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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生意清淡、束手无策的阶级二道贩子毛左派【李星批判毛左派 - 合辑】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3:56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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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均出自李星政论文集,及李星在一些论坛发表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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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节选自
从郑州文字狱,略谈左翼人权保护运动(2005.1.12)






束手无策的崇毛左派


  近年来,出于有限改良的目的,资产阶级国家允许和推动了民间维权的部分合法化。除去官方的志愿者团体(支教、扶贫),各种海内外NGO(非国家组织)的类似活动亦方兴未艾,吸引着大批热心青年的参与。宗教力量、自由派学界和西方资本的文化社工网络在大陆悄悄坐大;他们资源雄厚后台硬、人才多、舆论管道多、号召力强,在大陆民间维权运动(特别是营救、关照政治犯)中取得了相当的主动权。凭借掌握的财政、媒体优势、良好的组织与专家队伍(比如律师),自由派试图与自发的工运结合起来,把后者纳入改良主义轨道,并初有小得[8]。

  与此相比,大陆泛左翼阵营要复杂得多。限于篇幅,本文无意讨论泛左翼政治族谱,但说张正耀隶属的崇毛派[9]。尽管崇毛左派在海外多年设点(北美的《中国与世界》杂志),对岸有盟军(台湾劳动党),国内有所谓「一大批老领导、老同志和党内走社派」保驾(?),却仍处于「思想混杂,缺乏明确纲领和策略路线,没有公开合法的统一组织,缺少领队人物」[10]的混沌状态,至今未摆脱面目模糊、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在他们较有基础的郑州,工人与私有化当局的激烈冲突导致「秘密逮捕、不加审判者不计其数。他们(当局——许注)在监狱中凌虐犯人、将灯光对准犯人长时间照射、殴打犯人、雇用不知情的民工打伤护厂工人、牵引狼狗驱赶群众」[11];历年郑州市民因悼念毛泽东被抓被打者远超三位数;在北京,不少毛左分子(从作家魏巍到年轻学生)不同程度受过镇压机器的「关爱」,却迟迟未见圈内同志利用手中的海内外资源,开展有声有色的反政治迫害(遑论工农民权保障)活动。

  同掌握的资源相比,毛左(以自我保护为目标的)政治犯营救工作显得很不到位,原因何在?固然有个别人口壮胆怯的因素,但把一切都归咎于此显然太片面。一般地说,毛左主流派具有下列思想特征——深刻的国家和领袖崇拜[12]、长期脱离阶级斗争造成的清谈风[13]、无比珍视与执政当局的传统与现实联络、浓厚的「前朝遗老话天宝」气息(包括部分年轻毛左)等等。上述特点使得毛左们常常喜谈「革命」冷对罢工;高喊反帝但却「狂顶」中华资本;愿意做(也做了许多)社会调查,却满身「国务院调研室助理」做派。从自我定位来看,大陆主流毛左自觉地扮演着中华资本强国路线的跑腿望风角色,他们的旗帜上首先写着「秩序」而非斗争、「国家」而非工农,「鼎盛」而非解放。如此一来,许多毛左人士或眼睛向上畏惧工农(特别是当工农起来反抗而非静听他们的「革命」废话之时),或一门心思「向党中央泣血哭诉」等等表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即使斗争立场较坚决的张正耀等人,入狱后仍习惯性地摆出「党是我的生命」之类孤臣姿态,反复强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中央政府……使党和国家的面貌全面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新的变化大得党心、民心」「(胡温新中央)不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而是正视矛盾,积极地化解矛盾。……这当然是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14]一类自欺欺人的梦话。而在毛左阵营里,则至今不乏「谁能想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悼念自己的伟大领袖,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反而大祸临头犯了大罪呢?」[15]等等可怜虫似的哀鸣!

  当局选择12月26日(毛诞辰纪念日)前夕宣判郑州案,带有顶风臭八里的警告和划线撇清味道(「国家是国家,毛左是毛左」)。二张事件过后,大陆的毛左如继续装腔作势「向党交心痛述走资之不可为」,则证明自己不过是一群毫无指望的老少衰人。话说回来,没有他们,无产阶级前进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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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出自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1920&extra=page%3D1 #14




毛分子;生意清淡的阶级2道贩子

自从90年代末以来,以毛分子为主导的泛左圈已经半公开地存在了十年。但毛分子并无任何重大的对抗性举动。尽管具备了人力条件,与台湾毛圈有公开的来往合作,但毛分子包括毛左一直没在海外维持一个公开的思想中心(网站、网刊)。原来的《中国与世界》也事实死亡了。

作为游走在阶级之间,通过与各阶级讨价还价为自身谋取本位利益的毛主义运动,它并非一成不变,而随阶级力量对比一时一地的变化而变化。和谐毛运动至今为止,它的头仍过分地望向权力秩序,而非阶级斗争。或者说,它本是一体3头:1个头望向秩序,1个头朝向斗争,1个头躲在两位的后面照顾本体的胃口与牙口,不声不响吃大餐。但现在3个头几乎都朝向秩序了。这个2道贩子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埋头一遍遍填写国家食客报名单,而非在反剥削斗争中施展操作手段,使群众的能量永远不超出危险的界限,并提着大桶抽出的工人鲜血到兑换点交货拿钱,再用部分进款买些盒饭、请“胜利在望”剧院的戏班子回去慰劳工人兄弟们。这本是毛主义公司的预定主业,但现在买卖非常不景气。

它的现状有多个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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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生意清淡、束手无策的阶级二道贩子毛左派【李星批判毛左派 - 合辑】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4:01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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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阶级斗争•蔡广业(2003.5.23)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公共灾难」(战争、瘟疫、天灾)本身不会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试图借天力灭阶级斗争「人祸」的,还是人,生活在阶级社会并反映出它的全部矛盾和趋势的人。4月25日,「新毛派」 代表人物之一李宪源公开发表《中国思想人士在‘非典’危机中的历史责任》一文,清晰明确的表达了「劳资携手,稳定大局」的路线。必需承认,自称左派的人中,这一路线有部分市场。

