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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5:27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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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劳动对妇女身体的影响也是很特别的。因工作时间过长而引起的畸形在妇女中比男子更为严重;骨盘的变形(一半是骨盘骨本身位置不正常和发育不正常的结果,一半是脊柱下部弯曲的结果)就常常是这个?因引起的。

劳顿博士在他的报告中说:“我虽然没有亲自看到过骨盘畸形和其他几种疾病,但是每一个医生毕竟还是应当把这些现象看做很长的工作日在儿童身上引起的可能的后果,这已由医学界有极高声望的人物证实了。”许多产婆和产科医生都证实了工厂女工分娩比别的妇女困难,同样还证实了她们常常流产(例如见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页和第13页)。此外,女工们还患一切工厂工人共有的一般衰弱症,她们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如果早停止工作,那她们就得担忧她们的位置会被别人占去而自己会被解雇;此外,她们在这一段时间内也拿不到工资了。女工们头天傍晚还在做工,第二天早上就生了孩子,这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在工厂里,在机器旁边生下孩子,也一点不稀罕。如果资产者老爷们还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末他们的太太大概也会同意我的意见:间接强迫一个怀孕的女人直到她分娩的那一天还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以前还要长),老是站着并且还要常常弯腰,这是残酷的事情,是卑鄙的野蛮行为。但是还不止此。如果女工们被允许在分娩后两星期可以不工作,那她们就会感到高兴,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很长的期限。许多人在产后一星期甚至三四天就回到工厂里整天做工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厂主问监工:“某某人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她生了多久了?”——“一星期。”——“那她早就该回来了。别人在家里只住了三天。”自然,不管女工们怎样衰弱,怎样痛苦,解雇的恐惧,失业的恐惧还是把她们赶回工厂来了;厂主的利益不允许工人因为生病就留在家里;工人是不应当生病的,女工也不敢在分娩后躺在家里,否则厂主就不得不把机器停下来,或者就要为了考虑临时的解决办法而大伤其高贵的脑筋;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解雇那些竟敢生病的工人。

请听听下面的话(考威尔文件第77页)吧:“一个女孩子感到很不舒服,简直工作不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请假回家呢?——‘唉,先生,“老板”在这方面是很严厉的,我们要是有四分之一天不在工厂里,就有被赶走的危险。’”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证明(戴P巴莱爵士文件第44页):工人托马斯P麦克杜特有点发烧,“但是他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无论如何也不敢待四天以上,因为要不然他就会丢掉工作”。

几乎一切工厂里的情形都是如此。年轻的女孩子们在发育期间的劳动还引起了很多反常的现象。有些年轻的女工,特别是那些吃得比较好一点的,由于工厂里的温度高,就发育得比平常快,因而有些女孩子在十二岁到十四岁的时候就已?发育完全了。上面已?提到过的、被工厂报告称为“优秀的”曼彻斯特产科医生的罗伯顿在“北英格兰内外科医学杂志”中说,他遇到过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她不仅是一个发育完全的妇女,而且甚至已怀了孕;十五岁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彻斯特是十分平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中的高温和热带气候的酷热起着同样的作用,而且和这种气候下的情形一样,发育得太早,结果衰老得也早。但是,妇女们性的发育受到阻?的事也是常见的:乳房很晚才发育或者根本就不发育,考威尔文件第35页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月?常常到十七八岁、有时要到二十岁才开始来,甚至常常根本就不来。(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页;劳顿博士文件第14页等;戴P巴莱爵士文件第5页等)月?不调而且在月?来时感到剧痛和全身不适的事很平常,妇女贫血症很常见,这是所有的医学报告都一致证明了的。

这样的妇女,特别是在怀了孕还要工作的条件下,是生不出健壮的孩子来的。根据报告,特别是曼彻斯特的报告,她们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莱一个人认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说,在他所视察的苏格兰,结了婚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在工厂做工;并且除格?斯哥的工厂外,那里的工厂多半都在城外,这对孩子们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帮助:在曼彻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几乎都是脸色红润而且生气勃勃的,可是城里的看上去都是脸色苍白的、腺病质的。但是一到九岁,乡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红润的脸色,因为他们被送进了工厂,并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来了。

此外,在工厂劳动中还有几个对健康特别有害的部门。例如在纺纱工厂和纺麻工厂里,屋子里都飞舞着浓密的纤维屑,这使得工人,特别是梳棉间和刮麻间的工人容易得肺部疾病。这种纤维屑有些人的身体受得了,有些人就受不了。但是工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在哪一部分找到工作,他就得到哪里去,不管这对他的肺部有什么样的影响。把这种纤维屑吸到肺里去,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发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话,就是哮?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严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结核。(参看斯图亚特文件第13、70、101页;马根多士文件第24页等;鲍尔关于诺定昂和里子的报告;考威尔文件第33页等;巴莱文件第12页〔一个工厂中发生五起〕、第17、44、52、60页等,以及他的报告;劳顿文件第13页等等)但是特别有害的是亚麻的湿纺工作,做这种工作的都是年轻的姑娘和小孩子。水从锭子上溅到他们身上来,所以他们的衣服的前襟总是透湿的,地上?常有积水。纺纱工厂的并纱间的情形也是这样,只是在程度上稍微好一些,而后果也是?常的感冒和肺部疾病。说话时声音嘶哑、刺耳,这是一切工厂工人的特点,而湿纺工和并纱工尤其厉害。斯图亚特、马根多士和戴P巴莱爵士都极其尖锐地抨击过这种工作的害处,也同样抨击过大多数厂主对做这种工作的女孩子们的健康漠不关心。纺麻的另一个后果是肩部的特殊畸形,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引起的右肩胛骨向前突出。纺麻也像在水力纺纱机上纺棉一样,常常引起膝盖骨的疾病,因为在接断头的时候要用膝盖来抵住锭子,使它停止转动。做这两种工作,工人必须时时弯腰,而且机器又安得离地不高,这就引起了身长发育不足的毛病。我曾?在曼彻斯特一家棉纺织工厂里工作过,在这个工厂的水力纺纱机车间里,就我的记忆所及,没有一个长得匀称的高个子的女孩子;她们都矮小;发育不良,胸部狭?,体形很难看。除了所有这些疾病和畸形,工人还会成为残废。机器上的工作常常酿成许多相当严重的不幸事件,结果还使得工人暂时地或永久地失去工作能力。最常见的是一个手指被压碎了一节,比较少见的是整个手指、半只手或整只手、整条胳膊等等被轮子卡住并且给轧碎了。受了这些伤——甚至只是无关紧要的伤——以后,往往染上破伤风,因而死亡。在曼彻斯特,除了许多畸形者,还可以看到大批的残废者:这个人缺一只或半只胳膊,另一个人缺一只脚,第三个人少半条腿;简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争中归来的残废者里面一样。但是机器上最危险的地方是从大轴上给各种机器传送动力的传动皮带,特别是在这种皮带装有扣子的时候,不过这种情形现在已?很少见了。?要是被这种传动皮带带住,转眼间就会被卷起来摔到天花板或地板上去,摔得一根完整的骨头都留不下,立刻就死去。从1843年6月12日到8月3日,“曼彻斯特卫报”报道了下面这些严重的不幸事件(比较不严重的它甚至连提都没有提一下):6月12日,曼彻斯特一个男孩子因一只手被机器轧碎而得破伤风死去。6月16日,萨德尔渥斯城一个青年被轮子卷住,轧得粉碎。6月29日,在曼彻斯特附近绿野猎场机器制造厂做工的一个青年跌在一块磨石下面,被磨石弄断了两根肋骨,严重地伤残了身体。7月24日,奥尔丹一个女孩子被传动皮带卷住转了五十转,死后没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7月27日,曼彻斯特一个女孩子掉到清棉机(最初在子棉上加工的机器)里,结果因伤死去。8月3日,达金菲尔德一个筒管旋工因被传动皮带卷住而死去,所有的肋骨都断了。在1843年一年中因在机器上受伤并弄成残废而到曼彻斯特医院来医治的人就有962个,而这个医院登记下来的其他不幸事件是2426件,这样,由于别的?因引起的不幸事件和机器引起的不幸事件的比例是五比二。这个数字里面还不包括索尔福发生的不幸事件和私人医生所治疗的人。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时,即使受伤者因此失去劳动能力,厂主们最多也只付医药费,在治疗期间照付工资的就极其少见了。至于不能再工作的工人以后如何生活,那是和他们不相干的。

关于这种事情,工厂报告写道:在任何情况下责任都应当由厂主来负,因为孩子们还不会遵守预防办法,而成年人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遵守这些办法的。但是写这个报告的是资产者,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自相矛盾,并且胡诌一大堆关于工人的“犯罪性的疏忽”(culpable temerity)的废话。这当然改变不了事实。事情的实质是这样:既然孩子们不会谨慎小心,那就必须禁止使用童工;既然成年人常常不够谨慎,那末他们或者同样是小孩子,就是说,他们还处在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危险的发展阶段上,而应当在这上面负责的,不是使他们不能受教育的资产阶级,还能是?呢?——或者是机器装置得不好,必须在周围加上隔板或栅栏,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应当关心的;再不然就是有一种比对于危险的恐惧更强烈的动机支配着工人,——他们为了要多挣一些钱,必须赶快工作,没有谨慎从事的时间,如此等等,——在这种场合下应当负咎的也还是资产阶级。譬如说,许多不幸事件是由于工人在机器还在运转时就开始擦洗机器而发生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资产者强迫工人在机器停下来的休息时间内擦洗机器,而工人自然是不愿意随便牺牲他的休息时间的。每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对他来说都是这样地宝贵,使他宁愿一星期冒两次生命的危险,也不愿把这一小时奉送给资产者。如果叫厂主把擦洗机器所必需的时间包括在工作时间内,那就没有一个工人会想到要去擦洗转动着的机器了。总之,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至少至少也应当要求他终生赡养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时,就应当赡养他的家庭。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不幸事件比现在还要多得多,因为那时的机器比较坏,比较小,装置得比较挤,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安全设备。但是像前面引证的材料所表明的,不幸事件的数字现在还很大,使人们不得不严肃地考虑下面这件事实,这就是,仅仅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残废者,竟有这么多的勤劳的工人在替资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因资产阶级的过失而遭遇不幸,从而陷入穷困和饥饿的厄运。

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如果读到一件件的残酷得野蛮的事情,读到孩子们怎样光着身体被监工从床上拖起来,手里拿着衣服就在?打脚踢下被赶进工厂(例如斯图亚特文件第39页及其他各页),他们的梦魔怎样被?头所驱散,他们又怎样在工作中呼呼睡去,一个在机器刚停住的时候就睡去的可怜的孩子怎样在监工的吆喝下惊跳起来,闭着眼睛重复平时的操作;如果读到,累得走不回去的孩子怎样藏在干燥室的羊毛堆里睡觉,只有用皮鞭才能把他们赶出工厂;成百的孩子每天晚上回家时怎样疲倦到由于瞌睡和食欲不振而吃不下晚饭,他们的父母发现他们跪在床前,?来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睡着了;如果读到这一切和几百件其他肮脏卑鄙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切证据都有委员会本身认为可靠的许多证人起誓证实的报告中读到的;如果想一想,这是一个“自由党的”报告,是资产阶级的报告,是做出来反驳托利党以前的报告并证明厂主们的心地纯洁的;如果想一想,委员们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记载所有这些证据是违背他们的本意的,那末对这个以慈悲心肠和自我牺牲自诩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装满自己的钱袋为唯一目的的阶级,难道能不感到愤?,能不感到憎恨吗?但是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挑选出来的奴才尤尔博士的嘴说出来的话吧。

这位先生在他的“工厂哲学”第277页及以下各页中写道,有人告诉工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和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不相称的,这就破坏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工人不应当这样想,他们应当努力表现自己的勤劳和忠诚,并为自己的老板的成功而欢欣鼓舞,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监工、?理,最后甚至可以成为股东,从而(多聪明呵,你说得真像鸽子咕咕叫一样!)“市场上对工人的需求立刻就会增加”!!——“要不是工人这样不安静的话,工厂制度的发展会得到更加有益的结果。”接着就是一段抱怨工人倔强的冗长的耶利米哀歌,而在讲到工资最高的工人(精纺工)的罢工时,竟说出了下面这些天真的话:“是的,正是他们的高额工资使他们能够维持一个有薪俸的委员会,并且给他们吃着就这种工作说来是营养过多、刺激性太大的伙食,因而得了神?营养过度的毛病!”(第298页)让我们听—听,这位资产者是怎样描写童工的劳动的:“我参观过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许多工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孩子受虐待或者受体罚;也没有看到过孩子们情绪不好。他们看上去都很快活(cheerful),很机灵,对他们的肌肉的轻微活动感到愉快(taking plea?sure),充分地享受着适合他们的年龄的活动。生产的景象决没有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点伤感的情绪,相反地,它永远使我感到振奋。看一看走车退回的时候他们怎样灵巧地接上断头,看一看他们用自己的纤巧的手指活动了几秒钟之后,怎样在空闲的几分钟内采取各种姿势玩耍着,直到把线抽出来又绕上为止,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delightful)。这些活泼的(lively)小鬼的工作就像是一种游戏,因为已?习惯了,做起来非常轻快。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技巧,很愿意把它显示给每一个参观者看。疲劳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因为他们一走出工厂,就在最近的一个游戏场上跳跳蹦蹦地玩起来,和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孩子们一样。”(第310页)(当然罗,好像活动一下肌肉并不是被工作弄得疲劳僵硬的身体的直接需要似的!但是尤尔应当再看看这一瞬间的兴奋是不是在几分钟以后就消逝了。而且这种情形尤尔也只能在中午,即在孩子们工作五六小时以后看到,而不能在晚上看到!)至于工人的健康,这个资产者为了证明情况非常之好,更是恬不知耻地引用我们多次引证并摘录过的1833年的报告。他企图断章取义地摘引几句话来证明工人当中连一点腺病质的迹象都没有,证明工厂制度使工人摆脱了各种急性病的痛苦(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工厂制度同时却给工人们带来了各种慢性病,这一点尤尔当然绝口不谈了)。要了解我们这位可敬的尤尔怎样厚颜无耻地对英国公众撒下弥天大谎,就应当知道,这个报告共有厚厚的对开本三册,一个脑满肠肥的英国资产者根本不会想到要把它好好研究一下的。让我们再听听他对1833年自由资产阶级所颁布的工厂法的意见吧。

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法律只给了厂主们一些最起码的限制。

而在尤尔看来,这个法律,特别是义务致育,是一种用来对付厂主的荒谬而专横的措施。这个法律把所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都抛到了街头,而结果会怎样呢?不能再做轻松而有益的工作的孩子们现在一点教育也受不到了;他们被人从温暖的纺绩间赶到冰冷的世界里,只好靠行乞和偷窃为生;在尤尔看来,这种生活同他们在工厂和主日学中的不断改善的情况比起来实在太悲惨了!尤尔抱怨这个法律在慈善的幌子下加深了穷人的痛苦,使得有良心的厂主所进行的有益的工作即使不完全停顿,至少也受到了极大的妨?。(第405、406页及以下各页)工厂制度的破坏作用早就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1802年的学徒法我们已?在这里提到过了。以后,大约在1817年,新?纳克(苏格兰)的厂主罗伯特P欧文(后来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就开始上请愿书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须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小孩子的健康。赞成他的,有已?去世的罗P皮尔爵士及其他慈善家,他们先后使政府通过了1819年、1825年和1831年的工厂法,前两个法律根本没有人遵守107,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

根据约P?P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议而通过的1831年的法律,禁止棉纺织工厂使用二十一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间(晚上七时半到早上五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规定,在任何工厂里,十八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工人为了不致遭到解雇的危险,就不能出面做证反对自己的老板,所以这项法律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多大好处。在工人不那么老实的大城市里,大厂主共同决定遵守这项法律,但是就在这里也有不少厂主和乡下的厂主一样,根本不理睬这个法律。这时工人们已广泛地要求十小时法案,即规定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工人的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十小时的法律。工会通过宣传使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要求,当时以迈克尔P萨德勒为首的托利党博爱派抓住了这个计划并把它提到议会里去讨论。萨德勒达到了组织议会委员会去调查工厂制度的目的,这个委员会在1832年的议会常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是工厂制度公开的敌人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做的十分不公正的报告。高贵的热情使萨德勒做了许多毫无根据的不确实的论断,他提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从证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即使不是虚假的,至少真理也是被歪曲和颠倒了。厂主们慑于这个把他们描写成恶魔的报告,就自动请求官方进行调查。他们懂得,一个真实的报告现在对他们只会有利;他们知道,当权的是和他们交情很好的辉格党人,真正的资产者,反对限制工业是这些人的?则。他们果然达到了成立一个完全由自由资产者组成的委员会的目的,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就是我在这里常常引用的那个报告。这个报告比萨德勒委员会的报告稍微接近真实情况一些,但是它却向相反的方向背离了真实情况。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流露出对厂主的同情、对萨德勒报告的不信任、对独立行动的工人和十小时法案拥护者的敌视;报告中没有一个地方承认工人有权过人的生活,有权独立活动和自己下判断。报告责备工人,说他们鼓吹十小时法案不只是替孩子们着想,而且是替自己着想,它把工人宣传家称为蛊惑者,称为存心不良的阴险的人等等,一句话,它所有的同情都是在资产阶级一面。但是报告仍然不能替厂主洗刷干净,根据它的自供,应当由厂主负责的丑事还是很多,甚至就从这个报告来看,鼓吹十小时法案、工人对厂主的愤恨、萨德勒委员会用来骂厂主的最尖刻的词句,也都应当认为是完全公正的。全部区别只在于,萨德勒的报告责备厂主们那种公开而毫无掩饰的残酷行为,而这个报告却表明这种残酷行为大都是在文明和人道的假面具之下进行的。譬如受委员会之托去郎卡郡进行过调查的医生霍金斯博士在他的报告的开头几行就表示他自己坚决拥护十小时法案!马根多士委员也声明,他的报告并没有包括全部真实情况,因为很难说服工人提出不利于他们的老板的证据,而由于工人的激动本来就被迫做了较大让步的厂主们,往往又对委员会的访问做好了准备,打扫了工厂,减低了机器的转动速度,如此等等。譬如在郎卡郡,他们就使用了这样的诡计:把监工当做“工人”介绍给委员会,这些监工滔滔不绝地述说了厂主如何人道、劳动对工人健康的良好的影响、工人又如何不关心甚至讨厌十小时法案。但是这些监工已?不是真正的工人,他们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为了较高的工资而替资产阶级效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们的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们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尽管如此,这个报告还是充分地表明了工业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态度是如何令人愤?和冷酷无情,表明了整个卑鄙的工业剥削制度是怎样毫无人性。在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的对比: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过度而产生的许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厂主们冷酷的锱铢必较的政治?济学,他们竟企图用手中的数目字来证明,如果不再允许他们每年使这么多的小孩子变成畸形者,全英国就必然会和他们一起毁灭。还有什么比这种对比更令人愤?呢?恐怕只有我刚才引用过的尤尔先生那些无耻的胡说八道才能引起更大的愤?,假使这些胡说八道不是那样可笑的话。

这个报告的结果就是1833年的工厂法。这个法律禁止雇用九岁以下的儿童做工(丝织工厂除外);规定九岁到十三岁的儿童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四十八小时,或每天不超过九小时,十四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六十九小时,或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规定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再一次禁止所有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时又规定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受两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没有厂医的年龄证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证明书的儿童,就得受罚。为此,厂主有权从孩子们的工资中每周扣下1辨士作为教师的薪金。此外,还任命了厂医和视察员,他们随时可以到工厂中去要求工人宣誓做证,在厂主违法时,负责向治安法官提出控诉。这就是尤尔博士那样不可抑制地破口大骂的法律!

