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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暗火:他们如何反对托派——1970年代香港毛派与托派争论之辨析(2009年6月定稿)
帖子发表于 : 2010年 6月 7日 22:46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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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题目为本网编者所加。

转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他们如何反对托派》
国际出版社印行·单行本
小册子全文: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TrotsandMaos-1970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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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者说明



  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论战性小册子《他们如何反对托派》,反映了1970年代中期和后期,香港小岛上的毛派掀起的两场反托浪潮,以及香港托派的反击,这样一个不大也不小的历史事件。在关于托派的历史旧帐实际上已经算了无数遍后的今天,在当今中国泛左派内部的“论战”已过多过滥过于混乱的今天,我为什么还要选择录入这本百八十页的小册子?它有什么思想理论价值?有什么现实意义?作为主动请缨录入本小册子者(另只利用word文档的校对功能检查了一遍),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

  要了解这本小册子对今日现实的意义,须知当时香港左运和青年运动等背景。二十世纪香港一度受内地工运和革命的深深影响:二十年代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震惊世界,香港左翼工运——中共工运及三四十年代托派工运都有过兴盛,一九四九年革命后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曾大为激发香港政治左转,在港形成一个较强大的亲北京左派运动,当时它首先是毛派的运动。但毛北京却实行着一种狡猾的双重标准:在大陆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同时,却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英帝殖民地秩序,以便作为与资本阵营和平共存、相互沟通的政治象征,集中表明了工人国家官僚向资本主义世界妥协和有所保留的政治特征(香港虽弹丸之地,但在国际资本主义金融和地缘政治秩序中占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后来邓的走资路线大大得益于毛北京的这项政治保留:官僚政权通过中英谈判承诺五十年不改变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取得了国际政治资本,并通过香港的亲北京大资本得到了资本主义化“改革”的大量物质支持,港资在八十年代一直是内地最重要外资之一,更是最稳定的外来投资)。

  由于这一特殊政策,五十到七十年代受畸形工人国家政治牵引、置身资本统治下的香港毛派,比把持畸形工人国家的毛北京更表现出“原生态”毛派性格:理论上装潢诸多激进词藻,政治实践上却处处对“爱国的”资产阶级妥协(资产阶级分为“爱国反帝的”和“反华的帝国主义走狗”),精神气质更接近秩序党和专权党棍,实际充当着毛北京官僚层的走卒喽罗,这必然要漠视甚至无耻地公开压制工人劳动群众对“爱国资产阶级人士”的反抗斗争。1974年发生的反托争论的直接动因就是当时的反加价运动,当时资本主义处于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在港托派积极参与和很大程度领导了反加价运动,并团结推动激进左青起来为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由于对毛北京官僚政权及其对之“统战”的港英资产阶级(当然,是“反帝爱国”的“进步资产阶级”)的双重依附,竟使得香港毛派运动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辅佐大资产阶级的可耻的奴才运动,他们不但拒绝参与这种反抗资本压榨的群众斗争,而且不是从斗争的立场来批评托派,而是干脆指斥这种斗争为“坏事”(参见小册子续编目录张开《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末节),或者可笑地称之为“用左的行动来保卫右的利益(反华反共的利益)”(参见小册子续编目录许人《学习一点布尔雪维克的历史》)。

