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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A.利维森:《工人阶级多数》(1970年代初美国蓝领工人)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6:37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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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维森:《工人阶级多数》 (1970年代初美国蓝领工人)


版本资料——

书  名  工人阶级多数
索 书 号  D771.261 2224
ISBN和价格    0.74
责 任 者  (美)A.利维森著 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
出版发行项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5
物理描述项  297页 32开
中图分类号  D771.261
主 题 词  蓝领工人-生活 生活-蓝领工人

Andrew Levison
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Inc.
New York 1974


上传者注:《出版说明》中对作者的批判(“呼吁民主党的自由派和工人阶级组成政治联盟,进行所谓社会改革。实际上这是在散布幻想,麻痹工人阶级……”)虽然看起来是惯性政治思维,说的却是事实。作者在书里一再批判民主党、自由派、知识份子、中产阶级……与(蓝领)工人阶级的巨大隔阂,包括社会地位、工作环境和待遇方面的根本差异,尤其是这些鸟人之一向抹黑工人阶级,却终究还是寄希望于他们来“关注”、“团结”工人阶级。这实在是既可笑又可悲。至于读者们,就取其优点好了。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美国人安德鲁•利维森曾在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当过工人,现为佐治亚特兰大马丁•路德•金爭取社会改革中心的研究人员。
  近年来,美国流传着一些粉饰工人阶级状况的神话,如说美国“工人阶级已成为少数,白领工人(脑力劳动者等)的人数已超过蓝领工人(体力劳动者)”,“不断提高的收入已消除了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別,蓝领工人现在已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等等,作者用具体统计资料指出,美国工人阶级仍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而且这个比数还在逐年增长,美国在业工人的大多数是贫困的,远远够不上什么“中产阶级”。事实证明,工人的劳动条件很差,工伤事故、职业病很多,课稅繁重,又是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达就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毫无根据的神话。
  虽然作者看到了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可能彻底解决美国工人阶级的迫切问题,但是由于作者的根本立场是资产阶级的,他也就根本不敢和不愿触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反而竭力美化资产阶级国家、政党的职能,鼓吹阶级合作,宣称:“本世纪中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不发达国家中发生的”,“不适合美国工人的需要”。呼吁民主党的自由派和工人阶级组成政治联盟,进行所谓社会改革。实际上这是在散布幻想,麻痹工人阶级,而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出谋划策。
  本书提供了不少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美国阶级结构、美国工人的贫困化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前言:蓝领工人和美国政治的前途………………………1
第一章 美国工人阶级……………………………………6
第二章 对工作的不满……………………………………41
第三章 对社会生活的不满………………………………85
第四章 工人阶级的政见…………………………………120
第五章 工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160
第六章 当前的局势………………………………………200
第七章 将来………………………………………………236
注释和资料来源……………………………………………279





前言:蓝领工人和美国政治的前途


  水门事件和能源危机久已成为首要的新闻,以致今天自由主义者、民主党以及所有希望进步的美国人所面临的更加根本和迫切得多的政治问题,即蓝领工人选举谁的问题,倒显得黯然失色了。揭露尼克松政府长期存在的欺骗、腐败和非法活动的混乱情况,也许可以断然地削弱保守派所吹捧的“正在露头的共和党多数”的活动能力。但是问题仍然存在。1972年,蓝领选民投向尼克松。1976年他们又将如何呢?这是美国政治中的中心问题。
  其原因很简单。如果象中间派所说的那样,1972年的选举表明美国工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目标业已丧失信心,并选择了右翼作为他们的政治根据地,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进步的方面就没有什么希望能够争取到美国人民的大多数。根据这一论点,水门丑闻从其结果来说,只不过是长期保守倾向的一个暂时挫折,并且1976年仍将选出这样一个总统,他即使在目无法纪方面此不上尼克松,在政治保守方面却将与尼克松不相上下。
  尽管那种前景很阴暗和令人沮丧,许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却已开始予以承认。他们断定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理想,或者不顾工人,而谋求与妇女、青年和社会上被疏远的人们结成联盟。他们回避蓝领问题,在別处寻找赞助者。
  这些是广泛持有的看法。本书的中心论题是,所有这些看法根本是极端错误的。不应当忘记在美国有争取进步多数的希望,完全不必抛弃基本的进步原则和理想,也不应该把那些缺乏共同兴趣的、彼此大不相同的集团提出来作为解决目前政治困境的办法。
  所有这类办法是从绝望中产生的策略,而不是认真了解美国工人的实际问题、合理的不满,以及——十分重要的——很不错的民主本能。它们是根据一种关于工人和工人阶级生活的普通看法而得出的结论,而那种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想一想蓝领工人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吧。虽然五十年代“富裕工人”的愉快形象,近年来已变为不那么欢欣鼓舞的“中等美国人”,可是一般都承认,蓝领生活的传统不满已经成为陈迹,工人现在是“较低的中产阶级”,是富裕的美国社会中非正式的低级伙伴。没有价值一千美元的立体电视机,或许没有到阿鲁巴岛去作圣诞节旅行,可是据一般的看法,他们越来越同美国郊区他们的中产阶级邻居一样了。
  我们将会看到,尽管人们谈论技工工资过高,收入差距很小,实际的情况却远非如此。大多数美国蓝领工人的生活不仅远远不够富裕,而且低于政府给一个充分舒适的“中等美国人”的生活所规定的一般标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基本上用双手劳动的人和用脑力工作的人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并且象那种关于类似的生活方式的想法一样,与实际情况不符,实际的情况是,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地理上的间隔,这种间隔已接近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別了。在工作上,在社会中,工人往往不仅面临着最严峻、最迫切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明显的不公正待遇。虽然多年来有真正的改进是无可否认的,可是牢固地存在着真正和根本的不平等,也是无可否认的。只要考查一下,甚至那种把美国说成是一个白领社会的由来已久的陈词滥调,也变成一种歪曲事实的完全骗人的鬼话。在本世纪的其余年代里,美国人的大多数仍将基本上是体力劳动者,而不是专业的或从事经营管理的工作人员。
  对于工人的政治态度的一些流行看法,同样是不对头的。尽管有人常常把他们讽刺为远此中产阶级糟糕的种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可是认真的考核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在美国工人阶级中,确实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强烈思潮,但是,如果现在把所有的工人都看作是殴打学生的充满仇恨的保守派工人,那就与三十年代亨利.方达主演《愤怒的葡萄》影片时把汤姆.乔德的形象无耻地加以浪漫化的情况一样是不正确的。选举的结果和其他实际生活态度事实上都表明,在某些主要方面,蓝领工人在美国政治中仍然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而不是一股保守力量。
  对许多读者来说,这些说法和他们所读到和听到的一切事情截然相反,所以他们会马上加以驳回。但是,虽然每一种说法都同二十多年来已被接受的一种普通看法相抵触,它们却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必须指出的是,根据传统观点作出的关于工人的每一种预言,尽管被人广泛接受,实际上都是错误的。它说什么蓝领和白领已经变得几乎不可区分了。然而在1968年,先在华莱士竞选运动中,后在工人和学生的冲突中,工人十分突出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根据这些事件,人们认为工人突然成了这种“社会问题”的俘虏,并且成为受阿格纽或任何其他乞灵于种族主义或狭隘爱国主义的反动政客欺骗的傻瓜。
  民主党在1970年选举中的胜利,再次证明关于这一普通看法的预言是错误的。然而,在1972年7月,民主党虽然孜孜不倦地要确保代表大会中有适当数目的妇女、青年和黑人的代表,却没有认真讨论应当如何同样关心工人代表人数的问题。标新立异的报刊可以在大会上有发言权,但一些工会职员——他们都是支持麦戈文的——却连旁听证也拿不到。这对于那些从电视上注视着这次大会的蓝领工人也不是没有影响的。一个技工是南部一个地方工会的车间代表,他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归纳了这种情况:“我在那里看到的仅有的工人是戴着华莱士式的礼帽的。”
  还有很多別的例子,但这已足够说明,自由主义者关于社会阶级的这种混淆不清是多么有害了。
  关于蓝领工人人数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富裕以及政治见解趋于极端主义的神话,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它每次被接受,就引起工人的反感,使自由主义者陷于孤立。它所酿成的漠不关心和彻头彻尾的恩赐态度,已经成为六十年代几乎每一个社会运动、特別是和平和生态学的绊脚石。它在尼克松再度当选总统方面起了作用;如果我们死抱住这种态度不放,那就会在1976年选出一个象华莱士那样的人物或此他更糟的人。每当所订定的政策以这些概念为基础时,这些概念就曾导致失败。如果象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它们是根本错误的,那么,这该是一劳永逸地抛掉它们的时候了。
  简单地说,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 需要作一点最后的说明。由于本书的主题不仅是专家们感到兴趣的,而且也是每个关心美国前途的人都感到兴趣的,所以作者尽最大努力要把本书写得简单易懂。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一个一个的结论都和广泛持有的看法相抵触,所以那种避免图表和脚注的潦草而过分简单的文体(这是许多关于一些专题的“通俗”论述的特点),也被认为是不适宜的。
  其结果我希望是一种恰当的折衷办法。所有事实都作了脚注,应该有详尽资料的地方就使用图表。
  另一方面,不使用比百分数更为复杂的任何统计标志法,把一些互相有关的数据等等尽可能改写成普通英语。同样,虽然一段中有许多脚注和各页都有脚注,对于专家们十分方便,可是对许多读者来说,它们就象中世纪欧洲的拉丁文祈祷在一个上教堂的农民看来非常陌生和望之生畏一样。因此,在许多场合,在有一系列有关的轶事或事实的地方,就在这一殴或有关的几段的结尾处用一个脚注,向有兴趣的读者指出所使用的资料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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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A.利维森:《工人阶级多数》(全书上传。1970年代初美国蓝领工人)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20:52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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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美国工人阶级




  这是秋季里寒凉而阴郁的一天,中西部就是以这种天气而闻名的。我坐在一所大学的教室里,厌倦而心不在焉地记着笔记,记录那“十大”学院中把人们从一年级拉扯到四年级的大批不知其姓名的教授之一的讲课。
  我跟一个朋友坐在后排,他也同样厌倦和精神涣散。他是一个越南战爭的退伍军人,出生在密尔沃基郊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里。讲题是“工人阶级”;如果这个教授的讲述稍有一点趣味,无论如何也会使我的这位蓝领朋友从那种意气消沉的状态里振作起来。
  可是,这个教授只是复述对战后美国社会的普通看法,沒有任何引人注意的新奇的东西。他说,“由于若干原因,工人阶级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中心力量了。
  “第一,他们已经成了少数。白领工人的人数现在超过蓝领工人。
  “第二,越来越高的收入水平已经消除了蓝领和白领之间的严格区別——有些蓝领工人,象铅管工和技工,所掙的钱多于职员和教员之类的白领工人。
  “第三,各郊区已经实现了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化,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使得与众不同的工人阶级地区或文化成为历史陈迹了。”
  这个教授继续讲这种变化的政治含义,在他看来,这就是任何与众不同的“工人阶级”政治态度的结束。
  这堂课是在1967年秋季讲的——不到六个月,乔治.华莱士就不再抱有这样的想法: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从政治上说和他在美国郊区的大学教授同伴一模一样。
  关于美国工人的百分数、生活和种种条件的其他论点,不是那么容易销声匿迹的。它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继续到今天,有很多人仍然相信它们。
  那时我沒有怀疑我的教授。可是,如果我有所怀疑,我就可能会请教我的朋友,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关于战后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的事情,而这些决不是我从听教师讲课时所能得到的。但是大多数大学学生和自由主义者从来沒有真正和工人接触过,因而那个教授所列举的三个论点似乎是完全合乎逻辑和无疑地正确的。但是,这些结论的每一个都是错误的,并且对于使美国在七十年代爭取进步的任何合理的战略来说,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事实上,它们只是一些必须丟开的神话。




  头一个结论说美国人的大多数是白领,这似乎难以否认。例如,即使那间教室里的一个学生沒有被他的教授的说法所说服,他也找不到什么根据来支持他的怀疑。他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有一张满页的图表,使各种白领职业显得遍布美国,就象一支挺进的大军横跨欧洲的地图一样。教科书中有关的一段开头是这样一句反问:“为什么发生从蓝领到白领、从体力到脑力这种引入注目的变化呢?”①这一页的其余部分都用来提供解答。
  一般地说,这就可以打消任何怀疑了。但是,如果这个学生怀疑他那“标准”,教科书和教授,并去请教最有名望的自由派甚至激进派的社会理论家,他本来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确沒有对这神话提出异议。在《新工业国》一书中,他写道:

  1965年,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差不多多出八百万人,前者四千四百五十万人,后者三千六百七十万人。在这些年里,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即技术结构上最有代表性的类別的人数大约增加了一倍。②

  赫伯特.马库塞在《一个范围的人》一书中也赞成这一普通的想法:

  在职业分层上有一种同化的趋势。在关键性的工业机构中,“蓝领”劳动力相对于“白领”成分来说减少了。非生产人员的人数增加了。③

  最后,甚至在那“通俗的”畅销书《未来的震动》里,阿尔文.托夫勒特別感情奔放地说出这同一想法:

  大约在1956年,美国变成了头一个大国,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非农业劳动力不再穿工厂或体力劳动的蓝领衣服……就在这一生中,一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头一次不仅扔掉了农业的羁绊,而且设法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扔掉了体力劳动的羁绊。④

  面对着这样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异口同声的意见,那间教室里的学生就难怪马上不再考虑蓝领工人,转而去研究有关青年和意识的理论,以探索前进的道路了。
  但是,虽然在那间教室里记笔记的人会废然断念是可以理解的,这却是件可耻的事。如果他决心再前进一步,他就会发现,白领和蓝领这两个名词是被用在一种特定的和专门的意义上,而不是我们在日常谈话时所使用的意义。
  因此,在采取那个学生所沒有采取的进一步的步骤以前,让我们先弄清蓝领或白领、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毫不含混的”定义。*
  根据职业,这一区分根本上是体力的、主要是肉体的或卑贱的劳动与管理的或智力的工作之间的区分。蓝领工人指的是那些用他们的双手而不是用他们的脑力工作的人。其典型的代表就是工厂工人或垃圾搬运工、建筑工人或在飞机场给你拿行李的人。人们马上认识到,总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把所有“按时上下班”或“整天累得要死”,的人,同其工作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有创造力的重要部分并对他们有些意义的医生、律师和行政人员区分开来。工人阶级的工作在报酬和声望方面几乎必然是比较低的。他们日复一日,同医生或律师相比,确实沒有什么独立性或控制权。
  另一方面,“白领工作”使人想起办公桌后面的人的形象:成廉.L.怀特的《听话的职员》一书中追求副经理职位的人。要不然也会想起医生或律师这类“专业的”人来。
  这些工作的地位和报酬是此较高的,比起那只需呆板机械劳动的工作来,能提供更多的独立性、控制权和愉快。
  有些工作处在达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一般地说,这些就是最低级职员的位置。但是,脑力对体力这一根本的二分法是我们关于美国阶级的真正想法。1970年,当建筑工人在纽约闹市痛打学生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震惊的反应显然表明了对阶级的真正看法。自由主义者说,“那些恶棍在毒打我们的孩子。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一定都是法西斯分子。我们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才好!”
  所有那些说建筑工人实际上是中产阶级并享有知识分子生活方式的陈词滥调,都被忘掉了。所说的是我们和他们,而他们就是指工人阶级。因此,如果我们要根据实际政治意义来考虑美国工人的问题,这一简单明了的区分法是我们必须用来作为指南的。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无须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既然大多数人都用蓝领和白领作为体力和脑力、体力劳动对专业及管理工作的同义语,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可以期望,当引用统计数字时,这些数字是十分具体地以这种二分法为根据的。
  然而,问题在于它们并非如此。如果那个怀疑的大学生去看一看人口调查局的出版物,他就会发现,美国的两万多种具体工作并不直接按体力和脑力分类,而是分为十个不同的类別,然后把其中一些类別称为白领或蓝领。它们是:

白领         蓝领      其他
———————————————————————
专业、技术人员等   技工和工头   服务人员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机械操作工   农业工人
办事员        杂工(非农业的)  农场主
销售人员

  这种分类法表面上看来挺好。那些类別不是一清二楚,但它们似乎是合适的。虽然二十年来这些类別使评论老们似乎很有理由可以宣告体力劳动的结束,然而,如果这些评论者或那间教室里的一个学生超出达十个类別的范围去看一看它们所包含的各种具体工作,他们就会发现那个白领多数非常象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你越是仔细注视,它就越是可望而不可即。“蓝领”这一范畴的明确定义把它限于从事生产和分配的工人,这些人只是所有那些仍然基本上忙于呆板的体力劳动的美国人的一部分。⑤
  首先,“服务人员”被排除在蓝领分类之外。但这一类里有这样一些职业:照管房屋的工人、侍者、行李搬运工、传达、电梯司机、看门人,甚至擦皮鞋的孩子。列举的这些工作乃是美国最低贱、报酬最差的职业的一本“人名录”。然而,当作家们引用“蓝领”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这一百分此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人——包括服务人员——都列入中产阶级之內了。服务人员这一类別中的其他人员同样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警卫、守夜人、厨师、管家、医院和其他场所的服务员、理发师、警察和救火员。只有一小撮干联邦调查局特务和侦探这类工作的人还可以被认为是中产阶级。
  此外,被认为是白领集团一部分的男性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类別实际上隐藏着许多工人阶级的工作。邮递员是一个办事员。在自动售货商店给罐头标价的青年人也是如此。行李收发员、信差、收帐员、报童、拍卖人、小贩、办公用机械操作者、公共汽车和火车调度员、报务员等等,都包括在白领范围之內,因而都叫做中产阶级。
  只要看看男子的各种具体职业,这一切就十分明显。但是,当翻到妇女的明细分类的篇幅时,我们突然认识到,我们完全受騙了。
  当人们阅读关于体力劳动的结束以及新的白领多数的那些引证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医生、律师和“公司”职员是这种“新阶级”。但是他们所阅读的统计数字,不仅是关于男子的,而且也是关于所有妇女的,甚至包括那些每星期只工作几小时的妇女。
  这些妇女构成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的百分之七十,是“中产阶级多数”的主要部分。她们担任电话接线员、出纳员、售货员、打字员,以及其他报酬差、地位低的工作。一个专业人员和行政人员的社会的美好形象无可挽回地消失了。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不是体力工人,就是从事体力工作的大多数办事员。
  有些社会学家力图挽救这种“中产阶级多数”,他们说这些女办事员和销售人员是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是一个较低中产阶级的“薪水阶层”。这倒是一个吸引人的解决办法,因为人们总不大愿意把这些妇女叫作“工人阶级”。
  许多作家为这种概念所蛊惑,因为它似乎适用于人们碰到的许多“职业姑娘”,她们似乎更象中产阶级,而不象工人阶级。这些作家心目中的女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的形象是纽约的单身姑娘,也许是一个瓦塞学院毕业生,她做秘书工作,可是梦想“出出风头”。她和另外两个姑娘一起住在一间高价的东岸公寓里,看看电影剧本,在新学校里选读象存在主义陶器这类的新奇课程,偶尔抽抽大麻,每逢周末去滑雪。然而,这样一个人决不是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类別中的典型。大多数女办事员和销售人员都是已婚的,其中约有半数是嫁给工人阶级的。⑥
  突然间,那个职业女秘书和一个不那么浪漫的人物结合在一起了,她是一个焊接工人的妻子,作为散工在大西洋及太平洋茶叶公司当出纳员。你可以想象,她看的不是电影剧本,而是《读者文摘》;沒有滑雪的斜坡,而是星期三晚间的滚木球戏。最后,沒有大麻,而是她丈夫的一瓶啤酒。如果社会学家在街上碰到她,她将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要澄清这种混淆,最好的办法是看一看只是男子的职业结构。大多数妇女是已婚的,因而生活在她们丈夫的阶级和文化里。她们在政治上以丈夫为榜样,她们的全部社会生活是同丈夫的阶级在一起的。因此,男子的职业能够非常清楚地说明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相对大小。
  下表十分清楚地说明这种此例:(表见14页)

1969年男性主要职业类别**⑦

专业和技术人员    14.6%─┐
               ├29.2─┐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14.6 ─┘   ├─42.4中产阶级
办事员         7.4 ─┐   │
               ├13.2─┘
销售人员        5.8 ─┘
技工和工头      21.4 ─┐
机械操作工      21.4  │
杂工           7.6  ├─────57.5工人阶级
服务人员        7.1 ─┘

  当我们记起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类別中藏有邮差之类许多工人阶级的工作时,真正的体力劳动的数字是在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二之间。因此在美国,五分之三即百分之六十是工人阶级。关于中产阶级多数的好听的概念、体力劳动的结束、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等等,其根据都是把钢铁工人的充当出纳员和售货员的妻子列为中产阶级。
  然而,这张表包括美国黑人和白人。由于黑人很不相称地大都从事体力工人的工作,人们可能就会觉得大多数白人都是白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百分之五十五点三的白人属于四种体力劳动的类別,再加上错误分类的办事员,人们可以估计,大约百分之五十八、或许更多一些的人是我们要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因此,差別大约为百分之二,即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对百分之五十五点三。⑧
  上表还不包括学生,因此似乎低估了中产阶级的大小。但是,即使加上学生和就业劳动力以外的一些其他类別,这个结论也不会改变。如果说学生会成为中产阶级,那么其他几个未列入的类別则会成为较低的阶级(无论如何也不是中产阶级):例如,失业的蓝领工人、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以及收罗了大批工人阶级青年人的军队。⑨
  在美国,所有这些类別加在一起,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学生。美国不是一个白领的或中产阶级的社会。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仍然从事主要是呆板的体力工作。
  为了一切实际的目的,这是关键之点。下星期一,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又将开始新的一周,从九点到五点做基本上用双手劳动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关系到组织社团、赢得选举或通过立法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但是,仍然有这样的可能性,即蓝领工作可能很快就消失,或许在几年之內我们终将见到我们心爱的中产阶级多数。社会分析家宣告体力劳动的结束,确实言之过早;可是他们说战后时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长期的趋势是走向体力劳动的结束,他们或许是正确的。
  如果有人硬要专家举出有关工人队伍“巨大”变化的事实,他通常得到一套十分复杂的关于增加和减少的“相对比率”的统计数字,所有这些数字似乎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表明工人阶级正在逐渐消失。
  不幸的是,虽然这些统计数字宜于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它们却无补于实际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它们掩盖了某些最重要的资料。
  如果我们看一看从事不同职业的实际人数,就会看到一件绝对使人吃惊的事实。美国工人阶级的人数根本沒有减少——实际上,从1950年起,它增加了大约四百万人,今天和1950年相比,美国增加了四百万工人。分析家们所指出的下降趋势完全是相对的——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人阶级也增加了,但是作为中产阶级的少数美国人增加得更快。
下面是以我们的常识定义为根据并只计其大致的数字:
      1950年   1969年  1950—1969年的变化⑩
中产阶级  13,000,000  19,000,000  +6,000,000
工人阶级  22,000,000  26,000,000  +4,000,000

  白领的这种增加十分显著,但是让我们联系各方面的情况来加以观察。工人的相对百分比下降了,从百分之六十二点四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七点五,二十年中下降了百分之五(不算错误分类的办事员和销售人员)。
  但是首先,我们仍然还有二千六百万工人阶级的美国人和一千九百万中产阶级。这纯粹是不可否认的社会和政治现实。
  其次,中产阶级原来需要增加三百万人才能与工人阶级扯平,并保持百分之六十二的工人阶级多数。因此,稍稍不到三百万中产阶级这一现状,表明1950年以来职业结构中新的变化。
  而且,这原始的数字是很惊人的。整个“巨大变化”、战后“革命”、体力劳动的结束,都落在四千五百万男劳动力中不到三百万人的身上。这可能是重要的,但它很难构成社会本质的根本变化。按照这种比率,在下一世纪开始以前,仍将有一个工人阶级多数。至少下一代美国人仍将主要是工人阶级。七个总统和成千的国会议员还将由一个工人阶级多数选举出来。
  劳工部对于1980年的估计证实了这一点。任何体力类別的绝对数字不会下降,相对的下降是很小的。在七十年代,技工和工头的数字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机械操作工减少百分之二;杂工减少百分之一;而服务人员实际上将有所增加。⑾
  仔细看一看1950年以后各职业类別中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另外一些有趣的问题:

1950年和1969年按职业划分的就业人数(单位:千人)⑿

 中产阶级      1950年  1969年
专业和技术人员    2,700    6,800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5,400    6,700
办事员        3,000    3,400
销售人员       2,400    2,700

 工人阶级
技工和工头      7,500    9,900
机械操作工      8,800    9,900
杂工         3,400    3,500
服务人员       2,700    3,300

  在白领类別中,显著的事实是,这三百万“新”工人显然都在专业和技术人员类別里,这一类別的增长主要可以追溯到战后时期两个具体事件。一件是随着战后婴儿兴旺和人造卫星而来的教育系统的突然发达。另一件是把资源大量分派给科学研究和发展,而这大部分是直接和军事工程项目相联系的。
  很明显,这种“巨大变化”的大部分是一些十分具体的政治决定的结果,即决定怎样花费纳稅人的钱而不致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上发生翻天覆地的革命。这不象“工业化之后国家”或“人类历史新纪元”那样振奋人心,但它很可能是更按近实际。
  表的下半部也打破了人们心中所抱有的其他一些幻想。首先,熟练工人显然一直在迅速地增加着,而最不熟练的蓝领类別则几乎沒有变动。但是在1969年,美国工人的多数——实际是百分之六十一——是非熟练的或半熟练的。我们将会看到熟练工人曾是许多神话的受害者,可是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丟掉这种想法:他们是典型的蓝领工人。是一个很可观的少数,但不是多数。
  由于得出这些结论,我们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我们不得不走了一条弯路来剖析二十年的神话。但是那些事实现在显得十分清楚。美国人的多数是工人阶级——百分之六十的美国男子及其妻子儿女。他们不是逐渐消失,就是到下一世纪开始,中产阶级在人数上或许还赶不上他们。





  然而,如果体力工人的生活完全和白领工人相似,他们在工厂工作而不在办公室工作这一事实或许就沒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了。
  当然,这就是大多数评论家告诉我们的话。他们再三重复蓝领工人现在是“中产阶级”或“中等美国人”这种说法,以致沒有人想到提出疑问。虽然不再有人说他们富裕,可是沒有人说他们穷。
  作为一个适当的典型例子,赫尔曼.P.米勒在其《蓝领美国的侧面——透过人口调查资料看到的一种情况》一文中说,“到1969年,以蓝领工人为戶主的白人家庭的中等年收入是一万零七百美元……”⒀但是,人口调查局的说法应当使我们存有一些戒心。他说的是什么人呢?答案是——只有技工、工头和机械操作工——沒有別人。服务人员除外,杂工除外,调查时失业的人除外。更不用说更有一些理由作为特殊情况而除外的黑人了。
  如果我们往回查看几页,我们就会发现,米勒先生排除了工人阶级就业白人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如果我们把长期失业者和黑人也计算在內,那就更多了。好得多的办法是,把所有四类体力工人都包括在內(技工和工头、机械操作工、服务人员和杂工;不幸,从事体力劳动的办事员和销售人员不能同他们类別中的其他部分区別开来),以便了解到不只是平均数,而是收入的分配情况——有多少工人是我们认为穷困的,却属于中等美国人或富裕阶层。
  如果必须单是依靠猜测或直觉来进行划分,这些数字就很难求得,即使求得也是很武断的。幸运的是,劳工统计局计算了“标准预算”,这些预算告诉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每个预算都以四口之家为准。
  虽然它们使用一些不太鲜明的用语如上等、中等、下等来描述三种生活水平,这些预算却自然而然地划分了美国三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的文明程度:贫穷的文明程度,工人阶级的文明程度,中产阶级富裕的生活方式。例如,大多数富裕的人购买一定种类的衣服,租赁或购置一定种类的房屋或套房,采购一定种类和数量的食品,等等。
  劳工统计局每年都把它的职员派到商店、停车场和房地产代办所去查明购买这些有代表性的东西要花费多少钱。
  结果是得出了三种预算,它们反映出三种水平中每一种获取基本商品和劳务的平均费用。例如,在1970年,下等生活水平的预算是六千九百六十美元。这就是说,一个贫穷的家庭需要用六千九百六十美元来获取大多数“低收入”美国人的典型的衣、住等等。
  中等的预算马上可以看出是蓝领工人的世界,是西尔斯.罗伯克公司的家具、四美元的威士忌酒、每六年換一次的用过两年的旧汽车的世界。这不是富裕的水准,同美国人梦想的东西沒有任何类似之处。有些工会把它构成的生活费用称之为“拮据但体面的生活”。
  在1970年,这种中等预算需要一万零六百七十美元,而富裕的预算需要一万五千九百五十美元。⒁
  下表说明1970年工人阶级收入的分配情况。

    1970年工人阶级家庭收入⒂

  收入          在此水平以下全部
(单位:千美元) 百分比  工人阶级家庭的百分比
————————————————————————
  1—7     29.5   29.5—30%贫穷
  7—8      8.1   37.6
  8—9      8.6   46.2
  9—10     8.2    54.5—60%“低于中等”
  10—12    14.8   69.4
  12—15    15.2   84.4—85%“低于富裕”
  15+      15.5   100

