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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列宁论无产阶级的暴力斗争【游击战、武装起义、民兵等】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6月 22日 13:07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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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介于文章重要性,我们把大量干扰阅读的注释一律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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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游击战争应服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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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争

(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游击活动问题引起我们党和工人群众的极大兴趣。我们已经不止一次顺便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打算把我们的观点作一次比较完整的叙述,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1]。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例如,考茨基在考察社会革命的形式时说:我们知道,即将到来的危机会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还预见不到的新的斗争形式。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这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两个基本理论原理。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无数证实上述原理的例证。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议会制度和工会运动是目前主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他们同俄国立宪民主党人[2]和无题派[3]之类的自由派资产者的意见相反,过去承认过起义,并且在将来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还是完全准备承认起义的。70年代,社会民主党不承认总罢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应灵丹,不承认它是通过非政治途径能立即推翻资产阶级的手段,但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特别是有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后)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斗争手段。社会民主党承认过19世纪40年代的街垒斗争,以后又根据19世纪末的一定情况把它否定了,而在有了莫斯科的经验以后,又表示完全愿意修改这种否定街垒斗争的观点,承认这种斗争是适当的,因为莫斯科的经验,用考茨基的话来说,提供了新的街垒战术。




我们既已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现在就来考察一下俄国革命。我们先回忆一下俄国革命所提出的各种斗争形式的历史发展。起初是工人的经济罢工(1896-1900年),接着是工人和学生的政治示威(1901-1902年),农民骚乱(1902年),以各种形式同游行示威结合在一起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兴起(1902年罗斯托夫的罢工[4],1903年夏季罢工[5],1905年1月9日事件[6],全俄政治罢工连同局部的街垒斗争(1905年10月)[7],群众性的街垒斗争和武装起义(1905年12月),和平的议会斗争(1906年4-6月),军队的局部起义(1905年6月-1906年7月),农民的局部起义(1905年秋-1906年秋)。

从一般斗争形式来看,截至1906年秋天为止,情况就是这样。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从1903年春天的基什尼奥夫事件起到1906年秋天的谢德尔采事件[8]止的黑帮大暴行。在这整个时期,策划黑帮大暴行和屠杀犹太人、大学生、革命者以及觉悟工人的办法变本加厉,日益精巧,除了收买无知之徒施行暴力而外,还动用了黑帮军队,甚至在农村和城镇使用大炮,派遣讨伐队和讨伐列车等等。

这就是情况的基本背景。在这个背景上也就呈现出本文所要研究和评价的那一现象,当然这是一种局部的、次要的、附带的现象。这一现象究竟是什么呢?它具有哪些形式?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扩展到了什么程度?它在革命总进程中有什么意义?它同社会民主党所组织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关系怎样?这就是现在我们勾画了这种情况的一般背景以后所要分析的一些问题。

我们所关心的这一现象是一种武装斗争。这个斗争是由个别人和一小群人进行的。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组织,一部分人(在俄国某些地方是大部分人)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武装斗争有两种不同的、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目的:第一,这种斗争的目的,是要刺杀个别人物,军警长官和他们的下属;第二,是要没收政府的和私人的钱财。没收来的钱财一部分交给党,一部分专门购置武器和准备起义,还有一部分用来维持进行上述斗争的人的生活。剥夺来的大笔款项(高加索20多万卢布,莫斯科875000卢布)[9],首先交给革命政党;剥夺来的小笔款项,首先,有时甚至完全用来维持“剥夺者”的生活。这种斗争形式,显然只是在1906年,即十二月起义以后,才广泛地发展和流行起来。尖锐到发生武装斗争程度的政治危机,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饥饿和失业的加剧,是引起这种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无业游民、流氓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集团,把这种斗争形式看作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会斗争形式。专制制度采取的“报复”斗争形式,就是宣布戒严状态,动员新的部队,施行黑帮大暴行(谢德尔采事件),设立战地法庭[10]。




通常对这种斗争的评价可以归结如下:这是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11]、旧时的恐怖手段,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这种行动会使工人风纪败坏,使广大居民同工人疏远,瓦解运动,危害革命。人们可以从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事件中随便找出一些例子,来证实这种评价。

但是这些例子有说服力吗?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这种斗争形式最发展的地方,即拉脱维亚边疆区。请看,《新时报》[12](9月9日和12日)对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是怎样发泄不满的吧。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13](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部分)所办的报纸[14],通常发行3万份。在通告栏内,公布了每个正直的人都有责任加以消灭的奸细的名单。帮助警察局的人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应当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居民向社会民主党捐款必须索取盖有印章的收条。党的最近账目中载明,在全年48000卢布收入中,有5600卢布是利巴瓦支部用剥夺手段得来购置武器的。《新时报》自然暴跳如雷,反对这种“革命立法”,反对这个“可怕的政府”。

谁也不敢贸然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活动,说成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为什么不敢呢?因为这里显然可以看出,新的斗争形式是同12月发生过而且现在又在酝酿的起义有联系的。就整个俄国来说,这种联系还不十分明显,但是这种联系是存在的。至于“游击”斗争是在12月以后才开展起来,这种斗争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旧时的俄国恐怖主义是知识分子密谋家所干的事情;现在的游击斗争通常是由工人战斗队员或者就是失业工人进行的。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那些喜欢死板公式的人容易想到的,但是在像拉脱维亚边疆区这样明显的起义环境里,这种用滥了的标签显然是不适用的。

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例子显然可以看出,在我国如此常用的、不把游击战争同起义环境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非科学的、非历史的。应该注意到这个环境,考虑到两次大规模起义行动之间的间隔时期的种种特点,应当了解这时必然会产生怎样的斗争形式,而不是用立宪民主党人和新时报派惯用的无政府主义、抢掠、游民行为等这套字眼来敷衍了事!

有人说,游击活动会破坏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妨把这种议论拿来同1905年12月以后的环境,同黑帮大暴行和戒严状态的时代对照一下。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是什么最能破坏运动呢?是不抵抗,还是进行有组织的游击斗争?我们可以把俄国中部同俄国西部边区即波兰和拉脱维亚边疆区比较一下。毫无疑问,游击斗争在西部边区开展得更广泛,发展得更迅速。同样毫无疑问,革命运动,特别是社会民主运动,在俄国中部要比俄国西部边区一带受到的破坏更大。当然,我们决不想由此得出结论说,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运动所受到的破坏较小是因为进行了游击战争。不是的。由此只应得出结论说,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受到破坏的事实不能归咎于游击战争。

人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以民族条件的特点为借口,但是这种借口特别明显地暴露了目前流行的论据的不足。既然问题在于民族条件,那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这些全俄范围和甚至专门是俄罗斯范围的过失,而在于某种别的缘故。先生们,请你们具体地分析一下这个某种别的缘故吧!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民族压迫或民族对抗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这在西部边区一带始终都是存在的,而游击斗争只是当前历史时期的产物。有许多地方,虽有民族压迫和民族对抗,但是没有游击斗争,而游击斗争有时是在没有任何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只要具体分析问题,就会知道问题不在于民族压迫,而在于起义的条件。游击斗争是群众运动事实上已经达到起义地步,以及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

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所以我们俄罗斯人通常一方面咒骂游击行动,一方面又去进行确实使党受到破坏的那种秘密的偶然的没有组织的游击活动。我们不能了解产生这种斗争的历史条件,也就不能消除它的不好的方面。然而斗争却在进行着。这种斗争是由强大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引起的。我们不能排除这些原因,也就不能排除这种斗争。我们埋怨游击斗争,其实就是埋怨我们党在起义方面的软弱无力。