  李宪源写道:「我觉得中国有责任感的思想知识分子,可以把‘追根究源’的工作暂时放一放,而利用自己的思想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


  1、尽一切可能方式,全力呼吁市民不要恐慌和自觉配合政府的工作与(哪怕是比较难以接受的)要求,以加强而非进一步削弱政府在“非典”危机中的社会控制能力。

  2、强调大家在这个时候,给政府一个改过机会,比咒骂仇恨甚至要推翻政府,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更为有利。并随时挺身而出,驳斥那些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分子的有害言论。

  3、要敦促舆论界和政府官员在及时公开疫情时,强调"非典"的死亡率并不值得人们如此恐慌。每一措施出台,必须充分考虑社会震动效应。

  4、思想知识分子的另一重要责任,是不断大声疾呼,迫使政府极大关心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非典"疫情。

  5、在这非常时期,很希望中国左右思想人士可以把意识形态争论暂时放一放;

  6、要对照"六四"时的情况,十分警惕国内外居心叵测的政治势力趁火打劫,利用‘非典’在中国制造政治变故和社会动乱」。


  李宪源及代表的「稳定大局派」,似乎很冷静很务实。不过,只需对他们的立场稍加推敲,就可敲得「大局」条条裂缝。首先,市民无论恐慌与否,总体来说对政府的工作与(哪怕是比较难以接受的)要求总是配合的,虽未必自觉自愿。这种配合来自群众的被统治、被剥削地位,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比方说张三想让政府全额报销看病费用,政府说你又不是特困户,报一半吧!张三能咋办?「稳定左派」 不肯(不敢?不屑?)回答这个「咋办」,却一味呼吁已在配合的张三们更加配合,张三们的难题不会因此消失。

  「稳定左派」希望给官僚资本的政府一个改过机会,而不是咒骂仇恨甚至推翻它,据说这样对无产大众更有利,却没解释利在哪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农群众确实不必咒骂仇恨「涛哥」一伙,因为这不够,骂街骂不来医药费;推翻「涛哥」也暂时属于空谈,较为务实的自救办法如下:


  1、工农群众有组织地、以合法及和平方式争取全额报销所有非典患者,
  2、争取民工自我组织权,包括成立由民工组织控制的医疗互助基金,
  3、限期建立全民医疗保险,
  4、争取民工组织有出版自由(知情权)。



  毫无疑问,以上四条虽只要求了极有限的一点大众权利,兑现的机会仍很渺茫。但有一点很清楚:目前为止,官僚资本政府连免费治疗非典患者也作不到,而且毫无类似愿望。所以,非得让工农群众用看得见的大手来推一把不可。

  接下来李宪源建议思想知识分子敦促、提醒当局要举措得当,要看到广大农村。这太过夸大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他们对统治阶级的影响力了。当局决不缺少头脑清醒和目光敏锐的幕僚。如果它的某些决策对工农不利,也是利益使然;救市第一救人第二(救人的次序按对象贫富贵贱而定)的决策,是当局与国际资本接轨总战略在非典时期的合理演绎,总战略的产生则与官僚资本利益息息相关。这个历史性的事实,不是任何思想家的批评进言能改变的。谁能真让当局睁开尊眼,「看到广大农村」和城镇无产阶级呢?还是工农自己,工农有组织地、目标明确的直接行动。

  李宪源盼望左右派知识分子暂弃前嫌,同心救国。非典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热衷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同心救国」,而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达到本阶级利益的最大化。中国的私人资本,包括大资本,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已具备问鼎政治的实力。

  四月三号第106-107 期的《经济观察报》刊登署名文章《SARS危机促重塑政府理念》,提出「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就是来自私人资本的明显信号。有产者们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率、负责任的政府」,「这种政府的基本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界定与保护个人产权;二是保证合约的有效履行;三是保证个人的财富不受到掠夺」。这三点唱尽私人资本的心声。他们对贪婪低效的专制官僚早有不满,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让政府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更好地保护个人产权。对工农的权利,私人资本极力排斥,这一点它与官僚资本同心。文章假惺惺说了一通「广大民众不仅要有一定的话事权,而且也要有一定的知事权」,却只字不提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尽管钱多自由多的原则下,出版自由绝不可能对等,老板们对工人出版物(未必就是革命出版物)总是提防再提防。看来,要争取工人组织的出版权,只能靠工人自己。

  「稳定左派」号召所影响的群众「警惕国内外居心叵测的政治势力趁火打劫,利用'非典'在中国制造政治变故和社会动乱」。然而,资本家们早在按部就班地扶持、巩固剥削新秩序。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社会动乱,等于为老板政权添砖加瓦。这类「左派」,虽不能说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也决不是后者的真正朋友。

  2001年底,吉林市军医蔡广业因帮助工人维权,被当局无限期关押。被捕前夜发表的声明中,蔡广业痛切表示「临床实践中,遇到的大多的并不是医疗问题本身,而是面对着众多的工人、农民,他们有病竟然因没钱而无力医治,我亲眼看到的就有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病人,他们是可以治愈的,但他们因为没有钱而不治死亡了、致残了。许许多多的病人没有钱住院,只能在门诊用点便宜药以缓解病痛,有的人就连医院的大门都不敢登了(为什么?)。110警察用警车拉来的病人可以死在急诊室,因为他是无家可归者」。他质问道:「现在普遍的现象是大小医院床位空闲、医疗设备闲置,医生没有病人,病人看不起病,这叫做什么医疗呢?」。

  蔡广业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与稳定左派不同,他指出:


  「由现代工人阶级所构成的现代无产阶级正面临着压迫者、剥削者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就是资产阶级和一切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帮凶和文人,这就是一场现代中国的阶级斗争」。

  「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产阶级想掩盖这个斗争,藉以欺骗和麻痹无产阶级思想和削弱斗争的精神,无产阶级却随着自身的阶级地位的衰落、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不可避免地觉悟起来,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同损害工人的一切势力进行斗争」。

