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先锋网旧版

工先网新版:http://www.workerpioneer.com/(2011年4月26日正式开放)
现在的时间是 2017年 5月 24日 02:38 星期三

当前时区为 UTC + 8 小时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9 篇帖子 ] 
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李星编译:1917年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与工人阶级政权专题】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6:18 星期一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一九一七: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与无产阶级政权


编译者按:
本文主要取材于戴·蒙代尔(加拿大)著《1917年的彼得格勒工人监督》(1995年刊登于莫斯科《抉择》杂志),以及德·丘拉科夫(俄)著《工人国家与工人自治:1917-1918年间的辩论》(2003年刊登于莫斯科《抉择》杂志)两文。在此对二位作者表示谢意。

李星编译


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建立政权,是工人运动的战略目标;但无产阶级取胜的历程,却绝非按部就班的呆板过场。十月革命的内在阶级动力,表现为工人自我组织程度越高、越团结和认清自身利益,越坚决捍卫乍看起来属于「民主革命」的改良措施(8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政治自由和人身尊重),越发现急需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本文试图以1917年俄国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发展为主线,揭示下列方面——群众运动如何走向高峰;有组织工人和其他劳动阶层决心夺权的集体心理变化;左翼众流派、有产阶级与工农的互动关系。

1917年,深陷世界大战、工业危机与上层密谋的沙俄暗流汹涌。首都彼得格勒工人与(农民出身的)士兵的春季起义,既推翻了帝制,又使俄罗斯一度成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1](列宁);群众组织遍地开花,帝国及属地的大型工业中心(从彼得堡、巴库、赫尔辛基到哈尔滨)均出现蓬勃的工人士兵代表会(即苏维埃),企业内部普遍建立工厂委员会。与1905年出现过的苏维埃相比,工委会及其「监督生产」尚属新鲜事物;工人们总结说「委员会诞生之初,既无行动纲领,又缺活动规章。但生活给我们写出了纲领和章程,就是说,我们的最好老师是生活本身」[2](1917年12月「普吉洛夫」工厂工委会报告)。与此同时,左翼各派对异军突起的工人监督显得懵头转向;一位列宁派干部坦率地表示「扪心自问,十月革命前我党对工人监督的整体形式以及在何种经济基础上继续它,心中无底」[3](奥新茨基)。

1917年11月1日,首届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开幕。孟什维克派(以下简称孟派)指出「工人监督生产的前途,关键在于澄清(正在进行的)俄国革命是否等于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一再要求列宁分子把话谈透,可他们一味回避」[4](特维尔市工人代表林科夫)。对孟派来说事情很简单:「它并非社会革命,而属于搀杂着社会改造成分的政治革命,或者说社会改良被放到了极重要位置」[5](林科夫),无政府主义派的看法相反——「我们支持社会革命」[6](首都「施利塞堡」火药厂工人代表茹克)。至于聚集了最多革命工人的列宁派,则忙于内部重组。

1917年春列宁发表《四月提纲》,抛弃第二国际多年指导俄国工运的「两阶段论」(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相当历史阶段后再谈社会革命),呼吁无产大众尽快夺权,导致部分干部愤而出走。更多同志作壁上观:不公开谴责列宁的新路线,但未把领袖关于工人革命的号召当回事,而认真筹划如何巩固代议民主制,以完成广泛社会改良。数月后,主张「工人政府」的托洛茨基及其「区联派」入伙;产业工人中列宁派的影响飞跃增长,但中央多数仍反对推翻资产阶级政府,难怪著名左翼政论家苏汉诺夫尖锐地质问「列宁分子到底想拿政权怎么办呢?他们显然欠缺清晰的计划和主意,充其量只堆积了些新政治纲领的原始材料」[7]。

许多深陷政治惰性的「老革命」(从斯大林到加米涅夫)感觉不到工人起义的迫切需要,基层劳动者的情绪立场却电闪雷鸣般裂变——「监督生产是所有工人会议的绝对主导话题」[8](苏汉诺夫)。尽管「监督(生产)并非社会主义。这仅是推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9](工委会中央理事会成员、列宁派干部帕·斯克雷泊尼克),而孟派忙于使工人监督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积极因素,以「调节和组织国民经济与劳动力市场」[10](首都工代会经济纲领主笔格罗曼),大小老板如坐针毡。「列宁也好,托洛茨基也好,至今都没提供完整经济纲领;他们的工业主张从未超越(孟派制订的)彼得堡工代会《五一六工业要点》的范畴。大资本——比如纺织巨头、临时政府工商部长卡纳瓦洛夫——认定激进改良等同社会主义,其实远着呢!」[11](苏汉诺夫),但有组织工人爆发的能量已让有产者吓破了胆。「工代会和其它工人组织有能力对政府施加巨大影响」[12](银行家列布申茨基),工厂委员会索要财政文件和生产信息的劲头,让资本家和高级主管们惊怒不已,很快铁了心对抗到底。

那么,工人们到底推出过哪些经济要求呢?首先是八小时工作日。


八小时工作日

二月起义喊出了「民主共和!无偿分配土地!立即签定无割地赔款条件的和平协议!」等政治口号,另外,工人们的社会经济改良愿望也非常高涨(八小时工作日、「足以满足自由公民尊严生活」的工资和「企业内部宪政制度」)。左翼认为上述要求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但资本家及其国家机器另有意见。1905年革命时,八小时工作日即为工运中心目标,但雇主和政府唾骂这是「政治讹诈」。1917年帝制垮台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命令彼得格勒工人结束政治总罢工,并得到工运多数领导层(孟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然而,市工代会的复工决议受到基层坚决抵制,形同废纸。一位工人代表回忆说「当我把决议拿回厂后,就明白它毫无效力。得到自由后,我们必然借助它(即包括罢工权的政治自由——李星注)减轻剥削制度的压迫,与资本更好地斗争」[13]。3月7日,111家彼得堡工厂只有28家复工(首都工业家协会数据),复工企业多半(在工人压力下)落实了八小时工作制[14]。3月24日,帝国炮兵管理总局下属各大军工厂举行工人会议,气势如虹地宣言「我们必须得到八小时工作日和其他政治自由!」[15]。


增加工资

战争使工商界大发死人财,劳工却得承担收入下降、物价腾贵与征兵的苦难。皇室逊位后,工人异口同声地要求「原封建帝俄时期的暴虐剥削条件,不应继续在新俄罗斯存在下去」[16](首都纳尔弗区工代会声明)。

3月10日,彼得格勒工代会讨论了首都无产者的生活现状,多数代表倡议立法确认最低工资制。与会的「普吉洛夫」船厂代表总结说:「工人与士兵代表会有责任站在穷人立场上观察事物,更新薪金评估办法,让工人有更好生存条件。我们责成(本次大会即将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全面了解无产者生活,并与厂方开始谈判。当主管的那帮吸血鬼跟雇主一个鼻孔出气,打着爱国旗号让大伙一贫如洗,吸干压碎后就甩进垃圾堆。(执委会的)同志们,现在世道变了!工人要求公平的薪水,老板却冲我们喊:‘完了!要动手抢啦’,同志们,你们大概不会跟着老板瞎叫唤吧?站在工人立场上,你们该告诉老板:‘错了,财主让工人累弯了腰,刮干了他们的财富,往后必须支付劳动应得的报酬’」[17]。


「企业宪政制度」

帝俄时期,企业内各级主管和小头头既专横跋扈,又多与情报部门合作迫害工运分子——厂长定期向特务汇报工运动态,对政治罢工以歇业回应;作为回报,政府派兵镇压经济罢工[18]。身为专制制度的基层环节,旧管理层充当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活载体,且被职工视为以侮辱下属人格为乐的奴才狗腿,恨得牙痒。二月起义后,末代皇帝的退位书墨迹未干,工人便呼喊着「厂内宪政万岁!」着手清洗各级领导。为了泄愤,好多地方的工人把高级白领们用麻袋蒙头塞进货运推车,于大群人的哄笑中铲到厂外;后来的清洗气氛较平和,但更有组织性。


一般来说,工委会开除管理者有三大理由:


一.他是专制走狗、告密者,用政治迫害威胁工人。

二.他是土皇帝,侮辱工人自尊,把剥削程度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波罗的海」船厂油漆车间工人揭露「这几年工头沃尔科夫让我们吃了数不清的苦头,1909年以后他就拼命把工资条件往下压,根本不管劳动环境如何……大伙一直受这个王八蛋的气,直到天翻过来」[19]。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1914年间,首都许多罢工都与「对工人保持礼貌」的要求有关,但当时的帝俄工商部长称这一谦卑请愿「纯属政治挑衅」[20]。

三.不胜任本职工作。首都第一电站职工解雇了全部大小头头,因为他们既是「专制制度的追随者」,又「从经济角度看有害,从技术角度看无益」。在「波罗的海」船厂,一位车间主任被工人撤职,理由是「对本职工作狗屁不通」「每天在岗时间不超过两三小时,对工人的任何请求都回答‘不老实就让你下大狱’或‘再嚷嚷送你上前线等死!’」「在工人中间安插探子,除保皇党外,防止任何工人组织露头」[21]。


工厂委员会的诞生

工委会是「厂内宪政」的组成部分,早在1903年,帝俄政府就允许工人从事集体谈判,但又立法限制职工代表的实权;厂主和官僚机构还竭力阻挠工人行使上述权利。二月起义后,工委会负责与厂方谈判、联络其它群运组织、保护企业、监察生产和财政收入等工作,它的组织原则与工代会相仿(受工人大会监督,向后者定期报告,所有成员可以随时撤换),但活动范围局限于本企业。对上述活动,工会干部普遍批评工委会让工人「多管闲事」;后者则反驳说在政治危机和经济萧条的严酷环境下,传统斗争手段(集体合同、罢工与请愿)已失去效力。

群众边试边走,跌撞摸索地前行。对建立工人政权,他们和自己的先锋党(无论列宁派抑或孟派)没什么思想准备。由于长期认为(所要完成的)俄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工人们有很多疑虑,生怕破坏私有产权(打击同盟军)。但每天面对的阶级斗争铁硬现实,逼得无产者往前走。一年后,列宁派老干部、工运活动家伊·斯捷潘诺夫总结道:「工委会终于成了企业的全权主人,这是革命发展与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结果。与其说无产者有意识地往这方面走,不如说形势所迫」[22](小册子《工农业: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


有产者的怠工·国家调控·工委会的反击

二月起义后,有组织工人积极护厂、热心提高(尤其是军品的)生产率,视为保卫民主自由的必要措施[23]。主流资产阶级政治家库特莱尔(大工业家)留意到「工人表现出某些工作热情」[24]。4月中旬,首都「施利塞堡」火药厂厂长告诉工商部长「工人极富觉悟地接受了现有经济形势的一切后果,尽力保护企业不受骚扰,努力增加火药和其他爆炸物的产量」[25]。早些时候,临时政府工商部长报告说首都无产者「怀疑某些厂主有意怠工,拖延军品的出厂期」[26]。

被压迫者主动退让和自我牺牲,老板们却蹬鼻子上脸。从三月中旬到四月底,工商界开始有计划地关厂、唆使管理层积极怠工;与此同时,主流舆论界笔杆齐飞,破口大骂「红袖标新贵」统统是帮「贪婪与懒惰的猪」;职业写手们煽情地高叫「前方将士七生报国之际,工人却纠缠什么‘八小时工作日’没完没了地要涨工资!」。1917年4月底,雇主抵制和持续作战造成的经济恶化,使革命运动人心思变。5月10日,孟派《新生活报》报道「最近首都部分企业的生产下滑,暂时局限于中小企业,但危机阴影使群众极度紧张」;5月13日,《发言》报(大资本主流喉舌)预言「两三周后,所有(工厂)会接连关门」。

整个1917年,改良主义左翼(孟派、右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列宁派)一直进言有产政府借鉴德国和英法的战时国家垄断模式,缓解战争给经济的戕害,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彻底改造旧俄。1917年4月铁路工人全国会议上,社会革命党代表首次提出国家要尽快接手工业[27];5月16日,彼得格勒工代会执委会通过了下属「经济处」制订的《反危机纲领》(主要作者——孟派经济学家普·加尔维与格罗曼),设想在生产、分配和金融领域推行广泛国家调控政策[28]。列宁派内部的类似观点以尤·拉林为主要代表[29],直至十月起义后,拉林仍积极鼓吹「生产资料的有限私有产权」理论,试图保留大工业私人资本。对工厂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等「通向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自我组织形式,这批左翼始终抱有极大怀疑、冷淡乃至厌恶情绪,直至流亡时期仍恨恨不已(切尔诺夫《建设性的社会主义》)[30]。

然而,《加尔维计划》出笼后,工商界纷纷摇头,一口咬定该方案「不合国情」。到底大老板们想说什么?对此,莫斯科银行家兼工业大王帕·列布申茨基做了更具体和坦诚的解释——「欧洲国家对经济的(战时)干涉,受到(国家本身的)充分监控,(俄国)实业界不反对这类调节。但有益和必要的监督恐怕无法(在俄国)实现,因为现政府自己也处于受(工人组织)监管地位,它如何独立处理巨大的调控工程?!」[31]。有产者害怕的并非加尔维等改良左翼活动家,而是数百万充满进攻意识的有组织工人及其士兵盟友;加尔维们(孟派、社会革命党)拿资产阶级没辙,但仍控制着迅速觉醒的底层,充当着有产者与工人间的缓冲带。

5月18日,工商部长卡纳瓦洛夫威胁「只有恢复(劳动)纪律并坚决与极左分子填不完的胃口做斗争,经济危机才能被遏止」[32]「最近的将来,假设(工人)不学会冷静的话,数百家企业要关闭!」。这是对改良主义领袖的政治压力。5月20日,孟派《工人报》刊登题为 「进攻?」的社论,惊呼「工代会每天接到大量(关于资方怠工的)汇报,所有迹象表明工业界已有(反革命)纲领」。社论接着写道:「经历了短促慌乱后,工业界重新活跃起来。不久前的张皇失措与一味退让已无踪无影。三月里工业家们几乎不还价地满足工人要求,现已转为坚决自卫并急匆匆地到处反扑。以缺少煤炭、金属和订货以及进口货竞争太甚为由,雇主想方设法地裁减工人降低生产。其实,这是资方新的斗争手段——隐蔽歇业」。

工商精英图谋以黑色铁血手腕结束革命;半灰不白的「民主进步政府」口头唱得好听,实践中帮老板的忙;领导群运的主流左翼寄希望于当局纳谏落实广泛改良,编织着粉红色的梦,这便是1917年5月俄国主流政治调色板的主要元素。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一幕不时重演——1927年的中国;1936年的西班牙;1958年的伊拉克;1972年的智利;半途而废的革命结局惨淡:工运被碾碎,无产先锋多遭屠戮,工农一蹶不振,有产者的秩序和财产得以延续。但1917年的俄国无产者选择了另一个结局。他们的斗争告诉我们,只要牢牢立足本阶级利益和组织,貌似庞然大物的有产者和改良主义头目并非不可战胜。

4月10日,列宁派首都委员会首次号召工人自觉监督企业内部事务(「应部分工委会关于监督生产必要性的呼吁,我们号召工人同志建立相应的委员会」[33]),在此之前,左翼众流派对这一底层倡议均无深入研究。5月底,首届彼得格勒工委会代表大会把工人监督列为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列文(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介绍说「凡工委会能做的,正在做,但不理想;工人组织需要建立专门机构,与国家机器一起监督生产和分配,才能使现有工作变得富有成果、有组织性和稳定下来。……底层监督仍原始粗糙,局限于保护企业、防止机器被(雇主)零散卖掉和蓄意破坏等等。……革命工运的新形式——工委会扮演着(企业里的)主要角色,但在生产领域,没有真正革命政权进行干涉,工委会无力解决如此巨大复杂的难题」[34]。

大会上,已受冷落的「务实左翼」撇嘴坐在角落里,暗骂代表们的决定是「俄国工人落后意识的表露」[35](加尔维)。许多年后,流亡孟派领袖们仍自吹「当时局势远非无可救药,工人立法领域取得巨大进展」,捶胸顿足地抱怨群众盲动,「让列宁和托洛茨基冒险小集团钻了空子」[36]。不管怎样,随着工人监督的铺开,从组织程度到意识领域,无产者的阶级独立向前迈了关键一步。


私企工人:你怠工,我监督

冷对主流舆论铺天盖地般恶意攻讦,革命工人更改了战术——监督生产被广泛提到私企工委会的议事日程上来。3月20日首都工代会举行全会,金属加工行业的一名代表报告说「尽管部分车间有活干,却无法开工,经理也搪塞推委,结果大家无所事事。工委会碰过头了,已成立三人调查组,提防厂方出于反革命动机破坏生产。如果调查表明那些车间可以立即运转,就马上要主管落实。今后厂里可能还会找碴怠工,所以请市苏维埃牵头成立工厂事务委员会,以便统筹全局。过去有个‘军事-工业委员会’过问下面的生产,但那是资产阶级小圈子机关,里头的工人代表是陪衬。现在该成立以我为主的类似机关,巡查全市厂方怠工行为,特别要澄清关于金属、煤、石油无一不缺的借口属实与否」[37]。

由实际效果来看,工人监督负有三大责任——制止资方的恶意裁员、减产和关厂;鉴于生产的资本主义市场性质,假设管理层蓄意抵制,类似努力便成效甚微。这个阶段的工业无产者对劳资矛盾有清醒认识,但同时准备与雇主达成阶级妥协(「为了民主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只要后者维持生产就行。然而,工运的吓人威力使众老板只剩一个念头——鱼死网破!任何长期协作都让富豪们排除在外了。

1917年4月底,彼得格勒州工厂视察员报告说「‘兰格吉平机械制造厂’工人怀疑厂方有意迟滞军品生产」。4月27日,武装工人禁止厂长回家;多方调停下,最终建立了联合调查组(工代会、企业主协会、工程师协会和中央政府所属军事-工业委员会各派代表),但调研进展迟缓。6月2日,厂长以成本昂贵、燃料和原材料奇缺为由宣布停产,又叫骂八小时工作日导致生产率下降一半,「公司在军事订货上亏了一千万卢布」难以为继云云。.向上级理事会求助后,工委会查出并追回雇主吞没的45万卢布(足够维持一年制造开销)[38]。事后,全厂工人决议立即推行监督生产制。

对事件的报道中,首都工委会机关报《消息报》指出「‘兰格吉平冲突’符合诸多关厂风波的基本描述」,关厂的老套理由是亏损和周转困难,「只要工人试图澄清真伪,就发现一切无外是同盟歇业老把戏,但极为精细狡诈」[39]。

二月起义后「三角橡胶制品厂」工人提出增加伤残补助,这项请求被交给政府下设的协调委员会;部分职工急于得到补偿,难以再等。5月初,70名工人(无政府主义派)闯进厂长办公室要求立即兑现许诺,否则就「把你扔河里」;暴怒的工人还与工委会大吵一架。当夜厂长带着现款逃跑被职工抓获。第二天,劳动部长斯科别寥夫接见该厂代表,警告后者「未经考虑的莽撞行动会把专家逼走,而你们自个没法管理企业」;部长建议工人把经济要求推迟至战争结束。作为折衷,工人、职员、车间班长和工程师代表成立联合委员会,约束管理层[40]。

7月中旬,「波罗的海」车厢制造厂总经理公告全厂关闭「革命后连续巨亏」的汽车制造车间。当工委会证明「亏损」报表纯属弄虚作假后,总经理同意维持生产,工人必须保障一定的利润。最让人震惊的一幕就此发生——工委会表示接受,附加条件是「工人全面监督生产和所有的钱款往来帐目」,经理室打了退堂鼓[41]。

当群众察觉厂方试图搞破坏,就急忙引进工人监督;一旦类似威胁减退,职工的热情便小得多。可以说,1917年夏季的监督生产潮带有自发性和被动应付(资方压力)的特征;直至7月,私企领域的底层监督仍较罕见。大量工委会忙于为企业采购燃料、原料和寻求订货,事实上履行着商业经理的职能。首都工委会大会组织过专门会议,讨论生产危机和原料短缺现象;会议资料显示系列企业的工人代表曾远赴顿巴斯买煤,稍带了解当地矿井的生产状态[42]。

