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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十月评论:菲律宾革命资料(1980年代)】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6日 18:51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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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革命往那里去?

作者:符连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第13卷 第10—11期(总第118/119期)1986年10/11


  菲律宾的“人民权力”动员了以百万计的工人、贫农和中间阶级份子,反对马可斯独裁。可是,“二月革命”的果实,却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其主要成员包括马可斯的国防部长安里尔。
  菲国的事变,显示本国统治阶级有能力从一个似乎无望的局势中恢复生机,也显示统治阶级只能走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来达到这个目的。
  一些左翼组织(包括一些独立马克思主义组织)在二月总统选举中支持阿基诺,他们的竞选政纲自限于赶走马可斯,他们希望能“将阿基诺推到左边”。
  大部份左派(包括在菲共影响之中的工会和群众团体)杯葛选举,认为选举是一个骗局,阿基诺是资产阶级的候选人。
  而兴起动员起来的群众,却视选举为表达对马可斯政权的积愤的机会。群众斗争的暂时焦点,是争取自由参与政治行动的权利。
  由于左派没有提出一个选择马可斯还是阿基诺的两个方案以外的工人阶级的第三个方案,所以,杯葛行动就不经一战地将民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了阿基诺和资产阶级反对派。
  大选之后,左派组织检讨杯葛策略,承认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一个“惨痛的错误”。不幸地,这些组织的领袖却似乎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批判性参与”——即投阿基诺一票——是唯一的选择。今天,这个意见就引伸为政治上支持阿基诺,反对政府中较右翼的份子。
  菲共提出,阿基诺政府内的“自由派和进步份子”,“承认有必要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斗争”。菲共机关报《国民》的1986年5月号,主张以友好态度对待政府的自由派一翼,并强调“可以吸引它来支持人民的要求,或是中立它。”
  菲共强调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被接受为“过渡性联合政府”的一部份,与亲资本主义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但阿基诺则强调她永不会委任共产党人入政府内。
  菲共今日对阿基诺的妥临态度,突出了毛派思想对菲共的残余影响。菲共是在1968年从亲莫斯科的共党中分裂出来的毛派组织,最初进行农村游击战争,在70年代中期与中共疏远,在城市也有半合法的活动.
  毛派的“人民战争”战略。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在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认为武装斗争是为了保卫工农争取具体要求时的动员而进行的,但毛派的军事行动,却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而且它的基础是脱离城市中心的农民军队。
  与这个战略结合的,是与毛派所称“四个阶级联盟”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份子进行政治联盟。所以,菲共号召将外国和垄断机构收归国有的同时.宣称:“工人反帝斗争的一部份,就是与民族资本家联盟,具体来说,就是工人寻求保护本地资本,对抗外国垄断。工人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中和在制订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有更大的份量。”(《国民》,1986年5月号)
  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知道,群众的动员会威胁它们的统治,所以,它们尽量用改良主义的选举方案来制造解决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问题的假象,以便消解群众的愤怒和积怨。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显示了如果工人组织不保持政治镯立性,会有悲惨的后果。
  最好的例子是伊朗工人组织给予霍梅尼“反帝”政府的政治支持。伊朗的左派在反对伊朗王的“法西斯主义”势力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名义下,协助霍梅尼重新稳定伊朗资本家的统治。不久,工人运动的头颅被砍去,迷失方向,最后力量被打散。
  在菲国,资产阶级需要控制动员了的群众,但只要工农对阿基诺抱有幻想,以为她可以根本改变该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菲共及其影响下的群众组织又支持阿基诺,那么,群众的幻想会加深,群众的独立动员会被削弱。
  推翻马可斯并非菲律宾革命的唯一目标。
  该国斗争的一个中心内容,是解放菲国人民脱离外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在马可斯统治下,世界银行加诸菲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帝国主义资本大量渗入,而紧缩政策和军事统治,则保障了利润。
  今天,阿基诺的财政部长不敢改变以往的战略,因为要打破帝国主义对经济的钳制,就要动员菲国群众,但一旦群众动员起来,就会推动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动力,这却是统治阶级最为害怕的。
  土地改革是斗争的另一主要内容,它关系到不仅是债务缠身的农民、低贱的农产品价格和跨国公司的侵略,还有大量无地农民。身为地主的农业部长,无法超越马可斯推行的蹩脚改革。
  所有这些政治民主、民族解放、土地革命等民族民主任务,在先进工业国家,都是在资本建立经济统治的过程中达到的。
  可是,到19世纪末,踏入现代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在所有低发展国家建立,这些国家便没可能像先进国般有平衡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依赖性的资本主义在前殖民地世界建立起来,这些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即使它最“民族主义”的份子)害怕工人多于害怕外国资本,因此连民主任务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便落在工人和贫农身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工农联盟。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早年的时候曾强调:“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需要动员所有革命份子,特别因为本地统治阶级倾向于与外国资本妥协,损害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正如在西方采用工人联合阵线的口号是用来帮助揭露社会民主党如何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一样,反帝联合阵线的口号将帮助揭露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帮助工人群众发展革命意志和提高阶级意识……”(《共产国际首四届大会文献》第415页)
  在20年代斯大林领导下共产主义运动趋于官僚堕落时,反帝联合阵线及其与解决革命的民主任务的关系,被歪曲了,从原本是动员群众争取本身阶级利益的策略转变为压抑群众使之与所谓反帝的资产阶级进行纲领性联盟的战略。要与资产阶级联盟,就表示要减弱工农的要求(因工农的要求的逻辑发展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在菲国,由于工人运动不能提出一个政治上的第三个选择方案,阿基诺便填补了空白。
  二月杯葛是失败的,原因并非因为没有选举舞弊,而是因为群众认为他们的干预可以撤换马可斯。但这并非如菲共后来所说,应投阿基诺一票。
  选举的时候,阶级利益问题会通过政府表达。为了杯葛舞弊的选举反对独裁者而建立联合阵线是一同事,跨阶级地联合支持资本家阶级的候选人又是另一同事。与压迫者阶级进行这类合作,会令工农无法建立一个独立的运动。
  阿基诺不会代表劳动者利益,可见于她同意以劳雷尔的保守政党的名义竞选。为此,她降低了取消美军基地及进行土地改革的主张。
  只当阿基诺拒绝接纳一系列主张后,“新爱国同盟”才呼吁进行杯葛,这时已无法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了。“新爱国同盟”的领导人相信,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推翻独裁者,他们也看不到有必要在政治上组织工农——独立地不依附于亲资本主义的选举集团。
  如果群众组织尝试推出一个工会或农会的领袖出来竞选,那就不会让资产阶级反对派独占场地了。左派的独立动员是有潜质的,因为有数百万人属于工会、农会和贫民组织。
  如果发动一个朝向群众行动的竞选宣传活动,就有可能呼吁取滑美军基地,不偿还外债,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及提出工农争取民主和社会变革的其他要求,通过集会,游行、请愿及其他围绕争取选票而进行的策略,可以动员群众,当群众动员起来时,就有条件实行积极的杯葛。
  菲共的杯葛策略,根源是它认为农村武装斗争比城市群众动员更为重要。所以,即使是二月革命后,菲共仍说,“武装斗争是推翻反动、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斗争形式。”(《国民》,86年3月号)
  尽管工人和城市贫民同情新人民军,但他们对阿基诺政府实行改良的能力仍有幻想。他们进行的求取每日生存的斗争,是不能用进行农村游击战达到的。他们的革命运动要建立和巩固,就要从工厂和社区的独立动员开始。
  菲共现正与政府进行停火和谈,其中的议程包括能否容纳菲共进入阿基诺—劳雷尔—安里莱的政府。这显示菲共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一翼的信任。
  到目前为止,菲共对阿基诺政府的“进步”一翼只作含蓄的批评,对于阿基诺委任而非由人民选出一个草拟宪法的委员会,菲共并不作声。
  固然.阿基诺政府在群众压力下作出的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恢复人身保护令,撤除一些马可斯委任的官员——是应该加以欢迎的。但这并不表示要信任政府有能力解决菲国人民不断面对的问题。正因政府享有广泛民众的支持,所以就更需要建立另一政治中心。
  虽然独裁者已垮台。但压迫性统治的主要国家架构仍存在。要推进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就不仅支持阿基诺取消军事统治的机构和撤除亲马可斯的官员,还要呼吁全民选举国民会议和地方议会。
  菲国对美帝的附从,可见于美帝控制的市场支配了农民经济,更见于菲国的26亿美元外债和美军基地的存在。
  在农村,土地改革是急切的要求,而农业工人(尤其是在衰颓的蔗糖业)则要求有工做,有合理的工资。在城市,保留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的斗争,是工人运动的主要斗争。所有要求,都必须结晶在一个战略性的焦点上——呼吁有真正的人民权力,一个工农政府,没有老板,没有富有的地主,没有军官将领。
  这样的群众运动是有前景的。工人罢工次数不断增加。而在7月6—8日亲马可斯势力的政变企图后更明显表露了阿基诺政府的阶级性质;国防部长安里莱还与叛乱者握手呢!
  目前,资产阶级尝试依赖阿基诺的道德形象来压抑群众的愤怒,但当政府的改良形象减弱时,资本家就会诉诸更多镇压手段了。
  如果有独立的取向,工农和城市贫民的群众运动就能采取主动。要能实现“二月革命”未达致的要求,就要坚决地维持运动独立于统治阶级的任何部份。
  首先,就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当群众自觉到其自身的力量、有信心于他们本身的群众组织能构成民主统治的基础时,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在菲国提上议事日程。