  「战胜中国的资产阶级,消灭中国的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和目标,也是历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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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生意清淡、束手无策的阶级二道贩子毛左派【李星批判毛左派 - 合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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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舟五号看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2003.11.7)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确是一件大事。对极度不平衡的中华资本主义来说,「神五」的突破在政经军事上都带有特殊意义。但「神五」工程的完成,并未引发举国若狂的反应,倒是各路政治舆论发表了不少看法。毛左派自是欢天喜地「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不绝于耳;自由派多冷嘲热讽,甚至故作幽默讥嘲「花二百亿玩高空蹦极」云云;有产谋士则大声疾呼加快相关技术产业化,不要搞面子工程,不要做「花大钱扔个大爆竹」的亏本事。

  马列主义者认为,上述立场虽角度不同,但都无助于广大工农群众(首先是先进工人和进步青年)认清「神五」工程的阶级内涵,了解自身利益会因此受到哪些(目前主要是间接的)影响。共产党人有责任公开自己对「神五」工程的看法,一点一滴促进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大而言之,肃清左翼内部的国家主义毒素、摒弃改良主义,学会从阶级立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现阶段共运的一个重大任务。高调唱完,下面是几点具体看法。

……

无产阶级独立政治立场与幕僚心态


  对神五工程阶级本质的剖析,势必让有产爱国家和「毛左派」大大光火。爱国家已对诸如「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批评做出反应,冠之以「极左清谈」。另一些「挺神派」的辩护手法略有不同:「我们也拥护社会主义,我们也知道资本主义在复辟」,甚至「我们也反对潜在的中华法西斯倾向」。但他们随即问道:你们摆出唯我独革的高姿态骂来骂去,帮了多少工人呢?要「戒急用忍」,要「建设性地提意见、讲道理」,而不该拿神圣大字眼「与西方反华势力遥相呼应」。这就是不少左派对神五之争的看法。

  对公开的民族资本代言人,不需要过分纠缠;对经常痛骂资本家没人性,却总对阶级斗争退避三舍的「马列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乃至「革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却不能一笑了之。

  首先,资本家不打不倒,骂是骂不跑的。革命者的任务不在于简单诅咒「老板不是人」,因为初具反抗意识的工人和青年早就心中有数,无须左派先知提醒。先锋务,是具体说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自我组织起来剥夺有产阶级直至夺取政权,并立无阶级的自由社会。这一主题下设诸多小题目(阶级觉悟、组织形式、起义的策略、对盟友的态度),总体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阶级斗争实践。本文对神五问题的阐述,也是为了澄清「老板拳头硬了打在我们身上会更疼,没啥可乐呵的,抓紧组织穷人的队伍是正经」这么一个涉及到无产阶级独立性的道理。提高工人阶级意识的目的,不在于让它立即得到多少具体物质好处——革命工人组织不是慈善机关,局部的救助活动不是我们的主要宗旨。革命工人参加和指导局部斗争,主要也是为了增强工人的组织性和觉悟,引导他们走上与资本统治彻底决裂的道路。

  自由派对神五的嘲讽、调侃乃至破口大骂,有着具体的利益动机。许多流亡自由派已成了西方资本公关部门的雇员,是后者对华外交权谋的一部分。这股力量并无独立立场可言。至于国内的私人资本,它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美其名曰「宪政运动」,以争取上层权力重组(不排除瞅准时机彻底「格式化」最高当局的可能),它让手下的文化枪手对官僚资本的成就适可而止喝喝倒彩,是为了显示自身舆论的能量,以期在「入围」苦斗中多拿几个筹码[9]。

  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揭露和反对,是否会变成用革命辞藻帮国内外私人资本的忙呢?这取决于我们的所谓反对是怎样一种反对。如果我们是从普遍地反对一切资本的前提去反对个别资本集团(包括反对官僚资本),就只会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会真正帮助私人资本。由于官僚资本是统治资本,所以我们理所当然首先针对它。而我们反对官僚资本,有时引起私人或国际资本的附和渔利,对后者而言也理所当然。但无产者只要坚持阶级独立性,就不会沦为后者的工具。所谓政治独立性,就是永远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永远把工人的自我组织和独立立场放在首位。左翼运动的机会主义者和工运的改良主义派一贯反对、抵制工人阶级的独立性,总是想出各式花样(争取民主进步、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反战、反侵略),让工人阶级及先进力量臣服于某个资本集团(名义当然是「合作」)。他们的招牌自辩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资本集团靠不住,但为了人民和国家(或民主、反帝、反法西斯事业)暂时委曲求全」。只有坚决和一贯保卫工人阶级的独立性,才可提高先进工人的政治觉悟,革命工人运动才有将来。

  在中国,许多左派人士自觉不自觉地视自己为有产国家的编外幕僚。他们反对具体的资本家或资产阶级政策(如新自由主义),但对国家的阶级属性避而不谈,或干脆公开支持官僚资本的「自强」趋势,神五事件中就是如此。尽管工运尚未全面复兴,社会革命与改良主义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已暴露出来,这倒是桩好事,也算神五火箭给无产阶级带来的一点收获吧!


07/11/2003


PS:文末谈到必须保卫工人阶级的独立立场,为防误会,多说两句。革命工运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对无产群众的争夺,即群运的政治领导权问题。但争夺群众决不意味着群众是无知觉的肉骨头,谁抢到算谁的。群运的发展过程,就是工人阶级政治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固然要争取暂时看不到社会革命必要性的无产大众,但这种争取不能采取「挖墙脚」、「跟我走准有好处」的阴谋方式,而通过阶级斗争的共同实践来达到对社会革命纲领的理解认同。具体斗争的方式越灵活,政治立场越要鲜明,越要毫不松懈地揭露资产阶级和左倾营垒的妥协分子,给群众带来的对比和震撼才越大。这虽是极简单的布尔什维主义ABC,但长久的跨阶级合作传统,使中国左派「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与阶级合作理论彻底决裂,中国共运就不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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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生意清淡、束手无策的阶级二道贩子毛左派【李星批判毛左派 - 合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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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大香港释法,谈工人阶级如何争取民主(2004.5.9)