鉴于工委会的商业活动扩大了企业收入,资方对类似行为不太敌视,却引起革命先锋党的忧虑。二月起义后,列宁派的一个主要领袖尼·布哈林断言「生产领域没工人监督绝对不行」[43],并大胆地提出工人政权的前景;1917年6月莫斯科工代会大会上,布哈林号召工人成立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机构,「基层环节由单个企业的工委会和职员委员会构成」[44]。首届彼得格勒工委会大会上,列宁批评工委会像「资本家的小伙计」瞎忙一气,阐明工人组成具备行政权力的经济协调机关,才可确保所有努力不会让资本家单方得利。对列宁派的意见,运动主流暂时听不进去;「新军火」机械制造厂的工人代表认为「工委会弄到原料不等于为老板卖命。如果我们不支撑厂子,任何(坏)事都可能发生」[45]。


国企工人:尝试接管生产受挫

帝制覆灭后,国企工人几乎立即全盘接管厂内事务,或有选择地保留个别旧主管(多数国企主管是现役军官),共同行使管理职能。这比狭义地监督生产进了一步。工人们以为既然「民主革命」胜利了,而国企是政权的一部分,自然属于人民;从这一逻辑出发,国企工人(尤其是铁路、邮局和电报局职工)觉得参加管理天经地义。

仅一个月后,国企工人便正式放弃直接管理的努力,不再对生产负责,而自我局限于财政监督。4月15日,首都国企工代会赋予工委会广泛授权(包括有权获取全部信息、文件和解雇「无法与劳动集体保持正常工作关系」的管理者),但相关决议也申明「百分之百的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前,(我们)不赞同对技术和行政-经济组织活动负责,工委会派驻企业管理层的代表不应拥有投票权,他的意见(对生产决定)只具参考价值」[46]。

海军部附属企业工人的3月大会上,一位工委会主席如此概括自己的阶段性工作:「困难很多,形势很不确定,也由于(委员会)完全是新领域。工委会成立时太乱,尝试着管理企业时遇到不少麻烦,让我们进退两难:如果事必躬亲,就无法实施广泛监督(本来就是自己决定的结果),也压制了车间主管的倡议精神。此外,(直接干涉生产)打乱了管理环节的系统性。实践和理性要求我们把管理权还给厂长,而委员会保留对后者全部活动(包括改变生产流程和裁员)的监督权」[47]。

积累若干经验后,一位工人代表感慨地说「所有(左翼)党都没预见到资产阶级统治下,工人阶级会干涉经济;如今都承认不如此就没法控制危机。工人被迫这样做,以免(因为关厂失业)流落街头」[48](列文)。八月首都工委会二大上,基层代表大声疾呼「难道与财东一起开开会能解决困难?!如果老板真想好好搞生产,或许还能振兴经济,可他们压根儿就没这想法!通过清谈会强迫老板干活,咱没这个能力。老板一丝一毫都不让步,所以跟他们也没啥好商量的」(工人安吉泊夫)[49]。实践锻炼了群众,使他们越来越清晰地懂得保卫民主改良的最佳途径,在于结束资产阶级政权。


新的一步:要工人政权,但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

1917年夏天,尽管主观上革命无产者还不肯喊出「我们要百分之百的工人政权!」的口号,但监督生产已损害和限制了有产者对所属财产的支配权。单个企业里,工人的监察让雇主如茫刺在背;整个国家里,说一不二的工兵代表会站在临时政府身后,敦促后者尽快履行承诺(「无条件和平、土改和民主共和」)。无论工厂抑或国家,双重执政无法长久拖下去;要么强大工运彻底取得政权,要么旧统治者把犯上的奴隶打翻在地。就这样,两大对立阶级高度动员起来了——资产阶级冷静地怠工关厂卷逃资金,积极筹备政变和内战,工人热腾腾监督生产逮捕雇主,也渐渐发觉夺取政权和建立红军是反危机措施的关键环节。五月,改良主义左翼公开入阁(出掌劳动部、土地部),狂乱地试图调和阶级决斗,但对工农的影响已渐削弱。

五月底,临时政府借口「靠近原料和燃料产地」,提出把首都企业迁到外省「摆脱工业危机」。5月31日,工商部长帕里钦茨基和全俄苏维埃执委会分别向首都工代会提交「疏散报告」,尽管(孟派把持的)执委会替疏散构想百般辩护,普通工人代表却看透了背后的阴谋——把最富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分子赶出首都「分而治之」,而无产阶级的削弱和分散只会断送革命。当日投票表决中,工代们驳回了迁移申请(173票反对/144票赞成),政府悻悻服从后又遭猛击:工代会首次宣言「只有工兵农代表委员会获取国家权力,对全部生产领域实施国家调节,才算真正的反危机斗争!」[50]。

数日后,首届全国工委会大会通过决议《反危机的经济手段》,点明既要于国家水平上引入调节措施,也得扩大企业一级工人监督的范围,并特别说明「只有把政权转交给工兵代表委员会,才能系统地和顺利地落实上述建议」[51];以上决议草案由列宁派提出,得到297 票赞成(出席代表70%以上)。孟派草案抨击底层监督纯属「无政府主义倾向」,呼吁保卫临时政府的同时「从左面施加建设性压力」「推动反危机措施早日出台」,仅得85票。无政府主义派的草案光提工人监督,未讲政权命运,得45 票。

工人不再相信资产阶级政客,但自己设想的「工人政府」是否自动意味着剥夺有产者?并非如此。多数工人仅希望新政权能保障他们有效监督私企的生产。首都第二届工委会大会上,有的工人抱怨老板太多心——「我们想赶紧把生产监督搞起来,部长们的反应慢得要死。工业界成天怕工人抄他们家,许多老板有意混淆‘监督’与‘占领工厂’;实际上,我们从未发动占领运动,偶尔有个把意外,不代表主流」[52](列文)。与此同时,部分最先进的工人已表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必须把生活当成不断向前的整体潮流;革命在继续,或许,这是世界革命的先声。工人监督生产不算社会主义,但它已走出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极限。我们要求的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相反,取得政权后,要做完资本主义应做而无力做的事(即民主改良——李星注)……(通过)自下而上地监督,我们可望学会如何组织生产并逐渐地走向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民经济」[53](「新帕尔维安」工厂代表、列宁派工人纳乌莫夫)。

归根到底,「对民族资本来说,制止工业衰退并非好事;相反,工业复苏会巩固革命的年轻躯干,天知道革命的尽头是什么?资本家担惊受怕呵!有组织工人明天也许会剥夺实业界的特权财产,也许更糟。谁敢保证俄国革命不会扩展为国际革命?」[54](列文)。1917年夏季,这个问号沉重地敲击着无数人的心,阶级肉搏的白热化格斗终于上场了。


从七月到十月:工人监督运动的危机

1917年7月 3 日至 4日,首都数万工人士兵向全国苏维埃执委会请愿,要求十位「资本家部长」下野;列宁派内部意见不一,仓促充当了请愿的技术领导者。请愿者与亲政府部队发生冲突,400人死伤。7月4日夜间大批部队进城,按名单逮捕工人领袖查禁工人组织,列宁转入地下。

七四事件暴露了工农组织的不平衡发展趋势:首都工人和士兵多半是列宁派,已要求工代会夺取政权;外省工人和士兵仍普遍支持改良主义左翼,后者誓死保卫「民主革命领导中枢」——临时政府。很多年里,一般工人对列宁派和孟派的撕打吵闹不感兴趣,革命使遥远抽象的路线分歧鲜活具体起来——七四事件前,彼得格勒工人对孟派抱有一点残留幻想(「大家都是社会主义者」),同志的鲜血(还好代价不大)使工农醒悟到底:「务实派」左翼决定站在有产者一边,为此不惜屠戮工农和其他异议分子。

七月至九月,政府左右开弓弹压群众组织——前线恢复死刑(镇压革命士兵);解散芬兰议会(理由是议会的左派多数决定自治),企图逮捕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即水兵代表会的执委机关——李星注)未遂。反革命的尸臭弥漫于俄罗斯大地, 7月11日,孟派《新生活报》壮着胆子评判「黑暗势力猖獗反扑。‘整顿秩序’的资产阶级青年士官生满街抓人,帝俄秘密警察也不会像他们那样粗野地动手!」,几天后《新生活报》被封了。同日出版的孟派《工人报》厚颜无耻地拥护镇压「极左列宁分子」,自鸣得意地吹嘘「临时政府的独裁体制已公告天下,但工兵代表委员会也是体制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抓紧时机反攻倒算——取消工人带薪开会的权利,限制工委会监督雇佣解聘与厂内事务的权力等等。首都工委会大会的一份报告说「每天都面临厂主对我们的威胁攻击」,雇主协会则正式拒绝与工委会中央理事会有任何往来。七四事件前停产的多是中小企业[55],七、八月份大型国家和私人企业纷纷关门[56];首都金属工会[57]报告说「行业协会决定关闭25家工厂并缩减137%的产量」[58]。工商界兴奋地争先预言「工业即将破产」,同时继续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老板们幸灾乐祸地盼望着「饥饿之手[59]到来得比工人醒悟的时刻更早」(帕·列布申茨基),自然而然地摧毁工人运动。

在上层,临时政府两次推迟制宪大会,为军事独裁争取时间;在底层,布尔什维克们坚守工委会、工代会等合法机构;列宁开始撰写《国家与革命》,悲观地估计运动高潮已过去。

九月,该来的终于来了——保皇党部队进入首都妄图政变,局面十万火急。列宁派工人士兵的阶级宣传如水银泻地,瓦解了刺刀如林的敌军;攻打街垒的装甲车挂着「第三工人国际万岁!」横幅掉转枪口;内定执行屠城任务的「野蛮师」(山地部族骑兵)逮捕了叛军司令部,化为人民改写历史的精彩一刻。全俄各大工业中心随后跟进,大批改选列宁派及其盟友(左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进入工人士兵代表会。危机考验了无产阶级,觉悟的工农经受住了考验。

未经殊死搏斗老爷们决不放弃每寸阵地;血洗京城的美梦落空后,资产阶级静下心来打出最后王牌——经济崩溃。老板的全面抵制,使首都企业的工人监督陷于瘫痪;劳资攻守交错互有胜负,总的工业形势持续恶化。

1917年7月初,以生产率剧烈下降为由,「火山」机械制造厂宣布减产。厂工委会制订了减少废品和保障劳动纪律的系列措施(包括义务加班),并提出改良生产流程的建议;全厂工人大会通过了上述文件,厂方也表示接受,生产率很快大幅提高[60]。然而,经理拒绝接受生产改良的建议(「工人组织不该插手管理领域」),还宣布照原计划解雇640名工人,并保证继续裁员。工人立即宣布撤换厂长,和稀泥的官方调节员忙乎半天没了下文[61]。八月,经理室正式停发工委会成员薪水。写给中央理事会的信里,厂工委会描绘了一幅阴暗画面——「在财政和生产率领域,我们多次帮企业解决难题,使它生存至今;但厂方继续怠工,表现为主要车间的设备完全损坏、阻挠工委会统一工资评定表的努力、工资本来不高,上头还威胁关厂。如今经理室又变出新花样,完全停付11名委员会成员的工资。这些人分别是(委员会内部)技术监督组、工资组、调查组和协调组的成员。这个新动向是资方总反扑的一部分(厂方拿劳动部长讲话做挡箭牌),而且威胁企业的生存。工人极度紧张愤怒!」[62]。

九月,以燃料不足为由,「新帕尔维安」炮弹厂经理威胁解雇一大批职工。借助中央理事会的帮助,厂工委会发现企业燃料使用不合理,提出节约30%能源的措施;挣扎一番后,经理被迫让步。这次拉锯战保存了1630个工作岗位[63]。

同期,朝不保夕的中央政府用细微余力配合工业界的怠工,再度拾起「疏散计划」。工委会全国大会揭露计划「从经济角度看很可疑并主要反对工人」,却也同意转移部分能在外省延续生产的企业,仅要求严格监督搬迁过程[64]。运动领导的让步激起普通职工一片反对之声;当工委会考察团达到预定疏散地以后,他们发现那里根本没有支持生产的条件[65]!相视苦笑之余,列宁派工人(同期绝大多数工委会的核心)不再理睬各色「底线」与「禁区」,用各种临时手段维持生产,同时公开讨论起义的时机;10月召开的全俄工委会大会承认「我们被迫干涉生产决定,尽管这违背主观意志,并与监督职能相矛盾」(列宁派干部、金属工会领袖施密特)[66]。


起义前夜:工委会与管理生产

直至十月起义前夕,基层工委会已深深卷入对生产的规划和管理,但不愿正式承担领导企业的责任。工委会怕被资方骗作减产和裁员的替罪羊(同时无真正授权挽救企业),对独挡一面更没把握。此外,先进工人打心眼里不愿成为剥削工具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局中人所说, 「正式参加管理层等于给老板打下手,困难时期(比如现在)工人会把怨气全撒到工委会头上,埋怨我们无能,结果造成工人内部分裂」[67](工人代表丘巴里)。即便如此,众多先进工人仍对工委会与雇主的有限合作满身不自在。10月全国金属工会的工资讨论会上,有人激烈批评(他眼中的)「工委会同厂方的勾结」[68](工会执委会成员、列宁派工人阿·伽斯介夫);有人甚至骂工委会「替老板作奸细」[69](工会活动家、列宁派工人尼·里赞诺夫)。

与顾虑重重的核心骨干不同,失业压力让普通工人病急乱投医;对经济管理的复杂难度,他们也不如一线工委会成员亲身体验深。十月初,海军造船厂厂长发现「工人压力下,工委会逐渐偏离富有成效的监督工作,开始实施‘预先监督’,即直接管理企业」[70]。工人心烦意乱,使不谈远景、倡导「立即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一度扩大影响(特别在贫民区)。平定九月叛乱时,下层无产者(杂工、短工)首次积极介入政治生活,但迅速感到幻灭(工业破产近在眼前,苏维埃没有带来具体改善)。10月16日,列宁派中央会议的一份报告承认「工人想看到实际效果,写写决议已不满足了。工运领导层不能完全反应群众的心理和需要,前者落后、保守于后者。首都几个工人区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有抬头」[71](帕·斯克雷泊尼克)。

1917年秋冬,不仅无斗争经验的外围群众感到动摇,左翼工运的核心骨干也对现有监督生产模式丧失耐心;工委会的革命警惕和战斗精神保持了首都工人阶级的整体性,但遏止经济破产他们无能为力。资方与高级职员拼命抵制,使卓有成效的监督(取得全部文件和信息)只在很少地方(国企或工人组织强大的私企为主)得以实现。十月召开的第四届首都工委会大会上,代表们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工委会常常无能为力,明知如何解决生产困难,却无法介入。……私企国企的管理层和业主都在怠工,后台是工业家协会。(即将召开的)全国工委会大会有责任指出到底谁在妨碍我们拯救国家——它就是资产阶级政权」[72](「普吉洛夫」船厂工人代表叶戈洛夫)。10月16日,金属工会领袖施米特(列宁派工人)如此概括群众对起义的态度:「经济崩溃很快会制造大量失业,工人普遍怀有期待心理,认为不夺权就没希望。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73]。

十月中旬,彼得堡工会、工委会、市议会左翼议员团和左翼政党的代表们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失业和食品危机。会议通报了经济崩溃的速度与政府怠工行为的新发展,描绘的画面活似行将决口的水库;会议发言提出系列反危机措施(全国企业工人监督制、八小时工作日立法、工业军转民、国家组织有偿社会劳动缓解失业)。会后决议直截了当地呼吁起义——「每天增加的失业既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环境,更被战时严酷条件所激化。与此同时,拜政府的财政和经济政策所赐,所有革命民主组织均有削弱,而经济生活的主导权日益返还地主和工业家的手里。我们认为,与经济崩溃和食品危机做斗争的成功前提,就是一切权力归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委员会」[74]。

起义前夕,列宁派内部意见纷纭。一批「老革命」对「辅佐」资产阶级广泛改良恋恋不舍,害怕为工人政权冒险;他们或与列宁拉开距离免受牵连(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或采取骑墙立场(斯大林),或主张无限期推迟起义(加里宁),或试探同资产阶级或孟什维克达成妥协(纳根、卢那察尔斯基)。此时,列宁派已在全国工代会、士兵代表会、工厂委员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大批斗争经验丰富的年轻工人成为群运领袖[75],最终使列宁力主的起义路线占了上风。

1917年11月7日,全俄工兵农代表会召开第二届全体大会,决定了结双重政权的僵局;彼得格勒工代会与工委会派出赤卫队与革命士兵逮捕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1月8日清晨,俄罗斯成为苏维埃俄罗斯。有组织工人夺权的技术过程轻松无比,却是20世纪工农革命史最长的一日。


十月起义之后:劳资对立与工业危机

十月起义后,帝俄军官悄悄结队潜往外省掀起叛乱;工商界对「老粗专政」虚与委蛇,暗中抽逃资金,应对即将到来的内战。广大工人尚存一线希望——或许,苏维埃政权的威力能让老板停止怠工,安心生产?改良主义左翼竭力劝告工人不要跨过私有产权的红线;1917年12月5日,孟派《新生活报》(群运的重新高涨使它得以复刊,继续散布劳资妥协的「务实主张」)社论奉劝苏维埃好自为之,「目前唯一可行的反危机措施,是国家调节生产并依靠工人监督机制,同时保存生产工具和利润的资本主义私有性质。或许,可以考虑限制(有产者的)利润」。类似幻想在列宁派内部也大有市场。1918年1月,号称列宁派中坚阵地的彼得格勒「艾利克森」电话器具厂工委会报告说,尽管厂方积极寻找原料和燃料,但坚拒公开帐目与其他文件,甚至以解雇相威胁。结果「为了不致造成停产,我们决定暂不使用合法的财政监督权」。在此之前,「津捷列夫」化工厂的工人与雇主达成协议承认老板有管理权,后者承认工人有「狭义监督权」(监督全部经济活动,包括过问帐目)[76]。

工人想妥协,老板却不吃这套。 「克里斯金」织布厂的主人操纵黑市隐瞒收入,遭工委会逮捕。此举招致职员集体罢工抗议,市纺织工会也怪工人太冒失,责成大家妥协。全厂大会上,织布工人决议自己维持生产,但三天后就让企业运行的复杂性害得晕头转向,被迫让步(劳方的权利限于「狭义监督」,资方废止「两本帐」做法)。几天后,厂主带着四万金卢布资金跑了[77]。

为了留住必需的专家,工人们有时惩罚冒进的同伴。首都「新纸浆厂」工委会主席(女工)的监督实践(详细了解每笔支出后,才肯在财政文件上签字),使厂主兼经理成日价怒气冲天。1917年底老板出走;女工主席提议接管企业,但立即被工委会其他成员责骂「你咋办事的?厂里没专家不行!」,撤了她的主席职务。几年后,这位女工回忆说「大概那时太年轻吧,什么都不怕,我当时想反正没啥好损失的」[78]。

不过,有产者的政治意志使工人一次次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或不敢做的事——管理社会生产。十月起义后,首都工业家协会允许会员只要工人决心监督,就扔下厂子出走[79]。到了这步田地,多数工人才彻底想通必须剥夺资产阶级;正如 「基纳摩」工厂一位代表所说:「监督监督,还督个什么呢?!老板留下光秃秃四面墙!」。1917年11月22日,某冶金厂工委会致信厂长,通报「由于资方决心消灭工厂,我们——工人和职员被迫保卫自由劳动生活的权利,并依照法律成立了工人管理委员会,与厂方共同经营企业」[80]。1918年1月,彼得格勒工委会六大通过决议,要求启动工业国有化;不久苏维埃政权通过了国有化法令。