以上我们关于运动受到破坏的问题所谈的一切,也适用于风纪败坏的问题。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对游击行动的斥责和诅咒,丝毫也不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极明显的风纪败坏,因为这种斥责和诅咒绝对不能阻止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所引起的现象。有人会反驳说,我们不能阻止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但这也不能成为党应该采取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斗争手段的理由。但是这种反驳纯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把国内战争,或者作为国内战争形式之一的游击战争,笼统地看成反常的、会败坏风纪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主张社会和平的。在尖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径直发展成为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国内战争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国内战争作任何道义上的谴责,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这是绝对无疑的。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就国内战争而言,可以证明而且也可能证明国内战争的某种形式在某个时候是不适当的。我们完全承认可以根据军事上的适当与否来批评国内战争的各种不同形式,而且我们绝对同意在这种问题上的最后发言权属于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可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绝对主张不要用一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老生常谈来回避对国内战争条件的分析,绝对主张在讨论社会民主党应否参加游击战争问题时,不要拿某个波兰社会党组织在某个时候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活动方式来吓唬人[15]。

对于所谓游击战争会使运动受到破坏的借口,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采用任何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都会遇到新的危险,遭到新的牺牲,因而不免会使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式准备不足的组织受到“破坏”。我们以前的宣传员小组曾因转向鼓动而受到破坏。后来,我们的委员会也因转向游行示威而受到破坏。任何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军事行动,都会使作战队伍受到某种破坏。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当作战。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学会作战。如此而已。

某些社会民主党人骄傲自满地说,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小偷,不是土匪,我们高于这一切,我们反对游击战争。当我听到这类话的时候,我便自问道:这些人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吗?现在黑帮政府正在全国各地同居民展开武装冲突和搏斗。这种现象在目前的革命发展阶段上,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同样用武装冲突和袭击来对付这种现象。我明白,由于我们组织的软弱无力和准备不足,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我们可能放弃党对这种自发斗争的领导。我明白,这个问题应当由当地的实际工作者来解决,改造软弱无力的和准备不足的组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可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政论家不但不对这种准备不足感到痛心,反而用一种骄傲自满的态度、纳尔苏修斯[16]式的得意神情重复他在少年时代背诵的那些关于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词句。当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就不禁要为世界上最革命的学说遭到诋毁而难过。


有人说,游击战争会使觉悟的无产阶级堕落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配合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影响和组织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没有后面这个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进行斗争的一切手段,确实是一切手段,都会把无产阶级弄到那些高于或低于它的非无产者阶层的地步,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下去,那就会散漫放荡,腐化堕落。听其自然发展的罢工,往往会堕落为工人同厂主相妥协以对付消费者的“同盟”。议会会堕落为妓院,由一伙资产阶级政客拿“人民自由”、“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反教权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种种畅销货来做批发和零售的交易。报纸会堕落为廉价的皮条客,堕落为腐蚀群众、无耻迎合群氓卑鄙本能的工具,等等,等等。社会民主党不知道有什么万能的斗争手段,不知道有什么能用万里长城把无产阶级同稍高于或稍低于它的各个阶层隔绝起来的手段。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的时代采用不同的手段,并且始终为采用这种手段规定了严格确定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1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于1906年4月10-25日(4月23日-5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11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22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62个组织。参加大会有发言权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和崩得的代表各3名,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芬兰工人党的代表各1名。此外,还有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1名。加上特邀代表和来宾,共有157人参加大会。

为了召开这次代表大会,1905年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领导机构组成了统一的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党组织讨论两派分别制定的纲领,并按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比例进行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工业中心的许多党组织遭摧残而严重削弱,因此代表大会的组成并未反映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在112张表决票中,布尔什维克拥有46票,孟什维克则拥有62票,而且拥有少数几票的调和派在基本问题上也是附和孟什维克的。)[18]拥护游击活动的那部分布尔什维克曾经提出他们承认游击活动的如下条件:决不容许“剥夺”私有财产;不提倡“剥夺”官家财产,而只在受党监督并把款项用于起义需要的条件下,才容许这样做。对政府暴吏和积极的黑帮提倡用恐怖式的游击活动,然而必须遵守下列条件:(1)要顾及到广大群众的情绪;(2)要注意到当地工人运动的条件;(3)要设法使无产阶级不要无谓地耗费力量。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这个草案实际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容许“剥夺”官家财产。)




俄国革命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特点是斗争形式繁多。考茨基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到了这一点,他在1902年说过,将来的革命(他补充说,也许俄国例外),与其说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两部分人之间的斗争。我们看到,在俄国,这第二种斗争显然要比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发展得更广。我国革命的敌人在人民中间为数不多,但是随着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日益组织起来,并且得到了资产阶级中反动阶层的支持。因此,在这样的时代,在发生全民政治罢工的时代,起义也就不能采取那种只适用于间隔时期很短和地区很小的单独行动的旧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起义采取遍及全国的长期的国内战争这种更高的更复杂的形式,即采取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形式,这也是十分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的战争,只能是连续发生的几次间隔时期较长的大战役和大量的、在这些间隔时期内发生的小冲突。既然这样——而这是确定无疑的——社会民主党也就绝对应该提出自己的任务:建立能够在这些大战役中也能够尽量在这些小冲突中最大限度地领导群众的组织。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这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应当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能够真正成为交战的一方,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

不用说,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正如在国内战争进程中全体人民都在斗争中重新受到教育和进行学习一样,我们的各级组织也应当受到教育,应当根据实际经验进行改造,以适应这个任务。

我们一点也不想硬要实际工作者接受什么杜撰的斗争形式,甚至也不想在书斋里解决某种游击战争形式在俄国国内战争的总进程中的作用问题。我们决不想把具体估计某种游击行动的问题,看作是社会民主党的方针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量帮助大家从理论上正确估计实际生活所提出的新的斗争形式,就是毫不留情地反对各种死板公式和偏见,因为它们妨碍觉悟工人正确地提出这一新的困难问题并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载于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1-12页





[1]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1页。——编者注。

[2]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在土地问题上,它主张将国家、皇室、皇族和寺院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私有土地部分地转让,并且按“公平”价格给予补偿;解决土地问题的土地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地主和农民组成,并由官员充当他们之间的调解人。1906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负责任的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162、298、531、689、707、723、741、762、783。

[3] 无题派是指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无题》周刊的组织者和参加者--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瓦·雅·鲍古查尔斯基、维·韦·波尔土加洛夫、瓦·瓦·希日尼亚科夫等人。无题派是一批原先信奉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后来参加了解放社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公开宣布自己是西欧批判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列宁称无题派为孟什维克化的立宪民主党人或立宪民主党人化的孟什维克。无题派后来集结左派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周围。——298、689、766

[4] 1902年11月2日(15日),罗斯托夫市铁路工厂锅炉车间为抗议厂方克扣工资开始罢工。11月4日(1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全体铁路工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提出了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取消罚款、开除最令人痛恨的工长等要求。11月6-7日(19-20日)罢工扩展到了全市,并发展成为政治罢工。工人们在市外的一个小山谷里连续举行群众大会。11月11日(24日),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集会的罢工工人,死6人,伤17人。罢工工人群众大会仍继续开了两个星期。罢工坚持到11月26日(12月9日)始被迫停止,同一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区委员会印发了传单《告全俄公民书》。这次罢工震动了全俄国,在西欧各国也引起了反响。——690、775。

[5] 指1903年夏天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政治总罢工。这次罢工由巴库开始。7月1日(14日),比比-埃巴特石油公司和巴库公司的机械厂工人率先罢工。到7月6日(19日)罢工发展成总罢工。工人向企业主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允许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上工、开除工人所憎恨的管理人员和工长、提高工资、废除加班和计件工资制等要求。工人们表现得很有组织,十分坚定,甚至在企业主答应作出部分让步时也没有停止罢工。企业主依靠军队镇压了罢工。7月9日(22日),工人们被迫复工。

