正主义”?你觉得有用吗?整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大的改变吗?

城老职:可以理解为反腐败吧。有没有用,怎么说呢,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是好的,武斗起来就乱了,人斗人,很多都是乱斗,你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不知道有多惨……

乡干:你问我文革的目的是什么?当时说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复辟”。[星火注:他用当地方言讲出来,让人听着觉得既新鲜又吃惊。]

星火:你们还真的知道啊?是不是只有农村比较有文化的,比如你当时是老师,以及干部才知道这些?农民知道文革的目的吗?

乡干:这个,大家一开始都知道的。但其实文革在农村是公报私仇的占得多,就是他们都在文革名义下去解决私人恩怨去了。



老农:不记得了,……不知道……

老农的女儿:文革啊,文革好乱的,当时因为我外公以前被定性为地主,我妈成分不好,挨群众大会批斗。

老农的大儿子:我们家成分不好,我还记得就因为这个那时我不得去北京见毛主席,哭得很厉害。那时候个人崇拜很要紧,我想起来都觉得很可笑,很愚昧!那时还因为成分不好不能入党。后来政策宽了才入党的。

[注:老农的大儿子出身农村,受过高等教育,在体制内某城市二十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基层的技术干部,实际是一种办公室职员。]

星火:那你父亲不算是贫下中农吗?有这个“好”的成分啊。

老农的大儿子:但是我母亲被认为出身地主家庭。



星火:文革究竟是三年(1966——1968年)还是十年(1966——1976年)?

乡干:从1966到1968年,主要是群众斗群众,也就是文革了。以后都是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城老职:群众运动主要是在1966到1967年,到1968年还有,不过到后面都是残酷的武斗了。(附和乡干的说法)1968年以后大概都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了。

星火:如果说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那1976年以后也算文革了,因为当时还在忙着处理、平反、批判咧,甚至到1982年中央历史决议发表时都算是文革了,因为当时还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城老职(笑):这个我也搞不清楚。

星火:我知道学界有种说法:邓小平他们之所以后来宣布是“十年文革”(1966——1976年)是为了把自己当权时的政策同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区别开来。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乡干:这说法有点道理。



星火:你前面讲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怎么回事?

乡干:那是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的事。

星火(感叹):这你也知道啊!

乡干:我怎么不知道!我就专门做过这些工作。1969年以后在×××县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做“第三办公室”的机构,就是负责“清查干部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我就管那个办公室。就是要翻每个人的档案,很多的档案,查个人历史,查你过去和国民党的关系,和地富反坏右的关系,和帝国主义间谍的关系,还要查“托洛茨基分子”——

星火(惊讶):你连“托洛茨基分子”都知道啊?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乡干:“托洛茨基分子”,这个嘛,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哪里记得那么多……总之是要清查这些人,其实具体一些东西我们也不清楚,也没必要了解。



星火:文革好象是“四清”运动的延续。四清是否有效?

乡干:四清还是有点用的。60年代饥荒很厉害,我当时是乡小学总务,带十几个老师去××农场吃饭,去了很多次,报销了几千块钱。(星火插话:你们这样算不算一种特权?乡干回答:这是允许的,大家肚子都很饿……)但帐都是他们算后加在一起的,我自己没算,结果有216块钱缺口。当时我被认为是“挪用公款”,是“四不清”。最后我省吃俭用还了这笔钱。文革其实和四清差不多。