由于实施了这个法律,特别是由于任命了视察员,工作日平均缩短到十二三个小时,童工也尽可能地由成年人来代替了。因此,几种最惊人的祸害几乎完全绝迹了;只有身体极衰弱的人才会弄成畸形,工厂劳动的恶果一般说来表现得不太明显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工厂报告中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就是在那些按照约P?P霍布豪斯爵士法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多不超过十三小时的工厂和工人中也?常出现各种不十分严重的疾病,如脚肿,腿、腰和脊柱软弱而且疼痛,静脉扩张,下肢溃疡,全身衰弱,特别是肠胃衰弱,作呕,食欲不振,有时又有不自然的饥饿感,消化不良,忧郁症以及工厂中的灰尘和恶劣空气所引起的各种肺部疾病等等。在这一方面,关于格?斯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的报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疾病在实施1834年的法律后也还没有绝迹,甚至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破坏着工人阶级的健康。人们所关心的只是使资产阶级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使厂主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不再干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们有更多的?人理由来吹嘘他们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假使今天再派一个工厂调查委员会出去,它就会发现情况多半还是和过去一样。至于事前毫无准备就颁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命令,因为政府并没有同时设法建立好的学校,所以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厂主们雇了一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每天把孩子们送到他们那里去待上两小时,这样就算遵守了法律的条文,但是孩子们却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甚至工厂视察员(他们只限于直接履行自己的职责,即检查厂主是否遵守工厂法)的报告也提供了许多材料,证明前面提到的各种祸害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视察员霍纳和桑德斯在他们的1843年10月和12月的报告里说,在那些可以不用童工或者可以用失业的成年工人来代替他们的部门里,许多厂主仍然要他们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甚至还要多些。在这些地方,刚超过受法律保护的年龄的年轻人特别多。其他的厂主干脆就破坏这个法律,他们缩短休息时间,使孩子们工作的时间超过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受法庭追究的危险并不能制止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的处罚和他们因破坏法律而获得的利益比起来实在太微小了。尤其是在现在生意这样好的时候,厂主们所受的诱惑就更大了。

但是,工人中间十小时法案的宣传并没有停止。1839年这种宣传又热烈起来了,已故的萨德勒的地位在下院内由艾释黎勋爵所代替,在院外则由理查P奥斯特勒所代替,——这两个人都是托利党人。奥斯特勒?常在工厂区进行宣传工作,早在萨德勒在世时就在那些地方出了名,现在特别为工人爱戴。他们简直就称他为“善良的老王”,“工厂孩子之王”;在一切工厂区里,没有一个孩子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当他到城里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不参加到大家的行列里去?接他。奥斯特勒也竭力反对新济贫法,因而被一个叫做桑希尔的辉格党人送进了债务监狱,因为他在这位先生的庄园里当过管事,欠了这位先生一笔债。辉格党人曾?屡次向奥斯特勒表示,只要他不再抨击济贫法,就替他偿还债务,并且保护他。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他留在监牢里,并且从那里散发他每周的“弗利特寄语”108反对工厂制度和济贫法。

1841年上台执政的托利党政府又注意到了工厂法。内务大臣詹姆斯P格莱安爵士在1843年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把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六小时半并加强义务教育的法案;这个法案的要点是要求创办比较好的学校。然而这个法案由于非国教徒的宗教狂热而未获通过,因为义务教育虽然并不要求非国教徒的子女学习宗教课程,但学校要受国教的监督,而圣?又是大家必读的书,宗教也就成了全部教育的基础,所以非国教徒认为这对自己是一种危险。

厂主们和自由党人都支持非国教徒;工人们由于宗教的争执而分裂了,所以没有什么活动;这个法案的反对派,虽然没有在索尔福和斯托克波尔特这样的大的工厂城市里得到支持,虽然在其他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里,由于害怕工人,只敢对这法案的某几点进行攻击,但是,他们仍然为自己的请愿书征集了将近200万人的签名,这就把格莱安吓得撤回了他的整个法案。次年,格莱安删除了法案中有关学校的一切条文,他没有再提过去的条款,只提议把八岁到十三岁的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每天六小时半,并使得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成为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把十三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工人及全体女工的工作时间限制为十二小时;此外,还实行一些限制,使过去那种常常规避法律的行为成为不可能。他刚提出这个法案,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宣传就重新高涨起来。奥斯特勒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由于朋友们的帮助和工人们的捐款,他还清了债,并全力投身于这个运动。下院中拥护十小时法案的人数增加了,从各方面来的大批请愿书又给这法案带来了新的拥护者。

1844年3月19日,艾释黎勋爵以179票对170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工厂法案中“夜间”一词应了解为晚上六时到第二天早上六时这一段时间;因此,由于禁止做夜工,连休息时间在内,工作日也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如果不算休息时间,实际上已限制为十小时了。但是内阁不同意这样做。詹姆斯P格莱安爵士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而在第二次表决这个法案中的某一条的时候,下院以微弱的多数把十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一起否决掉了!在这以后,格莱安和皮尔宣布他们将提出一个新法案,如果这个法案通不过,他们就要辞职。这个新法案就是?来那个旧的十二小时法案,只不过变更了一下形式而已,3月间否决了这个法案的主要点的下院,现在在5月间却把它?封不动地通过了!?因是拥护十小时法案的多半是托利党人,他们宁愿法案垮台也不愿内阁垮台;但是不管这两次前后矛盾、互相排斥的表决的?因如何,下院只是使自己在全体工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宪章派认为必须改组下院的意见获得了一个明证。以前投票反对内阁的三个议员,现在投票拥护内阁,从而拯救了这个内阁。每次表决时,反对派总是大批地投票拥护内阁,而执政党却大批地投票反对内阁G。这样,格莱安提出的两类工人各工作六小时半和十二小时的提案便获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由于这一点,同时也由于对补足停工(如因机器损坏或因冰冻、旱灾以致水力不足而产生的)时间的限制及其他某些不重要的限制,工作日要超过十二小时几乎是不可能了。毫无疑义,在很短的时期内,十小时法案也会通过的。不用说,厂主们几乎全都反对十小时法案;他们中间未必能找出十个赞成这个法案的人来;他们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为他们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们的憎恨。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是会通过的。工人想要什么,他们就能争得什么,而在去年春天他们就证明他们的确是要求十小时法案的。厂主们的政治?济学的论据是:十小时法案会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而因此工资也必然会降低,如此等等。当然,这论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自然,如果问题是以十小时法案为极限,那英国就会毁灭;但是这个法案必然还会带来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国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是前进了一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工厂制度的另一面,这一面的后果是比这种制度所引起的疾病更难用法律条文来消灭的。我们已?一般地谈到过工厂工作的性质,并且谈得很详细,足以从已?举出的事实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并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许工人思考别的事情。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此外,他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蒸汽机整天地转动着,轮子、传动皮带和锭子整天在他耳边轰隆轰隆、轧?轧?地响着,只要他?一口气,拿着罚款簿的监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现。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萎靡不振。真的,要想出一个比工厂劳动更能使人愚昧的办法来的确是很难的,而如果说工厂工人仍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发展,那只是因为他们起来反抗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了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失掉的唯一的感觉和唯一的思想。如果某一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愤?还没有成为压倒一切的感情,那他就必然要酗酒,要做出通常所谓堕落的事情。根据官方委员会委员霍金斯的意见,仅仅是体力衰退和工厂制度所引起的疾病,就足以使工人不可避免地要堕落。如果再加上精神萎靡不振和前面提到的使每一个工人堕落的种种情况,那末堕落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因此,正是在工厂城市里,酗酒和纵欲达到了我前面所描写的那种程度,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G其次,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五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十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虽然他在十二小时内只有两小时半没有工作)。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连大小便的时间也少得不能再少了。工人从他的家里到工厂要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厂主是根本不管的。专制的钟声?常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官还是对工人说:“你们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们不高兴,就不必订这样的契约;但是现在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就得履行它。”这样,工人还得忍受这个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的治安法官的嘲笑,忍受同一个资产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嘲笑。这样的法庭判决是很常见的。1844年10月,曼彻斯特肯尼第工厂的工人罢了工。厂主就根据贴在厂里的一条规则——在一个车间里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的工人同时丢开工作——向法庭提出控告!法官承认厂主有理,并用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回答工人(10月30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工厂规则通常是怎样的呢,请看吧:(1)工厂的大门在上工十分钟后即行关闭,早餐前任何人不得入厂;在此时缺席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3辨士;(2)在其他时间内,织工(动力织机上的织工)如在机器转动时缺席,按其管理的机器数目每台每小时罚3辨士;在工作时间内未得监工允许擅自离开车间者也罚3辨士;(3)没有自带剪子的织工每天罚1辨士;(4)所有梭子、刷子、注油器、轮子、窗户等如有损坏,概由织工赔偿;(5)织工不在一周前预先通知厂方不得离职;厂主可以因工作不好或举动失当不?事先通知即开除任何一个工人;(6)在工作时和别人说话、唱歌或吹口哨,即罚6辨士;工作时离开现场者,也罚6辨士G。

我手头另外还有一份工厂规则,根据这份规则,迟到三分钟的扣一刻钟的工资,迟到二十分钟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资;星期一早餐以前缺席的罚1先令,其余的日子罚6辨士,如此等等。这就是曼彻斯特杰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规则。会有人这样说:为了保证一个庞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说:在这里和在军队里一样,这种严格的纪律是必要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没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统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军事纪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九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他们比美国的黑人更像奴隶,因为他们处在更严格的监视之下。尽管这样,人们还要求他们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们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陈述,许多厂主用最残酷的严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罚款,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钱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李奇也说,工人在早晨到工厂的时候,常常发现工厂的钟快了一刻钟,因而大门已?关了,而拿着罚款簿的办事员却在车间里乱转,把大批没有到的工人记下来。有一次,李奇就亲眼看到95个工人这样被关在工厂的大门外面;这个工厂的钟比城市里一般的钟晚上慢一刻钟,早上快一刻钟。在工厂报告中也叙述了类似的事情。有的工厂上班时把时钟的针拨回去,因而工作时间就比规定的时间长,但工人并没有因此多得到一点工资。有的工厂干脆就要工人多工作一刻钟。又有的工厂有一只普通的钟和一只表示机器主轴转动次数的机器钟;如果机器转动得慢,那就按照机器钟工作,直到十二小时中应该转动的次数转足时为止;如果工作做得很好,规定的转数不到时间就转足了,那末工人还是要做满十二小时的工作。有一个证人补充说,他认识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挣钱不少,并且还有加班工作,但她们还是宁愿去做娼妓也不愿忍受这种暴虐的统治(引自德林瓦特文件第80页)。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罚款的情形。李奇说,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怀孕后期的女工们在工作时间坐下来休息一会,就被罚款6辨士。因为工作不好而处以罚款的事完全是随便乱来的。商品到了仓库才进行检查,而仓库管理人甚至不把工人叫去就开了罚款单;工人直到监工付给他工资的时候才知道他已?受罚,而那时商品可能已?卖掉,至少已?拿走了。李奇有一张长达10英尺的罚款单,罚款总数达35英镑17先令10辨士。他说,在开这张罚款单的工厂里,一个新的仓库管理人被解雇了,因为他罚得太少,使厂主的收入每星期少了5英镑(34塔勒)。(“无可否认的事实”第13—17页)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李奇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不会说谎的人。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隶。如果有钱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儿,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无法抗拒。

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要人在请愿书上签名,那他只要把请愿书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到议会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工人愿意或不愿意,他们都必须投资产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讲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监视。

还有两种办法特别加强了厂主对工人的奴役,这就是 truck?system(实物工资制)和 cottage?system(小宅子制)。工人们把用商品支付工资叫做 truck,这种支付办法以前曾通行于全英国。“为了使工人方便起见,使他们不受小商人的高价的剥削”,厂主就开一个商店,出卖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为了使工人不到别的价钱比较便宜的商店里去(因为 tommy?shop〔工厂商店〕中的价格通常都比别的地方贵25—30%),支付工资时不用现款,而用工厂商店的购买券。这种可耻的制度引起了公愤,因此1831年公布了Truck Act〔实物工资法〕,根据这个法律,对大多数工人采用的以商品支付工资的办法被宣布为无效的、非法的,?要这样做就处以罚款。但是这个法律也像大多数的英国法律一样,只是在个别地方具有实际效力。当然,在城市里这个法律是执行得相当认真的,但是在乡间,旧制度仍被直接间接地充分采用着。在莱斯特城里,这种制度也是很流行的。我手边就有十几份对违反这个法律的案件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都是1843年11月到1844年6月间做出的,其中一部分登在“曼彻斯特卫报”上,一部分发表在“北极星报”109上。自然,这种制度现在是不那样明目张胆地实行了;工人们多半都能领到现钱,但是,厂主们还是有足够的办法强迫工人到工厂商店里而不到旁的地方去买东西。这样就很难揭穿这类厂主;现在,只要他们的确把钱交到工人手里,他们就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干自己的罪恶勾当了。1844年4月27日的“北极星报”刊登了约克郡哈得兹菲尔德附近霍姆菲特的一个工人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谈到一个叫鲍威斯的厂主:“这个该死的用实物支付工资的办法竟能够像在霍姆菲特这样大规模地存在,而且?也不敢制止厂主这样胡来,真是叫人奇怪。这里,有许许多多老实的手工织工为这个该死的制度受罪。这里就是一个宽宏大量的自由贸易派G分子的例子,这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厂主,因为他对待可怜的织工们实在太可恶,附近的街坊没有不诅咒他的。一匹价值34—36先令的料子,他只给20先令的现钱,其余的就只发给呢子或衣服,定价要比其他商人贵40—50%,而且这些东西还常常是已?霉烂的。但是自由贸易派的‘信使报’G却说:他们并不是非要货物不可呀,这是完全随他们便的。呵,不错,可是他们要是不想饿死,就得要这些东西。要是他们要的现钱超过20先令,在领?纱时他们就得等上八天到十四天;要是他们20先令再加货物,那?纱总是够他们用的。这就是他们的自由贸易。布鲁姆勋爵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应该积存一些东西,免得到老年的时候去请求救济。好呵,我们是不是就积存这些霉烂的东西呢?这话要不是一位勋爵说的,那就只能认为这个人的脑袋也像用来偿付我们的劳动的那些货物一样地霉烂了。当没有缴纳登记费的报纸非法出现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霍姆菲特的警察局告密,还有像布莱斯和依斯特伍德等那样的人,但是现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的厂主已?成了虔诚的自由贸易派,他每个星期日上两次教堂,还诚心诚意地跟着牧师念道:‘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没有做,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慈悲的主呵,饶恕我们吧。’(英国国教的祷词)①是的,饶恕我们到明天吧,好让我们再把霉烂的货物付给我们的织工。”小宅子制初看起来害处要小得多,它的产生更是无可非难的,虽然这种制度对工人的奴役并不下于实物工资制。在乡间,工厂附近常常缺少工人住的房子。因此,厂主就常常得造这种住房,而他也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房子会给他投下的资本带来极大的利润。如果工人住宅的房东一般能从他的资本中获得年利6%的话,那就可以认为这种小宅子会给厂主带来双倍的利润;因为只要他的工厂不关门,他就总有房客,而且是按时付房租的房客。这样,他保险不会受到其他房东可能受到的两种主要的损失:他的小宅子永远不会空闲着,他也没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险。但是房租通常是把这两种可能的损失都算进去的,因此,如果厂主收的房租和其他房东收的一样多,他就可以在工人身上做一笔获利12—14%的好买卖。厂主把房子租给工人,从而比他的竞争者获得更多的利益,甚至双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们根本不可能和他竞争,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更不公平的是,他的这些利益是从必须珍惜每一个小钱的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口袋中取得的;但是这种事情对厂主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的全部财富本来就都是靠牺牲工人而获得的。既然厂主用解雇的威胁来强迫工人住他的房子,要他们缴纳比平常高的房租,甚至缴纳他们根本不住的房子的房租(这是常有的事),这已?不是不公平,而是无耻了。自由党的“太阳报”G引了“哈里法克斯卫报”上的一段话:在埃士顿?安得?莱因、奥尔丹和罗契得尔等地,有许多厂主强迫他们的几百个工人缴纳小宅子的房租,不管他们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乡间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种制度产生了大批的村镇,并且在大多数的场合下都因为厂主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竞争者,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根据一般的标准来规定房租,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在和工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小宅子制又给了厂主多么大的权力呵!工人一罢工,厂主就赶他们搬家,而且只给他们一星期的限期;限期一过,工人不但没有吃的,而且也没有住的,只好成为流浪汉了,而根据法律,流浪汉是毫不容情地要被送到监狱里去关一个月的。

这就是工厂制度!我已?在本书篇幅容许的范围内尽量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并且在叙述资产阶级和手无寸铁的工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时,尽可能地做到大公无私——谈到这种英雄事迹时是不能无动于中的,因为无动于中就等于犯罪。让我们再把1845年自由的英国人的状况和1145年诺曼贵族压迫下的撒克逊农奴的状况比较一下吧。农奴是 glebae adscriptus(束缚在土地上的),自由工人也被小宅子制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把 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献给主人;自由工人必须献给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农奴没有权利弄到一份财产,他所有的一切,地主都可以拿走;自由工人也没有财产,而且由于竞争也不可能弄到一份财产。甚至连诺曼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厂主都做了:厂主通过实物工资制每天都在侵占工人直接用来维持生活的东西。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由大家都遵守的符合习俗的法律来调整,同时也由习俗本身来调整;自由工人和老板的关系也由法律来调整,但是这种法律没有被遵守,因为它既不符合习俗,也不符合老板的利益。地主不能使农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卖农奴而不出卖土地,而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不能转让,加之当时又没有资本,所以地主是根本不能出卖农奴的;现代资产阶级却强迫工人出卖自己。农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块土地的奴隶;工人是生活必需品和他用来买这些必需品的金钱的奴隶——他们都是物件的奴隶。农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位置;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没有,因为他只是在资产阶级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否则就没有人理会,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农奴在战争时期为自己的主人卖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卖命。农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农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两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说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话,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两种人都是奴隶,对前一种人的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显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神学的①奴隶制。托利党人慈善家们称工厂工人为white slaves(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认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舆论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则实现。

最后,我从一首表现工人自己对工厂制度的看法的诗中摘引几节来作为结束。这首诗是北明翰的爱德华P波P米德写的,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

110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王,——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他是个专杀白奴的魔王,大家叫他蒸气,非常凶残。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但他气力大,?都比不上,像是一只烧红了的铁手,他能使人民成群地灭亡。

他像他祖先摩洛赫一样,宰割人民,制造无穷灾殃,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烧,他拿儿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像他一样凶狠,用铁腕操纵人们的命运,贪得无厌地给他找牺牲,用人们的鲜血铸造金银。

 这些奸贼是无耻的恶魔,把人权的基础践踏净尽,耻笑父亲们痛哭的眼泪,取笑母亲们垂死的呻吟。

饥啼寒号欣慰他们心窍,悲叹哭泣是悦耳的音乐,老人儿童的尸骨堆成山,堆满了他们宫殿的地窖。

没有心肝的凶恶的国王,在邪恶的王国布满死亡,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他把人们活的灵魂杀光。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你们的愤?就快要觉醒,你们就要张口高声呼喊。

那伙镀金的寄生虫一定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渊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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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5:27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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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劳动部门



我们在工厂制度这方面谈得多一些,因为它是工业时代的一种全新的产物。而其余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我们谈的就少多了,因为一般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情况或特别是工厂制度的情况,全部或部分是和这些部门的情况相同的。因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考察工厂制度在各个劳动部门中已深入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些部门中每一个部门有什么特点。

适用工厂法的四个劳动部门都是生产衣料的。我们现在最好是从那些向这类工厂领取?料的工人谈起;先谈诺定昂、得比、莱斯特的针织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谈到这些工人时说,工作时间长(由于工资低,不得不这样),再加上整天坐着,眼睛因工作本身的性质?常保持紧张状态,这就使他们的整个身体都衰弱下去,特别是影响了视力。晚上没有很强的灯光就不能工作,因此,工人通常都利用玻璃球来聚光,这对眼睛的害处很大。几乎所有的工人到了四十岁就得戴上眼镜。在这种生产中从事缠线和缝纫(缝合)的儿童,通常都不健康而且发育得不好。他们从六七岁或七八岁起就在狭小得令人窒息的屋子里每天工作十小时到十二小时。