与此同时,经济崩溃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917年初首都(含近郊)工人总数406,312人,一年后降为339,641人;金属加工企业职工总数从246,б67人下降到197,686人[81],这些裁员多为十月起义后发生。「好些厂子明天关门,你们有啥盘算?」,一位工人代表当面询问列宁派中央干部们[82],而后者正就工人国家与基层工人组织的权限划分面红耳赤吵作一团。


列宁派的内部分歧:底层监督与国家控制

「工人监督是我党革命前夕的战斗口号。尽管它被所有政治决议引用,党报很少谈及具体内涵。结果,我们发现相同词句下存在相反的理解」[83](列宁派工会活动家阿·洛佐夫茨基)。十月起义后的首次公开演说中,列宁视工人监督为革命纲领重要一条[84];同时党内责成米柳金(列宁派中央委员)拟订《工人监督法》草案[85]。大约在10月 26-27号,列宁起草了自己的《工人监督法》草案,打算与米氏方案一起送交全俄工兵农代表会二大审查。众所周知,二大仅通过了《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 《工人监督法》石沉大海,大会甚至未对两份草案进行讨论。部分列宁派分子极为不满(「和平给士兵,土地给农民,我们工人两手空空!」[86])。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1917年11月9日首都市工会理事会讨论了4个《工人监督法》草案,除列宁与米柳金的方案,全国金属工会和工委会中央理事会各有提案[87]。列宁的设想受到米柳金猛烈批评,因为列宁主张给苏维埃和工委会的基层以最大限度自主权,而米同志赞同党内部分干部的观点,即国家必须拥有监督控制经济的专有权,工厂委员会只能附属于国家机构或工会。十月革命前夕,米柳金就公开提出「工委会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干涉,无非是(短期内)不可避免的恶,绝不能把它变为一种稳定机制」[88]。

几天后,就《工人监督法》的制订,全俄苏维埃下属劳动委员会召开联合听证会,列宁、米柳金和一大批列宁派与孟派工会、工委会干部出席。米列二人做了基本报告,列宁主张「必须让工人自己摸索出(工人监督所处)经济条件的新基础」[89],底层倡议无论如何不能压制。然而,其他人的发言说明列宁并未得到多数理解,「有的同志认为必须用国家管理取代自发的底层监督,因为群众对工厂矿山的占领已失控」「也有人认为不必处处实行(工人监督),局限于大金属加工厂和铁路就够了」[90](列宁夫人克鲁普茨卡娅)。11月14日,全俄苏维埃执委会选择修改后的米氏草案作为法令基础(执委会内部24票赞成/10票反对)。在即席发言中,米柳金指出工委会的企业管理杂乱无章,缺乏中央计划的指导,但可以理解(「生活要求立即行动起来,强迫委员会牺牲计划性,以挽救企业」[91]),所以必须承认既成事实,现阶段依靠工委会及其中央理事会,逐渐用工会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取代前者;「尽快建成中央集约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最终完全摆脱底层的生产倡议」[92],米同志总结道。列宁失望至极,当场表示米氏监督法「软弱无力,纯属妥协拼凑」因而「不会存活太久」[93]。


工厂委员会且战且退·内战·官僚专断趋势初露

那些远离现实阶级斗争的人,或许对上述列宁派内部纷争感到不可思议。作为具体历史环境的工人先锋党,列宁派的奋斗史即为内部多种政治趋势此消彼长的过程;它的根基由各大工厂区里的无数工人小组构成,周围聚集着工会、职工合作社与互助储蓄社;海内外工人报刊既是党的喇叭又像电话线——群众、骨干与领袖们借此不停地在思想上互相影响。当局势急变时,党内的和谐互动可能演化为剧烈对抗和分化。典型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与后来衙门宣传里「战无不胜」的铁打超人无关,而成长自20世纪初俄国工人区短兵相接的反剥削斗争;1917年夏天举行的列宁派全国大会(后被称作俄共六大)上,革命工人群星荟萃——党代表平均年龄29岁,平均党龄14年[94],半数以上来自大工厂;许多人曾在世界各地(从德国到澳大利亚)参加工运。

1917年,依托群众性自我组织的高潮,这些「无产者大海最宝贵的珍珠」(高尔基语)得以掌握呼风唤雨般社会能量,但也无法摆脱剥削者灌输的社会偏见、政治惰性与小集团利益纠葛。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日常劳资对话机构,工会干部们(即便革命者也难例外)习惯于「上下有序」的半官僚办事原则,对工厂委员会的底层干涉很看不顺眼。中央内部的「老革命」们(从斯大林到纳根)无奈地随着群运的浪头跑,十月起义使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但某些「人民委员」们却对带来权力的有组织工人暗含敌视。随着内战的爆发,苏俄工人阶级承受的重负已超极限,苏维埃机关里官僚专断的趋势悄然萌芽。

十月起义后,工委会中央理事会制订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赋予工委会广泛授权(包括长期参加管理);草案宣布「工业领域的工人监督,是对经济生活整体监督的一部分,它并非狭义的‘巡视督察’,而是对资产阶级产业的积极干涉。属于企业的所有资本、设备、原料和成品均在监督之列,这意味着积极而合理地利用能源和劳动力完成订货,在合理化基础上直接干涉生产」[95]。工会活动家们(无论布派或孟派)纷纷起而反对,认为必须保持「狭义」工人监督,不能「积极」地干涉生产[96]。全俄工会理事会针锋相对地通过了《工人监督问题指示信》,再次肯定「企业的管理属于所有者」,工委会的监督职能限于「向国家反映情况」[97]。1918年全国首届工会代表大会上,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赞诺夫把工委会骂得狗血喷头——「不仅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而且是莫名其妙的东西,毫无用处」[98],这种敌视的态度,部分来自俄国社会主义者向西欧看齐的长期习惯,他们难以理解「闻所未闻的工厂委员会」夹在议会左派党团、工会和工人党之间能干什么!

革命阵营内部的裂痕,使有产者一度幻觉横生,以为「国事尚可挽救」,1918年1月23日,全国皮革工业雇主协会首都分会召开紧急会议,报告人说「工人阶级内部两派斗争尚未完结。一方面,存在无政府-共产主义流派的工厂委员会,另一派主张在现代资本主义基础上,深思熟虑地逐步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许多工会活动家——无论所属哪党哪派——都在维护第二条道路……谁能拯救全面垮台的工业?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无政府主义分子与觉悟工人的斗争中,实业家的唯一盟友就是觉悟工人的组织(即工会——李星注)」[99]。

敌对阵营的欢呼声,引起了工人的警惕。1918年1月底,首都工委会六大呼吁苏维埃尽快把全部企业国有化;同年6月苏维埃发布了国有化法令,法令责成已有的中央经济机构「国民经济理事会」成立管理企业的专门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一为工人代表,其他由上级任命」,工人监督则被定义为「监察性质」。同期召开的第一届全俄国民经济理事会大会(252位代表出席)通过了重要决议《国有化企业的管理》,决议第二条规定「工厂管理机构三分之二成员由上级任命」「主席的职权在上级承认后生效」,对此条的注释1解释说「如有必要,上级经济管理机构有权任命成员,该成员有最后裁判权和终止企业管理层决定的权力,如果上述决定违背社会利益」[100]。在此之后,工会下发《工人监督条例》,要求工委会「服从工会,向后者负责。职能在于对生产和财政管理从事监察而非介入后者的指令性范围」[101]。

从1918年初至年中,工人监督(遑论参与管理)的地位受到有组织地排斥,而内战和大饥荒已经开始。从1918年1月1日到5月1日,首都产业工人从 339,641人缩减到142,915人(1917年初总数为406,000人);同期金属工业从198,000 人下降到58,000 人(1917年初有250,000人)。反革命军队攻夺南方产粮地以后,饥荒的蔓延已不可遏止。1918年9月1日,首都只剩120,000工人,其中金属工人46,000人[102]。内战结束后,工业产量仅为1914年水平的14%,产业无产阶级从根本上被削弱和分散了。20年代初,曾激烈反对工委会的工会干部们惊恐发现行政官僚的巨掌已「使工人组织丧失阶级独立性,官僚化、失去与基层的联系」[103](阿·洛佐夫茨基),这是后话。

1918年5月28日,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托洛茨基发表「劳动、纪律和秩序拯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演讲,号召工人为了革命的存亡之战「忍耐和自我限制」 (83)。大批旧专家返回企业掌握管理权,大批帝俄军官进入红军,庞大的官僚机器迅速出现,以武力维持生产和供应最低限度的运转。内战使革命以军事斗争为轴心,现实铁手的力量远比各种墨水涂抹的「主义」来得强硬。在首都「米赫里松」工厂,饥荒使劳动力出现短缺,工委会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劳动军事化」;在党内,就连坚定支持工人监督的干部(如奥新斯基),也力主「工人义务劳动制」(即强迫劳动),而这意味着军事权威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极大控制。

尽管国内外无政府主义运动后来都断言说只有他们「准确理解了工人自治的全部含义」(如著名工运活动家格·马克西莫夫)[104],事实远非如此: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保留市场机制;在马合诺运动的控制区,无政府主义武装与工委会的关系始终紧张,并滥用国家暴力(绝妙的讽刺!)对付不满的工人(包括枪决工人代表)[105]。

1917年,最大胆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敢想象落伍的俄罗斯可以很快建立社会主义,类似的设想只会引起革命工人的哄笑,因为道理似乎太浅显了。然而生活比任何精妙的理论假设要复杂一千倍。确实,「社会主义者上台执政,不等于社会革命」[106](阿·洛佐夫茨基),因为「国民经济的状态无法为组织生产提供社会主义基础」[107]。有鉴于此,数百万有组织工人千方百计想与有产者达成妥协,换取激进社会改良。但无产者很快发现「激进改良」的全部本钱,有赖自己对社会生产生活的介入,这又让老板极度恐慌而拒绝合作。放弃自我组织、回归奴隶的旧时光,可打消资本家顾虑,但包括民主共和在内的改良亦会失去;坚持工代会、工委会等组织阵地,就得与整个资本世界正面交锋。何去何从?

1917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并非没有犹豫过,但最终选择前进和战斗。正如一位彼得格勒工人代表所说,「资产阶级很清楚形势,所以放话要耐心等待,等到饥荒的铁手扼住工人脖子,消灭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但只要我们还没给掐死,就有机会。假设我们牺牲,这会是公开和没有遗憾的战斗。我们绝不预先放弃战斗!」。经历数月的辩论、分化、背叛与新的结盟后,列宁为首的先锋党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领导了这场惊天动地的阶级战争——「俄国工人阶级的确在消除资本主义,而把重建的国民经济建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这不是‘狂想’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我们根本没得选。……苏俄是另一个巴黎公社?抑或会演变为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发展。但我们别无选择」 (1918年版《工农业:从工人监督到工人管理》)。


25/05/05



 
--------------------------------------------------------------------------------

[1] 1917年4月列宁在彼得堡本派中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Путиловцы в трех революциях, Ленинград, 1933, стр. 431.

[3]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сверже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569-77.

[4]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Москва,1927, 2 том, стр. 182.

[5] 同上

[6] 同上

[7]Н. Суханов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Москва-Берлин-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том 7, стр. 24-26, 57-59.

[8] 同上

[9] 同注释4

[10] 同注释7

[11] 同上

[12] 同注释7

[13]Правда, 17 марта 1917.

[14] 同注释3

[15]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ЛГАОРСС), фонд 4591, опись 1, дело 1, лист 26.

[16]История рабочих Ленинграда, выпуск 5, стр. 17.

[17]ЛГАОРСС,фонд 1000, опись 73, дело 16, лист 11.

[18]М. Г. Флеер,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годы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1925, стр. 298-304.



[19]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ИАЛО), фонд 416, опись 5, дело 24, лист 64.

[20]Л. М. Клейнборд, Очерки рабоче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стр.77.

[21]ГИАЛО, фонд 416, опись 5, дело 24, лист 155.

[22]И.Степанов, От рабочего контроля до рабоче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земледелии, Петроград, 1918, стр. 4-14.

[23]ЛГАОРСС, фонд 4601, опись 1, дело 10, стр.33 и 44, П. В. Волобуев, Пролетариат и буржуазия в 1917, Москва, 1964, стр.157,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 7 и 16 апреля 1917.

[24]П. В. Волобуев, Пролетариат и буржуазия, стр. 157.

[25]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апреле 1917, стр. 468.

[26]Г. Л. Соболе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сознание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 Петрограда, Ленинград, 1973, стр. 182.

[27]Цит по: Лозовский А.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 Партия и союзы. Пг. 1921. С. 156 и др.

[28]Галили З. Лидеры меньшевиков 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93. С. 126.

[29]См. Известия. 1917. 18 ноября

[30]Чернов В.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социализм. М., 1997. С.С. 236, 250 и др. Здесь будет более чем интересн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идеолог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е просто ссылался на мнения своих оппонентов, но и выбрал те из них, которые объясняли отсталость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тем, что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состав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изменился”, что в него “вошло много чуждых, недисциплинирован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под которыми меньшевики,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подразумевали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31]Извест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но.13, 1917, стр.15.

[32]Новая жизнь, 20 мая 1917.

[33]Правда, 24 мая 1917.

[34]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1, стр. 114.

[35]Гарви П. Профсоюзы и кооперация после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 1921). CHALIDZE PUBLICATIONS 1989. С.С. 20—21.

[36]Розенблюм Д. Революция и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Год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г., 1918. С. 184.

[37]ЛГАОРСС,фонд 1000, опись 73, дело 16, лист 6.

[38]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1, стр.148, Извес-тия, 19 июня 1917, Новая жизнь, 19 июня 1917.

[39]Известия, 17 июня 1917.

[40]Б. Шабалин " От Февраля к Октябрю" в "Бастионы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1, Ленинград, 1967, стр.289-90.

[41]Известия, 17 июня 1917.

[42]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70, 75 и 80, Ленинград, 1933, стр.337.

[43]Новый Мир. 1917. 27 марта.

[44]ЦГАМО. Ф. 66. Оп. 12. Д. 90. Л.2 - 9.

[45]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1, стр. 91-92, 100.

[46]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апреле 1917, Москва, 1957, стр. 383-85.

[47]ЛГАОРСС, фонд 9391, опись 1, дело 11, лист 4.

[48]Там же, стр.112.

[49]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1, стр.181.

[50]Известия, 2 июня 1917.

[51]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1, стр. 107.

[52]Там же, том 1, стр. 171.

[53]Там же, том 1, стр. 126.

[54]Там же, том 1, стр. 114.



[55]Новая жизнь, 5 августа 1917.

[56]З.В.Степанов, Рабочие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период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проведения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вооруженн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август-сентябрь 1917, Ленинград, 1965, стр. 140-1,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58, Пересич, Текстили Ленинграда, стр. 75 и 90.

[57] 70%的彼得堡工人属于金属加工工业

[58]Известия, 18 августа 1917.

[59]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том 1, стр. 191-201.



[60]Степанов, Рабочие Петрограда..., стр. 216.

[61]Рабочий путь, 8 октября 1917, Знамя труда, 30 сентября 1917.

[62]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в сентябре 1917, Москва, 1962, стр.326-27.

[63]Рабочий путь, 8 сентября 1917,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17.

[64]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31, 36, Суханов,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6, стр. 65,

[65]Рабочий путь, 12 сентября 1917,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33, 34 и 101, Степанов, Рабочие Петрограда..., стр. 96.

[66]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189.

[67]России накануне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1, стр. 414-15.

[68]Первая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тариф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союза рабочих металлистов, Петроград, 1918, стр. 7.

[69]Там же, стр. 174.

[70]Степанов, Рабочие Петрограда..., стр. 134.

[71]Октя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стр. 52.



[72]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122.

[73]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СДРП, август 1917 – февраль 1918, Ленинград, 1929, стр. 115.

[74]Протоколы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в 1917, Ленинград, 1927, стр. 110-118.

[75]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代表会主席斯米尔卡(25岁)、彼得堡金属工会主席施略平尼科夫(29岁)、中央委员、工运活动家洛莫夫(28岁)、国际工运活动家谢尔盖耶夫(30岁),中央委员、工运活动家拉舍维奇(29岁)。

[76]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 285.

[77]Перасич, Текстили Ленинграда, стр. 107

[78]Перасич, Текстили Ленинграда, стр. 285.

[79]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 346-7.

[80]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 185.

[81]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труда северной области, вып. 5, Петроград, 1918, стр. 33, Новая жизнь, 26 мая 1918, Металлист, № 9-10, 1918, стр. 23, Протоколы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за 1917, Ленинград 1927, стр. 110-118.

[82]Знамя труда, 17 ноября 1918.

[83]Лозовский А. 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Пг., 1918. С. 19.

[84]Ленин В.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35. С. 3.

[85]Карр Э.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 458

[86]Цит по: Леонов С.В. Рож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идеология 1917—1922 гг. М., 1997. С. 122.

[87]Баевский Д.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1917—1921 гг.). М., 1974. С. 19.

[88]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абзавкомы, том 2, стр. 192.

[89]Ленин В.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35. С. 274.

[90]Крупская Н.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Ленине. М., 1989. С. 341.

[91] Знамя труда, 16 ноября 1917.

[92]Крупская Н.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Ленине. М., 1989. С. 341.

[93]Панкратова А.М. Фабзавкомы в борьбе з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фабрику. М., 1923. С. 238 — 241.

[94]不过党龄按照参加革命运动(而非具体派别)的时间计算。

[95]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4, стр. 78, Известия, 7 декабря 1917.

[96]ЦГАМО. Ф. 180. Оп. 1. Д. 28. Л. 1 - 3.

[97]Известия, 17 декабря 1917, 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 341.

[98]Первы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М. 1918. С. 234.

[99]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стр. 345-7.

[100]Труды Первог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ъезда Советов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25 мая — 4 июня 1918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 256 — 257.; Панкратова А.М. Фабзавкомы России. С.С. 399 — 400.

[101]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в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1917 - 1919 гг. Т I. Л. 1947. С.С. 457 - 461.



[102]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труда северной области, вып. 5, Петроград, 1919, стр. 23, Новая жизнь, 26 мая 1918, Металлист, № 9-10, 1918, стр. 10.

[103]См.: Первы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7 - 14 января 1918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с предисловием. М. Томского. М. ВЦСПС. 1918. С. 98; Лозовский А. 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С. 3.

[104]Максимов Г. Анархо-синдикалисты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Прямое действие. 1997. № 9/10. Подробнее см.Maximoff G. Syndikal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1985.

[105]См. подробнее: Шубин А.В. Махно и махнов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М., 1998. С.С. 110—121. Собранные в книге факты говорят сами за себя, хотя автор даёт им свою трактовку в духе защи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рактики анархизма.

[106]Лозовский А. Рабочий контроль. Пг. 1918. С. 5.