(2)关于红卫兵运动



城老职:开始时组织得比较好。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当时竟然走路走到柳州,沿柳江坐船到梧州,又坐车到南宁。直到那时整个运动还是很好的,你们没经历过讲起来都不相信,当时我们扛着红旗,从城市道路两边走着,边走边互相拉歌,唱革命歌曲,当时觉得很好玩。我们××县几万人分几路一起走,规模很大很壮观,晚上在几个中学校住宿,就睡在教室里面。坐车住宿都是单位接待,吃饭不要钱,浪费也蛮严重的。后来我们坐船到广州时,在越秀山公园看到了大规模武斗,两派人都戴着红袖章,拿棍棒大混战。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怕,当时我们居然在广场上看啵!太危险了。当时两派这样混在人群里斗,哪个知道哪个是什么派?底下人都疯了。(在广州的时候)我不记得具体时间了,但那时广州的天气有点转凉了,而且正好是说毛泽东最后一次接待红卫兵(星火注:据推算那时应该是1966年底),我们都很想去北京,但坐车到湖南长沙时,应该是1967年春节二月份的时候,长沙的武斗已经发展到拿枪了,很可怕。我在火车站里和大队伍散失了,我当时才十六岁,而且一个女孩子,自己很着急。想想也觉得自己很厉害,居然自己一个人设法回到家了,当然北京是没去成,当时大队伍也回去了。

星火插话:当然也因为当时坐车不要钱。

城老职:这是确实,我们一分钱都没花。而且必须承认当时虽然人来人往很乱,但不是现在这种社会治安的乱,那时不管城市农村的社会风气,都比现在好得多得多。当时我参加红卫兵运动,我父亲是大力支持的,说年轻人应该去锻炼一下。但我母亲反对,她总担心出差错,我在长沙和队伍走散时,母亲连哭了好几个晚上。



星火:那你自己怎么看红卫兵运动?

城老职:初期是好的,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向农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破四旧,还是比较好的;但后来就乱了,死了很多人,(运动)就变味了。我想(文革)可能是被一些坏人利用了,比如四人帮之类的。主要还是底下的人乱来,太疯了,搞个人崇拜好要紧的,互相斗。



乡干:红卫兵运动时我还是个农村民办老师,我参加红卫兵队伍跑到了(广东省)湛江市,开始政府不给我们进接待站(食堂),我们就抗议,结果我们就得进去吃饭了。后来我们又向政府施压,得去看湛江码头,结果就得了,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了大海,看到了“唐山号”货轮。



城学:我当时在某城市第二中学,还是个高中生,66年有了红卫兵组织,那些中学生集会游行,组织纪律性很高,素质非常好,今天看来都觉得让人很吃惊。今天你们这些年轻人肯定都不相信吧!



城工:我当时还在市六中读书,还在上初中,就拉一个红袖章戴在手臂上,就是红卫兵了。想起来好好玩的……还记得我们几个红卫兵学生上到公交车上发传单,结果挨赶下去。红卫兵运动就是大家出来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游行,打标语横幅,到全国各地串联。但我太小了,家里没给我去串联。开始时红卫兵还蛮好玩的,也没有什么破坏。后来有个别人去夺了部队的军车、军火库之类的,民间就开始有枪了。后来——我还记得有几天飞机撒传单下来,叫我们不要游行了,就是从那时开始,没有红卫兵运动了。(星火注:应指1967年秋以后,党、政、军、中央文革小组下发制止“过火行为”的联合指令。)



城工:说红卫兵运动有什么意义啊?当时我们就是觉得好玩,现在也觉得好玩,其实真有蛮好的一些方面……但是后来武斗就不好了……



(3)文革武斗与派别斗争



农科系:当时说要打倒韦国清将军,因为他是“联指”的头头,但是从今天的眼光来看韦国清完全算得上是一个廉洁的好人。



[注:韦国清是当时党国官僚专权集团在广西自治区的统治者。广西也像全国一样分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后者叫“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后文中提及的“大军”即“造反大军”,属造反派。

广西发生的武斗首先是官方保守派对造反派群众的武装镇压,被文革史学者公认为是当时全国最残酷的之一,不少史实资料至今不被允许在国内出版物上发表。另外,广西与全国一样,在乡村地区的派别斗争,比城市里的斗争更无原则、更带有私人性质,而这一点在广西又表现得特别严重。]



星火:据说有派别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两个对立派别有什么差别吗?