许多儿童被工作弄得疲惫不堪,逐渐虚弱下去,连最普通的家务事都干不了,眼睛很早就近视了,因此不得不在童年就戴上眼镜。委员们发现许多儿童都患有瘰疬症,厂主们大都拒绝雇用做过这种工作的女孩子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说她们的身体太弱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把这些童工的状况叫做“基督教国家的耻辱”,希望他们的工作受到法律的保护(格棱吉。“报告”附录第1部分F15页第132—142节)。报告还说,莱斯特的针织工人的待遇在当地所有的工人中是最坏的;他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到十八小时,每星期挣6先令,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挣7先令。过去他们挣过20—21先令,但是大型织机的使用降低了他们的工资;大多数工人还在旧的简单的织机上工作,和改良了的机器进行着筋疲力尽的竞争。可见技术的发展每前进一步,工人的状况就倒退一步!但是不管怎么样,鲍尔委员说,针织工人却以他们的自由、以他们吃饭、睡觉或工作都不受工厂钟声的支配而感到骄傲。在工资方面,这些工人现在的情况并不比1833年工厂委员会写报告的时候好些;这是由于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萨克?针织工人的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不仅在所有国外市场上击败了英国人,而且(在劣等货物方面)在英国市场上也击败了他们。德国的爱国针织工人,由于自己的挨饿而剥夺了英国针织工人的面包,他们该多么心满意足呵!如果德国的荣誉要求他们的肚子老是空着一半,难道他们就不再为德国工业的光荣而骄傲地愉快地继续挨饿吗?呵,竞争和“国家竞赛”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晨报”(也是自由党的报纸,par ex?cellence〔道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在1843年12月发表了亨克莱的一个针织工人描写他的同伴的状况的几封信。他附带报道了50个家庭的情况,这些家庭共有321人,依靠109台织机为生;每台织机平均每星期收入51J6先令,每个家庭平均每星期挣11先令4辨士。在这里面,房钱、针织机租费、煤炭、灯火、肥皂和织针总共要用掉5先令10辨士,每人每天只剩下11J2辨士(15个普鲁士分尼)做伙食费,至于做衣服就一个钱也没有了。

这个针织工人写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没有一个人听到过,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可怜的人们所忍受的苦难的一半。”他们根本没有床铺,即使有,也只够一半人睡,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赤着脚跑来跑去。男人们含着眼泪说: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吃肉了,我们几乎忘记了肉的味道。终于有些人星期日也工作,虽然社会舆论从来也不?谅他们这样做,而且织机的轧轧声四邻都可以听见。

其中有一个人说:“看看我的孩子你们就全明白了。贫穷逼着我这样干,我不能老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饿得直叫,却不去用最后的办法清清白白地赚些面包。上星期一我早上两点钟就起来,差不多干到半夜,其余的几天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但是我吃不消,我不愿意把自己送进棺材里去。现在我每天晚上干到十点钟,损失的时间在星期天补上。”无论在莱斯特,在得比,或在诺定昂,工资从1833年起就没有增加过,而最坏的是莱斯特还普遍实行实物工资制,这我们在上面已?说过了。因此,这个地方的针织工人在每次工人骚动时都非常积极地参加,那是毫不足怪的;因为针织工人多半是男人,所以他们参加运动,就显得更主动和更有力量。

针织工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生产花边的主要中心。在上面提到的三个郡里面共有2760台花边机,在英国其余的部分却一共只有786台。由于严格的分工,生产花边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分成了许多部门。首先是把棉线缠到筒管上,这工作由十四岁或更大一些的女孩子(winders〔络线工〕)来做;然后把这些筒管装在机器上,把线从小孔中穿过去(这种小孔每台机器平均约有1800个),并把它引到规定的地方,这工作由八岁或更大一些的男孩子(thread?ers〔穿线工〕)来做;然后才是工人织制花边;花边从机器上取下来时是宽宽的长条形的,由很小的孩子把连接每块花边的线挑出来,把它们一块一块地分开;这个工序叫做 running〔挑〕或 drawing lace〔抽花边〕,这些小孩子就叫做 lace?runners〔挑花边工〕。

在这以后,花边就完全制好,可以拿去出卖了。无论是络线工或穿线工,都没有一定的工作时间,机器筒管上的线一用完,就需要他们;因为工作在夜间还继续进行,所以任何时间都可能需要他们到工厂或花边工人的工作间去。工作没有规律、常常做夜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在许多方面损害了身体,败坏了道德,特别是像大家一致指出的,引起了混乱而过早的性关系。工作本身对眼睛的害处是很大的;虽然没有发现穿线工有一般的慢性病,但在他们中间眼炎是很流行的,而穿线的工作本身就会引起眼痛、流泪、视力一时模糊等等。至于络线工,那末已?查明,她们的工作严重地损害视力,除了引起?常性的角膜炎,还常常引起白内障和黑内障。花边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机器造得愈来愈宽,现在使用的几乎全是需要三个男工操纵的机器;这三个人依次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所以他们合起来每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每一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这就可以了解,络线工和穿线工所以常常不得不在夜间工作,是为了不让机器停得太久。为了把线穿过1800个小孔,需要三个孩子工作两小时。有些机器已?用蒸气力来发动,因而男人的劳动就被挤掉了。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屡次提到有小孩子工作的“花边工厂”,由此显然可以推断,目前的情况不是花边工已移到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去工作,就是蒸气力已被普遍地用来制造花边。而两种情况都表示工厂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推广。但是对健康最有害的是挑花边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多半是七岁、甚至是五岁或四岁的孩子。格菱吉委员甚至碰到过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做这种工作。?常在复杂的花边纹路中注视着需要用针挑出来的那根线,是非常伤眼睛的,特别是这种工作通常都得继续十四小时或十六小时之久。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眼睛也会变得非常近视,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是很常见的)就会因黑内障而永远失明。此外,孩子们因为?常弯着腰工作,所以长大时身体很弱,胸部狭?,并因消化不良而患瘰疬;子宫机能破坏的现象在女孩子中几乎是很普遍的,脊柱弯曲也一样地普遍,所以“从这些孩子走路的姿势上就可以认出他们是挑花边工”。绣花边无论对眼睛,或对整个身体,也都有同样的后果。做证的医生一致说,所有从事花边生产的孩子的健康,都因他们的工作而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些孩子脸色苍白,虚弱无力,他们的身体与年龄比起来都显得太矮小;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比别的孩子差得多。他们通常的疾病是:全身虚弱、常常昏倒、头痛、两胁痛、背痛、腰痛、心跳、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脊柱弯曲、瘰疬和肺结核。这种工作时刻都在极其严重地破坏妇女的健康,患妇女贫血症、难产和流产的到处都是(格棱吉在“报告”中的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这个下级官员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孩子们?常穿得很坏,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吃也吃得很不好,多半只有面包和茶,常常好几个月看不到肉。至于他们的道德状况,他说:“诺定昂的全体居民,警察、牧师、厂主、工人以及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一致肯定,目前的劳动制度是产生道德堕落现象的最肥沃的土壤。穿线工(多半是男孩子)和络线工(多半是女孩子)常常在半夜里同时被叫到工厂里去,又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可能知道他们需要在那里待多久,所以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在一块胡搞,工作完了就一块去游荡。这种情况大大助长了道德败坏现象。大家都承认,在诺定昂道德败坏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至于这种极端反常的情况对这些孩子和年轻人的家庭安宁和乐趣的严重破坏,那就不用说了。”花边生产的另一部门即花边的编结,已扩展到农业地区——北安普顿郡、牛津郡、培德福德郡和巴金汉鄂。从事这一工作的大都是儿童和少年,他们都抱怨吃得不好,很少吃到肉。他们的劳动对健康是极端有害的。孩子们在狭小的、不通风的和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工作,老是坐着,弯着腰拨动编针。为了使身体勉强保持这种吃力的姿势,女孩子们都穿上带有木板条的紧身,由于这些女孩子大半都是很小就开始工作,那时骨头还很软,因此,这种紧身使胸腔和肋骨完全移动了位置,使胸部普遍狭?。由于工作地点的空气不好,工作时又整天坐着不动,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患了消化不良症;她们在受到这种病的残酷(severest)折磨之后,就得肺结核死去。她们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道德方面的教育受得更少,又都喜欢打扮,因此她们的道德水平低得可怜,卖淫在她们当中几乎成了流行病。(“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白恩士的报告)这就是社会为了使漂亮的资产阶级太太们能享受戴花边的快乐而付出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很便宜的代价吗?总共只有几千个工人弄瞎了眼睛,只是一些无产阶级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只是一代平民弄得孱弱不堪,而这种孱弱的体质还是遗传给这些平民的同样是平民的子孙,——这算得了什么呢?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的英国资产阶级若无其事地把政府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放在一边,照旧用花边来装饰自己的太太和女儿。英国资产者的泰然自若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郎卡郡、得比郡和苏格兰西部有大批的工人在印花工厂中工作。在英国工业中,没有一个部门像这个部门一样在机械的发展方面获得这样辉煌的成果,但是也没有一个部门的机械的发展使工人的状况恶劣到这种地步。应用蒸气力推动雕花滚筒,又发明了用这种滚筒同时印四种到六种颜色的方法,这就完全排挤掉了手工劳动,正像机器的使用把手工劳动从棉纺织业中排挤出去一样。但是这些新发明在印花工厂中挤掉的工人比在棉纺织工厂中还要多得多。在这里,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做助手的小孩用机器做的工作抵得上过去200个工人用手做的工作。一台机器每分钟出28码(80普鲁士尺)印花布。结果印花工的处境就很糟糕;在他们向下院提出的请愿书中说,郎卡郡、得比郡和柴郡在1842年共印出1100万匹印花布;其中有10万匹是完全用手工印的,90万匹是部分用机器、部分用手工印的,1000万匹是完全用机器印的,印上的颜色少则一种,多则六种。因为机器大部分是新近才使用的,而且不断地在改良,所以手工印花工的数目总是比生产所需要的多;其中有许多(请愿书中说明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自然就完全没有工作了,而其余的平均每星期也只有一两天、最多是三天的工作,得到的是最低的工资。李奇在谈到一个印花工厂(郎卡郡柏立附近的第普里?戴尔)的时候说,那里的手工印花工平均最多只挣5个先令(“无可否认的事实”第47页),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机器印花工的报酬却相当高。这样,印花业完全实行了工厂制度,但不受法律对工厂制度的限制。这一行业所生产的是时髦的商品,所以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定货少的时候,他们就只有一半时间工作;如果某一个图案受到欢?,生意很好,工厂就工作到夜间十点、十二点,甚至通宵工作。在曼彻斯特,我的住宅附近就有一家印花工厂。我不止一次地在深夜回家时看到工厂中还是灯火通明,我常常听说,在那里,孩子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很长,他们总想找个机会在石阶上或穿堂屋的墙角旁休息一会,打一会盹。至于这种情况是否真实,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否则我就把这个公司的名字指出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只是大致地提了一下这一工业部门中的工人的状况。报告只谈到,在英国,至少这些孩子大部分还穿得相当好,吃得相当好(这是相对的,当然要看他们的父母挣钱多少而定),他们没有受任何教育,在道德方面还有很多缺陷。由于上面已?谈过工厂制度的情形,这里我们只指出这些孩子是处在这个制度的统治之下就够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谈别的。

现在我们再稍微谈谈衣料生产部门中其余的工人。漂白工的工作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常把氯气这种对肺部极有害的物质吸进去。染色工的工作害处比较少一些,在许多场合下甚至还对工人有益,因为这工作需要全身使劲。关于这两类工人所得的报酬很少有人谈到,这就证明它并不低于一般的水平,否则他们是会抱怨的。由于棉质天鹅绒的销路广,所以剪绒工的人数相当多,共达三四千人。他们间接地因工厂制度而大遭其殃。

过去用手工织机生产的商品织得不十分均匀,所以需要一个能手把线头一行一行地剪平。自从使用动力织机以来,每一行线都排得很均匀,每根线都和上一根平行,所以剪平绒毛的工作就不需要多大技巧。被机器剥夺了固定生计的工人迅速地投入了这种比较简单的工作,由于他们的竞争,工资降低了。厂主发现这种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女人和小孩去做,于是工资就降低到女工和童工的水平,成百的男人就完全被挤掉。其次,厂主还发现,让工人在工厂中工作比在工人的作坊中工作要便宜得多,因为他们反正要间接地替工人付这个作坊的房租。从那时起,过去用做剪绒作坊的许多小宅子的阁楼不是空起来,就是作为住房租出去,同时剪绒工失掉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要听从工厂里的钟声的指挥了。一个看上去不到四十五岁的剪绒工告诉我,他还记得那样的时代,那时每剪一码挣8辨士,现在每码只挣1辨士;当然,现在因为织出来的东西比较均匀,他可以剪得快些,但是现在每小时所剪的远不能超过以前一倍;这样,他的工资就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李奇把1827年和1843年各种纺织品的工资列成了一个对照表(“无可否认的事实”第35页)。从表中可以看到,1827年剪绒工每码所得工资是4辨士、21J4辨士、23J4辨士、1辨士,而1843年每码仅得11J2辨士、3J4辨士、1辨士和3J8辨士。据李奇说,每星期的平均工资,在1827年是1英镑6先令6辨士、1英镑2先令6辨士、1英镑、1英镑6先令6辨士,而在1843年,同一种商品的工资是10先令6辨士、7先令6辨士、6先令8辨士、10先令,同时还有成百的工人连这样的工资也得不到。关于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上面我们已?谈过了。其余的纺织品几乎完全是手工织工生产的,这些工人也像剪绒工一样,由于从其他工业部门中被机器排挤出来的工人的竞争而遭了殃,此外,像工厂工人一样,工作不好就要无情地被处以罚款。拿丝织工来说吧。全英国最大的丝织工厂厂主之一布罗克赫斯特从自己的账本中拿出一些统计表交给议会委员会,从这些统计表中可以看出,1821年他对各种工作付出的工资是30先令、14先令、31J2先令、3J4先令、11J2先令、10先令,1831年他只付出9先令、71J2先令、21J4先令、1J3先令、1J2先令、61J4先令,虽然在这个部门中机器并没有任何改良。但是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在他的工厂里所做的,完全可以当做全英国的标准。从这些统计表中可以看到,这个工厂中织工的平均工资,除去一切克扣,在1821年是每周161J2先令,而1831年每周仅仅是6先令。以后工资又降低了很多;在1831年每码付工资1J3先令或4辨士的纺织品(所谓single sarsnets——一种做衣里用的绸缎),在1843年只付21J2辨士。而许多住在农村的织工,只有接受每码11J2—2个辨士的工资,才能找到工作。此外还有任意克扣工资的情形。每一个领到?纱的织工都同时领到一张卡片,上面通常写着:某日某时缴回成品,如因病不能工作,必须在三天内通知办事处,否则即使有病也不能得到?谅;等待纬纱也不能成为获得?谅的充分理由;工作中如发生某些过失(例如在一定长度的织物上使用的纬纱超出规定等)应扣去不少于一半的工资;如果不能按期交活,每码扣1辨士。卡片上规定的所有这些克扣使工资大大地减少了,例如有一个收货人到郎卡郡的里城去收回成品,每星期去两次,每次给厂主带回的罚款都不下15英镑(100个普鲁士塔勒)。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他还算是一个最厚道的收货人。在过去,这类问题是由仲裁法庭来解决的,但因为坚持到这种法庭去解决的工人大部分要被解雇,以后这一惯例就逐渐消失了,如今厂主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告,又是证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当工人告到治安法官那里去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接受了卡片,就是签订了契约,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这和工厂工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

此外,厂主每次都强迫工人在一个文件上签字,说明他“同意扣工资”。如果他想抗拒,那末全城的厂主立刻都会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用李奇的话说,他“不愿服从卡片上规定的秩序和法律,并且胆敢怀疑那些社会地位比他高(这是他应当知道的)的人的智慧”(“无可否认的事实”第37—40页)。

自然,织工是完全自由的,厂主毫不强迫他们到他那里领取?纱和卡片,按照李奇的绝妙的说法,他只是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If you don’t like to be frizzled in my frying?pan,you can take a walk into the fire.》)伦敦的、特别是斯比脱菲尔兹的丝织工,很久以来就陷入周期性的极端贫困之中,而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一切工人运动这一事实,就证明他们现在也还没有理由满意自己的状况。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引起了热病,这种病蔓延到伦敦的东部,并且促成了工人阶级卫生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成立。但是,从伦敦热病医院最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热病还是很猖獗的。

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第二个重要的部门是金属制品的生产。

这种生产的中心是制造各种精细金属制品的北明翰、生产各种刀的设菲尔德以及生产锁、钉子等等比较简单的商品的斯泰福郡,特别是乌尔未汉普顿。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先从北明翰说起。在北明翰,和生产金属制品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生产组织还保留着旧时手工业制度的某些特点。小师傅还存在,他们和自己的学徒或者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工作,或者——当他们需要蒸汽发动机时——在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工作,这些厂房被划分成许多小作坊,租给个别的师傅;在每个作坊中都装有由蒸汽发动机带动的传动带,再由传动带转动机器。莱昂P福适(“两大陆评论”111上关于英国工人状况的一系列论文的作者,这些论文表明作者至少研究过这一问题,而且无论如何要比英国人和德国人一向在这方面所写的东西都更有价值)把这种和郎卡郡、约克郡的大生产相对立的生产组织叫做démocratieindustrielle〔民主工业〕。他并且指出,这种生产组织对师傅和帮工的状况都不是很有利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到许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资本集中的趋势?常影响着他们;只要一个人发财,便会有十个人破产,另外还有一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发户的廉价竞争的压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资本家竞争时,他们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下面我们将看到,学徒在小师傅那里过的生活至少也像在厂主那里一样坏,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将来他们自己也会变成师傅,因而他们就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换句话说,他们也受资产阶级剥削,但是不像在工厂中那样直接。

所以这些小师傅不是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部分地依靠学徒的劳动生活,而且出卖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成品,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资产者,因为他们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北明翰工人的这种独特的中间地位,说明他们为什么很少完全地和公开地参加英国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北明翰是一个激进的城市,但不是纯粹宪章主义的城市。北明翰也有许多资本家开设的较大的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工厂制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里所实行的极精密的分工(例如在制造针的部门里)和蒸气力的应用,使厂主们可能雇用很多妇女和儿童。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材料)我们已?从工厂报告中熟悉了的那些特点:孕妇一直要工作到分娩,妇女不会料理家务,家庭和孩子无人照管,不关心甚至讨厌家庭生活,道德败坏,其次,男人从这一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机器不断改良,儿童过早地自立,男人靠老婆和孩子养活,如此等等。据报告所说,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许多孩子一天只吃1个辨士(10个普鲁士分尼)的面包,或者在午饭以前一点东西也不吃;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连一点东西都吃不到。他们常常衣不蔽体;许多孩子甚至在冬天还赤着脚。因此,所有的儿童,就他们的年龄来说,身体都很矮小,很孱弱,并且很少有发育正常的。他们用来恢复体力的东西是这样贫乏,但是还得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做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北明翰能服兵役的男人是这样少了。