(美国《社会主义行动》198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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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十月评论:菲律宾革命资料(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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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政府陷入严重危机

作者:费达文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第13卷 第10—11期(总第118/119期)1986年10/11


  11月23日,阿基诺总统命令内阁全部25名成员辞职,并宣布她已接受国防部长恩里莱的辞职。恩里莱及其军方支持者曾威胁要采取行动,迫使阿基诺政府实行他们的政策。
  同时,她向民族民主阵线发出最后通牒,要在11月30日前达成停火协议,否则“终止所有进一步的谈判”。
  民族民主阵线是支持游击战运动的一个政治联盟,它的一位谈判代表奥金保说会谈将恢复。自从奥拉里亚——菲国最大工会联盟“五一运动”的领袖——被谋杀后(许多人相信事件与军方有关),谈判即已终止。奥金保说:“撤除恩里莱后,我们便可与政府展开谈判。”
  阿基诺任命伊里托为国防部长,取代恩里莱。伊里托曾在西点军校受训,50年代率领军队镇压一次农民起义。伊里托上任后,声言会部份同意阿基诺的停火谈判。
  政府的改组,发生在一连串工农与地主、资本家日益分化的事件之后。阿基诺面对重大压力,使它未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来压抑群众争取变革的斗争。
  11月20日,几十万人在马尼拉市中心游行,为奥拉里亚和他的司机阿里尼举殡。示威者要求恩里莱辞职。
  两日后,驻守宿务和棉兰老岛军营的军队进行集会,支持恩里莱,政变的威胁日增。宿务市上空更有军事飞机散发传单,要求阿基诺辞退“左倾”内阁成员,以及早日召开总统选举。
  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拉莫斯命令军官拒绝听从国防部和恩里莱支持者的指挥。接着,恩里莱被撤职。
  拉莫斯协助阻止恩里莱支持者的政变企图,但为此,他尝试也向阿基诺施加压力。11月21日,他与阿基诺会面,表达军队的要求——撤走一些内阁成员,对叛军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据说,军队的主要目的,是削弱阿基诺助手阿鲁约的权力,和撤走劳工部长山齐士。他们两人都是律师,都曾反对当灌者违反人权。山齐士也曾反对国防部长动用军队来对付罢工。恩里莱被撤职后,一名高级军官向纽约时报说。“危机尚未过去。政府还要依我们的要求办事。”
  菲国的天主教会支持阿基诺。11月21日,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宣布,会发出教会通讯,呼吁赞同阿基诺提出的新宪法,亦即确定阿墓诺六年的总统任期。87年2月2日,全国将进行全民投票,决定是否赞同新宪法,然后在5月11日,将进行选举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投票。

  工人阶级的期望

  马可斯独裁政权倒台,令工农存有新希望,但在现实中,他们却面对莫大的阻碍,这个期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加深了政府的危机。
  菲律宾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亚洲大部份地区。工人并不能从新政府处得到协助,所以他们要发动几百次罢工,争取组织权利和改善工资及工作涤件。有时,他们面对国防部派来的破坏罢工的军队。政府也没有履行诺言——撤消马可斯的反劳工法例。而军方却不断要求镇压五一运动。政府也未惩罚谋杀五一运动领袖的凶手。
  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上,糖和其他农业出口产品的价格急剧下降,使菲国农村更陷困境。糖业巨子仍保有土地、财富和私人军队,但农民就面对饥饿威胁。尼格鲁岛有74%在15岁以下的儿童,营养不良,几间医院挤满垂死的儿童,他们都是因饥饿引起的疾病而永远元法复原的。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导,阿基诺任命为尼格鲁岛代理总督的人,正积极进行土地改革,这个改革是:蔗糖种植园园主可以向政府出售3成土地,以便成立商业农场,邀请外国公司投资;另外1成以低价卖给种植园的工人,使每户可以有四分一顷地。种植园园主可以保留其余6成土地。
  这个差劲的土地改革不能拯救目前在死亡边缘的儿童,但即使这样的土地改革,也遭受种植园主势力的反对。最近安里莱去访问尼格鲁岛后,园主更受到鼓舞。
  由于阿基诺政府不愿打击地主的势力,因此尼格鲁岛大量农民继续支持游击运动。
  9月13日华盛顿邮报报导:‘对于游击队员,例如37岁的农民嘉约约来说,唯一选择是继战斗。他认为,只有一个革命政权才能给予他应得的土地。他说,“我们要继续斗争,我看不到这个政府可以做什么。”’

费达文(《战士报》1986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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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抗议奥拉里亚被谋杀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6年10/11月 第十三卷 第10/11期(总第118/119期)
图:奥拉利亚举殡——装载着遇刺丧生的劳工领袖奥拉利亚及司机的灵柩的卡车,周四缓缓驶过马尼拉街道。数以万计支持者送殡。


  奥拉里亚受虐杀的尸体在11月13日在马尼拉市郊被发现,引起了全国震动。奥拉里亚的父亲在1983年从狱中被释放后不久死去,他是菲国阶级斗争工会运动的中心人物,创办了『五一运动』。他死后,儿子奥拉里亚接替为『五一运动』的负责人,85年8月更被选为新成立的左翼政治组合『人民党』的主席。
  奥拉里亚被杀后,民族民主阵线宣布中止与政府的谈判。11月14日,以千计的示威者要求国防部长恩里莱辞职。
  以下,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致送『五一运动』和『人民党』的函件,表达对菲国工人运动的完全支持。『五一运动』和『人民党』的同志们:
  我们得悉『五一运动』和『人民党』主席奥拉里亚被残酷谋杀的消息时•感到十分震惊和哀痛。在这个哀伤的时刻,我们向你们表达完全的支持。我们请求你们向奥拉里亚的家人和朋友转达最衷心的慰问。我们呼吁所有工人阶级和进步、民主活跃份子加入抗议行动,在全球许多国家对谋杀事件作出反应。
  奥拉里亚之所以被虐待和谋杀,是因为他已成为菲律宾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工会运动和菲国战斗性左派的象征。奥拉里亚死后,仍有许多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干部,失踪了和不断失踪。
  然而,资本主义反动势力这次新的罪行是尤其严重的,因为这是首次有一名合法左派的民族领袖被绑架和残杀。军方正发动许多挑衅性行动,尤其是在10月逮捕色拉斯(色拉斯被指为菲共1977至1986年中的主席)。
  这些行动的目的很明确:阻止民主权利扩展,初期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自86年2月以来争取到的斗争成果,重新制造恐怖气氛•为回到独裁统治铺好道路。
  奥拉里亚被谋杀,不能也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他为工人阶级和菲国贫苦群众进行的斗争,会持续下去。今天,更迫切需要建立积极支持菲律宾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团结行动。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1986年11月14日

(《国际观点》86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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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6日 18:57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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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菲律宾新兴的几个群众政治组织

作者:毕迪尚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第13卷 第12期(总第120期)1986/12


  在推翻马可斯独裁政权的过程中,民众广泛动员;86年2月阿基诺夫人上台后,民族民主任务仍急待解决,这就引发起左派力量进行热烈的辩论探索,同时,民众的组织也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少新的组合。
  86年12月8日出版的《国际观点》,载有一个菲律宾特辑,其中一组文章是三个新成立的组织的代表人物在86年8月接受访问,介绍这些组织产生的因由,谈论它们的立场和前景。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访问记,了解今日菲国活跃多元化的政治局面,以及探究推广民主参与,落实民众权力的方法。
  以下是三个访问记的节译。

* * * * *

组织:推广人民民主志愿者组织 (VPD)
   VOLUNTEERS FOR POPULAR DEMOCRAGY
被访者:杜力 EDICIO DE LA TORRE
被访者背景:“圣言组织”神父,初为了自由农民协会”牧师,后来激进化,72年成为支部“基督徒争取民族解放组织”(CNL)的主席。73年“民族民主阵线”(NDF)成立时,他已是其中一名领袖,后被捕,在狱中度过5年多。8O年去罗马,82年4月返国时再度被捕,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获释。今天,他与莫里尔HORATIO MORALES(“民族民主阵线”前主席)共同领导“推广人民民主志愿者组织”。


问:“推广人民民主志愿者组织”(以下简称“志愿者”)在菲律宾左派之中占什么位置?