[107] 同上。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李星编译:1917年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与工人阶级政权专题】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7日 16:00 星期四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工厂委员会全俄大会决议:关于工人监督

(1917年10月20日)



I


  1. 政治领域推翻专制的同时,工人阶级努力在生产活动中赢得民主体制的胜利。它表现为工人监督的主张。统治阶级罪恶政策造成的经济崩溃形势下,颇为自然地产生了工人监督的主张。

  2. 组织工人监督,是生产领域工人创意的健康现象。在政治领域组织政党活动、在雇佣关系领域组织工会、在消费领域组织合作社、在文化领域组织俱乐部,均属于类似的工人创意。

  3. 对企业的准确与持续运转,工人比业主更感兴趣。私有老板仅考虑自身物质与政治私利。与他们的独断处理相比,工人监督的存在更能保证整个现代社会与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工人监督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要求,也符合全国利益,理应得到革命农民及革命军队的支持。


II


  4. 经验已深刻揭示:鉴于多数资本家否定革命,(企业)原料与燃料的正确分配,生产工作的正常调度,以工人监督为必要前提。

  5. 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监督巩固着群众对本职工作的理性认识,澄清着坚持生产的社会意义,为坚定的工人自律与劳动生产率的可能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6. 经济即将转入和平轨道。与此相应,全国各地及各企业之间将重新分配劳力。再分配劳力的过程意味着对工人的人身支配,惟有工人的民主自管能避免激发大震荡。因此,落实工人监督是工业动员的最必要预先条件之一。


III


  7. 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全国性工人监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工人监督应涵概全体资本主义企业,而非随意试点;应有组织进行,而非凌乱进行;应按计划有条理进行,预防与全国经济生活发生割裂。只有这样,能获取全部富有成效的结果。

  8. 我国经济生活(从农村经济到工业、贸易与运输),应服从一个总体计划。这一计划的制订宗旨,是满足广大民众的个人与经济需求。工农群众的选举代表将确认上述计划,并以相关实施机构(从国家到地方)的身份领导落实工作。

  9. 上述计划中,对应农村经济的部分内容,将在农民及雇农组织的监督下实施。对应——以雇佣劳动为主——工业、贸易与运输企业的部分内容,在工人监督下实施。理所当然,以上企业内部的工人监督机构是各厂的工厂委员会,而劳动市场的监督机构是工会。


IV


  10.工会签署某劳动行业多数工人集体薪资协议之后,当地相关行业的全体企业主应遵守协议。

  11.工人的阶级组织——工会应接管劳务市场。工会在经济总计划框架内开展活动,并与后者相协调。

  12.就违反劳动行业任何工人的雇佣合同或相关劳动法规的各类现象,工会应有自行司法立案权。

  13.工人监督生产、分配和劳动市场所涉及的任何事务,工会应通过工厂委员会与个别企业的工人沟通。

  14.工人监督的前提下,惟有征得工厂委员会的同意,厂方才可对各种内部事务做出决定。类似事务包括厂内章程、招工解雇、休假工资、废品率、劳动能力与技能的等级评估、解除雇佣合同的理由、与厂行政方的争执及其它内部问题。此外,工厂委员会应拥有撤换厂内任何行政人员的权利。

  15.工厂委员会组建监察委员会,以监督是否确保无误地向企业供给物资、燃料、订货、工人和技术力量(含设备)及其它必需物品与设施。同时,监委会还关注企业整体经营与国民经济总计划的协调性。企业管理层有义务向工人监督员通报一切资料并提供检查可能,向后者开放厂内全部商务帐本,以便工人监督及掌握内情。

  16.当工人监督机构察觉错误或可疑现象,却无法以单个企业所属工人的手段与力量纠错或澄清来龙去脉,工厂委员会将向本地本行业的工委会联席大会申请协助。实施经济计划的相关机构中,工联大会将提案要求采取任何必要措施直至整个企业完全暂归国家管制。

  17.各企业工厂委员会应以所属生产部门为联合原则,以利对整个工业部门的整体监督。也就是说:监督本部门与国民经济总计划的协调性,监督企业间订货、物资、燃料、技术力量与劳力分配的经营合理性。此外,上述原则有利于工厂委员会与按同一原则建立的工会紧密合作。

  18.负责制订实施经济计划并负责组织城乡交换的相关各级机构中,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全市机构代表无产阶级。本地区工人监督的事业中,上述全市机构进行对工厂委员会与工会的最高领导,颁布——以工人全体会议的确认为前提——生产期间工人纪律的必守规则。

  19.要求实现全国工人监督的同时,本会议请诸位同志立即落实它。当然,这一落实应以各地(阶级)力量对比产生的(监督)可行性相符合。本会议宣布如下:个别企业的工人为一己私利占领企业,与工人监督的宗旨并不兼容。



《工人道路》N42

1917年11月3日(俄历10月21日)





中译者:李星
(2009年4月译出,原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李星编译:1917年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与工人阶级政权专题】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7日 16:05 星期四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10820.htm


论工人的生产监督(给同志们的信)



列·托洛茨基



  就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本文尝试概述若干总体看法,以回答你方疑问并初步交换意见。

  第一问:工人监督生产是否属于经常(虽非不朽,但很持久)制度?欲寻答案,先得更清晰确认本制度的阶级属性。工人手握监督权,说明资产与统辖权仍归老板控制。因此,工人监督具有矛盾特征(经济性「皇位虚置」)。

  工人监督生产不求抽象宗旨,而希望影响企业的生产贸易。监督权必于一定限度并以某种形式过渡为直接管辖,方可干预经营。换句话说,深入开展的工人监督,等同工厂、银行、商号及其它企业涌现「经济双重政权」。

  长期、稳固和「良性」监督,意味着工人参与生产管理应以劳资合作(而非阶级斗争)为基础。工会与雇主协会的上层,是主要合作渠道。德国(「经济民主」)、英国 (mondizm[1]) 及其它地区,相关经验多多。上述体制与工人监督资本毫不沾边,而是工会官员对资本的效忠[2]。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经久隐忍,能使这幕丑剧反复上演。

  越贴近制造、厂区与车间,劳资合作越难兑现。与职工生存息息相关的直接利益,不容「双赢」鬼话唬人;基层「合作」的一举一动,群众看在眼中。尖锐抗争而非笑脸迎合的基础上,才可通过工厂委员会落实工人监督,亦即厂内、托拉斯、全工业部门及经济整体的双重政权。

  工人监督生产对应何种国家制度?无产江山已非工人监督生产,而是工人政权监督生产(国有化为基础的国家生产制前奏)。显然,工人监督对应有产统治,受制资本主义框架。但老板一日自感稳操胜券,一日不容所辖地盘涌现双重政权。仅当力量对比使资产阶级及国家骤落下风,方可实施工人监督。向决战一刻——剥夺老板之政权及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行军路上,无产大众只能把监督制强加于资产阶级。工人监督本质属于临时性过渡制度,仅对应一个阶段:有产阶梯摇晃、工人冲锋而资本家后退的阶段。一句话:无产阶级革命(最宽泛意义)阶段。

  当有产者已非厂内主宰(或曰十足主宰),他在国内必定也非十足主宰。这说明厂内双重政权契合国内双重政权体制。

  然而,不必机械理解两者的对应。不应误认两者肯定同时降临。各国无产革命的一个极可能阶段,是蓬勃激荡的双重政权体制;但这一现象,由国情差异而或许各富特色[3]。比方说,若干条件下(深重漫长经济危机、厂内的工人高组织性、革命党相对弱小、国家机器坐拥强悍法西斯后备队而相对有力),工人监督生产也许远较国内双重政权体制早成气候。

  以上大体勾勒的监督制诸条件,恰恰吻合德国现状。德境双重政权的涌现,或许以工人监督为主要源头。必须详加解说,肃清共产国际当权派广为散布的「苏维埃形式崇拜」流毒。

  今日莫斯科声称:苏维埃(即代表会)是无产革命唯一实施途径,且以武装起义为直接创建宗旨。这根政治标签一无是处。代表会仅是组织形式,政治的阶级内涵——而非外在形式——起决定作用。德国有过捍卫阶级妥协的工人士兵代表会[4]。1917年7月,骑墙派把持的俄国工人士兵代表会向群众开枪。七四流血后,列宁一度估计我党将依靠工厂委员会——而非代表会——进行起义。事变进程打消了他的念头:起义前一个半月,我党争得一批主要代表会的支持。但它证明,我党远未视代表会为万能灵药。1923年秋中央辩论中,一方面力主德国革命转守为攻的必要[5],我同时反对人为拼凑工人代表会,因为当地工厂委员会已发挥代表会的事实功能。

  新一轮革命涨潮的众多迹象同样表明:自身活动的一定时期,德国工厂委员会或将担负代表会职责并取代后者。依据何在?来自对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俄国工人士兵代表会以及次年十一月德奥相同机构创建条件的分析。受战时「民主革命」诸条件制约,我国骑墙左派与德国社民党被迫充任代表会的主要组织者。俄方先进工人最终控制了代表会,德国同志则落败而走,代表会也夭折。

  1931年的今天,「苏维埃」一词迥异于1917-1918年间的含义。它已成「布尔什维专政」同义语,顺理成章地化为社民党渲染的「妖怪」。德国社民党必定坚拒倡导再次创建代表会,也不会主动靠拢类似倡议,相反将全力以赴左拦右阻。有产国家——尤其法西斯卫队——眼中,共产党人着手组建代表会等于无产大众的内战文告,导致德共未及定夺而决战过早引爆。

  德国无产者夺权之前,能否创建确实涵盖多数工人的代表会?上述考虑令人深怀疑虑。德国苏维埃作为政权机构出现于起义胜利的次日,恐怕更具现实性。

  工厂委员会别具一番景色。它是德共与社民党人均有份参建的既有机构。某种意义上,工委会落实着工人阶级统一战线。随着劳资对抗的加剧[6],它将拓展深化统战功能。它的角色将日趋吃重,它对工厂、城市、工业部门、州及至国内生活的干预将越发有力。州、地区和全国工委会大会将提供基础,以创建近似苏维埃的机构(双重政权机构)。通过工委会把社民党工人引向双重政权体制,将比直楞楞呼吁大伙「某年某月某日踊跃出席苏维埃成立典礼逾期不候特此通知」,轻松许多。

  1923年德国危机证明:工委会市级中心大可胜任本地代表会的职责。拓宽自身功能、向自己提出益发大胆的任务并成立全国机构,工委会能变为代表会,让各派觉悟工人紧密互联并化作起义的组织堡垒。无产胜利后,这一混合体理应自然分解,让本原色彩的工委会与工人专政意义的代表会各司其职。

  以上分析,不等于抢先排除德国工人革命前出现代表会的任何几率。无法万事预测在先。假设有产国家的坍塌早于无产革命,假设法西斯主义的碰壁或瓦解早于工人举事,或能形成建立代表会——作为夺权机构——的条件。共产党人将及时顺水推舟高举代表会口号。这将是无产起义诸道路的最优方案。一旦机会敲门,就该利用到底。盼望幸运降临,却太不靠谱。先进工人必须顾及甚是强固的有产国家及法西斯后备军,所以工委会「小道」远较代表会「干线」可行。

  莫斯科当权派纯机械理解「革命条件下方可落实工人监督(正如代表会)」的提法。假设当权派妄图把偏见乱麻理个头绪,或有大致如下高论:无国内双重政权,工人监督(一定意义的双重政权)没法存活。无代表会与当局的对峙,国内双重政权没法存活。由此推断:必须同时提出工人监督生产与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行文至此,当权派「思维体系」的虚假、死气与生搬硬套,不言自明。实践中,它将变成针对工人的通牒:你们必须既争取工人监督又创设代表会,否则不准乱动。但这两件事大可不必一起操办。萧条、失业与资本家掠夺性投机冲击下,多数工人或许认不清夺权必要,却决意为消除商业秘密并监督银行、贸易和生产而战斗。

  一朝投身监督生产,工人铁定倾向剥夺政权与生产资料。贷款、原料及销售难题,把监督从孤零零企业转瞬引入无穷外部。高工业化的德国,进出口一项就使工人监督迅即升至全国任务,并以中央机构对峙有产官方。随着舞台与任务的拓宽,工人监督内含本质矛盾注定迅猛尖锐化,且片刻难耐。或无产夺权(俄国),或法西斯逆乱拥立资本铁血统治(意大利),矛盾方得解决。拥有强大社民传统的德国,争取监督生产最可能化作工人革命统一战线的初级阶段,为下一步夺权铺路。

  在德国,眼下可否打出监督口号?斗争火候是否「恰到妙处」?难以从旁作答。不存在快捷无误测量革命体温的仪器。只有凭借各色工具,在行动与战斗中检测它。监督口号,是既有条件下的一只重量级测量仪。

  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基础,一个德共、社民党、无党派直至基督教与其他工人统一战线的基础。社民党工人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左翼工人统一战线的缺席,是德国直接革命形势姗姗来迟的主因[7]。强大法西斯确系工人取胜的大碍。但无产阶级分散软弱而没法引领大众的前提下,法西斯主义才「光芒四射」。工人革命统一战线本身,已是对法西斯的致命政治打击。

  顺口一提:德共领导层的(萨克森)公决政策着实罪孽深重。它使社民党工人敌视共产党,让革命统战政策寸步难行。无产死敌也难比德共头脑干得更绝。必须拨乱反正。监督口号将有力帮助纠错进程。但正确态度必不可少。官气十足潦草提出它,能使口号沦为「空包弹」,于工人眼中更丑化德共并糟蹋基本群众的信任。正式喊响这一无比重大战斗口号前,得精心试探气候并摸索土壤。

  应从基层、工厂与车间入手。挑选数家典型工业、银行和贸易企业,于日常经营中检测试行工人监督。抓住最醒目的投机、隐蔽歇业、恶意降利(或抬高成本)以便减薪等老板花招,作为出发点。在沦为类似骗局牺牲品的企业,通过工人共产党员了解职工(首先是社民党工人)情绪:他们是否准备响应取消商业秘密和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准备度多高?应从问题的纯务实方面起头,从刺人的局部理由出发,顽强宣传以测试社民党保守主义的顽抗力度。这将是判定革命火候多大程度「已臻妙处」的一个较优方法。

  预先摸索土壤,要求德共同时进行相关理论与宣传研究,向先进工人(工委会成员、工会骨干及其他)发出严肃务实的指导。惟有本准备事宜的进程(即成功度),能预告何时能从宣传转向深入鼓动及高举监督口号的直接行动。

  至于我方相关政策,上述文字至少清晰勾画了基本特征。最初,应正确进行原则性宣传,并研究具体斗争条件。我方同志应量力而行,小范围低调参与上文总结的准备工作(即德共的最近任务)。以相关任务为基础,我方应在工委会和工会中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应向他们解释自身全局观点,并学习如何把革命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工厂车间的具体条件相结合。

  PS

  本应收笔,忽然想到莫斯科或将如此这般反驳:想当年托某对联共中央拒绝在华创建代表会而大肆抨击,如今在德国打退堂鼓。以上「驳斥」实属劣质诡辩,且继续患有「组织形式崇拜症」(即把阶级内涵混同组织形式)。1925-1927年中国革命时期,假设当权派明说在华落实工兵农代表会确有阻碍,并讲清故障何在;假设当权派提出了更贴近国情的群众性革命统战组织形式,我方自然重视这一提议。实情如何?实情是中央多数决定以国民党代替代表会,换句话说,让工人给资本家抬轿。那场争论的实质在于组织的阶级内涵,而非它的运作「机关」。再补两句:当时中国并无创建代表会的任何主观障碍,如果「主观」一词指群众觉悟而非斯大林的蒋汪盟友。中国工人全无社民党保守传统,对苏联无限热情。甚至今日中国农民运动也意图采取代表会形式,不必提1925-1927年间群众对代表会(苏维埃)的普遍向往。


1931年8月20日

反对派公报1931(总第24期)




--------------------------------------------------------------------------------

[1] 译者注: 即孟德制。1929-1931年间英国大资本家Mond提出资方与主流工会上层合作的主张,换取劳资和谐。

[2] 原文直译:而是工人官僚层对资本的效忠

[3] 原文直译:在各国由不同元素构成并各自发展

[4] 原文直译:德国有过艾伯特-施德曼的苏维埃

[5] 原文直译:1923年秋,反对斯大林及其他人而坚持转入革命攻势的必要

[6] 原文直译:随着革命的涨潮

[7] 原文直译:共产党人与社民党人的革命统一战线,要知道这就是德国直接革命形势缺少的那个基本政治条件




中译者:李星
(2009年11月译出,原刊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李星编译:1917年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与工人阶级政权专题】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9日 13:02 星期二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转自




工人民主

葛兰西

(1919年6月21日)



  每一个深刻理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该阶级中最有觉悟、最能批判地对待现实和最积极的部分——所肩负的历史责任的全部意义的社会主义者面临着以下一个迫切问题。

  怎样使战争激发出来的巨大社会力量来接受自己的影响?怎样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并赋予它以政治形式,使它能够正常地得到发展和不断地协调一致,以便最终变成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架?怎样把现时和未来紧密地结合起来,既能满足现时的迫切需要,又能成功地创造这个未来,并“加速”它的到来?

  本文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思考和行动,号召最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工人来考虑这里提出的问题,号召他们——每个人根据自己活动范围内的能力所及——来解决这个问题,使某些同志和某些组织的注意力集中到达个问题上来.只有通过共同的齐心协力的解释、说服和相互教育的工作,才能产生具体的创造性的行动。

  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潜在地寓于对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来说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中。要把这些机构彼此联系起来、协调一致并共同隶属于一个统一的具有层次的体制,在保持(在必要的程度上)这些机构的自主性和特点的基础上把它们严格地集中起来——这就需要在今天立即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这种民主应与资产阶级国家坚决地和有效地相抗衡,并立即准备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履行和掌握与管理国民财富有关的一切主要职能。

  目前,工人运功是由社会党和劳工联合会领导的,但是社会党和劳工联合会对广大劳动者群众的影响是党的威信、群众的热情、权势的压力、有时甚至是习惯势力等间接因素的结果。党的影响在与日俱增;它的影响已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最底层,使迄今站在政治斗争以外的那些居民阶层也产生同情和为共产主义胜利贡献一切力量的意愿。必须使这些杂乱无章的力量具有固定的形式和组织性,加以控制、整顿和加强,把工人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变成有组织的团体,以便使它今后不断得到发展,取得知识和经验,并意识到役备夺取国家政权的各阶级所要解决的那些任务的全部责任。

  社会党和工会只是在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才得以掌握整个工人阶级的。他们还不能立即把自己与无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事实上,在共产主义共和国中,它们将作为动力(政党),或者作为监督机构,或者部分地作为管理机构(工会)而继续独立地存在。党应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机构,是信念的源泉,是[共产主义]学说的维护者,是协调和引导工农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力量达到目的的最高权力机关。

  正因为有必要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这一职责,党不能敞开大门,让那些责任心和纪律性还不够高的拥护者大量地涌入党内。

  但是工人防级的社会活动是通过许多机构进行的,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机构和各种不同的活动方式必须加以发展,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联合成一个广泛的和有其分支机构的体系,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包罗在内并使它具有纪律性。



  工厂企业和它的“内部委员会”、社会党的基层支部、农民公社,是劳动者必须在其中直接进行活动的生活中心。

  “内部工厂委员会”是工人民主的机构,这个机构必须摆脱企业主强加于它的限制,必须注入新的生气和新的活力。今天,“内部工厂委员会”约束着资本家在企业中的专横,起着仲裁机构和惩戒机构的作用。明天,当它发展起来并履行新的职能时,则将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机构,以便在执行企业的技术领导和行政管理的一切有效职能方面代替资本家。

  目前,工人们应当着手在“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的口号下,把最优秀的和最有觉悟的同志选进广泛的代表机构之中,“企业的全部权力归工厂委员会”这个口号应当同另一个口号,即“国家的全部权力归工人和农民”的口号结合起来。这样,在组织成政党和区组织的共产党人面前就会呈现出开展具体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基层支部在与城市分部协同行动时,应对该地区工人的力量进行估计,而他们的所在地应成为区的工厂代表委员会(区的无产阶级力量集中的中心)从事活动的经常场所。选举制度是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加以改变的,但是,必须使该行业的每15个工人选出一名代表(象英国的工厂那样),以便通过多级选举的办法最终成立工厂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包括企业的所有工作人员(工人、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代表。最好在区委员会中还包括生活在该区的其他行业的代表:餐厅和咖啡馆的服务人员、马车工人、电车工人、铁路员工、街道清洁员、私人服务人员、店员等。参加区委员会的应当有该区的所有劳动者阶层的代表,它应当是法定的和权威性的机构;它应当拥有人们自愿托付给它的权力,成为迫使人们服从纪律,能够命令立即和完全停止整个区内各项工作的机构。

  区委员会将扩展并变成由社会党和职业联合会领导和监督的市委员会。

  这种工人民主制度(同相应的农民组织有机地联系着的制度)将是组织群众的经常形式,将使群众具有纪律性,并成为培养政治经验和行政经验的最好学校,吸引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活动,使他们成为坚强不屈的人,把自己看作是战场上的一支大军,而如果不愿被打败和沦为奴隶的话,这支大军就应当紧密地团结起来。

  每个企业将是这支大军的一个或几个团队,这个团队有自己的下级指挥人员,有自己的联络网点,有自己的军官,有自己在自由选举基础上产生并拥有权力的、而不是自上而下强加于它的司令部。

  只有通过召开工厂的群众大会对最有觉悟的分子进行经常宣传和说服教育的办法,才能根本改变工人们的心理,才能使工人群众成为训练有素和能够执掌政权的人,发扬和加强同志和劳动者的责任感和权力意识,发扬和加强这种具体而有效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通过生动的历史经验自发地产生的。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初步的设想只是为了激发人们思考和行动。问题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求作出详尽和深刻的分析、解释、补充和协调。但是,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的实践,通过有效地影响群众的意识,使他们彼此接近并激发他们的真正热情的共同讨论,才能具体和全面地解决这些社会主义生活的问题。说真话,共同探求真理——这就是为共产主义和革命而工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不再应当只是一种公式,不再应当只是炫耀革命词句的一种借口。谁接受目的,谁就应该接受手段。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新的国家的建立,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的建立其中体现着被压迫阶级社会活动的经验,而工人和农民阶级的社会生活将成为广泛流行的和组织上牢固的制度。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魔棒一挥就出现的。俄国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在8个月过程中推行和实现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苏维埃从1905年起早就为俄国工人所周知。意大利共产党人应当利用俄国的宝贵经验,并珍惜时间和精力。国家的改革要求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以致每日每时和每个步骤都应当致力于这项工作。


本文由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合写载于《新秩序》1919年6月21日第七期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李星编译:1917年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与工人阶级政权专题】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9日 13:05 星期二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转自



《新秩序》致「菲亚特」汽车厂工人车间代表的信


葛兰西
李星 译
(1919年9月13日)




同志们!

