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先锋网旧版

工先网新版:http://www.workerpioneer.com/(2011年4月26日正式开放)
现在的时间是 2019年 10月 22日 08:47 星期二

当前时区为 UTC + 8 小时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1 篇帖子 ] 
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王凡西:毛氏武装革命理论的出炉及其辨析(1964年)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3:13 星期一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2009年 6月 16日 21:12 星期二
帖子: 2580
---------
节选自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1964年)第四章《高明的战术家》


由于文章较长,本网编者擅自做了分节的处理。此文题目及每节题目皆由本网编者所拟。




毛氏武装斗争理论的出炉及其辨析


王凡西
1964年



一 武装革命战术的被迫产生和逐步形成:毛对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

  “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乃是当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将力量投向农村,武装农民,建立根据地,实行革命战争。在这方面,也正是战术家毛泽东的身型长得最高的地方。不过我们这样说,一定有人会出来反驳:如此重要的一条革命路线,为什么只能算是战术上的大成就,却不能算作战略上的大贡献呢?单凭这一点,为什么还不能称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战略家,却只能称为伟大的战术家呢?列宁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战略家,主要因为他为俄国革命提出了一条战略路线:无产阶级联络农民,反对资产阶级,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建立而斗争,藉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开展社会主义的革命。然则毛泽东的武装农民,建立根据地,实行革命战争的路线,为什么不能与列宁的路线齐肩,同被看作为革命战略呢?

  我们认为二者不能等量齐观。理由第一是,毛泽东所最先坚持的领导农民武装革命的路线,实质上属于斗争方法,并非革命原则。斗争方法正确与否,对革命的成败自有极大影响;但革命方法和手段的本身,对革命性质,甚至对革命诸动力之间的结合关系,却不会有决定作用。毛泽东的武装革命道路,是在斯大林给规定的战略路线之下采取并进行的。当毛泽东走上这条路线时,一再声明:“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见《井冈山的斗争》)。“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仅仅是如何实现共产国际与中共六次大会所规定的战略路线的一种战术路线,它本身决不是战略路线。第二,毛泽东这个“以武装对武装”的思想,自始不曾从我们这大时代的特性,从国民党资产阶级统治的半法西斯式的军事化特性出发,加以分析而提出的;它是从中国政局的不定,统一难成,等等条件出发,因而断定了红军以及红色政权之有存在可能,并发明出、从战斗中归纳出许多武装斗争的战术。因此,它不是一个原则性的、瞻顾全局的如何完成革命与完成何种革命的战略,而只是革命失败后多被逼自卫、先行后知、逐渐自觉的一种战术。诚然,还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就说过:”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见《井冈山的斗争》)同时在稍后两月的另一篇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说它“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但他并未在战略意义上提出这个批评,即毛泽东不曾与当时的中央主张根本对立,他不曾明白坚决地提出放弃城市的群众运动,集中力量于各个根据地的建立,然后由乡村的根据地出发,以武力解放城市和全国。相反,在同一篇通信中,毛泽东引征他的一封旧信上的立场如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这里说得很明白,依据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和当时及以后的所有中外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一样,农民的武装队伍及其地方政权,对整个的革命斗争说,只能起“帮助”与“促进”的作用罢了。由此可见,以后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即完全离开了城市(一九三三年以后),完全依靠农民的武装及其地方政权,终于在内战中击败了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显然不是按照了一个预见的战略路线,而是违反了中共的、乃至毛泽东本人的战略路线的。因此,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解放农民,武装斗争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在理论的价值上简直堪与列宁那个著名的战略公式齐肩,是不确实的。

  但虽如此,毛泽东的此一方面的理论,即使属于战术性质,却仍具有非常巨大的价值,值得全世界的革命家研究,尤其应为落后国家的革命者所认真学习,并加以接受和实行的。

  前面我们提过,中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如何组织,如何促进与如何实行革命,有一套传统的与正统的办法——战术。那套办法是:发行报纸,将革命干部组成政党,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无产阶级以外的劳动群众,不断进行鼓动宣传,不断领导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以此扩大政治影响,增加组织力量,直至全国性的革命危机成熟(主观上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客观上统治阶级陷于政治与经济的崩溃),乃由工人阶级发动一次或数次革命(暴力的或非暴力的,议会内的或议会外的),首先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组织新的国家机构(包括军队在内),然后将革命(经过内战或不经过内战)推广至于全国。