梯弗利斯的印刷工人、屠宰工人和面包工人在得到巴库罢工的消息后,于7月12日(25日)开始罢工。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号召,7月14日(27日)所有的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同各工厂的工人代表协商后制定了罢工工人的共同要求。军队开进了梯弗利斯,工人与哥萨克发生了冲突。到7月21日,政府使用军队摧毁了罢工。

7月17日(30日),巴统所有工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铁路工人和港口装卸工人也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这次罢工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在游行示威时工人同警察、哥萨克发生了冲突。

外高加索的总罢工在乌克兰几个大城市得到了响应。7月4日(17日)敖德萨大火车站和铁路工厂工人开始罢工,以抗议锅炉车间的一名工人被非法开除。当地的港口工人、采石场工人、水泥厂工人、软木厂工人、麻纺厂工人和其他一些工厂企业的工人很快都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城市运输、发电厂、煤气厂、面包房和商业企业的工人也都停止了工作。这次罢工一直持续到7月23日(8月5日)。

伊丽莎白格勒、刻赤、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等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来声援巴库、梯弗利斯、敖德萨以及其他城市的罢工工人。

发生在俄国南部的这场政治罢工是在各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多万。这场罢工对提高俄国工人的阶级意识起了重大的作用,是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兆。——690、775。

[6] 1905年1月9日事件是沙皇大规模枪杀彼得堡和平请愿工人的事件,史称“流血星期日”。1905年1月3日(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爆发了罢工,1月7日(20日)罢工发展成全市总罢工。与俄国保安机关有联系的格·阿·加邦神父怀着挑衅的目的,建议工人列队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在讨论请愿书的工人集会上,布尔什维克进行解释工作,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但工人对沙皇的信仰还很牢固,因此和平请愿未能被阻止。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通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决议。沙皇政府从外地调集4万名士兵和警察加强彼得堡的卫戍部队,并于1月8日(21日)批准了驱散请愿队伍的计划。1月9日(22日),14万工人手执圣像和沙皇像向宫廷广场进发。根据彼得堡总督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开枪,结果有一千多人被打死,两千多人受伤。沙皇的暴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当天,彼得堡街头就出现了街垒,工人同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1月9日成了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起点。——541、690、731。

[7] 指1905年10月发生的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实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分、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抗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许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堡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3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罢工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662、676、690。

[8] 基什尼奥夫事件是指1903年4月在基什尼奥夫发生的大规模蹂躏犹太人的血腥事件。这一暴行是由沙皇政府内务大臣、宪兵司令维·康·普列韦策划的,其目的是诱使群众离开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在这一事件中死伤者有几百人,被抢劫和捣毁的住房和店铺上千座。

谢德尔采事件是指1906年8月底发生在谢德尔采市的反犹太人大暴行。在这一事件中,该市遭到枪炮轰击,死伤者达数百人。——690。)

黑帮是指1905-1907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1905-1917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544、669、690、701、752、780。

[9] 这里说的是发生在高加索和莫斯科的两次较大的剥夺事件。高加索剥夺事件发生在梯弗利斯省的杜舍季市。1906年4月12日(25日)夜,身着士兵服装的6名武装人员,冒充卫兵进入该市地方国库,夺取了315000卢布。莫斯科剥夺事件是社会革命党人干的,发生于1906年3月7日(20日)。这一天,大约有20名武装人员解除了莫斯科商人互贷协会银行守卫队的武装,夺取了875000卢布。——691。

[10] 战地法庭是沙皇政府为镇压革命运动而设立的非常法庭。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于1906年8月19日(9月1日)制定了战地法庭条例。该条例规定,在宣布戒严或处于非常警卫状态的地方设立战地法庭。设立战地法庭之权属于总督、在实施非常警卫时被授予全部行政权力的“长官”或其他有同等权力的人员,由他们确定设立战地法庭的地点,并向警备司令、驻军司令或港口司令提出相应的要求。战地法庭由主席1人(将校级军官)和成员4人(陆军或海军军官)组成。开庭时禁止旁听,被告人不得委托他人辩护,也不得上诉。战地法庭的判决一般是死刑,宣判后立即生效,并且必须在一昼夜内执行。——691。

[11] 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151、268、493、653、692、704、735。

[12] 《新时报》(《Новое Время》)是俄国报纸,18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1872-1873年采取进步自由主义的方针。1876-1912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1905年起是黑帮报纸。1917年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型。——25、692。

[13]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是1904年6月在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1905年6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党纲。1905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692。

[14] 指《斗争报》。

《斗争报》(《Zih a》、《Cia》)是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秘密的中央机关报,1904年3月创刊。1909年8月以前在里加出版(经常中断),以后在国外出版。该报刊登过列宁1910年为该报出版100号而写的祝贺文章以及列宁起草的一些党的文件。该报撰稿人中有拉脱维亚共产党的组织者彼·伊·斯图契卡、拉脱维亚人民诗人扬·莱尼斯等。1917年4月起,《斗争报》成为合法报纸,先后在彼得堡、里加和其他城市出版。1919年8月起,因反革命在拉脱维亚暂时得势而再次在里加秘密出版。1940年6月,苏维埃政权在拉脱维亚取得胜利后,该报成为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机关报。——692。

[15] 关于波兰社会党某个组织在某个时期采用过的毫无意义的游击行动方式,可参看《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游击行动》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88页)。

关于波兰社会党,见注231。——695。

[16] 纳尔苏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孤芳自赏的美少年。——387、696。

[17] 有人往往责备社会民主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对游击行动持轻浮偏颇的态度。因此,在这里不妨指出,在关于游击活动的决议草案(见《党内消息报》[《党内消息报》(《Партийные Известия》)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彼得堡出版。该报编辑部是由布尔什维克机关报(《无产者报》)和孟什维克机关报(新《火星报》的同等数量的编辑人员组成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参加编辑部的是弗·亚·巴扎罗夫、瓦·瓦·沃罗夫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代表孟什维克参加的是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报共出了两号。第1号于1906年2月7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第2号于1906年3月20日出版,刊登了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一号上还刊登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各自提交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党内消息报》遂停刊。——697。]第2号和列宁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65页)。

[18] 代表大会讨论了修改土地纲领、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对国家杜马的态度、武装起义、游击行动、与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党的章程等问题。列宁就土地问题、当前形势问题和对国家杜马的态度问题作了报告,就武装起义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了言,参加了党章起草委员会。

大会是在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在修改土地纲领问题上提出了三种纲领: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分配土地纲领和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代表大会以多数票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土地地方公有化纲领,但在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下对这一纲领作了一些修改。大会还批准了孟什维克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案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案,大会未经讨论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和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大会通过了同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及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的决定。这两个党作为地区性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该地区各民主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大会还确定了同崩得统一的条件。在代表大会批准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资格的第1条采用了列宁的条文,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关系问题上仍保留了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局面。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7名孟什维克和3名布尔什维克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由5名孟什维克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697、739、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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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列宁论无产阶级的暴力斗争【游击战、武装起义、民兵等】
帖子发表于 : 2009年 12月 15日 16:11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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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

——列宁论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1917年革命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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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起义[1]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

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散布一种机会主义的谎话,说什么准备起义以及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布朗基主义”[2]。这是这些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也许是最流行的一种曲解。

机会主义的首领伯恩施坦由于诬蔑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早已弄得声名狼藉,现时的机会主义者又叫喊什么布朗基主义,其实他们一点也没有翻新和“丰富”伯恩施坦的贫乏“思想”。