  结论很明显。大多数美国工人所掙的钱甚至不够“中等美国人”的“中等”预算。
  大多数人并不是徘徊在富裕和贫穷这二者的中间。大多数人的生活低于“拮据但体面的”舒适和安稳的水准。
  百分之三十——美国就业工人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生活在真正贫穷之中。他们每年掙的钱不到七千美元,而“下等”预算需要六千九百六十美元。这意味着全部家庭收入在纳税以前是每星期一百三十五美元。另有百分之三十高于贫穷的预算,但低于那种“拮据的”中等水平。因此,工人阶级的百分之六十不是贫穷,就是徘徊在贫穷和中等预算所包含的很朴实的水平之间。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一份研究表明那种预算是多么“朴实”。

  劳工统计局的预算是十分“朴实的”,而不是“够用的”。例如, 它假定一个家庭要有:
  ……一个烤面包电炉,可使用三十三年;
  ……一只电冰箱和一个炉灶,各可使用十七年;
  ……一个真空吸尘器,可使用十四年;
  ……一台电视机,可使用十午。
  预算假定,一个家庭将购置一辆用过两年的旧汽车,再使用四年。在四年中,每年将花钱小检修一次,每三年修一次车闸,每四年来一次大检修。
  预算假定,丈夫每四年购买一套四季都可穿的外衣……每八 年半买一件轻便大衣。
  它假定,丈夫每三个月和妻子一起去看一次电影,二人之一每年独自去看一次。两个孩子每人每四个星期可看一次电影。每年每人各有二点五四美元的总数可用来作为所有其他场合的入场费,从足球、棒球比赛到剧场或音乐会。
  最后,预算沒有留出任何储蓄的余地。⒃

  百分之六十的美国工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或许更差些。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典型的富裕工人,构成工人阶级——白人和黑人——的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八十五不是“典型的”1970年,普通的工人收入九千五百美元,更接近贫穷,而不是接近富裕。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许多评论家大谈富裕工人有两部汽车放在车房里和一台彩色电视机,但甚至在今天,大多数蓝领工人两者都沒有。
  这些统计数字确也包括黑人工人。但是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看出,即使除去他们也只不过把白人工人的“福利”增加大约百分之二点五⒄——这还不足以抵消这一简单事实:这些数字都是纳稅以前的收入。它们也是包括有工作的妻子子女在內的全家的收入。这些统计数字不包括长期失业者、病人和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这些数字所说明的是有工作的穷人,而不是全部贫民。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是难以置信的。许多年来,人们对于工人的经济情况只是耸一耸肩,很轻松地提到极少数铅管工人和电气工人,他们每小时掙八至十元。但是,就在同时,其他工人却只掙四至四点五。美元,有些人甚至掙得更少。
  事实上,尤其重要的是,即使是工人们所享有的这种朴实的生活水平,也还是靠有工作的妻子们才成为可能的。即使是全日工作,丈夫的收入也很清楚地说明一个工人的工资单是个什么样子:

  1970年按职业划分的中等工人阶级收入⒅
——————————————————————
技工和工头    9,253美元
机械操作工    7,644
杂   工    6,462
服务人员     6,964

  1970年5月,一个要供养三口人的典型的制造业生产工人每星期的收入是一百三十二点九三美元,可花费的收入(即缴纳稅款等以后的收入)是一百一十五点二七美元。根据劳工部的数字,建筑工人的平均收入是一百九十四点三一美元,可花费的是一百六十五点一三美元。⒆当人们想象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每年有一万美元收入——丈夫只掙得七千或八千美元,其余由他的妻子掙得——时,是值得把上述的一点记在心里的。或者以一个有一万二千美元收入的熟练工人家庭为例,他往往掙得九千美元,她掙得其余的部分。
  所有那些认为工人们实际上不应对经济地位有何怨言的分析,突然都显得很可怀疑了。
  我们将会看到,一场疾病、一段时期的失业或者是妻子因怀孕而沒有收入,都会把一生的积蓄一扫而光,使许多工人阶级家庭陷入一种无尽无休的负债和经济恐慌的循环之中。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千百万人的生活仍然远远低于一种充足的、相当好的生活所需耍的水平。
  但是,如果说大多数工人的客观情况使人感到意外,那么,当我们把它和中产阶级相比较时,其结论非常惊人,与我们所听说的情况大相径庭,以致有些人可能不顾事实而认为它是难于接受的。
  为了使这种对此清楚一些,让我们先看一看我们都知道的事情——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
  黑人的平均家庭收入是白人的百分之六十,相差大约四千美元。⒇这就意味着,要使黑人处在和白人一样的经济水平上,我们就得每年给每个黑人家庭一张平均为四千美元的支票。这个百分之六十或四千美元,乃是了解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不平等程度的简便方法。很明显,要达到白人的平均收入,有些家庭需要弥补多一些,有些家庭需要弥补少一些,但四千美元是黑人家庭和白人家庭之间的平均差额。
  然而,当我们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相比时,那些关于生活方式相同和收入差距很小的陈词烂调却引导我们去指望得到一些大不相同的结果。把典型的工人形容为一个工资过高、其生活方式优于很多白领工人的技工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陈词烂调。
  可是,白领的平均收入约为一万二千五百美元,而如我们所知道的,蓝领是九千五百美元。差额大约为三千美元,或者換句话说,蓝领的收入大约是白领的百分之七十七。(21)
  但是,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白领总数中包括很多实际上是体力工人的办事员和销售人员。如果我们看一看专业和技术人员以及经理和业主这两个主要类別(占全部白领人员的百分之七十五),我们发现他们的平均收入约为一万四千五百美元。体力工人所掙的钱只是上层中产阶级平均数的百分之六十五,其间差额是五千美元。要在专业和管理人员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造成经济上的真正平等,我们就得给每一个美国工人五千美元。用百分比来说,体力工人和大多数白领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差不多同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一样大;用把他们区別开来的美元绝对数来说,体力工人和专业与管理人员之间的距离实际上要更大些。
  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和黑人一样穷,或同样受剝削。并非如此。这意味的是,一个工厂工人所看到的在他自己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即距离,同普通黑人所看到的在他自己和美国白人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一样大。在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经济不平等,而在社会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如果说黑色的皮肤意味着经济不平等,蓝色的领子也是如此。在美国,两种颜色都含有经济不平等和不公正。
  特別是许多知识分子将认为这一结论是难于接受的。他们很奇怪地在感情上沉溺于这样一种想法:如果说有人掙得少。那是他们,而不是蓝领工人。一个教授在批评这一命题的一种早期说法时,先就一般统计数字说了一些毀谤的话,然后说,“纽约市卫生局有一些工人,他们的收入同纽约市大学的一些教授一样多,并且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助理教授多。”
  有人认为教授和知识分子正在经受着和大多数工人相同的或甚至更加严重的经济苦难,这种信口开河的说法十分普遍。实际上,这或许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最流行的关于工人的神话。
  但是,尽管它十分流行,它是一种神话,是一种颇有破坏性和非常有害的神话。或许,主要就是这种想法使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不顾蓝领工人的理所当然的不满,表现出稍稍加以掩饰的恩赐感,而这种恩赐感却已成为乔治.华莱士的最大的政治资本。因此,必须详细地说明和十分清楚地指出达一想法是荒谬的。
  1970年,教授的平均薪金是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美元。(22)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机械操作工平均掙七千六百四十四美元,技工和工头掙九千二百五十三美元。即使是低级助理教授所得的收入也比熟练工人多,即一万零六百九十八美元对九千二百五十三美元。这还不能说明那种谬误有多大。这笔一般为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美元的收入,或助理教授的一万零六百九十八美元的收入,还包括三个月的假期。这是九个月的工作年,是教授职位最受欢迎的特点之一。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周薪来修正这种差別,我们发现教授平均每星期二百九十三美元。正教授掙得极多,平均每星期四百一十九美元。低级助理教授每星期二百六十七美元。
  工资最高的建筑工人和熟练工人,在1970年每小时平均掙六点五四美元,即每星期二百六十二美元。(23)
  事情就是如此。一个助理教授认为自己处在大学图腾柱的底端,但有机会升为副教授并最后升为正教授,他平均每星期掙的钱也多于已经达到工人阶级等级顶端的工人。这是一件难堪的事情,但是,那种关于工人是工资过高、拥有快速汽艇的技工的流行说法,却和那种关于黑人都是拥有卡迪莱克牌汽车的福利金骗取者的想法,差不多如出一辙。尽管有这些陈词烂调和神话,工人和中产阶级还是被一种真正的很大的不平等给划分开来了。
  如果一个人不熟悉蓝领工人,沒有亲自同他们谈过话,他很可能认为这种不平等对于一般工人沒有什么实际的影响。然而事实是,蓝领工人实际上是深切了解这种不平等的。在整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正当知识分子大谈其阶级消失的时候,工人们却看到在他们自己和那些写文章谈论他们的理论家之间的极大差別。拥有一辆作为旧货买来的用过五年的旧雪佛兰牌汽车的汽车装配工,每天花八、九甚至十小时来制造他决不会买的卡迪莱克牌或托里诺牌汽车,而他知道买这类汽车的是中产阶级。当中产阶级的人们飞往阿卡普尔科或圣胡安去度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是在机械工人、维修工和出租汽车司机的注视下离去的,后面这些人每年有两星期假期,通常是在家中度过,或者顶多带着家属开车到“奇妙的幻境”这种娱乐场或一处国立公园去玩几天。对这些人来说,社会上的不平等并不是抽象的。它是每天都看得见的现实。


  * 有些人会反对离开收入、生活方式等等来谈论职业。然而,在过去二十年,由于人们认为美国社会按职业划分阶层的“旧”想法决不可能是正确的,这三者已经混在一起了。在关于社会阶级的许多讨论中,甚至根本不提职业,只是用收入来说明社会地位。但是,很值得把职业、收入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问题区分开来、首先看看职业结构、蓝领对白领,然后看看这些职业所提供的收入,最后看看人们用那种收入所能获得的生活方式。在这样做以前,是很难妥当地得出什么关于整个美国工人阶级的总括性的结论来的。
** 使用1969年数字的原因,仅在于尼克松时期的衰退把许多蓝领工人都投入失业者的行列,因而使得1970—1972年就业男性的统计数字很有欺骗性。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把失业的人叫做中产阶级;但是如果使用1970年或1971年数字,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四

  还有一种神话是“郊区工人”。根据权威的说法,就是在这里,关于社会和经济平等的美国梦想变成了一种实际的现实。蓝领工人不再是穿着工作服回到他的阴郁的住所,同他的伙伴们挤在一起。现在,他在工厂里換好衣服,驱车回到他郊区的家,看来就和跟他一起到来的中产阶级邻居完全一样。他们说,这种共同的郊区生活方式,以及每天的私人接触,很快地在消灭着蓝领美国的所有那些特殊的“工人阶级”性质。美国是一个郊区的国家,社会上的大问题是爱发牢骚。
  最近几年,这一美好的形象由于白人反对在住房方面取消种族隔离而已暗淡无光,郊区现在同日趋衰退的內城的形象不相上下了。但是,关于郊区是一个单一的、无差別的中等美国人集体这一虛幻的想象仍然存在。郊区的白人和黑人区的黑人很清楚地说明了大多数人对美国社会的看法。
  照例,这一想法受到一些统计数字的支持,并且为很多作家和社会理论家所肯定。在那间大学教室里的一个学生,当他骑自行车回到他的房间的时候,他或许甚至不大考虑这一想法。他太年轻,不记得多年以前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工人阶级人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铁路轨道那一边”的情况。他也许甚至沒有想到要在他骑车走路的时候去看一看周围,把它和他的教授所说的话作一番比较。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学生确曾决定要进行这种比较,他本来就会突然认识到一件一直是显然存在的事实。如果他呆在中西部一所最大的州立大学,从市中心开始他的巡视,他本来就会发现,往西去他碰到一种“郊区”,而转向东则使他走到一个十分不同的“郊区”社会。
  离开大学往西,他会找到他所希望看到的那种郊区。在两侧有住宅的街道上,房屋都修建在远远离开绿荫成行的街道的后面,一排房屋最多只有三所。许多都是新建的,有汽车房、书房和客房,以及美国人渴望得到的一切装饰品。如果他目光敏锐,这个学生甚至可以看出他的教授的房屋——不那么新,但却是一所经过仔细改建的旧式“良好”社会中的建筑物——和企业行政人员新房屋之间的细微差別。最后,离城若干英里,他会碰到一些奢华的房屋,看来就象从《美化的住宅和庭院》的书页上剪下来的那种房屋式样;它们离开街道很远,隐藏在绿篱和树木的屏障后面,在路上看不到它们。
  这个社会的其他一切也符合于郊区的形象。汽车都是新的,半数以上的住宅似乎都有两部汽车。空气是新鲜的。这是典型的郊区。
  但是,当我们这个学生回到城市中心,开始朝另一方向前进时,情况就显然不同了。顺着大街走去,不到一英里,他经过一家占地四、五个方形街区的大工厂。再往前又是一家,是一家肉类罐头厂,散放出一种在半英里內可以闻到的和几乎可以当作实物那样消化的浓郁气味。低飞的飞机说明飞机场就在附近。离开大街到住宅区的街道,这个学生发现一些三、四十年的旧房屋,每一街区有八、九所。如果他试一试,他会发现这些房屋有时紧紧地挤在一起,以致他不得不斜过身子,才能在它们之间安然走过去。这里沒有宽敞的房前草坪,沒有汽车房,很少有一所新造的建筑物。在后院,他可以看见晒衣绳上挂着一些洗过的衣服。每所房子前面有一部汽车,汽车是旧的。
  沿着街道,我们这个学生还能看到城市那一边所不存在的许多別的东西。酒吧间。汽车零件和车身修理所,一些小货栈,招牌上写着“零件和供应品”。
  我们这个学生走开时,可能会由于这个地方的气氛而有些沮丧。这里有一种几乎是陌生的东西。住在这里的人并沒有享有他父母所享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也不是生活在他父母的那种文化之中。他所看到的不是绝对的贫困,但是和城市较好的那一边此起来,这显然是次等的。
  当我们这个大学生回到城市中心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终于观察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就在城市中心的若干街区之內,他要越过一连串的铁路轨道,这些轨道把这个城市截然分成两半。如果他使用这些轨道作为分界线,他会发现,在轨道以东的人口调查区,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居民是蓝领。在西面的人口调查区,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白领。在1970年,这些铁路轨道仍然是划分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社会和文化的分界线。
  当然,任何城市都不是“典型的”,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或巨大黑人区的存在能使情况更为复杂。有时是分为南北,而不是分为东西。有时一条河或其他地理因素使情况复杂化,而常常沒有真正的铁路轨道。但是,在美国的每一个城市,你驾车朝一个方向行驶,可以看到富裕的郊区,而朝另一方向行驶,则会看到工人阶级的社会。例如,在密尔沃基,一位社会学家理查德。汉密尔顿写道:

  沒有很多的中产阶级郊区足以同化任何较大比例的蓝领工人……这个城市的大多数蓝领工人显然和其他蓝领工人比邻而居。有代表性的是,每五家邻居中有三至四家是蓝领家庭。在这些地区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和其他工人阶级的孩子一起上学。他们的朋友和以后的工作伙伴绝大部分将来自其他蓝领家庭。就个人接触和影响来说,这个城市的结构就是如此,它几乎保证了排外性的交往型式。(24)

  另外,关于布法罗:

  布法罗这个城市,显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在1960年包含七十五个人口调查区。其中仅十四个区有一个非体力的多数。在十七个这种区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从事体力职业。另外十个区包含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八十的体力工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即最大的一部分,大约四英里宽六英里长,就沒有一个区拥有中产阶级多数;只有两个区(三十八个区中的两个)中从事体力职业的人口少于百分之六十。(25)

  这些工人阶级郊区也不表现出和富裕郊区相同的生活方式。在后面一章中,我们将较为详细地讨论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在这里只说以下两点就够了。第一,1964年,一所工人房屋的平均价值是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七美元,而上层中产阶级的房屋的平均价值是二万零三百七十五美元。此外,拥有房屋的工人也比上层中产阶级少(百分之六十一对百分之八十三)。(26)
  关于密尔沃基,汉密尔顿还写道:

  还有许多別的细节,说明“看来一样”这种说法显然有些夸大。在郊外工人阶级地区,我们看到下面的情况:第九十四号州际公路穿过这个地区;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和太平洋铁路也穿过它;霍华德大街净化水厂坐落在这块地区的一角;邻接另一角的是米切尔广场,即这个城市的飞机场。一条主要跑道直接指向工人阶级郊区的这块地方。虽然个別房屋可能看来同別处的房屋一样,可是这块地方的总“情调”显然和中产阶级郊区大不相同。(27)

  一般说来,工人阶级郊区有着快车道、飞机场或公共房屋,这些都降低这个地区的价值。
  你可以集合一批工作人员,花费一年的时间,详细研究美国的每个城市,来证实这一实际情况。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中产阶级不去美国工人阶级的酒吧间和滚球场,工人们也不去看“艺术”影片或走进收费高昂的餐厅。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我们上班时路过的郊区不同于我们自己的郊区。
  实际的情况是,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来说,工人阶级人们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所发生的接触只限于匆匆瞥视一下坐在人行道上吃午饭的一群建筑工人。要不然,就是和邮差、看门的仆役或按装电话的工人简单说几句话。除此以外,沒有什么接触。
  工人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之间这种严重隔离的情况,说明为什么后者会如此长久地相信那些神话。如果你住在中产阶级郊区,在办公室工作,你就永远见不到蓝领工人,自然也就永远沒有机会和他们交谈。根据这种歪曲的参考框框,那就很容易相信工人们在逐渐消失,或认为他们在生活上同中产阶级一样。如果说许多收入统计数字似乎使一些读者吃惊,那只是因为他们在其一生中从来沒见过工人的工资单或银行存摺。很可能有许多研究者手里拿着一本奥斯卡.刘易斯的著作走遍墨西哥的贫民窟,而很少有人在印第安纳州哈蒙德或密执安州弗林特的工人阶级居住区这样做过。事实上,沒有什么可供中产阶级的人们阅读的可资比较的书籍。
  但是,那三个惊人的论点、即我们的出发点,现在是十分清楚了,其政治上的含义在于,凡是承认“中产阶级”多数的社会计划和关于未来的蓝图,都是根本错误的。
  蓝领工人的不满被认为是微不足道而不加理睬,他们的经济要求被称作是贪得无厌的;他们的具体利益几乎是故意被忽视了。提出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和带有高人一等的优越威的关于工人阶级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其结果就必然认为工人们沒有抱怨的正当理由。
  这种神话的主要受益人是乔治.华莱士和理查德.尼克松;由于这是十分危险的错误,现在该是根据事实来制定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策略的时候了。自身的利益和正义都要求这
样做。*


* 必须指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这种隔离状况在两个地方更糟,这两个地方可能是大多数全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居住的地方——纽约和华盛顿。在这两个城市里简直没有工厂——华盛顿有百分之四的人口从事制造业。纽约整个来说只有百分之二十,而曼哈顿岛或许不比华盛顿多。(28)住在切维蔡斯郊区或曼哈顿东部的人从未见过一个工厂工人。蓝领工人,除了建筑业技工和象出租汽车司机之类的私人服务人员以及管理员(实际上他们甚至不是工人)以外,就象中国农民一样,不属于他们接触的范围。另一方面,住在象密执安州弗林特和萨吉诺这类城市之中的全国舆论制造者的人数却可能是屈指可数的。阿格纽对报纸、电视和广播记者的攻击充满了蛊惑人心的话语,但其中含有人口统计方面的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一个十分危险的事实。



  五

  在讨论工人们对其工作和社会中的情况所表示的实际不满之前,我们必须先讨论十分特殊的两类人,他们的境遇我们在前面只是顺便提到过,那就是黑人和妇女。
  含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黑人的情况要此白人工人的情况容易讨论。虽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对于有关蓝领工人的最基本的事实一无所知,很多人却记得某些统计数字,例如,美国有将近二千五百万或更多的黑人,他们的失业率通常是白人的一倍,等等。
  然而,失业和福利事业的不可否认的不公正现象往往使人产生一种明显的感觉,认为黑人社会完全是由黑人区的失业青年和靠福利救济的母亲构成的。这种感觉,再加上恶劣的住房和医疗设备、麻醉品以及犯罪等社会危机,终于造成一种自由主义的看法,认为黑人社会是某种独特的“下等阶级”或“贫穷的文化”。
  这种“下等阶级”看法的问题在于,虽然它突出了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它却模糊了某些关键事实。大多数黑人并不是福利救济金的受益者,也不是“街头流浪者”。他们是蓝领工人,在美国从事一些最脏的、工資最低的、常常是最危险的工作。这意味着,黑人的问题虽然此白人工人的问题糟得多,从经济上说却是美国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状态一般型式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平等的社会中某种偶然的、特殊的情况。例如,大多数黑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工资低,而不是因为福利救济金支付不够或失业。虽然关心失业青年和靠福利救济金生活的母亲的贫困是正当的和重要的,可是这不应该使我们不顾黑人看门人、洗盘子的工人、女仆和洗衣工人的贫困。从经济上说,黑人贫困的最重要的根源是黑人工人由于从事低工資的工作而受到剝削。黑人青年的失业状况在某些地方达到十分危险的水平,但就全国来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仍然是有职业的。
  一味强调关于贫穷文化的浪漫化的想象,往往导致在实质上同意右翼的那种关于所有黑人都靠福利救济金生活的神话。
  然而,就在这时,大多数黑人长时间地干着艰苦的工作,所掙的薪水甚至不能提供贫穷预算的生活水平。
  一个南方黑人青年参加了一项职业训练计划,这种职业训练计划给予参加学习的人一定的薪水。他提供了一个含有讽刺意味的恰当的例子。他解释说,除了给予某种不大可靠的技术的训练外,白人教师怎样花费很多时间来谈论文化因素。以及他如何真正了解受训者所感到的关于寻找工作的困难和失望。
  含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黑人青年和他的几个朋友在参加这一训练计划以前本来是有工作的。他们开始参加这一计划是因为它所给的报酬确实多于他们原来的工作。他们原先是在一家临时职业介绍所,扣去稅款等以后净得的薪水每天约为九点五。美元——去掉到介绍所去的来回公共汽车费剩八点七五美元。为了不致丧失工作,他们必须在早晨四点三十分起床,五点十五分至五点三十分到介绍所,虽然他们要到八、九点钟实际开始工作时才有工资可拿。
  由此可见,这里就有一些曾经每天花掉十二小时以上的时间去掙八点七五美元的人,他们现在在参加一项训练计划,其中心命题是: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而不在于八点七五美元。
  一般说来,黑人工人的糟糕情况和真正不满是美国黑人状况最受忽视的一个方面。然而,这是当前危机中的中心因素。
  这方面的人口调查数字特別不可靠。有充分证据说明,对黑人往往计算得过低。因此,虽然我们将使用人口调查统计数字,但必须随时注意它们不象有关白人的数字那样可靠。
  在美国人口调查所计算的两千二百万至两千三百万黑人当中,大约六百万是在学校、监狱和军队这类机构以外的成年人。其中:

就业的     4,770,000
失业的     410,000
失去劳动力的  889,900 (29)

失业数字包括正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二十六万六千人,以及据美国劳联—产联估计属于失业但不积极寻找工作、因而不列入人口调查计算之內的十四万四千人。甚至这一数字也是一个低估的数字,因为它把这次调查前两星期內那怕只工作一天的人都列入“就业”之內。由于这次人口调查少算了黑人人数它也是以多报少的。上述失业人数大约等于黑人劳动力的百分之九,完整的数字或许应该是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五,如果把只工作几小时的人也计算在內的话。一项关于一些中心城市中黑人和白人失业情况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这项研究说,大约百分之十三是失业的或半就业的。(30)对黑人青年来说,情况要糟得多:在一些城市中,失业数字是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或更多些。

  1969年按职业分类的黑人和其他男性职工
  百分比分配情况和平均收入(31)

                    1970年全年全时
  职业类別     百分比      工人的平均收入
专业和技术人员     7.4─┐      8,675美元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4.5 ├22%    8752
办事员         8.1 │中产阶级  7668
销售人员        1.9─┘      不详
技工和工头       15.1─┐      7353
机械操作工       29.9 ├78%    6273
服务人员        14.3 │工人阶级  5670
杂  工        18.9─┘      5410

  当我们把这些收入(这只是那些有运气能够找到全年工作的人的收入)和全国平均数相比较时,黑人工人阶级的贫困程度就变得很明显,正如他们在工人阶级职业范围內集中于较不熟练工人这一端的事实也变得很明显一样。特別是服务人员和杂工这两个类別,同全部美国人的职业分配情况相此是很大的。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机械操作工是最大的一个类別,几乎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虽然这一点往往掩盖了把黑人纳入最坏的“黑人”工作之中的职业隔离的一贯型式,可是在六十年代,象汽车和钢铁这类工业中的黑人工厂工人的人数确实也有令人注目的增长。黑人工会会员也有相应的增加。今天,除了黑人教会以外,工会中的黑人(三百万人)比任何其他组织都多。在后面的一章中,我们将看到达含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其中有些在全国范围內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基本的问题是很清楚的。美国黑人的大多数是工人,对于接近五百万的这些黑人来说,他们的不满和贫困来源于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最受压迫的部分。如果增加最低工资和认真执行最低工資法律,那就会比一批社会工作者更有效地结束黑人的贫困。问题不在于社会准则或文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典型的工人阶级的问题——工资大小的问题。


  六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美国阶级结构的认识混乱,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妇女所起的作用。当我们把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类别来加以考察时,其原因就很清楚了。
  美国基本上有两套平行的但不同的职业体系,一种是男子的,另一种是妇女的。两者合在一起看,可以看到白领工人所掙的钱少于蓝领的一些奇特的事例。但如果你把他们分开来看,无论是男性体系或女性体系都十分清楚地表明白领始终优于蓝领和服务人员。服务和销售方面非熟练或熟练程度低的工作,如女仆、售货员、女侍者,是报酬最低的。半熟练的工厂女工情况好一些;巨大的办事员类別,其人员分別属于熟练和半熟练两种(例如秘书、速记员和接待员);情况又好一些。处在这一体系顶端的是一小群经理和业主,以及更大的一群专业人员,如小学和中学教员、医务技术员、护士等等。*
  因此,我们对于男性所使用的脑力对体力的区分,对于女性体系同样有效,尽管她们所做的具体工作并不相同。如果我们把这些工作分成非熟练的、半熟练的、熟练的和受过高等学校训练的专业和技术人员,我们就会发现,女劳动力就其大多数来说,是从事呆板重复性工作的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实际上,男女之间的主要不同之点在于女性几乎完全沒有真正的专业和管理人员。妇女所从事的许多“专业”工作,如医疗实验室助手,在训练和技术水平上确实是可以同最高级男熟练工人的工作相比拟的。
  然而,最重要的事实是,男女的薪金大不相同。在每一类別中,就技术水平大体相同的工作来说,妇女的收入要此男子少几千美元。
  给予这些女工人的低工资产生两个重要的后果。首先对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和蓝领工人结婚的百分之五十八的已婚妇女来说,这种低工资影响到她们是过几乎完全贫困的生活,还是过一种虽不够用但还过得去的生活。有些抱有不可动摇的乐观看法的评论家认为,女工的惊人增长是由于“放宽了眼界”,是由于希望寻求自我表现,可是,仔细的研究表明,经济上的需要是更有可能的原因。(33)
  其次,付给这些妇女的低工资是许多工业部门的利润所在,例如服装工业和电子工业,这些工业受到廉价外国进口货的压迫。在这些工业中,女工厂工人往往只掙二点一五美元或二点二五美元的起码薪金,达对男工来说是在贫困水平以下的。象女售货员之类的职业也是如此,她们每星期的收入往往少于九十至一百美元。
  这些数字表明,虽然迄今为止,妇女解放运动著名于世是由于它的个人的和对社会的不满,而不是由于经济上的不满,可是这里包含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尽管和黑人大不相同,黑人和妇女却都已被推入各自的工資最低的职业和工业之中;因此,比较明显的种族和性別不平等的不公正现象掩盖着阶级不平等这个总问题。然而,妇女的经济地位象黑人一样,显然是美国工作和不平等的总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即使只是因为有这么多蓝领工人的妻子现在已参加工作,女工的状况也是和美国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分不开的。
  我们已经看到,本章开头那位教授所讲的三个论点中的每一个都是极其错误的。大多数的美国人不是白领,也并不宽裕。百分之三十的蓝领工人是贫穷的,另有百分之三十所掙的钱也不足以达到政府所规定的中等美国人的十分朴素的生活水平。同中产阶级相比,把他们区分开来的不平等的差别此得上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在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生活方式和舒适方面大相径庭的经济和社会差距。
  美国工人是有其真正的、真实的问题和不满的一个阶级。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彼此大不相同的各集团之间纸面上的抽象联合不同,他们是由于共同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并构成美国人民的多数。


 * 1969年按职业分类的就业妇女(32)

                      1970年全时 1970年
 职  业      人  数  百分比  平均收入  全时百分比
专业和技术人员    4,018,000  14.1%  7,850美元   0.625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1,261,000  4.4    6369     74.3
办事员        9,975,000  35.0    5539     60.3
销售人员       2,017,000   7.1    4174     32.8
技工和工头       339.000  1.2    4955     58.7
机械操作工      4,489,000  15.7    4465     54.2
杂  工        146,000   .5    4375     46.7
服务人员       6,271,000  22.0    3875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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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A.利维森:《工人阶级多数》(全书上传。1970年代初美国蓝领工人)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20:54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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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工作的不满