不做资方的「马列奴才」


  寻找推迟普选的理由时,大资产阶级频频蛮横表示「香港在港英时代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29](信德集团主席何鸿燊)「港英政府统治百多年都没有普选,为何回归几年便要普选」[30](新世界集团总裁郑家纯),一副「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就不让你选,能把咱咋样?」的恶棍嘴脸。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则以「替乡长传个话」的口气点拨港民「应该感到这个游戏规则了,违反这个游戏规则,香港的发展是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前途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31]。

  这么个群魔乱舞的阴暗时分,一伙开口马列闭口主席的崇毛「老左」摇摆登台。他们咬牙切齿地恳请中央「对当前香港某些人的咄咄逼人的进攻给予有力的回击」[32]。为什么呢?因为「某些人」有点不守东家的规矩!这帮国家至上的崇毛「老左」拉着乾清宫秉笔太监的架势,学着大老板何鸿燊的港腔,一板一眼教训道:「英国的国家安全法例,作为长期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人,应该是最清楚的,可是,一个已经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7年之久的城市的公民,居然以种种借口抗拒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这样的思潮,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的警惕」[33]。当然,「一小撮」总要被粉碎:中央「主动在香港问题上出手,体现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事关全局的问题的权威性,更体现了我们决心在社会主义法制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意志」[34],「老左」们欢呼道。

  这班「老左」连民主党都不如,民主党还知道「回归后特区政府维护大商家的政策,令一般市民对特区政府及大商家有很大不满」[35];这班「老左」更比不上素称港共的民建联,民建联新任主席马力几年前就撕掉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皇帝新衣:「过去的那一套社会主义不适合上海,现在搞的其实是资本主义,不过大家都叫它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已」[36]。不管怎样,「老左」走秀的外套写满马列字眼,总算为资本家主子尽了文宣奴才的本分。至于主子们,他们的事业确乎需要各种帮手,包括满嘴红彤彤的帮手。

  几天前(5月7日)举行的「中意双向投资研讨会」上,温家宝总理保证「给外国投资者一个安全的、稳定的、有利于他们获得丰厚利润的环境」[37],即更多的血汗工厂、更多的奴工、更多的大棒和更多的死亡。无论如何,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它将学会分辨谁是它的敌人,谁是它的朋友;它将把那些自称朋友的人放进火炉里去烤,以识别真伪;他们将无情地抛弃老板的各色奴才,无论后者满口自由人权还是一嘴马列语录。

  这火炉叫做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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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蔡广业•工农斗争(2004.5.25)

*粗体着重标记为原作者所加



  已身陷劳教囹圄的工运和维权分子,迫切需要营救和关心。2003年初,台港、海外部分工运和左派发起「声援蔡广业行动」,提出「立即释放蔡广业,或至少做到让他保外就医;停止对工人活动份子的迫害;停止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实行国企民主经营;落实宪法赋与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等各项自由」[46],比较符合现阶段国内工运的具体水平和需求(反私有化保证就业、争取政治自由以利自我组织)。显然,这样的活动必须多搞,并长期坚持。

  不过,也存在着某些不和谐音:毛派菲共背景的香港「亚太外移劳工组织」(APMM)和台湾劳动党一些外围分子,对声援活动搪塞以「要首先关心本地劳工」「不可与美帝唱和」「声援无用」等说辞。请问抄手旁观的崇毛左派,你们对大陆工人阶级被剥削压迫的处境到底抱着什么立场?你们是否支持大陆工人的维权斗争?如果支持,它是如何体现的呢?台湾劳动党从不公开谴责(内部或私下是否谴责笔者不知道,不愿猜测)与美帝唱和的北京当局,这又是为什么?劳动党领袖唐曙很关心伊拉克人民,却对大陆工友的悲惨处境视而不见,这到底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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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照耀下的市场经济——漫谈南街村(2004.6.15)




毛泽东思想 = 市场经济的兴奋剂?


  尽管王宏斌一再声明自己文化低,没啥理论,但还是推出了独家政治公式「公有制+市场经济+政治思想教育=社会主义」[29]。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本质上说,作为主导体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主宰经济生活);公有制、包括后资本主义过渡社会(工人国家)里的生产资料国有制,与(作为社会生产生活主导力量的)市场经济绝不兼容。

  不过,市场倒不排斥思想教化。许多日本大公司(比如松下)很注重企业文化,包括乍看起来形式化、表面化的元素,比如人人学唱厂歌、以穿厂服为荣,风雨不误的升旗仪式(经理层出席雷打不动)、集体旅行联欢、节日互访;这些手法不仅可以联络感情缓解劳资紧张,还增加了底层与上层交流意见的机会,强化着企业的自我纠偏功能。在韩国,有的企业组织员工军训,灌输敬业守时观念、培养绝对服从上级(老板)的习惯和兵营气质;部分大陆企业(比如海尔集团)近年也参考过类似经验。

  在官方网站上,南街集团告诉我们「搞经济建设也需要一种信仰、一种精神,那就是毛泽东思想」[30];王宏斌认为「毛泽东思想并不极‘左’,它完全可以指导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1]。1984年起,南街村持续「大唱革命歌曲、大学雷锋精神、大学毛主席著作」,一度要求所有职工都会背几条毛语录;各厂专门配有政工厂长,定期组织学习,动员人人写心得;此外,全村时常举行大规模教育运动,号召职工们「交心」「揭发坏人坏事」。王宏斌解释说,这样做可以「发挥党的政治工作优势……使大家走到一起来,发展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32]。不久前,王董既是总结又带几分期盼地指出「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使我们的职工村民进一步增强了集体主义观念,强化了南街村大家庭意识,树立了吃亏为本、奉献为荣的思想」[33]。