  这样一条进行革命的道路,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导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两阶级的主要对立,并导源于由此发生的城市领导乡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非无产阶级斗争这个事实。巴黎公社以后的三十年中,西欧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在发展中形成了以议会运动为主要目标、以组织广大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为中心工作的斗争道路,这条道路到了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显出了严重的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堕落,于是在政治与经济均较落后的俄罗斯,当那个改良的议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最突出地暴露了自己的不合适之后,就发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的战略战术路线。这条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基础,一方面继承了俄国固有的民粹派革命斗争的一些传统,另方面采取了西欧工人运动的某些方法;它接纳了二者的优秀之点,否定了二者的错误与堕落之处。它从前者继承了战斗先锋队的组织特点:严密、集中、战斗性与“阴谋性”;却否定了它的农民观点,否定了它的少数单干主义,官僚命令主义等等。从后者,它采取了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领导群众的路线,却否定了它的只改良不革命的想法,否定了它的选票之外无斗争的那种观念。如此完成起来的列宁的这种革命方法,配合了他正确的基本战略思想,完成了俄国革命,因而便推广到了全世界。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便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实行上述的革命方法或革命战术的。以“党报”作为“组织者”,以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为基地,以争取工人、教育工人、组织工人为主要工作,将同样的党组织与群众组织扩大到全国,首先扩大到国内各大城市。党活动的最大目的在于散布自己的政治影响,增大自己的组织力量,然后在合适的、未可预知的条件中,实行革命。这样的革命方法,不但当北伐战争以前及其进行期间如此,便是革命失败以后,处于国民党恐怖统治下之时亦是如此。不但斯大林主义的中共中央系统如此,由中共分裂出来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派也是如此,不但王明们是如此想与如此做,就是毛泽东也是如此想的,虽然他不曾一贯地如此做。毛泽东在思想上接受了传统的革命方法,事实上却不曾始终这样做。这因为毛泽东首先是一个实行家,是一个将行动看得重于理论的革命家。又因为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由中国的传统知识构成的,外来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他知道得少(特别在二十年代),受束缚的程度没有“洋教条主义者”那么厉害。所以在客观事变与斗争逻辑的压迫之下,他被迫改变了他自己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奉行的革命战术。他以落后僻远的乡村代替滨海的现代化的大城市,以武装农民的暴动来代替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组织,以少数共产党人对部分农民军队的统率和控制,代替了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对乡村农民的影响和领导;以武装割据、持久战争、枪杆子打天下的路子,代替了宣传鼓动、长期组织、由总罢工走向革命的方针。当毛泽东实行如上种种“代替”之时,并非放弃(至少不曾公然放弃)了共产党革命的正式策略,他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他继续承认大城市工作居于首要地位。当他发现“知”与“行”之间有所冲突之时,他便让前者去适应后者,但此适应决不越过一个限度,即决不公然违反马列主义关于革命遂行的方法,尤其不放弃那些更加根本的立场。譬如关于“工人阶级领导”问题,毛泽东决不会说(也从不曾说),农民根本不需要这个领导,而只是说,信仰坚定、组织严密的少量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为了指引或保证武装农民进行反国民党的斗争,已经足够了。又如关于武力割据的前途问题,毛泽东亦非自始就具有绝对信心,更不敢赋与它以独一无二的重要性。他老是宣称:“割据”斗争是系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是否进展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二 毛氏武装革命理论的成形出炉(大段摘引毛著原文)

总之,毛泽东采取了不同于传统的与正式的共产党革命的战术,最初是实逼处此,事与愿违,然后是知随行变,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不过一直要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即当他实行了十一年之后,他的这个独特的看法才首次有了一次全面的与理论性的说明。那是他当时对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结论的一部分,以《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收入于《选集》中的。为了它的意义重大之故,特长段摘录于后: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它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方忽略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群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毛泽东比较原则性与战略性地提出了并说明了武装斗争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之后,接着又拿国共两党的战争史来做了例证,他说: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满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

  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就成了他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见《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九页至五三四页)


三 毛氏武装革命理论的谬误

  我们如此冗长地抄录了毛泽东的文字,因为它太重要了。作者在这里不但想把武装斗争从战术提高到战略地位,而且还想把它当作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不但在中国的特殊的条件中讨论这个问题,而且企图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谈到了近代中国诸政党和军队的关系,而且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对军事斗争态度的历史的变迁。在这里,作者是第一次拿自己的革命战术(或战略)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相对立,在这里,作者是第一次明白而确定地说出了自己对城市与乡村,阶级与党,军队与党等等的关系。因此,在此地,毛泽东确实地说明了,至少是提出了不少有关乎革命战略的原则性的问题。如果要说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的话,那末我认为,毛氏在这段话中所说种种,最具有代表性与概括性了。