答:我们获释前几天在狱中开始讨论发动这组织。我们分析政治局势和必须的任务时,得出结论:虽然阿基诺夫人做了总统,但独裁制度仍未完全瓦解,因此斗争必须继续。
  为了对抗想巩固“精英者民主”的势力,我们认为必须推动人民民主的兴起。人民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名词,它所包含的内容有直接民主——不倚赖于传统的政党,同时有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度。
  由于有必要推动符合人民需要,重组左派和中派力量的政策。因此应成立一个政治联盟。
  此外,政府内新任命的进步官员叫我们协助他们推行工作,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所以,“志愿者”一方面设立工作组协助政府内开放、进步的一翼,另一方面在政府之外干预群众运动,协助成立一个政治联盟。

问:你们与“新爱国同盟”(BAYAN)和“人民权力”(LAKAS)是什么关系?

答:我们本可参加“人民权力”,但支持阿基诺夫人的一些派别和民族民主派一些人士都不想加入“人民权力”,而我们也不想加入“新爱国同盟”。所以,我们选择不是成立第三个联盟,而是作为一个连系,连结起“人民权力”和“新爱国同盟”。我们不想成为一个新的政党,也不想认同任何现存的政党,但我们认同民族民主运动。“人民灌力”也像我们一样,正发挥“人民权力”这个主题.我们应该帮助它将理论付诸实践。

问:你们其中一个工作是支持政府内进步一翼。这样会否被人视为合模于资产阶级政府?

答:我们对政府所能做的事情全无幻想。到现在仍没有任何重要的社会或经济变革。但二月以来,却事实上有了一些改变,我们要最大地利用目前局势所赋予的机会。我们要在两个平面活动,一方面是与所有民主份子形成一个共同阵线来对抗新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面是推动人民民主以对抗精英者民主。

问:你能否解释人民民主是什么意思?

答:我们没有足够的理论研究,也未曾试行人民民主的真正形式。每个人对人民民主会有不同的定义。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是人民议会(POPULAR COUNClLS)。菲律宾大学法律中心在讨论宪法问题时谈到这点。
  我特别重视随时撤换代表的权利,在选举和制定法律上人民有直接主动的权利和进行全民投票等。这些都是人民民主的一些内容。我们希望能在一些市长是进步人士的省份进行人民议会的具体实验。

问:“二月革命”后,左派内(包括菲共内部)进行了一连串讨论。你有什么评价?

答:我认为这些辩论对于整个左派来说都有正面意义。菲共的自我批评和内部辩论,在左派中引起不错的反应,认为终究仍可在菲共内部进行辩论。但辩论本身并不证明是民主。我认为左派仍要继续发挥民主精神。值得重视的是不同的意见现在可以得以表达。
  在菲律宾左派中间,多是口头的讨论,文字的讨论仍极为不足,这点有待改善。

问:你能否简介“基督徒争取民族解放组织”?

答:它可称是“民族民主阵线”内的宗教一翼。它最初发展时是自发的。1972年实行军法统治后,菲共成为唯一能够保护活动份子免受镇压的组织。“基督徒争取民族解放组织”也受到菲共领导的地下工作网保护。1981年“基督徒争取民族解放组织”召开第二次大会,决定进行它自己的一项工作,就是改革教会。在菲律宾马克思主义方面。关于教会的问题仍是一个理论空白。

问:“民族民主阵线”代表什么样的阵线?

答:“民族民主阵线”受到军法统治(1972—86)的深刻烙印。在军法统治下。只有菲共和回教的“莫洛民族解放阵线”能够有效地活动。所有地下组织都要接受由菲共领导的联合阵线,舍此无其他选择。因此,“民族民主阵线”是菲共领导的运动,其中一些参与者并不属于菲共。这个阵线是所谓“民族民主派”合作的场所,他们都参与争取民族民主目标的长期斗争,但不加入菲共。
  1982年,曾有尝试结合不是毛派源始的独立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人士;当时已草拟好一个“民族民主阵线”新的政纲。这个结合并无实现,却也克服了以往的敌对关系,建立了实际合作的非正式关系。
  将来,本身是联合阵线的“民族民主阵线”,有可能与其他力量结成一个更广泛的联合阵线,进行合法、半合法的群众活动以及地下革命斗争。
  我觉得菲律宾的进步运动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联盟,并结合一些国际因素(例如苏联阵营的作用)和国内因素(例如社会民主派的作用)。

* * * * *

组织:人民党PEOPLE'S PARTY (PNB)
被访者:西松 JOSE MARIA SISON
被访者背景:1967年因批评党领导,被亲苏的菲共(PKP)开除出党;1968年12月创立“新”菲共(CPP),任主席,直至1977年11月被捕。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获释,不再在菲共内起领导作用。在西松发动下,作为表达民族民主流派的人民党在86年8月成立。

问:人民党将会扮演什么角色?

答:民族民主运动第一次采取政党的组织形式。以往,民族民主群众组织在政治平面的活动太狭窄,经常没有任何选择,迫得要支持上层阶级的代表人物,支持传统的政党,这就方便了上层阶级的政党从它们那里吸收党员。
  现在,有了人民党,可以填补这个政治空白。人民党的民族民主政纲.与其他许多民族民主联盟类似。我必须指出人民党党章的一个规定:不少于6成、不多于7成的市级以上机构的领导者必须来自工人、农民群众运动,这就可保障党的人民性质,也可在劳动群众中间培养领袖人才。
  人民党也重视政治教育工作,它围绕与群众有切身关系的问题来组织、动员群众,所以,人民党不像一般传统政党那样.只在竞选期间才活动。人民党会不间断地与压迫、剥削人民的人斗争。
  在现阶段,人民党提出的口号,可能是反对失业、贫困和无耕地。争取就业和土地改革的要求,易于立即团聚全国的群众运动。在提出这些要求时,也就会同时批判引致失业、贫困和无耕地的社会制度。

问:人民党是合法的政党。它与菲共和新人民军是什么关系?

答:我不能替菲共说话,但我可以尝试比较人民党和菲共的关系。人民党不是菲共的竞争对手或敌对者,也不是菲共的延伸或取代物。
  我觉得菲共继续会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党。领导菲律宾革命和广大的菲国群众。人民党并不自称为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党,它甚至不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
  举例来说。你接受了革命观,那么,你会怎样比较斗争的合法形式和武装形式?当然你会把武装斗争放在首位,因为它此合法斗争更为重要。不是吗?

问:那么.人民党的成立并不表示菲共已放弃武装斗争路线?

答:如果我回答你的问题,就等如承认人民党与菲共之间有某些开系。不如这样说,我个人觉得,人民党的作用不及革命组织大。后者能更有效地彻底地改变菲国社会。但人民党有自己的政治和组织独立性,虽然在不少问题上它与其他组织例如菲共有共同立场。人民党会避免会令它受到法律制裁的组织性连系。
  人民党的成立并非菲共的合法化。我认为共产党争取合法化的最佳途径,是夺取到政权,又或争取成为新的联合政府的一份子,而同时能继续维持它的革命事业。

问:人民党会否参与竞选?

答:会。今天有可能这样做。今天有许多合法组织和合法斗争。但选举斗争并非首要的。我们有必要建立支持人民党的广泛群众基础,也要面对传统政党背后的金钱势力。

问:人民党有多强大?

答:党员已有几千。[按:从8月成立到12月底,党员已逾10万]“新爱国同盟”的成员组织有2百万会员,他们是人民党吸纳党员的基地。可以说,它是我们发展的潜力。
  我觉得人民党可以是由南至北广泛扩散的,马尼拉则会是其中一个主要据点。可以肯定的是,新爱国同盟强大的地区,人民党也会强大;民众沿民族民主方向趋于战斗性的地区,人民党也会强大。

问:这是否表示人民党取得的群众支持可达1千万?

答:它有潜力达6百至1千万。但人民党要自己做功夫,不能依赖其他组织。事实上,它吸收党员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开始时,人民党的干部成员来自民族民主群众组织和群众联盟。然后,人民党就发挥本身的动力,有本身的政治和组织特性。

问:你觉得人民党能获得多少选民支持?

答:它肯定可以在全国成半至两成地区成为第一大党。在其他地区,它的候选人也可以与其他政党联盟而获选。

问:菲共对于在总统竞选中采取杯葛政策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你有什么意见?