  几个月以前,我早晨五点钟起床,开车到一家小工厂去申请当一名冲床操作工。雇工办公室很小,既是候雇室,又是雇工负责人的办公室。因此,我在等待的时候,能够听到他跟在我前面的人谈话的內容。这个人是个大学毕业生,曾在某市政部门干过文职工作。雇工负责人在他的申请书上看到这一点时,就对他说,对不起,对于这一工作来说,他是“资格过高”了。
  可是这个大学生没有离开,而是突然大声反驳,“你知道,这很不公道。我是说,你对上过大学的人有偏见。”雇工负责人对这一发作显得很惊奇,过了一阵,他回答说,“瞧——我们一直让象你这样的人进来,可是你知道他们呆多久吗?——两三个星期。我是说,我们已经发现,进过大学或整天在办公桌后边坐过的人不愿意做这种工作。我的档案架上装满了证明这种情况的例子。工资不算低。但是一般说来,你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是干不了这种工作。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他所忍受不了的。”

  虽然上面说的这个雇工负责人不是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他却触及了根本的问题。尽管理论家和作家们过去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来争论工人究竟是对他们的工作感到疏远,还是真正感到满意,可是对于实际在美国工厂或建筑工地工作的人来说,结论总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大多数工人必须忍受一系列有关繁忙、键康和安全、就业保障等十分具体的条件,以及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甚至不能想象的,当然不必去忍受的其他许多条件。如果说在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那么这二者的工作条件之间的差距就甚至更大些。
  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流行的想法,认为一个被迫去撰写庸俗的无关紧要的论文的大学教授同工厂工人一样,也是那种疏远感的受害者。这种想法表明,他们对于一个蓝领工人十分具体的日常生活的了解是多么肤浅。
  我有一个朋友是根据军人权利法案进行学习的青年工人,他曾碰到过这种议论,他说,如果这个教授每天必须从九点到五点用打字机打那同一段落的文章,他就会开始懂得一个工厂工人有什么感受了。速度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这个教授的打字机的活动架在上午九点就得开始活动,要按照始终不变的速度一直继续到下午五点。如果他打字跟不上这个速度,他的职位就危险了。
  为了得到上厕所或打电话的许可,这个教授必须请示一个监督人。他的薪金——正教授是一万六千美元——要减掉八千美元;他的假期减为一年两个星期。公司也可能随便下命令要他加班加点,要不然他就会丟掉职业。如果运气不好,他可能还得上夜班。最后,如果他面对着他的工作毫无出路这一冷酷的结论,那他的处境就会同现代汽车工厂中一个不熟练的青年工人的处境差不多。
  总的说来,我们要看看工厂工人,其次要看看建筑工人。这是两种主要的工人阶级的环境,其情况和令人不满之处,除了在里面工作的人以外,大部分是人们所不知道的。




  在罐头制造工厂里学习做工花了我大约十五分钟。我被安置在两台机器之间。我背后的那台机器把长长的铝片切成一块块纸皮小说书大小的长方形,并把成堆的长方形放进八个小盘里。前面的那台机器自动地把它们卷成圆筒,再送进一座炉子,把这一边和那一边焊接在一起。我的工作是从我后面长方形铝片落入其中的盘子里取出每一堆的长方形铝片,把它们理得象一副纸牌那样齐整,再放到我前面的盘子里,这个盘子自动地把它们送入机器。
  当然,这里有一些需要学习的窍门。首先,铝片堆很滑。头一次,我抓了一把,大约一百片,它们溜出我的手,掉到地上。而且,每堆八英寸厚,有十或十五磅重:你往进料器放它们的时候,还得让它们整整齐齐,这就意味着要把它们压紧。看来有点象力图拿起一块上面涂了凡士林的重砖头。
  在我前面的机器不断地运转;如果进料器里没有铝片,一盏灯就会自动地“告发”你。
  我还得做另外一件事即照管我背后的切片机,当铝片堆得很高时把它关掉;到我用完八堆时再把它打开。除此以外,就是拿起铝片堆,把它们弄整齐,再放进盘子里。
  做这样的工作头几天最糟。你还没学会窍门,肌肉在你平常不用而这种工作迫使你使用它的地方,又酸又疼。
  然而,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赶得上节拍。起先,你努力奋斗,力图赶过机器。你打算一次拿两堆,或者想要找出一种办法,比工头教给你的更好。但是最后,你不再想赶过机器,而是跟着机器走。当你有了这种感觉时,你就比较随便了;你可以不必那么全神贯注,也不再象以前那样感到吃力。
  很多小伙子喜欢说,他们在做这类工作时整天想男女关系的事情。他们可能是这样。但是我认为,小伙子们常常只是想着头脑里偶然出现的美妙念头。我所想的一件事情是,竭力想象一台可以替我做这件工作的机器。这是一种带有两个夹子的装在轮子上面的自动机。它会夹住铝片堆,转一个完整的半圈,把长方块正好放进盘子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想想它的形状就觉得挺高兴。
  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作这样的幻想,因为噪音特大,而且离最近的小伙子也有十英尺远。事实上,罐头工厂的噪音是最糟糕的,因为在头顶上运转着的六条传送带上有好几千个罐头在一起撞击。这种撞击声不象其他某种工厂的噪音那样会低落下去。即使有人大声喊叫,我也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很多工人带上耳塞,来杜绝一切声响。
  这个工厂分三班工作,头一班早晨七点开始。如果你晚上十点睡觉,你可以在早上六点起床,白天精神还能不错。但是对大多数青年小伙子来说,很难不偶尔跑到外面去喝口酒,一直喝到午夜十二点或一点。
  睡眠不足或宿醉未消的影响在第二天是可怕的。这和中学或大学不一样,在学校里你能坐在那里假装听课。可是现在你必须整天站着,和往常一样保持同一的速度。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光景,缺乏睡眠最为难受。你不能不听噪音,不能不管工作;你不能让那有节拍的动作继续进行而不去想它。你开始每隔三分钟看一看钟,心里盘算,如果你一直干到吃午饭的时候,你的命就算拣到了。
  不过,你最威恼火的是,在你觉得稍为舒服一些以前,你不能放慢速度,也不能使工作有任何改变。我猜想,多半就是当一个小伙子少睡了两小时或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十分恼火,以致走了出去,或是揍他的工头。你感到整个这一套东西都是由于你想要稍稍打破一些常规而在惩罚你。
  一天,在和工厂里一个小伙子一起喝完夜酒以后,我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碰到他一个人在小食堂里休息。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瓶半品脫的廉价成士忌酒,还给我一些解除宿醉的“药物”——这在那时似乎总是一种好主意,但实际上决非如此。我要了一瓶可口可乐,坐在他的旁边。我们坐了一会儿,一面谈,一面喝。我告诉他,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弄一台机器来代替我。他说他们可能找不到愿意做这种工作的人。我们两人都觉得这种想象很可笑,当我们还在笑着的时候,突然工头来找我们。他看到了酒瓶子,开始把我们训得狗血喷头。然而,他却没有扬言要开除我们。他四十多岁,已经花掉很多时间来和抽大麻叶烟卷的或更糟的小伙子们打交道,因此在看到两个青年小伙子喝着一瓶酒的时候,他可能油然产生怀念以往好日子的幽情。
  至少这是我的猜想。实际上我没有怎么听清他说的话。食堂的隔音不好,罐头的撞击声淹没了他每一句话的后面几个字。

  当人们谈到蓝领工人对工作的不满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种工作本身的性质。显然,所有工人阶级工作的明摆着的共同之点是用手操作的、往往是艰苦的体力劳动,它不允许有很多创造性或个人表现。
  通常,范围广阔的蓝领工作的条件和问题被压缩成为这样一个短句:“艰苦、单调、重复、肮脏和使人厌烦的工作。”要不然,就选择汽车工人作为典型,并举出这样一个工人作例子,他的工作就是当汽车在他面前传送过去的时候把四个螺栓拴在每一部车子上。但是,虽然蓝领工作中存在着深远的不满根源,我们却要当心,不可以拿典型的工人作为论据。有着分布很广的各种问题和各种条件,可是没有典型的工人,也没有典型的工作。
  例如,有许多工作只是单调或重复,而不是很费体力的。一些非产业工人如看门人、加油站服务员、警卫、守夜人、停车场服务员等等的日常工作就属于这一类。在工业环境里,在发电厂、石油化工厂和高度自动化的生产工厂里,也有许多类似的控制操作过程的工作,其中有些工资是高的。
  另有一些工作主要是“笨重、肮脏的工作”,但不象装配线上的工作那样使人厌烦。码头工人、建筑业的杂工、搬运砖头和木料的人、垃圾清洁工、成千成万在货栈卸车和堆放货箱的工人所处的环境,是和汽车装配线上的工人大不相同的,即使只是因为他们不被束缚在有节拍的装配线上。
  然而,在工业部门最低的技术水平上,象汽车工人所从事的那种工作十分普遍。在罐头工业和食品与奶制品工业中,象在汽车工业一样,也往往有典型的装配线。在其他工业中,象传送带这样的装备或者只是很高的生产定额,也造成同样的压力和腻人的工作常规。在纺织工业中,纺纱工和织布工照管着很多台机器,总是不断地忙着从这台机器跑到那台机器,匆匆地替換或调整纱绽。在电子工业中,装备工人可能从箱子里取出一些小零件,进行一系列如把一些电线或一个电阻器焊接起来的简单操作,以完成一天的定额。在许多技术水平最低的工业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比这些工人的技术水平稍高一些的是,例如机器车间的工人,他们的监督人分派给他们特定的工作,他们使用各种机器和技术来完成一项具体的任务。归根到底,他们所面临的也是使人厌烦的事情或工作常规,但和那种不需要技术的装配线上的工人不同。卡车和公共汽车司机也属于这一类,成千上万工作不同的熟练的或半熟练的机器操作工也是如此。
  最后,还有熟练的技工、木卫、电工、汽车修理工等等,他们都有相当的知识,他们的工作需要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力。①
  因此,对于工人阶级各种工作的任何简单想法都会不幸地趋于过分简单化。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工作确有某些共同之处,和中产阶级的职业大不相同。虽然许多学者使用异化或疏远之类的词汇,工人们自己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把人当作一架机器,而不是当人看待。如果有一句话能够概括地说明工人阶级工作和中产阶级工作之间的区別,那就是这一句话。
  首先,存在着尽力控制一个工人进行工作时的速度和节拍的情况。在装配线或传送带上的工作方面,要使人仿效机器的做法是异常明显的。研究时间的精明的管理员挑出一个十分能干的工人,计算他完成一项操作或一系列操作所用的时间,然后让工头强使所有将来的雇工都遵照这个速度。从此以后,不问一个工人轻微地扭伤了手指,还是起晚了,还是他的妻子生病,都毫不相干。装配线按同样的速度移动着,他非跟上不可。定额也是根据那个管理员的设计规定的,工人所有的自由只是,比如说,早晨工作努力一些,以便在下午可以稍稍慢一些。但是,如果他的定额是一千单位,他总得到下午五点就完成。一份研究报告说明,在办公室人员中,只有百分之五有工作定额,而在生产工人中则有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八十五。②
  一个工会职员描述他在工作中所碰到的一种情况:

  三个二十岁和二十一岁的年轻工人受雇在第二班打扫办公室。一天晚上,工头看到这三个照管房屋的年轻工人之一在作家庭作业(他白天上学),另一个在看报,第三个把脚搁在办公桌上睡觉。工头发了火,给了他们书面警告。工人们提出一份申诉书,抗议这一警告。“我们确实尽力在五小时內打扫了所有的办公室,干吗因为我们做自己的事情就发脾气?……他们还要什么?”工会的车间代表回答说,公司花了八小时的工资,就有权要求八小时的工作。“他们现在把时间匀配得很好;每个人都挺高兴,”他说,由于在不言而喻的规章的范围內处理好这一申诉而感到满意。然而,这几个年轻工人并不那么高兴。他们想要得到和专业人员一样的自由,在相同的八小时內去干他们认为合适的事情。③

  就是这种时钟制度以及计时工资工人同挣薪水人员之间的区別,加强了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异。它假定工作具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机械的节拍:蓝领工人挣钱不是凭质量,也不是凭所做工作的本身,而是凭每小时一定的劳动产量。这是对一台机器规定的标准,而不是对一个人规定的标准。
  蓝领工作的另一方面是寂寞。很多工人阶级的工作被有意识地安排好使人们分离开来。在许多工厂里,仅噪音之大就使人除了大喊一两声之外无法进行谈话。在另一些工厂里,工作台相隔很远,或是工作十分难做,根本不容许进行认真的交谈。禁止谈话的规章也很通行,或是明文写在纸上,或是由监督人口述。说法是,如果你在交谈,你就可能不在工作。只有在必须成班成组地干活的情况下,例如建筑业的工作,才能有真正接触的机会;而对于很多象卡车司机这样的工人或警卫之类的非产业工人来说,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总是完全单独地做。
  往往被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大多数男工人在工作时间內完全和妇女隔离开来。在许多情况下,这是公司的一种有意识的策略。当我以前在一家电子工厂申请一个位置时——这家工厂大都由妇女担任装配工作——雇主负责人很诚实地说,他们不愿意雇用男工,因为男工容易“闹出乱子”。我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没有袭击妇女的习惯,除非她们要求我这样做。但是他很认真地回答说,“问题不在这里。”他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单凭来了异性这一点,就容易使人们把工作岗位当做社交的场所,而不是工作的地方。”
  这种态度和中产阶级的世界截然不同。在大学校园里,在办公室里,或者在专业人员中间,一个男子常常有机会不仅和一个妇女谈话,而且和她一起工作,同她搞得很熟。
  许多心理学家指出,在象监狱和军队这样纯粹是男性的环境里,两性完全隔离产生有害的影响:可是没有人把这一点引伸到工厂,尽管工人们每星期有五天处在同样的环境里。且不说象监狱生活这种完全隔离所造成的明显的压力,工人们的部分隔离也产生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影响。对于一些人来说,这造成心理学家所说的“缺乏社交技能”,即仅仅由于缺乏实践而不善于和妇女交往。但更一般的是,这使得男工人和妇女的关系十分肤浅。从来没有同妇女一起工作的男子很少有机会和她们来往,或许只是认识她们罢了。如果陈旧题材里的大学生的形象是一个男学生和一个女学生一面喝咖啡,一面热烈讨论人生和哲学,而两性关系的形象是在一起生活,那么,对于工人来说,这就是一群小伙子坐在一辆运货卡车里从这个酒吧间跑到那个酒吧间,希望很快能碰上好运气。
  中产阶级优越感的更使人憎厌的事例之一就在这一方面。中产阶级的人藐视工人,说他们对待妇女举止粗暴,说建筑工人对走过的姑娘们吹口哨,或者说他们想以粗野的方式求得“艳遇”。著名的心理学家们撰写论文,认为他们的行为的根基在于各种神精官能症和由来已久的对于两性关系的不安全感。
  可是,如果你整个星期在工厂里工作,你能碰到妇女的仅有的时间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而决定工人们在白天永远碰不到一个妇女的,并不是蓝领工人,恰恰就是那些实业家、社会科学家和研究时间的管理人员。然而,没有人议论说,公司经理和人事科长们是潜在的同性恋爱者或男性沙文主义者;这种攻击是留给工人们自己来进行的。
  在许多方面,这种缺乏和別人——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接触的情况,要比工作本身更使人厌烦。这意味着,工作时间好象是被偷掉的时间,是从一个人可以过真正生活的非工作时间里拿走的时间。这意味着,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所有的日子都是从事工作和工作准备的漫长而刻板的时间。工人们早晨六点或六点半起床,吃早点,穿衣服,上班。他们等待时间过去,直到吃午饭,而吃午饭往往只给二、三十分钟。到下午五点,他们下班,也许去喝口酒。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工作很累,因此他们回家,吃晚饭,看一两个小时的电视。大多数晚上,他们最迟到十点或十点半就上床睡觉。
  对许多工厂工人来说,所有这些压力更加严重,因为他们为了使收支相抵,不得不加班工作,或在晚上另操副业。196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揭露,全体美国工人中有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一,即将近四分之一,每星期工作四十九小时或更多一些。机器操作工是百分之十九。这就是说,每五个工厂工人中有一个人每天不是工作八小时,而是十小时;有的人还更长一些。④1973年夏季,在汽车工业中,许多工人每天工作九小时以上,每星期工作六天或七天。用通情达理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不是在下午五点而是在下午七点离开工厂,或者是下班后在晚间去开小汽车;这意味着,晚上八点到家,吃过晚饭,在睡觉以前至多只有一个小时的“空闲”,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对这几百万工人来说,所有关于“空闲”和怎样处理它的问题的谈话,听起来仿佛象是一种残酷的玩笑。任何熟悉这种情况的人都听到过妻子们的许多怨言,她们说她们的丈夫回家刚吃过饭,不到几分钟就在电视机前面睡着了。
  还值得记住的是,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家庭收入数字,包括加班加点和晚间兼操副业。包括那些每天工作十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人在內的机器操作工的平均薪给为七千六百三十六美元。
  对另一些人来说,寂寞和隔离的问题也非常严重,这就是那些上第二班(从下午四点到夜里十二点)或上“坟地”班(从夜里十二点到早上八点)的工厂工人。这些工人的人数往往被低估了。但是在东北部,这占全部工厂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三左右。⑤
  这两班的工资多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但这也包括在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收入总额之內。轮班工作意味着扰乱家庭生活,工作的循环使他们除了一起工作的人以外和任何人分离开来。四点到十二点那班工人常常发出的怨言是,他们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学龄儿女。孩子们起来离开家的时候,他们的父亲还没有睡醒;大人回家的时候,孩子们早已睡熟了。
  因此,在那关于“令人厌烦的工作”的简单的老生常谈后面,有着一系列改变蓝领工人整个生活的色彩的具体情况。虽然有些中产阶级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可是,任何中产阶级的职业环境都并不有系统地把这些情况强加在人们身上,象各行各业的蓝领工人所遭遇的那样。
  这还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工作安全、工作保障和附加福利的问题,以及施加于在职工人的权力主义和琐碎的控制的问题。最后提到的这个因素本来可以在这里谈一下,但是它十分重要,需要另用一节来加以论述。




  我曾在其中工作了一段时期的发动机工厂,是紧挨在一起的长达半英里多的一系列较小工厂之一。这些工厂面对着宽宽的一段铁路轨道,轨道那边是一座大钢铁工厂,它的长度一定多于一英里的四分之一。
  在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我曾试图向一些大工厂找工作,但是它们都不雇人。那时到处都很难寻找工作,因此,当我发现这家工厂时,我就接受了这个职业。起点工资每星期一百零六美元,这还不是最差的,特別在南部是如此。
  这家工厂接受用过的旧发动机,拆卸开,然后用多半是新的零件重新装好。我分在拆卸旧发动机的第一组。这里大约有八个人,照管这个工作的这一或那一部分。发动机由一连串滾轴组成的一条传送带向我这边送来。做头一部分工作的那个人把发动机推到半路,我再把它拉过我面前的其余的距离,直到它停在一张特殊的工作台上。
  发动机来到我这里的时候,盖子已经揭掉,机子翻了个身。因此,我在面前所看到的,是发动机內部的曲轴,样子看来就象某种史前动物的脊骨;在它下面,是六个活塞,由一连串小夹子固定在曲轴上。它们装在发动机底部六个圆柱形的洞里。我的工作是拆掉曲轴和活塞,只留下金属空壳。我得从那钳住曲轴的各个夹子上取下大约二十五个螺钉,然后把曲轴拿出来,把它送到作业线上。然后,我得用力使那些已经露在外面的六个活塞脱出窟窿,把它们传递给另一个工人。
  这个工段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被称为油坑。旧发动机送来的时候,上面凝聚着厚厚一层粘油和润滑油。没有办法避免很快就弄上一身油腻。
  取下夹子这头一部分的工作通常很容易。头顶上吊着一个自动扳钳,叫做气枪,它很快地取下螺帽。我所要做的只是把它放在适当的插座上,在它转的时候按住它。但是,如果活塞生了锈——这是常有的事——我就必须使用一个小单手锤,有时是一个大锤把它们敲出来。有时候,用锤子和楔子狠打几下就行了。可是,有时候我得打碎活塞的陶瓷和金属部分,才能使它松动,掉到地上。有一个大个子,人们给他一些最坏的发动机让他拆卸。他有些蠢,常常乱舞大锤,把他所使用的楔子打飞到屋子的那一头。有一次,他特別乱挥起锤子来,没有打中楔子,弄断了锤柄,锤头飞到空中,差点没打中另一个人的小肚子,在此以后,他们终于把他调到另一组去了。
  这项工作不象把四个螺钉安装在传送过来的汽车上那样使人厌烦。节拍是不同的。我努力摆弄发动机,不是机械地往上面装螺钉。这是刻板的、使人灰心丧气的工作,不过并不十分叫人厌烦。但是,有关这一工作的一切情况,实际上都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我们每天得处理五十四个电动机,大约每十分钟一个。
  早晨七点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的精神挺好,如果发动机不特別生锈,我在十分钟內能弄好一个发动机。但是,一天弄好五十四个发动机就意味着整天都要保持这个速度。这意味着,如果我停下来离开机器去厕所,或是去喝一杯可口可乐,那么,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必须更加紧地干。这意味着,如果有一套需要花更多时间来拆卸的锈得特別厉害的活塞使我落到后面,我就不得不急忙赶上去。这种定额的存在根本改变了这一工作的性质。它不再只是繁重的工作,它变成紧张的工作了。只有在吃午饭的二十五分钟里,我才觉得没有人在监视我。
  那个监督人似乎不象是个坏人。有一天,我的手指让一个发动机的锐利的金属边缘割伤了,去请求急救医疗。他给包扎伤口的时候,就我们两人在一起,我感到有些轻松愉快,因此忘掉了工厂生活的头条规定,打算跟他谈一谈,好象他是一个普通人似的。他问我一些关于工作做得怎样的事情,我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回答说我的秘书不够漂亮。
  我刚说出这句话,我就知道我应该闭口不谈了。他们付给工头的工资同工厂里工资最高的技工一样多,或许更多一些,并不是为了让工头对于某个雇工讥笑他的工作的俏皮话一笑置之的。他发了一通长篇大论,说当你找到一个相当好的工作时应该加以珍惜;他在心里记下我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家伙。
  然而,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最坏的一个。这个油坑里的人员经常有所变动。很多人都呆不到一星期以上。
  有一个年龄较大的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大个子,一天来到我们那里,开始工作。就在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当每一个人开始感到心烦意乱,盼望吃午饭的时候,这个大个子突然扔掉他的锤子,用一种若有所思的但很高的声音说:“你知道——他妈的这种倒楣活儿。”说完以后,他转身走了出去。
  工头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要去找这个人。但是在去追赶他以前,他停下来,吩咐我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想法补上去,免得每个人都闲着。这个年轻人翻眼望了一会儿,笑着说,“你知道——他妈的那种倒楣活儿。”
  这时我们其余的人都犯歇斯底里,监督人看着我们,好象整个世界都发了狂。然而,他终于找到另一个人补了进去,作业线可决不能停下来。
  第二天,我从餐车上买了一份牛肉饼,坐在一个汽油桶上吃午饭。在象这样的一些小工厂里,它们常常缺少的一件东西就是食堂,甚至也没有桌椅。我看着外面的日光,心想这是多么好的天气。
  哨子响了,每个人都开始回去做工。我看着旁边的那个小伙子;我看得出,我们两人有同样的想法。我们跑到我们的汽车那里,开车走了,仿佛我们刚从福尔索姆脫逃出来似的。这是一种疯狂的感情,就象从学校里逃学一样,只是好一些。那样子一定很好笑,因为我从头到脚仍然是一身油腻;但那时我太高兴了,不去理会它。

  在六十年代,当学生们开始反抗统治着他们大学的权力主义和家长式政策的时候,他们往往根据如何赢得其他成年人所有的那种独立性和责任感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工厂和车间中,蓝领工人却受一些规章制度和政策的支配,使各大学相形之下象是颓废派的群居村。很难描述这种情况,这只是因为在中产阶级的工作经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同存在于工人阶级美国的权力主义和缺乏自由的情况相对应。
  首先是各种工作规章制度本身。《幸福》杂志的一篇文章很恰当地用以下的话来概括说明这种情况,“在一些工厂里,存在着繁琐得达到苛刻程度的工作规章,如果在海军里,会使新兵营里负责教练的军士长高兴得眉花眼笑。规章规定,不许发出噓声,不许打闹,不许在吹哨以前准备下班,不许乱扔东西,不许浪费时间,不许在厕所里磨蹭。”⑥
  清单决不止于这些:骂人,分散其他雇工的注意力,以及(几年以前)只是留了长头发,就都是公司实行惩戒处分的根据。当人们想到范围广泛的各种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反抗命令、粗心大意、工作马虎、磨洋工这类词条之內时,很明显,差不多任何事情都可以解释为值得暂时停止工作(叫做“惩戒性暂时解雇”),或甚至永远解雇。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一条通则是:如果老板想要撵掉你,他总会找到办法。
  这些规章的锐利锋刃是工头,这是在中产阶级社会中绝对没有与之相应的人物。拿薪水的专业人员确也常常有他们的上级,但是不可能想象,教授或行政人员请一天假还得拿医生的病假条,也不可能想象,他们还得对他们上厕所的次数说明理由。在中产阶级生活中,只要工作做完,什么事也没有了。
  在有工会的工厂里,工头所握有的权力的大小,以及他所能执行的纪律的种类,是有很复杂的规定的。可是对于几百万未入工会的工人来说,那就极其简单:你照工头的命令办理,否则就会丟掉工作。有一件事很清楚地说明工头在没有工会的厂矿里的权力和权威是多么巨大,这就是,甚至在六十年代,在南部的一些城市和工业部门,工头自动地成了特別代理人,他们可以佩带手枪,并且大概也可以使用手枪。
  我所认识的一个黑人工会组织者告诉我,他所组织的一批工人提出的首要的和最痛切的要求之一,就是不许工头带枪。如他所说,“工人们不能不感到害怕。工头不仅可以开除你,而且可以逮捕你,甚至开枪打你,并且几乎肯定可以不受处罚。”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一事实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即使在有工会的工厂里,情况也仍然基本上是不民主的。工会合同具体规定工作时间、安全条例以及厂內的其他事项,工人有权通过工会提出申诉,抗议停止工作或解雇的处分,如果他认为那是不公道的话。这些申诉或由工会和公司处理,或提交联邦仲裁与调解局的一个“中立的仲裁人”。但是,在这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是暗中勾结舞弊,非常不利于工人的。
  首先,从根本上说,这种申诉程序是单方面的。实际上,工人在证明无罪以前总是有罪的。正如一个作家所说,“如果公司惩戒一个工人,处罚马上付诸实行,工人就因此受屈。例如,一个工人因‘工作不好’被停止工作二天,他就三天拿不到工资。他通过申诉程序提出抗议。如果这个案件要通过仲裁,那就会拖延一年多的时间才作出最后裁决,即使是在仲裁之前作出的那些决定通常也耍花费六个多月的时间才有眉目。”⑦
  在工会报刊上,人们偶然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被工厂不公正地解雇的工人终于在大约六个月以后得以恢复工作。在极罕见的场合,他们补拿到全部未付的工資,但在通常的情况下那笔工資是到不了手的。在这中间的时期里,他们的收入和整个生活都遭到破坏。
  关于工作本身,工人必须听从监督人的一切命令,哪怕这些命令违反工会合同,或者更奇怪的是违反安全条例。工人的唯一办法是实际做完让他做的事情以后,再提出申诉。有一次,两个工人由于拒绝加班而被停工两天,虽然工会合同明确规定加班是自愿的。他们提出申诉,抗议停工处分。这一案件提交了仲裁人,仲裁人承认他们是对的,但仍然说停工处分有理,因为“正确的办法是先做完所抗议的加班工作,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提交申诉程序”。
  在另一事例中,问题远远不那么平凡。监督人命令一个工人用手去倾倒几桶一种很危险的化学药品,虽然为了安全起见,这种活通常是由机器来做的。他拒绝去做,被停工十天。他提出申诉,抗议停止工作;但当问题提请仲裁时,仍维持停工处分,只不过把日期减为三天。換句话说,这个工人损失了三天的工资,比如是九十美元,只是因为拒绝服从一项既错误又危险的命令。⑧很明显,申诉程序限制了工头的绝对权成,但并没有接近于提供一种公平的境遇。
  零零碎碎的滥用职权和不公正的事件非常之多。洛茲城雪佛莱公司工厂里一个工人叙述了以下的事件。

  上星期,有个作业线上的人把一个臭气炸弹放在一辆车子里。我是管后部坐垫的。工头说,“到那辆车子里去。”我说,“如果你能把脑袋伸进那辆车子,我就去。”于是工头说,“我是在给你下直截了当的命令。”因此,我屏住呼吸做了这件事。我的工作是管间隔的一辆车子,因此我把下一辆车子放过去。他又要我干,我说,“这不是我的车。对不起,我已经做了你的肮脏工作,另一辆不该归我管。”但是他坚持不放,我终于被停工一星期。这时我找到了一个热心的工会委员,他认真地替我辩护。你晓得怎么样——他们把他也打发回家了。给了这个工会委员惩戒性的暂时解雇处分。这简直象是军队——不,比军队更糟,因为你被焊接在作业线上。连撒尿都得经过批准。⑨