  最近,「菲亚特」汽车厂委员会 [1] 做出了建立车间代表制的决定。这一决定以及企业内部的相关辩论,既让全体都灵工人十分关注,也使老板们颇感兴趣。一方面,本市本省的其它企业纷纷打算学习你们的榜样;另一方面,资本家及其走狗——各厂管理层紧张地注视着这一进程,并试图从工人那里探得一点口风,了解工厂委员会运动的终极目标何在,参与本运动的都灵工人拥护怎样的纲领等等。

  工委会运动的产生受我报影响较大,对此我们心里有数。《新秩序》不仅从整体理论角度为运动出谋划策,而且搜集刊登了国外同类经验的诸多资料,以便更深入地研究运动的已有实践。然而,同志们深深明白,上述文字工作能有些意义,完全因为它符合了(阶级斗争的)若干现实需求,准确挖掘出了本就存活于劳动群众思想里的实际斗争愿望。正因如此,我报与工人同志们才得以迅速达成高度默契与互相理解,才使我们的合作如此自信地从讨论阶段发展到行动阶段。

  这些需要与愿望,形成了当前工委会运动——它正在革新旧有工人机构——的激励源泉。我们坚信,上述需要与愿望的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与交换所达到的社会发展的直接后果。这些日子里,从产业工人到农民,从英国矿工到俄罗斯「庄稼汉」的世界劳动者或多或少都感觉或理解了下列真理:工农大众行动的时刻已到来。显然,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已毋庸置疑,它既符合客观需要,也符合无产阶级的主观渴望。假设工人阶级已具备完成改造社会的政治意志 [2] ,它必须全力以赴地直接建立新的、能符合革命要求的工人组织。

  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以劳动创造以及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协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劳动者如今共同从事生产生活的地方,明天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行政首府——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我们承认,在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按职业特征组织起来的工会很好地满足了以下需要——保卫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并提高自身组织性。然而,当工人阶级头脑中越来越清晰地开始勾画社会改造的蓝图,就必须在保持已有工人组织的前提下,按生产原则(或说以工厂为基本单元)建立新工人组织(即工厂委员会——李星注)。新型工人组织可以更好地保护旧组织的存在,并成为培养工人准备改造社会的真正学校。

  必须指出,工人群众今时今日必须投入接手社会管理的具体准备,以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这种准备的第一步,是在企业内部建立独立、自由与严守纪律的工人组织。新组织的出现必定改善生产现状,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结论——人的生产力越是与旧有奴隶状态彻底决裂(而资本主义想把他们永远禁锢在奴隶状态里),越是获得自我意识的觉醒,越是解放出来并自由地组织起来,使用它们(人的生产力)的方式就越改善。一句话:自由人干活总比奴隶有生气。或许,有些同志担心工委会干涉企业事务会造成劳资之间的无原则合作;我们认为,目前来讲,能让老板感到末日将至的唯一现实办法,就是有组织工人干涉企业管理的工委会运动。运动的开展,让工人发现自己完全可以独立管理生产,这使工人们日益自信,并意识到惟有自己能拯救饱经磨难的世界。

  车间代表们!你们的所有行为(即便是那些似乎较琐细的行为),只要与工人群众对你们的委托指示相关,就统统具有巨大意义。你们由工人选出,许多投票的工人甚至从未加入工会,相信你们一定会尽力把他们吸引到有组织工人的行列里来。这并不困难,因为工人信任你们,信任你们将始终如一地保卫无产者利益、领导阶级斗争、指导工人所在企业的一切事务。相信在工委会的日常活动中,你们会生动鲜活地把一条理解释给群众——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在于彼此团结。

  与此同时,你们的另一项重大责任,在于监察各车间的具体生产流程是否违反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条件。这一领域里,哪怕不大的偏离也会严重损害工人的利益、权利与尊严,而无产者的利益与尊严恰好是车间代表必须坚定维护的目标。既然你们与其他工人们一起在车间里干活,就一定能及时看到并修改企业内部工作流程的细节规定,以使它与技术完善程度以及工人技术熟练度的提高相吻合。一种全新的「车间文化」会从此逐渐发芽,它是未来真正的《劳动法典》——即自由的生产者为自身工作生活研究与制订的法律——的萌芽。就这样,劳动的力量第一次开始主动干涉劳动过程的技术与组织。我们坚信,既然群众对车间代表制充满热情并寄予期待,你们与全体工人都已意识到了「车间文化」的萌芽具有怎样的历史重要性。

  在生产的技术领域,你们可以从事极重要的信息工作,搜集对工会与工委会领导核心有益的生产情报;另一方面,你们可以采取措施,促使各车间工人提高自身技能,逐渐摆脱可耻的彼此嫉恨背后使坏。由于这类嫉妒仍然存在,工人集体里尚存在不少内讧与琐碎争执。你们可以为此建立一批教育性车间,使工人们摆脱了疲乏单调的劳动后,有机会从事自我完善,去了解生产流程的知识。

  就这样,你们一步步地准备着工人大众。当历史时刻——只为自己而非为老板干活的时刻——到来后,这些你们训练出来的革命工人将处于团结无间的战斗状态,以此增强无产阶级大军的实力,充当它最优秀的先头部队。

  当然,想达到上述目标,需要纪律与组织性。你们要求工人富有纪律性与组织性,而这大大有别于——老板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强加给工人并以巩固有产者特权为目标的旧纪律。你们的力量以另一种权利为基础:劳动权;千百年来,劳动一直是剥削者发财的工具,如今它(劳动)为实现自我管理而奋斗。你们车间代表的权力,是与厂主及其狗腿子相对立的权力,代表着未来的自由力量;这力量正等待与促进某个时刻的到来,那就是摆脱任何奴役的日子。

  每组车间、每组企业、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选出的中央机构,直至工厂委员会最高理事会,将持续地扩大与深化生产监督,以准备与组织全体工人阶级的事业——夺取政权并管理国家。

  我们知道,这条道路漫长而艰难。会有许多阻碍,敌人的反击会很凶猛。要战胜敌人,还需要学习以掌握斗争的技巧;也许,有朝一日需要寻求有组织工人的(武装)力量来解决问题。


1919年9月13日《新秩序》第8期,署名新秩序


--------------------------------------------------------------------------------

[1] 原文直译:内部委员会
[2] 原文直译:意志。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李星编译:1917年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与工人阶级政权专题】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9日 13:08 星期二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葛兰西谈工人党支部与工厂委员会的关系


转自




都灵社会党支部的行动纲领

葛兰西

(1920年1月24-31日)



  选举委员会已经决定挑选能够信赖的问志去完成并进一步开展前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新需要来组织它的革命行动(“选举委员会”所承担的任务是准备选举都灵社会党支部的各领导机构——译注)。选举委员会因而宣布了指导它工作的基本准则,依据这些准则,它所选编的名单代表的不仅是一些名字的汇编,而且是一个含义明确的行动纲领。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这个最近的时期,党表明它自己没有能力对意大利劳动人民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给以坚定而明确的指导。党的活动已经和议会党团的行动混淆起来了——换句话说,这种行动或者是公开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行动,或者完全缺乏任何具体的内容,不可能有助于教育(从波洛尼亚代表大会所确定的革命意义上说)人民中的最广大部分,使他们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和纲领而团结起来。这种混乱的和无目的的状况在全园委员会佛罗伦萨会议所进行的讨论中最为突出:从那些变化无常的混乱的讨论中,显然可以看到:1.党的一些领导机构正在比以往更多地为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所操纵;2.最高纲领派的行动之所以软弱无力,是由于他们对于阶级斗争正在经历的阶段没有坚定的和具体的概念,也没有办法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持久活动去和无产阶级运动最高机构中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持久活动相对抗。

  如果要克服这种混乱和迷惑的状况,那么,党就必须在群众中发动一场研究第三国际提纲的积极的运动,这些提纲曾经在波洛尼亚受到压倒多数的人的赞扬,然而由于议会的吸引力又立刻被抛之脑后了。

  都灵社会党支部必须负责推动社会党去促使在意大利全国建立起工人和农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首先要以扩大工会行动为基础,这些行动不再是致力于赢得工时和工资上的改进,而是要把无产阶级对劳动工具和工农业生产的管理问题放在首位。要求实行这种管理的目的,是要把全体劳动人民在他们劳动的生产地点组织起来,把一个基层单位内部的群众中最广泛的阶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且在这个具体而牢固的基础上——由于意大利没有公开进入激烈的内战阶段,这是一个唯一能提供灵活机动的自由的基础——使党能够开展宣传工作并开始建立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机构(政治的苏维埃)。因此,党必须抵制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想要把管理转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种职能,并使工厂委员会变为与资产阶级的国家官僚和议会进行合作的工业合作机构的任何企图。管理必须由纯粹的无产阶级机构来执行,工人阶级必须使这种管理成为他们的群众性革命行动的媒介。

  都灵社会党支部,在现有的已经形成的健康而强大的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能够而且必须进入已经谈到的革命进程的第二个阶段。都灵支部为此而采取的每一项有力的行动将会鼓舞其他工业中心的劳动群众,并且阻止机会主义者的阴谋诡计,这些机会主义者总是想要把委员会的名义给予一些根本没有希望去开展和促进革命行动的机构,以此来愚弄工人。



  在都灵,工厂委员会目前在劳动群众中建立了坚强的无产阶级纪律。现在,这个支部必须利用这一牢固的基础去促进建立这个城市的工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力求使群众的政治和革命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并力求被群众认为是未来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地方机构——现在就必须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在过渡时期,这个委员会将必然既作为对议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经常进行批判的机构,又作为直接控制市政当局的机构而起作用。

  市政的选举将必须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斗争:所有真正的决定权归工人委员会。地方支部将必须赢得委员会的大多数并保证主席、教育、宣传等等职位都委托给共产党员同志。

  工人委员会应在地方支部的督促下准备、讨论并公布法律草案,之所以制定这些法律草案是为了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真正目标的教育,并向他们指出,只有纯粹的无产阶级权力中心,即工人国家才能找到解决现阶段迫切问题的办法。因此,制定这些法律草案,是为了结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一个真正的、直接的意义。为了给予革命运动以完全的自主和灵活机动的自由,支部必须对党和工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出组织上的解决。为此目的,支部必须着手在每一个联盟和工会内部在持久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将要在组织内部进行革命宣传并经常地批判和防止工会运动内部任何机会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退化。这样,阶级斗争的两个主要工具将要进行紧密合作,这种紧密合作不是单纯地建立在一次偶然的联盟条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内部的联合和它们纲领的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工会内部的这些共产主义团体,支部将能够促进产业工会(手工业工人、白领工作者、技术人员的产业工会)的建立。这些产业工会同工厂委员会一起,将担负起制定和创建生产上的工人管理和共产主义经营的更高机构的任务,从而实际上超过了现阶段为工时和工资而进行的斗争。

  《前进报》的问题将在讨论中提出来,这样,在与主管机关取得一致时,就能找到一项与我们的地区不断增加的需要相一致的解决方法。与此同时,必须加紧收集必要的资金,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资金,任何关于改善技术和管理的讨论都纯粹是学院式的空谈。

  我们必须保证在最近的选举中所采取的工作纲领将尽可能地完全得到实现。同时,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正努力赋予我们主要的合作社机构的新生命不会损害这个机构,相反,将加速它的发展,把工人阶级群众内部愈来愈广泛的支持者阶层吸引到它这里来——他们将会看到它是进行防御和阶级斗争的一种有效的工具——并且准备发挥它作为征用和社会分配的最高机构的作用。

  和都灵合作社联合会一样,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要求管理委员会每6个月就企业的发展情况和对已通过的纲领所进行的工作做一次汇报。
  必须经常召集劳动群众参加协商会议,以便保持本阶级的和谐—致,这种和谐一致在过去有丰硕的成果,而今天和将来则会构成我们最大的力量。严格地按照全国性领导机构的决定,我们将必须在群众中对所有带有真正阶级利益的问题进行鼓动工作,其目的是保持和加强无产阶级的政治敏感性并指引它向着共产主义前进。

  我们相信资产阶级除了求助于反动的军事专政之外,是无法避免等待着它的命运的,而这也是它迟早要作的事。因此,党必须采取步骤以保护自己的组织。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步骤以保护自己的成果,不仅通过我们在上面提及的政治和工会范围的行动,而且还要进行特殊的物质准备。
  这些活动显然不能是一个执行委员会的职责,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执行机构。但是执行委员会必须支持自愿承担这项任务的同志和团体在这方面的所有积极和认真的努力。在这一工作中——它既有价值而又难以处理——执行委员会首先必须关心的是要防止出现孤立的和无纪律的行动,这些行动很可能是损害而不是加速我们的胜利。

  地方支部必须将自己的所有活动置于这个主轴——它与现实革命的过程恰好一致——的基础上,并指向:1.解决武装无产阶级的问题;2.在全省发起一个强大的贫农和小业主的阶级运动以与工业运动团结一致。


载于《新秩序》1920年1月24-31日第一卷第三十五期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李星编译:1917年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与工人阶级政权专题】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9日 13:11 星期二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葛兰西谈工会与工厂委员会的关系


转自



工会和委员会

葛兰西

(1920年6月12日)



  工会,这不仅仅是—个名称:工会之所以成为工会,也就是说它之所以采取一定的历史形式,是因为组成工会的工人们的力量和意志使它具有一定的方向并向它提出这个组织的名称所表明的目标。

  工会客观上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组织起来以便在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时所采取的和唯一可能采取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由职员、专家(当他们确实是专家时)组成的机构,在组织问题上,在技艺上把劳动力联合起来并领导他们,以便在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之间建立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均势。

  工会的发展有以下两个特点:(1)工会包括愈来愈多的工人,也就是说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具有纪律性;(2)工会联合和集中着自己的组织,但还没有把惩戒权和对运动的领导集中于一个领导中心,换句话说,工会使自己脱离它所组织起来的群众,从而使自己不受情绪激动的群众所特有的瞬息变化的愿望和反复无常的情绪所左右。这样,工会就有可能签订协议,承担义务,迫使雇主将自己同工人的关系合法化,因为雇主相信,工会能够使工人众遵守所签订的协议。

  在工业中确立合法的关系是工人阶级的巨大成果,但是它并不是最终的成果。在工业中确立合法的关系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但这只是一种妥协,是在力量对比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利的时候必须作出和必须忍受的妥协。如果工会组织的领导人把工业中确立的法制看作是必要的妥协(但不是永久性的),如果他们运用工会所可能拥有的一切手段使力量对比朝着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方向改变,如果他们开展意识形态和物质方面的全部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工人阶级能够对资本转入胜利的进攻并使其服从自己的意志,那么工会就是革命的工具,工会的纪律,即使是为了让工人遵守工业中的法制,那也是革命的纪律。

  在确立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之间应有的关系的性质时,必须根据对工业中确立的法制的本质和意义所作的评价出发。

  委员会是对工业中确立的法制的否定,它经常试图消灭这种法制,始终试图引导工人阶级去争取对工业的统治,使工人阶级成为对工业享有权力的源泉。工会是法制的因素,它的任务应当是使会员遵守法制。工会对工业家负责,但是它对工业家负责的程度是以它对会员负责的程度为限的:它保证工作不间断,保证取得工资,即取得工人及其家属所需要的面包和赡养。委员会按其革命性质来说竭力试图随时开展阶级斗争;工会由于其官僚主义的本性而竭力不让某种阶级战争发生。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委员会考虑欠周的举动不致引起工人阶级的退却,不致引起工人阶级的失败,换句话说,不致造成这样的状况,使委员会不得不服从工会的纪律。这些关系应当这样来建立,以致使委员会的革命性质给工会以影响,成为克服工会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试剂。

  委员会随时试图超出工业中确立的法制的范围。委员会是被剥削、被压迫、被迫从事奴隶劳动的群众,因此它希望把任何一次革命发动变为普遍的发动,使自己在通向政权的道路上的每一个步骤都具有决定的性质和意义。工会作为对遵守法制负责的机关试图使这种法制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并使其永久化。工会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应当创造这样的条件,即能够在对工人阶级最有利的时刻,在工人阶级进行为保证取得持久胜利所必要的最低程度的准备工作时,得以超出法制的范围,实行进攻。

  工会和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只应建立在以下的基础上,即委员会的大多数或者大部分当选人都应参加工会。想要使一个机构服从另一个机构的任何企图都不可能不导致两败俱伤。

  有—种观念认为委员会是工会斗争的简单工具,它具体体现在官僚主义的纪律中和工会拥有直接监督委员会的权力中,假如这样,那么委员会就不再是扩大革命斗争的机关,不再是自发地导致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导致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新的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发展的形式。由于委员会的产生是同工人阶级在工业生产领域中占据愈来愈牢固的地位联系着的,由于委员会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想要使它服从工会的企图迟早会引起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冲突。委员会的力量在于,它已牢固地铭刻在工人群众的意识之中,它已成为竭力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争取创造历史的权利的工人群众的自我意识。全体群众参与委员会的生活,并感觉到,由于这种参与而成为一股力量。而参与工会生活的只是一小部分会员。这是工会具有现实力量的源泉,但也是它之所以包含着极其严重后果的弱点的源头。

  如果工会直接依赖委员会——不是为了统治它,而是为了充当它的最高形式,在工会的行动中表现出委员会所固有的倾向,即随时超越在生产中确立的法制的范围,随时发动坚决的阶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就会丧失自己的签订协议的能力,丧失自己作为制约和调节工人阶级冲动性运动的力量的性质。如果工会会员在工会中确立革命的纪律,确立被群众看作是工人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所必要的纪律而不是受资本奴役的纪律,那么这种纪律无疑会被委员会所欢迎和接受,会成为委员会活动的自然的形式。

  如果工会的领导机关成为准备革命的机关,并且被群众看作是这样的机关——根据它从事的活动,根据它组成的人员,根据它进行的宣传——那么它的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将得到群众的谅解,并被看作是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在决定性斗争中的补充条件(极重要的条件之一)。

  在意大利现实的条件下,工会的官员把工业中确立的法制看作是永恒的法制。它常常从与私有者相同的立场出发来维护这一法制。它把工人群众中发生的一切只看作是混乱和放肆。它不能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工人对资本主义纪律所表示的愤怒行为:它只是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本身可能具有令人不快的形式的具体事实。于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没有头脑的新闻记者的渲染,“装卸工人的雨衣”事件竟象“俄国的妇女公有化”的故事一样广为流传。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纪律只可能对资本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使委员会服从工会的任何企图只可能被看作是反动的企图。鉴于共产党人希望革命行动尽可能是有意识的和负责任的,从而希望对工人转入决定性进攻的时机的选择权(如果谈得上选择的话)属于工人阶级中组织成为社会党、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的最有觉悟和最负责任的部分。因此,共产党人不可能希望工会丧失其纪律性和集中性。