马克思主义者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竟有人因此而诬蔑他们是布朗基主义!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样曲解真理更令人气愤的吗?因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正是马克思把这个问题说得最肯定、最准确、最无可争辩,正是他把起义叫作艺术,他说,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必须赢得第一次胜利,并且趁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不停地向敌人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如此等等。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

既然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不愿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

为什么应当承认正是在目前这个时机我们党必须承认起义已经被客观事变进程提上日程,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呢?要证明这一点,也许最好使用比较法,把7月3—4日的情形[3]和9月间的情形作一对比。

在7月3—4日,可以这样提出问题,而并不违背常理:夺取政权可能更正确些,因为敌人反正会指控我们搞暴动,把我们当作暴动者来惩办。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当时就该夺取政权的结论,因为当时还不具备起义获胜的客观条件。

(1)当时作为革命先锋队的阶级还没有跟我们走。

当时我们在两个首都的工人和士兵中间还没有获得多数。现在我们已经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多数[4]。这种多数只是经过了7月和8月的事变,经过了“惩办”布尔什维克[5]和科尔尼洛夫叛乱[6]才形成的。

(2)当时还没有全民的革命高潮。而现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已经有了这种高潮。外省的情形和许多地方苏维埃掌握政权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3)当时在我们的敌人中间以及在三心二意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还没有发生关系政治全局的严重动摇。而现在却发生了很厉害的动摇。我们的主要敌人,即协约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因为“协约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脑),开始犹豫了:究竟是战到最后胜利呢,还是实行单独媾和来反对俄国。我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人民中显然失去多数之后,也极厉害地动摇起来,放弃了同立宪民主党人[7]的联盟,即不再同他们联合执政了。

(4)所以说,在7月3—4日举行起义就会犯错误,因为当时我们无论在实力上或者在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权。尽管彼得格勒有时也在我们手中,我们在实力上还是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人和士兵还不会为占领彼得格勒去搏斗,去献身,他们还没有下这样的“狠心”,他们无论对克伦斯基之流或者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都还没有这样切齿痛恨,当时我们的人还没有经受过社会革命党人[8]和孟什维克所参与的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没有经受过这种锻炼。

在7月3—4日的时候,我们在政治上也不能保持政权,因为军队和外省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有可能而且一定会向彼得格勒进攻。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现在阶级的大多数,即能够带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人民先锋队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

现在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因为切尔诺夫退出政府虽然远不是唯一的标志,但是是一个极为明显的标志,说明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联盟(以及从社会革命党人本身)是得不到土地的。而这正是革命能否具有全民性的关键所在。

现在我们的党所处的地位也对我们有利,当整个帝国主义以及整个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都发生空前动摇的时候,我们的党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走的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胜利的保证,因为人民快要完全绝望了,而我们给全体人民指出了正确的出路,我们“在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日子里”向全体人民显示了我们的领导作用,后来我们又向联盟派提出妥协的建议,而且在他们始终动摇不定的情况下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如果现在以为我们的妥协的建议还没有遭到拒绝,以为民主会议[9]还会接受这个建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妥协是由一个政党向其他政党提出来的,不然就没有可能提出来。其他政党已经拒绝了这个建议。民主会议只不过是一个会议罢了。有一点不能忘记,民主会议里并没有大多数革命人民的代表,并没有满腔愤恨的贫苦农民的代表。它是少数人民的会议,决不能忘记这一明显的真理。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当作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就成了十足的议会迷。因为,即使民主会议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常设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会议外面,只能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区内解决。

现在我们具备了起义胜利的一切客观前提。我们所处的地位非常有利,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消除一切使人民受折磨的动摇,才能消除世界上这种最折磨人的东西,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立即给农民以土地,因为只有我们起义的胜利才能粉碎用单独媾和来反对革命的鬼把戏,才能公开提议迅速缔结更全面、更公正的和约,有利于革命的和约,来粉碎这种鬼把戏。

最后,只有我们党在起义中获得胜利,才能拯救彼得格勒。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媾和建议竟遭到拒绝,如果我们连停战都得不到,那时我们就会成为“护国派”,成为各主战政党的首领,成为最“主战的”政党,我们就要以真正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战争。我们将夺取资本家所有的面包和所有的靴子。我们只留给他们一些面包皮,我们要叫他们穿草鞋,我们将把所有的面包和鞋子都送到前线去。

那时,我们一定能捍卫住彼得格勒。

进行真正的革命战争的资源,无论是物质资源或者精神资源,俄国都还非常丰富。德国人至少会跟我们停战,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而在目前赢得停战,就无异是战胜了全世界。

既然我们意识到绝对必须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举行起义来挽救革命,使俄国免遭两个联盟的帝国主义者“单独”瓜分,那么,我们首先应该使我们自己在民主会议上的政治策略适应于日益成熟的起义条件;其次,我们应该证明,我们不是只在口头上接受了马克思的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思想。

我们应该立刻在民主会议中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团,不要追求数量,不要怕把动摇分子留在动摇分子的营垒中,他们留在那里要比混在坚决忠诚的战士的营垒里对革命事业更有利。

我们应该写一篇布尔什维克的简短的宣言,用最有力的词句着重指出:现在冗长的演说不合时宜,任何“演说”也不合时宜;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挽救革命;绝对必须同资产阶级一刀两断,撤换现政府的全部阁员,同准备“单独”瓜分俄国的英法帝国主义者完全决裂;必须使全部政权立即转归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民主派。

我们的宣言应当以极其简短有力的措辞表述上述结论,并且同如下纲领性的要求结合起来: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没收骇人听闻的利润,制裁资本家骇人听闻的破坏生产的行为。

这个宣言愈简短愈好,愈有力愈好。在宣言中还必须明确指出极其重要的两点:人民已经吃尽了动摇的苦头,受尽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犹豫不决的折磨;我们必须同这两个政党彻底决裂,因为它们背叛了革命。

另一点是:我们要立刻提议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立刻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断绝关系,这样做我们马上就可以赢得停战,或者使整个革命的无产阶级转到保卫国家方面来,使革命民主派在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真正正义的、真正革命的战争。

我们宣读了这篇宣言,号召解决问题而不是说空话,号召行动起来而不是写决议案,我们就应当把整个党团都派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里才是我们党团工作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的生命线,那里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的源泉,那里才是民主会议的原动力。

在那里,我们应该作慷慨激昂、充满热情的演讲来说明我们的纲领,并且这样提出问题:要么是民主会议全盘接受这个纲领,要么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危在旦夕。

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并且把我们的整个党团都集中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么我们就能正确估计开始起义的时机。

既然要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对待起义,也就是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么我们就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应当立即组织起义队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队调到最重要的据点去,包围亚历山大剧院,占领彼得罗巴甫洛夫卡[10],逮捕总参谋部和政府成员,派遣那些宁可战死也不让敌人向城市各中心地点推进的队伍去抵御士官生和野蛮师[11];我们应当动员武装的工人,号召他们进行最后的殊死的战斗,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附近,使它能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通话,如此等等。

当然,这都是大概而言的,无非是为了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机要继续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革命,就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

         尼·列宁

载于192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2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35—241页◎第280页◎






[1]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是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9月15日(28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封信,决定于最近期间召开会议来讨论策略问题。列·波·加米涅夫提出了下述决议案:“中央讨论了列宁的信,不接受信中提出的实际建议,号召所有组织只遵循中央的指示,并重申中央认为目前任何上街的行动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中央同时要求列宁同志专门写一本小册子,详细分析他在信中提出的对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党的政策问题。”决议案被会议否决。——274。

[2] 布朗基主义者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1872年秋天,在伦敦的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发表了题为《国际和革命》的小册子,宣布拥护《共产党宣言》这个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对此,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予以肯定(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7-595页)。——21、30、162、274、662。