  关于公司根本比工人占优势的另一例子,可以在另一家工厂的一件事情上看出来。在一个工人和他的监督人关于要他做的工作量的争论过程中,他用通常称为“行话”的语句来表述他的意见,因而受到公司的警告。(警告不象暂时解雇那样严重,但也记入工人的工作记录,能够严重地影响他的前途。)
  公司用以下的话来回答他的抗议,“违抗命令和骂人是不能容忍的。只要发生这类事情,就要加以惩戒。”但是,当这同一工厂的工人提出申诉,抗议某监督人咒骂一个雇工时,公司只是答复说,“管理人员用咒骂的话来对待以钟点计算的雇工,这不是公司的意图。”对于那个监督人,没有停止工作,没有警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然,问题不在于语言,而在于存在着双重标准。⑩
  实际上,近年来情况变得更糟。申诉制度充其量也是缓慢而麻烦的,有时堆积起好几千份申诉,数目多得使好些申诉或许永远得不到认真处理。由于没有迅速而有效的工业裁判制度,申诉往往成为集体合同争议中的工具,使工会面对着这样一种不愉快的选择,即要想获得一份较好的工资协议,就只有把申诉的问题撇开不谈。
  许多自由主义的和左翼的批评家,批评工会过分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工资这一面包和黃油的问题上。这一批评在很多情况下是很有道理的。但仅是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些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糟。一个作者在一份劳资关系杂志中提供了这种情况的另一方面。

  在典型的公司里,在整个1945—1955年这一时期,工会和管理部门之间发展了整整一系列非正式的关系。他们往往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处理各种申诉,而不大管合同的明确条文。工头和工会车间代表、监督人和工会委员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去达成私下的口头谅解或“协议”,这些谅解或“协议”实际上修改了合同。
  毫无疑问,工会学会了利用这种灵活性来为自己求得好处。当正式谈判陷于僵局时,它们有很多武器可以用来加强它们的地位——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怠工、过分从字面上遵从规章的做法,甚至还有破坏。工头也有武器——不让加班;实施严格的纪律来把工人困在工作上面和阻挠工会职员的活动。但是总的说来,这是一种类型的游击战,其中工会占有各种地形上的优势。最近,在申诉程序的每一步骤上,都作出努力来加强管理部门的地位。两个人事管理人员宣布说,他们拒绝考虑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申诉,除非工头有充分机会来研究这种申诉。例如,一个新人事科长在就职时坚决表示,仲裁程序中的所有证人都要宣誓,这和以前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在有些事例中,人事科长能够获得一些使申诉程序更为严格的合同。⑾

  除了一些有关安全条例的事例外,这些问题可能显得无关紧要和十分琐碎,然而并非如此。这样一些问题往往代表以下两种情况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別:在一个人的工作上,是有一种基本的安全和尊严感呢,还是完全听凭雇主摆布。当然,从本世纪初或三十年代以来,情况已经发生很大釣变化。在本世纪初,公司常常贴出布告说,“如果你星期日不上班,星期一也就不要来。”在三十年代,监督人会紧跟着工人们走进厕所,查看他们是不是在里面磨时间。但是,对于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在工作场所缺乏公正和民主,现在仍然是不满情绪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源。




  在我住处附近,有一个酒吧间。年轻小伙子下班后在五点到六点的快乐时间里,常常在这价钱便宜的时候到那里去喝一两杯啤酒。有一天,我们团团坐着,听一个小伙子讲话;他刚在一家小货栈里开始一项新的工作,已经和监督人发生了麻烦。这是初春的一天,每个人都精神挺好。当这小伙子一个劲地谈起他的监督人是怎样一个王八蛋,以及他如何不再听他的任何废话时,别人开始插嘴,讲他们曾经做过的最糟糕的工作。所有这些人都是年轻工人,唯一的熟练工人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木工师傅,因此他们竞相发言,非常热烈。我的一个朋友在这场竞赛中取得很大优势,他讲了在一个养鸡场铲鸡粪的事情,然后讲他在一家牛奶装瓶厂做的临时工。奶瓶在传送带上很快地运转着,他的全部工作是在瓶子移过来的时候往每个瓶子上面贴带胶的标签。他说的详细情况使这件工作听起来更加糟糕。由于他干这工作每小时仅挣得一点六五美元,我们都准备举起酒杯,告诉他他已经竞赛获胜。
  但是,一个通常不大讲话的已婚的年轻人突然开了口。他讲他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工资很低的小造纸厂里发生的事情。他的这个朋友在切纸组加班加点,一只手卷进了一台把纸切成八英寸半宽十一英寸长的切纸机。机器把他的手齐腕切掉。更糟糕的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刚刚结婚,妻子已经怀了孕。这个已婚的人说,他的朋友正在想法请求赔偿,但这是一家没有工会的小工厂,事情很棘手,他可能什么都弄不到。
  在围桌而坐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打算用一句讽刺的俏皮话把这件事轻轻放过,但是我们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这件事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震惊,因为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某人在工厂里碰到的倒楣事。但是我们无法恢复我们刚才的心情了。那天我们很早就分手回家,并且忘掉了这件事。在此以后,没有人想问问事情的结局是否圆满,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那多半是没有好结果的。对于这样的事,如果你无能为力,你就只有把它忘掉。说你决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比较容易的。我当时没有十分考虑这件事,但是以后我认识到,象五点半钟在一个酒吧间的漫谈或一阵突然的沉默,确实能告诉你一些你在关于当代美国工作和工人状况的民意测验或调查研究方面所找不到的东西。还没有人发明一种民意测验,能够衡量代表那种沉默的东西或其背后所隐藏的恐惧心理。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有所了解。

  1911年,杰克•伦敦《铁蹄》一书中的主人公欧內斯特•埃弗哈德带领一个中产阶级妇女去看望一个在工厂里丟掉手臂的工人,以此作为颇富戏剧性的办法,来打破她对当时工人状况的带有优越感的自满情绪。如果伦敦今天还在写作,他是会采用同样的策略的。在六十多年以后,现实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变:很多工人阶级的工作使人死亡和变成残废,其程度之深甚至是中产阶级所不能想象的。
  例如,在1970年,福特汽车公司玻璃工厂的一个机工的左手被切断,血肉模糊地轧在机器里。他的呼救声没有人听到,因为所有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带着耳套,以防止那超过九十分贝的非法噪音的骚扰。只是在一次罢工的威胁下,公司才把噪音降低到七十分贝。
  在宾夕法尼亚州黑茲尔顿市,铍精炼厂的一个雇工罗伯特•费尔南德斯每天要吸四次氧气来争取他的生存。据医生预测,他可能已临近一种越来越普通的肺病——慢性铍中毒——的末期;此外,医生还说,他的剧烈的阵咳可能引起疝症。
  丹尼尔•马西博尔斯基是一个从事石棉工作的杂工,他患了间皮瘤。人家告诉他,在一种恶性肿瘤硬化并包围他的胃,使他不能吃东西以后,他就会死去。在过去八年里,他的同伙工人至少有六十个已经死于这种疾病,还有一个妻子因为只是经常洗她丈夫带有石棉的衣服,也这样死了。
  一个女电子工在九个月的时间胸口剧疼发作四十次,烧到一百零四度,出汗,发抖,喉疼,呼吸困难。其原因是,工厂空气中的聚四氟乙烯微粒污染了她在午饭时间打开的每一包烟卷。⑿
  这一清单可以一直开下去,有着一件又一件断肢、失明、断头和其他工伤的事例,使得一张清单十分凄惨,有些读者不忍卒读。可是这类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每天由于这类情况有五十五人死亡,两万七千人受伤。在1970年,一万四千二百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一两千万人受了伤,至少有十万人死于职业病。这使得工厂比公路加倍危险,并且成为美国的头号杀人凶手。⒀
  阅读一张职业病的清单,人们开始威觉到,实际上就好象一位将军在查看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的伤亡清单。

  黑肺病:煤矿工人的一种肺癌,是由于吸入煤尘而得的。三十万人受到威胁,十五万人已得此病。
  褐肺病:纺织工人由于不得不吸入碎棉毛而得的一种类似的疾病。一年中有八十一万九千人受到威胁——一万七千人已严重残废,也许还有十万人巳多少患有此病。
  石棉沉着病和间皮瘤:在有这种原料(石棉)的工厂、造船厂和任何场所的工人所患的癌症。其症候能潜伏二十年才显露出来。每年有三十五万人受到威胁——患者人数不详。
  铍中毒病:它也能在二十年以后发作,并且突然置人于死地。五十万工人受到威胁。因此而死的人数无法估计。
  煤气和其他气体中毒:在汽车工厂中,这是一氧化碳——在其他工厂中,是三氯溶剂,一种普通的工业溶剂。在航空空间工业中,这是工人们吸入的“高能燃料”。易受某种形式的这类毒害的人数可能以百万计。已受害者的总数很难估计。
  破坏性的噪音:这能造成耳聋,听觉减退。在某些情况下,它也能造成高血压、心脏病、神精失常(包括性机能失调)。据估计,有一千七百万工人多少受到过大的噪音的影响。
  意外事故:建筑工人、机工、码头工人和屠宰业工人特別易于遭受意外事故。意外事故包括爆炸、触电、从高处坠落以及其他许多种危险。由于有关什么是“使人丧失劳动力的”意外事故的定义含糊不清,意外事故的件数往往被少算,例如说1970年是二百五十万起。然而,劳工部的调查研究表明,每年意外事故可能高达两千五百万起。⒁

  关于旧的阶级区分和不公平现象如何已经消失的一切陈词滥调和一厢情愿的说法,被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揭穿为虛伪的空话:美国工人必须承认严重伤残甚至死亡是他们日常生活现实的一部分,而中产阶级却不是这样。
  设想一下,如果每年有几家公司的总管理处照例象矿场一样坍塌下来,砸坏六、七十个行政人员,那会发生多么普遍的大喊大叫。或者,如果所有的银行都充满着看不见的毒尘,使一些经理、办事员和出纳员经常发生癌症,那又将如何。最后,再设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名大学教授在他们的工作中每年震聋了耳朵,或者丧失了手指、双手,有时搞瞎了眼睛,那么,全国的每一家报纸将怎样描述那种恐怖的情景。职业保健和安全这类简单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美国仍然有着阶级之间深刻的不公平。
  对美国工人的这种冷酷无情地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出现在“工人赔偿金”方面。正如弗兰克•沃利克在其所著《美国工人:一个受危害的种属》中说的:

  现在,从商业观点看,拚着付给一个残废的或死亡的工人一千美元的赔偿金,也比投资去改善设备、改善工作场所的通风装置或改良工作场所的环境来得便宜。不幸的是,这是大约三十年前一笔政治交易的可悲的遗物,那时工人们放弃了控告雇主忽视工人安全的权利,得到了一张支付工人赔偿金的正式明细表作为报偿。⒂

  这类赔偿金在各州之间大不相同。一个工会律师告诉一个在泽西城听取意见的参院劳工小组委员会说,“在密西西比,一个手指的价值比在宾夕法尼亚小;而在宾夕法尼亚,一个手指的价值又此在加利福尼亚小。就什么是平等的劳动保护法来说,并没有划一的标准。今天在这间屋子里,有谁愿意丢掉一只眼睛而换取不到一万美元的款项呢?在宾夕法尼亚,你每星期领取六十美元,共一百五十个星期,这笔款项总额为九千美元,或同损失一只手的赔偿费相等。⒃”
  1972年年底,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人赔偿金的研究报告。《新共和》周刊的一篇社论用一段简洁的文字概述它的研究结果如下:

  尽管许多州有所改进,可是委员会报告说,现今在超过半数的州里,暂时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每星期最高补助金不到国家规定的四口之家非农业戶的贫穷收入水平。在大多数州里,永远完全丧失劳动力的每星期最高补助金都不充足。在十九个州里,还没有等到残废工人死亡,这种补助金就会停止支付。劳动队伍中的百分之十五还没有包括在工人赔款金的支付办法之內;有九个州还没有对所有职业病提供充分的补助金;有十五个州还没有对残废工人提供充分的医疗补助。⒄

  因此,保健和安全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加引人注目地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并揭露出存在于美国蓝领工人方面的深刻的不公平现象。
  当我们谈到那些被认为有助于消除前几年不满情绪的工作安全设施和小额福利问题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二者都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结论:美国工人阶级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遭受苛刻的对待,并且同那些撰写文章来描述他们的人相比,是次等的公民。




  即使在最近几年,当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的时候,在所有论述“蓝领工人的烦闷”的文章中,或在关于美国工人问题的讨论中,人们都不大注意失业问题。当然也提到一些,但很快就把它丟开,不当作一个主要向题。即使在1971年最糟糕的时候,失业问题毕竟也只影响到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因此,不用很多的算术知识就可以知道,有百分之九十四没有被解雇。在1973—1974年,当能源危机成为失业的一种重要根源而出现的时候,估计它最后仅影响到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或至多是百分之十。同三十年代相比,它看来确实不象是一场大的危机。
  自由主义者批评了这些数字,其理由是,它们把某几类人不计入失业者的行列,如已经停止寻找工作的“心灰意懶的”工人,以及要求全时工作但只能找到每星期几小时工作的人们。保守主义者答复说,那百分之六包括妇女、寻找暑期工作的学生、辞去工作的工人,以及其他一些所受失业影响不象突然被公司解雇的、“养家糊口的”男性工人那样大的人们。他们说,在1972年2月,已婚男子的失业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八。⒅由于黑人在没有工作的人们中间也构成一个不相称的数目,多数作者断定,对于“典型的”工人来说,失业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们觉得,这听起来很合乎逻辑。他们没有看到领救济食物的穷人队伍,又和工人没有私人接触,就很容易想象百分之九十四的工人有工作保障,并不比白领工人更担心失业。
  问题是这样:每个人所密切注视着的失业“率”,象我们在上一章讲到的“增加率”一样,是一个很能迷惑人的尺度。反之,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去年有多少人失了业?”——“有多少工人失掉了工作,并且花了许多星期或好几个月去寻找另一种工作?”——那么,答案就很惊人。在1969年,即在失业还没有成为一个大问题以前,机械操作工的百分之十八、即每五人中几乎有一人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失业。197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即每四人中几乎有一人失业。在这一年里,他们的失业期间平均在三个月以上。⒆*
  下表说明这种情况(失业人数在1970年激增,所以也列出1969年的数字):⒇

  1969和:1970年的失业总数(百分比)

  中产阶级     1969年  1970年
专业和技术人员     5.7    6.5
经理、高级职员和业主  4.3    5.2
办事员         10.2    11.5
销售人员        9.7    10.8

  工人阶级
技  工       12.7    17.5
机械操作工      18.1    23.2
服务人员       12.1    13.6
杂  工       22.6    25.7
建筑工人       24.4    30.7

  * 失业“率”所表明的情况如此截然不同,其原因在于它只计算进行调查的当天的失业人数。数字统计人员抽问一些人是不是有工作,然后计算其结果。这种调查结果所表明的是在某一天没有工作的人的百分比,而不是所有那些在以前失过业或在以后将会失业的人。这种“年度失业率”只是每年十二次调查的平均数,而不是所有那些在这一年中某个时候的失业人数的总和,这些总计数字叫做年度工作经验资料。虽然这些统计数字远比失业率更有意义,人们几乎从来没有用以判断失业的严重性。

  结论很简单。失业在美国工人阶级中是极其普遍的。每年有几百万工人丢掉了工作,而其余的人也普遍担心他们会遭到失业。毫无疑问,大多数美国工人,即使他们现在保有他们的工作,也不能感到有真正的就业安全。
  必须指出,工人中有很大的一个少数每年不止一次失去工作,因此这一年失业的工人总数要比这些数字所表明的少一些。但是,这些数字既没有包括暂时失业的工人(例如在改换型式时的汽车工人),也没有计入由于天气不好而闲下来的工人,尽管在这种时候他们拿不到工资。特別是,几乎所有的建筑工人每年都要由于这一原因而失去几个星期或更长一些时间的工作。
  工人阶级失业和中产阶级失业之间悬殊的差別,也是同样明显的。机械操作工失去工作的比例是专业人员和经理们的四倍。即使是熟练工人失去工作的比例也是专业人员和经理们的两倍。
  这种情况的另一方面是失业期间的长短。1969年,在失业的蓝领工人当中约有百分之二十三失业的期间是四个月或更长一些。197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以上。(21)四个月没有工作的情况,不仅破坏一个家庭当年的生活水平,而且造成有高度破坏性的个人和家庭的紧张局面。这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期,他们坐在工会办事处的周围,或者勿匁忙忙地赶做一些打杂的短工,如果可以找到的话。
  对这些失业的工人来说,缺乏工作保障当然是一种深刻的不满根源。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工人都不能不面临着失业的恐惧。很少有几家工厂非常稳定,或其具体工作充分受到保护,以致不存在这种恐惧。如果说失业本身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那么,缺乏就业安全就更加普遍得多。
  这个问题对于一些人特別重要,这就是建筑业的技工。人们能够再三听到这种自以为是的议论:“那些人每小时挣七、八美元或更多些……就是说,让我算算……五十个星期或二千小时乘八,那岂不是每年一万五千多美元。”
  但是,在1970年,实际上挣一万五千美元或超过这个数目的,还不到全部建筑工人的百分之十。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在整个美国,大多数建筑业技工一年甚至挣不到一万美元。根据人口调查局的数字,建筑工人的平均收入是九千零五十五美元。
  这一部分是由于未入工会的技工的工资率较低,在除去东北部以外的全国其他各地尤其如此。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建筑业在美国各经济部门中是失业率最高的。1969年,这一行业的工人有四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十四点四都失业一段时期。197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在那一年的有代表性的一天,每十个建筑工人中就有一人以上没有工作。他们失业的期间也很惊人。在1970年,三分之一以上的失业者有四个月没有工作。(22)
  因此,熟练建筑工人所挣的“使人反感的”工资,毕竟不是那么荒谬的。如果建筑工人所挣的工资同工厂工人一样多,他们的收入就会降到“低等贫穷预算”以下。其实,九千零五十五美元就低于那年的“中等预算”。有些挣到工会规定的最高工资并且全年工作的人,能够获得富裕的收入。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失业把它降低到和其他部门的熟练工人一样——每年九千至一万美元。
  在肯尼思•拉森所著《工人》一书中,一个来自波士顿的未入工会的砌砖工人描述他的情况如下:

  去年夏季,从6月到10月,我能拿回家平均每星期二百二十五美元,可是在春季和秋季,那就是每星期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而在冬季,则差不多有一个中月没有工作。今年夏季,如果每星期我能挣到二百美元,那我就是很幸运的了。至于秋季和冬季,我甚至不愿加以考虑。

  以后他又说:

  许多人有这样的印象,认为蓝领工人挣很多的钱,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的确,有些作为工会会员的建筑工人每小时挣六美元或七美元。但是……人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每年由于天气不好是十足有五个星期没有工作的。使他们发生误解的另一件事,是在他们的房屋周围有一些零碎工作。例如,你找一个“砌砖工”修理你的台阶,他干四小时的活,要你付一整天的工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必须另外找个帮手,或许还要弄一辆卡车来;对他来说,他失去了一天的工资。付这笔钱的那个家伙以为我们总是每小时挣十美元,并且生活得很阔气,其实并非如此。看一看一些白领工人吧。以一个按时间收费的会计员为例,你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花费了一小时;他们折腾你,收拾你——他们就是靠着收拾你来过他们的优裕生活的。(23)

  失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情况确是有所帮助,但它只包括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失业总是不相称地落到那些没有包括在內的人的头上。1968年,百分之六十四即将近三分之二的失业者拿不到任何救济金。有些州的法律规定要有一定的就业时期和一段等待时期。此外,很多雇主都雇用顾问来对付他们的工人的失业保险金要求,因为低的解雇记录使公司能够对这一方案支付较低的稅款。
  最后,在许多州里,这种救济金同帮助受抚养儿童的福利金一样,或许更糟些。只有少数工业部门,例如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提供私人补贴,如果工人有一年工龄,给与三个星期的正常工资的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对于有七年工龄的雇工给与一年。(24)
  这一方面的政治含义十分重大;虽然我们在下面有一章中将对它们作较为详尽的讨论,可是,这种认为工人们在就业和工作保障方面没有什么严重问题的想法,一直是很多自由主义的错误判断的依据,所以必须谈一谈。
  例如,环境运动在过去对于关闭一些污染环境的工厂问题,总是采取“嗯,到处还有其他许多工作要做”这种心安理得的态度。然而,并不是到处都有其他很多工作要做。否则,在1970年就不会有百分之二十二的机械操作工失业了。
  能够夺走一个工人积蓄起来作为子女教育费的钱,或者甚至使他丢掉房屋的,正就是那些失业的时期,所以很明显,他必须努力进行反击,即使他也希望有清洁的河流和空气。自由主义人类生态学的提倡者往往很漂亮地谈到蓝领工人有继续从事原来的职业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选择自由,可是当接触到实际生活时,态度就变成“现在先关闭工厂,以后我们会给工人另想办法的”了。通常,所说的办法结果总是成为泡影;这不仅不公正,而且在政治上是愚蠢的。
  同样,许多自由主义者对于建筑业不要黑人的态度,也是往往以这种想法为依据的:大家都有足够的工作可做,“硬帽工人”反对取消种族隔离只是纯粹的种族主义。在很多很多事例中,确实存在着种族主义。但也有失业的幽灵,这是千真万确的。
  旅馆和餐馆雇工工会国际副会长迈拉•沃尔夫冈认为:“当你的工会会员象底特律地区的木工那样,有百分之二十二失业时,这就不是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和黑人分享就业机会的最适当的时候。如果政府能满足我国对住房的需要,建筑业的黑人和白人工人就都会有工作可做。”(25)
  全国闻名的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赞成这种看法。他说,“我并不责备白人不想让黑人得到他的工作。我也并不责备黑人想要得到那个工作。我想看到政府实行一种使白人和黑人都能得到工作的政策。”(26)
  不幸的是,象这样的一些意见大都被自由主义者以百分之六的失业率这种神话为依据而加以忽视了。这种神话“证明”工人阶级关心工作只是掩盖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的“烟幕”。但是,工人阶级失业问题是十分现实而带有破坏性的,只有在承认这一点之后,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才能有任何真正的进步。




  史蒂夫是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做过许多建筑工作。我们谈了话,我只是如实地把他说的话写下来。

  我曾工作过一阵的一个地方,是在华盛顿以外的弗吉尼亚地区,一片正在建筑着的房子,非常讲究。我们一定有五十个人在盖其中的十五所到二十所。最便宜的房子的造价大概是八万五千美元,最好的要花三十万美元。它们什么都有:风景优美的大窗戶,內部通讯联络系统,壁炉,红木酒吧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室內游泳池。正如我所说的,非常讲究。
  至于工作本身——我是跟一个木工头儿干轻巧的构架的活。我想你会认为那只是一天到晚钉钉子,但其实那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还的确需要懂得一些技术。你必须能够看蓝图,搞计算,工作的时候你心里还要想到整个那所房子。如果你不把楼面布置图设计得很妥当,你就会让一个烟囱从浴室穿出去。我认识这样一个木工,他能够十分熟练地在心里进行运算,所以他常和別人打五块钱的赌,说他能够作一些十分复杂的心算,比別人用纸和铅笔算得快,结果他总是获胜。这就是因为,在他工作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进行这种计算。
  构架木工的工作基本上是镶地板,安装所有的墙构架以及支持墙壁的主梁,然后是墙壁本身;最后,如果是平房,还有屋顶。关于墙壁,你把一面墙壁的构架在地板上拼好。然后,当整个骨架准备好了以后,你一下子把它立起来,并且一定要让它正好垂直。然后,你放上一些稳定支架把它撑住。如果是大房子,那就会有二十个墙构架,你都得象这样把它放好。再使用一些不同种类的支架把四面墙壁互相联结在一起,让整个结构能够自己立牢。这时,你去掉角撑架。
  关于屋顶,那就更复杂一些(除非房子设计得象一个平顶的碉堡),因为你要修盖的屋顶有各种大小和形状。有时你还必须是一个走钢丝的演员。真能在上面走来走去,一面保持平衡一面工作的人,都得到象“猴子”或“蜘蛛”之类的外号,因为你必须象它们那样灵活。
  这里也有压力,但它决不象一个工厂。承包人知道这一工作应该花多少时间;如果他看到你应该弄好四面的墙构架而只弄好一面,他就知道出了毛病。实际上,我所认识的这个承包人就有那么一大本书,里面确切地说明这一或那一种操作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在他计算成本时,他就使用这本书籍。
  但是这整个问题很少发生,因为一个木工或另外某一个熟练工人对于他的工作抱有很不相同的态度。他们花费多年时间才成为真正的技工,觉得自己挣较高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活干得好,并且他们也愿意做好工作。如果在他们完工以后房屋倒塌,那就好象是他们的过错,而对于一个汽车工人,你就根本不能这样说。当然,对于许多为一些小承包商工作的人来说,他们愿意做好工作,只是因为他们这样办承包人会再雇用他们。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态度是,他们挣得优厚的工資,他们愿意做好工作。
  工作是危险的,这点毫无问题。有一次,在我搬运木材的时候,一块跳板砸到我身上,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们这一伙里另一个人丢掉了左手大拇指上的一大块肉,因为在他使用圆锯时有一块板子掉到他背上。当然,还有摔伤的。我可以在房顶上工作或做类似的事情,但是跟你说老实话,我肯定不能去半空二十层楼的横梁上走来走去。我是说,那真危险,我不知道是否真假,但是我听说,他们常常使用美国印第安人来进行那些高空作业,因为印第安人似乎更懂得保持身体平衡之类的事情。你真需要有这种本领,这是实话。
  然而,最使人担心的是你到底能有多少工作可做。这真是一会儿吃酒席一会儿挨饿的工种。你会整年有活干,挣很多钱,可是突然你会长期揽不到什么活。我曾跟这个建筑师交谈过,他告诉我,当他们宣布改变利率或“贴现”率时,就在那天早上,他的电话铃就响起来。在一小时之內,他开始接受定单或接受撤销定单的通知。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对我来说,这还不太糟糕,因为我还年轻,又是单身汉。但是我认识一个结了婚的小伙子,他碰上一段时间的好运气,就开始认为他有成功的把握。于是他生活阔气起来,把挣得的钱都花掉。接着时运不利,他真是弄得浑身是债,没有积蓄,又要养第二个孩子。正是这种事情确实使人痛心,并且把一个人弄得很颓唐。好象是你差不多已经把运气抓在手里,可是你总是担心它要溜掉。

  另外,工人们还感到懊丧和苦恼的是担心年老时生活贫困。行政人员和许多专业人员在年轻的时候往往能够作些投资,或者一直工作到七十岁多,蓝领工人却和他们不同,在年老而不能工作时就遇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彻底变化。由于他们的工作往往是艰苦的体力劳动,他们不再能胜任的日子就来得早些,他们就变得完全要依靠社会保险或在某些情况下依靠额外私人养老金计划的收入来维持生活。
  即使这两项来源的收入合在一起,其总额也大大低于工人退休以前的收入。但是,仅仅这一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工人阶级老年贫困的真正程度。即使拨出大笔款项供抚养他们身后的子女之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老年仍然是一段确实贫困的时期。*
  主要的事实是,全部蓝领工人的半数左右都受雇于根本没有任何私人养老金计划的行业或工业部门。这些人往往是在没有组织工会的小工厂里,或从事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工资最低的工作。因此,工人阶级的这一半也最不可能有什么储蓄。(一项估计是,这种储蓄只能提供工人一年生活所需的百分之十五。)(27)这样,他们就完全依靠每月的社会保险金支票来维持生活。
  下面是工作过的工人在1971年领取的每星期基本社会保险金:

  1971年每星期社会保险金**(28)

           全部私人工业 制造业 建筑业 服务业 零售业
六十五岁退休的单身工人 56.60美元  51.85  54.02  44.77  39.05
六十五岁退休的夫妇二人 78.90美元  77.77  81.03  67.16  58.57

  * 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可能很复杂。幸而劳工统计局一位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把注意力直接集中到他所说的“私人经济中普通工人”的社会保险和私人养老金问题上面。这份统计数字不包括高薪专业人员或管理人员的退休计划,也不包括公共部门——如军队、政府等等——的养老金。
  ** 1972年年底,经过投票进行改革以后,社会保险福利有所增进,但是得不到系统的资料。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进去,这里的数字资料只有比实际情况稍低一些。

  一个工厂工人和他的妻子每星期得到七十七美元,没有工会养老金计划的已婚建筑工人每星期得到八十一美元;对于很多人来说,靠这种收入水平来维持生活,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很多工人靠这种收入简直不能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继续工作,或者成为他们子女的负担。有些人依靠福利金来增加他们的社会保险金收入。如果房价还没有偿清,房子就没有了。他们的晚年往往消磨在租赁的带家具的房间和“住宅旅馆”里。这是一种使人沮喪的凄凉前景。
  然而,过半数的就业男性工厂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工作场所是有私人养老金计划的,他们能够想象退休时的生活比这好得多。
  但可悲的事实是,根据现行的法律,这些工人中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根本不能从他们养老金中拿到一分钱。每年都有几千工人突然发现,他们已经跟他们的救济金完全无关。用拉尔夫•纳德的话来说,私人养老金制度是“很多美国人所曾碰到过的最广泛的对消费者的欺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许多批评家把私人养老金描述为一种“残忍的骗局”。(29)
  试举一个在一座冷藏奶油仓库工作了三十二年的工人的事件为例。在他五十二岁即离他领取养老金最低年龄五十五岁还差三年的时候,公司关闭了这座仓库。他什么也没有拿到。阿纳孔达铜矿一个因公司缩减生产而遭殃的工人也有同样的遭遇。他四十八岁,工作了三十年,但他根本没有拿到养老金。
  除了年龄和工龄的条件以外,养老金基金(无论是公司的还是工会的)既无保证又不受保护。如果企业破产或合并,基金中没有足够的钱。工人们就会丧失养老金。1963年史蒂倍克汽车公司破产时,四千名四十岁至六十岁的工人只拿到公司欠他们的款项的百分之十五。很多人根本没有拿到养老金。
  这个单子无尽无休。一个寡妇在她丈夫死后没有从他的养老金计划里拿到遗族抚恤金,因为他是五十二岁而不是五十五岁。包括在一项工会养老金计划之內的一个工人被调出这个工会的管辖范围,他失去了他的养老金。一家大食品联号商店承认,从1950年以来,它的雇员有三分之二丧失了他们的救济金。一家电话公司估计,它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失掉了他们的养老金,其中包括一些曾在那里工作了十五年的人。(30)
  事实上,很可能的是,即使是包括在计划之內的工人多半也只能得到他们在增加工资时所牺牲的数额的一部分。这是在整个战后时期无耻地不顾工人的基本而简单的需要的最恶劣的事例之一。
  最后,即使是对于那些在退休时确实既拿到社会保险金又拿到全额养老金的少数人来说,所得的结果充其量也是很平常的。下表列出九种对有三十年工龄的雇工的养老金计划,它代表各种不同的工业。