一个检查新兵体格的医生说:“工人都很矮小、瘦弱而且体力很差;此外,许多人的胸部或脊柱都是畸形的。”据一个征兵的下级军官证明,北明翰的男人比任何地方的都矮小:他们大部分身长都不超过5英尺4—5英寸,在征来的613个新兵中只有238个合格。至于说到教育,那末我在前面(第396—397页)讲到金属加工区的生活的时候已?举出了许多证言和例子,读者可以再看一下;同时,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在北明翰,五岁到十五岁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根本没有进过学校;学生?常你来我去,所以要使他们好好地受点教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儿童很早就离开学校去做工。从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在那里教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教员。一个女教员在回答她是否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时说:“没有,一星期3辨士的学费哪能这样要求。”有些女教员连这个问题都不懂,而其他一些则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根本不是她们分内的事。一个女教员回答说,她不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她尽力向儿童灌输一些好的?则,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犯了一个严重的语法上的错误。据一个委员说,学校里?常吵吵闹闹,乱成一团。因此,儿童的道德水平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所有的罪犯有一半是十五岁以下的;仅仅在一年内就有90个十岁的罪犯被判了刑,其中有44人是刑事犯。照委员们的意见,混乱的性关系看来几乎是普遍现象,而且这种关系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格棱吉。“报告”和文件)斯泰福郡铁业区的情况更糟糕。这里主要是生产简单的铁器,在这个劳动部门中既不可能进行特别细致的分工(也有一些例外),又不可能使用蒸汽力和机器。所以这里(在乌尔未汉普顿、威伦霍尔、比尔斯顿、塞治里、温斯菲尔德、达?斯顿、达德里、窝尔索尔、温斯柏利及其他等地)的工厂较少,但是小铁铺却很多,这里的小师傅带着一个或几个学徒工作,这些学徒要一直替师傅工作到二十一岁。小师傅的状况和北明翰的差不多完全一样,但是学徒的生活多半还坏得多。给他们吃的几乎全是病畜和死畜的肉、腐烂了的肉和鱼、流产的牛犊或者在火车里闷死的猪的肉。不但小师傅这样做,有三四十个学徒的比较大的厂主也这样做。在乌尔未汉普顿,这种现象似乎是普遍的。这种饮食造成的自然结果就是?常闹肠胃病及其他疾病。此外,这些孩子多半吃不饱;除了工作服就没有别的衣服,仅仅由于这个?因,他们就不能上主日学。住宅又坏又脏,常常成为疾病的发源地,因此,虽然工作本身一般都无害于健康,可是孩子们仍然长得很矮小,发育得不好,孱弱不堪,而且常常被工作弄成严重的残废。例如,威伦霍尔城有许多人因?常在制造螺丝的车床上工作而成了驼背,并别弯了一条腿——即所谓“后弯腿”(hind?leg),这样,两条腿就呈K字形;此外,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患疝气。这里也和乌尔未汉普顿一样,女孩子——女孩子也在铁铺里工作!——和男孩子的性成熟期往往很晚,有时要到十九岁。在几乎是专门生产钉子的塞治里城及其近郊,人们就在肮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牲畜栏似的简陋的棚舍里居住和工作。女孩子和男孩子们从十岁到十二岁起就开始拿起铁锤来工作,只有到他们每天能生产1000个钉子时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工人。他们制造1200个钉子,所得的工资是53J4辨士,或者还不到5个银格罗申。每一个钉子要打十二锤,因为铁锤重11J4磅,所以工人要举重18000磅才能挣到这点可怜的工资。在这种劳动繁重而营养又不足的情况下,儿童身体必然发育得不好,矮小而且孱弱,委员会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这个地区的教育状况,我们在上面已?提供了一些资料。这里的教育水平实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半儿童甚至连主日学都不上,其余的虽然去上了,但也很不?常;和别的地区比起来,只有极少数的儿童识字,会写字的就更少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七岁和十岁之间,即恰恰是适于上学的时候,他们已?开始做工了,而主日学的教员——铁匠或矿工——常常自己也几乎认不得多少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道德水平和这种教育状况是完全符合的。霍恩委员引了许多例子证明说,在威伦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发现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觉不到对父母有什么依恋。他们缺乏思考能力,连自己该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笨头笨脑,愚昧得无可救药,以致他们常说,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的生活好极了,而事实上他们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穿得破破烂烂,吃也吃不饱,还常常挨打,往往挨打后好几天还感到疼痛。他们一天到晚工作,直到发出下工信号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懂得自己累不累,——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他们。(霍恩。“报告”和文件)

在设菲尔德工资较高,所以工人的状况从表面上看起来也好一些。但是这里也必须指出几个对工人健康极端有害的劳动部门。

在某些操作过程中,工人必须?常用胸部顶住工具,这就常常引起肺结核。另一些操作过程,例如制锉子,则阻?整个身体的发育并引起肠胃病。切削骨头(作刀柄用)的工作引起头痛、黄疸病,而做这种工作的许多女孩子会得妇女贫血症。但是对健康最有害并引起工人早死的,是磨刀叉的工作,特别是在干石头上磨的时候。这种工作之所以有害,一半是由于必须弯着腰工作,因而胸部和胃部?常受到压迫,但主要是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五岁。设菲尔德的奈特医生说:“要比较明白地说明这种工作所带来的害处,应当说,磨工中活得最长的是那些酗酒最厉害的人,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比其他人都少。设菲尔德总共将近有2500个磨工。其中约有150个(80个成年男人和70个男孩)是磨叉的;他们总是在二十八岁到三十二岁之间就死掉。磨刮脸刀的工人,无论是干磨的或是湿磨的,都在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就死掉,而使用湿磨石的磨餐刀的工人则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死掉。”这位医生把他们的病即所谓磨工哮?病的?过描述如下:“他们通常是十四岁开始工作,如果他们的身体很好,在二十岁以前还感觉不到特别不舒适;再下去,这种特有的疾病的征候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在爬山或上楼梯时稍微用点力就?不过气来;为了减轻?常不断的愈来愈厉害的呼吸困难,他们把两肩高高地耸起;他们的身体老是向前弯着,好像只有保持工作时那种弯腰的姿势才觉得最舒服;他们的脸色渐渐变成泥黄色,面部显露出忧郁的表情,常常诉说胸部有受到压迫的感觉。嗓子变得粗糙而嘶哑,他们高声地咳嗽,声音就像从空木桶里发出来似的。他们时常咳出大量的灰尘,这些灰尘或者混在痰里,或者团成球形或圆柱形,表面复着一层薄薄的粘液。再过一些时候就出现吐血、不能躺卧、盗汗、水泻、极度消瘦以及肺结核的一切普通征候。他们这样被折磨几个月,甚至几年,既不能养活自己,也不能养活家庭,最后终于死去。我必须补充几句,到现在为止,一切预防和医疗磨工哮?病的尝试都完全失败了。”这是奈特在十年前写的。从那以后,磨工的人数增加了,疾病蔓延得更厉害了,人们也试验过把磨石遮起来并利用气流把灰尘吹走以预防疾病的办法。这种试验至少是部分地成功了,但是磨工自己却不愿意使用这类设备,在某些地方甚至于把它打碎了,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一来将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干这种行业,并使他们的工资降低;他们宁愿“活不长,但要活得痛快”。奈特医生常常对那些有了哮?病的初期征候到他那里去看病的磨工说:要是你们回到磨石边去,那就是去战死。但是从来没有人听他的话:?要是当了磨工,?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把灵魂卖给魔鬼了。设菲尔德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一个长期做教育统计工作的牧师认为,在工人阶级的16500个能够上学的孩子中,识字的不超过6500人。?因是孩子们到七岁,最迟到十二岁,就从学校中被弄走,教员又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其中有一个是罪证确凿的小偷,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除了教书就找不到别的糊口的办法!)。设菲尔德青年中间的不道德的情形似乎也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可是,很难说哪一个城市在这方面数第一;当你读报告的时候,你会认为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数第一)。年轻人一到星期日就整天待在街上,掷钱赌博或嗾使狗打架;他们常跑小酒馆,在那里和情人消磨时间,一直坐到深更半夜,然后双双对对地到僻静的地方去蹓跶。有一个委员在一家小酒馆里看到四五十个青年男女;他们几乎都在十七岁以下,每一个青年都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有些人在玩牌,有些人在唱歌和跳舞,所有的人都在喝酒。一些公开的职业妓女也坐在那里。所以,无怪乎所有的证人都说,早期的紊乱的性关系和卖淫(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十四岁到十五岁的少年身上)在设菲尔德是极常见的现象。极端野蛮的不顾死活的犯罪行为是很平常的。在委员会委员到来的前一年,这里逮捕了一伙图谋纵火烧城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引火物和长矛。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设菲尔德的工人运动也带有同样放任的性质。(昔蒙兹。“报告”和文件)除了这些金属工业的主要中心,在瓦灵顿(郎卡郡)还有一些别针工厂(这里的工人,特别是童工同样是极端贫困、道德败坏和愚昧无知),在威根(郎卡郡)近郊和苏格兰东部还有几个钉子工厂。关于这几个地方的报告几乎和关于斯泰福郡的报告完全相同。

在金属工业里只有一个部门我们还没有谈到,那就是机器制造业。这个生产部门主要分布在工厂区,特别是在郎卡郡,它的特点是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样,从其他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的工人就失去了最后的藏身之所——制造那些使他们失业的机器的工作。在这里,刨和钻的机器,制螺旋、齿轮、螺丝帽等等的机器以及机械旋床都在排挤着大批的工人,以前他们都拿高工资而且?常有工作,现在却失业了;这样的失业者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许许多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斯泰福郡铁业区北面的一个工业区。这里陶器生产(potteries)很发达;它的中心是斯托克自治市(borough),包括亨莱、柏斯勒姆、莱因恩得、莱因德尔夫、厄特鲁里亚、柯尔利治、郎坡尔特、坦斯托尔和金山等地,一共有居民6万人。“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样告诉我们:在陶器制造业的某些部门中,孩子们在温暖而宽敞的房子里做着轻便的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些部门里他们都既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也穿不上好的衣服,却要从事繁重而紧张的劳动。有许多儿童抱怨道:“我老是吃不饱,多半只能吃到带盐的土豆,从来没有肉和面包;我不能去上学,我没有换洗的衣服。”——“今天中午一点东西也没有吃,我们家里从来就不吃午饭,吃的多半只是带盐的土豆,偶尔才吃到点面包。”——“我身上穿的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没有节日穿的衣服。”mould?runners〔送模型工〕的工作也是特别损害健康的,孩子们把制成的坯子和模子一起送到干燥房里,等到坯子干燥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把空模子送回去。他们这样整天沿着楼梯跑上跑下,搬运着不适合于他们年龄的过分沉重的东西,而且还得在高温下进行工作,这就使他们更加疲劳。这些孩子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消瘦、苍白、孱弱、矮小而且发育不良;他们差不多都患胃病,?常呕吐,食欲不振,其中有许多人由于虚弱而死掉。那些因转动辘轳(jigger)而被称为jiggers〔辘轳工〕的男孩,几乎也是同样地孱弱。但是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这些工人——成年男人和儿童——的手和衣服总是被这种液体浸得湿漉漉的,他们的皮肤渐渐变松,在?常和物体的粗糙而接触时就容易脱落,所以手指常常受伤出血,这样一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侵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常的便秘、疝气痛,有时还会引起肺结核,而在小孩子身上更常常引起羊痫疯。在成年男人中常见的现象是手上的肌肉部分麻痹——colicapictorum〔染色工的职业病〕和四肢全部麻痹。有一个证人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两个男孩在工作时抽风死掉。另一个证人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曾?在上釉的大桶旁当过两年助手。他说,最初他患剧烈的腹痛,后来就抽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从那以后,抽风的次数就愈来愈多,现在每天都要发作,并且常常在一天内要发十次到二十次羊痫疯。他身体的右半部已?麻痹,医生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支配右手和右腿了。某一个工厂的上釉房里有4个成年男工和11个男孩,4个成年男工都患羊痫疯和剧烈的疝气痛,11个男孩当中也有几个已?成为羊痫疯患者。总之,这一可怕的疾病是这种工作的极平常的后果,当然它也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在磨光陶器的工房里,空气中充满了微细的矽土尘埃,把这种尘埃吸到肺里并不比设菲尔德的磨工把钢屑吸进去的害处小些。工人们患着?病,要静静地躺一回都不可能,喉咙溃烂,咳嗽得很厉害,说话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们也都是得肺结核死掉的。陶业区里的学校比较多,孩子们按理是能够上学的,但是因为他们年纪这样小就到工厂去做工而且工作日又这样长(多半是十二小时,有时还要多),所以他们就不能上这些学校去念书了。在委员会的委员询问过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三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全区都处于极端愚昧的状况中。上过几年主日学的孩子连字母都分不清。全区中不仅知识教育的水平很低,而且道德和宗教的教育也都是一样。(斯克里文。“报告”和文件)在玻璃制品的生产中,工作对成年男人似乎并没有多大害处,但是小孩子却受不了。工作繁重,工作时间没有一定,常常在夜里工作,特别是工房里的温度高(华氏100°—130°),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风湿病。许多小孩都是脸色苍白、两眼发红,往往几个星期看不见东西,严重地恶心、呕吐、咳嗽、?常感冒和患风湿病。当成品从炉子里取出来的时候,孩子们?常不得不在高到使他们脚下的木板都燃烧起来的高温下工作。吹玻璃的工人大多数都因虚弱和肺结核而死得很早。(莱夫查尔德。“报告”附录第2部分L2页第11、12节;弗兰克斯。“报告”附录第2部分K7页第48节;唐克莱德。文件附录第2部分Ⅰ76页等;均见“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报告大体上证明了工厂制度是在逐渐地不断地渗进一切工业部门里去,这特别表现在吸收妇女和儿童来工作这一点上。我认为没有必要到处把技术进步和成年男人被排挤的情形都叙述出来。

只要稍稍熟悉工业的人就能毫不费力地把我所没有谈到的补充起来;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方面做详细的探讨,关于这方面的结果,我在谈工厂制度的时候已?谈过了。

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灭了工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结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人失业在家,结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用机器,结果大资本家掌握了企业,同时也掌握了工人。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国家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

我在前面已?谈过,在手工业方面,资本的威力排挤掉了小资产阶级,使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代之而起,而有时分工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关于这些手工业者,可以谈的实际上是很少的,因为和他们有关的一切,在一般地谈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我已?谈过了;此外,这个部门从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在工作方式和工作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上都很少变化。但是,和真正的产业工人的接触、大资本家的压迫(这比小师傅的压迫厉害得多,因为帮工和师傅还维持着私人的关系)、大城市的影响以及工资的降低,这一切使得几乎所有的手工业者都积极地起来参加工人运动。这一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现在我们还要来谈谈伦敦的一部分工人居民,由于这些人受着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极端残酷的剥削,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我在这里指的是女时装工和女缝工。

值得惊奇的是,正是为资产阶级太太们制造装饰品的工作,给这些工人的健康带来了极其悲惨的后果。在谈花边生产的时候我们已?看到过这种情形,现在我们再拿伦敦时装商店的例子来做证明。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共达15000人;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的十足的奴隶。在一年内约有四个月之久的时装季节里,即使是在最好的商店中工作时间每天也达十五小时,在定货急迫的时候每天达十八小时。但是大多数商店在这个期间的工作时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而女孩子们休息和睡眠的时间一昼夜从来不会超过六小时,常常只有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只有两小时。这样,她们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事实上她们也常常通宵工作),一昼夜也得工作十九小时到二十二小时!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九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一句话,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胁——的驱策下无可奈何地去做那种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这种工作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何况是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柔弱的女孩子呢。此外,由于工房和卧室里的空气郁闷,?常保持弯腰曲背的姿势,吃恶劣的难消化的食物,但主要是由于劳动时间太长和缺乏新鲜空气,结果女孩子们的健康受到致命的摧残。她们很快就感到疲倦、困顿、衰弱、食欲不振、肩痛、背痛、腰酸,特别是头痛;以后就是脊柱弯曲、两肩畸形地高耸、消瘦、眼肿、流泪、眼痛、近视、咳嗽、鸡胸、气?以及各种妇科病。在许多情况下,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害,以致完全失明,视力完全被破坏,而如果目力还保持得不错,可以继续工作下去,那末肺结核便会结束这些女时装工的短促而悲惨的一生。甚至那些相当早就脱离这种工作的人,也常常不能完全恢复被损害了的健康。她们老是生病,特别是在婚后;她们生的孩子也是衰弱的。童工调查委员会询问过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断定,很难想像还有什么生活方式能像女时装工的生活那样损害健康,那样使人早死。

伦敦的女缝工一般也受到同样残酷的剥削,只是稍微间接一些。做紧身的女孩子们的劳动是繁重的,是容易使人疲劳和对眼睛有害的。她们得到的工资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承包人要对发下的料子负责,并把工作分配给女缝工,而他每件得到11J2辨士(合15个普鲁士分尼),在这里面他还要扣下一部分(至少是1J2辨士),因此,落到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手里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辨士。做领带的女孩子们每天必须工作十六小时,一星期只得到41J2先令(即11J2普鲁士塔勒),但是她们用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并不比用二十个银格罗申在德国物价最贵的城市里所买到的东西多一些。G可是生活最坏的还是那些做衬衫的。她们做一件普通衬衫得到11J2辨士。以前她们可以得到2—3辨士,但是自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官吏们所办的圣潘克?斯的习艺所以11J2辨士一件承做以来,这些可怜的女人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资了。每天要工作十八小时才能做成一件的绣花薄料衬衫的工资是6个辨士(即5个银格罗申)。这样,根据这里所谈的及女工和承包人的许多陈述看来,这些女缝工虽然每天很紧张地一直工作到深夜,可是一星期的工资也不过21J2—3先令!但是最可耻的野蛮行为则是强迫女缝工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发给她的料子的押金。因此,她们当然只好把一部分料子拿去当掉(这一点物主也知道得很清楚),以后自己吃些亏把它赎回来,如果无力赎回,那她们就得去见治安法官了。1843年11月就有一个女缝工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不幸的女孩子遭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后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在1844年8月投河自杀了。女缝工们通常都像叫化子一样居住在狭小的阁楼里,而且每间屋子都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冬天,住在这里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几乎是取暖的唯一的来源。她们在这里弯着腰工作,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缝到半夜,几年内便把身体彻底弄垮,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连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G;而楼下街道上却飞驰着大资产阶级的富丽堂皇的马车,也许附近某个可鄙的花花公子玩法罗纸牌一晚上输掉的钱,就比她们在一整年中所能挣得的还要多。

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就是如此。我们随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常的或暂时的贫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败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难道这种状况能够长久地继续下去吗?