[3] 这里说的是七月事变以后的形势。七月事变是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继四月危机和六月危机而发生的又一次危机,是达到全国性危机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

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1917年7月3日(16日),由第一机枪团带头,自发的游行示威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的趋势。鉴于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不赞成搞武装行动。7月3日(16日)下午4时,党中央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7月3日(16日)夜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当时正在内沃拉村休息的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17日)晨赶回彼得格勒。7月4日(17日)这天参加游行示威的共50多万人。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示威群众派代表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夺取政权,遭到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首领的拒绝。军事当局派军队镇压和平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在市内好几个地方同武装的反革命分子发生冲突,死56人,伤650人。在人民意志表达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发生了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积极支持下,随即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7月5-6日(18-19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武装起义的任务提上了日程。——86、103、275、293、435。

[4] 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治决议案首次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通过。1917年8月31日(9月1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以279票赞成、115票反对、50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坚决否定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号召将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并提出了在国内进行革命改造的纲领。几天后,9月5日(18日),莫斯科苏维埃也以355票的多数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9月25日(10月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苏维埃选出的主席团基本上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列·达·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同时,维·巴·诺根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列·米·欣丘克。——272、275、331。

[5] “七月事变”后,布尔什维克被加上了“力图占领城市”、“强奸”苏维埃意志、“侵犯苏维埃的权力”等等罪名。反革命势力炮制了所谓列宁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的案件,指控列宁是德国间谍。7月6日(19日),临时政府发出逮捕列宁的命令。与此同时,《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22日(8月4日)的报纸登载消息说,将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的罪名审讯列宁和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列宁从7月5日(18日)起被迫转入地下。——184、275。

[6] 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发生在1917年8月的一次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头子是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拉·格·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亚·费·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就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宣布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8月25日(9月7日)开始。 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9月13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107、222、275、312、331、435、630。

[7]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4、37、79、88、96、135、229、236、276、282、365、389、476、582、627。

[8]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1917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激增(1917年5月已达50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在土地委员会中都占多数。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谢·列·马斯洛夫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

1917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1918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年8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定后,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5、20、26、42、88、99、114、222、234、276、282、348、363、389、401、477、553、560、578、590、687、702、765、796、802。

[9] 指全俄民主会议。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次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竭力压缩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名额,而扩大各小资产阶级组织和资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名额,从而使自己在会上占了多数。例如城市自治机关在会上有300名代表,地方自治机关有200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合作社有120名代表,而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只有230名代表。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成立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职能的决定。这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而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并在10月7日(20日)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宣布退出。预备议会于10月25日(11月7日)被赤卫队解散。——223、236、277、289、629。

[10] 亚历山大剧院是1917年9月全俄民主会议会址。

彼得罗巴甫洛夫卡,即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隔涅瓦河与冬宫相望,拥有一个大军火库,是彼得格勒的战略要地。沙皇时代是政治犯监狱。——279。

[11] “野蛮师”是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建的高加索土著骑兵师的绰号。该师由北高加索的山地居民组成,辖6个冠以民族名称的骑兵团以及若干附属单位,军官中既有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主,也有俄罗斯人,主要是近卫军军官。二月革命后,该师由沙俄将军德·巴·巴格拉季昂任师长。拉·格·科尔尼洛夫将军于1917年8月举行反革命叛乱时,利用这个师广大士兵缺乏政治觉悟,把它作为反革命的支柱。布尔什维克派遣山地民族代表前往该师进行工作,挫败了科尔尼洛夫的这一阴谋。——279。










《列宁选集》第一卷


当然,假使革命不成为群众性的,假使革命没有波及军队,那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严重的斗争。当然,对军队进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军队的这种转变设想成一种什么简单的、一蹴而就的事,它是说服和自觉的结果。……社会民主党应当承认并且在自己的战术中采取这种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当然要加以组织,加以监督,使它服从工人运动和总的革命斗争的利益和条件,要毫不留情地消灭和铲除败坏这种游击战争的“游民”行为。莫斯科人在起义的日子里,拉脱维亚人在著名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日子里就曾非常高明地、无情地惩罚过这种行为。

——列宁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1906年8月29日〔9月11日〕)

《1905年12月的莫斯科》(1906年莫斯科版)一书[1]的问世,是再及时不过了。吸取十二月起义的经验,是工人政党的迫切任务。可惜的是,就像一桶蜜里掺了一勺焦油,这本书材料十分令人感兴趣(尽管不完备),但是结论却作得非常草率,非常庸俗。关于这些结论,我们以后专门来讲[2],现在只谈一谈目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谈谈莫斯科起义的教训。

莫斯科十二月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和平的罢工和示威。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的只是这两种形式的斗争。然而,正是莫斯科十二月行动清楚地表明,总罢工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自发力量冲破这种狭隘的框子,产生起义这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一切革命政党,莫斯科的一切工会,在宣布罢工时就已经意识到,甚至感觉到,罢工必然会变成起义。12月6日,工人代表苏维埃曾作出决定,“要努力使罢工变成武装起义”。但是,事实上一切组织对这件事都没有准备好,甚至战斗队联合委员会[3]谈到(12月9日!)起义时也好像是在谈什么遥远的事情,因此巷战发生时它当然毫无所知,没有参加。各个组织都没有能够跟上运动的发展和规模。

罢工发展为起义,首先是由10月以后形成的客观条件促成的。举行总罢工已经不能使政府措手不及了,政府已经把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了。无论10月以后的俄国革命的总的进程或莫斯科12月期间一系列事件的发展,都惊人地证实了马克思的一个深刻原理:革命向前进展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也就是说,革命迫使敌人采取愈来愈极端的防御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掌握愈来愈强有力的进攻手段[4]。

12月7日和8日这两天,群众举行了和平罢工、和平示威。8日晚上,阿克瓦留姆花园被包围[5]。9日白天,龙骑兵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屠杀群众,晚上菲德列尔学校被捣毁[6]。民情鼎沸。街上无组织的人群完全是自发地但又犹犹豫豫地在构筑第一批街垒。

10日,开始向街垒和街上的人群进行炮击。构筑街垒已经不再犹豫不决了,已经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大批地在构筑。全城的民众都涌上街头;全城的主要中心地区都布满了街垒。战斗队员同军队进行了好几天顽强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使军队疲惫不堪,杜巴索夫不得不乞求援兵。直到12月15日,政府军队才完全占优势,17日谢苗诺夫团才把普列斯尼亚区这个最后的起义据点攻破。

由罢工和示威进而构筑个别街垒。由构筑个别街垒进而构筑大批街垒并同军队进行巷战。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斗争走到了各种组织的前面,由罢工发展成了起义。这是俄国革命在1905年12月取得的最伟大的历史成果,这个成果也同从前的一切成果一样,是用极大的牺牲作代价换来的。运动从政治总罢工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它迫使反动派采取极端的抵抗手段,因而使革命也采取极端的进攻手段的时机大大提前到来。反动派炮击街垒、房屋和街上的人群以后,已经再也无路可走了。革命则除了组织莫斯科的战斗队以外,还有别的道路可走,无论在广度或深度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走。革命从十二月事件以后又大大前进了。革命危机的基础已经更加广阔得多,这时刀锋必须磨得更加锐利了。