  在当时,以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的世界革命浪潮推动激发了七十年代香港青年的激进化,首领风潮的是无政府主义、新左派和托派。毛派也因文革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有过较大影响,但1968年世界革命浪潮兴起时,却正好是内地的文革群众运动被以毛为首的官僚层残酷斩断终止之时,引起了毛派群众的严重混乱、极大困惑和痛苦失望。由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生命力和严格性,以及在港托派分子积极公开争取,一批早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真诚左青很自然转向托派(这些有历史文献已公诸网络,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感兴趣者可自行查找)。文革的群运于1968年惨败后毛党就不断趋向保守和专权化(而后所谓文革更多被宫廷阴谋斗争所支配牵引),甚至远远超过了1966年以前任何时候,以至1975年毛党“理论军师”张春桥公然鼓吹“全面专政论”(认为权力集中和专制还不够,还要更专制更集中)。1976年竟发生毛党官僚公然屠杀和平集会反官僚主义群众的天安门四五事件,(事后中共邓派曾为此事“平反”,但)当时毛党竟公开污蔑集会群众为阶级敌人,引发共运内外惊讶困惑,许多人翻然醒悟和离弃毛党,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出路,乃至开始投入反对官僚主义的民主化运动。(中共邓派对这种群众斗争有限默认纵容,很大程度上使得它在派系斗争中胜出,邓派80年代初一坐稳就将那些多半对官僚层抱政治幻想的活动分子及进步群众严厉驱散。)尽管后来的“革命左派”——毛修遗老遗少们正儿八经地指责邓派向资本主义世界妥协,但毛北京的国际政策右倾早在1960年代末就开始了(毛氏倾向“联美反苏”,由此反对在越南战场联苏反美的主张者林彪),林彪被斗垮后,毛党官僚层就竭尽全力谋求与美帝国主义及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和解。(这种无耻的政治路线具体表现为毛北京直接支持斯里兰卡资本政府1971年镇压农民革命起义,与智利皮诺切特反革命暴政握手甚欢——1973年9月兵变篡权的皮将军为私有产权的神坛血祭了成千上万革命工农,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和希腊极右反革命政府恢复邦交和正常贸易关系。毛党无耻破坏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丑恶罪行曾导致国际上许多倾心毛北京的激进群众幻灭,最著名的就是60年代后期日共和70年代初期的日本赤军先后与毛党翻脸。日共一度是国际上最大的毛党支持者。)

  官僚层翻云覆雨、公开打压进步群众的事实,使原先同情或支持毛党的香港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警觉和怀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深具秩序党心理的香港毛党奴才们组织了公开的反托大合唱,但是水平却奇低、奇烂、奇粗劣(参见小册子收录的香港毛派五篇反托大论,及托派论争文章中的大量引文),并且把所有质疑斯大林主义的左青都扣上托派帽子以便一棍子打死。连录入者本人最初都曾疑虑:这些真值得打字吗?但我很快意识到:文章价值不在于它本身的思想水平——我们也不指望整天坐办公室指挥青年的斯-毛官僚大佬整出什么好货来——而在于它真实反映了现实斗争中的“原生态”毛派(即没有工人国家直接为之粉饰的、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毛派)的精神状态,并且可与同一场争论的香港托派说法进行很好比较,开诚布公地让二十一世纪今日更广大中国左青(而不只是七十年代香港左青)独立思考、分辨识别。从而我认为至少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认识当今中国左圈被包装和吹捧得很高超很激进很时髦的毛派和毛主义(或称毛泽东思想、“马列毛主义”、“革命的毛主义”都一样),实乃斯大林主义一个特殊变种。毛派除它自身主要特色——农村包围城市论和武装革命理论——外,在一切根本问题上都是斯大林主义的魂:词句包装不同的阶段革命论,跨阶级合作(留一手所谓与“进步资产阶级”统一战线),迷信组织派系实力和狡诈的权术权谋(骨子里蔑视独立的和纯洁的阶级意识),等等。应指出:毛派大搞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其实还不是最大要害,因为这些不过是取得政权后自身特权利益的表现形式罢了。在它们取得政权前,它们倒可以把自己有限地伪装成捍卫阶级民主、平等革命和真正反官僚的左派,甚至用词句激烈抨击斯大林主义(比如当今中国不少毛左派就是这样标榜自己所谓的革命性)。而这种更接近“原生态”的毛派,特别在阶级斗争水平还不高(而且内地左派脱离工人阶级及其斗争仍相当远)、内地左翼仍相当混乱(连大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都会被认为是左派,自吹反资反官热衷革命干嚎的毛修分子自然更被主流喊做“极左派”了)情况下,是有一定迷惑性的。这种迷惑性虽然暂时还不能危害工人阶级,却会非常耽误今日左青左少,让青少年误入歧途乃至葬送青春。

