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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争取政治自由,但不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李星谈工人阶级争取自由权 & 批判自由派及其宪政运动 - 合辑】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4:56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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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杂谈「超级女声」:商业•政治•「切•格瓦拉」(2005.8.20)





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之争:从商战到传媒战


  近两年自由派学界饥不择食血口常开。侵伊美军的政治姿态让他们浮想联翩(「这是伊拉克建立真正民主的开端」21);一场TV秀引出诸多感慨:「胜出的不只是其中某位超级女声,还有一个开放的社会」22——宪政枪手们兴致勃勃地说。

  诚然,「超女」逾越了演播室的狭小空间。多轮淘汰赛的数百万短信投票、几千万观众热捧与中途罢免某评委的「网络大签名」;无数不惜时间钱财的拥趸日夜拉票,颇似置身历史性群众运动——「人数最多的‘玉米’23身穿统一的黄色上衣,列着方队,就像古罗马开过来的‘黄色玉米兵团’,还高喊口号‘玉米不怕累’,那种沸腾的场面只能用疯狂来形容」24(超女评委黑楠)。滔滔声浪让民间商界代言人听得很受用,不自禁憧憬着「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这样的‘选’。一档叫超级女声的电视节目,是这一切的开端」25(《南方都市报》评论员曾岁春)。

  上述拉票与短信投票现象,能否算代议民主的一种萌芽呢?即便剔除主体参与者(多为年轻歌迷及同学同事,相当部分参加过海选)的年龄因素,它仍不失为严肃话题。首先,投票仅构成代议民主(更不必说工人民主)的一环;此外,还得满足选民平等与程序透明的原则,才具备起码意义。任何人均可自由买卡投票的规则,使超女选举沦为英美早期「选民财产资格制」的八卦版,甚至糟过一般贿选,因为金钱控制的票数接近无限大。掀开底牌,短信投票无外是「发育粉丝」兼「圈钱」的商业把戏而已,就连个别宪政迷都看不过眼,揭发「那只看不见的手,那只通过操纵民意而实现自己商业暴利之手」26(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了!

  众所周知,大陆自由派学界认定「财产权高于民主权」,害怕工农运动远甚独裁者的皮鞭;可这不妨碍他们(以及民间商界)尝试着操纵民意,演练未来多党政治的愚民术。只要不逾越一定限度,当局乐得眼开眼闭。另一方面,私人大资本固然渴盼分享政权蛋糕,但具体红利的切割得失,仍为老总们关注的第一焦点。随着实力扩张与新一轮私有化的出台,私人资本正把手伸进国家禁脔(能源、军工与传媒)。2005年夏天,自由派学界向国家资本频频进袭——为民间商界争机会、要待遇更抢舆论影响力。我们听到「如果不想再遭遇油荒,就先终结这个石油垄断体制吧!」27(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的号召,那声音代表私人与国际能源巨头。「超女」廷席尚温,众专家已就「精英文化的打破」28(喻国明)作揖互贺,或直言「颠覆央视垄断地位和御用精英的文化霸权」29(刘晓波)是歌赛(毋论有意无心)的主要政治战果。至此,各个资本集团对舆论阵地的争夺,终于以央视VS地方媒体的形式浮出水面。

  央视的双重身份(当局的头号喉舌与传媒工业的首席垄断者),使自己成了自由派学界与工商界的箭靶——宪政枪手们使劲削弱央视的公众信任,董事长们则对它的经济特权(转播权、广告价格垄断)老大不满。如果说自由派政论家们被迫满足于平面媒体阵地,众家地方电视台早同私人资本建立了商业同盟。出于政治考虑,短期内当局无法改变央视的垄断角色;但谨小慎微的衙门做派,已让CCTV败相频出——「央视的节目一直是端着的,不能彻底放下架子」30(「东方夜谭」电视节目制片人孙健君),所以「不可能做到像超级女声这么商业化」31(李静)。除了笨拙效仿他人的成功32,央视只好挂起半政治帽子连唬带吓(「《超级女声》是很恶俗的节目,只有降低这些节目的播出量,……才能解决节目的低俗化问题」33),可惜收效奇差。「喉舌」口不择言地咆哮「收视率是万恶之源」34(崔永元),可自个儿同样是利润主宰的奴隶:去年十月中超联赛期间,央视选择转播NBA(而非官方色彩的中超),因为「中超转播权按商业运作,是一桩买卖,央视可以买,但要看值不值」35(CCTV体育中心主任马国力)。

  宪政运动进入2005年,各资本集团的内讧裂痕已从密室私语发展到半公开状态;自由派拿超女说事,无外是踢国家资本一脚的习惯动作。不过,对中华资产阶级来说,超女狂欢还带有超越上层内斗的意义——它证实「明星梦和发财梦基本上还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两个梦想」36(李静),即沿着既定社会阶梯向上爬的幻梦。这层意义很重要,因为对工农大众的精神控制,构成资本统治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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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争取政治自由,但不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李星谈工人阶级争取自由权 & 批判自由派及其宪政运动 - 合辑】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4:57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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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
阶级战争前夜的思考:漫谈王斌余杀人事件(2005.9.30)




从自由派到自强派:改良主义大合唱渐入主流


  从二七罢工中的京汉铁路股东到21世纪初的珠三角众老板,中外有产者往往认定劳资纠纷无关剥削,而源自「颠覆分子」的蛊惑——「有些人故意夸大贫富差距,他们的研究方法有问题,主要是心态不好」[30](物美集团董事长兼全国政协委员张文中)。面对颟顸犯浑的老板,幕僚们只好耐着性子进言「精英群体获得好处太多,承担责任太少」[31](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已接近资逼民反的地步。极端市场派的某些狂人也透过牙缝表态「从现在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来看,‘市场化’、‘改革’这两个词,已经具有了负面含义」[32](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秋风),很不情愿地低下了头。

  种种迹象说明,有限改良的思路,已在主流学界取得原则共识。多年水火不容后,政商精英的军师们(从国家主义者到「自由工会」流亡者)终于为了剥削秩序的锦绣前程走到一起。尽管旗帜杂异,大家对劳资合作的必要性毫无分歧:各有产集团代言人都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有效的,以利益各方集体谈判为主,以法庭裁决为最后防线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公正保障的机制」[33](《中国劳工通讯》编辑韩东方),以「防止精英阶层走极端,保障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34](崇毛派国家主义喉舌「老田」)。谋士团深知阶级平衡的要害在于「将工人群众自发地争取自身权益的行为引向理性的、有组织的、建设性的轨道」[35](左大培),因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分得一席之地的工会通常乐于「及时地,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激烈的抗争行为就可能避免」[36](《中国劳工通讯》编辑蔡崇国),社会革命的潜力就可能被抑制。

  综上所述,改良主义体现为(从精神到组织)全面驯服工农,使后者「在法律框架下,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利益冲突」[37](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防止发生任何可能打断经济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动乱」[38](左大培)。一句话,劳资合作的目标在于资本暴政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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