无产阶级比他们的领导者更快地感觉到了要求由罢工转为起义的客观斗争条件的变化。这时也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和平的罢工和示威很快就不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了,工人们问道:下一步怎么办?他们要求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构筑街垒的指示下达到各区很迟,当时中心地区已经在构筑街垒了。工人成群结队地在干这件事,但是他们对此还不满足,他们又问道:下一步又怎么办?他们要求积极行动。我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十二月事件中,很像一个这样的将领,他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得非常荒谬,以致他指挥的大部分队伍都没有能积极参加战斗。工人群众曾经想方设法要得到关于采取积极的群众性行动的指示,可是没有得到。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用不着举行那次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7]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富于进攻精神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不能单靠和平罢工,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因此现在我们也就应当公开地大声承认举行政治罢工是不够的了,应当在最广大的群众中鼓动武装起义,而不要用任何“预备阶段”来掩盖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要模糊这个问题。向群众隐瞒必须进行你死我活的流血的歼灭性的战争这个未来行动的直接任务,就是既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

十二月事件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如此。另一个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性质、起义的方式、军队转变到人民方面来的条件。在我们党的右翼中,对这种转变有一种很流行的极其片面的看法。说什么同现代军队进行斗争是不行的,需要使军队成为革命的军队。当然,假使革命不成为群众性的,假使革命没有波及军队,那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严重的斗争。当然,对军队进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军队的这种转变设想成一种什么简单的、一蹴而就的事,它是说服和自觉的结果。莫斯科起义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了这种看法的呆板和僵化。其实,在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中,军队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一到革命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就会引起真正的争夺军队的斗争。莫斯科起义向我们表明的正是反动派和革命力量之间为争取军队而进行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斗争。杜巴索夫自己说过,在莫斯科15000人的军队中,只有5000人是可靠的。政府为了控制动摇分子而无所不用其极:说服他们,诱惑他们,用发给表和钱等等收买他们,用伏特加灌醉他们,欺骗他们,威吓他们,把他们禁闭在营房里,解除他们的武装,通过告密和暴力把那些被认为最不可靠的士兵从他们里面抓出来。所以,我们应该有勇气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我们在这方面落在政府的后面了。我们未能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力量,来积极、大胆、机智、主动地争取动摇的军队,而政府却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成效。我们已经着手在思想上“影响”军队,而且今后还要更加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忘记在起义的时刻还需要进行实际具体的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

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在十二月的日子里给了我们从思想上“影响”军队的卓越教训。例如,12月8日在斯特拉斯特纳亚广场上,有一大群人把哥萨克军队团团围住,同军队混合在一起,同他们联欢,结果使他们撤回去了。还有一个例子,10日那天在普列斯尼亚区,在上万人的人群中,有两个青年女工打着红旗向哥萨克军队迎面走去,她们大声喊道:“打死我们吧!我们宁死也不交出旗帜!”这时哥萨克军队不知所措,只好在人群高呼“哥萨克万岁!”声中疾驰而去。这些英勇无畏的范例,应该永远铭记在无产阶级的心里。

但是,请看看我们落后于杜巴索夫的例子吧。12月9日,有些士兵唱着马赛曲沿着谢尔普霍夫街行进,去同起义者会合。工人们派代表去会见他们。这时马拉霍夫也亲自骑马拼命向他们那里疾驰。工人们来迟了,而马拉霍夫却及时赶到了。他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把那些士兵说得动摇了,随后又用龙骑兵包围了他们,把他们送回营房禁闭起来。马拉霍夫及时赶到了,而我们却没有及时赶到,虽然在两天之内已经有15万人响应了我们的号召,他们本来能够并且应当在街道上组织巡逻的。马拉霍夫用龙骑兵包围了士兵,而我们却没有用掷弹队包围马拉霍夫们。我们当时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何况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早已[8]指出,在起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民政长官和军事长官。显然,在涅斯维日兵营前,在克鲁季茨基兵营前,在无产阶级试图让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团“撤走”时,在派代表到亚历山德罗夫工兵队去时,在派往莫斯科的罗斯托夫炮兵中途撤回去时,在解除科洛姆纳工兵的武装时,等等,都曾大致重复过谢尔普霍夫街发生的情况。我们在起义的时刻,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争取动摇的军队的任务。

十二月事件还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另一个深刻的、被机会主义者遗忘了的原理。马克思写道,起义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主要准则就是要万分勇敢,一往直前地坚决进攻。[9]我们没有充分领会这一真理。我们自己没有充分学习这种艺术,学习这个无论如何都要实行进攻的准则,也没有把它教给群众。现在,我们应当竭力弥补我们的缺陷。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划分派别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划分派别。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把他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局势将迫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们应该鼓吹的不是消极情绪,不是单纯的“等待”军队“倒戈”;不,我们应当大声疾呼:必须拿起武器,大胆地进攻和出击,同时必须消灭敌方的长官,为争取动摇的军队进行最果敢的斗争。

莫斯科起义给我们的第三个伟大教训,是关于起义的战术和起义力量的组织。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个真理,恩格斯曾反复向马克思主义者作过通俗而详尽的解释[10]。现在,军事技术已经不是19世纪中叶那样的了。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轮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考茨基说得对,他说,在莫斯科起义以后,应该重新审查一下恩格斯的结论了,因为莫斯科起义推出了“新的街垒战术”[11]。这个战术就是游击战争的战术。这种战术所要求的组织,是一些机动的、人数很少的队伍,可以由十人、三人甚至两人组成。现在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一听到什么五人小组或三人小组,就嘻嘻一笑。但是,这种嘻嘻一笑,不过是回避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巷战所提出的战术和组织的新问题的一种最廉价的办法。先生们,你们仔细读一读关于莫斯科起义的记述,就会明白“五人小组”和“新的街垒战术”问题有什么联系了。

莫斯科起义推出了这个新战术,但是远没有加以发展,远没有在多少广泛一些的、真正群众性的范围内加以运用。当时战斗队员太少,工人群众没有接到大胆出击的口号,也没有实行这个口号,游击队的性质还过于千篇一律,它们的武器和它们的活动方法还不够多,它们领导群众的本领几乎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应当弥补这一切缺陷,而且只要我们学习莫斯科的经验,把这一经验推广到群众中去,鼓励群众自己发挥创造精神,去进一步发展这个经验,我们就一定能够弥补这一切缺陷。而俄国各地在十二月事件以后几乎不断发生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性的恐怖行动,一定会有助于教会群众在起义时采取正确的战术。社会民主党应当承认并且在自己的战术中采取这种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当然要加以组织,加以监督,使它服从工人运动和总的革命斗争的利益和条件,要毫不留情地消灭和铲除败坏这种游击战争的“游民”行为。莫斯科人在起义的日子里,拉脱维亚人在著名的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日子里就曾非常高明地、无情地惩罚过这种行为[12]。

最近时期军事技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在对日战争中出现了手榴弹。兵工厂已制造自动步枪出售了。这两种武器都已开始成功地在俄国革命中采用,但还远远没有被广泛采用。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利用日益完善的技术,教会工人队大批制造炸弹,帮助工人队和我们的战斗队储存炸药、导火管和自动步枪。如果工人群众参加城市起义,如果向敌人大规模出击,如果进行坚决巧妙的斗争来争取那些自从杜马解散以后,自从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事件[13]以后愈发动摇的军队,如果保证农村参加总的斗争,在下次全俄武装起义中胜利就一定会属于我们!