  南街十数年如一日地紧抓精神教育,目的何在呢?不排除王宏斌等人有着建设人间乐土的真诚愿望(「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人民币服务,更不是人民为我们服务」[34]),但资本主义复辟、南街集团的市场化运营和王董的企业家身份等一系列「形势比人强」的客观因素,决定了共产教化的效果首先和主要属于经济领域。公司宣传材料指出「市场经济大潮中,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企业生产力,提高产品质量,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增强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而「在企业生产力诸要素中职工是决定性的要素」[35]。诚然,人的思想打通了,积极性和自律精神上来了,很多技术问题便迎刃而解;王宏斌承认公司「产品畅销不衰,主要靠质量优势和价格优势」[36],抓质量靠人的努力,降成本更要依赖奉献精神(加班、低工资)。多年来,南街职工(含外来工)加班加点是常事,但并无加班费和奖金;各企业生产任务都是指令性计划,完不成受罚,超额完成也没奖金。很长时间里,除年终有5-7天的假日之外,南街人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管理层还提出「八小时之内拚命干,八小时之外作奉献!」的口号,期望职工们再挖潜力[37]。随着南街过去几年的经济衰退,延长工时已成公司抗击危机的重要法宝,王宏斌曾竭力辩称「我们是干自已家的事,不需要节假日」「咱们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你说放了假让群众干啥?」[38]。

  南街人和外来工们真在干家事么?他们真是偌大产业的主人么?关于这一点暂且不提(下面会谈到);但要立即指出,王董所谓「群众放假干啥」的说辞与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工人共和国里,人们有权(更有义务和责任)获得较多自由时间(为此需要缩短劳动日),以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管理社会生产生活和全方位地发展身心创造力,全新的人类——无阶级社会中的自由人便这样一点一滴地诞生。

  其实,南街文化生活并不匮乏——管理层定期举办群众性歌舞会、故事会、戏剧晚会,放电影,花销甚大(每年约150万元)。但是,对大企业家王宏斌及同僚来说,他们一门心思琢磨的是「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可以促进生产」「使人在工作中也能保持愉快的心情,同时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激励他们创造出更大的物质财富」[39],即把文化活动当成一种刺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隐性手段。既然一切为了生产和利润(经济效益),无休止加班也就顺理成章。

  值得注意的是,南街式教育在所属合资企业也照办不误(限中方干部职工),并照获成功。管理层自豪地告诉我们:「开始时,我们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毛选,资方不高兴,认为浪费时间。我们不许他干预。通过学习,职工思想提高了,质量上去了,效益上去了」[40];于是外资露出笑脸,王董感到欣慰,崇毛老左乐的打跌,中央权贵如获至宝。



工业村与思想教化


  鉴于人口众多、地域和发展程度的差异,中国资本主义呈现了多样化趋势:在经济领域,大型国企和家庭作坊并存,沿海血汗工厂和内地村落式工业社区并存;劳资关系上,有赤裸裸压迫和刻板的「工钱-干活」管理模式,也有温情主义和「讲道德」,这方面南街并非天下无双。很多村落的工业化(通常围绕某位灵魂人物进行),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精神疗法和均富分配模式;这有助于降低管理成本,也促进了农民就业脱贫,受到政府的欢迎和扶持[41]。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社区的教化指南各有千秋。王宏斌曾指「学孔孟之道恐怕是个笑话」,自由派激赏的企业主孙大午却不这么看;孙董广办乡益事业,还鼓励职工学习《论语》兼为孙文立像。全国首富华西村为村民配置私人汽车和别墅,而教化内容以民俗为主(建桃园三结义雕像、二十四孝亭),提倡「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世俗价值。两极分化的今天,这些「市场风暴中的温馨小岛」多少发挥了柔化阶级矛盾的功能(对全局来说,象征作用远多于实际效果);但无论哪个工业社区,都以资本主义市场为背景,都服从大工业商品生产的规律和力量,而发展模式也存在若干共同之处(低工资、高工时)。当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不约而同地集团化、引入外资(晶牛集团是「政府资本全部退出的多方投资主体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42])甚至上市(河南刘庄的生物制药集团),可谓任你编排多少条精神归路,市场只此一家,利润别无二姓!

  当我们把目光转回南街,会发现它有异于其它工业村的一大特点:对职工思想和生活控制的更严格、要求更高、毛式政治术语用得极频繁(自由派对它反感的主要原因)。南街为什么选择了毛思想?它确实在宣讲毛泽东的政治理论么?



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上文中,笔者用了「王版毛思想」一语。确实,南街集团对主席的「活学活用」,未必完全合乎历史中的毛理论。本文不打算就毛思想作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43]),只简约标出要点: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随后的官僚篡权,使20世纪的共运发展极畸形:它既断送了工人阶级推翻资本的诸多机会,另一方面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两大因素的作用下,让国际共运长期被小资革命路线把持:这一路线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又否认工人革命的现实性;靠拢苏联以换取物质和政治支持,又与本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打情骂俏;组织原则上坚持「铁的纪律」(但不耽误中央领导拉帮结派),理论上是考茨基后期思想的粗劣盗版。毛泽东是这类革命者中间的大师人物,并把上述路线推向极至。

  所谓毛思想(毛主义),主要是毛泽东对国内工农运动、游击战和中共内部路线与权力斗争的总结;它部分(至少是试图)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但总体带有小资产阶级政治盲目性和动摇性(常与激进手段并存);推崇权谋和政治实用主义,自认为可凭政客手腕操使各阶级为己效劳。毛泽东用心撰写的纲领文件(「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和后期作品),或是社民派跨阶级合作理论的翻唱,或以笼统字眼代替对阶级利益和政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不算高明(具体斗争中被自己多次踢进箱底)。与此同时,由于毛思想产生和受制于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大搏斗,它又包含了对诸般压迫的强烈批判以及对反抗精神的肯定,加上1949年革命的成功,使毛思想一度被广泛看作穷百姓的希望之光。

  复辟后的中国,毛泽东仍保留着相当的个人和政治威信,但人们对毛思想的演绎大有不同。国家主义者赞赏毛的工业化成就,民族主义者视他为对抗西方的典范,底层工农怀念没有大款、下岗和城管的日子,某些青年人中间,「造反有理」的口号汲取了新的生命力。