  二、有助于最快了解到托派与(毛派,即本质上的)斯大林派的基本差别,通过鲜明的论战和简洁的文风(虽然小册子很长,但一共有十八篇文章,每篇都较精练浓缩,且互有联系、配合和紧密的对证),最快地了解这场复杂得让许多左青望而生畏的重大历史论战,通过紧凑有针对性、反托者的对手较有水平的辩论,还能提起泛左青少年读者进一步学习探究的兴趣。

  更可贵的是,与香港毛派厚古薄今、拿死人攻讦活人的无聊做法不同(顺便一提:今日毛修对革马派的多数攻击与之如出一辙),这些反击的托派把论战与香港毛派在当时的种种实际表现、乃至与当时中国共运现实特别是一九四九年革命及其后毛北京一系列政治实践较好结合起来了,来说明斯毛派的问题,证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正是“托派理论”(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三、托派在争论中对一九四九革命及其后毛北京政治实践的现实批判,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对毛时代的吹捧仍是当今毛派的一大“工作重点”,而对这种吹嘘的政治批判至今在大陆范围,仍主要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脑残弱智下三滥谩骂,或《炎黄春秋》杂志“两头真”遗老和其他社民主义文人典型的贫乏无力讨伐。实际上,托派并非事后诸葛亮地批判毛时代,而是在毛皇帝如日中天时就发出了许多精辟有价值的分析和批判,只是,对大陆地区这些声音由于被主流迫害挤压而微弱,当时只局限于香港及海外能影响中国革命的边缘圈子里。

  这本有关根本性质的思想论战小册子,能够为当代左青读者提供富有营养的重要视角,重审毛时代和当代毛派的主张。同样重要的是在开始真正的阶级争斗前,应有严格的思想澄清过程——历史之神为我们规定了这一任务,尽管它在中国内地还相当落后,成堆左圈“理论”垃圾山有待推倒铲除——当年流亡港澳和海外的托派同志们并没有白白度过,或只局限于香港一时一地的活动,他们过去的努力十分有助于今天的思想清算,即最起码而又相当关键的战前准备。可喜的是最近半年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加快了对中国 - 香港托派与国际托派过往评论分析的整理速度,我对本书的录入也属于这种集体努力。

  但应认识到,小册子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不可避免带有缺点不足。这缺点不足并非个别人个别文章的问题,而是共运的整体问题,需要我们学习时特别注意思考、批判和力图克服。我认为至少有以下问题:

  其一,作为历史上最饱受造谣污蔑和各式迫害(东西方阵营夹攻)的政治派别,又由于长期反复自我辩护和自卫的真实需要,更由于共运主流排挤而致边缘化,乃至离开阶级的种种倾向(官僚篡取了十月革命招牌和一堆工人国家的强大物质因素),“我们托派”的派别本位意识在托派中特别发展,这在中国托派有时尤为严重。实际上中国托派直到五十年代初期仍有全国性的工运组织网络和干部队伍,在一些重要城市(如上海、重庆、香港、温州等地)还曾有不小影响,自从一九五二年毛北京一网打尽托派、以此向斯大林八十大寿政治献媚之后,中国托派被当作“阶级敌人”大多数被监禁,少数流亡港澳和欧美。大多数托派在监狱冤死病死或家人朋友被株连、歧视(这就是毛党吹嘘的社会主义大民主?)。尽管他们鲜少发私人牢骚(接触过这些老托派的人都赞赏这一品质),但潜移默化中却形成了较前更深入的派别本位意识。实事求是地说,这本面向公众的小册子倒没有反映多少这种派别观念(这可能部分因为当时香港托派内部也有不少派别和难以确定的倾向接近者,作为整体的党派实际并不存在,七、八十年代一度尝试建立托派工人政党,终因大气候和运动本身薄弱无疾而终)。留在大陆的老托派由于完全脱离工运及群运,饱受摧残打压,更带有这种倾向(参见山东托派赵芳举自传、广州托派刘平梅的著作,及郑超麟回忆录)。而这些托派已不是工人阶级的有机部分,而是斯-毛官僚淫威下被迫离开阶级的受难群体,很多中老年的同志在“社会主义”的监狱里度过二十几年三十年之久。我们应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却要无情扫除他们可能危害今日共运的派别本位意识。今日学习时应特别注意这点。