  共产党人在工会和企业中组织成经常行动的小组,必然要把第三国际的思想、提纲、策略带到工会和企业中去,必然要对工会纪律的性质发生影响并确定它的目标,必然要对工厂委员会的决定发生影响并把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的地位而产生的自发的愤怒冲动变成为自觉的和创造性的革命行动。鉴于参加社会党的共产党人肩负着最重大的历史责任,他们将比其他所有人更加关心,以便使他们的坚持不懈的活动引导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去确立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将使它们的纪律和组织工作具有革命精神。


载于《新秩序》1920年6月12日第五期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李星编译:1917年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与工人阶级政权专题】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1月 19日 13:20 星期二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先工网编者按:1919-20年,意大利工厂委员会运动曾经相当高涨(特别是在意大利工业中心都灵,类似于1917年的彼得格勒)。托洛茨基认为工厂委员会在资本家企业的崛起,相当于在企业内部出现了“双重政权”,这是一种高阶段的工人运动,值得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高度关注。这些工运文件固然是葛兰西起草,但显然不是他的“个人著作”,而是珍贵的阶级实践提炼记录。




转自



都灵的《车间代表制度大纲》

葛兰西



引言

  
  这份纲领,是在第一次全市工厂代表大会上通过的,都灵几乎所有企业的工人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不过,通过的文件,与其说是正式纲领,不如说是对一批行动准则的初步概括。我们认为,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过程中,遵循这些行动准则是胜利的先决条件。文件带有通俗宣传品的风格,目的是在此基础上与原有的工人组织展开必要的讨论。

  所以,全市工代会不打算制定什么不容篡改的“工人圣经”,就让劳动群众在革命活动中逐步完善它吧。纲领的最终目标,是在意大利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它就一定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改。

  某些靠工运发达起来的投机分子,觉得既然在工会里他们说了算,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替群众办事出头,应该是他们的专利。我们工厂代表会的存在本身,有力的反驳了这些“工运专家”的观点。这种反驳不是抽象的,不是人为的,不是从我们的脑袋里爬出来的,工厂代表会作为企业的权力机构,符合了工业无产阶级的强烈愿望。工人已经厌倦了对厂内规章制度惟命是从的生活,那些名目繁多的戒条,都是经理们强加给我们的,工人说句话也可能犯忌。全世界的穷人对老板那一套的感受都是大同小异,工人代表制也因此会遍地开花。工人代表制证明了一个道理:在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对工资问题讨价还价,与管理生产和生产者不是一回事。前者算是生意,是想办法在市场上提高一部分、某个行业的工人出卖劳动力的价格(工会的主要职能正在于此)。后者的作用就大不一样了,它利用持续性的、带有革命气息的基层监督制锻炼工人,在组织和思想上为更替企业主人作准备。归根到底,它意味着新的社会秩序和劳动纪律。这就是工人代表制的功能,它产生的方法本身就证明,这是所有已知政权中,最民主的一种政权。正是因为工厂代表会和工会的活动领域不同,在《大纲》中的《原则宣言》里,对这两种性质的组织做了严格区分。匈牙利的例子 [1] 表明,当工会领导层和苏维埃政权产生分歧,会带来怎样令人心痛的后果。我们认为,要警惕在意大利革命中重演这一悲剧。避免它的办法,就是明确工会和苏维埃的分工,让他们各司其职。

  民主授权的原则必须在每一种形式的权力中加以贯彻:当选人必须只能是群众意志的执行者。这个原则由代表忠实地付诸实施。这个体制中还没有普选权,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只要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为它服务的庞大代理人阶层,就会存在没有觉悟、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者。他们可以有,也必须有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但是他们不应当有被选举权:不能授予他们监督工会、管理社会生活的权力,因为他们暂时还不了解工会与社会生活的运转程序,也不懂得这种管理的意义。

  因为这些工人代表确实是全体无产者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是一种公共权力,还因为他们是全体无产者选出来的工会会员(有觉悟的工人无疑在群众中有威信),所以能代表他们所在的工会组织内普通会员的意志。

  我们重申,本纲领不可能,也不会是最终的纲领。地区和全国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大会,应继续修订和发展本纲领中体现的思想。

  同时,为了保证广泛散发本纲领并使之得到讨论,代表们举行的全市大会已经通过了下列决议:


  一.1919年10月31日举行的全市大会上,都灵工厂代表们通过了关于工厂委员会和车间代表权限的纲领。代表们决定:

  1. 要求把本纲领在所有的无产阶级报纸和杂志上公布出来;
  2. 把纲领分发给意大利全国所有工厂;
  3. 以原内部委员会为基础,在各个行业成立一批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本纲领在不同工业中的实施办法;
  4. 把本纲领交给所有拥护阶级斗争的工人组织和工人合作社,对它进行讨论并力争通过这个纲领。

  二.都灵工厂代表的大会决定,在整个地区选出代表之后召开一次地区大会,来审查本纲领并筹备第一届地区或全国代表大会事宜。



宣布几条原则



  1.工厂代表是工人阶级唯一真正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公共代表,因为他们是由工作所在地的全体工人普选产生的。在工厂委员会的各级机构中,代表们都象征着全体劳动者的阶级团结。这种阶级团结是在各个生产组织(班组、车间、工厂,同一类工业范围内的企业集团,城市规模的制造业联合体,地区、省、全国、全世界工业和农业企业的联合体)中实现的。工人阶级对这些生产组织和社会生活代表的权力,是在工厂委员会这个管理系统中实现的。

  2.团结在委员会体制内的工人,承认职业工会和企业工会 [2] 在阶级斗争史上的作用,并且承认,只要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还存在,各行业的工人就需要从事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斗争,就离不开工会。他们认为,工会是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内,工人们由于执行同一职能从而拥有共同的利益,工会是他们较高级的组织行式。他们主张所有工人都应当加入工会。

  3.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必须由在生产地点组织起来的工人直接进行,这种领导是通过工厂代表进行的。

  职业工会和企业工会必须继续起到它们目前的职能,这就是代表劳动集体同雇主的组织进行谈判,为本工种和本企业内所有劳动者在工资、工时、劳动方面争取优厚条件。工会在过去斗争中获得的全部知识和经验,都应该用于缔结明确有效的劳资协议,这些协议应该与客观劳动条件和工人的愿望相吻合。

  与此同时,作为在工厂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权力机构,工厂委员会抗衡着雇主在企业内的权力。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委员会的存在意味着全体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了,意味着后者投入了夺取国家权力和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斗争。

  4.组织在工厂委员会中的工人毫不含混地承认,经济斗争(不管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中工人应遵守的纪律和程序,由工会来确定。可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工会必须接受工人群的代表——工人代表的命令。当某些工会开始遵循虚假的、议会道路的和任何其它错误的斗争方式时,工厂代表一概予以抵制,只有这样,才能落实有组织工人的真正意愿。工人民主不是按照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运作的,也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公民概念。它以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职能,特别是工人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为基础。

  5.工人代表声明,任何势力,如果企图妨碍工厂委员会对工会内部生活的监督,都会受到他们的反击。

  6.代表们保证全面发展自己的宣传活动,去把各个行业内分散存在的工会组织合并为统一的全国工会。那些组织还不是“劳工总联合会”的成员,但是它们的行为表明,他们拥护阶级斗争,拥护共产主义革命。

  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所有职业工会和企业工会都应当加入“劳工总联合会”。 代表们向所有共产主义工人同志呼吁:既然后者选举他们成为工厂代表,这些共产主义工人就有责任亲自开展宣传活动,来加强自己所属的组织。如果共产主义工人真象他们所声明的那样,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应该能够理解,建立一个由所有意大利无产阶级力量组成的统一的大工会是必要的。他们必须更积极地参与工会事务,宏扬那些赋予委员会体制以生命力的主导原则,清除那些无产阶级组织联合过程中的障碍。共产主义工人具有战斗精神、自我管理的热望和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决心,当对工厂代表制抱怀疑态度的工人组织看到这一切时,他们与“劳工总联合会”的联合就只剩下一项简单的行政手序了。另一方面,代表们号召工人同志们同那些以宗教或民族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组织一刀两断,因为这两种组织完全背离了工人组织的职能和任务。

  7.都灵全市工厂代表大会满怀自豪和自信地声明,他们的选举和委员会体制的建立是意大利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具体的表现。代表大会保证:要用代表们个人和委员会体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使在车间和班组的基础上选出的代表们组成的工人委员会体制在整个意大利推行无阻,并且要尽快召开一次全意大利工人和农民代表的全国代表大会。



总的规章


代表的选举和权利


  1.代表们是以工厂的车间为基础选举产生的。他们的数目,目前暂时由内部委员会确定,将来由工厂委员会对工作进行通盘调查之后最后决定。委员会联席会议将确定工人和代表的比例。

  管理人员被分为下面几类:工程师,技术员,设计师,各车间的秘书 [3] ,内部管理部门的全体职员,门市部的职员、会计和出纳,辅助工作部门的全体职员。生产过程的这个层面中涉及到的所有专业的精确清单,由全厂工人和职员大会确定。

  2.凡在工厂中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无产者一律亨有选举权。

  3.任何一个暂成阶级斗争的工会会员,都有资格当侯选人。被工人撤销的代表连续三次大会不能取得当选资格;也就是说,他在一个选期内被剥夺当选的权利。

  4.最初的选举由旧式的内部委员会主持。选出的这些委员会一般任期六个月:在这期间,由于代表的辞职,可以部分(在几个车间)改选或在全厂进行全部改选。按照总的原则,即将离职的全体大会负责安排新的选举事宜。

  5.代表必须一直得到侯选人的信任,因此,他可以随时被罢免。如果他受到半数以上(总票数的一半再加一票)的选民或工厂大会的多数人否决,该代表必须设法重新获得代表资格。如果在此情况下他不能重新获得代表资格,工厂大会就会拒绝承认他的代表权。

  6.选举必须在工作时间内以秘密投票方式进行。选举行后马上当统计选票,并立即宣布结果。选票上的侯选人名字必须用手书写。在某车间举行投票时,不准工厂中其它车间的工人进入。如果工人们对选举的结果和合法性有怀疑,应该在委员会书记到场的情况下重新选举。

  7.工厂委员会应当在选举后两天内召开会议。暂时,委员会可在附近的社会党党部召开会议。如果委员会在工厂中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可以在工厂内召开会议。委员会召集会议的规则由委员会自行拟订。

  8.代表有双重职责:(1)他是本车间工会会员的代表,他对自己所属工会组织的事务负责;(2)他是本车间全体工人的代表,领导他们的社会活动,维护后者的经济利益。

  9.因此,工厂委员会代表工厂中的全体无产者。代表们从他们自己中间选出工厂执行委员会,执委会作为执行机构,以及工厂委员会全体大会作为代表机构的授权,都来自工厂代表。

  10.在一个地区的所有代表的全体大会上,代表们代表他们自己工种和本地生产部门的利益。

  11.可是,在所有执行委员会的联席大会上,代表们代表所有工厂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所有生产部门的利益。

  12.某个区的一些代表,如果是同一个职业工会和企业工会的会员,就应该招集全区同行业代表大会或本工业部门代表大会。大会将从他们中间选出工会分会的执行委员会。



代表和工会

  1.某一工种的工人会议,或者根据代表该工会组织十分之一以上工会会员的提议而召开,或者由工会分会的委员会召开。只要发生了涉及工种的任何争执,那就理所当然地必须召开大会。

  2.工会的行政和宣传部门的执行秘书必须经证明是有能力同雇主组织进行谈判的人,他应当被看成是组织在工会与工厂委员会中的工人的意志执行者。他们对工厂委员会执委会负责。

  3.起草协议以及同雇主组织谈判,是委托给这些书记的任务,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给他们以协助。关系到某一工种的经济协议,由该工种的全体工人大会批准。没有经过批准的协议一概无效。

  4.在把任何协议提交大会批准以前,必须把协议副本分送有关各厂。

  5.在某一工种代表们举行的大会上讨论协议时,其它工种的代表也有权对提交的协议进行表决。另一方面,在工种大会上,不属于某一工会的代表无权对该工会的会员和采取的步骤进行批评。

  6.可是,参加该工种大会的全体代表都有权讨论和批评那些不从事阶级斗争的工会所采取的步骤。



工厂代表的职责

  1.代表的职责中最重要、最微妙的职责在工厂内部。他在雇主权力的代表面前和委员会中,必须是他的同志们的意见的忠实解释者。他的权力来自车间,这种权力就在于同志们齐心协力地支持他的行动,在于他们很有纪律地听取他的意见。只有当他的选民把他看作是他们意见的真正表达者时,才能出现这种齐心协力和纪律性。

  2.代表不脱产。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工厂内的特殊权利应当限于保证他们在特殊情况下,即车间以外有事需要出席时,他们可以离开工作岗位。

  3.代表在工作时间内的职能可以概括为监督二字。

  他们必须执行以下监督任务:

  (1)切实执行现行的劳动协议,解决车间工人同资方代表可能发生的争执;
  (2)在工头滥用职权,不公正地或者由于无能而错误地评定工人的劳动的时侯,以及在改变劳动过程以及发生销售危机的时侯,保护工人的利益和尊严;
  (3)维持劳动秩序,以防止资方的挑衅和个别(反对工厂委员会)职工的怠工行为;
  (4)在下列几方面获得精确的情况:1。每个代表所在车间中资本的投资额;2。他的车间生产的利润率以及所耗的成本费;3。增加利润的各种现实的可能性。
  (5)防止资本家转移已投入工厂的固定资本。

  4.代表必须研究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和劳动过程,并鼓励他的同志们一起这样做,并欢迎大家对增加生产、减轻劳动方面提出批评和建议。他必须使所有的人都理解,共产主义的平等只有通过加强生产上的努力才能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不是依靠生产的混乱和劳动纪律松弛达到的,而是通过更好、更平等地分配社会责任和报酬,通过履行劳动义务和平等地享有社会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来达到的。

  5.由于同样的理由,代表们必须研究管理部门提出的内部的技术革新,但在没有同他们的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不作出决定。只要对工人利益的损害是暂时的,而工业家也作出同样的牺牲,同时革新的结果对生产过程有改进的话,他们应当使自己的同志接受这些革新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必须迫使管理部门充分履行安全、保健和车间设备方面的条例。



关于工人学校

  1.工厂委员会有义务在工厂内为愿意提高职业技能的工人创办一个学校。必须在工厂内物色一批有能力的教员,管理部门应提供校舍和设备。
  2. 此外,工厂委员会应敦促管理部门建立一个统一的艺徒教育系统;并注意维护艺徒的利益。
  3.委员会还必须对工人的升级予以应有的注意,揭露侚私的事例,并谴责这是老板们在阶级斗争中所使用的伎俩。
  4.必须通过经常的选举和公决投票把消极落后的车间代表撤下来。每个代表必须对车间内的社会问题和技术问题经常举行公决投票,并经常召开会议解释无产阶级机构的原则和主张。
  5.任何工厂委员会想要解除劳动协议,需要经过本工种代表全体大会,或者是分会执委会的批准。
  6.当车间工人同管理部门的争端已经由代表解决,或者这些争端成了原则性问题,或者造成了各车间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个代表必须把这一事例立即上报工厂执委会办公室。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他可以脱产。



工厂执行委员会的选举、职能和权力

  1.工厂委员会将任命一定比例的代表,来执行它的决议和处理同管理部门的谈判事宜:这些代表组成工厂的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将代替以前的内部委员会,并应取得工厂管理部门的承认。
  2.执委会成员的人数和选举办法将由各委员会和大会来确定。
  3.执委会在内部选出一批成员,组成执委常务局。常务局成员在担任此项职务期间脱离生产,接受代表们的申诉,驳回或接受这些申诉,必要时用全厂授予它的权力来支持他们。
  4.执委会的代表必须出席工会书记同工厂雇主代理人的一切会谈。
  5.每天晚上,执委会成员应对工厂的形势和他们的同志所做的工作作出评价。
  6.执委会成员务必尽一切可能支持代表们的监督、研究和宣传工作,教育和批评代表中的落后分子,必要时可把不称职和无能的代表送上工厂委员会下设的法庭。
  7.在工厂委员会任期内,执委会成员可一直留任;他们在换届选举期间和选举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留任,以便把自己的授权和日常工作逐步移交给新的执行委员部。在工厂委员会中得到不信任票的执委会成员,自行丧失他们的授权资格。
  8.执委会同管理部门有同样的权力在厂里张贴告示。
  9.执委会必须保证可以在工休时间在工厂内自由地分发报纸。
  10.执委会必须设法出版一种双周工厂简报,简报中应该有系统地刊载厂内统计数据,以便加深工人对工厂情况的了解;简报应该说明执委会和工厂委员会的工作,转载有关刊物中涉及该工厂的消息,等等。如果工厂太小,可同同一工业部门的其它工厂合办简报。
  11.执委会还必须设法建立工厂的互助和储蓄基金,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合作社性质的工厂小卖部,小卖部附属于当地合作社联合会。
  12.执委会必须每天写记载自己活动的工作日志,每月上交委员会审阅一次。
  13.执委会在它的成员和代表之间分配宣传和研究工作。
  14.如有可能,工厂委员会应当每周(星期六)由执委会召集一次会议,以便听取后者的汇报,就工厂现状和工人的思想情绪交换信息,并在会议上向执委会下达相关命令。就有关工厂或工种的对外利害关系的一些问题,工厂委员会也在会议上作出决定。在非常状态下,工厂委员会可每日召开会议。



告示、汇报材料、开会通知的印刷出版工作

  1.都灵全市工厂代表大会决议承认《前进》报为全省工人的政治性日报,并要求《前进》给予工厂代表大会一定的版面用来刊登告示、汇报材料、开会通知。出于节约的考虑,工厂代表大会不打算在其它日报上刊登类似的材料。

  2.除此之外,工厂代表大会决议争取在其它无产阶级报刊上刊登宣传性文章,以传播工厂委员会体制的原则。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会听取各无产阶级报刊对这一要求的回复。





--------------------------------------------------------------------------------
译者附注:

[1] 这里指的是1919年匈牙利工人革命。
[2] 职业工会只接纳同一工种的工人为会员,而企业工会接纳所有在本企业工作的普通雇佣劳动者。
[3] 指车间主任。








转自



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

(1920年7月葛兰西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一名刚刚回国的意大利访俄代表团成员,同都灵的工人们举行了碰头会。他告诉工人们,在彼得格勒的克朗施塔得要塞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俄国同志特别提到了都灵,“都灵四月总罢工万岁!”的横幅标语就挂在仪式现场。代表团成员的一番话让大家兴奋得不行,又觉得好笑。因为,访俄代表团的大部分人(社会党和工会的高层头头)恰好是反对都灵四月罢工的。罢工期间,领导们一直强调说,工人这么作是因为胡思乱想的太厉害了,不知天高地厚。



四月的罢工

  四月罢工不仅是国内工人的大事,也可说是欧洲工人的大事。对我们来说,工人为了控制企业的生产而斗争,还是头一遭。他们能迈出这一步,是饥饿和失业逼出来的。参加罢工的不再只是少数先进工人,而是都灵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他们表现出极大的韧性,和为了更大目标忍受困苦的决心。领头罢工的五金工人坚持了一个月,最后十天里终于得到其它行业、全省各地工厂以至于农业工人的回应,在四百万人的地区促成了五十万人总罢工。

  资本家们为了平息动乱,是软硬兼施、红的白的多管齐下,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们的政府更是全力支持老板们采取的一切手段。而工人呢,却是孤立无援的。他们的领导——社会党和总工会,也使了全力:全力压制国内其它地区的群众,因为许多人想帮助都灵无产阶级,甚至跟着一起造反。面对前后夹击的形势,都灵人没有消沉下去,他们不仅在一个月内顶住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全部压力,更重要的,是在罢工失败后,也保持了团结和纪律,和对共产主义与世界革命的信念。