让我们吸取俄国革命伟大事件中的教训,更广泛地开展我们的工作,更勇敢地提出我们的任务吧!我们的工作是以正确估计当前各阶级的利益和全民发展的需要为基础的。围绕推翻沙皇政权、由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这一口号,我们正在团结并将继续团结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农民和军队。提高群众的觉悟,现在也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仍然是我们全部工作的基础和主要内容。然而不要忘记,除了这个一般的、经常的、基本的任务以外,俄国当前所处的局势还加上了一些特殊的专门的任务。我们不要做书呆子和庸人,我们不要用一些关于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候都有永远不变的责任的空洞借口,来推脱当前的这些特殊任务,推脱当前这种斗争形式的专门任务。

我们要记住,伟大的群众性的斗争就要到来了。这将是武装起义。它应当尽可能同时发动。群众应当知道,他们是在投入一场武装的、流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应当在群众中发扬视死如归的精神,以确保斗争的胜利。向敌人进攻应当是最果敢的;应当成为群众口号的是出击,而不是防守,他们的任务就是毫不留情地消灭敌人;进行斗争的组织应当是机动的灵活的;要把军队中的动摇分子卷到积极的斗争中来。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履行它在这一伟大斗争中的职责。

载于1906年8月29日《无产者报》第2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65-372页




[1] 《1905年12月的莫斯科》是孟什维克选辑的一本资料汇编,1906年在莫斯科出版。——680。

[2]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83-387页。——编者注。

[3] 战斗队联合委员会是为了反对黑帮斗争的需要于1905年10月底在莫斯科成立的,存在到十二月武装起义时期。派代表参加战斗队联合委员会的有分别隶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小组、社会革命党莫斯科委员会的各党派战斗队以及“自由区战斗队”、“大学战斗队”、“印刷业战斗队”和“高加索战斗队”。在联合委员会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多数。在十二月武装起义时期,战斗队联合委员会跟不上形势,未能起到起义的作战参谋部的作用。——680。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1页。——编者注。

[5] 1905年12月8日(21日)晚,沙皇军警包围了座落在莫斯科凯旋门花园广场上的“阿克瓦留姆”花园。当时在花园的剧场里正在举行群众大会。工人战斗队挺身保卫大会,使流血事件得以避免。但是大会参加者从大门走出时,遭到了搜查和殴打,有37人被捕。——681。

[6] 莫斯科清水塘畔的菲德列尔学校是一所实科学校,1905年由该校校董兼校长И.И.菲德列尔交给各革命党派使用,成为各党举行集会的固定场所。1905年12月9日(22日)晚,沙皇军队包围了菲德列尔学校。当时这里正开大会,与会者多数是战斗队队员,他们拒绝投降并在会场周围筑起了防御工事。军队用大炮轰击这座建筑,结果死伤30多人,120人被捕。——681。

[7] 这句话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Ф.同志的信)》一文(载于190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2页)——682、703。

[8] 旧《火星报》(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1905年5月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于1905年10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290、469、529、684、764。)

(《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派》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9] 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第17节《起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586页)。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原是一组论述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文章。1851年8月初,《纽约每日论坛报》向马克思约稿。马克思因忙于经济学研究工作,转请恩格斯为该报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和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文章寄发之前,也都经马克思看过。文章发表时署名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这些文章没有重新出版过。以后出版的一些单行本也都用马克思的名义。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这组文章是恩格斯写的。——685。

[10] 恩格斯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反杜林论》第2编第3章《暴力论(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5-213页)中发挥了这个论点。——685。

[11]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更详细地谈到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88-199页)。——685。

[12] 1905年11月底-12月初,拉脱维亚的图库姆斯、塔利先和其他地方曾爆发武装起义;文茨皮尔斯、鲁延、马兹萨拉察、萨尔杜斯和坎达瓦等地的政权转到了起义者手中。——685。

[13] 斯维亚堡事件是指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4-327页)。布尔什维克在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之后,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三天,终于因为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庭审判。43人被判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

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指1906年7月1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1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7月18日(31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可是在劝阻群众推迟行动已不可能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1906年7月1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做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瓦解组织的活动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捕(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的消息后,取消了这一决定。——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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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二卷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

(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


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编造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谎言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兵制”或“武装人民”这项旧条文,而代之以“废除武装”的新条文。《青年国际》杂志[2]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主张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很遗憾,罗·格里姆最近的提纲[3]也对废除武装这一思想作了让步。《新生活》杂志[4]和《先驱》杂志[5]展开了讨论。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



基本的论点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确、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

可是,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基本错误恰恰在于这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革命战争的反对者。各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奴隶主的、罪恶的战争。而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例如,受这个资产阶级压迫和支配的民族或殖民地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国际”派[6]的“提纲”第5条中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20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从自己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出发称之为“殖民地战争”的,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恰恰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势必经常产生民族战争。尤尼乌斯在自己的小册子里赞成上述“提纲”,并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导致同这个大国竞争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介入,因此,任何民族战争也会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个论点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在1900-1914年间,许多次殖民地战争走的就不是这条道路。如果我们声称,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假如这场战争将以各交战国打得筋疲力竭而告结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如中国同印度、波斯、暹罗等国联合进行的反对大国的战争,那简直是可笑的。

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这些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7],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

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事情,即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最艰巨、最需要进行的斗争,那么,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父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而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不愿设想,不愿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

我们决不应该受别人的言词的欺骗。例如,很多人痛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因为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用这个概念来遮盖和掩饰资产阶级在这场强盗战争中所说的谎话。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不再考虑政治口号的意义。认可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意味着认为这场战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义”战争,——如此而已,再没有别的意义。因为在任何战争中都不排除入侵。否定被压迫民族方面在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或者否定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方面在它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个加利费的战争中“保卫祖国”,那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这个一般的考虑。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得有关武器的知识,学会使用武器,占有武器,那它只配被压迫,被虐待,被人当作奴隶对待。我们如果不想变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之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奴隶制之上,压迫阶级总是武装起来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连瑞士的民兵也不例外,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我认为,这个基本的道理用不着加以说明。只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罢工时都出动军队就够了。

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任何革命的念头。我们说: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所准备、奠定和教给的。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社会神父和动辄哭泣的小资产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死亡和流血等等,那么,相反地我们则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终结的恐怖。如果说当前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进行准备,使这个社会以恐怖而终结,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陷于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正当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废除武装的说教、“要求”(正确些说,是梦想),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

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灰色的理论”、“干巴巴的理论”,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一方面是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的十二月起义。

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支持”这种发展,不“要求”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人民而且使青年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此我们回答说:那更好!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么怎么会被青年的军事化等等所吓倒而灰心丧气呢?这并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幻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使这些事实重演表示怀疑,那就真会使人感到绝望。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1871年5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啊!”[8]在公社时期,妇女和13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战斗。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坐视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差或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像1871年那样,再次拿起武器,而且从目前“被吓倒了的”或灰心丧气的民族中,正确些说,从目前与其说是被各国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中,虽然迟早不定,但无疑会产生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正在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军事化成为一切。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导致包括小国和中立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对此无产阶级的妇女该怎么办呢??只是咒骂任何战争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只是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习一切军事方面的东西——这是无产者所需要的,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像在当前这场掠夺战争中所做的那样,像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谁由于当前的战争而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恰恰是这种宣传,——那他就最好干脆别说什么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主张废除武装的人反对武装人民,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个要求似乎容易导致对机会主义让步。我们已经考察了废除武装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废除武装的要求同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不能接受这个要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和它必然产生的幻想会削弱和冲淡我们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个斗争已提上了国际的议事日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德[9]和昆塔尔[10]的主要缺点之一,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关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更不用说在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意义上加以解决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胜利。在所有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第一,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以及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等先生们公开的、无耻的因而危险比较小的社会帝国主义。第二,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11],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耶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12]的其他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