答:菲共认为杯葛政策是一个重大的策略错误,它令革命左派不能取得更大成果,但这并不表示它失去了以往的支持。菲共并不认为杯葛政策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因为它并不认为武装斗争已不需要,或是武装斗争要从属于其他斗争形式。

问:你曾说人民党将来要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已有几个群众组织存在了……

答:人民党始终会需要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但它们会与其他民族民主组织有合作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5千4百万人,而最大的民族民主组织“新爱国同盟”也只是组织了2百万人。更多的民主努力不会对革命运动有害!
  从一个非常革命的立场来看,可以说,只要仅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和一支人民军队,那么.群众组织的民主扩散就是很好的事情。

问:照你看,经过最近的事变,菲国左派今日的发展有什么特点?

答:菲律宾的基本问题,例如美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没有解决。二月激情过后,明显地,菲国政治两极化的问题仍持续。在今日的政府和军队中,已有3个派系互相倾轧。我认为,统治制度正腐化,革命力量则在巩固力量。

问:你认为联合阵线的实践,在二月前和后有无分别?

答:联合阵线作为一个阶级路线是一贯的。它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基本的联盟,它们是革命联合阵线的稳定根基。然后就是联合阵线的第二层次,就是劳动群众加城市小资产阶级。再然后就是中产的资产阶级,最后,就是利用剥削阶级中间的分裂和矛盾。
  联合阵线所有层次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孤立和消灭最反动的势力,使我国从外国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拉则会是其中一个主要据点。可以肯定的是,新爱国同盟强大的地区,人民党也会强大;民众沿民族民主方向趋于战斗性的地区,人民党也会强大。

问:这是否表示人民党取得的群众支持可达1千万?

答:它有潜力达6百至1千万。但人民党要自己做功夫,不能依赖其他组织。事实上,它吸收党员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开始时,人民党的干部成员来自民族民主群众组织和群众联盟。然后,人民党就发挥本身的动力,有本身的政治和组织特性。

问:你觉得人民党能获得多少选民支持?

答:它肯定可以在全国成半至两成地区成为第一大党。在其他地区,它的候选人也可以与其他政党联盟而获选。

问:菲共对于在总统竞选中采取杯葛政策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你有什么意见?

答:菲共认为杯葛政策是一个重大的策略错误,它令革命左派不能取得更大成果,但这并不表示它失去了以往的支持。菲共并不认为杯葛政策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因为它并不认为武装斗争已不需要,或是武装斗争要从属于其他斗争形式。

问:你曾说人民党将来要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已有几个群众组织存在了……

答:人民党始终会需要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但它们会与其他民族民主组织有合作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5千4百万人,而最大的民族民主组织“新爱国同盟”也只是组织了2百万人。更多的民主努力不会对革命运动有害!
  从一个非常革命的立场来看,可以说,只要仅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和一支人民军队,那么.群众组织的民主扩散就是很好的事情。

问:照你看,经过最近的事变,菲国左派今日的发展有什么特点?

答:菲律宾的基本问题,例如美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没有解决。二月激情过后,明显地,菲国政治两极化的问题仍持续。在今日的政府和军队中,已有3个派系互相倾轧。我认为,统治制度正腐化,革命力量则在巩固力量。

问:你认为联合阵线的实践,在二月前和后有无分别?

答:联合阵线作为一个阶级路线是一贯的。它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基本的联盟,它们是革命联合阵线的稳定根基。然后就是联合阵线的第二层次,就是劳动群众加城市小资产阶级。再然后就是中产的资产阶级,最后,就是利用剥削阶级中间的分裂和矛盾。
  联合阵线所有层次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孤立和消灭最反动的势力,使我国从外国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

* * * * *

组织: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协会 BISIG
被访者:聂文祖 FRANCISCO NEMENZO,协会主席
    戴卫RANDOLF DAVID,协会副主席

问:这个新组织在86年5月组成。能否简介它的性质?

戴:BISIG是“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协会”的简写,但这个字也可解作手臂、劳工、协会或工会。它还未是一个政党,但也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的成员是社会主义者,来自多个思想或实践源流——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信仰、基层社区工作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反对官僚式或专制式的社会主义,即以国家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我们都觉得,适合菲律宾的那种社会主义,应该彻底地异于国家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它应该是明显地带有民众色彩的,起关键作用的不应是一个中央全权的政党,而应是众多的群众组织。我们都在探索政党以外的可能性。

问:协会是否二月革命的产物?

聂:协会是86年5月成立的,但它的政纲却早在85年12月便确定了。
  我们觉得,从未有人向菲国人民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被人歪曲嘲弄,而自称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人,却不去保卫社会主义本身。因此,我们将会进行一个推广社会主义的运动,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保卫它不受歪曲,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目的是为在菲国成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作好准备。即使菲共也是经常以民族主义姿态出现,甚少正面保卫社会主义。

问:你们是否想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组织?

戴:协会成员来自起码4个思想传统,但我们不是想将这几类人连在一起,而是想基于各人的经验,共同探索前景。我们用了足足一年时间,进行每周研讨,才决定正式组成协会。这些研讨有很大教育意义,它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例如,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优点,在于它保证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但另一些人指出,同样重要的优点,是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优越性,马克思就谈到了关于异化的问题。
  所以,我们尝试发展适合我们状况的菲律宾式社会主义,并自觉地避免任何教条主义倾向。

聂:当我们谈及菲律宾式社会主义时,我不希望引起错觉,以为我们有偏狭性。相反,我可以说,在今日的菲律宾,我们的看法是最国际主义的。菲共不愿在国际问题上表态,社会民主党也是。旧菲共的国际主义,则只是重覆莫斯科的路线。但我们却对全球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展、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等,都非常关注。

问:协会的产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戴:我们大部份人曾参与旧菲共、菲共、民族民主阵线、社会民主党等组织,但发觉与这些组织有某些基本不同点,所以离开,也有些是独立左派活跃份子,在这些组织内尝试注入他们的观点。
  1983年阿基诺被刺杀后,曾经有人尝试成立有独立性质的联盟团体,但两次都失败,一次是成立“为阿基诺及所有运动争取正义”(JAJA),一次是“争取实现民主的组织同盟”(CORD)。当后者尝试成立“新爱国同盟”时,它策划的基础是一般的分类:“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但这个分类并不包括所有现存的组织,于是不属于上述三类的人士,就团聚在一起,成为“独立民主主义者”,以集体身份参与“新爱国同盟”。后来它名为“独立核心”,在积极参与“新爱国同盟”一段时期后,它就脱离出来。要注意,它不像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样在5月的大会上退出,而是其后才退出,是在尝试与民族民主主义者建立一个即使有限度的联合阵线的企图也失败之后。
  “独立核心”的成员决定继续发展,于是开展每周的讨论,来界定我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是什么特殊的政治前景使我们有异于其他团体。这个讨论进行了一年。
  我们全都自认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觉得在目前阶段要将社会主义提上议事日程。菲共本应也鼓吹社会主义,可是他们在公开场合仍不提出来。我们则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前景,以便工人能认同这个前景,进行一个有社会主义内容的长期斗争。

问:所以,协会是多个小组织共同建立的?

戴:“独立核心”是由几个组织和个人成立的。但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协会”时,我们不想用行政手段吸纳成员,例如某组织的领导成员加入了协会就等于全组织加入这个做法是有欠妥当的。所以,加入协会是以个人名义而非组织名义,我们也发动各组织讨论协会的社会主义前景。现在,已有约5成组织完成讨论基本文件的过程,愿意全体加入。

聂:以个人身份吸纳成员的好处是,协会虽不会一下子膨大,但加入的成员会认同属于同一组织而不是一个联盟内部的不同流派。尽管各参与的组织仍保留着,但协会却是多个流派的合并多于简单的联盟。

问:协会主要基地是什么社会层份?

聂:我们最优先是在劳工运动和社区内工作。社区工作其实也是组织工人的一个途径,因为在菲律宾,有时难以在工厂内组织工人,而要在他们的住处组织他们。
  有人以为协会主要是以菲律宾大学为基地的知识份子组织,其实不然,因为协会内最大部份的成员是城市贫民和社区组织者,继而是工会活跃份子,接着是学生,学者只占第5位。我认为在对学术界(尤其是菲大)的影响方面,我们此其他流派有更大影响。但在我们自己组织内,我们只是一个少数。
  在农村.我们很弱。吕宋中部有一个团体参加了我们,但它也不是从农村来的,而是当地城市的。所以,目前我们没有多少农民干部。这是一个弱点。

戴:我们的组织者大部份在农村工作,也有在农会和渔民组织工作的,但我们谨慎地不会将我们活动于其中的团体也自动地纳入协会,除非它们也认同协会的原则。

问:协会成立大会上,为现阶段确定了什么主要任务?