  其二,主编小册子的香港托派实际是当时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的一个支部,小册子具有鲜明的党派性,这些香港托派也就反映了第四国际本身的问题。如前所述,托派因为边缘化等问题也具有离开阶级的倾向,更因为任何革命工人党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蚀中,如果迟迟缺乏相当程度的阶级斗争土壤和成功的工人革命,就不可避免加深蜕化倾向(第二国际是个典型)。第四国际实际上在战后资本新一轮扩张长波中,甚至在老托还在世时就包含有机会主义倾向(老托多次进行尖锐严格的党内理论和政治斗争)。正如多伊彻所说,三十年代托氏的西方支持者中太缺乏俄国革命锻造的那种“真正严肃的战士,他们全身心地忠于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也如李星所补充的,“除了英雄主义,帝俄革命工人运动还具备强烈的阶级直觉和对无产者历史利益——而非后来被极度抽象化的‘党’——的无限忠诚”(《怀念钦查泽同志》译序)。翻遍第四国际文献,几乎在战后每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上它都更像托洛茨基生前严厉批判的“中派主义”,而非严肃忠诚的独立阶级立场。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是当时主流托派)就采取了对毛主义北京方面“批判地支持”的中派政治立场,尽管它在理论上对毛主义批判得头头是道(应该说是严肃正确的),但在政治实践中为了“集中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主义”,却一而再再而三“批判地支持”那些反对莫斯科路线、但同样伪善可耻的左翼政治机会主义势力:从南斯拉夫的铁托到古巴的卡斯特罗,到中国的毛泽东。当我们注意到小册子里对毛主义和毛北京官僚层的正确的理论批判时,应分辨出其中的政治结论(例如小册子续编目录里张开的《评石中英的奇谈怪论》有一节特别集中表现出特定的党派性),那决不属于革命社会主义的阶级独立路线。所以应认识到,香港托派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可以完全信赖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实践经验,他们只是传承了作为左翼分子应该传承的革马基本理论道统。

  明白这些并不可怕,也不是“原来托派也好不到哪去”的过堂宣判那么简单,它首先深刻提醒我们:学习未经篡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固然极为重要,但正确的理论并不保证阶级利益在政治实践中得以有效贯彻,未来还得靠进步的青年一代(包括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来开辟,新的运动应该牢牢把握与阶级结合的实践路线,同时更以革命的马列主义为起点。过去的要加以批判清算,现在还有许多事情有待我们点滴努力,只要我们采取以阶级本位态度实际地(而非口头上)投身现实的阶级奋斗,就能逐步看到阶级事业的广阔丰富,新一代的左青和无产者必定大有可为。今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无量,有志左青和觉悟分子须分秒必争抢抓时间点滴努力,走融入工人阶级共同奋斗之路。

  以上这些看法也算是我学习本书的若干心得,供参考批判,也作为录入者与前辈、与今日读者的一种交流探讨方式。另外,我在小册子文章中少许地方加了注,或补上网络链接供参考,或加以某些解说,或适当补充或批评。这些注都有明确标记。为使小册子今日更具可读性和战斗意义,我把最想说的已在此说明,小册子中也会尽量少做注解,力求严格凝练。但最后我还是要说:对于这种擅自给历史文献加注的行为,请求原作者和读者宽谅。



录入者:暗火
二零零九年三月廿九日于华南某城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修剪冗字


最后由 青年工人 于 2010年 6月 7日 22:46 星期一 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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