乡干:有啊,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但文革很多都是乱来,公报私仇的多…… [注:他当时是“联指”的,但他在谈论派斗问题时几乎“忽略”过去了]



城老职:当时有“大军”和“联指”。有差别?当然有啊,“大军”支持武晋南,“联指”支持韦国清,两边都喊口号,要打倒对方。咳,其实还不是群众斗群众。

星火:我问的是,两派之间有什么纲领啊主张啊政策啊之类的内容上的差别,而不仅仅是支持谁。那两个人都是当官的吧?

城老职:是啊。是这样的,上面(当官的)分成两派,底下群众也跟着分成两派。我记得当时说韦国清是真正的左派,武晋南是右派……其实一开始群众、红卫兵运动是一起的,不分派的,后来才分的。政策主张上,肯定有差别的吧,只是我们当时哪里知道这些……

好多就是跟风,上面喊“打倒韦国清”,底下群众就跟着喊。一开始我父亲挨“大军”批斗,挨群众戴高帽,说他是“走资派”,我母亲被当做“地主婆”挨陪斗,当时别人跟我讲,说看着都让人流泪……



星火:你父亲不是50年代土改积极分子吗?他参加了什么派?你母亲也是干部吗?

城老职:他什么派都不是,他一开始是中立的,哪派都不参加,但他是乡党委书记啊!反正当官的很多都挨批斗。我母亲就是农民,但她是乡党委书记的老婆,……你说这有什么办法?不过我父亲开始时不参加是对的,后来发生武斗,“大军”挨“联指”杀了好多人,两派也互相斗,反正就是很乱的,幸亏我父亲有先见之明,两派都没参加。当时什么派不参加的人才是最聪明的。开始时挨“大军”批斗时,有些老人看得很远,他们甚至想到了日本鬼子进村时烧杀奸淫的样子,我们小孩都很害怕,连夜逃跑,躲到附近的山洞里。以前据说就是日本鬼子进村时一村子的人躲过那个山洞。我们家除了我哥是“联指”的,其他人什么派都没参加。但我哥的情况,连他参加红卫兵的情况,我都不清楚。



城老职:不参加(派别)是对的。参加的人很惨。当时在监狱里可能反而都要好一点,在外面的人,特别是那些参加派别的,很可能会被乱棍打死。1967年春节后我就从长沙回来了,后来就不搞红卫兵串联了,那时开始有武斗了。我们那时起都呆在农村,后来武斗非常要紧,我们都不敢出去了。我亲眼见我一个同班同学被打死,他是“大军”的,被一群“联指”的人乱棍打死,挨打时还大哭大叫“我是独仔啊,不要打我啊”,但这样还是挨活活打死了。我还有个同学也挨打死。就在附近地区的。当时很多人都逃跑了。幸亏我们什么派都没参加。



城工:分两派,“大军”和“联指”。差别啊?有差别啊,“联指”支持韦国清,他们很多都是成分好的人、干部背景的人,但也有工人家庭的子弟,但是比较少一点。像普通工人啊,成分不好的啊,对社会不满的人啊,很多都是“大军”。

我们参加过“大军”,后来乱了就什么也不参加了。

后来的武斗好要紧哦,我们×××市都出军队了,就在××××那里,喏,就是市中心×××河边那里呀,还架起大炮,往河对面打。你不信啊?当时真的架炮了,就在河边那里,晚上开炮,白天我们小孩不懂事还跑去看,真的啵,白天他们去收尸,市区里一些房子都炸烂了。很多尸体都炸成碎片了,认都认不得了,很多人就坐在边上哭。有些哭的人就是父母,哭自己小孩不明不白地挨打死了,看得都觉得很可怜。我们当时都是小孩,但毕竟也懂得一点了。



[注:网上流传的刘国凯文革亲历记的电子书,已用翔实经验指出文革不单纯是派性斗争,而首先是普通劳动群众对官僚专权集团的阶级反抗。]



城老职:“大军”和“联指”两派都有工人农民,两派都是群众,其实本质上就是群众斗群众。但要说具体差别还是有点的,“大军”里大多是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人,比如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4)关于知青上山下乡



星火:你怎么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乡干:我觉得知青对农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一个××县就有6000多名知青。他们不适应农村的艰苦,又不会做农活。他们很麻烦的,经常抱怨腰痛、头痛,要送他们去看病;经常找借口不下地(干活),还时不时在农村惹是生非、打架斗殴。但不能得罪他们,得罪了就是政治问题。对于知青,农民很不满;知青自己也不满。



星火:知青下乡是住农民家吗?