  毛泽东从一九二七年年底开始去拿起枪杆子,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但他一直是把这当作一种战术去做的。换句话说,他始终站在由莫斯科规定的、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战略圈子内去从事武装斗争的。再换一句话说,即当他在湘赣乡间从事枪杆子运动之时,并不否认城市工人运动仍居首要地位;并不否认城市在全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并不否认工人对农民,城市对乡村的领导,并不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离开无产阶级环境与工人斗争便无法建立与巩固,并不否认若非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及时重起,“红军”与红色政权便无发展可能,便不能无限期存在,并不否认他所发动和领导的农民武装,对整个革命前途说,只能起辅助作用。总之,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以前,从来不曾宣布,至少不曾在文字或演说中公开宣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所有那些,不适合中国,中国要走“相反的道路”。以前,毛泽东的“枪杆子”办法只是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所走的相同的道路上,因为城市革命遭受挫败,一时无法照样做,故而暂时采取的一个战术。一直到了那时,毛泽东才公然宣布以武装的农民军队来代替城市民众进行革命,并不是共产党传统的战略路线受到挫折后的一时权宜之计,一种辅助性的活动,而恰恰是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情所要求的,因而根本与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各共产党所曾实行过的战略路线相反的一条战略路线。

  这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出这个事实:原来战略家的毛泽东是由战术家的毛泽东不自觉地,逐渐地(十年之久)积累而成的。这个事实原本不足为毛泽东病。因为一般的说,实践总先于理论,许多战略家都是从战术经验的累积而形成的。即使是“天生的”大战略家,他的战略思想亦必须经过实际战役的考验,必须在战术的执行中加以不断审核,才能完成。所以要评估一位战略家的高度,可以较少注意于他如何形成的这个过程,较多注意于战略思想的本身。那末就思想的本身而言战略家的毛泽东的地位如何呢?据我们的看法,却远不及战术家毛泽东的高明与杰出。

  不信,请让我们分析一下上面的引文。

  说“革命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就未免把一个(正确些说是几个)正确的原则说得过于片面、过于简单、过于机械,因而会变得不正确,甚至变得谬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这是列宁的名言。“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威权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那是恩格斯给下的定义。至于说夺取政权归根结蒂是要靠力量,甚至要靠暴力,说以武装起义获得了政权的革命多半会发展成内战,或发展成反对外国反动派干涉的革命战争,那是马恩以下所有革命导师时常这样说的。所以问题只在于,这几个正确的原则立场,像毛泽东以上述形式的一句话表达出来,是否依然正确?据我们看是不正确的。依照毛泽东那句话的意思,革命者的唯一与全部能事,就是去研究和组织革命战争,凭此以夺取政权。毛泽东称这个想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宣布它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未免太武断了。我觉得,从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场中,不可能得出“战争解决问题乃革命中心任务”这个原则,同时,以革命战争解决革命任务这个屡见不鲜的事实,却不能凭以确定一个规律,彷佛中外古今的革命一概都是由战争决定的。革命,特别是深刻的革命,大抵要变成内战,要变成革命战争,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规律”,谁若害怕这个事实,谁不认识这个规律,谁就根本不配谈革命,更不能领导革命至于胜利。但在另一方面,鉴于革命和战争的密切关系,因而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只要战争有办法,革命就有办法,战争能胜利,革命的任务便解决,那是非常错误的。

  在毛泽东的那个断语里,据我看,便含有并且能发生下述的一些错误。第一,把战争解决革命问题这种情形定为“中国外国一概对的”通用原则,第二,将革命与战争,特别是将革命与革命战争混为一谈;第三,将群众性的非军事性的一切革命运动(宣传与组织),统统看作革命战争的准备与配合;第四,很自然地会相信战争万能,暴力万能或“枪杆子万能”。现在让我们来逐一加以说明:

  跟在那个“普遍原则”之后,毛泽东接着指出:“在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接着他说明了这个不一致,即在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不流血的、长期的合法斗争的”道路,在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中”,“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四 再谈毛氏武装革命理论谬误——毛泽东对欧美阶级斗争的曲解