  无疑,南街、晶牛公司鼓吹的毛思想,与拉杆子上山的鼓动至少差着十八万里。董事长们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指导市场竞争仍具重要指导意义」[44]以及「如何去赢得市场?南街人最终从毛主席著作论游击战中找出答案。那就是: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廉,你廉我转」[45]。说穿了,这是一种把毛氏政治思想(正确与否姑且不论)演绎为「人生菜根谭」的改造努力,这样的毛思想与「卡内基论财富」之类的玩意并无本质不同。除此之外,毛式高度集中的权力配置,自上而下的群众动员和思想「洗澡」等精神控制法、对工农既依靠又提防的立场,建政后在经济领域对自我牺牲自力更生的提倡,都被南街领袖们用于企业管理,在人力挖潜和处理劳资关系时取得了很好效果。

  南街管理层之所以选择毛泽东这面旗帜,固然由于毛的部分精神遗产(阶级斗争部分除外)在竞争中可资利用,但也与部分中共干部的政治立场有关(王宏斌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不反对资本主义,但希望走独立道路并抑制剥削带来的明显社会弊病。王宏斌再三宣布「私心是南街村万恶之源」「我们认为私心来源于私有制。下决心要在南街村解决私有制问题。……村民们不再为争夺生产资料私有而斗争。可是生活资料还是私有的,人们要彼此攀比消费」,所以「光是生产资料公有还不行,还要生活资料逐步公有」[46]。他声称在南街社区「就是要逐步消灭私有制,不允许个人先富,不允许个别人搞资产阶级的那一套」[47];2003年,他告诉记者十年内南街将彻底取消个人生活资料[48]。看来,王宏斌的社会试验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无论如何,他领导的公司已深深浸染于中国资本主义现实中,并扮演着活跃的经济角色;对通用的资产阶级社会规则,南街集团选择服从而非对抗。正如下面所揭示的,这构成了它生存和成功的主要前提。

……

南街模式与工农斗争


  正如上面看到的,南街集团就是当地真正的统治机构;公司的触角已吞噬了整个社会生活的空间,党团组织、妇联、治保、管理农业工人的「农村支部」,甚至工商所和派出所都成了公司的下辖部门。至于工人,他们的任务是「一心为公,大公无私,以南街整体利益为重」[71],公司则回报以「就业不发愁,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精神上没压力,经济没有负担」[72]的安逸生活。

  除了宣讲毛思想,公司还推行各种硬手段提高工人效率,声称「要想彻底破私立公,还必须有一套带有强制性的措施」[73]。相关措施包括「剁尾巴」,即各厂队每月评出最差职工(「定出10∶1的死指标,必须完成,谁上了名单,一罚就是当月的一半工资」[74]);当实在难以找到马虎职工时,「答复是,你先评出百分之九十的优秀职工,剩下的就是处罚对象」[75]。同时,南街集团也像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诱导职工为公司献策(「三查一提」:查隐患,查坏人坏事,查生产事故和提合理化建议),管理层还制定了每月评定工资制度,美其名曰使「工资发放更趋合理化,充分体现出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76]。其实,总工资额不变的前提下,类似的工资评议无非是挑动工人互相揭短和拼命干活,为了仨瓜俩枣的好处斗得半死不活,真正得利者还是公司:2000年村内平均工资(含外来工)在二百元左右,2003年底平均工资仍徘徊在三百多元。

  当然,公司也缺不了崇毛派最心爱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职工参加管理,干部,技术人员,职工相结合」)。永动机事件告诉我们,所谓「职工参加管理」只能「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良生产流程),而绝无对公司的人事、行政与财政的决定权;南街集团自己也不讳言所谓「民主评议」只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是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的领导艺术」[77]。如果被联系和调动的群众有什么乱说乱动的迹象,则「早已森严壁垒」——百多人的全脱产半军事化民兵连日夜操练,一人有错全家受罚、一家有错邻里受罚、学习班(学习期间丧失自由、集体劳动、吃住和学习,期限不固定)等带有国家暴力机器性质的强制手段——于是至少表面上「更加众志成城」。

  南街企业把职工分为本地村民和外来工,待遇不同(思想教育的待遇却一致),起到了对工人队伍的分化作用;尽管由于(据外界所知)当地尚无明显的劳资冲突,这一作用只在阴影里默默潜伏。管理层一面用高福利控制本地工,一面对外来工进行安抚(免费进餐、住宿、发福利品,对长期工许诺给予同等福利待遇[78]),使后者有盼头,从而实现了对工人思想和行为的全面控制——本地工感到「咱要是干不好,不听话,就对不起班长」[79],外来工觉得「南街安全,家里放心」「人人都是平等的,领导不摆架子」[80],虽然创造的价值多半不受自己支配,倒还满意。

  以上思想、人身控制手段和均富措施,对中国资本主义下一步的整合与升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总体说,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朝廷或民间)仍习惯于「皮鞭式牧民术」和敲骨吸髓的剥削手法。不过,为了掌握劳资关系的主动权,为了给海外争夺创造安全后方,少数老板已打出人文关怀旗号,嚷嚷着「清洗企业家脸上的脓和血」[81]。从这一意义上说,南街集团走在了前面,为中国资本提高信任度、扩大统治基础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正如晶牛集团董事长王长林所说,「市场经济的确立仍需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82]。

  对无产阶级来说,南街对工人的严密控制,它的「正统红色江山」和「共产主义小区」的口号和公众印象,削弱了(当地)工人的反剥削意识和自我组织的能力,歪曲了社会主义的阶级内涵,所以,南街模式无疑是中国工人的一个政治敌人。但是,由于南街也好,其他工业村也好,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海洋的一滴水,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和愿望全面改良职工待遇,南街模式的主要毒害不在工人中间,而在左翼分子(特别是左翼青年)中间;在左翼阵营内部澄清南街「人民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坚持和捍卫独立的工人立场,仍是有待解决的一大任务。