乡干:开始时是。后来给他们拨了专款,建了知青住房(泥房),给他们买了炊具,使他们能做饭吃。



星火:毛主席的本意之一好象是要“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锻炼他们。

乡干:其实可以送他们去农场锻炼,那里条件比较好。



[注:美国左翼学者莫里斯·梅斯纳等人还认为,下放知青到农村的主要用意是为了缓解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没能很好解决的城市隐性失业和半失业问题。1968年及其后下放知青和红卫兵,则有削弱心怀不满的城市造反派群众的政治意图,也就是说力图驱散不利于稳定统治的不满因素。]



城老职:知青下乡造成了很大问题,主要是知青不满。当时有个知青女孩,才19岁,为了有朝一日回城,嫁给了一个48岁的有妇之夫,因为他是乡村干部。结果那个男的为了那女孩,和原配离婚了,他就和那个19岁的女孩结婚了,等他想尽办法把那个女孩送回城后,那个女孩又和那个老男人离婚了……你看那个世道就是那样的……



城老职:当时我家住有两个知青,一个表现得很优秀,一个表现得很糟糕,这两个后来都作为模范分子被送回城了,这和当时我父亲是大队党支书有关系,我是这样认为的。





(5)关于赤脚医生



星火:毛泽东那个时代后期还是有些社会改良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比如赤脚医生。

城老职:他们平时也干活,拿工分。大致每个村有一个,都是本村人;他们接受一般的医学培训,能治感冒、发烧等小病,还能给产妇接生。村民往往更愿意去找赤脚医生,而不是去卫生所,因为赤脚医生和村民关系更熟。

常常是吃饭时,甚至半夜三更,群众有需要,赤脚医生背个药箱就上门来了。直到现在还有赤脚医生。



星火:直到现在还有?

城老职:对呀。一直都住在村里。





3、站在平等旧梦与新民国之间:日子比过去更好了吗?





星火:毛泽东时代要比现在平等得多吧,在城市应该比在农村要更明显些,因为农村还有自留地,还有偷偷种、养的。城市里绝大多数是工资劳动者,主要收入就是工资奖金。



城学:毛泽东时代确实很平等,主要是工资,奖金不像现在占那么大(比例)。但实际上还是有分化的,主要是干部家庭和工人家庭的差别,其实这也是(看得出)很明显的。

我有同学的父母是市里面或×××局里面比较高级别的干部,小时候去他们家里玩,看到人家家里的布局啊,穿的衣服啊就跟我们完全不同,那时我们都觉得很羡慕的。小孩子就是那么直接地看,也没拐弯抹角去想。

很多干部都得分配比较好的小楼,但工厂的工人都是住在一排排灰白色的小房子里,当时我父母都是×××市×××厂的工人,就是直到七十年代的时候还住在五十年代刚解放时起的那种小房子里,就是这样的啵。不过那时人际关系也蛮好的。

干部家庭的大人有时会在大院中间煮一大锅肉,附近一起玩的娃仔包括一些工人的娃仔都会跑来吃,呵呵小孩嘛,总是嘴很馋的。哈哈,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象有点可怜似的,其实那时大多还是比较融洽的。





星火:我想你说的很有代表性,但在那个时代也许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分化,是我从一本史书上了解到的,就是在当时的工人中,有国有企业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散工这些工人的差别,其实这似乎是个隐性失业问题。

城学:你讲对了,当时我就有好几个同学的父母是那样的工人,他们没有保障的,经常为工作担心,有时甚至兼职几种工作,类似今天的民工,活得也很累的。过去那个年代这样的人在×××市其实也很不少,但我也讲不清到底有多少。

其实你想想,中国那么大,不管什么时候问题都真的太多了,但是你也只能说说,没办法解决。





星火:那和过去七十年代相比,你觉得生活改善些了吗?