作为工业中心的都灵

  党内和工会的主要领导背后下刀子,出卖了都灵罢工,但是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流派,并没有能够在工人中扩大影响。相反,罢工群众现在的斗志可以说更旺盛了,他们准备在两线作战,既反对暂时取胜的资产阶级,也反对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党领导们。这种令人吃惊的觉悟是与当地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分不开的。都灵是个典型的工业中心,五十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工人;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微不足道。此外,专家和职员和工人集中在一个工会里,基本上所有的大型罢工他们都与工人站在一起。所以,职员,或至少大部分职员在思想上是真正觉醒了的无产者,准备为革命和共产主义而战。

  都灵的工业十分集中和单一,占首位的是拥有五万工人和一万职员的金属加工业,仅在“菲亚特”一家企业就有三万五千工人和职员,“菲亚特”最大的工厂拥有一万六千工人,以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和设备生产着各类汽车零件。汽车生产是都灵金属加工业的主要部分,这一行业中的大多数从业者是技术工人和专家,更难得的是,他们同时又没有沾染其它国家——比如说英国——技术工人那种小资产阶级习气。在都灵与汽车工业相关并存的,是木材加工和橡胶业。

  金属工人是都灵无产阶级的先锋力量,由于汽车生产的特点,任何金属工人的斗争都立刻扩散到全城各个工厂,并飞快地变成政治斗争,即使是那些本来属于工会日常框架内的经济要求也不例外。全城只有一个主要工会,拥有九万会员。工会群众坚决支持社会党在市里的组织。社会党成员有一千五百人,还有二十八个党外小组,参加的活跃分子在一万一千人左右,另外还有为数两千人的二十三个青年小组。这些组织的绝大多数是共产主义工人[1]。每个企业都有革命工人小组在活动,几个小组联合为区组织,后者受社会党市党部指挥。市党部是整个运动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部。

  意大利统一前,都灵是亚平宁半岛上众多小王国之一的首都,主要的行业是作坊生产和贸易。资产阶级革命后,在都灵迅速出现了大工业。如果说罗马是意大利的行政中心,米兰是金融中心,都灵就是当之无愧的工业中心,它的工业企业是在高水平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来的小资产阶级和忠顺知识分子们跑去罗马报效国家,而迅猛发展的大工业把全国的优秀工人吸引到都灵来了。这座城市的成长历程,是意大利国家史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个极为吸引人的现象。可以说,都灵工人阶级是全国工人的精神领袖,两者以家庭、传统、思想(几乎每个意大利工人都幻想来都灵打工)等纽带密不可分地连在了一起。

  上面所讲的一切,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地广大群众不顾党和工会上层的反对,用各种方式声援和帮助都灵罢工:对他们来说,都灵是心脏,意大利共产主义革命的心脏,是又一个彼得格勒。



世界大战中的两次武装起义

  1914—1918年间,都灵发生过两次武装起义。第一次是在1915年5月,目的是阻止意大利资产阶级正式参战,但被市政警察镇压了。从参战日(1915年5月24日)起都灵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游行,工人们沉默着,一直到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沙皇倒台在都灵引起的亢奋情绪不是笔墨所能形容!1917年8月23号全城工人投入了总暴动,与军队拼杀了五天五夜。利用搞到的步枪、手榴弹和机枪,工人控制了几个区,并不断试图夺取市中心。起义期间,造反群众不但修筑了街垒,挖了战壕,还在不同街区之间成功地拉起了带电的铁丝网。然而,两年战争中的政治迫害相当程度上摧残了战前强大的工人组织,起义被打垮了。士兵没有象工人希望的那样转到起义者这边来,因为军官们成功地愚弄了士兵,宣传说起义是德国特工部门策划的。

  镇压造成五百工人牺牲,两千多人受伤,一批优秀的工人被捕和被流放到各地去了。然而,都灵工人连短期的消沉都丝毫没流露出来,随后不久进行的合作社联合会管理委员会改选,证明了这一点。



合作社联合会管理委员会的改选经过

  “都灵合作社联合会”是个庞大的企业,供应着全城四分之一人口的食品需求,它是以“铁路员工合作社”和“工人总社”两大支柱构成的。许多年里,它的管理委员会中社会党员占多数,但起义失败后问题成堆的当地社会党顾不上改选的事。“都灵合作社联合会”的资本,主要以股票的形式属于铁路职员和他们的家庭,因为企业运作十分成功,股值从50里拉逐渐涨到700里拉。在社会党的影响下,铁路股东也赞成“工人合作社的首要目的是贴补革命斗争,而不是个人发财”这一原则。多年来,股东们只象征性地抽取原始股值的3,5%做为红利。8月起义后,市警方和本地资产阶级传媒出头为“受气”的铁路员工作主,成立了亲资方的“铁路职工委员会”,想以此为契机搞垮社会党在管理委员会的势力。“铁职委”开动宣传机器,全力游说股东,它保证上台后立刻补偿多年来后者在红利上的巨额损失,外带更多的食品购买优惠。同时,警方对工人候选者明里暗里下绊子、搞破坏的“助选”活动也很卖力。选举结果让资方大跌眼镜:800名股东参加了投票,坚持原有利润分配方法的社会党侯选人得了700票。工人曾有过的担心被证明是不必要的,面对8月扑面而来的血腥气,都灵的职员们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和过去一样,与工人站在一条在线。



战后的形势发展
  
  世界大战结束后,都灵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才着实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起来了。群众感觉到,大战开创了一个与战前截然不同的新时代,在所有的工人会议上,大伙都在讨论与革命有关的经济和政治事件,《L,ORDINE NUOVO》共产主义周报[2]的诞生,让先进工人中最优秀的一批同志联合在它的周围,承担了出版和传播的工作。这份报纸上讨论的方方面面都是群众关心的重大话题:群众性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它对工会的争取;如何使通常局限于本位主义和改良的工会活动转移到政治斗争中去;工人控制生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工厂代表会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都灵过去就有一批不大的工厂委员会,并且得到老板们无奈之下的默认。某些工委会对工会的官僚运作、改良倾向和对合法地位的深刻依赖,是有不满情绪的;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毕竟离不开工会。以“工厂内部委员会”名义存在的这些工委会领导成员从来都由工会上层内定,被提拔上去的工人妥协性一般都很强,能不给老板添麻烦,就尽量不添。代表《L,ORDINE NUOVO》的共产主义工人发起了要求改组“工厂内部委员会”的宣传,首先是要变工会提名侯选人的制度为群众直接推举。《L,ORDINE NUOVO》在宣传中认为,工厂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归结为监督生产、武装工人并组织军事训练,以及对工人的政治教育;工厂委员会决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在基层的看家狗,或是象工会那样牵制群众性政治斗争。

  对共产主义者的宣传,都灵工厂里的反应很是热烈。半年内所有的金属加工企业都成立了工委会,《L,ORDINE NUOVO》派也得以控制市五金工会。更让我们振奋的是,“在工委会领导下工人监督生产”的主张引起普遍共鸣,最终导致了市工会大会的召开,把全力发展工委会作为斗争大方向的决议草案,受到出席的多数代表肯定和通过。

  作为企业内直选基础上产生的工人机构,工委会成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化身。它与资本家压迫人的那一套规矩作不妥协的斗争,实现对生产的监督,时时刻刻以准备发动革命和创建工人国家的精神教育群众。它的组织原则是这样的:以每座工厂每个车间的每个班组为基层单位,选出一名不脱产代表,代表在重大问题上的投票意见,应由班组多数决定,代表无权更改[3] 。全厂代表大会就是工委会,通过选举产生脱产的执行委员会,各厂执委会的代表组成工委会联合代表会,负责制定工作计划、组织宣传、审议各个工厂的提案和建议,总的说来,联合代表会就是运动的最高指挥部[4]。



四月罢工中的工厂委员会

  工厂委员会的部分职能,比如监督工程技术人员,驱逐出卖本阶级利益的个别工人、职员,为工人的权利和自由与厂方交涉、斗争,对厂区生产和财务的监督,带有纯粹的技术性甚至生产性。别看老板和工会上层对工委会竭尽谩骂、攻击之能事,它在群众心中的地位简直是不可动摇的。有这样坚如铁石的支持,工委会执委会与厂方的斗争短期内就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驱逐资方在厂内安插的线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事务员全面打通了关系,源源不断地获得本企业财务和生产信息,厂内日常事务管理大权集中到了工委会手中。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通常把工人分割开来,孤立为一个个互不相干的个体,工委会使他们在监督生产的过程中初步领会到什么是共同管理社会。罢工,自然是工委会的中心工作之一,它能在5分钟内让一万九千人的“菲亚特”工厂瘫痪。1919年12月3号的群众行动,也是工委会的得意之作。当天,民族主义分子妄图在中心街道和广场上举行反共集会。在社会党市党部的指示下,一小时内来自不同工厂的十二万工人就被动员起来;又过了一小时这支无产阶级大军就把败类们扫荡得干干净净。



资本家是怎么对付工委会的

  工厂委员会的各级代表是由共产主义工人担任的,他们同时也是社会党员和工会会员;对工委会的事务有所参与的,还包括了无政府主义工人。谁反对工厂委员会呢?最起劲儿的反对派,是社会党和工会的国内高层,而他们的喉舌,恰恰也就是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党内和工会的领袖们玩了一个避实就虚的把戏,他们不直接说“工人斗争要不得”,而是高谈阔论什么“工委会和苏维埃的区别”,咬文嚼字,而且字里行间是存心把争论搞的越抽象越好。清谈的背后,掩盖的目的却再具体不过:阻挠群众性直接行动,保存工会对工人的控制。党中央成天编瞎话哄人,说是无论如何也要先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动计划,要“毕其功于一役”嘛!现在呢,对不住各位,万万不要乱说乱动!看来,这个伟大计划还要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才写得完。

  结果,都灵运动没有冲出它的地区性局限。造成这一后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全国各地工会机关开足马力,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地造谣攻势。他们忙得脚不沾地、口不择言,对都灵发生的一切冷嘲热讽,歪曲捏造,说的一个比一个邪乎。资本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1920年3月在米兰举行了工业家联席会议,老板们在会议上起草并通过了打垮都灵工厂委员会的纲领性文件。大战在即,意大利左派和工会的领导人揣着明白装胡涂,一点应变措施也不采取,眼睁睁看着都灵人与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单打独斗。中央政府一步步调来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在全城所有的要害重地驻扎了炮兵和机枪部队,当镇压准备工作就绪后,资本家的老一套就开锣上演了。对工人的嚣张挑衅接二连三地发生,就等着抓到把柄后动手开打。一开头,工人们并没打算和老板硬碰硬,因为力量太过悬殊。但是,大家逐渐发现老板的决心已下,一场大镇压、大冲突已是不可避免。这时侯,工人们终于决心应战,因为不战而降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罢工的钟声响了。

  五金工人坚持了一个月,其它行业工人坚持了十天,全省的工业生活停顿,交通瘫痪。这个关键时刻,为了帮助资本家,社会党中央使出了混身解数,真正做到了不给都灵无产阶级一文钱、一粒米、一张纸;《前进》报拒绝刊登社会党都灵市党部的宣言;罢工被说成是盲动,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党全国理事会[5]原定要在都灵开全体会议,总罢工吓跑了领导同志,他们临时决定把会改在米兰召开。

  总罢工让传统左翼领袖彻底暴露了他们叶公好龙的本质。在都灵,工人勇猛地在为他们的第一个工人民主组织冲锋陷阵,因为知道,自己保卫的就是活生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在米兰,大人物们就着咖啡一本正经地讨论着“苏维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磋商着怎么在将来的意大利巩固将来的苏维埃,对资本家正在都灵试图消灭的那个工人政权,他们却是百分之百地看不见、听不到。

  然而,意大利群众不是阿斗,轻易就能听人调遣的。四月间,比萨、利伏诺、佛罗伦萨的铁路工人拒绝运送去都灵的部队;虽说工会竭力反对,利伏诺和热那亚的码头工人和水手举行了声援罢工,类似的声援罢工也在许多其它城市相继出现。

  尽管有党和工会上层叛徒的掣肘,四月罢工对全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起到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它用实例证明了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是可能的,它揭示了与工会官僚机器——这个最强大的机会主义堡垒——作斗争的迫切必要。改良派的议员们和工会领袖对任何群众性革命运动的窒息,都是通过工会这个渠道来实现的,对这一点,四月罢工后已是路人皆知。


报告以俄、法、德三种语言首次刊登在1920年共产国际中央机关N14期,以意大利语首次刊登于《L,ORDINE NUOVO》日报上。


--------------------------------------------------------------------------------
附注:
[1] 当时的意大利还没有独立的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处于社会党内反对派的立场,这是1919—1922年意大利革命失败的一个原因。
[2] 葛兰西是《L,ORDINE NUOVO》的创办人和主笔之一。
[3] 这就是革命工人运动中常说的“绝对命令式代表授权”,用意在于限制工人代表篡改基层意见的可能性。
[4] 在这篇文章里,联合代表会与党组织的关系没有被葛兰西详细描述过。我们可以发现他在两处分别称市党部和联合代表会为运动最高指挥部。此外,这里葛兰西谈的只是一个地区的运动,从原则上讲,各地的工委会联合代表会还应组成统一的全国中央代表会。
[5] 即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赤军译自1957年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葛兰西选集》第一卷。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文章标题 : Re: 李星编译:1917年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运动综述【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与工人阶级政权专题】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3月 12日 14:43 星期五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
要虚假的产业民主,还是真实的工人权力?——论工人监督


转自http://linkage.ngo.org.tw/


厄奈斯特·曼德尔 原著
万毓泽 编译

译者按:

由于篇幅限制,我将原文中两个较为枝节的段落略去(「基督教工会联合会的立场:要参与,但是…」与「比利时总工会:理论与实践之间」),但读者仍可透过本译文了解曼德尔的核心论点。





何谓工人监督?

要求实行工人监督(workers’ control),乃是当今要务。比利时总工会(Federation Generale des Travailleurs de Belgique,FGTB)正针对此议题召开特别会议。许多英国工会采纳了这项措施。法国最左翼的工人与学生已把工人监督当成其中一项重要诉求。许多意大利的工厂内,先进的工人不只是要求工人监督,更尽了全力——如飞雅特(Fiat)——在正确时刻将这项要求付诸实行。

这项要求在国际工人阶级中已提出经年。它诞生于俄国革命之中;共产国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中采纳了它;它也在德国1920-23年的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利时工会则在1920年代提出这项要求;托洛茨基也将之纳进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到了1950年代末,黑纳尔(Andre Renard)(比利时左翼工会领袖)亦再次提出。

然而,过去二十年来,更广泛的工人与工会运动已不再提出工人监督的要求。整整两代的工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因此,当务之急乃是将工人监督的意义与意涵界定清楚,以展示它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价值,并将其与各种改良主义的变体——共同决定(co-determination,劳方与管理阶层在厂内共同进行决策)与「参与」(participation)——区别开来。

工人监督是一项过渡性的要求,一项标准的反资本主义结构性改良方案。这项要求源自于广大群众的当前需求,并引领群众去发动斗争,来挑战资本主义体系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本身。过去六十年来,资本主义消化吸收了各项当前的要求——从提高工资到八小时工时,从社福立法到假日给薪——但工人监督是资本主义绝对无法消化吸收的一种要求。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驳斥那些宗派的「纯粹主义者」(purists)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提出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良方案,会让你变成一个改良主义者」。他们这样说。「你们的要求不是包含了「改良」这个字吗?」

这种反对意见是幼稚的。它也是不诚实的——至少就那些原则上不反对为改良奋斗的人来说是不诚实的。如果这种反对意见是出自某些反对争取提高工资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理解(虽然还是不容易理解)。虽然这些人是错误的,但至少他们在逻辑上前后一贯。

但是有些人明明支持一切调升工资、缩减工作周、缩短退休年龄、假日给薪双倍、争取免费医疗照顾与药物等斗争,但同时却拒绝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良方案,那这又该怎么说呢?

他们并不了解自己其实也在争取改良;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所争取的那些改良,都是资本主义已一再证明能够给予的、能够吸纳进自身体系之中的改良,也就是不会颠覆体系本身的改良。

另一方面,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良方案,却具有以下特色:在正常运作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种方案是不能被实行的;它会将整个体系撕裂;它会创造出双重权力(dual power)的环境;而且它会迅速导向革命的权力斗争。调升工资——尽管对提升工人的战斗精神、文化水平来说非常重要——便无法做到这点。

实际上,我们这些「纯粹主义」的对手的整个立论,都建筑在一种幼稚的混淆之上。争取改良,不必然使人变成改良主义者。如果真的是这样,列宁本人就是第一号改良主义者了,因为他从来不反对去捍卫工人的当前利益。改良主义者相信,若要推翻资本主义,只需要争取改良就够了,只需一步一步逐渐为之,而非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权力。

但是我们这些支持反资本主义结构性改良方案的人,绝对不抱这种幻想。我们既不相信社会主义会慢慢降临,也不相信可透过议会选举来夺取权力。我们深信,若要推翻资本主义,所需的是斗志高昂的工人与资产阶级国家在议会之外的全面交锋。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良方案恰恰具有此目标——带领工人展开斗争,以促成这种交锋。批评我们的「纯粹主义」者,一般来说仅满足于立即要求的斗争,同时又抽象地谈论革命,而不会问问自己,要怎样才能真的革命?一个绝佳的例子:1968年的法国。

接续在1960年12月1961年1月的比利时总罢工之后,1968年五月的总罢工便是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千万的工人罢了工。他们占领了工厂。如果他们想要消除戴高乐政权十年统治下所累积的社会不正义,那么他们的目标已明显超出了工资范围内的简单要求。他们一同拒绝了起初的「格雷内尔协议」(Grenelle agreements)(戴高乐政府与工会于5月27日达成的协议),但如果他们接受此协议,将可使他们的平均薪资提高百分之十四,因此这已清楚反映了他们希望继续向前推进。

但是如果工人不满足于当前的要求,他们也不完全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他们在先前的年月当中受过工人监督方面的教育,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在每个厂中选出一个委员会,开始公开公司的帐目;自己来计算各家公司实际的生产成本与利润率;针对雇用、解雇与其它一切工作组织方式上的改变,建立一套否决权;选举出自己的工作伙伴,来取代由老板选出来的工头与监工(或由所有工作人员轮流负责)。

这种委员会,在所有的层次上都自然会抵触雇主的权威。工人可能很快就必须由工人监督转移为工人管理(workers’ management)。但是这可用来谴责雇主们的武断、不公义、诡诈以及对整个国家来说的浪费,并且可藉此来组织地方、区域、全国的罢工会议与工人监督委员会。这回过头来又会藉组织与自我防卫的的手段来壮大罢工工人,而这对对付资本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整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法国1968年5月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何在以推翻工业国家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战略中,工人监督占据了首要地位。

若要以当前要求为中心的联合斗争发展到高潮阶段即总罢工,占领工厂,进而导致夺取政权的斗争,那么,工人所发起的最先进形式,不能由革命团体的宣传活动去抽象、人为地引进到工人的战斗之中。最先进的形式,必须从工人战斗的需要当中产生。工人监督的要求(在所有层次上挑战资产阶级的权力,并且可能催生——首先在工厂,随后是整个国家——雏形的工人阶级权力,以与资产阶级权力抗衡),就是争取当前要求的斗争与争取政权的斗争之间最好的桥梁。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告诉我们,为何这种要求对现阶段的资本主义与工人反资本主义斗争来说是如此重要。

资本主义的集中;垄断集团与资产阶级国家日趋融合;国家的角色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中垄断利润的保证人;在新资本主义之下,经济越来越有组织与计划(programming)——目前经济的这一切特色,都越来越将阶级斗争的重心从厂内与产业部门(industrial branch)转移到经济整体之中。

在「受到管理」(managed)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切事物都紧密地相连。工资虽然增加,但却会因物价与税金上升或受到间接的财政操弄(例如提高社会保障税或减少工人福利)而被抵销。各区域的雇用水平则受到资本主义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或投资外移所冲击。官方无所不用其极地去执行「所得政策」(incomes policy),将工资与生产力绑在一起,但同时又让工人无法准确地测定生产力。

工会运动若仅局限在定期争取调整或调升工资,那么就不可能取得重要的进展。国内(与国际)的阶级斗争的一切逻辑,都会让工会去挑战价格与工资、工资与货币、工资提升与生产力提升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雇主们——以及被雇主收买的政府——都企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关系。但是这种挑战是无法被有效(亦即以一种有根有据的方式)发动的,除非帐目能被公开,除非银行业务的秘密能被废除,除非工人能将一切利润与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机制都摊在阳光下。

当然,从同样的精神出发,考虑到整个工人阶级与整个国家,工人监督也必须由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来执行,而不是让少数的工会领袖和雇主领袖们秘密会面。后文会再回到这点,因为这种区别极为重要。

我们正身处一个技术快速变迁的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变迁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产业部门、职业、工作,都在几年之间消失了。资本家不断力图使人们的工作服从于更昂贵复杂的机械的要求。

同时,体力劳动逐渐从工厂中消失,直接参与生产的技术人员也正在减少。训练与教育工人的水平正迅速提升。益加普及的学校教育(提升到十七或十八岁)便清楚地指出了这点。

然而,工人受越多教育,就越有可能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也就越不会忍受以下的事实:那些管理社会的人,也就是主管与经理,就生产与机械运作的知识而言,通常比工人自己知道的要少,但是却告诉工人该生产什么、该如何生产。当工人与雇主两者的技术知识的差距缩小(这样的差距之所以还能维持,只是因为雇主小心翼翼地垄断了企业整体的运作细节,不让别人知道)时,企业的层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就会更重地压在工人身上。

关于罢工成因的统计资料(英国与意大利皆然)显示,劳资冲突越来越不是与工资问题本身相关,而是越来越涉及工作的组织与生产的过程。比利时在这方面有点落后,但很快就会赶上!