戴:自二月革命后,菲国开始有一段民主时期,不论这时期会持续多久,但我们要把握来做组织和政治工作。
  我们觉得起码要做两件事。一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将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目前,许多政治活跃工作都是围绕民族主义和民主,从不谈及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即使现在不是社会主义者能夺取政权的时候。但也不应放弃表达,解释和发挥社会主义社会政纲。二是要促进进步力量的联合阵线。菲共虽是最大组织,但它也认识到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夺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它也提出要建立联合阵线。
  然而,联合阵线的前提是有其他同样组织起来的进步力量存在,因此我们要发动其他组织。我们也可以扮演一个连系各进步力量的功能。

问:协会有丰富的联盟和联合阵线经验。你们可否谈谈?

聂:自50年代以来,一直已有建立联合阵线的努力但每次都是在一个单一的先锋领导下的联合阵线。

戴:主要的问题出于在各种联盟或联合阵线中,一个最活跃最强大的组织有明确的思想立场,但其他群众组织却没有。于是,存在的不是一个联合阵线,而长一个一党阵线。
  另一障碍是各团体之间互有猜疑。许多合法存在的群众组织与地下的民族民主阵线或菲共有某些联系,于是其他组织会猜疑在联合阵线之外有秘密的立场。可是,以往的做法却是试图将分歧压下去,而不是互相争论澄清。然后寻求联合行动的具体基础。结果是,在合作的过程中,分歧就表面化,导致许多联盟瓦解。

问:在未来半年最主要的政治事件是什么?

戴:政府与民族民主阵线的谈判会是第一件政治事件。第二件是军方势力在政府中的角色,尤其是恩里莱想加强他的势力。第三件是地方选举的问题,许多人都注视着阿基诺夫人会否成立她自己的竞选政党。第四件是宪法委员会提供给全民投票的宪法草案;目前仍未知各组织自采取什么立场,是反对,接受还是杯葛;但在草拟宪法的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已浮现:经济自主化(外国在菲国的投资应扮演什么角色)、美军基地、核武器、土地改革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引起重大争论。
  我认为以上政治问题会在未来半年占主要位置。当然,马可斯政权的残余支持者对政府仍有威胁,但我深信他们完全无能力夺取国家权力。但如果他们与军方恩里莱一翼联手,就可以对阿基诺夫人政府造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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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十月评论:菲律宾革命资料(1980年代)】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6日 18:57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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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共产党内的辩论(1988)

作者:毕迪尚(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第123期)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5卷第2期(总第134期)1988年5月10日出版


  菲律宾共产党在70年代末期开始迅速发展。由于这个发展,出现了新的政治问题,开始在党内有限度的圈子内讨论。直至85至86年总统选举、菲共领导层倡议的积极杯葛政策失败和马可斯意料之外地倒台之后,这个辩论才突然扩展到整个组织之内。
  菲共15年的顽强反抗马可斯军事政权,实际上比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尽了更大力量,为86年2月的反独裁起义铺了路。但正当数以百万计人民走到街上,要求马可斯辞职的时候,菲共发现自己被推到一旁。
  因此,菲共领导层号召所有单位讨论这次严重挫折的原因。3个月后,菲共政治局对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85年12月通过的政策,进行初步的自我批评。

中央执委会的杯葛政策

  “政策”呼吁对总统竞选进行积极杯葛,说这次突发选举是政权的花招,企图争取合法性和抢先在民主运动的前面。在独裁政权严密控制下,反对派在这些选举是没有机会的,因为政权最终可以实施军法统治。选举也是为了答覆美国的关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马可斯掌权到1992年……资产阶级反对派被鼓励参选,是为了给与选举合法性和保证反马可斯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美帝在菲律宾的计划合作。美国企图让马可斯的反动反对派分享权力和特权……为马可斯的过渡作准备。
  “合法的反对派分为3个阵营。保守资产阶级政党同意和参加竞选。最前进的群众组织和联盟反对美国和马可斯的计划,准备好杯葛选举。在中间,以马尼拉为基地的反法西斯者和自由派民主组织对参与或杯葛的问题是分歧的。……虽然大部份人相信杯葛是正义的,但他们认识到杯葛会做成与群众隔离。因此,他们号召参选。在进步群众组织和联盟之中,也有短暂的犹疑。”
  “政策”指出:“选举是良好机会,彻底和有效地说明党的革命纲领……人民会看到马可斯反对派的真正性质和他们的承诺和行动的无效;美帝的欺骗和反人民的目标会被清楚暴露。另一方面也有危险,大批人也许会走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特别是城市的中层力量……
  “因此,党的最合适和正确的策略是:发动强大的杯葛运动……配合其他策略性政治和经济斗争及城市和农村游击战。”
  杯葛的策略有4个基本理由:首先,参选会堕入政权的陷阱和愚弄人民。其次,独裁政权控制了选举游戏,革命运动不能改变它。“结果是预定的。选举只是一场戏。人民和革命运动参加它,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第三,他们没有一个候选人或政党有一个真正的民族、民主纲领。不能靠马可斯的反动政敌促进人民的基本民族、民主利益。他们只代表他们本身的反动和派系利益……如果我们参加他们,我们只会成为反马可斯的反动派的支持者,复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简言之,参与这次突发选举是与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相反的。”
  “第四,革命运动的基本和首要责任,是启导人民,批示出正确的行动和斗争。有少数人恐惧我们会与群众隔离,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做,大部份人仍然会投票。……即使是现在,大部份人民都能够看透突发选举的真正性质和目的。”
  在这些情况下,必须接受“与参与和支持保守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盟友暂时疏远和隔离”。竞选期间“亦是准备选举之后的广泛反独裁抗议和群众运动的时候。”
  上述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立场,有其一致性和表面上合理地提出革命的主张。但是,这份通告的各种期望,没有一样实现。人民为民主要求的动员,推翻了所有预计的情况,将竞选运动转变为广大的反独裁斗争。选举并没有给政权新委任令,反而暴露了独裁政权和美国政策的矛盾。
  没有人能预见将会发生的事。但不少菲共党内和党外人士早在85年底已了解到这次总统选举不是一次普通选举,必须将它人微言轻反对独裁者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来分析。政治局势极具爆炸性。与中委执委会的说法相反,对杯葛的抗拒,不但在马尼拉出现,也在其他省份发生,菲共的战士以多种形式参与了竞选运动。

公开的自我批评

  杯葛运动的失败很快便变得很明显,地方上的菲共领袖实际上更推行不同的政策。似乎在最落力发动杯葛运动的地区,例如在马尼拉,民族民主运动的孤立最为严重。
  在86年5月,菲共中央委员会刊物《国民》发表了公开的自我批评。这批评是实际的:“在创立以来的17年之中,党和它领导的革命力量大力帮助揭发、孤立和削弱政权,导致它的倒台。然而,当人民从2月7日突发选举之中,见到致使打击马可斯政权的机会的时候,中委执委会却只当它是统治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吵闹而空洞的政治战斗’。当群众在2月22日至25日自发而坚决地推翻政权的时候,党和它的力量并不在场领导他们。很大程度上,党和它的力量是在一旁,不能领导或影响数以十万计的行动中的人们。积极的杯葛政策,是基于对政治形势的错误理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最近将杯葛政策界定为一次重大的策略错误。”
  政治局指出中委执委会高估了美国控制地方政治的能力,低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坚决性,未能认识到军队内的矛盾的程度,“尤其是它错误理解人民深刻的反法西斯情绪和不惜超越选举过程的限制,以打倒法西斯独裁。其后的实践显示,……选举和它导致的重大事变,是人民反抗马可斯政权的长期斗争的高潮。……在这情形下,革命力量必须在策略上批判地参与突发选举,以能有效地结合和利用所有斗争形式,在政治活跃的群众的前列迈进,在迅速转变的局势中,维持弹性和主动的步伐。只有这样做,革命力量才最能扩大它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和为革命取得最适度的成果。
  杯葛政策取消了这些可能……这显示对于这个时刻的政治领导任务缺乏认识,以及对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目前水平缺乏判断,混乱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实际需要。……
  “虽然我们失去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机会,又因为我们错误的杯葛政策带来其他负面影响,但事实仍然是:2月的事变代表了我们人民争取真正自由和民主的斗争的伟大胜利。”
  《国民》的自我批语以乐观的语调结束(“前途是光明的”),它同时号召在党内发扬“民主精神”以推展讨论。事实上,在2月经历之后,菲共基层已出现辩论,虽然只是零碎和局部的。但到了5月,一份新的讨论刊物《实践》创刊号出现了。它从菲共内部之中,选登了一些文章。