  永远把工人群众的自我组织和集体性直接行动放在第一位;以彻底推翻资本统治为己任,无论面对的是「人民资本主义」或「野蛮资本主义」;鼓励工人永不信任有产代表,无论后者是谦和的「班长伯伯」,还是一掷千金的地产大王周正毅,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遵守的政治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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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生意清淡、束手无策的阶级二道贩子毛左派【李星批判毛左派 - 合辑】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4:59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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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军中马前卒:杂评《刷盘子,还是读书?》(2005.12.10)




自强思潮与崇毛派


  市场改革与最终复辟造成的精神紊乱与利益重组,使成熟的国际资本及文化乘虚而入,大肆培植代言人——「80年代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正好学70年代的这个东西,就是全部交给市场来管」[37](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杨培芳)。不经意间,外资的学界代理已占据了至少半壁江山,竭力炮制「现在民族企业的概念应该逐渐从我们的字典里面消失」[38](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之类的舆论攻势。大陆学界、舆论界「汉儿尽做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的颠倒局面,让自强分子感慨「日本的右派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右派是反民族主义的」[39](钟庆),并诧异地从泛左翼阵营听到喝彩声。

  多年落寞后,崇毛派似乎从自强思潮的兴起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30年代后的中共,始终依靠两大精神资源(苏俄代表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指导自身路线,并在两者之间竭力保持均衡。21世纪的今天,阶级斗争历史传承的断绝、苏中复辟造成方向感混乱以及深入骨髓的权谋与国家崇拜,使一众「老左」常对起码阶级立场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冷漠。当局对政治自由的禁锢,也给崇毛派——当然不仅他们——从现实阶级对立中汲取思考养分制造着种种障碍,使后者越发靠向「为国分忧」的候补师爷角色。「老田」等圈内理论家对毛思想的有系统「去马列化」,为「小猪旋风」与崇毛派亲密接触做了必要铺垫。

  近十年来,复辟后的意识形态真空诱发了老民国政治文化的抢滩登陆,颇有「补位」之势;但钟庆们看透了南京时代三流资本主义(「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40])绝非新民国应膜拜的偶像,并试图把毛时代的若干遗物重新放入神龛。几大因素——潜在工人革命尚无能为害、刷新统治文化的紧迫性、官僚专断工人国家的中央集权与资本独裁的某些相似手法、毛时代社会进步与工业化成就在近代中国的独一无二,让部分自强派学界尝试「漂白」那段赤色过去,为确立有产精神统治服务。

  对中共革命,《刷》进行了实用主义诠释,声称毛泽东与伊藤博文并无本质区别,都以本土工业化为目标且手段铁血:「打掉一切不合理的杂音,现在消费就是对民族的犯罪。整个操作手法与产经联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产经联用资本,他用权威」[41]。主流崇毛派听得连连点头——「所谓‘站起来’,就是指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重新获得了她丧失近200年的‘天时、地利与人和’」[42](北师大教授韩毓海)。钟庆的笔下,中共对亚非拉左翼运动的支援实为地缘政治伏笔,可兑换成海外扩张的软实力(「毛泽东在第三世界和西方日本有很高的感召力,其实就是文化认同感」[43])。大陆崇毛派的台湾战友接过话茬为中华资本的上位叫好——「(中国)将不断巨大化的综合国力,翻转成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力量」[44](陈映真),放肆聒噪「这些成就与进步,离开中国‘开放改革’的独立自主的类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发展所增大的生产力,是难以想象的」[45],半遮半掩地替大陆走资帮腔造势。

  对上述合流走向,部分多少站在无产立场上的毛左派有所警觉与抵制。某些毛左分子揭露「小猪出世」一定程度上表明「新资产阶级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试图适应当今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从而获取更多、更稳定的利润」[46],并与自强思潮拉开了距离。但对中外有产者的混战(比如中日东海对峙),毛左派普遍立场暧昧,拿不出鲜明的正面主张。他们反复强调国有垄断与民间商界「两个(资本)集团都有很严重的买办化倾向」[47]难成大器,不屑地断言「中国资本的利润要仰赖于外国人的选择,导致两个资本集团都无法坚决的与帝国主义相对抗」[48],却避而不谈最关键的部分:工人阶级如何应对具体存在的资本竞争。

  以金融资本的发育程度而论,中华资本主义根本谈不上成熟的帝国主义。2003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额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75%[49],微乎其微;但这与中华资本剥削与掠夺海外(从苏丹、委内瑞拉到缅甸)工农与资源的既成事实并行不悖。虽然1914年日本资本输出仅占英国同类投资的2%,但东京的财阀与将军们在1905年便发动了日俄战争抢占周边市场、资源、港口与海陆运输线;归根到底,战争目标是争夺东亚的强权宝座。一百年过去,钟庆们——如同当年的大川周明与后藤新平——号召本土资产阶级对内「干涉法令法规的制定实施,用非市场手段逼迫外资让出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基地」[50],对外「学会运用政治手段改造和驾驭海外市场」[51],以军刀和资本在周边地区经营势力范围。

  北京地区强权战略的前途,首先建筑在底层继续忍耐的前提之上。十五年前,国家主义前辈何新视压榨工农为经济突破的王牌(「需要充分利用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充分利用低工资」[52]);今天的青年自强派钟庆鼓吹跨阶级合作锻造帝国的核心产业(「国民的生活被尽量压缩,皇族、华族、三菱三井住友等以身作则」[53]),但中外无产者绝无理由替京沪老板的野心送死买单。立足自觉的阶级斗争,与各种「红道漂白」的崇毛国家主义第五纵队彻底决裂,是现阶段中国先进工人与进步青年的第一任务。