1971年私人养老金计划选(31)

  公 司   三十年工龄雇工   每星期总收入——
        每星期养老金收入  个人社会保险金平均数和
                 六十五岁的夫妇二人的养老金
 阿摩尔公司      45美元    102美元
 底特律爱迪生公司   58      115
 福特汽车公司     45      103
 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 16      73
 国际造纸公司     39      96
 纽约市木工工会    72      129
 南部贝尔电话公司   40      97
 美国钢铁公司     49      106
 西部卡车司机(卡车  47      104
  和仓库)联合会

  夫妇二人的总数可能比上面这些合在一起的数字高一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夫妇二人的社会保险金增加了。但与此同时,半数以上的美国工人将拿不到私人养老金。
  对于很多年老的工人来说,退休实际上是恢复到他们作出极大牺牲以求避免的那种生活水平。许多美国工人在工作三、四十年以后,在同他们开始工作时的状况极其相似的状况下结束他们的工作。象失业一样,这一生活事实不仅只是影响年老退休的工人,而且也影响他的子女,以及每一个当他在美国的工厂或建筑工地做蓝领工作时考虑他的前途的人。
  蓝领工人的其他“小额”优惠在其影响方面远远不那么深远,但也值得加以考察并把它同白领工人的这类福利作一比较。在工资照付的假期方面,办公室职工显然占有优势。

  1970年适用工资照付的假期规定的人数百分比(32)
    福  利      工厂工人 办公室职工
工作两年以上享有两星期或两  54%   95%
  星期以上的工资照付假期
工作十年以上享有三星期    66%   81%
  或三星期以上的假期
工作二十年以上享有四星期或  50%   62%
  四星期以上的假期

  总的说来,两个星期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假期,难得有三个星期。他们的工资照付的节假日也比较少。工人平均享有七点一天,办公室职工享有八点四天。
  另一方面,保健规定和保险赔偿费也不大相同。大多数在大工厂工作的工人享有由公司支付的住院治疗和外科手术保险的待遇。但是,象严重疾病医疗保险和工資照付的病假之类“更好的”福利,在办公室职工中间要比在工厂工人中间普遍得多。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工厂工人由公司支付严重疾病医疗费用。而对于办公室的职工来说,这一比率是百分之四十五。至于病假,能拿到全部工資并且没有等待期的工厂工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一;而办公室的职工则有百分之六十四。(33)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不平等的固定型式在这里也是很明显的。然而,在象这样把注意力基本集中于研究工人阶级工作上的种种问题和不满情绪的时候,必然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曲解,必须加以纠正。这些情况和问题可能使人认为工厂工人的形象好象是郁抑寡欢的机器人——从来不在工作时发笑或面露笑容的傻瓜。例如,如果有人匆匆地巡视一个工厂,那就很容易认为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和五十年代所说的“快乐工人”是同样的曲解。尽管存在着噪音和压力所经常造成的障碍,人们还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互相说笑,并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在需要协作的建筑业或其他工作中,友好合作一般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即使最坏的环境也无法制止工人寻找办法去“打破制度”。我的一个朋友和他的同伙一起在装配线上作调整车轮的工作,他们常常一面干活一面下棋,在每辆汽车之间的空隙走一步棋子。只有在一个工厂呆过几年的小说家,才能恰当地描述工人阶级生活的这一部分:友谊是怎样发展的,有些“秘密”活动——如把钱押在数字上的赌博(这是很普通的事情)——是怎样进行的。或者甚至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如一个口信怎样会从一个人发出,经过三个人传过来,传到汽车工厂的另一部分,要求从下一辆雪佛莱牌汽车的发动机上拆下一些零件给他,因为他私人的汽车上需要那些零件。作为报答,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他提供火花塞。
  但是,工厂工作这一“未被发现的”方面的最放纵的事例,大概是在一些大工厂的停车场上进行的卖淫活动。我所知道的一种情况是,女人们在午餐时间坐着一辆大众牌的篷车到来,然后在那天下班时间又回到那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事情有点卑鄙肮脏,但同时也是一种疯狂的任性表现。尽管其中没有感情,那也是一种方式,宣告他不是机器人,也不是机器,而是一个人。
  说明这一点,不过是想暗示一下时间仓促的考察所看不到的事情。正如我们在开头指出的那样,有许多情况和问题是共同的,但是要懂得这些问题和不满,唯一的办法是去了解各个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各项具体工作。



第二章注:

1.罗伯特.布劳纳《美国工业中的对工作疏远感和自由散漫》(Robert Blauner,Alienation and Freedom in American lndustry,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64)一书是差不多十年前的旧书了,可是在有系统地对不同的工人阶级工作情况进行比较方面,它仍是最好的著作之一。它的唯一欠缺是没有包括机器操作这类工作。他的比较只限于印刷工人、纺织工人、汽车工人和化学工厂工人。
2.彼得.宾曾,《美国的白人城》(Peter Binzen,Whitetown,U.S.A.,Vintage,1970,New York),第299页。
3.约翰.海恩斯,《新工人》,载《新世代》,1970年秋季号,第4页。
4.根据雷金纳德.卡特《非劳动活动相对于劳动活动来说不断增加的神话》一文中的资料,载《社会问題》,1970年夏季号,第60页。
5.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地区工资调查》,公报1660—91,第52页,表B-1。
6.贾德森.古丁,《装配线上蓝领工人的苦闷》,载《幸福》月刊,1970年7月,第71页。
7.海恩斯,前引文,第6页。值得指出的是,国际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工会的社会行动负责人所写的这篇论文即使在今天也是关于青年工人的最好短文。尽管它是在两年以前写出的,它是以在几处城市中实际直接访问资料为根据的少数论文之一。参阅约翰.麦古金,《仲裁人的好机会》,载《劳工法评论》,1971年10月。
8.这两处分析都来自威廉.H.利维,《工会车间代表的仲裁和反抗》,载《仲裁杂志》,1972年3月,第22—23页。
9.巴巴拉.加森,《洛兹城的机器破坏者》.载《哈泼斯》月刊,1972年6月,第68页。
10.海恩斯,前引文,第4—5页。
11、乔治.斯特劳斯,《工厂中变动着的力量均势》,载《劳资关系》,第1卷,第3号,1962年5月,第86—87页。
12.这四个事件的材料来源分别为:
  弗兰克.沃利克,《美国工人:一个受危害的种类》(Frank Wallick.The American Worker:an Endangered Species,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1972),第157页。
  霍默.比加特,《肺病问题来源于宾夕法尼亚州黑兹尔顿铍精炼厂的灾害》,载《纽约时报》,星期日版,1972年10月29日,第58页。
  罗伯特.维尔,《受攻击的石棉》,载《新共和》杂志,1972年7月8日,第13—14页。
  劳伦斯和奥尔特曼,《关于难于确诊的疾病,医生有大量工作要做》,载《纽约时报》,1972年3月20日,第43页。
13.拉尔夫.纳德,《疏怠的暴行》,载《民族》周刊,1969年2月10日,第44页。小费利克斯.贝莱尔,《美国劳工机构在安全问题上获胜》,载《纽约时报》,1972年4月16日。布伦丹和帕特里夏.塞克斯顿,《蓝领工人和硬帽工人》(Brendan and Parricia Sexton,Blue Collars and Hard Hats, Random-House,New York,1971),第103页。
14.弗兰克.沃立克,前引书,第2、4、7、42页。
15.同上书,第53页。
16.同上。
17.《工人的赔偿金——救助受伤者》,载《新共和》杂志,1972年9月16日,第12—13页。
18.例如参阅约翰.莱格特和克劳德特.塞尔文卡,《再谈劳工统计》,载《社会》杂志,1972年11/12月,第99页,以及A.H.拉斯金,《失业——百分之六只是冰山的尖顶》,载《纽约时报》,1972年6月25日,第4组,第4页。关于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参阅詹姆斯.丹尼尔,《五百万失业者——多么大的危机》,载《读者文摘》,1972年6月。
19.安.M.扬和科普.米切洛蒂,《1970年度人口工作经验资料》,载《劳工每月评论》,1971年12月,第42页。
20.同上书,表4,第42页。
21.同上。
22.收入资料引自商务部现时人口报告,消费者收入,P—60辑,*80.第118页,表55。失业数字引自上述扬和米切洛蒂的论文。
23.肯尼思.拉森,《工人》(Kenneth Lasson, The Workers,Grossman,NewYork,1971),第157、161页。
24.沃思.贝特曼和乔迪.艾伦,《收入维护,获得者和支付者》,载莱维坦编,《蓝领工人》,第307—14页。
25.引自《蓝领工人世界》,载《异议》杂志,1973年冬季号,第29页。
26.引自弗雷德.哈里斯,《蓝领工人的愤怒》,载莱维坦,前引书,第354页。
27. 迈克尔.詹森,《美国的养老金制度——一千三百五十亿美元的问题》,载《星期六评论》,1972年4月8日,第42页。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见于例如罗伯特.D.保罗,《养老金是一个不会退休的问题》,载《纽约时报》,第3组,第14页,星期日版,1972年10月22日。
28.彼得.亨利,《有关收入的退休福利金的最近趋势》,载《劳工每月评论》,1972年6月,第14页。
29.《纳德把私人养老金制度叫作骗局》,载《纽约时报》,1972年5月25日,第65页,以及《保护养老金的新压力》,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1年10月11日,第40页。
30.这些事情见:
  詹森,前引书,第43—45页。
  拉尔夫.纳德,《养老金大骗局》,载《进步》杂志,1971年10月,第18—19页。
  《私人养老金计划:国会考虑采取行动》,载《国会季刊》,1972年4月15日,第848页。
  《保护养老金的新压力》,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0年l0月11日,第41页。
31.亨利,前引文,第17页,表6。
32.彼得.L.彼得曼,《城市工人的小额优惠》,载《劳工每月评论》,1971年11月,第42—43页。
3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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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A.利维森:《工人阶级多数》(全书上传。1970年代初美国蓝领工人)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20:55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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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社会生活的不满




  关于经常被称为蓝领工人或“中等美国人”的社会不满和经济不满,论述的文章浩如瀚海。许多文字出自自由主义者的手笔,他们同情工人的怨言,力图向美国的中产阶级说明他们的不满。  不过,他们多半是失败了。多数人似乎仍然有一种难以消除的怀疑:蓝领工人是不是真正有什么很大的或者正当的问题。他们毕竟处于“中等状态”,既不是很富,也不是很穷,似乎还勉强混得下去。他们往往被形容为“倒楣的”和“灰心丧气的”,但几乎从来没有被说成是真正的、普通的不公正的受害者。事实上,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此处于中等状态看来是更公平的呢?  当然,从经济上说,蓝领工人并不是处于“中等状态”。大多数人接近贫困,而不是接近富裕。蓝领工人的中等收入低于中产阶级数千美元,并且大大低于劳工统计局规定的一般的然而是足够的生活水平。  但是,即使是家庭收入的一些基本事实也不能充分说明有关的真正问题。虽然很少使用不公正这个字眼,但是它是指出这样一种事实的唯一词汇:工人的不满并不是某种心理挫折或者关于黑人的偏执狂的结果,而大部分是对那些值得正视和注意的实际问题的一种正当抗议。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许过诺言,答应要实行“公平待遇”,结束那种划分为阶级的、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美满和舒适生活的社会。这种诺言并没有说工人能够享受公司经理那样的生活,而是说他们至少能够同样分享“美国的理想”。
  就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里,军人贷款和在郊区(如莱维敦)发展造价较低的住房,使许多工人有可能拥有一所房屋,并且希望对他们和他们子女的“公平待遇”不久就可见到分晓。
  但是在七十年代的美国,“公平待遇”仍然没有实现。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里,在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领域里,蓝领工人仍然是美国的次等公民。




  我离开大街拐到戴夫居住的街区时,时间大约只有四点半钟,所以我猜想他仍然在上班。几个骑自行车的孩子顺着街心弯弯扭扭地驰行,只是在我鸣喇叭时,他们才分开,让我通过。其中一个孩子扮了一下鬼脸,但是并无真正的恶意,所以我只是笑了一笑。
  这个街区是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主要为蓝领工人兴建的新住宅区的一部分,房屋比通常为这类住户建造的要好一些。戴夫的房屋在这个街区的中间,有一间汽车房,房子后面有一块比普通邮票面积大一点的草地,还有一间他预备辟作私人小书房的只完成一半的地下室。设计和建筑也比常见的漂亮。同‘饼干盒”式的、不加装饰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农场住房”的格局不一样,这座房子质量牢固,別有风味,它的正面有许多装饰性的金属制品。
  这座房子我以前只来过两次,我为了查对所经过的门口的门牌号码,不得不多次放慢车子的速度。
  几年以前,当他还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开着卡车跑遍全国的、随心所欲的“吉卜赛”式卡车司机时,我们就结成了朋友。他这样开车是完全不合法的,因为首先他会直接违反安全法,开车十五小时,甚至有时达到二十小时,但是挣的钱多,而且都是十足的现金,因此不必缴纳税款。
  后来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小孩,在巴尔的摩地区安定下来担任一家工厂的固定工作。
  然而,当我开着车慢慢驶近他的房子时,他的汽车却是在车道上。我把车停在路边,不晓得他是病了,还是那用了七年的野马牌汽车终于坏了。
  是戴夫本人来开的门。过了几秒钟他才作出反应。
  “哦,嗨,快进来,你这狗娘养的。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我路过这里到纽约去,想顺便看看你。”
  “好,非常好。快进来吧。看到你真高兴。”
  话说得很恰当,但是他的脸色并不相称。接着,在我进去时,他妻子的神色使我知道,我已经闯进一场争吵的中间去了。她没有哭,可是快掉眼泪了。
  “嗨,瞧,”我说,“我认为我早就应当来拜访了。我是否来得不是时候……”
  “不,他妈的,”他打断我的话。“我们刚争论了两句,但是过一会儿问题就解决了。”
  他的妻子生气地哼了一声,退到厨房里去了。我再次提出要走,可是他硬要留我吃晚饭。
  “把你们的话谈完吧,”我说,“我到院子里去坐坐。”
  我拿了一张报纸,从后门走出去。我开始看报,但是厨房的窗子是开着的,即使我不想听,我也难免不听到他们的谈话。
  “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已经改变了主意,”他的妻子说,音调紧张,越来越高。
  “不干这个干什么,在工厂里拿一百二十美元吗?我们靠那收入生活不了。”
  “那又不是永远不变的。”
  “我这工段里有二十个人,我们都有优先权,”他说,嘲笑地说出优先权这个字眼。“总有人要失败。这就是生活的实际。”
  戴夫的妻子沉默了片刻。你几乎可以听到她在老虑,在寻找另一条进攻的路线。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戴夫的工段已经结束,假如她让他去,他就要去干流浪式的开卡车的行业了。工厂表面上要他登记等待工作,但是,由于情况相同的还有十九个人,无法断言什么时候或者他能否得到一种工作,象他干过的那样。
  他的妻子打破了沉寂。“那就是不好,我们不能那样生活。” “我以前干过。” “你以前没有结婚。我是说,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
  “你胡说八道,”他突然厉声说。
  忽然停顿了一下,接着她大发脾气。“啊,天哪,你放屁!”,不一会儿,就听得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戴夫走了出来。
  “我们出去开车兜兜风吧。”
  我同意了,我们坐进车子。当戴夫开大油门和我们开始加速时,排档喀嚓一声从二档滑到空档上。戴夫开玩笑地把这个机器上的问题叫做他的“自动”换档。
  “我看你还是得到了充分的选择自由,”我说,试图打破沉默。
  他当时只是说“是啊”,然后又说,“我想你完全听到了。”
  “是的。”
  “你觉得怎样?”
  “我不知道。別的工作就是找不到吗?”
  “是啊,你不知道全部情况。”
  我不知道,但是根据他最后说的话和她的反应,也不难猜想。“她怀孕了,”我说。
  这不是一句问话,而是一句说明。
  最初,他并没有开口,可是后来他轻轻地说了,与其说是对我说的,还不如说他是自言自语,“他妈的,我要去干啥呀?”
  他不期望回答,即使他等待回答,我也无言以对。

  工人面临的经济问题没有激发许多关心社会的人的想象力,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许多人承认,工人挣的钱并不“富裕”,也并不完全称心如意,可是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差距却往往被看作数量问题——房子稍为小一点,汽车不怎么漂亮,或者是黑白电视机而不是彩色电视机。但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差距,不仅使他们的家当在式样上和质量上有所差別。这种差距也使他们在经济安全和生活本身好坏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截然不同。尽管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和改善,蓝领工人的生活仍然充满着深刻的经济不稳,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不断提高,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勉强过得去”的基础之上。战后时期一个工人可能拥有的物品数量,已增加颇多。但是,在这两个中心领域,蓝领工人的传统不满仍然是使人烦恼的现实。这些问题,只有对中产阶级的上层来说,才真正成了过去的事情。*
  用来划分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最合乎逻辑的数字大约是一万五千美元至一万六千美元(1970年数字,现在会更高一些)。这是该年劳工部“较高的”(富裕的)预算标准;它也把白领这一类人大致划分为相等的两个部分(如果人们在办事员和销售人员类別里除去被错误分类的体力工人的话)。①
  这是给下层和上层中产阶级划分界线的一种不怎么精确的方法,因为它忽视了薪金收入者对毋需为生计操劳的人、知识分子对经理人员的这些重要因素。但是,它至少把一年七万美元的精神病医生和一年一万美元的中学教师区别开来,把通用汽车公司经理同享有“吃鸡”特权⑴的人区別开来了。
  最有把握的经济安全措施就是储蓄,而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况却是令人吃惊的。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关于美国人民大多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资料表明缺乏真正安全保障的严重程度。大多数工人根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储蓄。1969年,一个挣得典型工人阶级收入的人在其全部流动资产项下只有八、九百美元。②这就是说,他住得起九天医院,买得起不到半辆的大众牌小汽车,或者不用负债能让他儿子上几个星期的大学。而一个有普通中产阶级收入的人就有大约四千美元的资产,仅是储蓄就有一千美元。**
  就全国来说:
  1969年,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不借债就付不起他们子女在公立大学的学费和日常用费。百分之八十三付不起这笔总数。
  百分之六十七不参加保险就付不起两千美元以上的主要医疗费用。大多数连一千美元都付不起。
  百分之四十二的美国人不借债就拿不出两个星期的度假费用(全家一天三十美元)。事实上,美国人的大多数完全不度假期,甚至不去迪斯尼兰或某一个国立公园作短途旅行,更不用说去阿卡普尔科或欧洲了。多数人在起居室里度过他们的假期。③

  这意味着,对多数工人来说,单是一次经济危机就能毁掉一生的事业。例如,除最富裕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觉得难以负担照顾上年纪的双亲的费用。但是,对一个工人来说,它确实会把他逼回到贫困的境地。一次工伤事故确实同样也会使他回到折磨人的经济贫困的处境。甚至象给少年孩子装一副牙齿矫形带这样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工人阶级的中下层却往往一拖数年,甚至认为花钱太多而干脆不去装它;这种费用,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却很少认为是一种重大负担。我认识的一位威斯康星州南部工业中心的实习医生,曾经描述过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下嘴唇严重破裂,被送到他医院的急诊室的情况。她的獠牙使她非常苦恼,她想把衣架做成一副牙齿矫形用具,结果把自己的嘴唇弄破了。上层中产阶级也许没有诗人们认为属于老百姓的那种“內心之美”,但是至少他们的牙齿是平整的。
  但是,除了长时期的不安全以外,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往往是一种没完没了的经济磨难,在这种磨难当中,人们为了保持现状而必须拚命去干。
  一次亲身经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我在那家罐头厂开始工作时,我在一个星期二只带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进了厂。午饭时,我发现了这种情况,打算换成零钱,这时候才知道我那工段的四十个人当中谁也没有二十美元的任何一种票面的零钱;旁边的工段里的人也都没有。实际上,他们的神态表现出了坦率的怀疑。正如有一个人说,“伙计,自从我在那个星期二有过二十美元以来,时间已经很久了,所以我确实记不起最后一次有钱的时间了。”
  可是,无论在哪所办公大楼里、大学校园里或其他中产阶级环境里,大概没有一个人身上带的钱是不超过二十美元的。事实上,许多中产阶级的人如果身上不带有比这多得多的钱,是会感到很不舒服的。
  在工人们的极为拮据的日常经济状况中,一个主要因素是骇人听闻的债务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里,消费者的债务总数从六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六十亿美元。增长率实际上是金融财产增长率的两倍。④就个人而言,它意味着挣得普通工人阶级收入的家庭有三分之二——每三家中有两家——是负债的。每三家中有两家欠下某公司或某信贷机构一千多美元。⑤
  结果,工人的日常生活同上层中产阶级(以及许多不靠赊欠购买汽车和房屋的待遇较差的专业人员和脑力劳动者)的生活差別很大。很简单,对许多工人说来,当他们走出工厂大门时,整个一张工资支票就早已有了用项。除了付帐用款以及购买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的钱以外,所剩无几。
  常常是,为了靠近一家工厂或靠近另外一个待遇好的工作地点,一个工人会被迫在实际财力并不许可的情况下去买一所住房。即使他一年挣得一万二、三千美元,他还得暗中检查一下自己的钱包,才能提议同家属一起出去看场电影。常常是,上述这种住房的选择,使第二辆汽车成为他妻子的必不可少的东西,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买不起的;蓝领工人的妻子在她丈夫下班回家以前,成为她家里的真正的囚犯。
  工人阶级生活中受到的限制,大都来自这种实际的情况。许多工人在其蜜月过后的最初的日子里兴高采烈,可是,当他们除了已经在汽车上花的费用以外又有一笔买房子和家具的开支时,他们就使自己陷入一辈子债务缠身的境地。从此以后,他们的旅行自由、找新工作的自由或在工作以外参加一系列其他活动的自由,统统被紧紧缠身的债务桎梏剥夺掉了。
  对一些人说来,房子成了注意的焦点——在经济压力严重的日常生活中,它是富裕的唯一象征。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工人们在其住地或住房遇到威胁时所作出的反应是那样强烈,有时怒火中烧,几乎达到丧失理性的程度。它不单是一宗财产,而且是已经花费他们那么多收入、那么多工时并使他们放弃其他许多打算的东西,一旦丧失,那就等于是使一切牺牲尽付东流。除此之外,实际情况是,与专业人员或知识分子不同,许多工人并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也并不对他们的工作感到真正的满足;经济牺牲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一天晚上,我同一个年岁较大的工人在一起谈天,他刚刚偿清他的房子的最后一次付款。他突然被他为买房而辛劳工作了多少天数的问题吸引住了。他非常仔细地计算准确的天数,甚至是多少个钟头。当他算出结果时,他颓然地坐着不动,脸色十分难看。他确实看到,他那成年人的精力完全倾注在二十年前他所购买的这所房子上了。

  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长期存在的误解,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是有其根源的。举例来说,知识分子开车路过一个熟练工人的住家时,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工人的生活水平此他要高得很多。但工人看到的是留胡子的中产阶级子弟带着旅行背包,乘飞机到欧洲去,或者是有昂贵的立体声唱机或双座轻型汽车的大学生。工人看不起头轮电影,吃不起高级餐厅,参观不起展览会,度不起假期,买不起八条音轨的磁带录音机,购置不起吉布森和贝拉斯克的六弦琴。总之,他买不起中产阶级消费的一切东西。在他看来,连下层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也远远比他富裕。他仅有的一所家庭住房是他富裕的唯一例证。
  因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蓝领工人仍然受着经济上的不安全和长期匮乏的束缚。把他们同有钱人隔离开来的鸿沟不是他们的电视机的大小和颜色,而是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结构。
  然而,还必须指出的是,工人不仅没有中产阶级富裕,而且是当代美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中的一贯不公平的受害者。
  税收提供了明明白白的实例。实际上,美国的每项税率都是递减的,强制工人付的钱比中产阶级多得多。1972年,《商业周刊》计算了对美国人征收的全部税款和划款在其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结果表明,在一年挣四千美元的人的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同一年挣六千、八千或事实上直到五万美元的人是一样的。⑥帕特里夏.塞克斯顿和布伦丹.塞克斯顿、在其所著《蓝领工人和硬帽工人》一书中考虑到富人可以利用的漏洞和窍门以后,提供了下列数字:

家庭收入  全部税收占收入的百分比⑦
——————————————————————
  3,000美元   34%
  5—7,000    33
  7—10,000    32
  15,000以上   28

  由于工人们的钱往往只能换得次等的公共服务,如在学校方面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因此甚至很难找到适当的言词来形容所包含的不公平的程度。
  然而,税收制度的不公平到底此任何其他问题更受人注意,所以只要稍为谈一下就行了。
  联邦所得税:在税收制度上,以及在同个別纳税人相比公司所享有的明显漏洞方面,存在着五花八门的不平等现象。但是,中心问题是税收实行的“三重标准”,它对工资的征税比对其他收入来源的征税要重得多。下面是一个十分清楚的说明。
  “例如,一个一年挣一万美元并养活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工人要付联邦所得税九百零五美元。他的那位决定这一年不工作的紧邻出售一些股票,售价比买价增加一万美元(资本收益),他只须缴纳九十八美元的联邦税。另一家邻居从市政公债利息中同样得到一万美元,则根本不付联邦所得税。”
  州和地方税:同联邦税相此,虽然有更多的个人免税使这类税收对低收入阶层实行累进税,但是这类税收还是对富裕的人有利。
  社会保险税:这是所有税收中最明显的税率递减税。对于一年一万零八百美元以上的收入,征税的此例越来越小。生动的说明如下:

  收  入    1973年纳税额
——————————————————
  7,433美元    438.83美元
   10,800     631.80
   100,000     631.80
1,1300,000以上   631.80

  财产税:《商业周刊》引用一位经理人员的话说:“在美国……财产税是税率递减得最厉害的一种税收,因为对于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住房是一项非常大的开支。”另一位作者也指出:“在蓝领工人离开中心城市要去的那些地方,财产税的增加(六十年代期间)特別明显。”因为房东常常把纳税负担包括在房租里面,连住公寓的工人也受到影响。一套公寓的租金有多至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部分会用于支付房主的税款。⑧
  通货膨胀同样不仅是工人的一个问题,而且在许多方面同税收制度一样,表现出明显的不公平现象。它对一个工厂的生产和维修工人的影响确实是深远的。1965至1971年间,他纳税后的实际所得实质上一点没有增加。在这些年里,工资的增加从来没有超过不断上涨的物价。以1967年的美元为准,情况如下:

  一个有三个家属的工人纳税后的实得工资
  (按通货膨胀订正后的数字)⑨
——————————————————————
1965  102.41美元
1966  102.31
1967  101.26
1968  102.45
1969  101.49
1970   99.66
1971  102.42
1972  108.41

  只有在1972年,工厂工人才真正增加了实际的工资收入。甚至能够争取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工资的建筑工人,在1965至1971这六年期间,每周获得的实际工资也只增加了二十美元左右。对于一点工资都不增加的几百万工人或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工人来说,通货膨胀大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某些必需品和医疗之类的必要服务实际上价钱涨得惊人,使许多工人出不起头等保健费用。
  关于通货膨胀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述,但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通货膨胀基本上是递减性的。通货膨胀在自动售货商店中也起到税率递减的销售税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冲床操作工人的妻子和经理的妻子都必须同样支付一份牛排的涨价,这通常要花一点八五美元。蓝领工人和其他需要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所受的生活水平方面的影响,要比富裕的人痛苦得多。中产阶级的人是经得起涨价的,但工人却不得不改吃碎牛肉。
  所有打算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都增加了另一种不公平的因素。工资物价的冻结,对工资的控制要比对物价的控制严格得多,而利润却根本不受控制。这个方案的税收条款,例如加速的折旧办法,正如工人所描写的那样,确实是“使大企业发财的泉源”,是“劫贫济富的打手”。⑩
  然而,许多作家忽略了通货膨胀的內在不公平现象,不重视工资物价冻结的不公之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忙于向全国宣布,工资增加“过多”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例如,在食品和煤气价格暴涨,表明工人是他们不能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以前,甚至许多自由主义者还相信通货膨胀主要是由蓝领工人贪得无厌所引起的。
  但是,仅仅要求增加工资并不“起通货膨胀的作用”。要“造成”物价上涨,工资必须增加到达样的程度:工资使产品更加昂贵,以致公司必须提高它的价格,不然就得接受较低的利润。
  然而,从1960至1965年,劳动单位成本(公司生产一件产品所支付的工资额)下降了。而制造品的批发价格仍然有些上涨。
  在那几年里,工人也没有得到这个经济馅饼的不相称的一份。利润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股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而工人的实得工资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⑾
  即使工人们在这十年的后五年里真正得到好处,那也只是纠正了以往的不平衡状态罢了。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1965至1971年间,工人们的实际收入没有一年是超过物价的。只有硬说美国的经济历史突然从1965年年中开始,提出工人贪得无厌这种论点的人才能使其似乎有点说服力。
  工人们所碰到的明显的经济不公平待遇的最后一个领域是赊销制度。通常没有人提到它的根本不公平之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多数工人就永远买不起一所住房,许多人连买一辆汽车的钱也出不起。
  但是,它索取的代价很高。赊销的含义非常简单,即工人买同样的商品要比付现款的富户多付很多的钱——二百五十美元的电视机要付三百五十美元,他的汽车要多付五百到六百美元。即使大量的抵押借款并不限于工人,而是同样给予大多数中产阶级的人们,然而,还是值得观察一下。工人赊购住房的后果。一所价值两万二千美元现金的房子,要花三万八千六百七十八美元,即几乎是为期三十年的一万七千美元抵押借款的两倍。实际上,工人只是为了支付利息,就得工作三年半。⑿
  因此,税收、通货膨胀和赊购是一个型式的各部分。在经济领域里,蓝领工人所面临的不仅是不安全和权利的剥夺,而且还有决非偶然的不公平待遇。