城学:改善那是肯定的,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什么都缺了。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是大大提高了,这个你也不得不承认吧。但是社会是很不平等了,这个也是很显著的。七十年代虽然有不平等现象,但是是在小范围的……大多数工人啊老百姓啊之间还都比较平等、和谐。

而且现在我们×××市里,治安问题越来越糟糕,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我就亲眼见过几次白天抢包的,还有骑摩托车抢啵,那个真是够嚣张了。



乡干:生活有改善的一面,但是有些方面也比较紧张。

星火:这个怎么说?



乡干:你比如讲以前我们家根本没有厕所,解手直接到附近公厕甚至田里或哪个沟边了事,现在城市亲戚支援我们建了厕所。这是生活改善了吧。还有现在有了沼气池,就可以省得去买好多柴火和木炭,生活也方便、干净多了。但是生活发展起来的代价是费用也越来越高,主要是这个费用啊。你比如讲现在用自来水,当然要比直接抽地下水好,但是这个自来水费也是不小的……

农村的生活,就我们家来讲,粮食和菜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平时养几头猪和一些鸡也可以宰来吃,但是还要买穿的用的,还有交这个水费那个电费的,包括还要买煤气,那就不够了。



星火:现在不是说免农业税了吗?是不是这本身效果不大?

乡干:不是这样的,免税效果还是有的,但问题是农业税免了,化肥种子这些农资价格又涨了,结果免税后等于没什么效果反而收益更少了。



星火:那这么说,光靠农村本身的生产还是不够的。

乡干:但我们也都这样生活下来了,当然只靠农村自己的产出肯定要紧张些,但我们家还算好,城市的亲戚也时常帮忙,所以我们家在农村还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但如果你看整个农村,真正困难的家庭还多得是。我们家人稍微多点,但劳动力也多些。你看如果是那种“一劳带几非”的家庭,那就很难搞了。





[注:调查一下乡干的基本家庭生活状况是颇有意思的。他的妻子和大女儿是家务和农活的主要劳力,他的大女婿也在家帮忙但基本职业是附近水库的一个工资劳动者,每月有一千多块的货币收入。他的二女儿已远赴江浙地区打工,三女儿和她丈夫在某城市经营一个夫妻理发店,做得比较辛苦,收入一般般。

四女儿经历颇为坎坷:她曾经去广东东莞打工,因为不满台资老板欺压换过几个工厂,在重重剥削之下好不容易有了些储蓄,结果因为一场大病把储蓄全花光了而且还背了些债(那种病与工厂的生产生活有一定关系),病愈后她回乡务农,至今也不想再去城市。

乡干的小儿子也在附近水库电力部门做工,月工资几百块,工作十分枯燥,有时还要在岗位上轮班守夜。但他宁愿不去城市打工,因为他也在广西某城市几家工厂做过工,感受过工厂工人的劳累、艰险、肮脏和卑贱。]







城老职:生活是比过去改善多了,我家就搬了好多次,越搬越大。从单位分配的三十多平米的小房子(80年代前期)到带前后院的平房(80年代后期),接着(90年代初)分配得七十多平米的单元楼福利房,但1997年前后房改很乱,我们向单位买过那个福利房的“半产权”,后来又转手了。通过政策和关系,我们又以较优惠的价格买得了120平米的一处经济适用房(1997年)。去年我们又开始分期付款按揭买一个170平米的楼中楼,每月付2000多点。