工人监督的要求涉及了工人在企业生命的各种层面中的直接检查权与否决权,这样便能迎合从社会与经济生活中产生的需求。在工人监督的同时,工人要拒绝为管理阶层负上任何责任;只要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国家仍然存在便要这样做。企业的结构已经既不再适应经济的需求,也不符合工人的希望。

在这个意义上,工人监督的要求明显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特色不必然是低工资,甚至也不必然是大量的失业工人(虽然周期性的衰退仍然不可避免且极为重要)。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与资本家统治人与机器。挑战这种统治权,并且用另一种权力来对抗之,便意味着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推翻资本主义体系。

不要参与,要监督!

历史经验告诉工人,他们当前与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整体经济的运作。工人渐渐从中得出结论,如果仅去捍卫自己的购买力或提高工资,却不关心物价、生活费指数(cost-of-living index)、财政问题、投资问题与企业的资本主义「合理化」,那么终究是没有用的。

事实上,资产阶级经常藉提高物价或提高直接、间接税,使工人负担增加,来设法「补偿」因工资提高而带来的损失。

资产阶级在伸缩条款(escalator clause)的游戏中作弊,方式是在指数上作假,或采行恶名昭彰的「指数政策」(物价上涨时避开或绕过那些被选来计算指数的产品)。

资产阶级有计划地将投资与企业外移,以吞蚀工会的力量,也因此重新造成失业(列日〔Liege〕的金属工人或多或少知道这点)。资产阶级总是让快速成长的区域与低度发展或衰落的区域共存,以确保自己拥有劳动供应的后备军。

简言之,资产阶级在幕后操纵了一切的经济生活与经济政策,以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

如果工人从现在开始只满足于提高工资,他们必然会受骗上当。这不表示争取工资与当前要求的斗争不再必要或一无是处——恰恰相反。但是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自我设限,不能只是让劳工去争取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新价值中的更多百分比。这意味着劳工必须挑战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运作。

以往雇主只须捍卫自己作为「船长」的神圣权利——神圣的财产权——就行了。如果工会的要求会干涉到企业的管理(更别提整个经济的管理了),就会被雇主义愤填膺地拒绝,被视为「篡夺」,即迈向「财产充公」、「盗窃」的第一步。

但是今天资本家们的说法变得更有弹性了。以往谈的是雇主的神圣权利,但现在老板们则精明地向后退了一步,谈的是「捍卫企业」。他们隐约(有时是明显地)承认工人对企业、对当地、甚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应「拥有发言空间」。

产业拥有者的这种思想演变,明显和力量对比关系的演变相适应。当资本力量庞大而劳工弱小分裂时,雇主便能以蛮力来统治。但若资本体系进入世界范围的严重结构性危机,而资本因此逐渐变弱,且劳工也组织、强大了起来,那么这时就必须发明更为细致的统治手段;否则整个统治的体系就有解体的危险。

因此我们几乎毫无觉察地从「神圣财产权」的犬儒信条(亦即「力即理」〔might makes right〕),过渡到裹着糖衣的、虚伪造作的「人群关系」(human relations)的信条。因此诞生了「工厂共同体」的幻想,以为在这样的共同体之中,资本与劳动应当联合起来「关注自己的正当权益」。

但是产业信条的演变并不只是被动反映了社会阶级力量关系的演变。它还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策略性目标。该策略企图将工会组织,甚至是工人选出来的代表,纳入阶级合作的日常实践之中。它要缓和社会冲突的爆炸性,并使工人阶级沈浸在和解与协议的永久气候之中——这样的气候削弱了一切的战斗力,并让工人无法凭借组织化的力量来对抗资本家的金融力量。

我们也可在资产阶级1914年起的态度转变之中看到类似之处,起先是对社会民主的态度,然后是对工会领袖的态度,以及目前对「私有财产的独占与神圣权利」的更为弹性的态度。

在这三个例子中,当资产阶级用暴力、镇压或经济压力来打击阶级敌人却徒劳无功之际,都企图用诱惑的方式来削弱他们。因此社会民主的部长们已被「整合」进联合政府之中;工会领袖已被「整合」进劳工管理委员会之中;那么为什么不把工人代表「整合」进「与管理阶层联合」的工厂会议之中呢?

西德关于共同决定(co-determination)的经验尤其能给人启示。共同决定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手段,来削弱工会的力量与工人的战斗力。

当时工人幻想着能够在厂内获得「权利」;在他们看来,工厂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们」的工厂。但是当经济情势有所转变,工人失去的不只是(资本家在劳工短缺时期给予他们的)红利,更失去了一部份的「正常」收入,如果还没丢掉工作的话。

资本家的工厂再度显露了本性:意思是说,在这块区域内,雇主是统治的君王,只把「联合」的幻觉留给他所宠爱的工人们——布满陷阱的「联合」。

戴高乐发明的「参与」其实也了无新意。工人仍然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必须将劳动力出卖给那些可自由雇用他们——在符合「企业获利」的需求时——的雇主。雇主仍然与以往无异——他们仍是资本家,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地控制人与机器(经常是用别人的钱——也就是国家的钱——来获取这些东西的)。

那些天真的博学之士,那些阶级合作的倡议者,会反驳道:「你们这些邪恶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亲切又讲理的资本家们愿意让步、愿意放下阶级斗争的时候,竟然在拼命鼓吹阶级战争。」事实显然不是如此。

为了要诱使工人组织与工人落入阶级合作的陷阱之中,雇主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不断进行着残酷的阶级斗争。他们的武器完好无恙:金融财力、资本家对产业与银行的所有权、使经济生活从属于自己的利润需求。

但同时他们也瘫痪或设法摧毁工人唯一能掌握的武器:工人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共同发动斗争的能力,也就是为了工人的利益来运作工人组织。当经济较诸以往更受资本家的利润支配时,资本家便试图将这些组织臣服于「普遍利益」,并在阶级斗争中重重击败了薪资劳动者。

这就是为什么工会与工人必须拒绝对雇主宣传的「团队精神」做出任何一点让步。工人必须有系统地拒绝承担管理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一点责任。以挑战为目的来进行检查,我们要;参与或分担管理,我们不要。这就是工人的利益所在。

反对这种传统工人阶级运动立场——黑纳尔在〈透过行动迈向社会主义〉(Vers le S o c i a l i s m e par l’Action)一文中仍强烈捍卫这种立场——的人,通常有两种说法。首先,他们宣称,不论如何,企业的存续会影响到工人的利害:如果一个大厂消失了,这不是意味着会损失数以千计的工作、会使失业人数增加吗?这种论点忽略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竞争与资本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若将工人的命运与工厂的命运「联合」在一起,这不只是在冒险将工人与激烈战场上的输家绑在一起。这种做法还会将资本主义的竞争带进工人阶级的队伍之中,但是一切经验都已显示,工人唯有靠自己的阶级组织与阶级团结,才有一丝机会去抵御资本主义体系。同样的说法,若应用到地区之上,也同样无效。某些工会主义者说「我们不要墓地的社会化;所以我们必须加入老板来拯救我们(!)的产业」。

其中的悲哀之处在于,这些产业根本不是「我们」的,而是资本家的,即使十分之九的资本都来自于国家的补贴也一样。这些产业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竞争法则。把工人拉上这条路,就是让他们服从于获利与利润的支配。这也就是要默许「合理化」、默许生产力的增加、默许工作步调加速、默许对工人的激烈剥削。这也意味着要接受就业机会的减少。从接受这点,到接受裁员,甚至到接受减薪,中间只有一步之遥。

一旦你踏上这条路,雇主的勒索就会变得力量庞大。若要粉碎这种勒索,必须从一开始就拒绝合作,并开始透过结构性的反资本主义改良方案来维持雇用水平。

「工人监督」恰恰与「参与」相反

接下来还有一种更为精巧的说法。「若要监督,就必须拥有信息。为什么不参与呢?只要我们的目的是搜集信息就好了。」诡辩家们还会补充说明,监督与参与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别。

答案很简单:一切事物都取决于行动所欲达成的目标,以及接下来的实际过程。是否能够「参与」,却不接受企业管理的一丁点责任呢?但是我们该等到什么时机,才把那些费力「搜集到的信息」告诉所有工人?这种过程是不可能发生的;资本家会拒绝玩这种游戏;这会让他们居于下风!没错!但是假如我们不揭露这种信息,假如我们接受秘密、「合作」或些许的「共同责任」,那我们不就在玩资本家的游戏了吗?表面上看来,「参与」与「监督」似乎少有差别;但是若要了解其中的差别所在,我们只需在每次事例中把雇主的反应记录下来,即使是那些最「开明」的雇主也一样。

资产阶级秩序的捍卫者会回答道:「那么,你们只是为了煽动而煽动,你们是在提出不可能的要求」。一点也不。我们是要用一个制度来取代另一个,用工人的阶级力量来取代资本的阶级力量。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希望工人能够清楚了解,在现存的体制之下,资产阶级会用千百种方式来欺骗他们、剥削他们、掠夺他们。此即为何我们要求进行工人监督。而且如果力量对比关系出现了激烈变化,使得这个要求有可能实现——在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之中——那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我们会希望工人组织起来,在厂内与整个经济之中创造出一种反制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会迅速变成新的国家权力的核心。

「参与」意味着:把工人与资本联合起来;接受与资本间的秘密安排、永远的秘密会议、经济「协调」委员会、甚至是「监督委员会」——工人实际上什么也无法监督,但在民意的眼里,工人却必须一同为过高的索费和垄断企业的利润负起责任。

「工人监督」意味着:彻底而完全的揭露;在工人大会上讨论一切企业「机密」与经济;揭露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错综复杂的机制;让工人「非法」地干涉私有财产、管理阶层与国家的特权。这本身便意味着一种新权力的诞生,它比资产阶级「民主」要远为民主与正义,而在这样的权力之中,所有的工人(本国活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将一同进行决策,决定自己的命运。

六点结论

工人监督这个观念,要如何才能和工人发动的实际斗争整合起来?工人监督的运动,要如何才会有助于激起劳苦大众的战斗力,并提升他们的阶级意识,引发超越资本主义体系框架的斗争,亦即创造出一个革命之前的形势?

工人监督这个问题越是在工人之间被讨论,就会激起越多争论,也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蓝领、白领、技术人员的眼界开阔起来,超越改良主义与新改良主义的局限。

但是光有理论讨论、抽象讨论(如果我们是要抓住整个问题,那么两者间就没有多少不同)不足以激发我们前面提及的那种使眼光转变的讨论。还需要其它的东西,需要一种补充的要素,也就是实际的提议,而我非常渴望用这些提议来结束这一系列的文章。

这些提议必须符合我们的分析所提出的标准;必须以工人的当前需求为基础;提议必须具有这样的特性,让资本主义无法将其整合到自身体系的正常运作之中;因此必须创造出一种双重权力的形势,让资本与劳动倾向进行全面的交锋;必须增强工人的实际经验,让工人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并了解整个资本主义是可能被挑战的,也就是说,必须让大众准备在最优良的意识与组织条件下着手进行这样的挑战。

1.公开帐目

有无数的资料证明——绝大多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料,甚至本来是资产阶级的资料——我们绝对无法仰赖雇主的统计数字来获知国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真相。雇主的资产负债表、财务报告、遗产申报等等,都歪曲了经济现实。这些造假并不是无缘无故被制造出来的。他们有非常特定的目的,可能是要逃税;少报利润以拒绝加薪;或欺瞒大众某个工会的特殊要求背后的真相。

每当与雇主的协商被公开时,不论谈的是加薪、提高生产力或工会要求的经济后果,我们都要一再重复:「我们拒绝在被蒙蔽的状况下讨论。摊牌吧!公开帐目!」

如果能够加上三项条件,这种要求——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良方案,也就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要求——的价值就会更大:

首先,我们必须公开地把公司的帐目打开,而不是限于少数工会领袖的秘密会议,毕竟我们非常清楚,这些工会领袖倾向与老板保持良好的交情。第二,必须采取法律手段来帮助分析资产负债表与分析簿记系统,以确保会计程序的统一。最后尤其重要的是,核对资产负债表与一般账户(general account)时,不一定要以数字为基础,而是必须在厂内来完成,这样一来工人大众才能参与检查。

雇主很轻易就可以藉由低估供应原料的价值来窜改资产负债表。但是该价值虽然从数字上消失了,但在那些不断收取、存放、保养、检查该货物的工人面前却无所遁形。我们经常听到的反对意见是工人没有能力核对资产负债表。一般来说,这些反对意见是被那些希望财产「权」不被触碰的人给夸大的了。这些反对意见,根本与那些反动政权反对普选权的说法无异:工人过于「无知」、「教育低落」、「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这个重大责任」云云。

2.针对解雇与关厂的否决权

过去几年来,工人斗争背后的主要驱动力量,无疑是害怕失业、解雇与减少雇用量。

重新分类(reclassification)与职业再训练计划已经证明失败。它无法阻止有关区域中雇用水平的大幅下滑。就产业重建(industrial reconversion)而言,经验也告诉我们,若要让产业重建,你无法仰赖大企业或国家,也无法仰赖各资产阶级政府或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

在这些情况下,工人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对这个经济体系丝毫没有责任要负,但却必须承担产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这实在是错误的一件事。为了要确保雇用量,工人从现在起必须对解雇与关厂拥有有效的否决权。

将工人监督的原则进行这种具体的应用,便可强行把那些被所有者关掉的工厂重新打开,工人也可靠自己来管理工厂。这也让这些工厂得以募集资金,在损害资产阶级整体的情况下,让这些工厂能够在过渡阶段——在新建、公有、受工人监督管理的现代工厂取代这些老爷车之前——运转。

3.对厂内的工作组织方式进行工人监督

由于工人的技术与文化能力已被提升,故工厂的层级结构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

在大多数高效率的现代工厂中,有高比例的技术人员,他们受过中级或高级的技术教育,而这种不合时宜的层级结构也就更为惊人了。但即使就整体产业而言,由于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这造就了一批维修人员,他们通常比高位阶的工程师(更何况是董事会的成员!)还要了解生产的确切技术及不时出现的瓶颈——许多在职的冲突源自于白领∕蓝领工人与主管∕领班之间的层级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工人生活中的压力,而这样的压力是工作组织方式越来越常改变所引起的。

技术的变迁经常会使日积月累而成的手艺与技术变成无用武之地。加速的工作步调让工人神经紧张、疲累不已,并使工伤的数目上升。这些变迁的主要受害者,无法满足于拥有在工厂会议和健康安全委员会中提出建议的卑微权利(经立法所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必须要求让全体工人对工作的组织方式进行监督,而这样的监督不只包含被事先告知改变的权利,还包含反对及阻止这些改变的权利。

当工人开始习惯于用工人监督的要求来反对主管或领班时,就可能跨出一大步,去推翻层级关系,并用工作伙伴选出的工人来取代那些「工头」,并且可随时撤换,并只对基层负责,而不是对老板负责。

4.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工人监督

我们所生活的比利时,是一个机动工资(sliding wage scale)的制度,也就是说,只要官方的生活费指数增加超过某个界线,工资就会随之调整。这种制度部分保护了工人的工资与薪水的购买力,使之免受蚕食。我们在这份报纸中解释过许多次为什么这种保证是不完全的。这篇文章只需指出其中一个理由:零售价格指数(retail price index)缺乏代表性与诚信度。

当然,这个指数是由政府发布的。而政府经常忍不住要往「指数政策」的方向推动(亦即是欺骗性的),不只为了取悦雇主,还为了摊延公务人员的薪资调整——薪资调整对预算是沉重的负担。

因此,对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真正的工人监督——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手段,来有效保护工人的购买力,使之不受生活费不断上升的影响——便表示工会具备某些权力去反制政府的指数(拥有否决权)。这种监督还必须由下而上地展开,让工人与家庭主妇的队伍在不同区域中定期测定真正的物价上升。

5.消灭银行业务的机密

过去十五年来,对那些宣称要使资本主义经济管理合理化的人来说,财政操弄已变成一种发大财之源。这反映在这个制度最为惊人的诈骗行为之上,这个诈骗行为让工资与薪水劳动者同时支付了大部分的间接与直接税。

迅速增加的法律措施、财政改革、行政管制,说实在话,都无法消灭这种粗暴的不正义。但如果能够消灭银行业务的机密,并且在一切财务营运上引进工人监督,便能够迅速终结此丑闻。

实际上,在私有财产制下,银行家与存款大户之间纵有秘密,但大型的财务营运还不至于丝毫不留下书面记录。针对银行记录实施工人监督——尤其是由银行雇员来实施,将结果公布给人民——便可迅速查出绝大多数的罪行。

6.对投资进行工人监督

新资本主义的一项最为惊人的特色是,有越来越多的生产与一般管理成本(overhead costs)已经社会化;过去二十年来,很大一部分的长期投资是由政府出资的。……

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资金来源是纳税人的口袋(亦即大多来自工人的口袋),利润、股票、债券等等却都还停留在私人领域。区域性的投资分布及投资目的地等决策,都还是停留在私人领域。

因此,要求对这些投资进行工人监督,不是要让工会领袖分担资本家对产业管理的责任,而是要让工会拥有针对这些投资的否决权,包括雇主所计划的地理分配(geographical apportionment)、形式与目的地。

很清楚的是,这种监督开启了一条道路,以工人自己所决定的优先级为基础,去擘划整体经济的发展计划。……

工人监督的运动构成了一个整体,能够在不忽略工人日常问题的状况下,朝特定的方向行动:强调工人不信任资本主义体制,让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并毅然将自己的经济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透过他们自己的反资本主义行动来达成。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显示帖子 :  排序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9 篇帖子 ] 

当前时区为 UTC + 8 小时


在线用户

正在浏览此版面的用户:没有注册用户 和 0 位游客


不能 在这个版面发表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回复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编辑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删除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提交附件

查找:
前往 :  
cron

创建我的免费论坛! · php-BB© ·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ject · 报告滥用 · 使用条款/隐私政策
© Forums-Free.com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