不,这种状况不能也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工人,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不愿意这样的。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关于这种状况说了些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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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5:29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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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

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英国工人,这已?不是普通说的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同胞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大腹贾;他的感情丰富得多,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销,这种热情已?控制了他。理智已?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却没有这种理智,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的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英国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表现出来,并?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题目,在这里我只能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

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接连发生了许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义的?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骚动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议会所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来。例如,据昔蒙兹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37页及以下各页),在苏格兰,还在1812年就发生了由秘密的团体所组织的格?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发生了罢工,有两个工人因不愿加入工会而被宣布为本阶级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泼在他们的脸上,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兰矿工的团体也已?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种团体都要每一个成员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会员名册、基金会、簿记和地方分会。

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了这些团体的发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布满了全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意义。所有的劳动部门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trades?unions〔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工会还竭力用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从而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们尽可能地竭力反对厂主靠采用新的机器和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的企图。最后,它们还用金钱来帮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由工会的基金会来做,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分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thetramp〔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tramper〔流浪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了一个支薪的主席兼秘书,——可想而知,因为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收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合乎工会的利益,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在个别情况下,曾有人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中所有的工人结合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试图建立一个全英工会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向他们送上一份请愿书(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末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并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许给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发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knobsticks〔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企图用威胁、辱骂、殴打和暴力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而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一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一个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自动降低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

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面对着集中起来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发财而逐渐地把工资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资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是会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地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在罢工期间他投下的资本不能周转,机器也要生锈。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润又得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完结时,工会当然会使工资更快地(比它们不加过问时)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企禁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市场上的情况一好转,工人自己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并且他们往往会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我已?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这样做,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有一定数量的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的赊欠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资降低(即使是由于市场状况所引起的工资降低)看做他们的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想尽力抵抗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的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adacta〔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

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发生的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济学在工资规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就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间的这种竞争,那末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

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因此,特别激动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就产生了——不论是否得到领导者的同意——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提到过的用硫酸来灼伤人的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在1831年的激烈的工潮时期,曼彻斯特附近海德地方的厂主,年轻的埃士顿,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人枪杀了,凶手没有找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纵火和企图进行爆炸的事件也?常发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企图炸毁设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当重大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设菲尔德附近设尔斯?摩尔的伊毕岑刀锉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组织,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机时期,他强迫工人接受低工资,把那些拒绝接受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全部炸毁”。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波尔顿有人企图纵火焚烧爱恩司华斯?克伦普顿工厂,但没有成功。在短短的时期内这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企图焚烧这家工厂了。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设菲尔德市参议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铁炸弹,装有4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是在设菲尔德市伯爵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郎卡郡柏立地方的本特立—怀特锯木厂里发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面来的一包火药引起的,损失重大。

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赫车轮工厂被人放一把火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爆发,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所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说的。这些事实十分明白地表明,在英国,甚至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业情况很好的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斯哥陪审法庭审理的所谓格?斯哥的萨格G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1816年即已成立的棉纺工人工会的团结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罢工时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在活动,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会的款项。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女工来代替男纺工而被工人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叫做麦克弗尔逊太太的被杀死,两个凶手由工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1820年有一个叫麦克奎利的工贼被枪伤,工会付给开枪者15英镑。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莱安的也被枪伤了;开枪者得到20英镑,但被捕获并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在1837年5月,在欧特班克和迈尔?恩得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大约有十个工贼遭到痛殴;同年7月,骚动还没有平静下来,有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委员会的主席和主要委员被控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弗兰西斯P伍德工厂,他们被认为犯了罪,并被判流放七年。对这件事情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G有产阶级,特别是从事于工业的那一部分,由于直接和工人接触,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许多论据来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论据从资产阶级政治?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的关系上就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对工人的思想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能把互相竞争的雇主降低工资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他们也会因为保存工会就能使自己的敌人即厂主受到损失这一点而不致放弃工会。在战争中,一方遭受损失自然对另一方有利,而由于工人和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至尊的君主们在彼此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干的一样。在所有的资产者中,工会最疯狂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他一谈到最强大的工人队伍——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一谈到这些自称能够叫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无策“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的法庭时,就气得语不成声。他还说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发明家的头和活跃的工业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P阿格利巴112!英国工人竟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真遗憾呀!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操纵骡机的粗纺工有一个时候也是随随便便滥用自己的力量。很高的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感激厂主的心情和发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或甚至还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意向,反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支援罢工时的那种倔强精神,而厂主们却接二连三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事件的时候,这一带的厂主们担心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竞争,就向沙普—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请求沙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骡机,以便“把生产从苦痛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几个月以后,一架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智慧、感觉和手指。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架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①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②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在工业中的统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功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这个奇妙的创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海德?③扼杀了。”接着尤尔又证明:能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织布厂中浆?纱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G。这位尤尔不久前还竭尽全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孤独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艾释华特和其他许多人也没有放过把自己的满腔愤?向工会发泄的机会。这些大智大慧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煽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代理人从工会领薪俸,所以对鼓动工人罢工很感兴趣;好像迫使工会发给这些代理人工资的并不是剥夺了他们工作的资产阶级本身似的!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再好不过他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贼,有时是厂主拒绝废除打骂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无数其他的?因。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阅一下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唯一报纸“北极星报”全年的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所有的工人都已?结成了工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

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他们不能干革命,这种见解的根据就是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骚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些,他们并不比法国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上的坏事作斗争的。而英国人呢,他们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私利服务,所以他们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时这一斗争暂时还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穷困,1834年在里昂发生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1842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而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显的。真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穷困是什么的工人说来,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接穷困,成年累月地挨饿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英国工人为了挣脱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忍受着一切,他们在慢慢地饿死,他们每天得看着家里的人挨饿,他们知道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报仇;这一切难道还比不过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吗?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就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正是在这种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得?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时,英国工人也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年的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部分地由于工人是被资产阶级逼着罢工的,部分地也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年威尔士的起义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1843年5月间),那里就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保林—亨弗莱)加大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虽然尺寸较大的砖必然会卖得贵些。

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工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在附近地区从工贼中招到了工人。最初工会企图恫吓他们。公司为了保护工厂,雇了十二个当过兵或警察的人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枝。由于恐吓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一支以步枪为前锋的制砖工人的战斗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驻扎步兵部队的军营①总共不过四百步左右。工人冲进了工厂地区,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所有的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

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毫无阻?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窖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敌人最好的枪靶子,而他们自己只好毫无目的地射击一阵。可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小时多,直到他们所有的枪弹都已?用光并达到了袭击的目的——把工厂里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都破坏了为止。那时军队开来了,工人向爱克尔斯(距曼彻斯特3英里)撤退。快到爱克尔斯时,他们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才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伤的显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到警察手里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枪,他还是一颠一蹶地跟着走了4英里多路。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枪弹的。1842年,一群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包围在市场广场上,几个把住所有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便把他们镇压下去了,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即使那时这些国家当局(即资产阶级)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

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来。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图冲击一个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1842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面已?说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s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

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18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5年以威廉P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会(WorkingMen’sAssocia?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无非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它们摆摆样子;这两种成分在今天本来也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但是,如果下院拥有全国舆论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且表现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头上最后的一丝圣光。英国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勋爵,也不尊敬女王,可是,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也很少考虑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但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主义从1835年一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传播,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组成了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正对改革法案的结果和1837—1839年的商业停滞感到失望,好战和好杀的情绪高涨,所以宪章主义者的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的。宪章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装起来,甚至号召他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从前法国革命时代一样。1838年,一个叫做斯提芬斯的美以美教派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彻斯特的居民讲了这样的话:“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们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们手里的工具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这是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是十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要拿几根火柴和一把浇上松香的干草就够了!我倒要看看,如果人们勇敢地用起这种武器来,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它究竟有什么办法!”G但同时,工人的宪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显露出来了。这位斯提芬斯在我们已?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摩尔举行的20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朋友们,宪章主义并不是为你们争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主义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因此,反对新的济贫法和争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在那时已?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那时每次的群众大会上都有托利党人奥斯特勒发表演说,而且除了在北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的请愿书。1839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赛、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一次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结果就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企图已?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在1840年1月,约克郡发生了几次所谓警察叛情绪就渐渐平乱(spy?outbreaks)113——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莱得弗德,——后来,激昂的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抓住一个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会,?会的产生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1839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由曼彻斯特厂主所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战斗的性质。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传员开始用毫不掩饰的革命的语言说话,其?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1841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现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国民请愿书上有350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政党过去曾?有些疏远;那末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

1842年2月15日,自由党人和宪章主义者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所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由于这一次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就几乎抛弃了他们所珍惜的守法的习惯;他们要革命,但是要假手于工人。资产阶级想叫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到处都重新谈起早在1839年就由宪章主义者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起起义,但是资产阶级却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7月底,市场情况开始有些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在市面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7月底和8月初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商业报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要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要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P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它向诉苦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办法,那末也许他们最好是去溜跶一个时期。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得工人大哗,纷纷离开工厂,他们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结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们有5000人出发到埃士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afairday’swagesforafairday’swork》)。8月9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没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阻?就进了城,并且使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了工。8月11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尔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的宠儿——习艺所时,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波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不久起义就扩展到所有的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自己的惯例,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枪弹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群众,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来。

同时,在履行2月15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他们离开“合法”途径后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资产阶级又回到守法的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由他们煽动起来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奴仆一起当了特别警察——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完全多余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踱来踱去;在普累斯顿,资产阶级曾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自发的人民起义就突然既面对着政府的武装力量,又面对着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工人就逐渐散去,起义结束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干了许多别的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企图这样来为自己辩护。这和他们在春天所说的革命的话是很不?调的。他们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虽然他们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承认法律神圣的先前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势罢了,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了罪,而资产阶级却一无所失,在停工时期他们倒卖掉了存货,获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主义者在过去也根本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都是多么地危险,他们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物质力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这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两回事似的)。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后来这个争论点由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地值得信任)所说的话消除了,他们说他们也不诉诸物质力量了。第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并且是使宪章主义恰好成为真正的宪章主义的争论点,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废除谷物法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就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则在口头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北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治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会的章程中删去,理由是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一联系已?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治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名称,在表决这个问题时斯特治失败了。这时,这位忽然变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争取完全选举权?会”。这个资产者,不久前的雅各宾党人,忽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权(universalsuffrage)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completesuffrega)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了。曾?要求过“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都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彩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谷物法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说来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问题而已。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

但是宪章派的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战斗。自由竞争已?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资产者就是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工人以往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的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想知道什么是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这个要求至少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对它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主义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了解无产阶级。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最多只能促使宪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已?是万事俱备,但它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主义者现在明确地喊出的口号。传教士斯提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1838年只是对一部分宪章主义者才是真理,但是在1845年对一切宪章主义者都是真理了。宪章主义者中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因工业发展而已?过时的那种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即allotment?system,关于此种办法请参看“导言”)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等等)就外表看来一般地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来的措施本身不是受不住竞争的打击(这样,以前的情况就会恢复起来),就是要消灭竞争本身;另一方面,宪章主义目前的暧昧状况和它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特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业和商业中的繁荣后面,最晚在1847年爆发G,但是也许会在明年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穷困的出路。工人要争取实施自己的宪章,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到那时他们将要弄清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他们通过宪章就能做到而他们现在还不很清楚的。

同时,社会主义的宣传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如何而言。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要求以建立两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业和农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接受同样的教育)的“国内移民区”的方法来逐渐实行财产公有。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合理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取消刑罚,给犯人以合理的待遇。这就是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建议;他们的理论?则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们的?则又这么抽象,如果他们的?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sichselbstaufloEst]的目的G。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但是工人阶级中倾向于他们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但是,?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G)那里形成起来,它很快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历史发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宽广得多、但是在发展N方面却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观点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固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更加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坚定不移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地坚决,使那些不自觉地纯粹为了实际?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也往往被这种尖锐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也是穷困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愈来愈相信,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自己命运的支配,顺从地听任有产阶级榨取他们的脂膏。

这样,我们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宪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比较落后,比较不开展,但他们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得多,提出消灭穷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这些设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组织里和几乎每个宪章主义的组织里都有,而且在许多单个的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设施是很危险的,他们已?在某些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Mechan?ics’Institutions》)114里面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在这里讲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促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资产阶级收入的发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济学的说教;工人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说来,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里去阅读,并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于是自满自足的资产阶级就说他们的DixietsalvaviG,并且轻蔑地把头一扭,避开了这个“宁愿听恶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愿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阶级。但是工人也是重视“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它里面不掺杂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智谋。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有了多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为了教育无产阶级曾?做过不少事情,他们?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译作品和英国作家最优秀的著作一道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行115。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越过边沁,迈步前进。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刊,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胜于资产阶级的一切书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还必须指出一点。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工人。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够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中去了。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workingmen》〔“工人”〕——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并且是宪章主义者各种会议上的普通的称呼,——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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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5:30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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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无产阶级



对于像英国的那样规模巨大的工业说来,开采?料和燃料同样需要数目很大的一批工人。但是在工业所必需的各种?料中,除农业区供给的羊毛外,英国本地只出产矿物,即金属和煤。康瓦尔有丰富的?矿、锡矿、锌矿和铅矿,斯泰福郡、北威尔士及其他地区出产大量的铁,几乎整个英格兰北部和西部、苏格兰中部及爱尔兰某些地区都出产丰富的煤G。

康瓦尔的矿山雇用了将近19000个男人、11000个妇女和儿童,这些人一部分在地下做工,一部分在地面上做工。在矿井内做工的几乎全是男人和十二岁以上的男孩子。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4]”看来,这些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似乎是相当不错的,英国人也常常夸耀他们这些强壮而勇敢的、甚至到海底下去开发矿脉的唐瓦尔矿工。但是,委员会的报告对这些人的力量的估计却有些不同。巴朗博士那个考虑得很周到的报告表明:矿井深处的空气含氧很少,并且混杂着尘土和炸药爆炸时的烟,这种空气对肺部很有害,妨?心脏的活动,削弱消化器官的机能;紧张的工作,特别是每天上工前和下工后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在某些矿井中,甚至年轻力壮的男子也要在这上面花费一小时以上),也大大助长了上述疾病的发展,所以从小就下矿的男子的体力竟远不如在地面上做工的妇女;许多人年纪轻轻地就死于急性肺结核,而大多数人都在壮年时得慢性肺结核死去;工人们都未老先衰,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就失去了工作能力;很多人由于爬梯子吃力,弄得满身大汗,从温暖的矿井里出来后突然遇到地面上的冷空气,本来就有病的呼吸器官感染上急性炎症,他们常常因此送命。地面上碎矿和选矿的工作,是由少女和儿童来做的,这种工作被认为对健康很有益处,因为它是在新鲜的空气中进行的。

在英格兰北部诺?伯兰和德勒穆交界的地方,是蕴藏丰富的奥尔斯顿?摩尔铅矿所在地。关于这个地区的材料——“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密契尔委员的报告——和关于康瓦尔的材料几乎完全一致。这个材料也指出,矿井坑道内氧气不足,空气中充满尘土、炸药烟、碳酸气和含硫的瓦斯。因此,这里的矿工和康瓦尔的矿工一样,也是身材矮小,从三十岁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患者继续工作下去的话(他们几乎总是继续工作下去的),这种病最后就转成真正的肺结核,大大缩短这些人的平均寿命。如果说这个地区的矿工比康瓦尔的矿工活得稍微久些,这是由于他们从十九岁起才开始下矿井,至于康瓦尔的矿工,如我们已?看到的,从十二岁起就开始做这种工作了。但是在这里,据医生证明,大多数人也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就死去了。在这一地区的官方登记册上记载的79个死亡的矿工中,37人死于肺结核,6人死于哮?病,他们的平均寿命是四十五岁。在附近的几个居民点——爱伦达尔、斯坦霍普和密得尔顿,矿工的平均寿命各为四十九岁、四十八岁和四十七岁,因肺部疾病而死的各占死亡总数的48%、54%和56%。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仅仅是指满了十九岁才下矿的矿工说的。让我们把这些数字和所谓瑞典统计表——关于所有瑞典居民死亡情形的详细统计表——比较一下,这些统计表在英国直到现在还被人看做衡量不列颠工人阶级平均寿命的最正确的标准。根据这些统计表,十九岁以上的男人的平均寿命是五十七岁半,这样看来,英格兰北部矿工的寿命由于他们的劳动平均缩短了十年。但是不要忘记,瑞典统计表是工人的平均寿命的标准,所以它们所表示的,是无产阶级在不利的生存条件下可能活到的岁数,就是说,它们是低于普通人的寿命标准的。在这一地区里,我们也发现了我们在研究大城市时已?熟悉了的夜店和栖身之所,那里肮脏、发臭和拥挤的情形也并不亚于大城市。密契尔曾参观过一间18英尺长15英尺宽的屋子,里面有七张像船上那样的双层床,住了42个成年男人和14个男孩,一共56个人。屋子没有任何通气孔;虽然最近三夜都没有一个人在这间屋子里睡过,但是里面仍然又臭又闷,竟使密契尔一分钟也待不住。如果在炎热的夏夜往里边塞进56个人,那又将成什么样子呢!这并不是美国运奴隶的船只的统舱,而是“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住所呵!

现在我们来谈谈英国矿业最重要的部门——铁矿和煤矿。

“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是把它们放在一起考察的,而且正如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考察得非常详细。报告的第一部分所谈的差不多都是这两个部门中的工人的状况。我在前面已?详细地描述了产业工人的状况,所以在这里就可以按照本书的篇幅所要求的那样,尽量写得简短些。

在开采方法大致相同的煤矿和铁矿里做工的,有四岁、五岁、七岁的儿童,但大多数都在八岁以上。他们的工作是把开采出来的矿石或煤从开采地运到马车道上或主要的矿井里去,以及把从矿井的一部分通往另一部分的门打开让工人和矿石通过,然后再关上它。看这些门的多半是最小的孩子,他们就这样被迫每天在黑暗、狭?、多半是潮湿的巷道里孤独地坐上十二小时,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作,他们不能不闲得发呆。可是搬运煤和铁矿石却是很繁重的劳动:必须在高低不平的坑道里把装满了煤或铁矿石的相当大的没有轮子的运矿桶拖着走,常常要涉过稀泥或水,爬上陡坡和通过低得有时必须爬着走的巷道。因此,这个吃力的工作就由年龄较大的男孩子和快成年的女孩子来做。随着情况的不同,每一个运矿桶或由一个成年工人拖着走,或由两个孩子,一个在前面?,另一个在后面推着走。成年男子和十六岁以上的比较结实的青年所做的挖矿工作也是非常累人的。工作日通常长到十一小时至十二小时,往往还要长些,在苏格兰竟长到十四小时。把工作的时间延长一倍的事情是极常见的,因此,所有的工人都要在地下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往往达三十六小时。在大多数矿里都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所以工人们都是在肚子饿了而且又能够抽出一点点时间来的时候吃些东西。

矿工的表面状况一般被描写得相当不错,他们的工资甚至比周围的农业工人高(农业工人简直是吃不饱的),只有苏格兰的某些地区和爱尔兰煤矿区例外,那里是极其贫穷的。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回头来谈谈对于矿工状况的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在和全英国最贫穷的阶级的状况相比较时才得出来的。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目前这种采矿方式所造成的恶果,并让读者来判断:究竟有什么样的金钱报酬能够补偿工人所受的这种痛苦。

运铁矿石和煤的儿童和少年都因工作太累而叫苦不已。就是在那些剥削工人最残酷的工厂里,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样普遍和这样极度的筋疲力尽的情形。报告的每一页上都有这方面的许多例子。下面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孩子们一回到家,就倒在灶旁的石板地上睡着了,甚至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父母得把睡着的孩子洗干净,抱上床去。孩子们常常疲倦得倒在路上睡着了,于是父母必须在深更半夜去寻找他们,把他们在睡梦中带回家去。通常,每逢星期日,这些孩子为了稍微恢复一下一星期的疲劳,竟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睡觉上;上教堂和学校去的只是少数孩子,而且教员还常常埋怨说,虽然他们的求知欲很强,但他们总是打瞌睡而且很愚笨。女孩子和妇女的情形也是一样。人们极残酷地迫使她们去做力不胜任的工作。自然,这种几乎总是把人弄得极端虚弱的疲劳现象,是不会不影响工人的身体的。这样的过度劳动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肌肉的发展不平衡,也就是说,在?东西和推东西时特别用力的胳膊、腿、背、肩和胸部的肌肉过分发达,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因缺乏营养而发育不良。这首先是阻?了身体的成长和发育。

几乎所有矿工的个子都很矮小,只有瓦瑞克郡和莱斯特郡的矿工是例外,因为他们是在特殊的、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工作的。其次是延缓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性的成熟期,男孩子的性的成熟期常常要晚到十八岁。昔蒙兹委员遇到过一个十九岁的少年,除牙齿外,他身体各部分的发育竟和一个十一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差不多。这种儿童期的延长实质上也不过是发育受到阻?的结果,其影响是必然要在以后表现出来的。在这种条件下和体质这样孱弱的情况下,两腿弯曲、两膝向里弯、两足形成外八字、脊柱弯曲等等畸形状态,是工作时姿势一直不自然所造成的最普遍的后果;这些畸形是这样常见,以致无论在约克郡和郎卡郡,或者在诺?伯兰和德勒穆,许多人(包括医生在内)都一致认为,单从体格上就可以在100个普通工人中认出哪一个是矿工来。妇女显然受这种工作的危害更深;她们的体格很少有完全正常的,更正确地说,几乎从来没有完全正常的。在报告中也举出了许多事实,证明矿井里的工作使得妇女的骨盘结构不正常,因而引起难产,甚至常常造成死亡。除这类畸形外,煤矿工人还患一大串特殊的病,这些病也是其他矿工所患的,其?因很容易从他们的劳动的特点中得到解释。首先,他们都患胃病;食欲消失,多数都腹痛、恶心和呕吐,同时口渴得厉害,但只能用矿井里肮脏的、常常是微温的水来解渴。消化器官的活动受到了破坏,这又促成了其他疾病的产生。根据许多人的证明,煤矿工人们也常常患心脏病,如心脏肥大,心脏炎和心包炎,心脏的血管硬化和主动脉口狭?等。这些疾病的?因就是劳动过度。疝气也几乎是普遍的现象,这也是肌肉过度紧张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矿井里,由于肌肉过度紧张,又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这本来是容易避免的),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病,这种疾病在某些地区的大多数煤矿工人中是在四十岁上出现,而在另一些地区甚至在三十岁上就出现,并且很快就使患者失去工作能力。那些在潮湿的矿井中工作的人当中,?息的现象自然要开始得早得多;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工人们在二三十岁之间,即在有病的肺部特别容易感染各种炎症和热病的年龄,就有了?息的毛病。这种工人所特有的一种病是所谓黑痰病(blackspittle),它是由细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浓痰。在某些地方这种病比较轻微,而在另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苏格兰,却是不治之症;在这里,这种病除上述各种征候表现得特别明显外,还有呼吸短促而带有哨音、脉搏很快(每分钟一百多次)、时断时续的咳嗽等现象;病人愈来愈瘦,愈来愈弱,很快就失去工作能力。在苏格兰,这种病总是致命的。据东洛蒂昂的倍开特兰这个地方的麦克??博士说,在一切通风设备好的矿井里,这种病根本看不到,可是从通风设备好的矿井转到通风设备坏的矿井去工作的工人却?常害这种病。这样看来,这种病之所以普遍存在,应当归罪于不安装良好通风设备的唯利是图的矿主。风湿病也是一切煤矿工人共同的疾病(只有瓦瑞克郡和莱斯特郡的煤矿工人是例外),这种疾病大部分是由于?常待在潮湿的矿井中引起的。所有这些疾病的结果就是各个地区(毫无例外)的煤矿工人都衰老得早,四十岁以后——在一些地区稍稍早一些,在另一些地区稍稍迟一些——就已?不能工作了。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还能继续工作的煤矿工人是极其少见的。根据所有的材料证明,这一劳动部门中的工人到四十岁就衰老了。上面所说的是挖煤的工人;至于?常把沉重的煤块举起来放到运矿桶里去的装煤工人,那他们在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就已?衰老了,所以在煤矿区里甚至有这样一句谚语:“装煤工人,未少先老。”煤矿工人老得这样早,自然也就死得早,所以在他们中间很少能遇见六十岁的老人;甚至在矿井的设备好得多的南斯泰福郡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活到五十岁以上。由于工人这样过早地衰老,所以这里很自然地也像工厂里一样,失业的父母?常靠他们的孩子来养活,有时还靠非常年幼的孩子来养活。如果把煤矿中的工作所引起的后果再简单地总结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正如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萨斯伍德P斯密斯博士所说的,由于童年时期的延长和未老先衰,一个人精力最充沛的生活时期就大大缩短了,而且寿命也因为早死而普遍地缩短了。所有这些都必须记在资产阶级的帐上!