公开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政府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13](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口号,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结成联盟和实行“统一”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政治的一切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革命的具体问题以及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一般问题闭口不谈,加以掩盖或者在不触犯警察禁令的条件下“加以回答”。尽管在这场战争之前不久人们曾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14]中又正式明确地指出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恰恰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即尽管群众的不满和骚动多次爆发,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仍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我们赞成的是那种也应当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改良纲领。假如我们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让给机会主义者,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就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在这样的纲领中,我们大概会这样说:“在1914——1916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认可保卫祖国,这完全是用资产阶级的谎言去败坏工人运动。”这样具体地回答具体问题,比要求废除武装和拒绝“任何”保卫祖国,在理论上更加正确,对于无产阶级要有益得多,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会更加感到难以忍受!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即英、法、德、奥、俄、意、日、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反动透顶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力图统治世界,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只能是反动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有成功的话。”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个人和一文钱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不去帮助资产阶级的民兵,即使在美国、瑞士、挪威等这样的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亲眼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特别是从1907年和1911年以来,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它已堕落到被用来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选举军官,废除一切军法,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像瑞士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无耻地剥削愈来愈多的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学习军事的自由团体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付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学习军事,而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恰恰要实现这样的纲领。

最后,单靠纲领当然永远不能战胜机会主义,要战胜它只能用行动。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人们言行不符,昧着良心提倡虚伪和讲革命空话(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废除武装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的,并且能够影响社会环境,而不仅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来源于个别小国的狭小的、例外的“安静”生活条件,这些国家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且希望这样继续下去。且看挪威那些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我们国小兵少,我们无法反对大国(因此也就无法反对别人强迫我们去同某一大国集团结成帝国主义联盟……),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偏僻的一隅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执行与世无争的政策,我们要求废除武装,成立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保持“永久”(大概是比利时那样的吧?)中立等等。

小国想站在一旁;小资产阶级企图远远离开世界上的大搏斗,利用自己的某种垄断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的状态,——这就是使废除武装的思想能够在某些小国内收到一定的成效并得以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当然,这种企图是幻想的和反动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

试以瑞士为例。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联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且得心应手地、安静地保持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我们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来帮助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分子的亲密联盟获得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讲三种世界语言,即与它毗邻的各交战国的语言。如果瑞士党的两万个党员每周都能交纳两个生丁的“战时特别税”,那我们每年就能得到两万法郎,——这个数目就足以使我们用三种语言为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定期出版各种印刷品,并且不顾各国总参谋部的禁令广为散发,说明关于工人日益愤慨、他们在战壕中联欢、他们希望用革命方式利用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等事实真相。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像《哨兵报》[15]、《民权报》[16]、《伯尔尼哨兵报》[17]这几家优秀的报纸都已经在这样做,只可惜还做得不够。只有通过这样的活动,阿劳党代表大会[18]的出色的决议才不致仅仅是一个出色的决议。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废除武装”的要求是不是符合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种方针?

显然,不符合。废除武装客观上符合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狭隘民族的、受小国眼界限制的路线。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地地道道民族的、特殊民族的纲领,而决不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的纲领。

载于1917年9月和10月《青年国际》杂志第9期和第10期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86-97页




[1]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列宁在通信中称之为《论废除武装》)是用德文写的。根据列宁1916年8月间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7卷),本文应写于1916年8月9日以前。本文原拟在瑞士、瑞典和挪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上发表,但是当时没有刊登出来。同年9月,列宁用俄文加以改写,以《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为题发表于1916年12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171-181页)。本文最初的德文原稿到1917年9月和10月,才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第9期和第10期上发表出来。杂志编辑部给文章加了如下按语:“现在,当列宁成为一位大家谈得最多的俄国革命活动家的时候,下面登载的这位钢铁般的老革命家的一篇阐明他的大部分政治纲领的文章,会引起人们特殊的兴味。本文是列宁1917年4月离开苏黎世前不久送交本刊编辑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这一标题看来是《青年国际》杂志编辑部加的。——720。

[2] (注:《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于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对它的评价,见《青年国际(短评)》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287-291页)。1919-1941年,该杂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720。

[3] 指罗·格里姆拟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该提纲载于1916年7月14日和17日《格留特利盟员报》第162号和第164号。由于瑞士被卷入战争的危险日益增大,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根据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1916年4月的委托,该党著名活动家格里姆、古·弥勒、沙·奈恩、保·伯·普夫吕格尔等分别在《伯尔尼哨兵报》、《民权报》、《格留特利盟员报》上发表文章或提纲,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列宁密切注视这场争论的发展。他对争论材料的批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720。

[4] 注:《新生活》杂志(《NeuesLeben》)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月刊),1915年1月——1917年12月在伯尔尼出版。该杂志宣传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观点,从1917年初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720。

[5] 《先驱》杂志(《Vorbote》)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理论机关刊物,用德文在伯尔尼出版,共出了两期:1916年1月第1期和同年4月第2期。该杂志的正式出版人是罕·罗兰-霍尔斯特和安·潘涅库克。列宁参与了杂志的创办和把第1期译成法文的组织工作。杂志曾就民族自决权和“废除武装”口号问题展开讨论。杂志刊载过列宁的《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两文。——720、770。

[6]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该派曾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斯巴达克派这一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成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581、689、721、742。

[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编者注。

[8] 这段话见于1871年5月英国《每日新闻报》,普·奥·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曾经引用(见该书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211页)。——725。

[9]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会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了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509、573、727。

[10]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于1916年4月24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4月25-30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4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3名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2名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的3名代表。

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局。

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昆塔尔会议上共有代表12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获得12-19票,即几乎占了半数,这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主义者的变化。在昆塔尔会议期间,列宁主持了一系列左派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成功地把左派团结了起来,以便在会议上同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共同的、有组织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原则。代表会议的右派多数被迫在一系列问题上追随左派,但他们继续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

会议围绕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列宁参加了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左派的努力,会议对一项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但不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作了如下补充:社会党国际局一旦召集,即应召开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来讨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由于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种行为同社会主义、同反战斗争是不相容的。

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仍然是前进的一步。昆塔尔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的团结。这些国际主义分子后来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核心。——727。

[11] 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是德国的中派组织,由一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议员组成,1916年3月成立。领导人为胡·哈阿兹、格·累德堡和威·迪特曼。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曾出版《活页文选》,1916年4月以前还在《前进报》编辑部中占优势。中派分子被排除出《前进报》以后,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把在柏林出版的《消息小报》作为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得到柏林党组织中多数人的支持,是1917年4月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727。

[12]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7、492、539、727。

[13] 指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工人代表——工人团。

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714、727。

[14] 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12年11月24-25日举行。这是第二国际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世界大战危险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555名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有6名。

代表大会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反对军国主义与战争威胁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天,来自巴登、阿尔萨斯和瑞士各地的工人及与会代表在巴塞尔明斯特教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战集会。11月25日,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即著名的巴塞尔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正在酝酿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侵略目的,号召全世界工人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并建议社会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407、454、518、579、728。

[15] 《哨兵报》(《LaSentinelle》)是纳沙泰尔州(瑞士法语区)瑞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关报,1890年创刊于绍德封。1906-1910年曾停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国际主义立场。1914年11月13日该报第265号曾摘要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730。

[16] 《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493、730。

[17] 《伯尔尼哨兵报》(《Berner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于1893年在伯尔尼创刊。1909-1918年,罗·格里姆任该报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发表过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及其他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93、730。

[18] 指1915年11月20-21日在阿劳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对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态度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的三派——反齐美尔瓦尔德派(赫·格雷利希、保·伯·普夫吕格尔等)、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拥护者(罗·格里姆、厄·保·格拉贝等)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弗·普拉滕、恩·诺布斯等)——展开了斗争。格里姆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建议瑞士社会民主党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并赞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政治路线。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以洛桑支部名义对格里姆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案,建议承认展开群众性的反战革命斗争是必要的,并声明只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在格里姆的压力下,洛桑支部撤回了这个修正案,可是由瑞士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织选派参加代表大会并拥有表决权的布尔什维克莫·马·哈利东诺夫重新把它提了出来。格里姆及其拥护者从策略上考虑支持了修正案。结果,左派的修正案以258票对141票的多数被通过。——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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