现在的主要收入是我的退休金和我爱人还在工作得的月入,以及原来那个房子的租金。除了还房贷和日常家庭生活开支,还得赡养老人。我就从我们家自己来看,还是过得不错的。但是我们还在为儿女们的工作问题担心,因为要持续还房贷,过几年爱人也退休了,光靠我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和房租是不够的。另外主持家庭必须要考虑储蓄以应付一时之需,比如突发的事件比如一场大病之类的,所以这样考虑来,也是有难处的。



星火:所以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且还不得不要考虑市场物价涨幅、银行利息率对房贷的影响。

城老职:那是的啵,但物价涨的话工资和退休金就应该及时跟着涨,不然就出问题了。







农科系:我认真算过一笔帐,我家和兄弟家一共七个小孩[注:五个“80后”,两个“90后”]就在升初中、升高中、升大学这些方面花的钱全部加起来已经超过二十万元人民币了,这还没累计年年大量的学杂费还有些小孩的住校费,这对我们家族来说是很要命的了。所以现在说“住房、教育、医疗是中国人民的新三座大山”这种说法非常准确。

城老职:现在儿女都长大了,起码教育上的担心少多了,以前小孩上个重点高中不够分数线就要“异价”一万五,上个大学挤破头又要五万五。现在就是期望小孩能找到工作,养活自己。我们亲戚家里有些年轻人也是很不争气,整天呆在家里不去找工作,吊儿郎当的,在家里“啃老族”。







星火:你们那辈人虽然也得靠个人奋斗,但起码有国家职业保障和一整套工人福利制度在那里,而且只要进入职工的体制中就会有个越来越好的生活前景摆在你们面前,只要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而且那个城市职工体制的队伍还在不断扩大,像你是从三线建设出来的就知道,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在有组织有计划地把越来越多的农民招募到城市当工人。你也知道,那时工人总还是有一定地位、尊严和生活希望的。

但现在的状况是工人是社会的最底层,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再也没有分配政策了,到处都有很大的失业压力。年轻人刚刚出到社会,也许还抱有某种幻想,你看很多年轻人的物欲很强,希望很大,等他们真正出去闯了,却碰得头破血流。现在是有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且市场和老板还可能把你榨干然后扔掉。

青年人在家里堕落当然不好,应该振作起来,全力实现自食其力,首先要养活自己,而不是为了什么靠个人奋斗向上爬的虚妄幻想。但我觉得不应该总是对青年一味指责,他们许多人也很迷茫。其实他们很多是聪明和诚实的人,而且他们也不是骨子里真的懒惰,他们是陷于迷茫和失望、甚至我觉得是精神幻灭,现在社会缺乏指导他们走出困境的实际力量。他们还没有觉醒和觉悟到生活的真正意义。



城老职:可是我们看问题也是很现实的,如果年轻人不去找事做,长那么大了还要父母来养,都二十多三十多岁的人了还要领退休金养老金的老爹老娘来养,不可能让父母养一辈子啊。

我劝了他很多次(指其亲戚的孩子),劝他去找工作,也看到×××(孩子他妈)经常偷偷哭,她丈夫过世后就指望两个儿子能找到工作,她自己靠一千多块工资过活,但经过几次失业后她儿子们都消沉下去了,很长时间没找工作了。她伤心自己的儿子三十多岁的人失业都一年了还不去找工作,整天颓废在家里玩电脑游戏,经常熬夜上网,人都瘦了一大圈,这真是太不象话了。

当然我也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和今天已经有很大不同了,今天要找一份工作的确更困难得多,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关键是希望孩子能学到一技之长、一门扎实的专业知识,将来出去社会到哪里都能做好某种工作。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不能一开始就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有的人才刚开始做工作,工作都还没做到位,就开始幻想买这个买那个,甚至买车买房。那种人,不管是做什么工作的人,都肯定混不下去的。



城工:我们那个集体工厂破产了,按法律应该把清算后的财产分给工人,这样每个人至少应该得十几万。但厂领导贪了很大一部分。结果我们被买断工龄,每个人才领得几万块钱。我有些同事组织了集会静坐,就坐在厂门口,拉横幅、喊口号。我去参加静坐了,说实在的还挺好玩的,让我又想起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了。但领导早就跑了,静坐了几次,好象都没什么用,结果都散了。(星火插话:钱领到了没?)哪里领得到!