  在这两段说明中,包含着一连串的错误。首先,资本主义国家中那种“不流血的长期的合法斗争”,不能简单解释成“以战争解决问题”这个“原则”在“执行”时候的不同“表现”。当毛泽东企图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条件”时,充分暴露了他“只懂中国,不懂希腊”的弱点。他完全不晓得(至少他不曾说出来)西欧资本主义百余年来“历史条件”的变迁,以及适应于此变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行原则”时的“表现”的变迁。大致说来,一八四八年前后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并非全体一致地内无封建制度,外无民族压迫。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更不曾普遍存在。因此那一时期的西欧各国的革命党,其任务基本地亦非“在于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等等。那时候的西欧革命也是不起则已,一起便是暴动、巷战。这时期一直延长到七十年代之初,以巴黎公社的产生为其顶点。适应那个时期的“条件”,不但有布朗基主义的暴动战术,而且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暴动艺术。一句话,那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也要流血的,也是“以战争解决问题”的。七十年代之后,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另方面因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的日益强大,西欧诸先进国家中的民主制度普遍地加强了,巩固了,这个时候,工人阶级革命的任务才像毛泽东所说的,变成了“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人们称这个时期为资本主义的“民主的”或“自由的”时期。因为它尚未进入垄断的财政资本的阶段,亦即处于帝国主义前期的、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约莫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之初。这和新的革命战略与战术的产生是几乎同时的。那种战略战术发生在欧洲国家中生产最落后但资本组织最集中的俄罗斯,“表现”为列宁所主要设计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主义在许多特征上是复回到一八七一年之前了,即回复到“阴谋”,回复到“暴力”,回复到“以战争解决革命问题”。在典型的社会民主党人的眼中列宁主义不多不少地就是布朗基主义的复活。自从一九○五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随着帝国主义制度之日趋法西斯化与军事化,越来越被迫转向于不合法与不和平了。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任务并非如毛泽东所指出,始终是合法的议会斗争。它曾经是“流血的”,中间曾有过和平与不流血时期,可是很久以来就又让人嗅到血腥气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道:这一切与毛泽东所说的完全没有冲突,因为毛泽东的文章恰恰说明了即使是那种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实质上仍不过是“武装夺取政权,以战争解决问题”这个原则在不同条件中的一种不同表现罢了。既然正当西欧和平革命的典型时期,历史也不曾告诉过我们一次工人阶级用非武装手段夺得了政权,不经战争解决过问题,那末毛泽东宣布“以战争解决问题”这原则为普遍真理,不是做得完全对吗?这断言不正是打击了第二国际英雄们那种社会主义,那种和平革命的迷梦吗?

  我们觉得:重视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一回事,将革命的一切归于暴力则属另一回事。我们觉得:说阶级斗争的彻底发展,特别是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诉之于暴力,必须依靠力量(包括武装与非武装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是一回事;说一切革命问题必须用战争来解决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普遍地正确的,对后一回事却不能如此说。

  是否主张革命的和平发展便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是否马克思与列宁不论在实践上与理论上,都从来绝对否定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呢?当然不。马恩且不谈,让我们来看看被考茨基称为“兵士革命论者”的列宁,对此问题曾经有过怎样的态度。十月革命当然是暴力的革命,由此开展出来的数年内战,更是流血和恐怖的。但是,在此革命起义爆发之前四个月,列宁却肯定俄国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并曾竭力为此可能而斗争。在《论口号》那篇文章中,列宁认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四日这个时期中,俄国“整个革命有按照和平道路发展的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在这和平发展道路上之最近步骤,即可以直接实现的步骤的口号。”当然,列宁当时所以会力争革命的和平发展,并非因为反动派能自愿放弃政权,也不是叫群众放弃一切暴力性的革命行动与准备,而是因为阶级力量的对比及国家政权处于一个特殊状态中,即:“临时政府与苏维埃根据自愿协议分掌着政权。……武器在人民手中,……这就展开了并保证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前途。列宁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者,他不会相信任何方式关于政权的“禅让”故事,也不会迷信以选票代替枪炮这颗万应灵丹,但是他相信当阶级斗争发展到某个有利时机,特别当统治阶级分崩离析,权力(甚至武器)事实上落在民众手中,只因群众的思想与觉悟还赶不上事变发展因而未能夺取政权时,那时,革命在贤明的革命党的指导之下,循和平发展的道路获致胜利,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最值得争取的。在这上面,列宁的“和平革命论”恰恰等于我们中国孙武子的“不战论”。“百战百胜,非战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五 阶级斗争ABC辨析:暴力斗争与和平夺权,革命与战争,与革命战争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辩护者自然又会反驳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战之一种;不战之战,却是最善之战,并非真正不战。故惟最善战者,才能不战。列宁所说的革命的和平发展也是战争的一种,也是最善之战,只因“武器在人民手中”,战可胜,不战亦胜,故能和平夺取政权。所以他们说,列宁的和平发展说非但不违反毛泽东的“以战争解决问题论”,恰恰是证实了它。只有站定了一切由武力解决的立场,只有拼命让人民拿起武器,然后可以谈和平发展。否则便是可怜的幻想,或反动的欺骗。