  ⑴ 当前在美国,牛肉和猪肉的价格比鸡肉的价格分别高出五、六倍和二、三倍不等,因此,一般收入较低的人吃不起牛肉和猪肉,多吃鸡肉。——译者

  * 在谈到蓝领工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时,必须把非常富裕的企业经理和独立的专业人员同办事员、中学教师以及另外一些往往不比蓝领工人挣钱多的拿薪金的雇员区别开来。虽然他们的工作条件通常要好一些,他们的收入一般比蓝领工人相应的工作的收入高一点,但是,他们的经济问题和不满情绪却同工人们的一样。

  ** 流动资产包括储蓄和活期存款、存款单和储蓄券。对于蓝领工人来说,实际储蓄额事实上大大低于八、九百美元,因为工人的活期存款大部分已经预定要花掉或者去支付帐单。(作为一种说明,一年挣九千至一万美元的人中将近半数根本没有储蓄存款。)另一方面,上层中产阶级却有流动资产一词包括不了的一系列的投资。



  当我第一次仔细打量沿密执安湖南岸几英里长的一些钢铁厂时,天正在开始下雪。我站在一块能使我看到湖岸全部景色的水泥板上。坚硬的冰花开始打在我的脸上,迫使我转过脸来,避开湖岸吹来的寒风。我的黑人朋友是一个刚下班的钢铁工人,他正在来回踯躅,急于想坐进汽车,赶回家去。
  眺望的地点很不错。我们所站的码头是在一个小小的半岛上,我能从我们呆的地方加里钢铁厂起,沿着湖岸经过哈蒙德和东芝加哥,一直看到远处芝加哥市的灯光映射在低悬的云层上的柔和晕圈。
  但是沿着湖岸,人们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工厂——傍水延伸着许多钢铁厂、轧钢厂、铸工厂,巨大的厂房紧密相连。几年以前,我曾驱车穿过秘鲁的安第斯山,看到了广阔的高原、海拔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原的月夜景色,虽然它很不相同,但我却同样肃然敬畏,就象凝视着某个巨大的陌生行星的表面一样。在我眼前大约有一英里纵深、十英里长的地区內,工厂连绵不断,那也只是我的被雪花弄模糊的视力所能看到的东西。视野以外,还有很多很多英里。这些就是排列在密执安湖南岸的卡卢梅特地区的一些钢铁厂。
  “过来,我们回家去吧,”我的朋友要求说,为了保持血液流通,他不住地搓着双手。
  我勉强离开那里,坐进了他的汽车。
  当我们驱车经过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有四五层楼高的铝棚——时,他突然说,“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一扇门开着,我瞥见了巨大的钢卷,象庞大的线轴一样。
  他拐了一个弯,我们从旁经过一座两边由两座大楼挡着的小红砖房子。
  “那是食堂,”他说。“他们过去有一个供应热饭的自助餐厅,但现在他们装上了只供应夹肉面包和菜汤的自动售货机。有些人要工会去要求重新供应热饭,然而机器却有其优点。”
  “什么优点?”我问道。
  “呃,如果你知道怎样摆弄机器,你就能把你的钱弄回来。伙食很坏,可是不用花钱。他们也许不去修理机器,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比开设食堂要便宜一些。”
  我点了点头,认为事情也许就是那样——并不稀罕。
  当我们顺着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大街行驶时,我往回一看,不禁露出笑容。加里基本上是一个公司城,是由美国钢铁公司在本世纪初规划、修建和资助兴造起来的。它的外形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当时大企业还不知道“外表不显眼”的价值,工业界的头头把他们的高楼大厦分布在纽约第五条街上,而不是小心翼翼地使它们避开公众的注目。
  回头看时,我看到了这个城市的中心——主要的银行、商店、政府办公大楼都排列在这条大街上。
  但是,这条街的尽头是钢铁厂的主要入口之一,由于那时正是换班的时候,我能看到大街上一行行公共汽车和小汽车络绎不绝地驶入延伸到地平线的工厂。市政厅和市议会在大街的两边,正好就在工厂的门前,很难不使人联想起守卫在埃及法老墓地入口处的那两个装饰性的猫的雕像。
  然而,从1968年起,加里已经有了一位黑人市长,外观不再同政治实际相一致了。此后,那两只以前忠实的猫——市长办公处和市议会——实际上已多次同设在那边的公司发生过严重的争执。
  “这一切都是黑人的,”我的朋友突然说,打断了我的幻想。我们转出大街,沿着加里市中心的一条街行驶。
  有点象是观察过去似的。排列在加里市区街道上的房子,一度住满了波兰人、斯拉夫人、希腊人和其他各种种族的人群,有人故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希望年久月深的民族不和会阻碍任何组织工会的尝试。
  然而今天,这些区域已经变成以黑人为主了。旧房子里住的是黑人居民,白人工人则住在往南几英里外的地方。我们沿着街道缓慢地行驶,为了避开路面上很深的裂缝和窟窿而弯弯曲曲地走着,这时,我看到路边一排排被认为不适用而空着的公寓——经过风吹雨打变了色的招贴纸表明这个店铺或那块地方是出租的。这一片凄凉的景象不是黑人漠不关心或无人照管的结果,而是单纯的经济现实——穷人的购买力不足以维持讲究的商店和高贵的饭馆。这样,为他们服务就无利可图了。有钱的地方才会有买卖和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而在加里,钱并不在黑人聚居区最早的和最贫穷的地方。
  但是再往前走,我们来到了黑人钢铁工人的住地。我们经过一所又一所看来象是同任何地方一样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住家的房子。简单的箱形和长方形建筑物,没有新油漆和停车房,但是清洁整齐。
  “我们到了”,我的朋友说,他把车开到一条车道上,猛然刹了车,关掉了发动机,打开了车门。
  我知道他家里在等他吃晚饭,所以我就告辞了,朝着几小时前我停放在那里的那辆租来的汽车走去。
  我继续南行,离开了黑人地区,跨过了“小卡卢梅特河”;这条河是加里市区和格伦公园的非正式的分界线,也是黑人与白人的非正式的分界线。一些年岁较大的白人工人仍然住在闹市区,人们可以看到,离工厂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黑人小孩和白人小孩在一起玩棒球。但这条河是真正的分界,下游就是加里市白人蓝领工人集中的地方了。
  夜幕逐渐降临。归途中我回头看时,能看到工厂烟囱里喷出的火光划破了黑暗的天空,使那里呈现出一种特別类似魔法的景象。威廉.布莱克关于十八世纪英国 “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的旧诗,似乎是描写得很恰当的。不过,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公平的,因为钢铁工业支付的工资有可能使许多钢铁工人拥有普通的然而肯定是说得过去的住房。但是,假如这个恶魔把硫黄用光了,不得不用一氧化碳来代替,他很可以到加里来寻找。据说加里是美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我凝视着林立的烟囱,认为没有理由不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
  我很想知道的另一件事情是,我在街头看到的孩子,甚至是白人的孩子,其中究竟有多少能进大学,或者至少能摆脫他们父辈的生活——在工厂里干活,一直干到最后身残力竭不能再干时为止。这是一个单是工资标准或收入水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  *  *

  和工人们面临的经济压迫和经济不公平不同,要概括居民区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差別很大——从拥挤不堪的、狭小的活动住房集中地,一直到一些非常称心如意的住宅区。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住处比富裕郊区的住处差得多。城市里的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都有许多相同的社会问题,然而黑人聚居区必然要更严重一些。
  例如,彼得.宾曾在其《美国的白人城》一书中对费城附近的一个白人工人地区就作了这样的描写:

  肯辛顿的空气受到污染,街道和人行道肮脏不堪,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工业不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新建造的房屋屈指可数,它的学校是这个城市中最破旧的学校。在它为数不多的运动场上,青年流氓横行霸道。工业外迁。社会工作者和牧师往往绝望地认为无法可治(一位新教牧师记述他在肯辛顿的五年时说:“这里连我在別处不喜欢的东西都没有。”)⒀

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类似的描写适用于整个美国的一切种族社会。实际上,某些问题一再重复出现。
  首先,蓝领工人的聚居区一般只能得到社会服务单位和市政府的次等待遇。在市內的工人阶级地区里,不论是白人的或黑人的,往往没有象样的公园或娱乐场所。保健机构不足,甚至常常连垃圾也不经常收集。公共交通不足,不仅是黑人区如此,在附近的白人工人阶级地区也是同样糟糕。
  这样一种居住区的一个住户,对问题作过如下的描述,

  如果我们用税款维持的市政机关支持我们,这一带地方是可以成为抚养孩子的理想场所的……当我们要求市里栽一些树木来换掉死树时,他们置之不理。⒁

  另一个蓝领工人居住区的住户对市政机关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也有同样的意见:

  假如对我们的地区给予和其他地区同样的考虑,那么,[这里]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住宅区。我们的游泳池因为有个裂缝,关闭四年了。如果这里是费城的西部、北部或南部,那就会马上修理好。我们不得不等待四年。⒂

  私人企业在蓝领工人住区的作风恶劣,而不受干预,这在中产阶级地区是不会容忍的。例如,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一个社会行动小组在一次因下水道设计不好引起工人住宅发水而同承包商进行的斗争中,组织了抗议,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几年来,[工人们]每到春季都要忍受家里发水的痛苦,那时附近的河水溢出两岸,灌满了下水道,倒流进他们的地下室。
  ……问题非常容易解决,而且用钱不多。下水道的盖子抹上水泥,修理好有问题的下水道系统。承包商对人民的利益置之不顾,因为他们预料,工人阶级的房主是不会积极地提出抗议的……⒃

  特別有权势的集团用以伤害工人阶级居住区的最明显的不正当做法,也许就是:不让高速公路去打扰中产阶级的居住区,而是让它们一条条地穿过工人们终身居住的蓝领工人居住区。
  就如宾曾指出的那样:

  在白人城,你很少看到新的企业或工业。但是,你往往看到新的高速公路从市中心修过去。在许多城市里,快车道纵横穿过少数民族古老的居住区,通往风光明媚的郊区豪华住宅、高贵的商业中心,以及现代化的工业区。这些快车道不仅破坏了美国白人城的统一性,而且使许多白人业主加速离开,从而破坏了这些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留下来的一点稳定。联邦政府很少花一个鎳币去帮助白人城,但为敷设高速公路却投入了几十亿美元。⒄

  特別是在这种地区,蓝领工人清楚地知道其中的阶级偏见。在芝加哥,为了回答被排挤的威胁,出现了一个以居住区为基础的抗议小组。一个记者指出:

  迈克.斯托拉齐克[领导人]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好象正在受到威胁,为了让住在郊区的富裕的人能快一点回家吃晚饭。⒅

  在坎布里奇的布鲁克林埃尔姆区,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团体,用一个青年工人的话说:

  “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线——纪念大道和阿尔巴尼大街——但是据估计,他们要踩在小百姓的身上……这简直是对这一带的人当头一棒。”⒆

  没有全国性统计具体说明工人阶级居住区受到这类做法损害的整个情况或确切次数。但是,就拿也许是所有社会机关当中最重要的机关、即学校来说,证据是确凿无疑的。
  教育制度应当是社会流动性的主要渠道,但它实际上一贯歧视工人阶级黑人或白人的子女。工人阶级子女进大学的机会此中产阶级的子女少得多,即使他们有同样的学术才能。1966年的一次调查表明,一个工人阶级的中学生,即使取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考试分数,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进大学的机会。而一个才能相同的中产阶级子女,却有百分之五十五的机会。因此,对中产阶级的学生来说,机会就多一些,而对于占人口半数的经济情况差的人的子女来说,情形就很不利,他们的机会大概是一比二。⒇
  原因不单是经济方面的。在美国,确实存在着一种双重教学制度。不仅是中产阶级地区的大多数中学比工人阶级地区的中学好,而且甚至在个別学校里,还有专为中产阶级设置的“特別进度”班,以及专为许多工人阶级子女设置的“职业教育”班。
  把工人阶级子女送进这些死胡同的“客观”测验,实际上不过是英国“校友”制度的翻版。如果说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英国,能否出人头地要靠一个人的父亲是否同伊顿公学有关系,那么,今天的“客观测验”实际上也会造成同样的情况,不过是用一种转弯抹角的办法罢了。剥掉一切伪装,“客观测验”本质上就是词汇测验(例如,智力商数测验的词汇部分就是考取大学的最重要的测验),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子女在这方面会有更好的准备。这种测验制度和按考试成绩分班的制度,不论其背景如何,根本没有给每个学生以相等的机会,只不过是保证最初占便宜的人继续占便宜,而且有增无已罢了。*
  即使没有测验和按考试成绩分班这类正式手段,教师不知不觉的偏爱也能够并且往往确实产生同样的效果。对市內黑人学校的许多批评,实际上同样适用于白人工人居住区的学校。例如有一位作家指出:“乔纳森.科佐尔在《夭亡》一书中认为有害于波士顿罗克斯伯里地区黑人孩子心灵的那种学校,同样存在于白人的查尔斯顿,这种有等级气味并充满着阴郁气氛的学校是不健康的、凄凉的和令人窒息的。”(21)由各个地区征收和分摊学校税款的办法,事实上主要是看收入水平而不是看种族本身来保证实现提供资金方面的歧视的。(22)
  结果,许多工人阶级的中学往往同工厂的训练场地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作者评论说:

  这种[工人阶级]学校的社会化,反映了工厂的社会化。学生被当作原料……高度重视服从和严守时刻,很少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活动机会,很少有教师的个別关怀……[教师]也许是被迫采取权力主义的手法的,不管她是否愿意如此。(23)

  以下事实支持丁关于蓝领学校的上述看法:一方面是许多工厂工作现在要求有一张中学文凭,另一方面,工作本身却使得这种文凭成为多余的东西。就象一批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

  “……在六十年代,许多雇主把蓝领工作的最低工作资格提高到中学毕业的水平……这种提高并不是因为同非中学毕业生相比;中学毕业生表现了更高的才能……倒不如说资方简单地认为,‘有竞争能力的’人是比较可靠的。”(24)

  从学校注册的数字中,能够看到教育制度中这种阶级偏见的影响:

  男生在学校注册的百分比(25)

  年 龄    蓝 领  白 领
16—17(中学)    80    92
18—19(进大学)   49    73
20—24(继续读大学) 20    43

  假如有区分两年制大学、四年制大学和研究院的比较详细的统计数字,它们将会说明一种甚至更为明晰的消长过程。有相当多的工人子女的确是上了“大学”,但是许多人上的是两年制的简易学院,这些学院主要教授熟练工人干的事情,如汽车和空气调节器的修理、印刷和电气技术等。能够有钱念完四年制大学课程的工人数日微乎其微。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学位现在已不再象过去那样能保证得到一顶好工作了。大学体系在六十年代有了扩展,所接受的学生不限于高贵人物的子弟,但是劳动力市场并未扩大。1971年,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八点五;尤其令人惊讶的是,足有半数的就业者说,他们的工作同他们在大学受到的训练毫不相干。压倒一切的原因是,这些不相干的工作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工作。(26)
  关于职业变动的一些统计证明了学校的失败。尽管白领工作在五十年代有了迅速的扩展,可是,1962年完成的关于变动情况的十分全面的调查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工人看到他们的子女参加了工人阶级的工作;另外三分之一的许多人看到他们的子女稍有进展,当了办事员或参加了象特许业务之类一些往往是勉强湊合的小企业。他们指出,体力劳动工人的子弟只有百分之十进入了专业和技术“杰出人物”的行列。(27)此后,百分此无疑发生了变化,并且可以确信,在美国职业变动是显然向上的。不过对年轻的蓝领工人来说,在教育方面还根本谈不上公平对待。**
  必须考虑的最后一个社会问题,提出了美国黑人的整个问题。若干年以前,本来是可以根据种族和种族隔离的现实来单独讨论阶级的合法的不公平现象的。但是,犯罪尤其是暴行已经抹掉了工人合法的选择居住地段问题同社会上的种族态度这二者之间的简单界限。担心犯罪是一个正当的中心
问题。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同整个种族问题联系在一起。***
  乍看起来,似乎犯罪和环境污染一样,是每一个美国人的问题,并非工人阶级特有的不满。
  固然在某些地理区域里,如曼哈顿的东部,中产阶级上层就住在黑人区的旁边,但就全国而论,白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的居住区所受到的损害就特別严重。例如,《总统委员会关于民间骚乱的报告》里的一项调查,就提供了下面两个白人居住区的对比资料:

  每十万人的犯罪率(28)

             高等收入 中下等收入
侵犯人身的犯罪指数(杀人、
强奸、殴打、抢劫、盗窃、非法
侵占财产、偷汽车)       80    440

  这就是说,白人工人阶级居住区的严重犯罪率高出富裕地区四倍半。(至于黑人居住区,数字要高得多,一个地区的庞大数字是二千八百二十,另一个地区的庞大数字是一千六百一十五。)象其他许多地区一样,黑人的情况最糟,而白人工人则比富裕中产阶级糟糕得多。****
  虽然犯罪和暴行所造成的问题的性质非常明显,但是还有几点需要强调说明。
  首先,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犯罪和暴行已经成为头号问题。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大城市里有百分之二十一认为它是主要问题,分別有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一认为麻醉品和交通事故列为第二位。(30)
  其次,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犯罪问题是同黑人斗争精神的兴起分不开的,在六十年代黑人区的骚乱或恐怖活动这类极端的方式中,尤其如此。结果,象抢劫住家这样的行为看来比几年以前更加令人感到威胁了。一个多年不肯购买手枪的妇女买了手枪,并且非常认真地说,“他们也许会来杀害我的孩子。”这反映了这样一种不断增长的情绪:黑人的犯罪现今本质上是一种象肯尼亚的茅茅分子之类的恐怖主义,而基本上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
  第三,犯罪、特別是行凶乃是很少数惯犯的行为。例如,一项调查表明,在费城有六百二十七名青年要对一年当中大约五千一百件罪行负责。(31)
  然而,尽管行凶罪犯的数目不多,他们的影响却很大,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少被抓到。非常不幸,多半越是激烈地谴责犯罪,越是难以抓到犯人。是可以作出努力,至少查明被盗的物品或汽车的。但是,最使人害怕的强奸犯或行凶抢劫犯,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几乎是抓不到的。老一套的法律实施办法的这种软弱无力,造成非常危险的局面。正如越共的“神出鬼没”使全体越南农民都象是潜在的敌人一样,行凶罪犯的神出鬼没也使人们对所有黑人青年都感到恐惧和怀疑。
  然而,关于犯罪的主要问题是,同工人所面临的其他社会不满一样,它特別严重地影响到工人和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住在郊区的比较富裕的人,很少可能受到它的影响。


  * 当然,有人认为智力商数测验特別能衡量先天“才能”,并能从其结果得出关于社会阶级和种族的固有才能的结论。对这种论点的批评,肯定同黑人有关,大家都非常熟悉。毋庸赘述。
** 虽然对职业变动的类型作更精确的说明似乎是有趣的,但如果不对定义作篇幅很长的讨论,并解释一些非常专门的精确统计资料,要讲出很多超出上述内容的意见,那恰恰是不可能的。
  单是令人误解的调查类別,就使人很难得出“常识性”的答案,并且因为充分谈到年龄地区、农业工人移动等复杂因素的唯一统计资料已是十多年前的旧材料,比较精确的资料也不会真正告诉我们上述数字所没有指出的任何重要內容。
*** 关于工人阶级对待黑人的态度这种比较广泛的问题,以及象汽车接送学龄儿童之类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讨论,以后各章也将不断谈及。
**** 在1965年这项调查完成以后的一些年里,郊区的犯罪率已有增长,但是最新的调查表明,这种总的关系依然未变。(29)
*****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我却怀疑在这种恐惧当中有一种令人遗憾的真实成分。固然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仍然是经济上的,但在某些案件中,在行凶抢劫时发生不必要的暴行,甚至是杀人害命的行为,这就不能归因于合理的经济动机了。另一方面,黑人在街头的大多数犯罪行为仍然不是种族方面的,这一点的证据是:犯罪行为是针对其他黑人的。




  每个人在上学的头几年在什么地方都能听说的事情之一是,一个劣孩子只有在美国才能在世界上出人头地,而且成为总统。但是,除非一个人特別天真,否则早在他毕业以前他就会认识到,这种机会此爱尔兰赛马独赢彩票的中彩机会还要差。在美国,不仅是总统的职位,而且实际上每一个有政治权力的职位,都是从社会的上层中提拔出来的人们占据的。例如,在1947至1957年间,只有百分之一的参议员在当选时是蓝领工人,百分之九十九是从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选拔出来的。(32)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情况如此,它却从来不象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正如教科书所解释的那样,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这就是说,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办法使它提出的要求得到重视,并变成立法。
  虽然人们承认,对黑人或共他少数民族来说,这显然是不真实的,但是对蓝领工人来说,这同样是不真实的。象经济制度一样,政治制度也不能公正地处理美国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
  这一事实往往遭到忽视,因为作为华盛顿的一个院外活动集团以及作为向政治候选人提供基金和支持的一种来源,工会有着无可否认的影响。事实上,自1960年以来,工会的作用已经大为增长,现在它们在民主党內以及作为国会里一个老练的院外活动集团,有很大的发言权。1968年,它们在政治上花了大约五百万美元,有四百五十万人进行了选民登记,有将近十万会员参加了选举日的活动。《华盛顿邮报》论劳工政治影响的连载文章相当生动地作出结论说:“劳工[在国会里]不仅有能力有力量。人们对他们表示敬畏。”(33)
  尽管有这种评价,但是,即使劳工运动的影响比它今天的影响增加一倍,美国的政治制度仍然会对普通工人抱有明显的偏见。蓝领工人是人口中的多数,但是在华盛顿,他们的利益被认为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
  税收制度的不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为了某些改革,劳工可能会进行院外活动,也可能会支持在这个问题上同他们意见一致的候选人。但是税收体制本身,正如最初规划时和整个战后时期所施行的那样,对工人是存有偏见的。劳工的影响,充其量也不过是作出努力,要减少这个制度的一些最坏的方面。他们肯定永远不会有机会去决定税收的基本结构,并使税收从一开始就是公平的。
  同样,工会进行了反对塔夫脫—哈特莱法案的斗争,因为这个法案严格地限制它们的力量达二十年之久。然而到现在,它们至多也不过是进行了一场防御战,以防止受到一些甚至更为苛刻的限制。
  事实上,劳工的力量是防御性的。他们能够阻止反劳工的立法得到通过,或者赢得现有方案的某些改善,但是他们不能决定立法的基本型式,也不能保证通过他们单独提出的任何法案。一位作者在《幸福》杂志上指出:“象劳工们知道的那样,他们在国会里还远没有强大到足以操纵主要立法条款的程度。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同其他集团的力量和影响联合在一起,才能赢得胜利。”(34)
  在只对一小部分工人或只对工会有关的一些局部问题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它是一个为大多数工人和所有美国人着想的基本社会方案,劳工的力量也往往不足以战胜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和亲企业的势力。
  这里举一个主要工会——美国交通工人工会——对九十二届国会在一些影响工人的法案上所采取的行动的简要总结为例。

  “美国交通工人工会和有组织工人的头号立法重点——国民健康保险——在委员会里夭折了。关于得到政府支持的增加急需的最低工资问题,众议院的反工人势力阻挠采取最后行动。养老金改革和税制改革也列进了九十二届国会的失败事例的单子。”
  它接着在“贷方”项目里记上一笔:“在九十二届国会期间,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使社会保险金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在社会保险福利方面,他们还制定了其他一些必需的改进办法……但是,对于用总收入的款项而不用工人所得税来支付各项福利的一些劳工提案,国会没有作出响应。”(35)

  三项失败和一项非常有限的成功,这就是所代表的人数超过我国其他一切院外活动集团人数总和的一个“压力集团”即劳工的收获。
  但是,由于把有组织劳工的立法目标同美国工人的基本长远需要等同起来,甚至这种评价也没有充分说明问题的实质。一般地说,劳工对于自己的任务抱有一种豁达的看法,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只对工会本身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可是,他们的立法目标和院外活动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是以特定时刻有可能提出什么问题为基础来选定的,而不是关于需要完成什么事项的空泛声明。当人们看一看政治制度怎样对待工人面临的关键问题时,工人们身受的大量冷淡和不公平待遇的情况就一清二楚了。
  以职业保健和安全问题为例。在整个战后期间,这一方面也许是最迫切需要为美国普通工人制订法律或者最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领域。但是,直到1965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行动。
  下面的大事记表明从那时起政治体系是怎样对待这种需要的(矿业安全立法已由国会另行处理,所以这里不谈这个问题):

  1965年 公布了第一个调查报告即弗赖伊报告。它描述了此较急迫的职业保健问题和可能的改正措施。该报告为职业保健请求一笔五千万美元的全国开支。
  1967年 两年后,为了处理工人“工作现场”保健和安全问题,提出了一项法案。
  1968年 这个法案由于雇主们写了大量信件表示反对而遭扼杀。
  1969年 《民族》周刊在描述现有劳工保护措施的局限性时指出,“各州雇用的鱼类和野生动物的看管人员同职业保健和安全检查员的数目一样多。”
  1970年 劳工部一些持独立见解的人的调查报告透露,造成残废的事故率可能是公开发表的事故率的十倍。劳工部和尼克松打算先扣住这份报告,然后把它束之高阁。杰克.安德森搞到了一份,并且透露了报告的內容。
  年终通过一项折衷法案、即1970年职业保健和安全法,授权劳工部长为劳动场所制订全国的保健和安全标准,对违反这些标准的雇主处以罚金,而请求法院采取行动。在危险毒素集中的地方,工人有权拒绝工作而工资不受任何损失,并且有权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得到关于这些毒素的化学分折。法案还规定要进行秘而不宣的联邦调查,并即时披露调查结果。这项法案的缺点之一是它包含这样一种规定:即使调查人发现一架危险的机器,他也不能当场把它关掉。根据法案设立的州工人赔偿委员会总数十八名委员中只有三名工人代表。
  1972年4月 拉尔夫.纳德指责劳工部“乱搞一通,把[执行法律的]职业保健和安全局变成一出滑稽戏”。他指出,“有五百名百依百顺的官员……到1972年6月,每七千二百个企业才有一名检查员。”《纽约时报》指出,劳工部用拒不执行和重新解释的办法也将法律打了折扣,例如从新法案的标准里干脆去掉了四种引起癌症的物质。
  1972年6月 国会投票取消对有十五名或不到十五名工人的商号实施法律的基金,把六分之五的商号置于检查范围之外。
  1972年8月 尼克松总统否决了这一法案的拨款。职业保健和安全局的预算削减了三百万美元。
  1973年1月 这项法律的一部分要求各州到1972年底提出至少和联邦标准同样坚定的计划。只有四个州照办,因此劳工部把截止期限延长六个月,说国会只给各州两年时间去提出计划,是犯了错误。劳联—产联得到了法院不准延期的禁令,但是劳工部提出上诉。
  1965—73年 从第一个调查报告到现在达七年间,在美国足有五十多万工人在工作时丧命。法律一如既往,仍然不够坚强有力,也没有充分执行。(36)

  养老金改革是另一个例子。1961年,一个委员会指出,需要有法律来保护工人的养老金。一年后,任命了一个特別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该委员会的报告于1965年发表,但正如我们在上章所指出的那样,在1972年仍然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工人的退休金不受损失。在那一次的国会会议期间,因为政府施加压力,要把紧急反罢工立法置于优先地位,参院劳工和公共福利委员会就把养老金立法搁置一旁。这是对国会优先考虑事项的一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明。在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帮助三千万工人的一项法律,却由于支持一项反劳工措施而被放在一边。*
  问题的根源多半就是黑人领袖们多年以前就有关他们的利益所了解到的事情。由那些对你的利益表示“同情”的人作代表和有人愿意为你的利益进行斗争之间有很大区別。国会的“黑人核心小组”有十三个成员,比应该有的数目差得很多。然而根本就没有蓝领工人的核心小组。劳工能够进行院外活动并试图影响立法,但在国会里却没有人对一项法案首先问一问,“它对美国工人有什么意义?”当你巡视国会两院或州和地方政府时,你很少看到美国工人能够同他打成一片的政治人物。毫无疑问,政治是富人的玩艺儿,牺牲美国工人的利益来玩这种把戏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
  在这些篇章里出现的是一个生疏的形象。陈词滥调中的蓝领工人,即那些自己有房子和汽车的称心如意的中等美国人,原来是掩盖真正问题和一种极不平等现象的一幅虛妄的漫画。当工人最后指望政治制度给予解决办法时,他所得到的反而是同一类型的冷淡和漠视,而且这往往是在他生活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域里。
  很难不同意这样的概括:工人确实是真正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并且是他们自己国土上的次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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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A.利维森:《工人阶级多数》(全书上传。1970年代初美国蓝领工人)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20:57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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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人阶级的政见