大辩论与党内民主

  《实践》第一期刊登了推翻独裁政权初期的一些批评杯葛政策的文章。它也包括一篇谈论泰国共产党危险的教训的文章。8月出版的第二期刊登了争论性的文章,继续辩论杯葛政策。它也开始讨论阿基诺政权的性质和分析萨尔瓦多的经验。
  《实践》是在菲共全国领导层同意之下出版的。它的编辑部在第一期表示需要更新党的理论思考:“必须掌握正确的政治取向和策略以及新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因此,为了取得胜利,革命理论必须永远与迅速开展的革命局势并肩前进。这是目前对党和整个革命运动的挑战。”
  第二期刊登了题为“党政策和民主”的社论。它指出部份人关注党内的现况,恐怕反动力量利用了菲共内部的分歧。在保卫党内必须“铁一般的团结”的同时,社论强调培养内部民主的重要性。事实上,直到现在,“党内牵涉大部份党员的活跃和健康的思想讨论的传统,并未能充份发展。”在全国领导层与党员之间和在各个党组织之间的交流远远不足够。“在这些方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仍然充斥在党内,特别是在各层的领导和不同委员会的交往方面。”
  这情况是有历史因素的。党存在于地下,决定了它的运行常规。在18年之中,菲共没有犯重大的错误,因此没有感觉到需要广泛的思想辩论。在过去,内部政治分歧是处理得很差的,也没有对此作严肃检讨。事实上,仍有很多理论工作要做。“这是第一次重大决策错误,直接影响和激发了大部份党员。”在尊重党政策和集中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内部民主。
  在杯葛运动之后,有关内部民主的讨论变得很敏感,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菲共领导层之中,曾经对总统选举的政策提出几个建议。出版《实践》的一批人亦曾提出另一套策略,将宣传式杯葛运动与反对选举舞弊和恐怖主义的运动结合起来;这样,革命运动便能支持群众的民主要求和与其他进步组织保持团结和合作。
  中委执委会——一个很狭窄的机构——以一票之微,不理很多其他领导机关的劝告,强行通过了“积极杯葛”的政策,与党大部份传统盟友作出短暂的决裂。这解释了在这条路线的失败变得明显之后,菲共党内的激烈反应。政治局的结论也指出:“杯葛政策……在了解和实行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方面犯了错误。”
  86年2月前后的辩论并不是有关对阿基诺有多少信任的问题,而是革命者如何能最佳地对复杂和紧急的局势作出反应。它并不是辩论“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民主阶段”的领导作用。例如,主要代表民族民主阵线与政府停火谈判的领袖奥金宝指出,支持阿基诺参与选举运动“无疑会加剧阶级矛盾”,令美帝国主义更难控制运动。
  被马可斯囚禁的菲共前领袖们,在85年底和86年初从监狱中参与辩论。菲共著名领袖西松主张“有限度杯葛”和反对中委执委会的倾向。他却是最坚定批评阿基诺政权的人之一。新人民军著名领袖但迪从狱中争辩,说应该参与竞选:“人民处于革命和起义情绪。这个情绪应该由党引向革命转变。但不幸地,党未能担起这个任务。”
  ●从这个角度看,辩论首先是有关如何选择适合当时任务的策略。它可以综合如下:
  对于提倡实际和批判性参与阿基诺竞选(无论是否伴以“宣传式杯葛”)的一派来说,总统选举是反抗独裁政权的真正斗争机会,是一场重要的仗。这选举无疑是政权、离心军人派系、反对派资产阶级和美国玩弄手段的机会。整个“2月革命”的历史,正如任何伟大历史事件一样,是很复杂的。但竞选运动主要是真正的力量考验,是多年来反独裁动员的高潮。这是订定菲共政策的起点。必须考虑:独裁政权的倒台是可能的,但不是由劳动群众直接夺取国家政权。马可斯政权的尖锐危机并没有配合着革命危机。
  如果局势真正是革命性的,则杯葛政策可以是有力进攻的讯号。但“在85年1月,首都和城市都未有准备政治起义”。但我们不能弃权,因为反独裁的真正斗争正在进行,也不能因为局势未成熟而简单号召杯葛。“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走弯路,以引领以百万计的群众更前进,准备向法西斯政权发动直接的革命进攻。但不幸地,他们不想走任何弯路,即使是最微小的转向选举道路的弯路。”
  ●自觉地支持积极杯葛政策而又知道群众不会追随他们的人,希望以不给予“选举道路”和资产阶级领导任何合法性,来维持开放将来道路。顺从群众的“选举狂热”是错误的。在阿基诺和革命者之间,存有原则性的分歧(例如对美帝国主义),“是我们所不能妥协的。”“问题并不是首先集中于反法西斯斗争,然后加强反帝国主义斗争,而是只为了赶走马可斯而在反帝斗争的基本问题上作妥协。”
  在这情况下,杯葛政策不受欢迎,只会是暂时的。在不久将来,当群众失去幻想时,站稳革命立场会取得成果。“总结来说,在上述客观条件之下,党的杯葛政策是唯一适合和有效的策略。我们在选举中并没有抛弃群众,因为我们保卫他们投票的权利和对抗选举恐怖主义。群众认识到即使我们知道他们判断错误,我们仍保卫他们的胜利……如果认为党由于拒绝鼓励群众的错误而与群众疏离,是渺视群众的智慧……民族民主派的参选弯路,并非走向大多数阶级最后解放的弯路,反而可能变为较长的道路,即使没有因此而迷途。”

菲共靠边站的严重后果

  这个策略辩论的重要性是不需要强调的,越来越明显的是,菲共在2月事变时靠边站,有严重和长远的后果。
  相对于中委执委会的目标而言,积极杯葛政策的后果是相反的。它加强而不是减弱了阿基诺的合法性,她成为“人民权力”和“2月革命”的唯一明显代表。她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她的形象。
  由于军方极右派的不断压力,广大层份的群众将民主愿望寄托在新总统身上,尽管阿基诺政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和亲帝国主义的,而且它未能提供社会和经济改革,破坏和平谈判,容许半军事化组织扩展及进行血腥和不受惩罚的镇压。
  无疑,革命运动有好几次能发表意见。它维持了活动份子和深厚的根底。但到现在,它仍未能夺回政治主动。阿基诺能够在87年2月的宪法投票和5月的立法选举中重新巩固她的权力。
  新政权证明不能认真地对付令人民受害的罪恶根源。但总统竞选运动代表了该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转变。“2月革命”的影响并没有在几个月之内消失。
  所有这些都证实了那些批评积极杯葛路线的人的主要论点。86年2月的总统选举是一场仗、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验。革命左派应该肩负战斗任务,在竞选动员的层面内争取领导民主斗争。它不能以提出本身的候选人来这样做,否则便会更加孤立,因为这个分裂好像会给与独裁政权直接的支持。正如经验所显示,“积极杯葛”政策事实上代表的宣传式被动立场,未能符合局势的需要。
  任务并不容易,因为局势很复杂,而革命左派在85年12月又已经部份地失去政治主动。只能在清楚明白力量对比和各有关组织的情况之下,才可作出实际的策略选择,即批判地参加阿基诺的运动和将“教育性”杯葛结合着积极参与选举斗争。
  但菲共本应可以透过它的群众基础和在不反对联合动员的情况下,组织起人民的反独裁愿望,推动成立真正的人民委员会,从而将劳动群众的要求重新带进总统竞选运动之内,而这些要求是阿基诺、劳雷尔和他们的政党所不愿和不能接受的。同时,菲共本应可以融合在选举动员之中,积极参加反对独裁的大仗,向阿基诺所企图建立的垄断挑战。
  革命左派要在这几个关键性的月内采取实际主动,领导反独裁群众动员,才能胜过阿基诺的个人声誉。这样,革命运动和人民委员会才会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影响2月7日之后的事变。在马可斯倒台后,他们才会取得至少部份“2月革命”的合法性及因此对推进人民斗争的效果。面对新的局势,需要找出新的反应。