……







星火·后记(2009年1月下旬重新整理):



在所有访谈的城市群众以及日常交谈的城市群众中都普遍感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是,一方面社会物质生产和普遍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另方面思想言论方面比过去宽松多了;但社会越来越不平等、政治腐败和治安恶化都被城乡老百姓认为是最突出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进步的方面也很有限。例如社会产品之趋向丰富与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过程同时发生,相对贫困和趋向相对贫困的劳动者数量越来越大(根据物价,按购买力和支付水平衡量,从个人或家庭维持基本生活各方面收支平衡的紧张度、工作的劳动耗费与回报的对比等实际情况来看)。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的征象,在这个社会其实已相当明显乃至刺眼;普通群众并不是完全看不到这一点,只不过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罢了。又例如在思想文化和言论自由方面,中国仍没有跳出1980年代以来几年松几年紧的“专制痉挛周期”。依然主要承担着“民众议事堂”功能的互联网,其被监控水平甚至逐年都在加强;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随时会收紧网罗,实际上也已反复折腾了无数次。换句话说,没有劳动者的集体的自我阶级意识和抗争意识的觉醒、提高,以及群众自我组织和集体力量的发展、壮大,被统治的广大劳动同胞们就摆脱不了任人鱼肉的命运。



不难发现,我访谈的人物主要是出生在1950—60年代的中年普通劳动群众乃至老一辈劳动者,因为访谈的核心着眼于历史变迁、社会变革的主题。我相信,他们的经历、思想和心态都比较好地反映了这一主题。但他们在展望未来时,即使是最乐观者,也只是表现出对自身以外的某些因素的模糊希望,在对自我与社会关系时表现出无奈、沉默乃至多少有些世故的心态。这种有些苍凉的心态,我感觉不是个别人的个性所致,而是一整个时代的社会变迁,烙在特定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些人们心中的微妙的集体印痕。我并不是说这一代人都没有前途出路了,而只是估计现实中的普遍情况。诚然,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心理,也不是个体的偶然因素能任意左右的,离开了社会大变革的主题,谈论这些都没有太大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年日常生活中,我零零星星地与几个在沿海工业地区打了些工的农村出身工人聊天(有的几乎和我同龄,且与本篇中的老农是同村或邻村的),发现他们不仅懂得更多现实(例如有位在外资工厂打工的仁兄谈话时主动向我大谈国际金融危机、国内政治经济和罢工等问题),更对现实具有强烈的敏感性和灵活态度,另一方面他们还很不了解本阶级的斗争历史,但如果当他们自己意识到要弥补这个缺点时,必然也会比中老年一辈劳动者带有更少的感情色彩,和带有更大的现实主义的理智和敏锐性,更能从越发鲜明的现实角度来重审过去的阶级斗争史。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特别是它的青年一代,蕴藏着极大潜力,而且早已开始多少表现出来。



当2008年即将结束前几个月,西南地区以及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出租车司机罢运,大规模的民办学校雇佣教师的罢教运动,以及南方失业工人的防守自卫性的工潮,这些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群众自下而上地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反映,是2004—08年以来一系列局部地区群众起义的升级延续,同时也是阶级意识觉醒的预兆(例如川渝罢教老师的鼓动宣言中尤其提到了“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的鲜明思想)。工人阶级将自己学会自我组织与集体斗争,先进分子当然有义务参与(但不是包办替代或自闭自诩“指导”)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而首先是应该靠拢大工业区、力图融入产业工人阶级,在参与具体斗争生活的同时,进行思想理论清算和对当今现实予以阶级分析,(当务之急之一是)提供对改开三十年即整个当代社会变迁的解读(据说先驱社的鸿篇巨制《从官僚社会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电子书,即将完整发布于互联网)。对于融入工人阶级,和引起重读社会变迁的兴趣,我希望本篇拙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同辈青年开始关注、投身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探索事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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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民间杂谈:在平等旧梦与新民国之间恍惚(整理者:南方星火)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7日 14:11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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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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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进派
(以左畔学社编者按的形式的评论)