  我们邻居艾尔的房子有一个小后院,向着郊外。后院外边尽是空地,在夏季的晚上,你在那里很容易觉得好象是在乡下,尤其是在车辆来去繁忙的时刻之后。
  我有一个朋友在大学假期里来看我,于是我们二人就和艾尔两兄弟一起烤牛排,几个月前,艾尔和我曾做好烤架,由于三脚的烤架上有一个轮子和另外两个完全不协调,我们初次使用时就出了乱子。我们想把火盆转向迎风的方向,一下子把价值四美元的瘦排骨和半袋木炭都翻在唯一的一畦花上,这是艾尔的妻子辛辛苦苦地在春天栽上的。她过了几个星期才把这件事当笑话来谈起,在翻倒的地方那时还可看到木炭末子。
  我们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朋友和艾尔的弟弟听,象人们通常讲这样的故事那样,夸大了我们损失的食物数量以及所造成的破坏。
  我事先提醒过我的朋友,在初次见到艾尔两兄弟的时候,他们似乎有点象阿尔奇•邦克①那样的类型。艾尔管黑人居住区,叫做“黑鬼镇”;到目前他还深信不疑,城里仅有的一家黑人拥有的银行由于某种原因是靠他的稅款维持的。
  但他也和同厂的一个黑人工人查利有着异常深厚的友谊。他们常在下班以后一同去喝酒,有时还互相串门儿。当查利进了医院,艾尔差不多天天去探望的时候,我看出他们的友谊的全部深度。
  许多对工人有所了解的人在不同场合都有过这样一种混乱的反应。精神病专家罗伯特•科尔斯比任何別人更清楚地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一点。在引述了一大段他认识的一个工人的话之后,他写道:

  我认识这个人越久,听他谈的话越多,我就越难于把他称作这种人或那种人;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多少觉察到从他言语中听到的、更重要的是在他日常行动、处境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混乱和前后矛盾。他谈到现时代、黑人、学生和大学教授时表现出……气愤和轻蔑。……他可能是荒谬的、刻薄的、心胸狭窄的,并可能逐步发展为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合并发作,而这只会使他日后选作攻击对象的那些人、即有钱有势的人感到高兴。
  他也会和黑人在一起做工,跟他们轻松而亲切地谈天,跟他们一起吃饭,给他们出主意,或听信他们给他出的主意——买什么样的汽油,上那儿买一件家庭用品、一件小玩艺儿、一件衣服……(1)

  那天我们都去看汽车竞赛,在闷热的白天之后,凉快的空气真使人感到舒畅。所以我们就坐在那里享受晚间的舒适。
  选举问题提出来了,艾尔的弟弟从越南回来不久,他以毫不含糊的话语表示了他对于赦免逃兵和逃避兵役者的想法的愤慨。听他那几句短短的话,的确就象阅读典型的“硬帽工人”或阿尔奇•邦克的言论一样。
  但不多一会儿以后,他说出了截然不同的话来。
  他说,“那些进了监狱的家伙,我现在可真的非常尊敬他们。我并不比他们更愿意上越南去,可是我就沒有那种宁可坐牢的勇气。我尊敬愿意坐牢的人。可是我瞧不起那些忽东忽西的家伙,我是说,象马丁•路德那样并不想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人,”他用缩短的方式称呼马丁•路德•金,那是南部人的习惯,他继续说。“如果他犯了法,他就甘心接受惩罚。”
  我可以看到我那从大学里来的朋友的眼睛反映出他所感到的惊讶。他正在发现,艾尔和他的弟弟是复杂的。他们同任何別人一样地成长、变化和斗爭,以求实现他们的理想,但他们与“阿尔奇•邦克”或“典型的硬帽工人”之流不同,那些人不过是体现了在街上偶然听到的一句话或电视新闻节目里一闪而过的一个形象而已。
  夜深时回到我的住所,当我的大学朋友和我躺在床上等待睡眠来临时,他突然说,“你知道,他们真不是那种坏家伙。他们不过是跟別人不同罢了,你说对吗?”

  最近几年,大部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见解的讨论都以“典型的硬帽工人”或“阿尔奇•邦克”投票这样一系列的概念为中心。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在自己的汽车上贴着“支持你们当地的警察”和“轰炸河內”等大字标语的家伙,或者是充满仇恨的建筑工人殴打学生的极端分子。
  一些自由主义者确实认为这些形象是美国工人的确切表象,甚至那些认为这些形象是不符合实际的老框框的人,也很少反对下面这个基本概念:工人是目前美国社会里一支基本上保守的力量。象《纽约时报》的一个劳工问题记者A•H•拉斯金指出的,“典型的工人——从建筑技工到鞋店店员——大概已经变成国內最反动的政治力量了。”(2)今天几乎沒有人认为工人不比中产阶级更种族主义或军国主义。而认为工人在某些重要领域里确实更开明些的看法却根本听不到。
  但是,当你看看从投票和民意测验得来的不容怀疑的全国数字时,这正就是人们所发现的东西。从大多数民意测验中,只能看出社会各阶级之间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很少一点的而并不是始终不变的差別。在选举或其他投票中,即使是1972年,也表明工人仍然是美国政治中最“自由主义的”力量之一。
  然而,歪曲的形象为什么这样地使人信以为真,是有其充分的道理的。在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中以及在学术界中被描绘的工人形象一贯都是消极的,并且基本上赞同“阿尔奇•邦克”的那类陈词滥调。这种形象传播得十分广阔,以致沒有一个人对工人的看法不受到消极的影响。
  在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中,除阿尔奇•邦克之外,还有別的电视长篇连续节目描写蓝领工人——杰基•格利森的“拉尔夫•克拉姆登”和威廉•本迪克斯的“赖利的一生”。三个都是可笑的滑稽人物,过于肥胖,愚昧无知,这里面有两个还是作成作福的家庭暴君。这些节目从来也不描写劳动世界、工厂或车间,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真实问题。
  电影也加强了这种形象。虽然也有正面的人物,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但那几部风行的影片,如“乔”、“草狗”和“轻松的骑者”,却把工人描写成杀人疯子那样的狂人形象。在最近几年,这些影片在观众人数和受欢迎的程度上都大大超过已经摄制的正面影片。
  单是这一点并不会成为决定性的影响。但它又被学术界用在工人身上的话语所加强了。就在一篇常常指定给高等学校各年级学生阅读的文章里,就出现了所有下面那些说法:工人有“固定不变的看法”,“不存在过去和将来”,“沒有能力采取复杂的观点”,最后,“他们缺乏丰富多采的內心生活,他们的想象力实在是贫乏而有局限的”。(3)诸如此类的描述大概不会促使人们对于作为人类的工人产生任何敬意吧。
  一些理论也附和这种观点。人们知道得最广泛的对于工人政治态度的分析,是西摩•M•利普塞特的关于工人阶级权力主义的观点。最初用来说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的这个理论,在他的解释下变成专门适用于工人的了。它根据寥寥数次的民意测验以及用铅笔填写的调查表(“F”表)的贫弱资料作出论断,说工人特別容易产生偏执和反民主的情绪,以及其他许多“保守的”性格特征。很多年来,这个理论和与其相关的一些理论通常都未引起爭论,从而经常侵入传播很广的定期刊物里,同样也侵入几十种教科书和学术著作里。直到最近才出现系统的评论,指出现有的民意测验资料有许多实际上同这种论点相抵触,并指出这样的研究在方法上具有大量的主观因素,权力主义性格这整个概念实在“太难于衡量了,即使它确实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正如一个评论者所指出的,这样的东西固然暴露了著者们的主题有偏颇,但更多地暴露了著者们本人的偏见。*(4)
  最后,公众对于工人的看法又受到1970年几百个建筑工人在纽约市中心区殴打学生的新闻的影响。工人与黑人或与学生的冲突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并且,由于沒有人看到过几百个教授或工商业者参与大打出手,工人比较反动这一结论就好象是显然的了。
  但是,无疑有几千个工商业者;甚至还有大学教授,他们对于示威游行的人的敌意恰恰与硬帽工人一样厉害。他们所以沒有使用武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而只是因为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中、特別是在学术界中,为了任何理由打人都是受人谴责的。因此,举例说,虽然许多工商业者的政治态度比大多数工人保守得多,他们却显得“宽容大度”,这只是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违反那些为了他们的社会集团而存在的、反对暴力的社会道德规范罢了。
  但是,我们将看到,关于工人态度的事实展示出一幅很不相同的图景,它显得更复杂一些,并且也乐观得多。

① 美国电视长篇连续节目中一个漫画化的落后工人人物形象。——译者

  * 不熟悉社会学研究工作的人很难认识清楚,偏颇和主观成分多么容易侵入带有堂皇的统计表和专门术语的那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专題研究中去。只要举出几个研究工作者的例子就行了,他们开始一次社会阶级研究时就抱有成见,认为阶级地位较低的人更易于偏颇。他们承认,在以前五次调查研究中只有三次支持他们的假设,但他们用下面这些活一笔抹杀了两次与他们意见不同的调查结果:“有很多独立的证据证明对黑人的偏见与当前的职业地位成反比,因此我们不能认真地认为……埃尔米拉的资料可能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另一项调查结果则说,“这种奇特现象无法予以明白解释,它使我们对这个资料产生怀疑,一如前面我们对埃尔米拉资料感到怀疑一样。”
  可是他们自己的研究也不能说明工人们比中产阶级更有种族主义思想。这样,这里就有三份资料赞同这一假设,三份资料反对这一假设。然而,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说他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资料上有毛病……因为其他研究已经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会与偏见成反比”。(5)




  一个工业城市的工厂附近的那些街道,在交接班之间的时间里走过,是最僻靜的地方之一。这里店铺不多,人更少。巨大的厂房沿着街道投下好象看不见的灰色阴影,酒吧和弹子房的霓虹灯招牌象阴冶的森林里溫暖的营火在发出召喚。
  我走进最近的一家弹子房,坐了下来。我旁边是两个长着斯拉夫族长脸、穿着滑雪上衣的上了年纪的人。弹子台旁边站着一个黑人,手里拿着杆子,照着他的白人对手打了一杆难打的安全球,把几个球紧紧聚集在弹子台中央,使对方沒有机会把任何球容易地打进袋里去。
  “打得好,你这个老妈妈,”黑人赞赏地说。
  “就叫我明尼苏达的胖子吧,”对方回答。
  在我的书包里的好几篇文章中,有几十处详细叙述全国许多地区黑种和白种工人间紧张关系和敌对情绪的描写。有一处描述了底特律一个黑种汽车工人在盛怒之下枪击三个白种工人的案件。另一处是一个考虑得最周到、情况了解得最多的工人问题记者写的,说黑人和白人之间充其量也只是在默默的敌意下互相容忍。第三处是关于反对在居住方面取消种族隔离的。第四处是关于密执安州庞蒂亚克城反对用车接送学童的抗议的。这样一张单子大概会使谁都对美国黑种和白种工人之间关系的任何改变感到无望吧。
  然而,在那弹子房里,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互相对待的情形却与我从文章中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
  我转了一下身子,继续观察他们。那个黑人刚打了一杆不容易打的球,他把台中央的那堆球打散,同时又把一个球打进袋里。他可能会接连得分,赢得这一盘。
  “啊,你这个狗仔子,”那个白人开玩笑地说,“我本来应该在你打那一杆的时候给你捣一捣乱的。”
  他们玩笑地互相用杆子对准对方,装做要打架的样子。沒有人抬头看他们,沒有人把他们当真。他们是一对伙伴,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在到工厂里去上晚班之前打一盘弹子。
  我在裤子后面口袋里带着的笔记本里有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得出一条简单的结论,但它们提供了这个复杂难题的几个片断,这是流行的陈词滥调和整齐的统计数字都无法提供的:
  跟加里的汽车出租站的一个小伙子一同乘车,他开车送我到我能够领取所租到的汽车的地方去。他告诉我,他在工厂里做过几年工,接着,他突然踌躇了一下说,“这个城市的中心区正在逐渐凋零。”
  我有充分的经验,知道如果直接提出关于黑人的问题,十之***会得到一个不老实的回答,所以我和他谈起了我干过的一项工作,描述了一个全部是虛构的种族事件,然后才问他,他在工作中是否遇到任何与黑人有关的困难。
  “沒有,”他说,“哪有那种事。我们就是这样相安无事。我是说,我们干活拿钱。沒有爭吵,也沒发生什么问题。”
  夜里,在路上,向另一个州里的另一个工业城市进发。我在芝加哥下了飞机,改乘汽车,这是一辆黄色的大众牌汽车,因为沒有飞机飞往那么多工业城,许多工业城象加里那样,连飞机场也沒有。
  司机是一个工厂里的工头,一个星期熬两个夜干副业当司机。我们谈论了一些北部的事情和我刚从那里来的南部的事情。
  “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喝一点酒?”当我们进入城市的中心区时,我问。
  “旅馆里有一个酒吧,”他说,“可是在那里只会有你一个人是白人。”
  “这我可并不在乎,”我说,“你觉得不好吗?”
  “啊,去他的,有什么不好,”他完全诚恳地回答。“我自己也上那里去。只有你们南部人才觉得不好。”
  我告诉他,我是在北部长大的,于是,他似乎同意地点点头,好象现在什么都搞清楚了。

  我在汽车修配厂工作的第一天。午饭汽笛响了,我们跑出去从流动午餐供应车上买一份红肠面包或夹肉面包。我和教我干活的那个人坐在一起,但我很快发现我呆错了地方。上年纪的白种工人都沿着工厂的一边墙下坐着,青年工人在另一处,黑人又是一处。从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三种文化集团象三个孤立的组织一样分得清清楚楚。
  但到了五点钟,在梳洗时间里所有的人都混在一起了——黑人和白人肩并肩地站着洗他们手上和脸上的油腻。这些白人都是来自南部最闭塞的地区的,在十年或十二年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事。但现在这就象家常便饭一样为人所接受。

  在南部,有一次我上一个加油站去买烟。一个面色火红的上了点年纪的家伙在操作唧筒。他正给一辆乘着一个黑种姑娘和一个白种男人的汽车加油。他们的车一开走,他就转身对我说,“你瞧,这真让我生气,一个黑的和一个白的这样在一起。”
  “这可沒有让我生气,”我正在想着旁的事,心不在焉地说。“如果他们爱这样,那也沒有什么不好。”
  “对了,”他回答说,“我想那倒也是真的。”
  由于费了半个夜间也沒有在纸上写下一个字,我多少是处在一种不快的心情中。
  “你想一想定,”我不客气地说,“这让你生气呢还是不让你生气。”他有点吃惊,带着一种老实感到诧异的表情回答:
  “这要看我在跟谁说话,我想。”
  “好吧,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你可得记住,这不让你生气,”我不快地说,转过身子就走开了,一边仍旧在想着我面前尚未做完的工作。
  我走了几步之后,开始感到这样不客气有点不好。加油站的服务员是很寂寞的,我认识到他的第一句答话是很诚实的。刚才他只是想找个话题谈谈,当时他还以为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他也许自己也不知道,对于那辆汽车里的两个人他真正的感想是什么。那两个人不过是他在空闲的星期二上午用来开始一场谈话的一个途径罢了。

  在密执安湖南岸那一长列工厂区的某一段上,我同一个当工会职员的黑人乘车走着,观察他和交了班离开工厂的工人聊天。当有人喊他名字的时候,我们正关着车窗行驶着。他停了车,把车窗玻璃搖下来。
  “你过得怎么样,”一个有点年纪的人问他。
  “很不错,”他答道,“老婆现在随时都要生了。”
  “我希望是个男孩,”那个白人高声说。“星期四见。”
  在语声和目光里充满着真正的感情,不只是那一个人,他们两个同伴也一样。
  最后的一个事实。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工会选举中,象其他一些工会一样,黑人经常被白人占多数的基层工会选为车间代表、副主席和主席。而且这并不是在一两个例外情况中如此,而是全国到处都可看见的情况。被称作充满紧张与敌意的这个地区,同时也是美国任何地方中最民主、最宽容的地区。

  现存的偏见和种族主义的性质和程度,是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已有这样一种看法:固然白人的种族主义一直是美国的部分现实,今天工人的态度却一步步地变得更坏,正在对黑人的要求表示“强烈的不利的反应”,他们现在比中产阶级偏狭得多。这些想当然的变化已粉碎了自由主义者重新建立“新政”式的黑人、白种工人和自由主义者的联合的愿望,即使是至少选出过罗斯福为总统并允许组织工会的那种有限基础上的联合也罢。反之,宽容现在已被假设为中产阶级的特性。
  证据的来源之一是民意测验。虽然对于一次测验是否真能预示实际的行为抱相当大的怀疑态度是对的,但假如人们关于这些问题沒有更多的表示时,那末就按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些测验,这些测验也还是有用的。不然的话,那就得走遍全国,就大量的问题进行讯问,才能获得关于工人们说些什么的类似资料了。
  但真正的问题是,仔细的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多。哈里斯测验甚至沒有把资料进行职业分类,几次盖洛普测验在“体力劳动”栏內把黑人和白人、男工和女工都混在一起。因为这些测验也是小规模的,各职业集团之间的比较单单由于偶然性就可能有百分之六、七的误差,那就不能从这些测验中获取任何坚实可靠的资料。(6)
  幸而,有几个研究克服了这些问题中的某几个。最好的、事实上是唯一一次写成专书的关于工人的政治意见的研究,是1971年出版的理查德•汉密尔顿的《美国的阶级和政治》。**

1968年南部以外不同阶级白人对于公民权利的态度(8)
(回答者为已婚白人,有经济活动力的家长)

                赞 同 者 的 百 分 比

  问  题    操作工、杂工 熟练工人 下  层 上  层
          和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
政府应保证黑人在        
工作中得到公平待遇   49     44     43    45

政府应保证黑人可
以进入任何旅馆或    67     62     64    65
餐馆

政府应保证白人和
黑人的子女进同一    55     40     48    47
个学校

黑人有权住在他们    82     88     85    82
住得起的任何地方

  结论是明显的。在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完全沒有重大的差别。事实上,工人们还表现得更进步一点,即使差別也不大。而且,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单纯的民主感情,而且还支持政府在工作和学校这些关键领域內加强平等的计划。
  关于一系列多少有些相似的“平等权利”问题,另一个民意测验组织、即全国意见研究中心在1968年作了调查。下面所示是南部以外体力工人与非体力工人的意见:

1968年南部以外不同阶级白人对于公民权利的态度(9)

  问  题              蓝 领  白 领

你赞成使白人雇用有技能的黑人,从而使
 黑人能获得他们所能胜任的任何工作的   89    88
 公平雇用法吗?

如果有同样收入和教育程度的黑人迁居到   83    88
 你那一个街区来,你有意见吗?(百分比
 是沒有意见的人数)

黑人有权居住在他们住得起的任何地     85    84
 方——完全和白人一样。

黑人和白人应该进同一个学校还是应该分   80    89
 別进不同的学校(百分比是赞成进同一
 个学校的人) 

  必须承认,1968年以后,在犯罪和人口限额之类的问题的影响下,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些也许已经变坏了。此外,关于一些象不同种族之间的男女约会之类较为有关风化的问题,采取宽容态度的就少得多(百分之六的工人赞同,百分之十三的白领工人赞同)。最后一点,这些问题是分明以最不刺激人的方式提出来的,使它们比较难于为人反对。
  但即使如此,这些回答仍旧和通常的看法截然不同。如果蓝领工人的种族主义确实此中产阶级多得多,那末至少会看出某种表现。但是,对于这样一些的广泛社会问题,你并不能发现什么差別。

1968年不同阶级南部白人对于公民权利的态度(10)
 (回答者为已婚白人,有经济活动力的家长)

            赞 同 者 的 百 分 比

  问  题    操作工、杂工 熟练工人 下  层 上  层
          和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
政府应保证黑人在
工作中得到公平待    50      22    19    44


政府应保证黑人可
以进入任何旅馆或    47      13    38    52
餐馆

政府应保证白人和
黑人的子女进同一    35      14    20    34  
个学校

黑人有权住在他们
住得起的任何地方    55      37    49    67

  在南部,每一个社会阶级的总的宽容水平都较低,但突出的是熟练工人与工人阶级其余部分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出,操作工、杂工和服务工人在三个问题上的宽容程度正好与上层中产阶级一样,并优于下层中产阶级,只在一个问题上显然不如“高贵阶级”宽容。
  然而,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与北部大不相同了。关于这点,特別使人发生兴趣的是,南部的许多工会领袖和其他观察者始终感到,南部的穷苦白人似乎往往对黑人颇抱宽容态度,并和黑人长期地相处得很好。许多作者感到,这是因为“穷苦的白种滓渣”的低工资和低地位确实把他们造成一个受压迫的集团,这种情况此北部的白种工人严重得多。我们目前这个研究也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可以支持这种看法。(我们将看到,在罢工和各种行动中,南部各地现在可以看到工人中有不同种族联合起来的例子。)
  另外一些对工人阶级态度的研究,虽然在方法上决不是仔细和有系统的,也呈现了同种的型式。1968年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所做的另一次大规模研究中,关于象“你赞成公民权利立法吗?”或‘你赞成种族之间的接触吗?”之类的问题,沒有出现阶级上的不同。那个研究报告指出,“不同职业水平的白人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差別甚微。”(11)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以民意测验为根据,容易使人怀疑,当事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时,工人的行动是否会与中产阶级大为不同。赞成就黑人白人混合居住问题进行市民投票的表决过程,大概是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现实生活”的东西,有人作了一些研究,调查了人们在六十年代中期是怎样表决的。在伯克利和托莱多这两个城市,有一个研究报告的作者们得出下列结论:

  “在这两个城市,蓝领工人离白人的平均值并不太远,并且他们比白领工人(除去情况特殊的专门职业者)表现了更少的偏狭态度。事实上,在托莱多最偏狭的部分是收入低于七千美元的白领工人,他们的支持率是百分之三。……在托莱多,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支持率略高于全市平均值,支持率最低的则为白领和熟练工人。”(12)

  另一个在底特律就黑人白人混合居住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时所作的研究,集中在按工资收入分析的投票情况上。结果表明,低工资和低中等工资的人有百分之三十二投票赞同,中等工资的是百分之二十一,高中等工资的是百分之二十四,只有高工资一类以百分之五十二的数值高于低工资的。
  总结这三例,再加上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民投票,这个研究报告的作者得出结论说:

  “反对黑人白人混合居住的,在白领低工资工人中人数最多,而不是在[白种]工人阶级中最多。……[他们]在公民投票中对于法律的支持多多少少要超过他们的老板和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即业主和管理人员。……熟练工人是最表示反对的部分之一,但其他蓝领工人与白人平均值相当或略高一点。”(13)

  单单这一情况就给了所谓工人是美国最坏的种族主义者这种神话相当沉重的打击。但还有其他的证据。
  另一个研究者考察了大约十年以前十五个南部城市中对种族隔离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白人投票情况。他发现,在十一个城市里,在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类別与地位较高的类別之间沒有什么差別。在三个城市里,較低的一些类別比富有的更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在十五个城市中仅一个城市,工人确似乎此中产阶级差了一点。***(14)
  在较近的时候,钱德勒•戴维森教授研究了三个南部城市的、特別是孟菲斯的投票类型,想找寻证据,证明较低阶级在投票中与较高阶层相比有更多的种族主义。他观察了二十次预选,在这些预选中,都在两个候选人之间作明显的选择,一个在种族和经济问题上是自由主义者,另一个在这两方面是保守主义者。结果十分清楚。在每一次单独选举中,一些低工资的类別倾向于比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类別更自由主义些。甚至在六次非党派选举或公民投票中(那是沒有按照党內指示投票的可能的),结果也表示,只有一次工人阶级的偏狭票较多,两次是中产阶级的偏狭票较多,三次沒有差别。(15)
  因此,关于黑人白人混合居住或种族隔离问题进行公民投票的“现实生活”表决,以及在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的选举,都清楚地表明,工人如果有所不同,那也是比中产阶级稍稍进步些。认为在有关黑人问题上工人全是反动的,中产阶级才是“宽容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神话。一般所认为的工人形象,不外是根据几十个工人、有时是几百个工人参加游行示威而来的,而这里所提出的证据却是根据几十万美国蓝领工人的行为而来的。它和民意测验的资料一起,清楚地表明那些老生常谈是多么错误。
  近年来的一些意见调查,询问了象“黑人是否推进得太猛了?”或“黑人是否在要求特殊待遇?”之类的问题,可是这些调查却在白种工人间发现了一种很现实的敌意。1970年的一次研究除上述两个问题外还询问了另一个问题,问起“黑人是否应该得到他们要求的东西”,结果发现,百分之七十的蓝领工人对这三个问题采取了“种族主义的”看法。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只有百分之四十二到四十三对全部这三个问题都采取敌对看法。(16)其他一些研究显示了较小的但相似的结果。
  但是,虽然有这些新的敌对方面,似乎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即使在北部,白种工人的种族主义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也远比今天恶劣得多。如果说在1956年的全国舞台上沒有出现乔治•华莱士,那时候也沒有其他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示威,那只是因为沒有要求改变的压力而已。今天紧张关系比较明显,但那是因为黑人居住区的危机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黑人所提要求的性质,已以比白人反应快得多的速度发展起来。然而,我们仍旧可以这样说,今天的白种工人在接受黑人的要求方面已此五十年代的白种工人少了一些困难。
  正如许多黑人领袖所指出的那样,被人大加吹捧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北部的“宽容”,特別在工人中间,大部分是以事实上种族隔离的严格制度为基础的。
  以“不要穿过泽西南部”这句话为例,这是前几年每一个住在东北部黑人区的黑人都熟知的,因为黑人只要经过那个地区就会受到折磨。甚至在纽约,在五十年代后期,如果黑人胆敢上时报广场去,常常会有一个警察对他说,“滾回你住的哈莱姆区去吧”,除非他是去送信,或是打扫办公室。
  在北部各地,确确实实有几十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在那里一个黑人如在天黑后被发现,就有被痛打一顿的严重危险,除非他能证明他在那里是有理由的。学校里也有那么几个黑人学生,可是他们常常得结伴走回家去,特別是如果时间较晚。要是一个黑人胆敢搬进一个白人居住区去住,那末,往往就有人用枪把他房子的每一个玻璃窗都打碎。许多北部的工厂有黑白分开的个人衣物存放室和盥洗室,还有一套与密西西北州一样完备的种族隔离制度。
  认清了这一点之后,你才会明白,一种真正的改变已经发生了。在一些地区,非正式的种族歧视仍旧存在,在工厂里甚至还有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但清楚的是,普通的白种工人今天已与黑人有多得多的接触来往,并且在承认黑人的基本权利方面达到比以前大得多的程度。混合居住还沒有被接受,但显然已经有所改变。工人阶级的种族主义从美国开国以来一直是一个现实。但从历史上看,它不能说变得更坏了。
  民意研究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来一直证实这种看法。正如汉密尔顿所指出的,“把1942、1956和1963年三个时候询问同样的问题所作的研究进行此较,除了微不足道的和零碎的例外,证明人们的态度有了巨大而持续的改善。”他还指出,即使是1968年所得的资料也“表明这种趋势在继续着”。(17)
  但是,这里还有最后一点,有助于说明工人阶级态度中似乎存在的矛盾,在某些方面有着真正的宽容,但在某些方面还有明显的敌意。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黑人和白人这些概念进行思考,并把他们的关心置于一种抽象的平权主义感的基础之上时,工人态度的积极方面却是以共同的问题和他们与黑种工人所共有的不公平感为基础的。例如,请听一听罗伯特•科尔斯引述的一个工人的话:

  “我对那些骗取福利金的人感到厌腻极了,更糟的是那些坐着不干活的嬉皮士;他们碰到困难时,就去找爸爸,可是那些黑人却老是干着、干着。但是,干出了什么来呢,谁是真正掌管这个国家的人呢?谁在发号施令,谁在捞取大笔的钱财呢?并不是那些贫穷的黑人。我可以告诉你,决不是他们。自从他们被拿枪的人从非洲逮住,象牲口一样运到这里以来,他们干尽了累死的倒楣活,在这个国家又換到了什么呢”。(18)

  或是听一听斯塔茲•特克尔访问过的一个兰加哥钢铁工人的话:

  “……我沒法真正憎恶整天和我一块干活的黑人。对于黑人知识分子我沒有什么敬意。对于白人知识分子我感到讨厌。我也讨厌好斗的黑人,当我正在累得要命的时候,他会对我大喊大叫什么三百年的奴役;你知道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吗[笑]?我有一句话回答那个家伙——去找洛克菲勒、找哈里曼、找弄到钱的人。別来麻烦我,我们都在一块棉花田里,所以就別来打搅我[笑]。
  “很可笑,老是有钱的白人在大声叫嚷什么种族主义。他们是很安全的,不会碰到社会上与他们不利的强烈反应。你有沒有注意到,老是说什么‘找三K党人算帐去’,‘找白种去’,‘找波兰佬去’,‘別碰我,小子,因为我的名字叫约翰•林赛亲王,住在湖滨公路,公园大街’……
  “我怎么能憎厌黑人呢,他流汗的时候我也流汗。我们都在拚命干活。罢工的时候我拿着一块标语牌,他也拿着一块标语牌……”(19)