上面谈到的一切只是英国矿井的一般情形。但是有不少矿井的工作条件还要坏得多,这就是那些开采薄煤层的矿井。假如掘煤时把和煤层连在一起的砂和粘土带出一部分来,煤价就会太贵;所以矿主只让掘煤,不许动砂和粘土。这样一来,通常有四五英尺或者还要高一些的巷道在这里就低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工人只好侧卧着,把肘支在地上,用铁镐把煤掘下来。这种姿势就引起肘关节炎,而在工人必须跪着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引起膝关节炎。拖煤的妇女和儿童用挽具和链子拖着运矿桶在低矮的水平坑道里爬着走,链子往往从胯下穿过去,同时另外一个人在后面用头顶和用手推。用头顶运矿桶引起局部刺激、肿胀和疮疖。此外,许多水平坑道都是潮湿的,因此,工人必须在几英寸深的脏水或咸水中爬行,这样也使皮肤受到刺激。不难想像,这种可怕的奴隶劳动是怎样助长了煤矿工人本来就有的各种疾病的发展。

但落在煤矿工人头上的灾难还不止这些。在整个不列颠王国里,再没有一个劳动部门中的工人的生命像在这里这样?常发生危险。煤矿是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不幸事件产生的场所,而所有这些不幸事件都应当直接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矿井中常常产生的矿坑瓦斯和空气混合起来,就成为一种爆炸性瓦斯,这种瓦斯一碰到火就爆炸,就会把附近的人都炸死。这样的爆炸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几乎每天都有。1844年9月28日,在德勒穆的哈斯威尔矿井中发生了一次这样的爆炸,结果死了96个人。同样在矿井中大量形成的碳酸气沉积在比较低的地方,常常积到一人多深,人一陷到里面就会闷死。按理说,把矿井隔成各个部分的门是会防止爆炸的蔓延和瓦斯的流动的,但是因为看门的都是小孩子,他们常常睡着了,或者是疏忽了,所以这不过是有名无实的预防而已。要是利用通风井来使矿井中的空气畅通,就完全可以消除这两种瓦斯的危害性,但资产者不肯出钱来办这件事。他要工人只使用戴维灯;但这种灯的光线很微弱,对工人毫无用处,所以工人宁愿改用普通的蜡烛。可是一旦发生爆炸,那当然就要归咎于工人的疏忽;但是只要资产者把通风设备搞好,爆炸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其次,随时都有水平坑道整个地或部分地崩塌下来的事故发生,把工人活埋或者把他们弄成残废;资产者所关心的是尽可能地把煤从水平煤层中掘干净,这就是造成这类不幸事件的?因。再其次,工人下矿井时攀缘的绳索的质量往往很坏,绳索一断,不幸的工人就坠到井底,跌得粉身碎骨。所有这些不幸事件(因为篇幅有限,我不能一一列举),根据“矿业杂志”116的统计,每年大约要夺去1400个人的生命。仅仅就郎卡郡一地而言,“曼彻斯特卫报”每周至少要报道两三起不幸事件。几乎在所有的地区,验尸陪审员都是受矿主左右的,而在情况不是这样的地方,判断照例是这样的:“因不幸事故致死。”此外,陪审员很少考虑到矿井的状况,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是一窍不通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却毫不犹豫地把大多数这种不幸事件的责任归之于矿主。

至于矿业工人的教育和道德,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康瓦尔在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还不错,奥尔斯顿—摩尔甚至很不错;但是在煤矿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一般是很低的。工人住在乡村里,住在偏僻的地方。只要他们在做那种繁重的工作,除警察外,?也不关心他们。同时,由于孩子们很小就开始工作,所以他们的智力发展的水平是很低的。普通的学校他们进不去,在夜校和主日学里又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教师都是些废物。因此,只有少数人识字,能写的就更少了。据委员们证明,他们唯一懂得的,就是靠自己的繁重而又危险的劳动所换得的工资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他们从来不或者几乎从来不上教堂;所有的牧师都抱怨他们异常缺乏宗教感。的确,这些人在宗教的和世俗的问题上显得这样愚昧无知,连我们在前面许多例子中所谈的产业工人都为之逊色。他们只是从骂人的话里才有了宗教的概念。他们的道德被他们的劳动条件破坏了。一切煤矿工人的过度疲劳必然会促使他们酗酒。至于说到性道德,那只要谈一点就够了,这就是由于矿井里温度很高,男人、女人和孩子往往都是赤身裸体地工作,而在大多数场合差不多是一丝不挂的。这在黑暗而僻静的矿井过道中会引起什么结果,那是每一个人都想像得到的。私生子非常之多,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在这些半野蛮的人们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也证明,非婚的性关系在这里还没有达到城市里那种卖淫的地步。妇女的劳动在这里也产生了和工厂里一样的后果;它破坏了家庭,使妇女完全失去了履行母亲的义务和料理家务的可能。

当“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在议会中提出时,艾释黎勋爵急忙提出了一个法律草案,绝对禁止妇女在矿井里工作并严格限制雇用儿童。这个法案通过了117,但在大多数地区都成为一纸空文,因为连视察法律执行情况的矿山视察员都没有任命。何况在矿场所在地的乡间,规避这个法律本来就是很容易的。因此,当去年煤矿工会正式通知内务大臣,苏格兰汉密尔顿公爵的矿里面有六十多个妇女工作的时候,当“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在威根附近(我记得是这样)的矿坑爆炸,一个女孩子被炸死的时候,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已?暴露了违法的事实,那是毫不足怪的。在某些个别的情况下这个法律也许有人遵守,但总的说来还是一切照旧。

可是煤矿工人的苦难还不止这些。资产阶级破坏了这些人的健康,使他们每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并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任何机会,但它还不满足,它还用最无耻的方式来剥削他们。实物工资制在这里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并且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的。这里普遍采用而且多半是由于必要才采用的小宅子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此外,资产阶级还用其他的方法欺?工人:煤是按重量出卖的,但工人的工资多半都是按容积支付,如果他的运矿桶没有完全装满,他就一点工资也拿不到,可是装多了又一文钱也不能多得。

如果运矿桶里的砂子超过了定量,那工人就不仅完全得不到工资,而且还要罚款,但砂子的多少与其说是决定于工人,不如说是决定于煤层的性质。罚款制度在煤矿里一般都是极其厉害的,有时候一个穷人做完了整整一星期的工去领工资的时候,才从监工——他高兴罚就罚,甚至不预先告知工人——那里知道不仅一个钱也领不到,甚至还必须缴多少多少罚款!监工处理工资通常都是独断独行的;他把工人做的工作登记下来,可以随意付给工人一些工资,而工人还必须相信他的话。在某些按重量计算工资的矿里,使用砝码与物重为一比十的不准确的台秤,秤上的砝码是没有?过当局检验过的;有一个矿里甚至有这样一条规则:工人要控告台秤不正确,必须在三个星期前预先告诉监工!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英格兰北部,还有以一年为期的雇工,工人在这一年内除了自己的雇主外不能给任何人做工,但主人却根本不负责给他们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就常常整月地没有工做,而如果他们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工作,那就会得到一个擅离职守的罪名,被送到监牢里去待六个星期。另外一些合同保证他们每两个星期有26先令的工资,但是诺言并不兑现。在某些地区,矿主借给工人一笔不大的款子,让他们以后用劳力来偿还,这样就把他们紧紧地束缚在自己身边了。在北方还有一种惯例,就是?常扣压一个星期的工资不发,以便把矿工束缚在矿上。下面这一情况把这些被束缚的工人完全降到奴隶的地位:几乎煤矿区里所有的治安法官本身不是矿主,就是矿主的亲戚朋友。他们在这些贫穷的落后地区,在这些报纸很少,——而报纸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宣传工作很不开展的地区,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甚至很难想像,这些为自己的利益执掌着司法大权的治安法官会怎样剥削和折磨不幸的煤矿工人。

这种情形维持了一个很长的时期。矿工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们活在世界上决不是仅仅为了供人榨取血汗。但是在他们中间,首先是在和觉悟较高的工厂工人相接触而不能不受他们影响的工厂区里面,也渐渐出现了对“煤炭大王”的无耻压迫的反抗精神。煤矿工人开始组织工会,时常举行罢工。在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里,他们甚至全心全意地拥护宪章派。但是完全和工业生活隔绝的英格兰北部大煤矿区,并没有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只是由于宪章派和觉悟较高的煤矿工人本身的多次努力,到1843年,反抗精神才在这里普遍地觉醒起来。诺?伯兰和德勒穆的工人完全投入了运动,他们成了全大不列颠煤矿总工会的首领,并聘请了布利斯托尔的律师,宪章主义者威P普P罗伯茨做他们的“总代理人”,他是在宪章派过去的多次诉讼中就已?出了名的。这个工会很快就扩展到大部分地区里;到处都任命了召开大会和征求会员的代理人。到1844年1月在曼彻斯特开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时候,工会已拥有会员6万人以上,半年后,到了在格?斯哥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时候,会员已?超过10万人。在这两次代表会议上讨论了煤矿工人的一切问题,并就比较大规模的罢工的问题做出了决定。为了维护煤矿工人的权利,创办了好几种新的期刊,特别是泰纳河上的新堡创办的“矿工的律师”月刊。

1844年3月31日,诺?伯兰和德勒穆所有煤矿工人的受雇合同已?到期。他们委托罗伯茨草拟了一个新合同,提出了以下的要求:(1)不按容积而按重量计算工资;(2)过秤时要用普通的?政府检查官检验过的秤和砝码;(3)受雇期限为半年;(4)废除罚款制度,按实际做的工作付给工资;(5)矿主有义务保证专门替他工作的工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工作,或保证他们每星期领到四天的工资。他们把这个合同送给了煤炭大王们,并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谈判。但是矿主们的回答是:矿工工会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只和个别的工人打交道,而工会他们是永远不会承认的。

矿主们也提出了一个合同草案,这个草案中连上述几点的影子都没有,工人当然拒绝了。这样双方就宣了战。1844年3月31日,4万煤矿工人放下了自己的铁镐,于是这两个郡里所有的矿井都空无一人了。工会的财力是这样雄厚,好几个月里每个家庭每星期都可以领到时个半先令的补助金。当工人用这种方法来考验他们雇主的耐性的时候,罗伯茨不辞劳苦地组织罢工,进行鼓动;他召开各种会议,东奔西走地跑遍了全英国,为罢工者募集捐款,劝告他们要沉着和守法,同时又向横行霸道的治安法官和实行实物工资制的业主展开了英国空前未有的斗争。早在年初他就展开了这一斗争。只要某一个治安法官判决煤矿工人有罪,罗伯茨立刻就到皇家法庭118去弄一个HabeasCorpus119来,把他的被保护人带到伦敦去,结果总能替他辩明无罪。例如威廉斯法官于1月13日在皇家法庭中宣布3个已被比尔斯顿(南斯泰福郡)的治安法官判了罪的煤矿工人无罪;这几个煤矿工人?来的罪名是:他们拒绝在一个有崩塌危险而且当他们刚离开那里就真的崩塌了的地方工作!更早一些时候,帕特逊法官曾宣布6个工人无罪,所以罗伯茨这个名字渐渐地使那些拥有矿井的治安法官们闻风丧胆。普累斯顿也有受罗伯茨保护的4个人被关在监牢里;2月初,罗伯茨到那里去就地调查这件事,但是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发现这些被判刑的人在刑期未满以前已?释放了。曼彻斯特监禁了7个人;罗伯茨弄到了一个人身保护状,使得法官怀特曼把被告全释放了。普莱斯科特有9个煤矿工人被控破坏了圣海伦斯(南郎卡郡)的安宁而被关在监牢里,听候宣判;罗伯茨一到那里,他们就马上被释放了。这一切都是2月上半月的事情。在4月间,罗伯茨用这种方法从得比监狱中释放出1个煤矿工人,从威克菲尔德(约克郡)监狱中释放出4个,从莱斯特监狱中释放出4个。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些时候,直到这些《Dogberries》〔“道勃雷”〕——人们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烦恼”中的有名人物的名字来这样称呼治安法官——变得老实一些为止。罗伯茨也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实物工资制。他把这些恬不知耻的矿主一个又一个地拖到法庭上,迫使治安法官违背自己的心愿来判决他们有罪。矿主们在这个行动迅速、事事出头的总代理人面前感到十分恐怖,例如在得比附近的拜尔帕地方,一家实行实物工资制的公司在罗伯茨刚到那里的时候就贴出下面这个布告:“通告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哈斯兰家认为有必要做如下声明:他们矿上所有矿工的工资,将全数以现金支付,矿工们愿意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悉听自便,如矿工在哈斯兰家的铺子里买东西,他们将和过去一样照批发价格买得。但是并不要求他们一定在那里买,不管他们是在这个铺子里或其他任何的铺子里买,他们的工作和工资仍照旧。

本特里克煤矿”这些胜利在整个英国工人阶级中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并为工会吸引来了大批新会员。那时北方仍在继续罢工。没有一个人工作,在输出煤炭的主要港口新堡,煤荒竟严重到必须从苏格兰运进煤来,虽然英国人的谚语《tocarrycoaltoNewcastle》〔“把煤运到新堡去”〕和希腊人所说的“把猫头鹰带到雅典去”一样,意思就是“完全多此一举”。起初,当工会的?费还没有用光时,一切都很好,但是快到夏天的时候,工人就很难进行斗争了。他们穷困不堪;他们没有钱,因为英国所有工业部门工人的捐款和罢工的人数比起来是太微不足道了;他们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小铺老板赊欠;整个报界,除不多的几家无产阶级报刊外,都反对他们;资产阶级,就是其中少数很有正义感并想支援罢工者的人物,也只是从卖淫式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报纸上读到些关于罢工情况的?人的报道;被派到伦敦去的由12个煤矿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向伦敦的无产阶级募集了一些款子,但是因为需要救济的人很多,所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尽管如此,矿工们仍然坚定不移,而更重要的是,虽然矿主及其奴才们采取狂暴的敌对态度并进行各种挑衅,但是他们仍然保持安静和沉着。没有采取过一次报复的行动,没有殴打过一个叛徒,也没有发生过一次盗窃。罢工就这样继续了四个月之久,矿主们仍然没有一点占上风的希望。但他们面前还有一条道路。他们想起了小宅子制;他们想起了倔强的工人的住宅是老板所有的。7月,他们叫工人腾出房子,一个星期以后,4万人全都被赶到街上去了。他们的残酷的手段是令人发指的。有病的和身体衰弱的,老年人和婴儿,甚至产妇都被他们毫不留情地从床上拖下来,推到公路旁边的沟里去。有一个走狗亲手抓住一个快分娩的女人的头发,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扔到街上,这样来寻开心。大批军队和警察站在那里,只要有人抵抗或只要指挥这种暴行的治安法官一示意,就立刻动武。但工人们连这也忍住了,没有作任何反抗。矿主们希望工人使用暴力,并竭力用一切手段来引起他们反抗,以便找到借口用军队来结束罢工;但是被赶到街上来的矿工们记住了他们的总代理人的劝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声不响地把他们的家具搬到多沼泽的草地上或收完庄稼的田里,继续耐心地等候着。其中有些人因为找不着更好的地方,就露宿在公路两旁的沟里;另一些露宿在别人的地段上的,因为“他们造成了半辨士的损失”而受到法庭的追究,被处以1英镑的罚款,他们当然交不出这笔罚款,就只好坐监牢。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就这样在去年(1844年)多雨的深夏在露天里度过了八个多星期。除了床上的印花布帐子,他们和婴儿就再没有其他可以遮蔽的东西;除了工会的微薄的补助和小铺老板的愈来愈少的赊欠,他们就再得不到其他的帮助。那时,德勒穆的一个拥有很多煤矿的伦敦德雷勋爵曾以他的高贵的愤?来威吓“他的城市”西恩的小铺老板们,不准他们再赊东西给“他的”倔强的工人。这位“高贵的”勋爵在整个罢工期间成了一个道地的小丑,因为他老是对工人发布一些傲慢得可笑而文理不通的“命令”,这些“命令”除了成为全国的笑料,就再也达不到别的目的①。矿主们看到无论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就花了很多钱从工人运动还没有发芽的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偏僻地方,雇人到他们的矿上来工作;这样一来,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又恢复了,罢工工人的力量被摧毁了。矿主们强迫工人脱离工会,和罗伯茨断绝关系,并接受矿主所提出的条件。煤矿工人对雇主的历时五个月的伟大斗争,被剥削者以值得我们极力称颂的毅力、勇敢、觉悟和理智进行的斗争,就这样在9月初结束了。这样一个4万人的群众斗争,需要多么高度的真正人类的文化、热忱和坚强的意志呵!我们知道,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还把这些人描写成极其粗野的和毫无道德的人。而这种压迫是多么残酷呵!它把这4万人逼得像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来,好像一支军队,不仅有纪律而且为一个愿望、一个意志所鼓舞,用最大限度的冷静和镇定把斗争一直进行到再反抗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而且这是什么样的斗争呵,这不是在和看得见的可以击败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在和饥饿与匮乏、贫穷与露宿作斗争,和自己的、由于富人的残酷而达到疯狂地步的激情作斗争。假如工人使用了暴力,那末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会遭到枪杀,几天之后矿主就会得到胜利。他们守法并不是由于害怕警察的棍子,而是事先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工人的觉悟和自制力的最好证明。

就这样,工人虽然无比地坚强,这一次还是被资本家打败了。但是斗争并不是没有结果的。首先,持续了十九个星期之久的这次罢工使英格兰北部的煤矿工人永远脱离了以前所处的精神睡眠的状态。他们苏醒过来了,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利益,参加了文明的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把矿主对工人的一切暴行揭露无遗的这一次罢工,最终唤起了这些工人中间的反抗精神,至少把他们当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变成了宪章主义者,而3万个这样坚忍不拔和?得起考验的人,对宪章派确实是一笔宝贵的财产。其次,在合法的范围内延续了这样久的罢工和伴随着罢工的积极的宣传,毕竟引起了社会舆论对煤矿工人状况的注意。利用对煤炭出口税问题辩论的机会,下院中唯一坚决拥护宪章主义的议员托马斯P邓科布在议会中提出了煤矿工人状况的问题,争得了在下院讲坛上宣读他们的请愿书的机会,并且发表了演说,迫使资产阶级的报刊至少在报道议会的辩论时把全部事情做了正确的描述。这次罢工以后不久,哈斯威尔发生了一次爆炸。罗伯茨来到了伦敦,要求谒见皮尔,并以煤矿工人代表的身分坚决要求彻底调查这次爆炸事件。他终于达到了委派英国地质学界和化学界的第一流权威赖尔教授和法?第教授去肇事地点进行调查的目的。由于这次爆炸以后不久又发生了好几次爆炸,而且罗伯茨又把关于这些爆炸的记录送给了首相,所以首相答应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也就是今年——1845年——这一次)中,如果可能的话,提出一个为保护工人所必需的各种措施的法案。如果煤矿工人不在这次罢工中表明自己是爱好自由的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们不委托罗伯茨来管理他们的事务,那末这一切成就都是不会有的。