战略与策略

  菲共的辩论正是在这个很重要的战略选择的问题上两极分化。在辩论的中心,正是列宁主义的“具体分析实际局势”的论题。党的竞选政策不应是机械式地靠单方面评估总统选举为独裁政权的手段和一般地考虑革命计划的原则,而是应从深刻了解局势和它的创新性质来订定。
  全国民主阵线正式刊物《解放》的一篇文章指出86年2月“提供新的证明,显示实际生活比最先进的理论更丰富……很少人,甚至没有人预见到人民权力起义会有这样快和决定性的影响……一些民族民主派人士被事变吓呆了,这是可理解但也是遗憾的。现在在事后说来容易。但是,事变的方向,即使不是它们的确实形式和步伐,是可预见的……理论必须不断面对不符惯常形式的力量和事变。政治就是革新。政治领导需要虚心和有弹性。”
  其他一些文件将辩论扩大。例如全国青年和学生部门以下列作为对杯葛政策一个有力的批评的总结:“最后,我们认为问题远超过杯葛政策。在杯葛政策的背后,是深刻的问题:有关反法西斯斗争、议会斗争、联合阵线、城市群众运动以及总括来说,菲律宾革命的整个策略和战略。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自然应该受到细心检视。”
  除了85至86年的策略的僵硬的问题外,有关杯葛政策的辩论也提出菲共领导层的战略僵硬的问题。全国青年和学生部指出:菲共采取了“战略式反攻的3年计划。基于传统人民战争战略阶段的方程式而订出3年计划,原是没有错的。但错误在于紧守着我们的战略和策略,从而瘫痪了运动应付政治和历史转变的能力。”
  菲共干部维拉鲁保斯在3篇讨论文章中谈到战略问题。第一篇文章分析了在多个第三世界革命之中,持久战与起义的转变关系。他总结说:“当情况改变时,不单是策略需要改变。正如其他革命,特别是尼加拉瓜经验显示,当战略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再适合总形势的重大转变时,它也需要改变。不幸地,我们在菲律宾是这样着迷于‘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即使起义的局势已清楚显示出正在发展,我们仍不愿意对战略作重大修改。……
  “在80至81年,尼加拉瓜革命后不久,菲共对整体战略作出某些修改。认识到菲律宾较高程度(比诸于中国和越南)的都市化、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菲律宾政治的悠久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党看到城市斗争和公开、合法的民主斗争在整个人民战争之中有更大的角色。
  “它认识到三个战略性结合的重要性: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农村的斗争与城市的斗争、国内战线的斗争与国际战线的斗争之间的结合。军事斗争、农村工作和国内战线仍会发挥主要作用,但政治斗争、城市工作和国际战线不会落后太远。但即使这是对‘传统’中国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修改,但党并没有重大离开‘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
  早在83年,菲共一些人提议在党政策之内加入起义的前景。在同年阿基诺被杀之后,曾有人提议准备经过起义的手段走向胜利的“快线”的可能性(并不是放弃“持久人民战争”的“慢线”)。
  维拉鲁保斯认为:在84至85年,党并没有战略上的重大改变。他现在认为:党早应在83年或更早转到起义战略;因此,最重要的错误并不是85年12月对形势的策略分析,而是早几年的战略的僵硬。
  在第二篇文章内,他分析了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的相互地位,以及“战略阶段”的说法和革命危机在人民战争战略与起义战略之中的概念。“在阿基诺被杀之后,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局势。或是继续‘持久人民战争’战略,或是走向‘起义’。不能有中间路线……因为每个战略跟随本身的复杂道路走……我们浓度了走中间路线。我们守着‘持久人民战争’战略,却‘开放考虑’转向‘起义战略’。我们等待着,直至事变超越了我们。”在第三篇文章中,他分析了萨尔瓦多79年至80年的经验和它对菲律宾左派的教训。
  他的论据似乎受到强大挑战,包括一些批评杯葛政策的活动份子,其中包括西松。他倾向于认为中委执委会所犯的“策略错误”的后果是次要的,又肯定了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和策略构想的连贯性。
  在菲律宾左派之中,更多人表示需要更有系统地吸取其他国家的现代革命经验。关于萨尔瓦多经验的辩论在菲共以外的圈子内也出现了。一个独立社会主义左派活跃份子评论维拉鲁保斯有关起义的结论,认为它不够全面。
  在86年8月,《卡斯特罗与宗教》一书,激起菲律宾左派对社会主义和古巴的民主的辩论,以及菲律宾人对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同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国家的革命的兴趣。

辩论的前景

  在86年底,菲共进入特别敏感的政治时期:政府与全国民主阵线的停火谈判、87年的宪法全民投票、和平谈判失败和立法选举。党的刊物回复到更教条主义。辩论似乎终止了,起码是暂时地。《实践》也可能停止出版。
  可以想像,在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持续地下工作条件之下,是不容易组织深刻的讨论的。在86年,菲共经历了政治危机时期;尽管如此,在这年它体验了内部民主的扩大。我们所见到的辩论文章,显示了真正的成熟,并非偶然的讨论。从所提出的问题的幅度来看,这个讨论似乎未有充足时间发展,例如对和平谈判和选举运动问题的尖锐分歧,便是一个证明。
  我们期望86年开始的讨论可以在将来继续进行,不但会对菲律宾活动份子有益,也对其他国家正在讨论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活动份子有益。后者可以从菲律宾的革命经验得到很多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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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社会危机持续

作者:夏雨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第14卷第4期(总第124期)1987年4月


  今年2月25日,150万人在马尼拉街头庆祝马可斯倒台一周年。去年2月7日总统大选后,在2月16日,200万群众在街头聚集,抗议马可斯竞选舞弊,之后安里莱和拉莫斯眼见形势转变,遂发动政变,几百万群众在军营外筑成人墙,阻挡马可斯派来的坦克。25日,马可斯逃出国外。
  安里莱并不出席今年的庆祝仪式,他说:“什么纪念日?我们的纪念日是2日22日,当日我们发动造反。我们在22日庆祝了。”他补充说:“我对任何人,包括前总统马可斯,都没有埋怨、反感或不满。”
  25日也有马可斯的几百名支持者进行“哀悼和庆祝”。他们解释说:“2月25日是哀悼日,因为当日马可斯被带去夏威夷;这日也是庆祝日,因为当日我们欢呼他成为总统。”
  阿基诺夫人政府也利用这个日子大肆宣传,除了黄色的绸带到处飘扬外,军队的“新”的角色被吹捧,以抹去人民对军队的憎恨。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被用来向军方内部的反阿基诺派系显示,主要的地主——资本家统治者和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支持者,都打算在阿基诺个人威望后面稳定他们的统治。
  过去几个月来,阿基诺政权日益向右倾。它自暴出难以为菲国的穷困的、被超级剥削的劳动者提供什么实质东西。

  农民运动

  政府不愿实施任何有意义的土地改革。在竞选总统时,阿基诺曾允诺以身作则,将她家族在中吕宋岛的1万6千公顷土地分发给无地农民。这个允诺当然没有兑现。
  马可斯在1972年推行的“土地改革”,只适用于17公顷以上的稻米和玉米田地,牧场和机械化农场获豁免于土改之外。根据这个“土改”。只有16%佃农有资格而实际上少于2%取得土地,平均每人3公顷。与此同时,地扪公司拥有6万公顷庄园,阿基诺家族拥有1万6千公顷庄园,农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因为阿基诺上台而得到改善。农村3/4人口在贫困中渡日,每日有1千名儿童因营养不良或本可预防的疾病而死亡。(《社会主义行动》87年3月号)尼格鲁岛蔗糖工业的崩溃,令2万5千名糖业工人及其家人生活无着。“糖业工人全国联盟”要求将蔗糖庄主的肥沃土地分发给农民种植食物,免于饿死,但政府没作反应。(《战士报》87年3月13日)盛产椰子的拉冠勒省农民,要将2/3收成交给地主,而农场工人一般工资是1.40美元一日,等于法定农业最低工资的8成,而且就业情况不稳定。
  自马可斯倒台以来,“菲律宾农民运动”的活动集中在要求分发土地和减租上,它既向本地地主争,也向全国政府争。有时,与地主的谈判没有进展时,农民便杯葛耕种或收获。
  另一种日渐兴起的直接行动形式是无地农民占领土地。“菲律宾农民运动”报导说,它在全国的成员到今年2月已占领了5万公顷土地。举例来说,在曼柏拉珊村,去年7月蔗糖收成过后,40名村民尝试占领土地,开始耕作,但被军事人员赶走;8月16日,农民组成隶属“菲律宾农民运动”下面的本村第一个农会,在9月6日发动了一次较成功的占领行动,在入村的路上设置路障,10个农户合作耕种约40公顷土地,种子和肥料是向友人借来的。这些土地并不足够,因每户人家需要2—3公顷土地才能勉强生活,所以,他们在农会支持下,准备在3月10日占领整个庄园。 (《战士报》87年4月17日)
  1月中,“菲律宾农民运动”发动了1万名农民到马尼拉“农业改革部”前静坐示威。要求实行土地改革,但政府的答覆,是在1月22日当农民队伍游行去总统府时,军队向徒手的请愿者开枪,杀19人,伤几百人。农民说,他们认为大部份政府官员是地主,不想放弃他们的土地,所以实行屠杀。