  这样说当然没有问题,但若仅仅肯定”以战争解决政权问题”这一个原则,绝对排除了在某些情形下这个原则有采取和平发展的“表现形式”的可能,却是很不对的。倘由此而产生了“一切由枪杆子决定”,或“枪杆子可造成一切”的简单想法,那就非但不对,而且有害的了。这个想法与马克思主义无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里,十分精详地批判了那种“暴力万能”的谬说),却和布朗基主义接近,甚至是马嘉维利主义。毛泽东在这问题上的整个看法,当然没有处处都像他在这个通俗说法中的那么简单,他还不至于时时简单到以为除掉枪杆子以外一切都不重要(如果这样,他不会有什么成就,更不会有今天那样的成功);可是这种简单想法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成分。在很多情形中,它都曾以毛泽东的长处和短处表现出来了的。

  革命与战争不是同一件事,这是易明的,它甚至和革命战争都不是同一回事,这对许多人说就不甚明白了。按照德国兵学家克劳瑞维次的说法,“战争乃政策在特殊方法中的继续”,革命战争便是革命政策在特殊方式中的继续。既然是“特殊方式”,既然是“继续”,那末很显然,本物及其继续之间,就该有形式的与实质的不同。革命战争是从革命中发生出来的,它却具有了自己特别的方式,而且具有了量的、因而也影响于质的差异点。一个革命发展成了革命战争,并不失去其革命性,但它主要将依照战争规律而非革命规律去进行。这不是两种相同的规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趋向过分民主的,群众意志占取上风的,破坏权威的,除精神的风气外不受任何强制力束缚的;而战争,即使是革命战争,则是自上而下的、集中的、少数领导者的意志起决定作用的,必须树立权威的,必须普遍行使强制力的。由于如此不同的规律,所以革命与革命战争即使为同一群人所进行,为着同一事业,趋向于同一目标,而其所得结果,却可能很为不同。生活决定意识,而到达目的的手段与目的的性质又有很大关系。当然,革命可以不经战争而成功,或必须通过惨酷的战争才能胜利,并不视革命者的愿望而定。革命战争永远是被迫进行的——为了确保革命的胜利,不得不跟武装的反革命作战。所以赞成革命而反对革命战争,不是傻子,便是骗子。不过这不是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乃是:看不到革命与革命战争之间的差别,看不见二者可能造成的不同后果,也是不对的。至若以为没有群众的革命,单靠少数革命者的“起义”便能发动革命战争,而且这个革命战争又可造成革命,或代替革命,那是非常错误的。

  毛泽东因为不区别革命与革命战争,因为断定在中国除革命战争外不能有任何其它形式的革命,所以他认为一切非军事性的群众革命运动,仅仅是战争的准备与配合。由此再进一步,毛泽东便得出他那个著名的结论:枪杆子决定一切,枪杆子造成一切。“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从我们上面粗疏的分析中,读者们当已能够看出,毛泽东企图将他的革命实践,他的武装斗争提高到战略水平时,显得多么地不高明,多么地偏颇,多么地庸俗。应该解答的根本问题,例如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党与阶级的作用和二者的关系,应用暴力的必要、限度及其后果之类,都没有解答,或解释得不够,或解释得完全错误。拿西方工人阶级的斗争特点来作对比研究时,他既不能弄清他们的历史,也没有明了他们的现状。将中国革命者武装斗争的特点加以总结时,则十分颇偏与粗俗地着重了暴力的作用,竟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归结到“枪杆子”问题。

  以革命的战略家论,毛泽东实在是弱的。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显示帖子 :  排序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1 篇帖子 ] 

当前时区为 UTC + 8 小时


在线用户

正在浏览此版面的用户:没有注册用户 和 0 位游客


不能 在这个版面发表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回复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编辑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删除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提交附件

查找:
前往 :  
cron

创建我的免费论坛! · php-BB© ·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ject · 报告滥用 · 使用条款/隐私政策
© Forums-Free.com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