北方的煤矿工人被迫解散自己的工会和被迫解聘罗伯茨的消息刚一传出,郎卡郡的煤矿工人就组织了一个约有1万工人的工会,并保证给他们的总代理人1200英镑的年薪。去年秋天,工会每月收入的款项都在700英镑以上,其中约有200英镑用做薪俸、讼费等等,其余的大部分是用来补助失业工人或者由于和雇主冲突而罢工的工人。工人就这样愈来愈觉悟到,他们团结起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巨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候是能够向资产阶级挑战的。

这种觉悟是一切工人运动的重大成果,它由于工会的建立和1844年的罢工,才出现在英国煤矿工人中。再稍微过一些时候,在觉悟和毅力方面至今还落后于产业工人的煤矿工人,就能够和产业工人相比,并且在各方面都将会同他们齐头并进。资产阶级脚下的地基就这样逐渐地动摇起来,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复。

但是资产阶级是不听警告的。煤矿工人的反抗只是使他们更加残酷;他们并不认为这应该使他们更加理智,不认为这是整个工人运动前进的一步,而认为这只是一个机会,可以用来对这些竟愚蠢到不同意继续忍受从前的待遇的人群发泄?气。资产阶级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们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懒惰得不愿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下去的。资产阶级企图——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企图——在工人面前把不得不靠工会来养活的罗伯茨和工会的许多代理人说成是从他们这些穷工人口袋里?去最后一文钱的狡猾的?子。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革命是不会让人们长久等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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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5:42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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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无产阶级



我们在“导言”里已?看到,由于以前存在过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已?解体,空出来的小块土地集中到大佃农手里,小农被占优势的大农的竞争所排挤,他们和小资产阶级及以前过着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产了。小农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或佃农,他们被迫抛弃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农和大地主那里去当雇农。有一个时期,他们的新的状况虽然比过去坏,但是还算过得去。当时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但后来工业发展有些缓慢了,机器的不断改进已?不容许工业全部吸收来自农业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从这时起,从前只是在工厂区才看得到而且也只是偶尔才看得到的贫困现象,也在农业区出现了。

此外,历时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在战争期间,战区生产缩减、输入停止以及必须用粮食供应在西班牙的不列颠军队,引起了英国农业的人为的繁荣,此外,大批劳动力还脱离了和平的劳动。而现在,输入的阻?、输出的必要和工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结果就是英国人所说的agriculturaldistress,即农业灾难。农场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因而他们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资。为了提高粮价,议会在1815年通过了谷物法,在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禁止粮食输入。后来,这个自然是无济于事的法律?过了多次的改变,但是这并没有减轻农业区的贫困。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在外国的自由竞争存在时已?危在旦夕的急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病,它均衡地但更严重地危害着农业工人。

在农业无产阶级出现后的初期,在这里曾建立了类似工业中刚被摧毁了的宗法关系,即目前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的雇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工人的贫困还不这么严重,也没有这样普遍;雇农和农场主共甘苦,雇主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解雇他们。但是现在完全变了。雇农几乎全成了短工,农场主只是在需要他们时才雇用他们,因此,他们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没有工作,特别是在冬天。在宗法关系下,雇农和他们的家属一起住在农场主的庄园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农场主当然也竭力在自己的庄园里给这一代找点活干,当时打短工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那时每一个农场里的工人,严格地说,都比所需要的多些。所以农场主也乐于摧毁这种宗法关系,把雇农从农场主的庄园里赶出去,使他们变成短工。在19世纪20年代末,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有。结果,用物理学的术语说,从前处于潜伏状态的“过剩”人口,现在释放出来了,工资降低了,济贫捐也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农业区成了慢性贫穷的发源地,而工厂区则成了周期贫穷的发源地,修改济贫法是政府对乡村日益贫困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此外,由于大农场制度的不断发展引起了脱谷机和其他机器的应用,由于田间工作中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这种情形现在已?十分普遍,它的后果不久前甚至已成为官方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所以这个部门里也出现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样,我们便看到,工业生产的制度也侵入到这里了:建立了大农场,摧毁了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才具有巨大的意义),采用了机器、蒸汽发动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把劳动人民中这个还没有被触动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运动中来了。但是农业中的停滞现象维持得愈长久,工人现在身受的打击就愈沉重,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里也表现得愈明显。“过剩人口”是一下子出现的,而且不能像在工业区里面那样用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吸收他们。只要产品有人要,新的工厂随时都可以建立,但是新的土地是创造不出来的,而耕种公共的荒地又是冒险的投资,所以战后开垦荒地的投资很少。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工人彼此间的竞争达到了最高峰,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当旧的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大为增加的济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这点我们以后将要谈到。

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工资没有提高,“多余的”人口没有消失,新法律的残酷只是激起了人民的极端愤?。甚至最初已?缩减了的济贫捐几年后又回升到?来的水平。新法律的唯一结果就是:以前总共有300—400万半赤贫者,现在却有100万完全的赤贫者,其余的仍然是半赤贫者,但已?得不到任何救济了。农业区的贫困每年都在加剧。人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整家整户的人每星期就靠六七个或七八个先令过活,有时候连这一点钱也没有。有一个自由党的议会议员在1830年已?描述了这部分居民的状况,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英国农民(即农业短工)①和英国贫民这两个词是同义语。他父亲是贫民,他母亲的奶没有养分;他从小就吃得很坏,从来没有吃饱过,直到现在,只要没有睡着,就几乎老是感到无可满足的饥饿的痛苦。他衣不蔽体,燃料勉强够做一顿简单的饭,因此,寒冷和潮湿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坏天气一起来到,也和坏天气一起告别。他结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亲和丈夫的乐趣。

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受冻挨饿,?常害病,无依无靠,像他自己一样老是忧虑、沮丧,自然出就贪婪、自私,并且令人讨厌。因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看到他们就一肚子气(hatesthesightofthem),他之所以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只是因为它比起一道篱笆来总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躲避风雨的地方。他要养家,但是又办不到;于是他就只好去要饭,干各种各样的丢人的勾当,直到公然进行欺诈。即使他很想学他那个阶级中较强悍的人,去当一个真正的盗猎者或走私者,但他没有勇气;可是他一有机会就偷窃,并且教自己的孩子撒谎和偷东西。他对较富有的邻居唯命是听、卑躬屈膝,这说明这些邻居对他的态度是粗暴的、怀疑的;因此,他惧怕他们,憎恨他们,但从不敢用暴力去对付他们。他彻头彻尾地堕落了,屈辱得连失望的劲头也没有了。他的不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风湿病和哮?病把他带到习艺所去,在这里,他对过去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就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把位置让给另一个也将和他一样生活、一样死去的不幸的人。”我们的作者补充道,除这类农业短工外,还有另一类较强悍的而且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都比较发展的人;这些人虽然也过着同样穷困的生活,但他们不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生的。他们比较关心家庭,但他们是走私者和盗猎者,常常同?林看守者和海岸警备队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常常坐牢,他们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社会,他们对有产者的仇恨也不亚于第一类人。我们的作者最后说:“由于礼貌的关系(bycourtesy),人们就用莎士比亚的话称这类人为‘勇敢的英国农民’(《boldpeasantryofEngland》)。”  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农业区的大部分短工来说,这个描述也还是正确的。1844年6月,“泰晤士报”派了一个记者到这些地方去调查这类人的状况,他的报告完全和这个描述相符合。某些地区每星期的工资不超过6先令,即不比德国许多地区的工资高,然而英国的食品价格却至少比德国高1倍。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不难想像的。他们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烂烂,住所狭?简陋,只是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可怜的小茅屋;年轻人住的是夜店,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几乎一点也不隔离,这就引起了混乱的性关系。一个月中只要有几天没有工作,这些人就会陷到贫穷的深渊里去。而且由于他们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工资过低而拒绝工作,那就会有几十个失业者和习艺所里出来的人来填补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工资,这些人也是乐于接受的,而拒绝工作的人就被认为是懒汉、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个可恨的习艺所去,不会从济贫所得到任何救济。要知道,掌管济贫所的人就是那些农场主,而这个拒绝工作的人又只有从他们或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那里才能得到工作。

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道;不,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萨福克和诺福克的工人状况同戴文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的工人状况没有丝毫差别;无论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萨雷、巴金汉郡和剑桥郡,工资都是一样地低。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农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枪打死只把飞禽走兽,这对贵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飞禽走兽很多,但农民却给他的挨饿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顿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惩罚这样严厉,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多起杀人事件。因此,?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险,而且还是不名誉的和受人鄙视的。去年有两个看守者宁愿让枪弹穿过自己的脑袋,也不愿再干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贵族们为了狩猎这种高尚的娱乐要人们付出的“低廉的”代价!但是这同高贵的《lordofthesoil》〔“领主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过剩人口多几个或少几个不是完全一样吗?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猎法而送了命,那末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英国有产阶级的博爱主义的论调。

但是,尽管农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业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发展都很不利,贫穷和匮乏还是在这里产生了自己的结果。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个别的人用犯法行为来表示直接反抗的阶段;而农民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进行社会战争的惯用的手段就是纵火。七月革命后,即1830—1831年的冬季,纵火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现象。还在10月初,在萨塞克斯及其邻近的几个郡里,由于海岸警备队的加强(这样一来,走私就困难了,从而,用一个农场主的话说,使整个海岸区都破产了),由于新的济贫法的通过,由于工资低和使用机器,就已?发生了骚动并且扩展到全区。冬天,农场主场地上的粮食堆、干草堆,甚至他们住宅近旁的谷仓和畜圈都被烧毁了。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农场主和土地占有者皇皇不安。可是罪犯几乎从来没有抓到过,于是人民就把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个被叫做“斯温”[《Swing》]的神秘人物身上。人们绞尽脑?地去想这个“斯温”究竟是?,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农村贫民的这种叛逆精神;至于那种伟大的动力——贫困、压迫,却很少有人想到,而在农业区确实没有一个人想到。从那时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业的季节,都一再发生纵火事件。1843—1844年的冬天,纵火事件异常频繁。我手头有几号这个时期的“北极星报”,每一号都报道了好几起纵火事件,并说明了消息的来源。下面没有提到的那几号“北极星报”都是我手头没有的,但是在那几号里面一定也有不少关于纵火事件的报道。何况这样的报纸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这类事情都报道出来。1843年11月25日,“北极星报”报道了两起纵火事件,并引证了不少以前报道过的这类事件。12月16日“北极星报”报道:在培德福德郡,两星期来每夜都发生几次纵火事件,因此人心普遍不安。在最近几天有两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剑桥郡有四处大农场被烧毁,在哈特福郡有一处农场被烧毁;此外,在几个地方还发生了十五起纵火事件。12月30日,诺福克发生一起纵火事件,萨福克发生二起,艾塞克斯发生二起,哈特福郡发生三起,柴郡发生一起,郎卡郡发生一起,在得比、林肯和南部共发生十二起。1844年1月6日一共发生纵火事件十起,1月13日发生七起,1月20日发生四起。从这以后,该报每周平均报道三四起纵火事件,而且这种事情并不像往年那样只继续到春天,而是一直继续到七八月。我从收到的英国报纸和德国报刊的报道中看到,1844—1845年的冬天来临时,这种犯罪行为更加普遍起来了。

关于英国的纯朴宁静的农业区中的这种情况,读者们会说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吗?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吗?但是这里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们看不到不能给自己带来现金的一切东西。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说,如果废除谷物法,他将给他们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场主则向工人们说,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们得到人间天堂。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有产者都无法争取工人来支持他们一心想实现的幻想。无论工厂工人或农业工人对谷物法的废除或保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谷物法废除后,在现存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下述的理由使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输入决定了——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谈到——农场主不再依赖于土地占有者,换句话说,就是托利党的农场主变成了自由党的农场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的功绩。但是,如果农场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觉的资产者,那末他们的工人就会变为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觉的无产者。

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农业无产者中已开始出现了新的运动。自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赖德诺伯爵为了通过反对谷物法的决议于1844年10月在他的领地所在地海华斯附近举行的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但是他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说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当面向赖德诺伯爵说出了不少辛辣的真理。这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状态的农业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方普遍穷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跃起来。

至于农业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产业工人要强些,但他们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国国教的。“晨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跟在犁后面吆喝的人”G做笔名报道了他在农业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在教堂门口的谈话:“我问他们中的一个人,今天的传教士是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是呀,去他的吧(Yes,blasthim),他是我们自己的教士;他老是在乞讨,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讨’(传教士呼吁大家捐钱,用来使异教徒改宗)。

另一个人补充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教士不老是为这为那向人乞讨的。’一个刚从教堂里出来的女人说:‘是呵,工人的工资老是下降,可是看看那些有钱的懒汉吧,教士们就是和这些家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打猎的。天哪,我们宁愿到习艺所去,宁愿饿死,也不愿替那些到异教徒那里去的教士出钱。’另外一个女人说:‘干吗他们不把每天老在萨里斯柏雷大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教士搞到那里去?在那个教堂里,除了石头,?也不听他们的。为什么这些家伙不到异教徒那里去?’最初和我谈话的那个老头说:‘这些家伙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他们有钱,他们的土地多得不得了,但是为了摆脱那些穷教士,他们就向人捐钱;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我早就把他们看透了。’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们,难道你们老是怀着这种痛恨牧师的心情走出教堂吗?你们为什么老到教堂里去呢?’一个女人回答道:‘我们为什么去?只要我们不想丢掉一切,不想丢掉工作和一切,我们就得去;当然我们只好去。’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他们到教堂去的话,他们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给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块地是要他们付租金的。”我们的记者在描述了这种贫困和愚昧以后,就用以下的话作为结束:“现在我敢断言,这些人的状况、他们的穷困、他们对教堂的仇恨、他们对教会的显贵们的外表上的顺从和内心里的怨恨,在英国所有的农村教区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英格兰的农民向我们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人数众多的农业无产阶级在农业区里引起的后果,而在威尔士我们却看到了小佃农的破产。在英格兰的农村教区里重演着无产者和大资本家之间的对抗,而威尔士农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相类似。威尔士的农民多半只是小佃农,他们不能像条件比较好的英格兰大农场主那样合算而便宜地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在同一市场上和这些大农场主竞争。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许多地方的土壤只适宜于收入很少的畜牧业,而威尔士的农民由于眷恋自己民族的孤独性,就比英格兰的农场主要保守得多。但是,首先是他们相互间的竞争、他们和英格兰邻居的竞争以及这个竞争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们破产到几乎不能维持生活的程度,而由于他们看不出自己的状况恶劣的真正?因,他们就把这种?因归之于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例如高额的通行税等等。当然,高额的通行税也妨?农业和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每一个承租土地的人都把这些税算到固定的开支里面去,所以归根到底这些税还是由土地占有者负担的。此外,佃农们也都极端憎恨新的济贫法,因为他们本身?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险。1843年2月,威尔士农民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在有名的“利碧嘉骚动”中爆发出来了。许多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涂黑了脸,结成几个武装大队,袭击了那些在英国用来代替关卡拦路杆的大门,在响亮的欢呼声和射击声中捣毁了这些大门,还打坏了通行税征收入的小房子,以神秘的“利碧嘉”的名义写恐吓信,有一次甚至还袭击了卡马登的习艺所。后来,当调来了军队并且加强了警察时,农民们便异常巧妙地把他们引入迷途,当军队被四面山岗止传来的号角声引诱着向相反的方向推进的时候,农民们便打坏了这里的大门。当军队增加得太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放火,甚至杀死个别的人。像往常一样,这些较大的犯法行为就是运动的尾声。一些人由于不同意这种斗争方式,另一些人由于害怕,他们都脱离了运动,结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静了下来。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事变的?过和?因,事件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农民的贫困还是没有终止,而且,因为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下这种贫困只会加剧,不会减弱,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利碧嘉化装跳舞会更加严重的事件。

我们在英格兰看到了大农场制度的结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和佃制的结果,而在爱尔兰我们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兰的居民极大多数是小佃农,他们租了一间孤零零的简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块种土豆的地,这块地也只能勉强保证他们在冬季里有最必需的食物。由于这些小佃农之间存在着剧烈的竞争,地租达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竞比英格兰的高1—2倍甚至3倍。每一个打短工的农业工人都想成为佃农,因此,尽管土地本来已?分散得很厉害,却仍然有很多短工想租到一小块土地。虽然大不列颠的耕地有3200万英亩,而爱尔兰只有1400万英亩,虽然大不列颠每年出产15000万英镑的农产品,而爱尔兰只出产3600万英镑的农产品,但是,爱尔兰的农业工人却比大不列颠多75000人G。这一极不相称的情况已?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爱尔兰为了土地而进行的竞争是多么剧烈,而当我们注意到英格兰农业工人的生活已?极端穷困的时候,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竞争的后果自然是地租提高,使佃农的生活并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这样,爱尔兰人民就被束缚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中,这种贫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们是摆脱不了的。这些人住在连用来关牲畜都不太适合的简陋的小土屋里,只有勉强能够维持一个冬天的食粮;正如上面引用过的报告里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年里有三十个星期可以靠土豆吃个半饱,而在其余的二十二个星期中就什么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当储存的土豆已?吃完或者发了芽不能再吃的时候,妻子就带着孩子,提着小锅出门讨饭;家里的男人把土豆种下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或英格兰去找工作,到收获的时候才又回来和家庭相聚。十分之九的爱尔兰乡村居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些人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国家里才可能有的最低的发展水平上。根据上面引用过的报告,在8500000居民中,有585000个当家人过着极端贫困(destitution)的生活,根据艾利生郡长所引用的其他资料G,爱尔兰有2300000人没有社会的或私人的救济就无法生活,换句话说,有27%的居民是贫民!