这是一篇来自自称80后左青的调查访谈录,它采取了与群众访谈录与整理者的注解相结合的文章形式。这不失为一种可读性较强的创造性的调查访谈录形式,值得肯定和倡导。访谈所选题材和命题都很有意思:它反映的主题是社会变迁的现实历史,即使在一系列注解里也没有抽象地谈“纯理论”,也并非为“学术目的”而大谈历史、而是力图紧扣今日现实(不过在这一点上作者似乎仍不够紧扣现实,在谈历史特别是文革史时,稍显庞杂散漫,似乎扯得较远)。值得肯定的是整理者南方星火网友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在后记中整理者又表达了对时代基本切题的思想诉求。另外,整理者注意到了群众的一些细致微妙的心态,读来觉得很有意思。整理者对群众语言做了书面化处理,也保留了一些原汁原味的群众语言风格,这也不错。

当然,作为访谈调查本身来看,我认为这篇记录也有不少缺点,希望能与已参与或有心参与类似社会调查的年轻同仁探讨,以便利把调查访谈工作做得更好。其一,本篇着重于“劳动者群众”,包括工、农,这是很好的;但是本篇似乎有点偏于与农村群众交谈,今后的调查和关注点是否可以更多集中于城市无产阶级(当然也包括农村出身的工人)?我当然决不是说要“忽略农村农民”,而是更多集中于产业工人,这与整理者自己也强调要“融入产业工人阶级”是一致的。同时,在调查中,也注意农民与工人之间的实际联系。其二,本篇涉及话题非常广泛,但,是否过于“泛”了些?我并不认为非要缩减访谈的广度不可,我是想指出可以提高访谈的深度,更深入地探讨问题,使一些问题更具体化。例如,第一节的第五小节“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个问题可以让更多工农群众自己来说(不一定求得正确结论),而不只限于与一位基层乡干部讨论来得出结论(当然应该说这位基层乡干部还是有效反映了农村社会的诸多问题)。至少可以让左青看到群众对这个具体问题的认识水平是怎样的。对于调查访谈的话题,应该事先准备一个笔记提纲,规定大致范围和提问角度,并且在心中拟好大体的调查方法;在调查过程中,应懂得“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调查中应随时把重要要点记录在草稿本上(包括记录自己的心得),根据已有调查来调整预定提纲、范围、角度和调查方法,事后再集结整理,以某种形式发表。这样,就可能更多避免话题过泛,或访谈中思绪散漫的毛病。另外,某些方面可能有局限性、片面性的缺点,一些细部的调查不足;我相信读者自有判断,在此不赘。而且应该说十全十美的调查访谈总是不可能的,指出缺点不足才有更上一层楼的改进余地。

最后我要说的是,南方星火网友的这篇调查访谈,纵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但它至少还给年轻同仁们(包括给我)这样一种亲切感:它说明了一个当代的共产主义青年也能自由和自然地与群众交流,并且力图把群众语言与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沟通起来,而当代的许多泛左青年(特别是刚入门的青年或长期局限于小圈子小宗派里的青年),却容易以“为人间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之类的身份自居自负,或被身边群众当作另类的“外星人”而“孤独寂寞”“徘徊惆怅”。

不!当代青年不应为“自己的理想”而“孤独寂寞”“徘徊惆怅”,也不应该“彷徨”于左翼小知的重重迷雾中!而应该学会用群众的语言来表现自身、学会融入火热的阶级斗争与当代生活中去!“应该靠拢大工业区、力图融入产业工人阶级”,“开始关注、投身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探索事业”,——这也正是本篇整理者在结尾后记中告诉大家的。



2009年1月23日 农历大年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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