  政府的危机

  1月22日的屠杀事件,虽然不是由阿基诺下令进行的,但它显示政府无法控制军队,也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政府公开地转向右倾,而军队更多地介入政治生活。
  屠杀事件发生后,在接着的信心危机中,5名阿基诺的“人权委员会”成员辞职,政府与“民族民主阵线”谈判的1名发言人也辞职。1周之后,在1月27日,7百名马可斯支持者发动政变,占领电台,3日后投降。这事件显示虽然拉莫斯成功地孤立了安里莱并显然将政府推向右倾,但军队内一些重要派系仍不满意,较极端的份子公开造反,其他人则不服从阿基诺攻打叛变者的命令,最后叛变者投降才打破僵局。
  叛变者投降2日后,“民族民主阵线”宣布放弃和平谈判,让60日停火期终止。它指出:‘“1月22日的”屠杀事件,反映割裂着菲律宾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在继续发展,并显示一个精英政府的内在性是它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洛杉机时报》87年1月31日)
  面对群众的要求,政府只能转向右倾保守,并依赖政府军和地主的私人军队来镇压群众要求。残杀平民的行动不时发生。2月10日,路包市17名农民被军队赶在一起乱枪扫射屠杀,藉口是一名军官在与新人民军枪战时丧生。17名被杀农民中,最年轻的2岁,最年老的82岁。(《战士报》87年4月17日)
  屠杀行动既用来对付农民,也用来对付工人。1月31日,巴单出口加工区工人罢工,军队开入向罢工纠察队开枪,2人被杀,几十人受伤。
  在2月25目的推翻马可斯政权一周年的庆祝活动上,一些宗教团体联署的传单说:‘1月22日屠杀惨剧以来,我们的泪还未流干,但这个月来,又有更多寡妇、孤儿和心碎的菲律宾人,因为巴单出口加工区、墨西门、路包……等地继续发生任意的屠杀行动。我们敦促阿基诺政府负起责任,从速伸张正义,而不是依赖一个又一个的调查委员会,因为我们相信“拖延了的正义就是被否定的正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名军事人员被阿基诺政权起诉。
  阿基诺的允诺无法兑现;去年五一劳动节上她允诺提高工人工资和制订保卫基本劳工权利的法例,但大部份工人今日的工资每日38披索(1.90美元)。妇女更只有1美元,而政府劳动部订定的每日最低工资是2.80美元。于是,政府只能夸夸其谈,并企图把推翻马可斯的人民力量尽量贬抑。副总统劳雷尔在纪念会上,频频提及马可斯倒台是一个“奇迹”,是“人民力量”和“神的力量”顺聚的结果。较开放的《马尼拉纪事报》在翌日的社论说:‘昨日的聚会既是庆祝会,也是在重写历史;既是阿基诺总统个人魅力的表现,也是要群众集体地逃同一个神秘的、浪漫的,不很远的过去,逃避开今日的现实,就是,革命胜利后,生活并不比去年2月之前好多少。
  ‘如果阿基诺夫人及其支持者(特别是相信奇迹的人)以为人民的期望可以用永不完结的神干预来满足的话,她们就一定是错误地理解了“人民权力”……我国历史上从未有像去年这样的群众动员和政治参与,而这个动员而今仍有动力。’
  同一日,拉莫斯也发出警告,批评政府内有些人“幻想”可以用阿基诺总统在群众中的威望来打退工农日益深化的斗争。拉莫斯呼吁加强军事行动,打击“叛军”,同时要推行一个广泛宣传活动,令政府作出的社会改革承诺“看来有足够的吸引力以及可行性”。(《战士报》87年4月17日)
  3月22日,阿基诺在菲律宾军事学院的毕业礼上说:“对付左派和右派的恐怖主义,答案不在于社会和经济改革,而在于警察和军事行动。”(《战士报》87年4月24日)

  新宪法和五月选举

  阿基诺的权力,由刚通过的新宪法所巩固。在2月2日的全民投票中,80%选民参与投票,其中76%投票支持新宪法。
  为什么在人民非常贫困、大部份农民没有土地、失业率高达35%、工人被超级剥削的清况下,群众仍支持新宪法呢?
  新宪法起草委员会是阿基诺在去年6月委任的,并非由民选代表组成。“五一运动”工会在12月21日350名代表出席的联合大会上,多数通过反对新宪法,因为它保证让美国保留军事基地到起码1991年,保证外资和私人企业获全面保护;即是说,新宪法并不反映工人的利益和要求,而它口头上应允进行土地改革。却让具体方案在将来由地主和资本家组成的参议院来制订。
  但是,左派对于是否支持新宪法,有不同的看法。由于极右派希望军队继续干预政治,反对新宪法,加上1月27日马可斯支持者发动政变,群众和一些左派团体认为新宪法可抑制军方的势力。(例如,新宪法有条文规定军队不得干预政治生活,警察交由文人政府而非军队控制。)同时,新宪法应允一些基本民主权利——有组织、成立工会和罢工的权利;有取得医疗护理和教育的权利;有一个人权法案,规定虐待、单独囚禁和非法禁锢是非法的。左派认为可利用民主权利的基本条件来进一步推进争取实现全面民主和经济社会公义的斗争。
  因此,在工会和群众运动内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五一运动”全国委员会和“民族民主阵线”、“菲律宾共产党”的意见,主张反对新宪法,呼吁推进民族民主斗争。“只有通过直接的武装和非武装的斗争,人民才能取得具体胜利”。另一种意见是基层团体或地方工会(例如尼格鲁岛的“五一运动”组织),主张“批判地支持”新宪法。“新爱国同盟”则不采取任何立场。
  在5月11日的参议院(24人)和国会(250人)的选举中,阿基诺支持竞选参议院的一个28名候选人联票。在国会选举中,70个政党提出了近1千名候选人,大部份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统治者的不同派系。阿基诺的右派对手有马可斯成立的“新社会运动”和由安里莱领导的“民主大联盟”。“争取新政治联盟”——一个呼吁结束美军基地,分配土地给农民的联合阵线——也有推出一些候选人。
  总的来说,左派运动未能提出清晰的方案,来抗衡阿基诺或马可斯支持者的主张。表现于对新宪法的态度上,是不同的步伐、立场。菲共似乎也欠缺明晰的路线,在停火终止后,菲共在军方压力下,恢复农村的游击战,这样却又为反动的军队势力提供藉口,阿基诺则向美国国会允诺拿起刀剑来对付新人民军。菲共和左派运动要摆脱目前的被动状况,必须提出解决严重社会危机和满足工农渴求的道路,围绕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工人改善生活的要求进行日常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充份暴露阿基诺政权维护地主资本家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强调文人政府和军队势力的对立,是不能为工农指引阶级出路的。


86年

2月7日  总统大选。
2月22日  拉莫斯.安里莱叛变。
2月25日  马可斯逃出国外。
6月    阿基诺夫人委任宪法起草委员会。
8月    “人民党”成立。
8月5日  政府与菲共开始谈判停火。
9月28日  军方逮捕“民族民主阵线”谈判代表沙拉斯,他被指是非共77—86年的主席。
11月13日  “五一运动”和“人民党”主席奥拉里亚被谋杀。
11月23日  国防部长安里莱被撤职。
12月10日  政府与新人民军60日停火临议开始生效。
12月21日  “五一运动”呼吁反对新宪法。

87年

1月22日  总统府外1万名农民请愿,军队枪杀19人,枪伤几百人。
1月27日  700名马可斯支持者发动政变,占领电台,3日后投降。
1月31日  巴单出口加工区工人罢工,军队枪杀2人。伤数十人。
2月2日  全民投票,新宪法获通过。
5月11日  参议院和国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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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7月 6日 19:00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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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菲律宾人民的斗争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声明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 第十卷第十二期(总第84期) 1983年12月


  前参议员阿昆诺被剌杀后,非律宾政府部队几次袭击反对者的示威,企图以暴力镇压示威者,十余人已被杀害。
  今天,马可斯总统重提恢复戒严令——戒严令在1972年实施,两年前宣布取消。
  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要求政府辞职,杀害阿昆诺的真正凶手被正法;面对这些群众动员,政府便加强镇压,以恐吓人民。
  马可斯政权被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所震撼。社会动员和群众斗争日益搪大,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力量正增强,南方的摩诺民族解放阵线和当地人民发动了更顽强的抵抗。
  同时,中间阶级的不满日增,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政府的声望在国际舆论上每况愈下。
  十年来,马可斯政权将国家不断军事化,随之而来是一连串的抢掠和屠杀。无理拘捕、无故失踪和酷刑等都增加了。但镇压却不能阻止群众斗争的发展。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民族民主阵线等,都在领导及扩大这些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律宾的民主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支撑着政权的,有军队的力量和美国的直接支持。
  美国在菲岛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美国印支战争失败之后,菲律宾就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部署海空力量的重要基地。
  在所有属于“东协”的政权中,菲律宾政权最接近也最依赖华盛顿。
  而且,菲国的资源被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所掠夺,也被马可斯家族、亲信等侵吞。反对马可斯独裁政权的民主斗争,同时也是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向帝国主义发动的斗争。
  菲律宾人民的斗争,将会影响不但非国人民,也影响将来东南亚以及全球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所有民主、进步、革命的力量,急切要作出积极的支援。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呼吁扩大及加强声援运动,共同进行反对马可斯独裁政权的斗争。菲律宾人民与马可斯政权及美国势力的斗争,绝不能孤立地进行!

198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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