这种贫穷的?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竞争,只是竞争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图找出别的?因来,他们断定贫穷的?因是佃农和土地占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土地占有者把大块的土地租给大佃农,大佃农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其他的佃农,这些佃农再把这些土地出租给第三者,如此等等,这样一来,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实际耕种土地的人之间,有时候甚至有十层中间人夹在里面。有人认为贫穷的?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缴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地上赶走,即使他已?把地租缴给了那个和他订合同的中间人。但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贫穷表现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农本身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结果又会怎样呢?即使大多数的小佃农都不用缴地租,他们也不能够靠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过活;即使情况有所改善,但人口不断迅速的增加也会在几年内就使一切都回到?来的水平上去。那些情况好转的人养活的孩子,现在由于贫穷和苦难,在幼年时就夭折了。也有人说,这种贫穷应归咎于英格兰人对爱尔兰人民的无耻的压迫。固然这种压迫能加速贫穷的到来,但它并不是贫穷到来的?因。还有人指出,贫穷的?因是强加于一个天主教民族的属于新教的国教教会,但是,如果把国教教会取之于爱尔兰人的一切分摊一下,每人还摊不到两个塔勒;此外,什一税税款虽然由佃农缴纳,但这种税并不是向佃农征收的,而是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的。现在,在1838年的折现法案通过以后,什一税是由土地占有者自己缴纳的,但是他相应地提高了地租,佃农的状况也就没有得到改善。类似这些很少能说明问题的解释,还可以举出几百种来。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因。在爱尔兰,贫穷以现在这种形式而不以某种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因就在于人民的民族性格及其历史的发展。爱尔兰人按其整个民族性格来说是和?丁民族,和法国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这个民族的缺点,我们已?用卡莱尔的话描述过了。现在让我们来听听爱尔兰人讲的话,他说的毕竟比那位特别偏爱日耳曼性格特点的卡莱尔所说的更接近于真理:“他们不安静,但同时也懒惰(indolent),他们机警而又轻率、急躁,没有耐性而又缺乏远见;他们生来就勇敢,落落大方;受到侮辱就马上报复或立即宽恕,交朋友快,绝交也快;他们天才四溢,但是判断力却差得可怜。G”在爱尔兰人身上,感情和热情无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须服从它们。爱尔兰人这种重感情的容易激动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深思熟虑,妨害他们从事冷静的坚忍的活动。这种人是根本不适宜于从事目前那样的工业劳动的。所以他们还继续从事农业,而且还是在最低的水平上从事农业。因为这里的小块土地并不像在法国和莱茵河地区那样人为地由大领地分割而成N,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所以用投资的办法来改良土壤是不可想像的。据艾利生计算,要投资12000万英镑,才能使爱尔兰的土壤达到英格兰那样本来就不算高的生产率水平。英格兰移民本来有充分的可能来提高爱尔兰人民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只是极端残酷地剥削爱尔兰人民,而爱尔兰移民却给英国民族带来了一种酵素,这酵素将来是会产生结果的;爱尔兰对英格兰移民是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

爱尔兰人民试图摆脱无法生活的现状的尝试,一方面表现为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在爱尔兰的农业区里,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现在已成为日常现象:大多数场合是杀害直接的敌人——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和忠实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农(他们的田地是由成百个被赶走的人家的小块土豆地拼凑起来的)等等;另一方面表现在为取消和大不列颠合并120而进行的鼓动上。总观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不能不把英格兰人看做自己的直接的敌人,对他们说来,前进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族独立。但是同样也很清楚,取消合并决不能消灭贫困,而只能表明,爱尔兰贫困的?因应当在国内寻找,而不应当像现在那样认为要到国外去找。但是,是否真正需要实现爱尔兰分离才能使爱尔兰人明白这一事实,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宪章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爱尔兰都没有获得特别的成就。

我就在这里结束有关爱尔兰的论述,因为1843年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和奥康奈尔审判案,已?使德国的人们日益了解到爱尔兰的贫困状况了。

这样,我们已?通过不列颠岛屿上无产阶级活动的各个部门,观察了他们的状况,并到处发现贫穷、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我们看到,不满情绪如何随着无产阶级本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增长,看到这种不满情绪如何扩大起来并具有了组织形式;我们也看到无产阶级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争。我们研究了决定无产者的命运、希望和忧虑的根源,并且发现他们的状况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们有机会在许多实例中观察了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并确信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资产阶级不公平,我们应当比较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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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5:43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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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仅仅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只在于狭义的资产者是和工厂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作为农场主的资产者是和农业工人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阶级以及农业无产阶级相接触。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腐朽,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狭义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5]。

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亲,他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业关系上,他们甚至比德国人好些,他们不像我们的小商人那样讨价还价,斤斤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发财的渴望。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andyet,thereisagreatdealofmoneymade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经济学这门专讲赚钱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并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hands),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isworthtenthousand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thebettersortof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供应和需求(supplyand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laissezfaire,laissezaller122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教会的统治已日渐趋于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譬如说,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纳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财主就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呵,不错,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来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说的话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部的信,编辑部把这封信当做极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语就登了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城里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时常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化脓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极端无耻的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怜悯。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付过济贫捐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纠缠了。如果城市的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这个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看吧!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对穷人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搅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狗窝里,不要用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经!你们不妨继续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呵,基督徒资产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恶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末“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封信所说的只是个别情形。不,它正好表现了绝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的想法,否则编辑部就不会把它登出来,否则一登出来就会引起某种异议,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纸,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逊掌教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苦楚,所以他们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所扔出来的那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们在政治和政治经济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的厂主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也没有问题;而且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得回到原来的处境,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浅,甚至不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说来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从前的水平;而他们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库里去。可是谁不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捞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赞成人民宪章来证明自己的诚意。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赋予他们以权力,以便他们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把工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就比出自任何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主张都要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答应工人说,对人手的需求增加,就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大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辨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8辨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老板认识得太清楚了。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各自冒着风险来剥削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以政党、甚至以国家政权出面来反对无产阶级。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流浪汉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无产阶级不受法律的保护,——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阔佬被传到,或者更正确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因为打搅了他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诉讼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末法官又要对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结果是罚他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末他几乎总是先被扣押起来,和其他许多像他一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一切辩护只得到一个轻蔑的回答:“呵,我们懂得这些借口!”最后是被处以罚款,可是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工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游民(arogueanda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的)送进监牢。治安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别在乡间,实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评论地登了出来。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别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而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治安法官是这样,警察也是这样。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得无产者有各种罪行的嫌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被迫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无产阶级,有产阶级现在还在议会里不断地向那些还没有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议员的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争。公地一块接一块地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随意在那儿游玩和欢跳。现在这种事情愈来愈少了,穷人的收入日益减少,年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议会每次开会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条例。1844年的议会会议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垄断一切交通工具的铁路公司适当地降低车费(降到1辨士1英里,约合5银格罗申1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车旅行,并为此建议各铁路线上每天加开一班三等廉价列车,这时,“可敬的教父”伦敦主教却建议把星期日,把在业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许阔人旅行,不许穷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议太露骨太公开:实在无法通过,因此才被否决。可是采取隐蔽方式侵犯无产阶级权利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议会会议期间所发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1844年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没有名声的议员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赞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给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去审理。那时英格兰北部发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那些因他的努力而被宣判无罪的工人胜利地遍走全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来,但里面加了几项专横到极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头上或书面上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绝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为(misbehaviour),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any)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监工在宣誓后所提出的证词——即根据被告的证词——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徒刑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议会正在讨论十小时法案,而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工作。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P邓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请愿书。除“青年英国”的代表弗兰德外,邓科布是唯一极力反对这个法案的议会议员。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邓科布靠拢,自由资产阶级看到工人的激愤,不敢坚持这个法案,在人民的激愤面前,根本也没有一个人特别热中于坚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可耻地破产了。

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bidshimtobe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不得不听凭法律宣布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新济贫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以1601年的法案(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年的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还天真地从这样的原则出发: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如果没有工作,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而不当做恩惠,资产阶级对此终于感到厌烦了。1833年,当资产阶级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所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很多惊人的事实。它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或在工资低的时候领到一点补助金。委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抚养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认穷人有被保护的权利;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销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不愿意工作,使懒惰、放荡和轻佻的人得到鼓励;它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还给私生子发抚育费,这简直是在发私生子的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6]。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多余的”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的;而决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贫穷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胁的手段来对付它。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相信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那套理论的普罗克斯提斯的床上去,并极其残酷地把这种理论应用在穷人身上。他们和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己替自己打算,彻底实行听之任之的原则,所以他们很想把济贫法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提出一个尽可能适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在这个原则消极地起作用的地方,济贫法进行积极的干涉。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穷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们是罪犯,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他们。诚然,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因为让人们活活地饿死就在他们眼睛里也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只有生存的权利;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更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至少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以自己的坏榜样引诱人们走上懒惰和失业的道路,间接地生产出“多余的人”。你们不妨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用来警戒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

于是他们就提出了新的济贫法,1834年议会通过了这个法律,它一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去。这些习艺所(work 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穷人的巴士底狱”(poor-law-bastilles)的规则,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请求以前想尽一切办法,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地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就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了。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坏的面包和燕麦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而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就不能吃饭;想进城得事先请假,但准与不准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即使在所外也不准接受亲戚朋友馈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管理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工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像“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开旧船索,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德行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很少能够见面,只有当主管人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见见面。为了使这些巴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主管人的许可才能在特别的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主管人的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按法律规定,食物应当是卫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显了,以致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认为可以只实行原则而避免其必然的后果,那就错了。法律条文对住在习艺所里的人的待遇所做的规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恶的化身,那末,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843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由于某种过失而被关在停尸房中,整整关了三夜,晚上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海恩的习艺所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在这里显然是经常采用的。这个习艺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所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所里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记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的:“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们惩罚人的贫穷一样,那末,亚当的子孙们该是多么可怜呵!”1843年11月,莱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的习艺所里放出来两天就死掉了。这个习艺所对待穷人的情况是令人气愤的。上面谈到的这个人叫做乔治P罗伯逊,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没有得到治疗。习艺所要他去压抽水机,他只好用那只健康的手来压。他吃的是习艺所里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愈诉苦,受到的待遇就愈坏。罗伯逊的妻子也住在习艺所里,她想把自己的一小份啤酒让给丈夫,竟挨了一顿骂,并且被迫当着女管理人的面把它喝光。罗伯逊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待遇也没有好一些。最后,根据他的请求,他们夫妇俩一起被放出来了,他离开习艺所时还挨了一顿臭骂。过了两天,罗伯逊就在莱斯特死掉了。

据验尸的医生证明,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无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习艺所的时候,才交给他几封附有汇款的信,这些信已在习艺所的办公室中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这个习艺所的规矩,都已被主管人拆开看过了!在北明翰的习艺所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1843年12月不得不派出一个官员去调查。他查明,有4个流浪汉(trampers——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名词)G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blackhole)里;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午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节里。有一个小男孩坐过这个习艺所里的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竟被送到流浪的失业者特别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缩成一团的男孩子,他们在那里已经有四天了。坐禁闭室的人数常常多到7个,而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里的则往往有20人之多。女人也经常因拒绝上教堂而被罚坐禁闭室。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的失业者禁闭室中被关了四天,当然,只有天晓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药的时候发生的!

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很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疯人院的惩罚。1844年1月在萨福克的拜克顿的习艺所里也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一个白痴似的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是极其荒唐的;为了省得看护们在夜里值班,就用绳子把那些不安静的或夜里常常起来的病人捆在床上;曾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里,一个患羊痫疯的男人在发病的时候闷死在床上,谁也没有去搭救他。在这个习艺所里,一张床上睡四五个、五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小孩子。在伦敦的邵尔底治的习艺所里,曾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挤在一张爬满了虫子的床上睡了一夜。在伦敦的拜特纳-格林的习艺所里,所方不让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到习艺所的房子里去住,从1844年2月28日到3月20日一直把她和她的不满两岁的孩子锁在会客室里,里面既没有床,也没有地方大小便。她的丈夫也被带进了习艺所,当他请求把他妻子释放出来时,所方便认为他行为卤莽而把他关了二十四小时禁闭,吃的只有水和面包。1844年9月,在温莎附近的斯劳的习艺所里有一个人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得信后马上到斯劳去探望,她在夜里十二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到了习艺所,但是所方竟不让她进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许和自己的丈夫见面,时间只有半小时,而且还有女管理人在场;以后几次会面时这个女管理人也都在场,一到时间就催她走。在郎卡郡的密得尔顿的习艺所里,一间屋子睡12个人,有时甚至睡18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构不受新济贫法的约束,而受较早的专门的法律(吉伯特法律)的约束。管理人在这个习艺所里私人开设了一个啤酒厂。1844年7月31日,在斯托克波尔特有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头被人从习艺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绝砸石子,说自己年纪太大,膝也弯不过来,实在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请求给他一种比较适合于他的体力的工作,但是白费,他被判处在监狱里做两个星期的苦工。1844年2月,在巴斯弗德的习艺所里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床单已有十三个星期没有换,衬衣有四个星期没有换,袜子则有两个月到十个月没有换了,因而45个男孩子中只有3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床铺上爬满了虫子,食具在脏水桶中洗涤。

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有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4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另一个看门的从一个分所里带出一个又聋又哑的女孩子,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除。

对待死人也并不比对待活人好些。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埋葬穷人的圣布莱德斯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处是一堆堆的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内死掉的穷人都被抛到一个14英尺深的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再往里面扔新的尸体,一直到坑满得不能再填的时候为止。因此,尸体腐烂的气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熏臭了。

在曼彻斯特,贫民公墓在艾尔克河畔,和旧城正好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有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可敬的人们的墓地,那末,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怎样哀号,他们对这种亵渎行为会怎样大嚷大叫呵!但这是贫民公墓,是贫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坟就被掘开,木桩打入新坟里,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所发生的那种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里去,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听到过五件真正饿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所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就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说来,济贫法委员会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强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产者都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

从新堡到杜弗,这个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的呼声。在这个法律中,资产阶级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清楚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露骨、这样恬不知耻地宣布过: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并在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便去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大大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而且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又将便利无产阶级运动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1838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替8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藏身之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是为人所憎恨的,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获得像在英格兰同样的意义,它也会引起穷人的更大的反对。但是,在一个拥有250万无产者的国家里有8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某些个别地方,都没有济贫法这种措施。

我希望在谈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也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国家的这个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incorpore〔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权者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真正愿望,表明了他们那种使无产者处处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别人的罪过的恶劣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的,1844年议会的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新济贫法是自由党颁布的;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这一法案辩护,只是在1844年通过的Poor-Law-Amendment-Bill〔济贫法修正案〕中对它做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G[7]。

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状况恶劣得不能忍受,那末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年盖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1838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123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喂养自己。1844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8]①“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国变为荒无人烟的沙漠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6月直截了当地说道:“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也响彻我们全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废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废除的),外国的工业,首先是美国的工业,也能够经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业正在加紧发展,美国的工业已经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别是有坚毅而活跃的居民,和他们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昏睡的粘液质的人;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销行了。其他工业部门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末这就是美国。如果英国工业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条件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二十年内发生),那末无产阶级大多数都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英国资产阶级看到了这种前途吗?刚刚相反,他们最宠爱的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从书房里教导他们说,根本不用考虑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甚至连人口也没有达到应有数字的国家也能够顺利地从事工业活动,尤其是能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竞争。如果美国人想这样尝试的话,那他们简直就是发疯,因为这样做只会赔钱。最好还是让他们去从事农业吧,到全部土地都耕种起来的时候,他们顺利地从事工业的日子或许就会到来。聪明的经济学家这样说,整个资产阶级随声附和,可是美国人却把市场一个一个地抢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美国投机分子甚至大胆地把一批美国货运到英国来,在这里又顺顺当当地作为出口货抛售出去!

但是,就假定英国人保持住工业的垄断权,假定他们的工厂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不会消失,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尖锐、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地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加起来,使整个民族,除少数百万富翁外,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时机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然而事变很可能不沿着这两条道路发展。商业危机(它是促进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加上外国的竞争和中等阶级的日益破产将加速整个进程。我不相信人民会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1846年或1847年行将到来的危机,想必会促成谷物法的废除和宪章的通过。宪章将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在这次危机之后和下一次危机之前(按过去的危机类推,下一次危机应当在1852年或1853年到来,虽然它的到来可能因谷物法的废除而推迟,或因外国的竞争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国人民大概会对顺从地忍受资本家的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厌恶。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不变得聪明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那末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要像斯提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人们之间进行过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资产阶级的习气普遍地改好了,也都无济于事。要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的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juste-milieu〔中庸〕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这一派别将在暴力行动扩展的过程中灭亡。一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所依据的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性。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明确的发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将愈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但是否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奴役者时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并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发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太晚了!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能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使共产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预防热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国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而且现在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而因为共产主义超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别的地方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从英国历史发展中必然得出的。

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复地的浪涛。那时全国都将真正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预防措施就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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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5:43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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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G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说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负有责任的整体的时候,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中拥有政权的那一部分,即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握有统治权,因而应该对它不允许参加政权的那些人的状况负责。在英国,正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这个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指资产阶级)至少有责任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有责任注意,譬如说,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一点是无须乎我来给我的德国读者证明的。如果我是写给英国资产阶级看的话,那当然又当别论了。——恩格斯原著

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主耶稣的第1886年,我们德国的资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恩格斯在1887年英译本美国版上补加的注

这五十年来一切变得多厉害呵!目前,英国资产者中已经有人承认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员负有责任;而我们的德国资产者呢?!!?——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3] [①先生领你们到海德去。他领你们到设备很好甚至还可能有通风设备的建筑物中去,他使你们注意那高大的空气流通的厂房,漂亮的机器和几个看起来很健康的工人。他招待你们一顿丰富的早餐,然后向你们提议去参观工人住宅。他领你们到一些看起来是新的、干净而且舒适的小宅子里面去,他自己也和你们一起走进这一家或那一家。他当然只领你们到监工、机匠等人那里去,好让你们“看看专靠工厂过活的家庭”。在别的小宅子里,你们就会发现只有妻子和小孩在工厂里工作,而丈夫却在补袜子。因为厂主在场,你们不便提出太轻率的问题;于是你们以为工人的工资都很高,生活都很舒适,而由于乡间空气新鲜,脸色也比较健康。于是你们就开始放弃英国到处都是贫穷和饥饿的想法,发现这是过分的夸张。但是小宅子制如何使工人变成奴隶,也许附近就有一个工厂商店,这你们却一点也不会知道;工人不会向你们表示他们如何憎恨厂主,因为厂主就在你们身边。厂主甚至还建立了学校、教堂和阅览室等等。他利用学校来养成孩子们的服从的习惯,他放在阅览室中的书籍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他把那些阅读宪章派或社会主义书报的工人解雇,这一切都是瞒着你们的。你们看到愉快的宗法关系,你们看到监工们的生活,你们看到工人同意在精神上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时资产阶级许给他们的东西。很久以来厂主们就特别喜欢“乡村制造业”,因为在这里,工厂制度的害处,特别是在卫生方面的害处,部分地由于空气新鲜和四周的环境比较好而抵销了,同时也因为在这里对工人的宗法制的奴役保持得最长久。尤尔博士对此歌颂备至。但是倒霉的是那些想独立思考并成为宪章主义者的工人:对于他们,厂主们的慈父般的爱护和关怀一下子就消失了。你们如果想到曼彻斯特的工人区去看看工厂制度在工厂城市中的影响,那末在有钱的资产者给你们?助以前,你们是得好好地等一个时候的!这些老爷们不知道工人想要什么,他们所处的情况怎样。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因为他们害怕那些会使他们不安甚至会迫使他们违背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但是这丝毫没有关系,工人要做的事情,他们是能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恩格斯原著]



[4]  据1841年调查,大不列颠(爱尔兰除外)在矿上工作的工人数目如下:

      男  人  ;   女  人  ;    总 数

20岁以上,20岁以下;20岁以上,20岁以下

煤矿……83408,32475;1185,1165;118233

铜矿……9866, 3428; 913, 1200;15407

铅矿……9427, 1932; 40, 20; 11419

铁矿……7773, 2679; 424, 73; 10949

锡矿……4602, 1349; 68, 82; 6101

其他(包括那些未指出名称的矿)24162,6591;472,491;31716   

总计……139238,48454;3102,3031;193825    

因为在煤矿中工作的多半就是在铁矿中工作的工人,所以算在煤矿工人中的一部分工人以及列在最后一项内的很大一部分工人都应该列入铁矿工人中去。——恩格斯原注]

[5] G 卡莱尔在他的1843年出版于伦敦的“过去和现在”(《PastandPresent》,London,1843)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一部分我已经译出,登在“德法年鉴”上,希读者参阅121。——恩格斯原著



[6] G “济贫法委员会所获得的情报资料的摘要”1833年伦敦官方版(《ExtractsfromInformationreceivedbythePoor-Law-Commissioners》.Pub-lishedbyAuthority.London,1833)。——恩格斯原注



[7] ———  G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间和各个党派间的差别,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别只具有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意义。因此,我也只能顺便提到几个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有的是比较坚决的激进党人,他们差不多就是宪章主义者,例如,下院议员埃士顿的亨得利厂主和托德摩尔登(郎卡郡)的菲尔登厂主,此外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们不久以前组织了一个叫做“青年英国”社的团体,这些人中有议会议员迪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加以研究过的。

[8] ①斯累里、波尔斯威克、弗兰德、约翰-曼诺斯勋爵等等。艾释黎勋爵和他们也有密切的关系。“青年英国”的目的是恢复旧时的《merryEngland》(“美好的英国”)以及它的光辉方面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起来反对现存的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见,他们有勇气承认现在制度下的一切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半德国人半英国人的托马斯P卡莱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是托利党人,后来就比上面谈到的所有那些人都进步得多。他比所有的英国资产者都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我希望已经摸索到正确道路的卡莱尔还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去。我以自己和其他许多德国人的名义对他寄以最美好的愿望。——恩格斯原注

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莱尔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庸人们发出正义的愤怒,却对那把他抛到岸上的历史巨浪发出狠毒的庸俗的怨言。——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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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0月 6日 18:17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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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别字太多,如有心读者能与文库编辑联系改进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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