[37] 《商务周刊》2004-9-7「中国改革走到三岔路口」
[38] 「龙永图海闻卢锋谈国际贸易和对外开放实录」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0日 17:52 新浪财经
[39] 钟庆「刷盘子读书 」
[40] 「工业化的轨迹 雄鹰折翼」
[41] 钟庆「刷盘子读书 」
[42] 2004-7-23韩毓海:「江山走笔」
[43] 《刷盘子,还是读书?》「第七章 打破历史的宿命」
[44] 台湾《批判与再造》2005/6陈映真「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读《中国与社会主义》」
[45] 同上
[46] 任冲昊:「良师原来在敌营」——左派评新书《刷盘子,还是读书?》
[47] 同上
[48] 同上
[49] 2004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中国企业500强距离世界企业500强到底有多远」
[50] 「中国企业要用长远眼光,学会使用政治手段开拓国际市场」
[51] 同上
[52] 1990年《我国经济病症的成因和根治方案》(1991年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东方的复兴》)
[53] 「自助天助,川上川下产业联动,如何构造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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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生意清淡、束手无策的阶级二道贩子毛左派【李星批判毛左派 - 合辑】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9月 13日 20:42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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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世界”理论·为何部分毛左的调门越来越高(一组讨论)》

(C的发言)


A

“三个世界”理论 怎么评价?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著,看是看了,不会应用。

B

毛爷把“苏美”放在他的“第一世界”,把其他国家划为第二、三世界,混淆阶级属性,搞无原则拉关系“统战”。

A

界定帝国主义非帝国主义的有何意义?

B

对毛子毛孙来说,其意义在于混淆有产国家的阶级属性,便于自己跟各路有产政治山头鬼混

A

对于非毛子毛孙的?

C

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走向,有助于先进工人对阶级斗争的走向做出预见。现阶段中国至少达到了资本大规模输出的阶段。它有待克服的弱点,一是尚未熟练掌握争夺势力范围的全部手段,尤其是正面争夺的手段。二是尚未在国内建立完整、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导致统治力量受到很多束缚。三是面临工业再升级的选择。即爱国分子常说的“买办与本土之争”。但只要中国工业水平不骤然剧烈恶化,对中国“列强之一”的现有身份,无全局影响。

毛派对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的争论,原因如下:

毛主义基本原则包含了一条:“民族解放斗争的阶段,无产阶级可以与民族资产阶级暂时在政治上联合起来”。判断中国是否需要民族解放斗争,是毛派判断是否需要与爱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重要书面理由。

A
如果结论是不需要民族解放斗争,则无联合的问题

B

未必。还可以联合“自由资产阶级”跟“垄断资产阶级”做斗争。

C

现实生活中,部分泛左激进分子对“联合爱国资产阶级”相当厌恶、冷淡。这种厌恶既来自阶级反抗的直觉,也确实包含脱离工斗造成的小知识分子盲动性。一种盲目的激进情绪。

同时,中华资产阶级确实已取得了部分海外势力范围,如苏丹和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哪怕从直观角度,都能看到中华资产阶级及国家有着强大扩张争夺海外利润的实力、动机与行动。闭眼不看这个现实,继续叫喊“民族在沉沦,联合进步老板”,将与对国内黑暗统治十分不满又有一定阶级觉悟的左倾分子,产生对立。

毛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惜迎合各种小左的一时情绪,拉拢后者壮大自身山头。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无论中资的发展处于什么阶段,部分毛左完全可能与“反买办、争取民族解放”的主流泛左主张拉开距离。以“洛崇”等人的星火论坛为例,它的调子越来越高,倾向于定性“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半帝国主义”),原因何在?希望以此多拉几个人,是主要理由。

A

仅仅是出于实用主义需要?部分泛左激进分子=星火论坛?后者近来视“泛左翼”为大敌。

C

星火论坛只是一个小派别,远不包含全国的泛左激进分子(激进,指有强烈社会不满,至少口头主张“坚决行动,开展革命”的泛左分子)。我选择洛圈发言作为论据,只因为它的主张带有一定的毛左思想代表性,但不等于说它具有“组织实力”的代表性。我也不想了解它有什么“组织实力”。它痛骂主流泛左,这种带有表演性质的、做作夸张的敌意,是做给强烈社会不满的小左青年看的。唯一目的是“多拉几个人入伙”。

从阶斗的角度说,对这类“拉人入伙、壮大本帮派组织实力”的动作,应该了解、警惕,不必没完没了地细致研究。

对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能否正确判断中国是否是成熟的帝国主义,有助于预判阶级压迫的中期变化,从而有利于帮助斗争工人把力量用在能最好团结自身、提高多数人觉悟的“打击点”上。这是共分子研究中资帝国主义属性的主要原因。

A

星火论坛似乎有点拾马版牙慧。比如那个“泛左”的提法,似乎马版之前,没人说过。


C

这有一点点可能。假如确实如此,它的主要心理动机是:“托派很高调,总强调阶级反对爱国,现在似乎拉了些人过去。我们也要高调,不然拉不到人了”

对共产主义分子来说,没必要无休止争论中国是否“已具备”帝国主义属性,或“49,999%具备,还有一半半殖民地属性”,然后无休止互泼口水。这类小知识分子最爱的、与阶斗完全割裂的言辞堆砌,是浪费生命(但小知识分子往往认为自己的口水在创造历史,陶醉不已)。

必须把案头研究与阶级斗争相结合。对中资的海外扩张和国内走向的追踪,需要与对具体工斗的追踪相结合。共分子的所有研究,必须更有益于自己在这一结合中的具体斗争位置。对涉及境外工人反抗中资的外文资料,应选择有代表性的资料,及时翻译。对其它论坛的类似翻译、整理,应平静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国内工斗分子进行采访,可在准备期间把具体工斗放到中资升级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更有针对性地设计对工斗分子的提问。总之,研究是为了参与工斗。


红草

引用:
A:

星火论坛似乎有点拾马版牙慧。比如那个“泛左”的提法,似乎马版之前,没人说过。


孤陋寡闻了,“泛左”提法在和谐左圈里很早就有了,只是网络上较少用。我在2005年建立革马网时,就建了一个“泛左翼网站导航页”,此后中文网络上才较多出现这个词。这个词的本义是泛义上的左派,从带一点左色彩的政治派别到革左、极左派都算。

但洛崇他们用这个词是表示一个他们自创的意思:指非他们自认革命左派的其他左派。

当然,他们这样自创意思,也是为了树立他们的“品牌”,壮大政治生意,聚拢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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