  在工人们看见工人阶级的一个共同问题时,他们“宽容地”作出反应。但是,当问题提出全体黑人的需求,而不利于一切白人时,工人们往往忿怒起来,认为自己被人和富裕阶层混为一谈,觉得他们自己的问题被人忽视了。许多工人真心诚意地接受黑种工人提出的起码公平待遇的要求。但很少有人能够同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着重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改善福利救济或努力了解犯罪黑人等问题。蓝领工人的“种族主义”表现得最剧烈的,是对黑人抗议中的这样一些方面:它们要让一般称作“流氓无产阶级”、即失业者解了体的家庭的需求与工人的需求相竞爭。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切工人,黑种的和白种的,都有重大的问题和迫切的困难需要解决。现在也已经看得很清楚,把工人说成美国社会中最恶劣的、种族主义最糟糕的部分这种老生常谈,只是说必须把工人撇开的那套神话的翻版。当然,在美国工人阶级中有种族主义的潜流。但是,说只有中产阶级才能够宽容和转变,这种看法也不过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幻想。关于工人意见的实际资料所刻画出来的工人形象,似乎不如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把工人描绘成无产阶级圣徒那样。但它们也使人看出一种战略的轮廓,能把进步运动从近年来受其束缚的黑人与白人关系的僵局中解救出来,并让它重新开始前进。

  理查德•哈彻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黑人市长。他是一个矮矮的漂亮人物,具有一种时而不拘礼节时而认真严肃的风度。当他描述他在1968年首次当选以来这些年所发生的事件时,他靠着椅背坐在那里,轻松地谈着,常常闪耀出一些颇具锋芒的机智。但当他谈到美国黑人所面对的广泛问题时,他坐正了身子,眼睛注视着听者,于是別人就感到他是竭力想说服你——使你懂得他试图说明的事情。他的办公室不大,是专供个人使用的,把日光挡住的窗帷使谈话似乎不象在阳光从窗戶里射进来的大办公室里那么郑重其事。
  当我会见哈彻市长时,我并不知道他对于组成加里市人口的黑、白钢铁工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但考虑到他在选举中曾经遇到的阻难,我猜想他所看到的也许是这个问题的最不好的一面。
  民主党的机器对他进行了严重的打击,而他只有少数几个白人同盟者。
  在竞选运动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荒诞不经的借口,硬说出现了共产主义,哈彻一再被人指摘为一个狂暴的革命家或黑人权力主义者。为他做竞选工作的一些人回家时被人跟踪,还受到恐吓并实际遭受殴打。哈彻本人受到死亡的威胁,一场惊人的歇斯底里被煽动起来了。
  斗爭在选举前几天达到了顶点,一个白种妇人跑到哈彻那里,揭露了一个大量窃取选票的阴谋。只是在全国舞台上的某些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压力下,司法部出面干涉,阴谋才未能实现。
  当我向他问起加里市的黑、白工人情况时,这些事情——在我脑海里闪过。
  “首先”,他说,“我认为,我和我的行政机构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我们根据选举的票数,认为百分之百的白种蓝领工人同反动的市参议员和新闻评论员的看法一样。(我猜想,当时许多白人关于黑人的判断在某一方面说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在我在任的头几年里,我们做了两件事。第一,在城市服务事业等方面,我们拚命卖力,力求付出过量的补偿。例如,下雪了,扫雪卡车就先往格伦公园去(那是白种工人的居住区),然后才往城市中心区扫回来。可是这完全无济于事,因为那些政治代表干脆就利用这件事说,“瞧,这就是我为你们作出的成绩。他们本来是确实不想这样做的,但我使他们这样办了。”
  “但是,我们基本上认为蓝领工人自己并不真正想与我们来往,也不真正想同我们合作。我常常走到格伦公园的街上去,那里的人连话都不愿跟我说。当然,他们知道我是谁;受到这样的对待之后,你就可以说是真的开始变成惊弓之鸟了。
  “但是,当有一位市议员和其他一些人决定要发起一个运动,把这个市的整整一个区划出去的时候,出现了一场危机。那确实迫使我努力克服我自己的一些保留态度。如果城市的那个地区真的划分出去,我就会眼看着其他的一些地区也照此办理;所以,显然在这一步上非加以制止不可。
  “这样,那时我才开始真正同人们谈话了,甚至同不想和我谈话的人谈。我发现,有些人实在并不是关心我,而是感到,如果划分出去成为事实,他们就得付更多的稅。他们同意在他们的家里举行会议。这样,有六、七个星期的一段时间里,我在那个区里一晚上得出席三次、四次、五次会议,在那里会见人们和直接跟人们谈话。
  “我发现,与我猜想的相反,关于黑白关系的整个问题是有许多不同意见的。有些人抱一种‘要么接受要么舍弃’的不容商量的态度。有些人是真正抱有敌意的,你可以从他们的言语里感觉出来和听出来。其余的人抱着很积极的态度。你知道,‘我一辈子跟黑人打交道,和他们一起干活沒有发生任何问题。’他们就是不让你要他们的女儿,对于和平共处他们沒有问题。那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接着,在白人那方面,我想他们第一次发现了他们一向听到的谣传究竟是怎么回事,比如,说我主张把白人都杀光那样的谣言。有些人真的问我那样的问题,当我说在那种话里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实’时,他们会惊讶起来。但结果是,他们开完那些会回去,就开始去找朋友们说,‘你知道,昨晚上我刚会见了市长,他说……’这马上就传播开去,它是那么成功,一下子就把当时搞得火热的整个分市运动煞住了。不仅如此,那个发起这项运动的市议员当时正在竭力竞选国会议员,他也在一个自由主义者手上遭到了毀灭性的打击。他连在他自己的那个选举区里也沒有获胜,当然更谈不上在那州的众议员选区里了。取得那次胜利需要付出大量的工作和精力,但它表明,这种战斗是可以获胜的。”

  ** 汉密尔顿按收入把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划分开来,其理由已在上一章说明。他还对北部和南部作了分别的考察,因为他发现,这两个地区对种族问题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此外,这里所引的1968年的材料并非采自这本书,而是从他在不久以后写出来的两篇文章中采取的。(7)
  先来看北部(更确切地说是南部以外地区),这里列出的是汉密尔顿关于可称为一般平等权利态度的数字材料,这些数据是他从一份1968年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中计算出来的。

  *** 称这些类别为“工人”和中产阶级,实在并不正确,因为这一研究和下面一些研究都凭收入而不凭职业来划分,因此低工资白领工人约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混进来。但是,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以前的一些研究报告暗示,低收入白领工人不如蓝领工人宽容,因此就使“较低社会经济”类別显得比单独的蓝领工人有较多而不是较少的种族主义。



  几千名大学生缓缓地列队走过市中心区的店铺和大楼。这是1969年,在中西部的一个城市里,问题是越南战爭。
  我的一个邻居是密尔沃基蓝领工人出身的越南战爭退伍军人,他排在靠近最前面的地方,在“越南战爭退伍军人反对战爭”的旗帜下行进着。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高大的年青人,穿着一件沾满油漆的罩裤,一副工作手套从他的后边裤袋里挂出来,正在对经过的示威队伍高声喊叫。他气得满脸通红,当他咒骂行进队伍时他的太阳穴上清晰地突出了青筋。他毫不含糊地喊叫着说,他也曾“去过那儿”,他知道真相。
  大多数游行的人避开他,移向街道的中间,但我的邻居走上前去。在越南新年攻势时,他曾经遭遇过越共敢死队冲进他的阵地并以肉搏战告终的冲锋,所以,大概任何人都不能吓倒他。
  “第一骑兵师的吗?”他问。
  那个小伙子打量他一下,回答说,“对啊。”
  “我也是,新年攻势时我正在顺化。”
  “是吗?”小伙子说,显得比较亲近些了。
  他们开始互相叙说他们都知道的连队军官和其他一些人的姓名。经过了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回忆之后,我的邻居突然说,“瞧,咱们曾经去过那儿——咱们知道那儿发生的事情。”
  “对极了,”对方答道。
  “那么,你知道我们首先应该永远不再上那儿去——你知道,那不是我们去的地方。”
  “是吧,”那个小伙子疑惑不决地说。
  “行了,咱们谈的全在这儿了,”我的朋友答道。
  “是的,可是我就是沒法同意这些该死的毛孩子的看法,他们不知道我们的遭遇,光说我们是一伙杀人犯,说越共全都是圣徒。”
  “我的屁股上就吃了六哂(左边“口”字旁,右边“两”不知是什么字——上传者注)重的子弹,这就说明那些话不是真的。但我就是不愿意还有任何別人在那一团糟的局面里给打死。”
  “我同意你这一点,但我就是看不惯这些嬉皮士。”
  “好吧,也许你愿意跟退伍军人一起反对战爭吧——咱们也全都在那里呆过。”
  我木然地靜听着这一大段话。在五分钟里面,我的邻居不只把一个好象疯子那样的人改变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而且还建议他加入示威游行。虽然那个小伙子不肯加入,他內心的变化是惊人的。这里发生的显然不只是战爭与和平的问题。归根到底,这个问题涉及阶级和阶级特征。那个反对示威的人瞧着排队走过的学生,心里是怀有强烈的敌意的。同一个他认出是跟他一样的人、一个退伍军人兼工人交谈之下,看来好象不可改变的反应就变成了同那些游行的人沒有什么很大差別的观点。一个人随便形成的假设又一次证明是错误的了。

  自由主义者已趋向于把蓝领工人对学生的敌意——对于“激进”战术,如占领大楼、焚烧国旗的一种反应——与蓝领工人关于战爭本身的看法混为一谈。但这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将会看到,工人阶级对嬉皮士和焚烧国旗的敌意并不是以与他们对越南战爭的态度相同的那种假设为根据的。
  在1964年初,民意测验表明,蓝领工人也许此任何地位较高的集团更其“反战”。甚至一些企图证明相反情况的研究报告——认为工人是最反动的——都不得不承认,情形就是如此。有一小群自由主义者批评我们卷入战爭,但主要的反对来源并不来自中产阶级。事实上,各阶层采取态度的情况很近似朝鲜战爭的时候。那时,蓝领工人也更倾向于要求结束敌对状态。(20)
  然而,战爭继续下去,要找到任何对工人阶级意见的正确研究,就成为不可能了。从不同问题得出的答案,以及沒有把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北部和南部分別开来的做法,使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持几乎任何一种解释。对于阶级和对于越南战爭意见“统计资料”,从来沒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
  然而,作为现存民意测验的一个例子,有1970年的一次研究,这次研究至少是把范围只限于北部白种工人,其结果如下:

1970年北部白人赞成立即(或在十八个月内)
  撤回军队的百分比(21)

  工人阶级  48.9%
  中产阶级  40•9%

  还有许多旁的研究提供了类似的比较,然而,它们虽然貌似动人,事实上,有能力的研究者还可以在那些资料的空白处开进一辆小卡车去。例如,有的資料说,工人倾向于选取“极端”立场,鹰派和鸽派都有,中产阶级则比较容易接受“支持总统”的呼吁。(22)
  但是,各种各样的民意测验都不支持这一说法:工人都是主战的,中产阶级是反战的。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已经明显,各个社会阶级的大部分美国人都已非常厌倦战爭,认为我们早就不该卷进去。
  其次,还可以怀疑,民意测验是否反映了真实情况。但公民投票,这次是关于战爭的,又提供了一些“现实生活”行为的说明。研究了六次公民投票之后,得出下列结果:

  有三次(迪尔本,1966和1968年;旧金山,1967年),工人阶级居民区比中产阶级居住区更倾向于支持反对战爭的公民投票。只有在旧金山那一次,黑人构成重要的因素。
  有两次(加利福尼亚州的贝弗利山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在工人阶级地区和中产阶级地区之间沒有显著的差別,只有麦迪逊的熟练工人比较倾向于鹰派。
  只有一次(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的结果是符合流行的老生常谈的。在那个城市,专门职业和管理人员居住区明显地比工人阶级地区对公民投票表示较大的支持。

  这一研究报告的作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对战爭抱不赞成态度的,在工人阶级方面似乎比社会地位较高的那些阶层来得多。在大多数居住区,每当具有较低社会地位特征的投票人的比重增长时,反对战爭的票数也跟着上升。”(23)
  由此可见,就越南战爭问题来说,那种老生常谈也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证据再度表明,美国工人实际上可能比中产阶级略为不军国主义些,而不是更军国主义。
  然而,这个结论似乎又难于和工人阶级意见的其他一些表现相协调,例如许多工人明显地作爱国主义的表演,把国旗图案贴在汽车上,在他们的大门上悬挂国旗等。
  还有,甚至更难理解的是民意测验所清楚地表示出来的情况:工人们固然对战爭本身并不热情,对于学生的抗议和示威游行却反应强烈,确实怒气冲冲,叫人望之生畏。
  下列一些从不同来源得来的测验结果,虽然肯定不能说是多么精确,但也许并不太错:

                       蓝领  白领
 对于学生的示威游行抱强烈敌意(1970年)     50   30
 认为学生的抗议和示威游行是不正当的(1970年)  62   53
 认为学生的抗议是暴行(1968年)      (工会会员) ——
 认为焚毀征兵卡片是暴行(]968年)        63  ——
 认为警察殴打学生是暴行(1968年)        45  ——

  在这方面,工人显然是不宽容的,特別在最后两个问题上,对这两个问题,多数人认为焚毀征兵卡是暴行,警察打学生反而不是。
  这些统计数字所提出的问题是明显的。为什么有许多工人自己也反对越南战爭,但对学生和学生的抗议又那么抱敌意呢?
  许多评论者着重地提出“对于传统社会准则的威胁”以及“旧式的爱国主义和道德观念”作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这二者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还有一个因素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1968年,这种敌意达到了顶点,那时正是向美国工人宣布“公平待遇”二十年、即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在那时候出生的孩子到达大学入学年龄了,结果发现这个诺言已被背弃。上了年岁的工人看到他们的孩子进了军队或工厂,大学则仍旧为中产阶级保留着。这样,当学生们开始罢课或烧毀国旗时,工人们最威到反感的是这样的事实:这些并不是“他们的”孩子,而这些人正是使他们的孩子被送到国外去打仗的人——因为学生具有2—S(学生)缓役权(工人所得不到的另一个中产阶级优惠权),他们是遭受不到危险的。最后,当学生开始把警察叫做“猪”的时候,这里又增加了阶级优越感和势利态度的最后一个因素。****
  一个工人描述他对学生的看法如下:

  我有一个儿子,我的最小的儿子,在越南。他得不到机会。他不能用进大学的办法躲过这一关。他说,所有在那里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他们是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出身的,他们之中有许多对于拉他们到那里去打仗恨得要命,后来被打死了。他们就是得不到大学里的孩子的那种幸运。
  当然,我的孩子是愿意尽他对国家的责任的,如果他必须尽的话。我也是这样想。可是,我们想不通的是,那些戴着珠项链①的孩子——从漂亮的郊区来的阔孩子——当我的儿子不得不上那儿去而且可能会掉脑袋的时候,怎么都能躲过的呢。他们安然地躲过了……后来,当他们看到他们快要从大学里毕业,也可能被征去当兵的时候,他们就捣起这种乱来。”(25)

  这样,阶级问题又纠缠到工人阶级“反应”的这一领域里来了。工人当时是有所“反应”的,但主要是针对着这一事实:他们的孩子上越南去,中产阶级的孩子则进了大学。似乎除了他们以外沒有人关心到达一具体的不公平状况。


  **** “猪”这个词作为警察的诨名在六十年代流行于学生中间,是美国至今还存在的阶级偏见的一个触目的例证。虽然六十年代大多数“激进派”学生会否认他们使用这个词是中产阶级对于一切工人的优越感的表现,工人们却清楚地认识到这究竟是什么。
  “猪”这个词一直是上层阶级嘲笑穷人的一种侮辱称呼,这是因为猪的形象是在污物中生活,吃泔水,由于吃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而长得特别肥胖。
  这些特征并不与学生对警察行为的批评有关。并非偶然,在三十年代当罢工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时,不论公开或私人之间,他们把警察叫做“暴徒”、“恶棍”或“雇来的猩猩”而从来不说“猪”。同样地,在其他国家,如墨西哥,农民和工人要找一个比喻来描写政府凶恶的别动队时,他们选取的词是halcome(兀鹰)。这些形象很好地表达了普通老百姓对于官方当局不公正行为的真正批评。但“猪”这个词与警察的非法行为完全没有关系。这是有优越感的人高高在上地用来脱下层阶级缺乏教育和“文化”的一种侮辱称呼。学生也许自己也不明白他们的这种动机,但工人完全清楚地知道其中的道理。警察往往是他们的邻居或亲戚,如果警察是“猪”,他们也是“猪”了。(黑人区的黑人也用“猪”这个词,但这个词具有根本不同的含义,那是穷人用来指社会阶梯上在他们之上的人的,如“有钱的猪”这种通常的说法。)
  ① 美国宣扬和平和博爱的“嬉皮士”喜欢戴的一种象征博爱的装饰品,他们自己称之为“博爱珠”。——译者


  四

  1972年的选举也已被援引作为蓝领工人中掀起的保守狂潮的证据。乔治•华莱士明显的号召力以及尼克松引人注目地夺到一些蓝领工人选票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指出是工人政治立场基本上向右移动的表现。
  关于1972年选举以及为什么它会得到那样的结果的详细讨论,必须留到后面一节讨论。但是,蓝领工人日益增长的不满、劳工队伍结构的改变以及自由主义者的战略本身,都在华莱士和尼克松的稀有现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决不是工人的态度不知怎么自发地“右倾”的简单问题。特別是最后一点,即自由主义者战略中的错误,是工人阶级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但是,还有另外几点必须在这一章里提出,这只是因为从选举中暴露出来的真正变化在自由主义者有几部分的成员中被荒唐地夸大了,从而造成了一种人心惶惶的图景,似乎出现了一种来自美国工人阶级的法西斯威胁。
  例如,有一位作者这样总结了那次选举:

  ……只要“中产阶级社会”英勇地坚持它的种族隔离,它的军国主义,以及它那不屈不挠地维护贪污腐化和政治生活中的其他卑劣作风,[麦戈文]就不大可能成为麦戈文,也不大可能是圆通随和的——至少在结果上说是如此。有些预言家,特別是约翰•加德纳,曾经宣布中产阶级社会漠不关心态度的结束,但在选举前的阴暗日子里,漠不关心态度之所以看来似乎已经过去,只是因为它被一种更坏的事情、即积极维护中产阶级社会一切最坏的罪恶的行径所代替了。(26)

  但是,这是真的吗?投尼克松和华莱士的票是冷酷的事实。但是,说工人已全部变成反动派的结论则不是事实。的确,我们至今所看到的材料是与这种说法相矛盾的。虽然它已表现出真正的种族主义,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反动的工人”和宽容的优秀人士。
  例如,投华莱士的票,的确是一种反动的迹象,但甚至在1968年,人们就已经看出,在种族主义之外,他还巧妙地掺进了一种“人民党的”或说得更确切些一种“有级阶意识的”迎合工人不满情绪的号召力。他说:

  那么,在合众国的这些州里今天存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呢?是假知识分子政府的倾向,在这种政府里,有一个精选出来的优秀人物集团写出了官署里的指导原则和法庭的决裁,他们从一些讲坛上、一些大学校里、一些报馆编辑部里发表言论;他们看不起街上的老百姓、玻璃工人、钢铁工人、汽车工人、纺织工人、农业工人、警察、美容师、理发师、小商人;他们对这些人说,如果我们不给你们拟定一个指导原则,你们连早上怎么起床、晚上怎么睡觉都不知道……(27)

  即使在评论员集中注意到他打进北部的时候,他在1968年所获得的工人阶级支持仍旧绝大部分都在南部。(他只得到百分之八左右的北部工人阶级选票,他的最大支持来自南部的小城镇和农业地区。)(28)
  斯卡蒙和沃顿伯格在事实上已经指出,华莱士的真正问题是人们看出他在种族问题上过于偏激,这损害了他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号召力。他们说:

  ……当竞选渐近结束时,人们越来越看出华莱士是个地区性的候选人,并且是一个不会有效地处理法律和秩序问题的人。总之,华莱士走到离社会问题太远的一边去了——如果美国人民想要秩序和结束混乱,他们也不会想从一个被发觉为极端派或种族主义者那里达到这一目的。(29)

  这话符合我们从北部工人那里听到的反应,那就是,固然华莱士“说了一些真正漂亮的话”,他是“太偏激”了,实际上不会得到他们的选票。
  然而,在1972年,在他被人打死以前,华莱士确实似乎比在1968年时有力量得多。虽然沒有人作过十分精确的计算,他确赢得了某些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多数选票,或者往往是获得了有份量的少数票。
  但是,虽然沒有证据证明华莱士的內心深处曾改变了他的种族隔离主张,他在1972年的公开言论却与1968年大不相同了。
  他小心谨慎地避免说出露骨的种族隔离甚或“种族主义”的言论(这里说的是纯粹意义上的那种“种族主义”,主张黑人生来是低等的,或是说,不配享受基本的民主权利,而只能受到对付未指明的“犯罪分子”那样的巧妙对待)。在竞选期间,他宣称他反对汽车接送学童,但他也声称赞同在学校里取消种族歧视。当匹茲堡的黑人企图参加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时,他替那些排斥黑人的工会辩护,说它们知道“各种种族的人都有权工作”,说它们“遵从国家的非种族歧视的雇用政策”,。他说,他只关心“不够格的”工人的问题。(30)
  这当然沒有使他的种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同他疏远,因为他们知道,“老乔治”使用这种手段时只是在玩弄政治手腕。
  但这却帮他获得了数目大得多的工人,这批工人曾认为1964年甚或1968年的华莱士的观点“太偏激”了。请看一看《纽约时报》关于1972年投票选举华莱士的一个蓝领工人的下列描写:

  ……杜威•伯顿,二十六岁,矮小而结实,嗓音沙哑,笑的时候露出有缝的牙齿……他的工作从早晨五点五十二分开始,那时第一辆汽车在装配线上在他面前移过。他说在他地方基层工会当主席的那个黑人是“我们有过的最好的主席”。对于他的儿子戴维跟黑人同进一个学校他沒有意见;如果有一家黑人搬到他住的街区来,他也不会反对。他相信,他们会比街角上那些靠福利金生活的白人更好地照料他们的家,那些白人的行为才让他恼火。
  但他竭力反对汽车接送学童。甚至不愿让几个黑人孩子单程搭乘三个街区路程的汽车到他儿子的学校里去,他说,“我的孩子决不会为了取消种族隔离同黑人一起搭车到底特律或任何別的地方去。汽车接送学童是我关心的唯一问题。那是这次竞选中的最大的问题……”
  ……但他也坚决表示,“如果有一对黑人夫妇在这里买了或租了一幢房屋,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戴维他们的学校去上学,并且交付 稅款,那就很好。”
  ……1968年伯顿先生投的是休伯特•H•汉弗莱的票,认为他是“从罗斯福民主党人那条长线上下来的”工会工作者。……他的岳母维奥莱特当时倾向于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的华莱士先生,但伯顿先生把华莱士叫做“种族主义者”,劝她跟他投一样的票。
  ……伯顿先生沒有当过兵,“丝毫也不关心战事”。
  “这从来同我沒有关系,”他说。“我关心的是人被杀死。这次战爭结束了,还会有另一场战爭。也许这只是因为战爭可以使大工业维持下去,使人们有职业。”“你瞧,我们正在打一场內战。你在新闻片里看见三十个越南人从一条马路上跑来,你却不知道他们是朋友呢还是敌人。”
  伯顿在11月7日投了票。他勉强地选择了乔治•麦戈文。“我确实不认为麦戈文会获胜。可是,如果我们投了他的票,我们也许可以表示给尼克松看,我们需要什么,工人需要什么。”(31)

  杜威•伯顿无疑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投华莱士票的人,但有几百万象他那样的工人在1972年给华莱士增加了选票,这些工人并不是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他们也并不维护“美国中产阶级社会最坏的罪恶”。
  蓝领工人投尼克松的票,也不能看成是工人现在与“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相比已是可怕的保守主义者的证据。
  在尼克松爭取到工人阶级的选票时,人们表达出来的震惊和恐惧,实际上大都是以许多评论员认为“工人愚蠢”这一偏见的变种为基础的。有这样的设想,认为在每一次选举中中产阶级对于各种问题都会作出自己的决定,而工人则“在传统上是属于民主党的”。(換言之,他们太无知,不会看报,不会每四年一次决定他们要谁当总统。)所以,连工人会不再投民主党人的票这一看法都被人当作欺人之谈。工人应该保持安靜,乖乖地投票,因为他们“在传统上是属于民主党的”。
  但是,在选举那天,人人都在作出选择,工人每次投票时确实都选择他们所需要的充当总统的人。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谁提供了最大的支持——谁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问题本身作出了回答。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尼克松得到了工会会员家庭的选票百分之五十四,即一半多一点。然而,上层中产阶级、即专业人员和工商业者给了他百分之六十九的选票。甚至受过大学教育的“宽容的”自由主义优秀人士,就是一直被人描写成偏见的汪洋大海中理智的孤岛的,也给了数目惊人的百分之六十三的选票。即使我们把黑人在工会会员中所占比例此在较高类別中为多这一事实计算进去,那也不能推翻阶级与对尼克松的支持之间的这种基本关系。(32)
  最后,被许多评论员指出的一个事实必须在这里再提一下。“保守的”蓝领工人给尼克松的选票并沒有越出总统竞选的范围。当工人转向国会议员和国家机关人选的候选人时,他们仍旧投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票,表示被否决的只是候选人而不是自由主义的一般原则。
  1972年10月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事实上使人们看出,如果爱德华•肯尼迪当候选人,他会获得蓝领工人选票的半数以上。在那次调查中,麦戈文得到百分之四十四,尼克松则得到百分之四十九。但在肯尼迪一尼克松竞选中,肯尼迪获得工人阶级选票的百分之五十三,尼克松仅得百分之四十一。由于黑人几乎一致投麦戈文的票,这百分之十二的变化是由下一情况造成的:白种工人表示,只要候选人合他们的心意,他们继续愿意投“自由主义者”的票。(33)民意测验工作者路易斯•哈里斯也作出下列结论,虽然他使用的是不同的分析方法:

  选举后完全沒有迹象表明,尼克松的当选反映出选举人方面的一种深切而持久的愿望,要求集中力量处理那些以犯罪、放任政策以及对改革的抵制等问题为中心的所谓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问题”。(34)

  五

  本章所举的证据全部可以归结成一个结论。认为工人是人口中最保守的部分这一看法,正如认为工人是个富裕的阶级这种看法一样,根本是一个神话。虽然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存在,工人在许多问题上却并不比中产阶级坏,或许还要好些;并且,促使他们反对黑人和学生的那些问题之中,也沒有一个是来自任何“不可避免的”保守主义的。我们后面还要更仔细地讨论选举问题,但这里必须指出,固然选举问题对于民主党人说来曾是一种不幸,真正的危险却在于人们可能会从中得出不正确的教训。
  目前,情况似乎正是这样。民主党关于怎样夺回他们失去了的蓝领工人支持的问题,目前正在酝酿一场內部的纷爭。但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为了赢回蓝领工人,我们得向右走多远;为了在下一次把一个民主党人弄进白宫,自由主义者必须从他们帮助黑人和反对战爭的目标后退多远?”
  我们在这一章里所看到的每一件事都表明这是错误的。在种族和军国主义问题上,工人并不是盲目地反动的。他们最最恼火的是他们的合法需求遭到忽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问题是阶级不平,是美国政治惯常给予他们“不公平对待”的那种方式。
  所以,决不是企图走向尼克松的右边,那是已经很有经验的工人所不会接受的,并且无论如何也是近乎不可能的;从民意测验和公民投票都可以看出,所需要的不是倒退,而是向前挺进。如果自由主义者能解决一切工人阶级、黑人和白人、工作上和社会生活上的需求,而不是盲目地支持那些常常损害白种工人而让富裕阶层全然无损的方案,那么工人自然会有所报答的。同样,为了赢得工人阶级的选票,不需要把军队和钱送到地球上所有的傀儡独裁政府那里去。工人反对这样做,象中产阶级一样。另一方面,还是不要再做出那些趋于极端的行为,如把他们的邻居叫作“猪”或支持杀死他们孩子的军队的胜利吧。最重要的是,如果自由主义者照顾到我们在前两章里所说的问题,资料表明,工人自会提供他们的支持。参议员弗雷德•哈里斯要言不繁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只要进步不是只对別人有好处,对他沒有好处,那么蓝领工人是会继续进步的。”(35)这一直是蓝领工人心怀不满的主要根源,在它有所改变以前,将继续如此。
  前面已经引述过的戴维森教授,以下面一段话概括了他的研究结果,达段话既适用于他在那里进行研究的南部,也适用于整个美国。

  那么,归根到底,未来的南部政治形势主要要看候选人有何贡献。我们已经指出,许多较不富裕的白人会投黑人所投的候选人的票,只要这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也符合他们的正义感。南部白种选民中有一大部分愿意接受进步的改革。候选人如果对这一事实不加考虑,那就不能怪別人,只能怪他自己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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